𥙉湾从198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工人运动。一度高涨的劳资阶级斗争，却在蓝绿两色的天光下显得晦暗不明，被统独之争所撕裂，最终在产业转型下走向完全衰退，就连这段运动的记忆本身都被绿营「民主精英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叙事所吞没。
曾经参与岛内战后工运高潮的阮紅嬰，在1950年因白色恐怖被捕。然而，他出狱后却慨叹地说道：
由於白色恐怖的影響，現在的工會發展已經不像我們當時，我從监狱回來後就感覺到工會的運作怎麽跟以前差異這麽大；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麽現在的工人對自己的權利不知道爭取，寧願委屈地過日子。
为何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告一段落以后、社会已经转型以后，工人运动却未能像解严前所预期的一样走向辉煌，反而似乎被某种力量所压抑，反而随着社会越发「目田民王化」而日益衰落？
对于许多认为工运不彰的唯一原因就在于有形大手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必要的。
一、新芽的攻防战：劳工抗争的寒春
广为人知的寒冬
国民党1949年逃𥙉以后，即在岛内建立起党政合一的国家统合主义体制，一台以各种实体强力机关——例如党部与情治机关——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方方面面的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这一时期的岛内工会大多是国民党御用工会，属于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只是国民党编组、控制、动员岛内工人的机关。在国民党控制工会的方式之中，甚至有国民党党部直接改组为工会的一种。即使1945～1950年有战斗性较强的工会（如台北司机工会），也会被白色恐怖所强制「改组」为御用工会，因为国民党对工会的要求，就是「促进生产效率、配合经济发展」的「生产性工会」，以及宣传国民党方针政策、动员工人为国民党候选人投票的「国家发动型工会」。正如这一时期学者指出的一样，「工会只是国民党政府的一条手臂罢了」。
国民党是如何看待工会的呢？根据1951年的『现阶段劳工运动指导方针』，他们将「消灭○○国际侵略，争取国家民族独立」作为所有劳工的「历史任务和最高利益」，而「保障劳工权，改善劳工生活」已经排在「反𪄌抗俄」与「经济效率」之后。
国民党也用尽一切方式阻止工会扮演自己的天职——劳资斗争的劳方组织。『劳资争议处理法』、『国家总动员法』等法规均要求以「国家强制仲裁」来解决劳资纷争，而非工会来谈判、协商；『戒严法』更直接禁止罢工。即便有劳工想要复活工会的这种权能，也会遭到国民党暴力机关直接镇压，动用『叛乱罪』等进行量刑极重的军事审判。
正因如此，𥙉湾劳工实际上要面对的是三合一的敌人：资方、国民党干部与情治机关人员。有研究机构在采访工会干部为什么不在解严前自行筹组工会，他们的回答都是「你敢吗？」工会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甚至尝试过让工会大规模入驻民营企业，以直接管控民营企业。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情治侦防网络也密布于工会之中，到1954年，全岛生产事业单位已经有988个保防组长，2415个保防员，以及许多国民党的线人。这些保防人员有专门的名称，即每个企业里的「人二」（人事室第二科人员），他们直接听命于调查局，专门打压反对国民党的工人。1950年代当时，就连机器故障也有可能被视为痴肥渗透，1951年「中油」出现一次维修工程事故时，事故相关劳工立即被军方带走，需要主管出面保释才成功出来。1956年，一名国营矿场的工人抱怨说：
「（公司）成了一个小铁幕……在各处分布许多特务，此后就专听密告员的报告，更不让人有自白的机会，而独断独行，弄得怨声载道，员工们敢怒不敢言……」
国民党自然也用这套精密的控制系统来动员工人，参与到他们的反赤大业之中。国营企业的劳工不但每月有「国父纪念月会」来「宣读国父遗教」，与长达一个小时的政治演讲，每逢「总统诞辰」、「总统就职庆贺」等节日也有各种爱国仪式。劳工的家属也会被编入「妇女互助会」，这些互助会又下属于「中华妇女反𩃙抗俄联合会」，因而她们也被动员到「为前线将士」而「缝衣敬军」。
更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爱国捐款运动，如1955年一江山战役之后，「台糖」各地糖厂发起捐款以「抚慰烈士遗属」；1956年匈牙利事件，「台糖」工会也动员会员捐款要「汇交匈牙利难民」；1959年○○○○当时，「台糖」工会决议全体会员捐赠一天工资……甚至还有某糖厂下属的幼儿园全体儿童「为了前线劳苦功高的将士」，决定捐赠一天糖果费50元以支持劳军活动。
另一方面，后来沸沸扬扬的省籍矛盾也已经体现在工作场所之中。由于党员可以在国企中得到优待，大多数党员又都是外省人，这无疑就造成了某种省籍上的不平等。70年代的高雄炼油厂，「130几课，没有一个课长是𥙉湾人。」而当时国民党的国企对外省退役军人有优待，会安排他们退役后直接成为正式员工；然而本省人却需要做几年临时工才能成为正式员工。高雄炼油厂就有工人抱怨说：
「凭什么一些退伍军人外省的在现场干没有两年就可以调辨公室，吹冷气，或是升为职员，我们𥙉湾人又没比较差，就要被人欺负。」
直到1960年代岛内经济转轨，𥙉湾本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前，大部分统治阶级都是外省人；因此，尽管大部分外省人都是被统治阶级，但这一时期的阶级矛盾从外观看上去，就像是省籍矛盾一样。这种日积月累的省籍矛盾，后来成为了打着「𣣿𪇆」旗号的反对派动员工人的最好基础。
这一时期的工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当局也有自己的「全总」，即「ROC全国总工会」。这个「全总」成立于1948年4月的南京，它来到𥙉湾以后也向「万年国大」学习，足足26年不召开任何理事会、监事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长也空缺，只推举一个主事人。60年代中叶前，「全总」与省级以下组织也几乎没有联系，只是一个国民党当局的样板宣传工具。直到大陆来的工会代表已经老到开不了大会，「全总」才于1976年更新迭代，真正开始让本省工人进入体系内部。而在70年代，所有县市级以上的总工会理事长、总干事，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的理事、监事都是国民党人。
这群劳工官僚个个「将工会作为升迁的跳板」。竞选工会理事的，大多热衷于讨好厂长、经理，为个人的升迁铺路。比如在「中油」里面，曾经当选工会理事长的人，后来有人做到「中油」的总经理或者人事处长。即便不是循这条路一路升迁，也可以享受远超普通工人的待遇：曾经是中油工会理事长的潘柱材就在回忆录中，指出前一届理事长与公司高层「时常打牌、饮酒、吃饭、交游」。公司董事长与其他高管设宴招待工会理事长，发现潘柱材不会喝酒打麻将时，特意交代下属好好「训练」他，因为「理事长不会喝酒不会打牌不可以」。只要公司南部主管来台北开会，一定会有豪华饭局，工会理事长也会参加，潘柱材说：「我吃了两年半，每星期必有饭局三、四次，因此肥胖起来了。」
由上面即可得知，当时岛内的工会系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①。但即便国民党的压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劳工运动的岩浆还是在地表下等待喷发。
走向有形无形之抵抗
国民党收复𥙉湾以后，即将日本产业「国有化」，以中旸集权的方式建立起国家垄断资本的基础。进入60年代之后，国民党当局又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压力，通过「十九点财经改革纲领」，不再一味地收受美援，而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转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陈玉玺就在1995年指出：
1960年标志𥙉湾经济史上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跨国（主要是美国）资本抢先进入几个有利可图的重要工业，而𥙉湾的廉价劳动力则按照新的国际分工在世界体系内找到自己一席之地的时代。这是𥙉湾经济实现国际整合的新时代。
随着国民党政府走上了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经典之路——压榨廉价劳动力，实现出口贸易的外向型积累，岛内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随之转变。为了让密集劳动型产业获得劳动力，国民党通过调整工农业薪酬结构，让工业收入与农业收入扩大差距，强迫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随着农业资本外流，农业发展停滞，农村的经济也濒临破产，更为加速农村青年成为工业化时代的第一批劳工。1952～1985年间，农业就业人口从56％下降到17％，工业就业人口却自16.9％来到41.5％，总数达到308万人。
正是他们的血汗工厂，让「𥙉湾经济奇迹」得以顺利起飞。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处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非国营之公用或交通事业之雇主或工人，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或罢工。前项以外事业之雇主或工人，其争议在调解期间或已付仲裁者，不得停业或罢工：如在非常时期，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停业或罢工。……。」
即以后文提到的桃园客运公司为例，当时这架公司是由吴伯雄家族经管，强大的党政背景使其可以垄断当地的路权，但是丰厚的利润却没有造福七百多位的司机。在桃客开公车，每天平均上班12小时，一个月只能休假2天，但是加班费只有一小时20元。更辛苦的是，桃客司机都没有办法在家吃团圆饭，春假期是公司赚大钱的时候，但是被迫要出勤的代价只是一天100元的加班费。
民营公司况且如此，待遇稍好的国企也一样。在国企的职场中，送礼、巴结、走后门的文化是普遍盛行的。曾有一则这样的笑话：某位争取领班位置失败的工人，跑去质问他的主管，为何将领班给了另一位不称职的同事，那位主管却面不改色地反问：「你怎么不提前（钱）来见我？」
在这种压迫的情况下，𥙉湾的现代工人阶级开始快速成型，成为社会中的关键阶级。国民党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与「奖励投资条例」使得美资、日资、侨资快速增加——尤其是美资，而国民党也向外商保证，𥙉湾不会有工运发生。这一时期的全总，目的只在于与国际的ICFTU、美国的AFL-CLO联系而已。而在新兴的加工出口区，国民党当局也抢先组建他们的黄色工会来控制工人。
事实上，1970年代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衰退波及到𥙉湾时，岛内已经爆发了一波劳资争议，但由于缺乏工会支持，加上国民党恶法的压制，许多工人在国民党当局的调解下领了资遣费，就此回到农村。1974年加工出口区裁员停厂的员工多达1万余人，却没有成规模的工运。
这一时期确实有少数激烈劳资斗争的例子，比如：
这是一则味王食品产业工会前常务理事詹宪宗的故事：他是矿工之子，只念过小学，但却是胆识过人。在1979年那个肃杀冷峻、毫无工运的年代，竟然敢发动一场罢工，且大获全胜。整个罢工过程既无「高人指点」，也未「依法行事」，完全凭着全厂工人对劳动条件的不满和詹宪宗的鼓动号召，就揭竿而起。其间，詹宪宗一度遭解雇处分，终因全厂工人坚持罢工到底，他不但很快就复职，而且迫使资方答应工会的全部要求。
著名的劳工作家杨青矗也曾经在1976年，与其他六个工人伙伴（四个是外省退役军人）一起自称「劳工提名」，试图竞选工会理事，希望取得工会主导权。他们历经国民党故意设计得极其复杂而间接的选举方式、党部的威逼利诱、被国民党限制竞选行程，乃至于投票当天上百名警政人员到场监督的困境，最终只有杨青矗一人当选工会理事，极度失望的他随即辞去理事一职，以示抗议。
正如乡土文学运动与「夏潮派」中的部分左派人士已经开始加入党外运动中一样，工人运动也已经与党外运动发生了某种程度的交互。1978年杨青矗就代表党外竞选工人团体立委选举，但这届选举却因为美国断交，而被尼古拉当局宣布取消。
不过，这一时期的劳资对抗还是大多以微型、无形的方式体现出来。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扩大，工会干部也开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型，部分工会干部变成上命下达、下意上达的中介机关；工会系统之中开始产生了一个「由下而上、附加在原本党国体制上的沟通通道」，传输基层会员的不满与心声。得到贵人扶助而成为台糖工会理事长的陈锡淇，就曾经被总经理投诉「意见太多了，又经常反驳我」，而国民党党部主任却力挺陈锡淇，表示他「来自基层，知道基层有什么问题」。
基层劳工也开始向上级表示改善自己权益的诉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工厂内的国民党党员需要向上级做「社会调查」，这个「社会调查」本来用来告密的，却逐渐演变成劳工申诉的重要途径，成了他们要求改进自己待遇的方法。公司内的政治宣传活动、爱国捐款活动越来越少，而公司内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有关会员自身的权益诉求的提案，纯粹的政治性提案（如「糖联会应动员会员拥戴尼古拉出任第七届总统」，1983年）日益成为微弱少数。到1980年代中期，国营企业工会实际上已经变成劳工申诉中心，国民党当局在设计岛内工会时，极力避免的「工会成为会员利益代表团体」，已经成为现实。
这一切，当然是以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潛在力量为后盾的。何雪影指出：
在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期间，𥙉湾已经发展出新工人阶级。在前工业的经济中，以数量和重要性来说，大部分工人都处于边陲的位置。很多工人只是兼职，实际生活和家庭的认同是农村，农忙时也会离开工作回到农村。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便成工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全职的、一辈子的工人时，对农村家园的认同也就减弱了。工人也渐渐了解到，脱离工厂回到农村无法改变生活，若要改变现况必须在工人的位置上斗争。
𥙉湾的发展相当快速，在一个世代的工作生活中，不能说工人阶级具有全面的认同和阶级意识，工人之中还是有人把祖先留下的乡村视为真正的「家」。但是，新一代的工人出现了，他们出生在都市，有较好的教育和较富裕的生活，他们期望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期望能依靠工作保障，退休金、年终奖金，而不是一块祖先留下来的农地。逐渐地，他们也愿意为这些权利起来抗争。
新一代的工人，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分裂的爆发：劳工运动的复活
1984年，美国工会与资本家团体认定𥙉湾产品大量外销的原因是𥙉湾恶劣的劳动条件，于是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迫使国民党在同年七月通过「劳动基准法」。当时进入1980年代，无以为继的肃杀政治气氛已日益松弛；而就在这部决非完善的法律之下，𥙉湾的当代劳工运动爆发了。之所以工运会因此爆发②，与其说这体现的是这部法律有多好，不如说是之前的劳工处境有多恶劣，以至于这部法律会成为「大部分劳工劳动条件与权益」的依归。
自然地，岛内资产阶级极度反感这部法律，而国民党当局也无意在实行这部法律时得罪他们。既然劳工已经在法律层面获得相应的基本劳动权益，而资产阶级又不愿意付诸实施，雇主纷纷用各种方式进行规避，劳资争议随即因此激化，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开始浮现。李建昌指出：
在1984年劳基法为制定实施前，每年劳资争议件数一直维持900件上下，争议人数亦在9,000人左右，然而到了1985年，争议件数已跳增至1443件，争议人数亦跳增至15486人，及至1987年争议件数更已高达1609件，涉及争议人数为15694人。因此，1984年8月劳基法的实施至1987年可谓80年代劳资冲突的第一高原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新竹玻璃公司」的劳资斗争（1984～1985年），当时公司老板卷钱跑路，气愤的员工决定自力救济，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自行接管了公司的生产与营运，以工人自治企业的方式，为员工募集资遣费。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也成了「新潮流」主张「产业自治」的契机。除此以外，林子文、候晴耀筹组的「新海瓦斯工会」，也是在这个时候诞生。
此时历经1979年的美丽岛运动，反对运动的激流已经不仅局限于70年代的选举领域，也向多层次的社运领域进发，而工运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1984年5月1日，𥙉湾自白色恐怖以来第一个体制外劳工团体——「劳工法律支援会」，简称「劳支会」成立。从后来人的角度来看，「劳支会」的人员构成更像是民进党（以新潮流为主）与「夏潮派/左统派」的融合，提供法律支援的律师有陈水扁、谢长廷，「劳支会」刊物『劳动者』的第一任主笔是陈文茜，前文提到的杨青矗自然也在内。除此以外，新潮流的郭吉仁、邱义仁等人也在内，而夏潮派（或者左统派）的苏庆黎、汪立峡自然也在内，主导「劳支会」实际上是新潮流与夏潮派。主张左翼民族主义的一派，与主张陆𥙉联合反帝的一派，就这样巧妙地容纳在一个组织以内。
但一开始，左独派与左统派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因为他们的目标除了为劳工提供法律咨询、个案服务以外，也是「透过对劳工的法律协助与宣传品的影响，催化劳工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工会的自主化，进而推动政治的民主化。」从劳支会的组织结构设计就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将同质性高、活跃的自主工会干部与知识分子凝聚在内。随着越来越多劳工因为劳基法问题而寻求「劳支会」的支持，「劳支会」也开始深入到岛内劳工的组织生活之中，对他们进行劳工教育、协助他们自组织，成为第一个松动国民党工会世界的外来组织。成立两年之间，「劳支会」就承担了四百件业务。
劳工运动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与党外的反对运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时的调查早已显示，反对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而主导反对运动则是中产阶级市民。从中产阶级脱颖而出的反对运动精英领袖，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是民主、人权、选举的问题，而非劳工权益。一个资深的党外运动领袖曾经避免与杨青矗见面，原因是毫无理由地怀疑他是康米同路人。
艾琳達也指出，他们担心谈论工运会吓走中小企业的金主——正如这番话所暗示的一样，这场动员族群、以「𥙉湾人出头天」为号召的运动，事实上是新兴的𥙉湾本土资产阶级足够强大以后，在国民党被美国断交、冷战反𦦧体制日益风雨飘摇以后，开始不满足于国民党当局的荫蔽，试图直接向国民党的政经系统夺权，推出属于自己的国家机器。正如在任何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一样，𥙉湾本土资产阶级也是以小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打先锋，与工人阶级、农民阶层结盟，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夺权。
然而，反对运动与工人运动关系远超单纯的利用。𥙉湾的工运领袖多是「先是政治人、再是阶级人」，不少人先关注到的不是身边的劳工生活议题，反而是反对运动的政治议题。郑村棋承认他的政治启蒙是党外杂志；高雄炼油厂的陈金水在美丽岛事件中「由头战到尾」，后来做了四届高雄县党部执行委员；民进党的头牌工运人物黄清贤一直很自豪，自己是全国编号一百号以内的民进党员……很多工厂里的意见领袖在成为工运领袖前，就会偷偷将党外杂志带到工厂，积极在厂内传播最新的政治消息，甚至会邀读同事参加党外的演讲活动，或是鼓励阅读党外杂志。还有位石油工会干部会在值班时间结束后仍留在厂场，因为可以与下一班的劳工「聊政治、骂国民党」。反国民党，乃至于批评外省人垄断政治的思想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在工厂内逐渐蔓延扩散。对于𥙉湾劳工来说，反国民党或者省籍矛盾的动员，未必不比阶级矛盾强力。康义益就说，他之所以决定参与工会，是因为出国时发现𥙉湾人被外国海关人员以没有尊严的方式对待。
除此以外，𥙉湾也出现了类似韩国的现象：不少大学生开始投入到工运现场，喊出「南工北学」、「工学合作」的口号，甚至有知名的学运领袖刘一德也参与其中，喊出「反对选举」的激进口号。
时间很快来到1986年，两起对工运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随着当年9月民进党成立，大部分「劳支会」成员被民进党所吸收，随之「劳支会」内左独派与左统派的矛盾也愈见严重。正如『劳动者』后来总结的一样，「在努力开拓劳工服务范围上，统独当时并不能成为工运奋斗的阻碍。但在往后的共事中，夏潮成员逐渐发觉部分劳支会成员支持『○○独○』 的倾向」，最终导致分裂不可避免。随着邱义仁、贺端藩等左独派掌握主导权，汪立峡、苏庆黎等左统派随即退出，成立「劳动人权协会」（劳权会）——不过，劳权会与劳支会都是专业工运组织，并非工会。由此，甚至只是刚刚新生、尚未成型的𥙉湾工运已经遭到统独双方撕裂。这种统独之争的分裂不但一直存在，还越发扩大。
就在同一年的增额民代选举中，担任全总理事长的陈锡淇，与省总工会理事长彭光政分别参选立委与国大的工人团体议席，却意外地双双落败，输给名不见经传的民进党候选人王聪松、许美英。陈锡淇并非那种典型的工会官僚，他是基层干起的本省籍劳工，是出身糖厂的煮糖工，也曾在1980、1983年接连当选立委。在60年代末～70年代之间，从各地基层崛起了一批这样的新官僚。然而，陈锡淇却因为积极参与勞基法修订而意外落选，后来也无法成功复出。当时陈、彭等人自认是「背负着工运政策的十字架而落选」，此语确实一语中的。蓄势待发的劳工政治能量，已经无法忍受区区改良。
1986年作为𥙉湾结束戒严前的最后一年，这两起事件无疑对解严后工运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
劳支会的分裂，由此开始了工运领域统独纷争不休、多派林立的时代，而此时工运时代严格来说都还没开始。劳工运动在喷薄出自己的热流前，就已经被两边的人士们设置了分别截流的出口。而国民党新兴工会顶级官僚的落选，无疑暗示了劳工隐藏在地表下如岩浆般流动的火热愤怒；然而，选举解冻的进度甚至比工运政策解冻的政策还快，以至于劳工开始习惯通过选举——而非工作场所斗争——的政治领域与渠道来直接释放自己的不满力量，这也为未来的工运投下了一丝不安的阴影。
二、工运高潮的速兴骤亡（1987～1990年）
或许有很多人会很惊讶，事后回顾时，会发现1987～1990年其实才是𥙉湾劳工运动的最高潮。尼古拉当局解严所释放而出的政治能量，在刹那间让工运绽放出流星般璀璨的痕迹，各地工运纷纷爆发；然而，这种能量并不持久，而是很快就随着各种因素而放射殆尽，只留给工运艰苦的前路。
自主工会的黄金时代
1987年7月15日，尼古拉当局迫于内政外交之压力，决定解严，随之凌驾于劳工法令之上的非常时期法令大多停止运行，过去直接压迫在劳资关系上的国家机器隐形了。一直以来帮资方牢牢控制心怀不满之劳工的国民党党部、情治机关人员，影响力日益下滑，形势很快演变为资、劳的直接对决。
1987年底～1988年初，白色恐怖以来的第一波工运爆发。在不少中、大型企业之中，劳工以争取年终奖金、调整薪酬为要求，为实现勞基法权益为口号，通过罢工、围厂、怠工、合法休假、顺法抗争等手段，掀起数十起重大劳资斗争。到1988年底～1989年初，年终奖金风波再度爆发：由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许多「自主工会」，第二波的工运更为激烈、冲击范围更为广阔。1987～1989年间，是解严后工运最盛大的时代。
「1988年的劳资争议件数在官方的统计资料中虽陡降至1,314件，然而其所涉争议人数却反而增加至24,237人，及至1989年争议件数更暴增1,943件，所争议人数更达62,391人。」
国民党当局早在解严之后不久，就敏锐地意识到工潮将不可避免地激化，于是在1987年8月设立了行政院劳委会。行政机构第一届主任谢深山感叹说：
「两年前，我们没有听过什么叫『劳工意识抬头』，没有看过『罢工』，也没有听过所谓『关厂』，更没有听过以劳工为主要诉求的争取对象而成立政治团体……」
到此，解严后的官、劳、资三方结构都已大致成型。下面，就来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的劳资攻防战。
相比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管控的国企劳工，民营企业内部的国民党党部与情治机关不多，因而这一时期的斗争大多爆发在民营企业内部，自发性的罢工与抗争风潮席卷了大型民营企业与运输业。
1988年春节期间，桃园客运公司的司机提出公司未按勞基法实行休假与加班费，于是集体休假。公司将二十多个领导者开除，请求台汽支援，但在县政府的妥协，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公司同意加发年终奖金6000元，并提高红利分配幅度，而司机也停止罢工。就在同一时间，大同公司的台北总厂员工300多人因不满年终奖金，也进行集体怠工；大连化工工会要求分红入股、签订团体协约及年终奖金等，因而进行合法的四天罢工。最后在民代、官员的协调下，工人争取到更多的年终奖金。
同样是工业发达的桃园，1988年7月，负责桃园机场地勤工作的「桃勤工会」发动抗争，要求争取1984年勞基法实行以来的积欠加班费。桃勤工会宣布将发动同情性罢工，停开所有前往机场的巴士，最终才成功取得资方同意其要求。
1988年10月，新光纺织士林工厂的资方——新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突然关厂，目的就是将位居黄金地段的工厂改建为医院，争取更大利润。被突然要求调厂的430名工人激烈斗争76天，以唱歌鼓舞士气、来到总公司前「埋锅造饭」大抗议；资方也雇来黑社会殴打工运人士，最后在劳工局、劳委会坐视不管，警○与资方沆瀣一气的情况下，1989年1月身心俱疲的员工被迫终止抗争行动。
频繁而大量的报道让工运频频成为社会热点，然而新闻业也发生了工运，即1988年5月～10月的「中时工运」。当时鄭村棋作为「中○时报」的工运记者曾经希望将「中时」作为宣传高地，但随着报社内劳资斗争在工会筹组后快速激化，他也被吴永毅等人卷入其中。起初「小老板」余建新一度在工厂谈判时被逼哭，但资方余纪忠、余建新与工会对抗到底，表示玉石俱焚，也绝不接受工会要求；他们还发动安全室警卫闯入工会办公室，与工会干部扭打，一直闹到警局。工会则在资方准备召开全体员工说明会时，带动众多工人强行拉开铁门，鄭村棋一马当先冲入其中，与工人打出「工会不是鸡，不能任人宰」的白布条。然而最终劳资还是谈判失败，资方成功瓦解了中时工会的进攻。
由于客运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这一时期客运业更是岛内的工运高地。1988年5月1日，「台铁」工会成功争取大多数会员——包括害怕拿不到退休证的老司机——支持，组织集体罢驶，造成全岛哗然，逼铁路局坐下来与「台铁」工会谈判。「台铁」本是勞委會主任谢深山的出身地，然而1989年谢深山谋求连任时，「台铁」工会中的不少人却联名呼吁拒绝谢深山连任，让其很是难堪。
也是在1988年8月，一次激烈的劳工抗争暴露出了国民党当局依旧不变的本色。苗栗客运工会要求调薪而发动罢工，资方随即解雇200多名罢工参与者，而苗栗客运工会则组织工人带着碗筷到县政府前扮演乞丐，要求县政府解决问题。官方的劳资争议处理机构从一开始就裁定决定行动的会员大会「未经县政府核准」而不合规，宣布资方在司机不上班三天之后就可以将他们开除；面对旷日持久的工运，国民党当局、资产阶级联盟上至中枢下至地方团结一致，完全拒绝工人诉求，不但将来到勞委會前组织罢工纠察线的工运人士以「动员戡乱时期工商管理条例」移送法办，还联合三十二家客运公司的老板，组织全岛60多架客运巴士与司机来协助苗栗资本家。也是这一次斗争中，官方第一次用暴力机关破坏工人封锁线，派菁车开路保护前来支援的车辆。国民党当局与资产阶级的强硬态度，最终迫使罢工行动在持续三周后草草结束。
在工作场所之外，工运的第二个战线就是建立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工人或者自行建立工会，或者在国民党窃据多年的黄色工会夺权。
1987年12月，黄清贤与其他五个中油林园厂的同事以「劳方阵线」的名义联合参选石油工会会员选举。他们以批判国民党的文宣来吸引工人，最终六人全部高票当选。第二年三月正式改选工会理事、监事，由于选举策略应用得当，反对派又成功推翻了国民党党部的工会统治，新当选的石油工会理事长康义益是康宁祥的弟弟，他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的官方候选人，成为第一个底层工人出身的石油工会领袖。国民党如此轻易地就失去了这个两万人的全国性工会，足见国民党的管控体系已经失控。
在民营企业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台塑集团的南亚工会成立于1969年，长期以来一直是资方控制，由公司指派理事长，工会预算也不曾公布。但1988年中旬，工人开始要求自主选举工会，他们顶着台北总公司的压力，在七月的选举中当选54席会员代表中的30人。工运领袖颜坤泉随即被开除，但他依然在8月的理事、监事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工会理事。与此同时，新竹地区的台汽员工组建了自己的联谊会、铁路局员工也成立了自己的联谊会，他们纷纷将联谊会作为自己的工会。同样在1988年，全岛的汽车司机组建了「全省民营客运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联合行动。
当时国民党早就预料到解严后会出现一波工会浪潮，特意开始让各地党部开始在各地筹组黄色工会，而不少工人就乘着这个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工会。比如上文提到的「中时工会」就是这么组建的，桃园客运工会的领袖曾茂兴也是趁着这个时候，通过积极参选而当选工会常务理事。
工人们还开始走向全区域、全岛性的团结。早在解严后第二个月——1987年9月，桃园、新竹、苗栗三个县的自主工会就建立自己的联盟组织：「桃竹苗兄弟工会」，其中就包括工运急先锋「远东化纤工会」，也包括了著名的工运领袖罗美文等人。
就在1988年5月1日，「全国劳工自主联盟」（自主工联，NAFITU）成立，这个工会在成立之初就拥有1万2千多名会员，拥有当时战斗性最强的一批工会，包括桃园客勤工会、远东化纤工会、台铁联谊会、新海瓦斯工会等等，台南纺织工会也在内。自主工联也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不到一年已有20多个工会加入，号称「地下总工会」，甚至还加入了「世界劳工联盟」，获得国际援助。
两个月后，1987年7月15日，石油工会组织大规模邮行，组织超过两千名中油员工提出十大诉求，台铁、台电工人也前来声援。5月当时发生震撼全岛的「五二零农民运动」，造成激烈流血冲突，因而国民党当局与中油高层一直施压石油工会放弃这次行动，甚至有保守派人士借此呼吁恢复戒严；但到了当天，劳工在和平的行进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民进党甚至国民党的公职人员也到场致意，表现出劳工们的自主行动已经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洪流。
苗栗客运工潮以后，工运领袖们更加意识到勞基法无法保护工运。值此之时，国民党当局更在资方的压力下，试图在1988年底进一步改恶『勞基法』、『工会法』，降低劳动权益、限制工会活动。于是1988年11月，全省的自主工会团结在一起，再加上前来声援的社运团体与知识分子，他们动员了接近1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当局改恶两部法律、抗议苗栗劳工所遭的不公待遇，也抗议部分民意代表与财团勾结。優行群众头绑红色小布条上面写著「公义」的头带，高喊著「打倒工贼与金权政治」的口号，这就是「二法一案抗议」。
是的，这一时期的工运领袖们，给自己创立的工会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自主工会」。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𥙉湾劳工运动的痼疾再次浮现，工运组织、工人政党林立的问题进一步发酵。1987年12月，民进党的立委王义雄建立了工党。这是𥙉湾战后第一个号召增进工人权益的政党，刚成立时也受到社会上的广大反响。参与建党的除了王义雄之外，还有「夏潮派」与不少工运领袖。工党在建党时，曾发行小册子表示希望改变民进党的族群对抗模式，建立一个工人力量对抗雇主力量的政治局面，塑造一个更丰富的意识形态光谱。如此看来，工党的路线其实也正是岛内劳工所需。
然而，新生的工党却很快陷入到路线斗争之中。亲近王义雄的一派主张，工党应该是一个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选举政党、全民政党，王义雄甚至某种程度上支持劳资协调；然而，夏潮派却认为工党应该是一个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运动组织，是反帝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面旗帜。夏潮派的陈福裕后来说：
王义雄与苏庆黎的斗争，系由于理念与路线不同，前者以议会的选举路线为考量重点，并且主张党首为首长制；后者则属夏潮联谊会成员，我们与罗美文等人主张工运路线，以壮大工会体系为优先，并强调党首为精神领袖，中委会才是决策机构。
随着王义雄派在党内选举中获胜，夏潮派——或者应该称呼他们为「左统派」，因为工运领袖罗美文、汪立峡等人也支持他们——很快退党，在第二年创建了符合自己路线的政党：劳动党。他们一开始甚至打算起名台共，但考虑到社会上反𨣂思潮依然很普遍，才定名劳动党。
这种运动的分裂，无疑削弱了双方的力量。1989年的三合一选举之中，工党只在市议员拿下一席，就连党首王义雄也丧失了自己的立委位置，气势大为挫败。此后工党、劳动党均末能在选举中争取到大量工人的支持，长期作为只有一、两个地方议员甚至没有议员的边缘小党。绝大部分渴望变革的劳工，依然牢牢地被民进党撮在手中。
「资本家之怒」
自然，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与他们的国家机器也在筹划着反攻的计划。
1987～1988年的第一波工运高潮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倾向于按照劳工法令的程序，在有利于资方的范围内「协调」劳资双方，或者交付仲裁，让劳资自行解决。当劳资矛盾激化，谈判破解时，国民党当局一般也任由劳资双方进行暴力对决。
然而到了1988～1989年的第二波工运高潮，国民党当局意识到日益高涨的工运将会伤害自己的执政根基——本土资产阶级，让他们对当局感到不满，而这种激烈的劳工行动也迟早会将自己的矛头指向国家机器。于是，国民党开始快速转向新路线。
具体来说，这条路线就是与资产阶级展开密切合作，派出各种暴力机关参与镇压劳工运动，并开动法律机器，尝试将工运领袖关进监狱，以此击灭劳工运动。正如上文所述的1988年8月苗栗客运工潮、10月新光纺织工运，其实已经在国民党当局在准备转向后面的方法，开始积累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如是说：
「八八年的工运比较好作，大家来车拼，看谁熬得住。……但是到了八九年，一到工厂大门就可以看到○察，围墙后面还有一大批镇○部队。…拼起来好累。」
国民党的前法务部长萧天赞在1989年2月的采访中，揭秘了国民党当局的新策略。他首先宣布：
「我特别希望资方一定要特别重视劳工的福利，依法律规定该给人家的福利你就要给人家……员工也当然要拼命的努力工作，老板有钱赚，你才可以分红。如果有纠纷，大家最好理性坐下来谈谈，才能找出更理想的解决方法。」
然而，他也马上对工运露出了獠牙：
「现在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已经有不是纯粹的劳工在从事罢工的行动；而且各种情报和证据显示，已经有不是劳工的人来制造劳工的问题，然后制造罢工，停工等等。……有外力，包括匪谍等政治势力介入运用这一批人：我们查出证据就会办了，……行政机构已经年前年后两度命令来查办这一案件，法务部已责成调查局用任务编组的方式专门清察幕后的主使者。如果将来再发现有违法的罢工行为，或者是有人幕后煽动，抓到后一定严办。」
之所以国民党当局会如此着急，其实还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赤裸裸地表达了他们对工运的不满。随着经济景气在1988年下半年开始衰退，国内投资率也开始下降，本土资产阶级的焦虑更是滋长。
1989年1月4日，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与许胜发、高清愿、陈由豪和施振荣等八大资本家联名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告『资本家之怒』，控诉投资环境恶化，并将其归咎于环保运动、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当局权威低落：
「目前𥙉湾已近乎到了无政府状态，不但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能获得保障，企业界的生存也受到威胁……而政府也失去了功能，任凭社会混乱下去。面对这种情形，业者忧心忡忡。」
他们并「建议」国民党当局修改勞基法，要求劳工「守法」。同年二月，台塑进一步行动起来，宣布暂停所有国内投资并冻结人事，以资产阶级罢工的方式抗议工人运动与环保运动。台塑公司的总经理王永在接受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虽然劳工运动，环保运动是社会进步过程所难免的，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偏差了，如果这样下去，我看将来𥙉湾的经济发展会有问题……现在的工潮对厂商而言是会致死的。」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也宣布不再兴建「六轻」，而将转而在大陆福建投资。台塑资本家的罢工给𥙉湾带来很大的冲击，然而王永庆的举动却得到了其他资本家的支持。新光集团的吴东贤说：
「目前工运，环保都闹在一起，实在离谱……政府没有经验，而且有点姑息，不敢拿出办法。」
西陵电子的吴思钟也说：「不正确的劳基法等于鼓励劳资对立……很多企业都作了撤退的打算。」
王永庆最后在1990年4月10日的万言书中宣布：
「今天国内石化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在工资上涨与台币升值，而是在于投资环境的恶化，致使企业根本难以依照计划进行必要的投资及经营活动。」
当时的经济部次长王建煊（是的，就是后来的新党领导人）即表示：「近年来因政府公权力不彰，使𥙉湾企业经营者充满无奈感，是政府对不起大家，政府应该负起责任。」
压制劳工运动，强化治安，挽回资本家投资意愿，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就在1989年3月，外籍天主教神父马赫俊因为参与工运而被驱逐出境，打响了资产阶级国家反攻的第一炮。
1989年5月，桃园新埔镇的远东化纤工厂爆发罢工，起因是资方将工会主要领导成员徐正焜调职，从而触发了这次非经济性质的罢工。工人、资本、政府三方都将这次「远化罢工」作为大决战，劳方的远东化纤工会是名副其实的工运火车头，参与领导这次工运的主力军是劳动党的罗美文等人，这次罢工也是劳动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战役。除此以外，当时新潮流的李文忠、出任自主工联会长的曾茂兴、刚刚脱离中时不久的鄭村棋与吴永毅等人也参与了这次运动，几乎所有工运派系都在内。
然而，正如后来劳动党秘书长苏庆黎与罗美文、徐正焜所复盘的那样，这次工运是资方逐步布下陷阱，诱使劳方升高对抗，从而一次性歼灭劳方。
吴永毅如是说：
从5月8至25日的抗争期间，暴力几乎是如影随行。第一阶段的暴力是由劳方发动的，包括8日强行送票箱进厂区与资方推挤互殴。14日中午罗美文引诱○察殴打的苦肉计，15日傍晚工运外力摇断铁门等重大衡突；第二阶段则是资方与国家使用暴力反扑，在新光关厂事件中打人的强固保全先进驻厂区，接着镇暴○察也进驻，两者联手破坏罢工纠察线、殴打记者；最后资方策动外包工人包围工会式微，制造劳劳对抗事件，使工会丧失正常性。
在这次事件之中，国民党当局派出暴力机关直接进驻厂区，强制驱逐工会群众、罢工纠察线与外来支援的工运团体；资方也策动「要求复工大会」，雇佣外包商召集七八百个工人给媒体伪装成工人要求复工的样子，然后又让他们出手拍打撼动工运宣传车，将站在上面不断喊话的汪立峡拉下来殴打，可以说达到了资方镇压的集大成作。
远化罢工是解严后最重要的工人运动。激进工运的顶上战争——远化罢工以工会的惨败告终，不仅远化工会就此丧失行动力，就连远化工会率领的桃竹苗兄弟工会也在罢工失败后形同解散。
远化罢工的失败也开启了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1990年十全美、安强工厂的员工因资方突然关厂前往劳委会抗议③。然而，抗议的群众被镇暴部队欧打，工运领袖颜坤泉被检察机关以违反『集会𫠘行法』起诉，一审终结后被判一年十个月徒刑。
1989年底，行政机构负责人李焕更特地指示警政署草拟『防治危害治安暂行条例』，短短十三条草案条文之中有14个死刑，特别是第十二条规定，非法聚众、围堵工厂可以判死刑。
法律机器的进攻并不局限于此。1990年5月出任行政机构负责人的郝伯村宣布要成立「治安内阁」。他上任后三个月，就在行政机构治安会报上指示依法严打环保、工运、农运三类「流氓」。于是1990年8月，远化罢工中的10位工运人士，被以『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判定有罪，其中自主工联会长曾茂兴以拒绝上诉的方式表示抗议，成为解严之后第一位因为工运而入狱的运动人士。在1991年5月，法院判决苗客工会干部及工运人士，应赔偿公司在罢工时期的损失245万元。很明显地，这些司法判决都带有秋后算账的警告意味。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不断修改劳工相关法律，直接釜底抽薪，铲除劳工抗争所依靠的顺法抗争手段。1990年行政机构提出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案对于工人的合法罢工程序采取更严格的规制，并且试图明文禁止若干行业的罢工。同一年的工会法修正案也加入了瓦解工会的自由入会的原则。1992年的『勞基法』修正案之中，工时、退休金、加班费都按照资方的要求做了修改。国民党当局所尝试修改的这三部法律被称为『劳动三法』，对工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改恶极大地增加了工运的难度。同样在1992年完成三读的『就业服务法』也志在引进外劳。
资本家也利用国家机器的掩护，以各种名义任意调动工会干部，迫使他们自动离职，要不然就是直接将其开除。在1990年7月，台塑公司将仁武厂工会干部陈茂盛、刘汉胜开除，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利用公假时期出国参与工运训练的课程，尽管高雄县劳工局认定这是属于工会会务箱围。在大同工会方面，1990年1月，大同工会理事长白正宪因争取职工福利委员会主导权，被公司强制资遣。公司派人强制收回工会办公室现址，说要作为展览厅之用。
1989～1993年之间，有超过两百名工会干部遭到开除，20多名工运领袖遭到起诉，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身于民营企业。正如后述，国企工人可以对国民党组建的工会进行夺权，拥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基础；然而，1987～1989年的工运风暴大部分都依靠民营企业内部分工运领袖所独自草创的工会，这些工会不但只存在于少数大型企业之中，而且一旦领袖遭到开除，工运就无以为继。就像曾茂兴的桃园客运工会一样，随着1988年底曾茂兴遭到开除，桃客工会也就失去了过去的活跃。
部分国企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台糖」自主工会曾经兴盛一时，但当他们的领袖陈进明在1989年代表工党参与立委选举，却因遭到分票而落选后，自主工会就此溃散瓦解，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厂内的国民党党部依旧维持运作。即使在2000年政权交代、民进党上台之后，「糖联会」的工会理事长依旧是由公司钦定的人选出任的。
就像学者所说：
1989年之后，资本家整肃工会干部、国家机器压制集体行动的强度逐渐增加，许多工会无法再发动集体行动，有的工会甚至已被瓦解，整体的动员能力大幅降低，再次发动类似的大型式微活动（注：二法一案抗议）已不可能。……跨工会的工会联盟或工运团体也处于分裂或濒临瓦解的状态。
北部的桃竹苗兄弟工会已然溃散，南部的「工会干部联谊会」（工联会）也组织松散，成员参与程度逐渐降低，仅依靠少数热心会员支撑。「自主工联」幸存下来，但会员工会也从1989年开始遭到资方强大的整肃压力，动员力一度下降。
这一系列官商打压的确收到了抑制激进工潮蔓延的效果，早期工运人士常用的罢工手段越来越少见了。在整个90年代，比较重要的罢工事件只有1992年的基隆客运案，以及1995年位于台北县新店的正大尼隆案。
正当工运走向消沉之时，自许民间反对力量唯一代表、社会运动唯一代表的民进党却几乎无动于衷，沉迷于选举的不断跃进之中。自许社民主义、工运领袖的新潮流也热衷于在民进党内与美丽岛系展开内斗；因而，民进党的议席尽管在立法机构不断扩大，立法院内却听不到劳工的声音。这一时期关乎劳工利益的法条都被国民党的民代所主宰，民进党的民代还是关心宪政体制的问题。
八十年代转瞬即逝，1987～1989年的「社会运动黄金两年」也过去了。当劳工运动逐渐被体制压缩时，他们的代表民进党却不断进入体制之中，挥舞着敌视左翼的族群民粹主义。
劳工运动就在这样的险境下，进入了九十年代。
三：关厂抗争、国企自主化与「秋斗」——工运的九十年代
随着罢工战术大爆发的年代已然过去，劳工运动逐渐走向更复杂的方向。随着民营工会的垮掉，工人运动的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转向国企劳工。另一方面，产业转移造成的民营企业突然关厂，也使得一波极其激烈的失业劳工抗争在社会上爆裂开来。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工运的组织进一步深化、扩大，在全岛开花落地，全岛性的劳工串联也越来越多，让九十年代成为工运组织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劳工抗争的主要方式也越来越转向集体街头抗议活动，如五一行动、「秋斗」等等。
吴永毅曾在他的书中指出：
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运动，在解严和民进党逐渐走入体制并获得政治权利之后，大都归于低潮、沉寂，或只能间歇宣示存在，仅有自主工运能够持续发展，且维持不同路线竞争性的高度动能，贯穿整个1990年代。
然而，大概当时没有工运领导者会预想到，这个并不算太火红的时代将成为工运陨落前的最后绝唱。
国企劳工的苏醒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营、公营事业中待遇较好的「贵族工人」也开始出现明显的高涨。究其原因，还是90年代国民党权力体系的进一步崩溃，以及国民党当局的民营化政策刺激了国企劳工。
正如民进党系工会干部所说的一样，这一时期的民营化政策是一个是国企工会自主化的契机，「很多的国营企业，从分会开始夺权，像张绪中从高雄 1991 年成立关怀电信员工基金会，从体制外慢慢地走向体制内，慢慢的从高雄，桃园傅炳，罗东罗聪明，慢慢，慢慢的从地方到中○。」③
学者王振寰指出，90年代的民王化同时也是「新权力联盟」的「民粹委权主义」。李登辉当局作为岛内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在政治上开放权力给「民间力量」（依然是本土资产阶级支撑的民进党主导）；在认同上宣称主○○立，迈出为本土资产阶级构筑民族国家、民族市场的第一步；在经济上，李登辉当局也顺应本土资产阶级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瓦解国民党过去掌控的垄断资本，走民营化、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道路。1991年6月，立法机构通过了「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首先就攻向中石化、台机等企业。
在这种民营化即将袭来的情况下，国营、公营事业的劳工也开始自发地走向团结与抵抗。就以90年代的中油高雄炼油厂为例，劳方阵线控制了石油工会第一分会，随后以此为基地，要求国民党干部全部撤出公司行政体系。当时高雄炼油厂的国民党党部从1971年开始纳入人事编制，号称「员工关系委员会分会」；到了1989年，国民党党部又改名为「员眷服务室」，试图增补人员、扩大编制。但是在自主工会的力量的持续抵制下，总公司终于在1993年7月正式裁撤这个单位。之后自主工会又顶上了国民党党部的机关刊物『励进月刊』，揭发国民党干部假借编辑之名而大肆自肥——公费环岛旅游、出国旅游，抄袭小说并连载——的事实，发动全厂公投，最终在1994年9月逼迫这本月刊停刊。
另一方面，反民营化也一直都是自主工会运动的神主牌。1998年石油工会理事长选举之中，工运领袖黄清贤就是以「反民营化不力」为指控，成功地击败了国民党籍的前任理事长。
事实上，国民党党部也不断尝试反击，先是在1989年设立了国民党干部担任主任委员的「员工申诉委员会」，之后也通过他们依然掌握的部分情治人员不断骚扰、监视工会干部。1987～1997年间，每次工会选举时，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会打出各种不同的旗号，比如「革新阵线」、「团结工会联盟」、「员工自救会」、「劳工清新联盟」等等，但都无法拉回基层工人的支持，终于完全丧失权威，遭到实际上被扫地出门的处境。
正如读者可能已经发现的一样，这些国企员工在行动时，积极地与民进党结盟。上文的高雄炼油厂工会，就在1992年立委选举时发现公司高层为了帮国民党候选人助选而给劳工赠送礼品，结果他们拍照存证，与民进党民代一起召开记者会控诉国民党。尽管也有张绪中的中铧电信工会等部分工会始终坚持外于政党的自立立场，但在九十年代之中，国企劳工与民进党结盟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
民进党的工会组织——「劳工阵线」（后述）在1993年正式独立以后，也大力拉拢组织完善、资源丰富、人数众多的国营事业工会与公营事业工会。1995～1996年时一个国公营工会抗争频繁的时期，如1995年的430反金权怒火大游行、714反民营化游行以及年底「电信三法」表决时在立法机构外的抗争；隔年五一顾饭碗大游行（在高雄举办）、1010反金权联盟大游行等活动，都是国公营工会联合会或「全产总」筹备会，都是与「劳工阵线」联合发动反对私有化的抗争行动。
不过，也有学者如张晋芬指出，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经建会、国民党与事业单位，而不是同样支持民营化政策的民进党。亲近民进党的自由派经济学者也不批评劳工阵线的反私有化主张。也就是说，「双方所采取的对待模式是：互不批评、各自表述。」这种诡异的共存，事实上反映了民进党极其狡猾的对待工运方式。其实，也是正因这种豹变的态度，国企工会的运动最终在「劳工阵线」的错误运动路线与民进党当局的民营化政策中垮掉了。
失业者的孤独激烈斗争
本土资产阶级并不愚蠢。早在80年代末劳工斗争高涨时，他们就开始做好了后手准备，开始停止对内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𥙉湾自主工会运动史』引用远东经济评论的资料指出：「在1987年𥙉湾对外投资比前一年增加了80.5%；而在1988 年的增加率达到113%。央行推算，𥙉湾的海外投资介于22亿~35亿美元之间，占𥙉湾GNP的2%~3%左右」。陈信行在支援中美洲劳工运动的案例中，亦指出：「年兴的海外扩张始于1990 年投资在南非的邦交国赖索托。1992年，陈荣秋随行政机构长萧万长访问团到中美洲访问，遂决定在尼加拉瓜投资。……台南企业从 1980 年代末开始对外投资，在十年之内，业务迅速扩张，迄今生产基地遍及印尼、柬埔寨、大陆……」
进入到90年代以后，产业转移愈演愈烈，在纺织、塑胶、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的工厂主决定将生产线转移到工资成本更低的大陆与东南亚。然而，他们在突然关闭工厂时，却不愿意付工人足够的资遣费与退休金。
这样一来，一批资深的低技术工人就突然发现自己身处于无处可依的悲惨境地。到1996年时，失业率从1月起每月突破单高上升到2.6％，而到7月失业总人数已接近25万人。仅仅一年之内，就有接近一万五千家工厂关门，因此失业者多达八万人。
于是，失业劳工开始展开激烈的抗争。从1980年代末开始，就有新光纺织（1988年）、安强十全美鞋厂（1989年）、棉益纺织（1990年）、嘉隆成衣（1992年）、台阳文山煤矿（1992年）、勤翔纺织（1993年）、东洋针织（1996年）、福昌纺织（1996年）等，都是著名案例。
这种斗争一般发生在原本没有工会，直到突然关厂，劳工们才不得不自力救济的地方。这也是他们在全社会之中孤军奋战的斗争。就以桃园市八德区的联福制衣为例，随着岛内工资提高工厂主决定将生产线转移到泰国和南非，但直到1996年8月工厂大门贴出「暂时关厂」的字样，劳工才发现自己失业了，有些人甚至只差几个月就可以领导退休金。联福制衣拖欠工人多达1亿8千万元，由于土地尚未转让，200多名劳工就组成自救会，以「埋锅造饭」的方式轮流驻守工厂，防止老板脱产。
在90年代中旬，来自全岛的失业劳工组建了「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全关连），展开极其激烈的斗争。资本家避不出面，他们就一步步升高抗争态势，迫使政府官员介入。「全关连」多次向桃园县政府、立法机构、监察院陈情；他们也曾夜宿劳委会，向李登辉的车队拦路喊冤。1996年12月，联福劳工在中堰拦火车，中断了纵贯线的铁路交通。就在同月20日，曾茂兴在内坜永丰路平交道上孤身阻拦火车「卧轨自杀」以做出抗议，造成震惊岛内社会的抗争事件。到了年底，福昌纺织、东菱电子、东洋针织的失业工人也集结「夜宿台北火车站」，准备第二天早上带队参加「元旦升旗仪式」，后来遭到镇暴部队阻拦、殴打。
1997年2月，他们发起「失业劳工、环保义工、高速公路换垃圾」行动，扬言要将高速公路「净空」，不过由于警方强力介入，最后只短暂地中中断了杨梅交流道的匝道交通。失业劳工的抗争通常都十分激烈，除了上述的拦火车、霸占高速公路，1998年7月1日，耀元电子自救会也曾发动数百人，在曾茂兴带领下，发动「拦大学考生行动」，故意在考试当天于台北市忠孝西路制造交通阻塞。甚至有失业劳工尝试用汽油弹来阻止一起有关他们工厂的土地交易。
由于他们的猛烈抗争，勞委會最后在1997年12月被迫动用当局经费4亿多元，以「关厂失业劳工辅导就业贷款」的方式，提供最高一百万的无息贷款。于是，白色恐怖以来最激烈的工人斗争到此画上句号。
90年代因产业转移而爆发的工人斗争确实十分激烈。然而，只要事情得到某种程度上解决，斗争也就无以为继，随着产业转移的逐步完成，失业劳工震撼社会的抗争仿佛也成了单纯的历史。
全岛工人联合起来
1989～1991年的激烈围剿，使得工运陷入低沉之中。再到下一次大规模罢工事件，已经是1992年6月的基隆客运产业工会，为维护劳动条件所燃起的战火。这次斗争从6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22日县政府宣布进入仲裁程序，结束了18天的合法罢工。然而，尽管县政府已经告诫「罢工合法、解雇非法」，资方还是以强硬态度在6月18日解雇参与罢工的147名员工，并完全拒绝与工会交涉。
于是工会开始转入激烈抗争，试图通过「开车自救」来自行复工，迫使雇主收回解雇命令，但却被国民党当局认定为「公共危险罪」，工会常务理事王耀梓吃了四十天的牢饭。参与运动的自主工联理事吴锦明也因为与敬方冲突，吃了五十天的牢饭。在又一次资产阶级国家的打压下，工会喊出了「守法该死」的控诉，对当局的无能感到不满与恼火。罢工失败后，基客工会随即溃散。
同一时期，在板桥的嘉隆成衣工厂也因无预警关厂而爆发劳资斗争，但这所工厂的女工经历工运团体、自主工联干部的支持，终于「工人斗阵，车拼相挺」，获得合理的赔偿。这两起罢工让工会更加意识到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于是组织了「三法一案行动委员会」，针对勞委會拟定的劳动三法提出批判，并在11月12日组织七个团体的大规模动员抗议。三法一案行动委员会喊出「修法修不好，全国大工潮」的口号，呼吁工人已经面临生死保卫战，希望大家走上街头遏制立委修恶劳动三法。他们在文宣上如此写道：
注意，𥙉湾工人已走到生死路口了！
𥙉湾产业无法升级，所谓「经济奇迹」已快消失；头家人关掉𥙉湾的工厂，到大陆及东南亚投资；没走的头家也引进外籍劳工，让工人自相残杀；贫富差距扩大，土地飙涨，工人沦为无壳蜗牛；金融秩序混乱，薪水永远追不上飞涨的物价；𥙉湾加入 GATT（国际关贸总协），头家与外国头家大结合；政府是官商勾结，监督政府的国会又被财团金牛所占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工人朋友觉醒吧！再不行动就只有等死了！
这次行动成功迫使勞委會官员公开承诺，愿意与工运团体辩论。就在这次抗议过后，三法一案行动委员会改名「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
正如这次行动一样，90年代的𥙉湾劳工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组织各种名目繁多的抗议活动，要求获得更高的劳动权益。除却失业劳工的斗争之外，这些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的街头抗议实际上就是90年代工人阶级行动的最重要活动之一。
1993年有『劳工阵线』的「1005请愿行动」，组织超过两千名工人，要求撤回勞委會版勞基法；1994年「劳工阵线」和「劳权会」一起举办的「51团结斗阵行大猷行」，组织超过三千人反对公营事业财团化，争取周休两天；同年还有「708反剥皮行动」（劳工阵线举办，上千人参与）、「906全民贱保大铕行」（工委会举办、上千人参与）、「1101怠工行动」（劳工阵线举办，三千多人参加）、「1112秋斗抗议」等等……到2000年为止，每年都有好几次这样大规模的劳工抗议活动，有时是「与𥠡酮有约」、「劳工大阅兵」（1996年），有时是「反弹经委会、蛋洗勞委會」（1997年），还有时是「312春斗工人赌𦡙酮大猷行」（2000年），可谓名目众多。
以动员场次及动员人来观察，从1993年末到2000年初所统计的重大集体行动共二十一场，平均一年三场次。就连国民党的「全总」也开始加入到这种街头运动的潮流之中：1994年5月『全民健保法』即将通过当时，就连全总也第一次发动会员走上街头，工委会甚至发动工会干部以接力方式，全程监看表决过程，当结果揭晓时，不满的工人丢撒冥纸并冲入议场内抗议。
这些街头动员行动的方式极其丰富，表现形式极其精彩，而其集大成者就是工委会系统每年都会举办的「秋斗」。1994年的秋斗有三辆大型机车开路，有「工人综艺歌舞团」的处「男」秀，还有擂鼓三次之后，「万炮齐发」蛋洗卫生署；1995年的秋斗除了照例从立法机构、景福门一路猷行到中正纪念堂之外，还以户外集会的方式邀请当时的几组總烔候选人出席发表政见，回答工人的提问。1998年的秋斗则有音乐会开幕，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也参与到表演之中。随着自主工运的高涨，就连桃园县总工会也一度加入到秋斗的活动之中。正如工委会的干部所说：
我们希望有一天做到每一年秋斗没事都会出来走走，不要等到有事才出来，有事的时候已经快死了你还要等到要死了才要出来，不管是好事还坏事都是出事才会出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每一次都能够出来，这就表示我们的意识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立场非常的鲜明，我们集体的力量，集体的这种共识是够坚强。
工人「集体的力量」当时确实已经显现出来。在90年代极其重要的几场地方选举之中，1994年高雄市长选举中吴敦义的表现，很难说没有他在任期间国有事业党营化、财团化，政策侵害劳工权益的问题——高雄同样是国营、公营事业的重镇，中工、中石化、台机殷鉴不远。当国营、公营事业的主管要求员工支持吴敦义时，劳工也就旗帜鲜明地站在谢长廷一边。1997年的台北县长选举之中，前勞委會主任、老牌工会官僚谢深山得到李登辉提名，带着国民党的资源投入到选举之中，他的对手苏贞昌完全无以颉颃。当时苏贞昌正是借用「关厂歇业失业劳工」抗争行动的照片来作文宣，攻击谢深山「落跑」。而选举前一天，东菱电子员工自救会更以抬棺游行方式，发动失业劳工到谢的竞选总部抗议，正是他们最终压倒了谢深山的选情。
与此同时，工人也开始走向真正的全省性联合。1994年的『秋斗』就提出：
原来寄望政党政治带来革新与进步，但这次「全民健保」修法的过程，活生生地暴露一个残酷的现实：其实，立法机构里只有一个党，名曰：「新国民进党」！虽然在权力斗争上，三党一派拼个你死我活，但是在出卖弱势阶级图利财团时，却是有志一同，差别甚微。原来所谓政党政治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分赃不均的狗咬狗而已，……历经多次修法斗争与共同游行抗争，成立一个「𥙉湾自主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𥙉湾工人阶级现阶段最重要的团结工作，让我们超越一切党派利益共同来为它催生。
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各地的工运领袖也开始尝试组建国民党体系之外的总工会。在全总依然实际上是法定总工会的情况下（『工会法』第47条规定的单一总工会），1994年侯晴耀、白正宪等人在台北县劳工局长郭吉仁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台北县产业总工会，成为第一个战后第一个非国民党的区域联合劳工组织。1996～1997年之间工运干部跑遍全岛，产业总工会也纷纷在各县市（包括台南、宜兰、新竹等）建立，就连高雄市长吴敦义都在1997年批准了高雄市产业总工会的成立。
这些产业总工会大多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成立的，建立产总的一系列活动中最积极的也是民进党系的工会，充分体现出民进党希望通过产总来抢攻全总，通过地方包围𥗦鞅的方式，让国民党当局放手承认产总合法化，从而获得自己的总工会，也让自己取代国民党的党国在工人领域的霸权。
很快，到1998年3月16日，「全国产业总工会推动筹备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包括石油、电信、台电、台铁、烟酒等国营事业工会，将与台南县、台北市、宜兰县、台北县、苗栗县、高雄县、高雄市、新竹县地方产总及大同工会等成立「全国产业总工会」。到1999年，全产总又在民进党立委刘进兴等人争取下，被正式承认为人民团体组织。
2000年政党交替，民进党上台，「全产总」被陈水扁当局承认为总工会，随后更被纳入到全国性经济政策会议的劳资政谈判之中。当年5月1日，「全产总」发表宣言强调自己是「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坚持阶级立场」的团体，并「誓言要让劳动者永远摆脱弱势者地位，结合一切进步力量，改造不公不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而奋斗」。
这大概是全产总与总工会运动最辉煌的时刻：民进党的工运领袖希望，一旦全产总获得合法地位，劳工运动的组织基础有机会大幅提升，不只吸引既有的产业工会加入，也可以协助产业工会的筹组，如此一来，全产俨然成为岛内所有劳工的政治代表；如果再进一步加上劳工教育与意识提升，𥙉湾劳工有机会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
然而，后面所发生的事实却事与愿违。总工会运动的成功，成为了劳工运动最后的顶峰，此后工运即陷入内乱与衰退的循环之中，逐渐沉沦。2013年学者何明修问及「全产总」是否依然将自己定性为「工运团体」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为何越是组织化，运动反而越是衰退，以至于到了惨不忍睹的境地？或许，要想回答这个残酷的问题，就要回到工运组织的本身去追寻。
四、工运三国志——左统、左独，中间派
正是在1990年代，𥙉湾工人运动正式奠定了自己三国志的格局，而这个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左统派的「劳动党」、「劳权会」谱系；中间派的「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到今天的「人民火大行动联盟」、「人民民主党」；以及左独派工会，也就是从属于民进党的「劳工阵线」（劳阵），以及「全国产业总工会」（全产总）。
注：WP＝劳动党，CFL＝全总，TLF＝劳工阵线，LRA＝劳权会，WLAC＝工委会，TCTU＝全产总。
当然，此外还有国民党系统的「全总」等全国总工会，以及21世纪兴起的「团结工联」等新工会，但要说到在工人运动高潮期兴起的工会，还是要回到上面所说的御三家。
左统派的苦恼使命：劳动党
事前看来，很难想象现在的左统派居然会成为御三家之中选举最成功的一支。当初劳动党就是反对选举路线才从工党决裂而出的，而劳动党的立场也是御三家之中最敌视岛内现今政治认同体制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就在此处：当工委会系统在选举中屡战屡败时，当民进党已经不再需要工运领袖来标榜自己进步时，他们却成了唯一一支依然拥有民代的势力。我们都知道，由于劳动党深植新竹工运的路线成功，劳动党最鼎盛时期，成功在新竹县议会拥有2席（2018年）；即使到了现在，也在新竹县议会拥有1席，即罗美文。除此以外，劳动党系统还得到了南部工联会的颜坤泉等人的支持。
对于劳动党、劳权会来说，他们的左统派路线是相当明确的，是夏潮派理论的，也是支持一国○制的。何雪影如此总结他们的现状认识：
𥙉湾的问题不仅是国民党统治所造成，同时也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以及美国与日本对𥙉湾进行帝国主义式的介入所造成的。𥙉湾的经济如果一直无望地在美日两国的政经宰制下，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连结，那么谈论独立是毫无意义的。
劳动党确信社会主义才能扫荡所有剥削、压抑，保护𥙉湾工人阶级的福利与权利，是𥙉湾民王化与平等化的唯一出路。在他们所继承的夏潮派理论之中，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反对帝国主义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国际主义的原则」，在帝国主义的宰割下，𥙉湾劳工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觉得「至少先接触一个外在的分裂的民族的现况，那么也许两岸的劳工界也许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来，那么这样可能会更好来推动相关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蓝营系统是统派：
我们不觉得全总是统派，我们去合作是基于他邀请我们，我们认为全总有改革的空间，会有转向的空间，所以我们进去协助他，你刚刚说劳权会不觉得怎么样，劳权会不觉得全总是统派，那如果你要写说它是统派，为什么我们那么觉得的话，我们的说法理论就是说，宋楚瑜他那个态度，是引用外国人势力，这不是统派！那连战只是维持现状，他们顶多只能这么讲维持现状。
劳动党在90年代倾向于与工委会系统合作，进入21世纪以后则更政治上与反独的社会力量结合，著墨于两岸交流、统一的民族大业进程，逐渐减少了九十年代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不过工运毕竟还是劳动党的生命之源，随着工人运动的衰退，劳动党近年来的人员也有老化之嫌，比如现今的新竹县议员依然是近四十年前已活跃在运动中的罗美文。
甘愿受骗的主流派——民进党系工运
曾有学者李允卿认为，与南韩相较，𥙉湾的劳工运动抗争性较薄弱，也缺乏勇武的英雄气概，原因正在于异议劳工与反对党（民进党）之间这种制度性的连系。两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启了民王化的转型，但是南韩一直等到2000年民主劳动党成立，异议劳工才有进入国会殿堂的机会。
相对于此，𥙉湾的自主工会运动者很早就与发展中的搭上线，早在80年代，就让刚成立不久的民进党接连在1986年和1989年两次立委选举中，获得工人团体的席次；90年代也有自主工会领袖或是劳工运动干部获得民进党提名，当选不分区立委。
李允卿的批评或许一语中的。岛内工人运动正是通过民进党而过早地遭到体制化、温和化，一方面被民进党拖着背弃了左翼主张，一方面又为民进党所累，就连自己的运动动能也丧失殆尽。
要追究民进党与工人的联系，当然可以回到相当基层、相当久远之处。我们已经提到过，𥙉湾工运领袖大多是先接触民王化政治议题，之后才进入工运现场斗争的，因此往往陷入「先政治、后阶级」的思考结构之中。就以民进党系的石油工会来说，它的工运领袖大都认为民进党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国民党的工运路线。在早期的工会选举之中，工运领袖黄清贤会特意在自己的宣传单上印民进党的党徽，其他劳方联线的参者也有类似举动，或是在宣传中强调民进党市议员的「推荐」，或是在宿舍区挂上民进党的党旗。他们劳方阵线的规章里甚至曾有一条「鼓励会员加入民进党」的规定。
另一方面，他们也并非不接受民进党主张的核心——「𥙉湾人出头天」的族群认同，即这种将本省人在政治、社会上夺权视作民王化的观点。创刊于1992年的石油工会第一分会会刊，曾在第三期刊登过一篇批判公司弊端的台语文章，引发正反两面的回响；持正面态度者觉得用台语文批判更能切中他们的心声，持反面态度者则认为会刊不应使用台语文。第四期的编辑之声对此事做了检讨，认为殖民体制长久以来的迫害，使本来应该是母语的台语被认为没水准，并造成本土文化的流失。此后，该会刊不定期会有「台语情诗」、「台语之美」、「𥙉湾俗谚」或「𥙉湾俗语」等名称的专栏。明显地，这就是民进党当时的𦺥砾民族主义主张。
2006年当时，就有学者指出：
工人和工会成员也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内外遭受的压迫主要是族群不公。因此，那些经历过大陆老板或主管不公平对待的工人将民进党视为代表和解决他们不满的政治代理人。对于斄灣工人来说，种族认同本身就是一个阶级问题，因为他们是最依附于本土台湾认同的人。
从组织上来看，民进党一直都拥有工人的强大支持，比如它在创党之初就享有劳支会的支持。1986年夏潮派从劳支会分裂而出以后，劳支会的独派色彩更为鲜明，不久1988年7月31日改名「𥙉湾劳工运动支援会」。新「劳支会」成员以「编联会」、「新潮流」杂志的编辑为主，民进党新潮流系统的李文忠、赖劲麟、周威佑等，当时也以台大学生身份加入组织，可以说「劳支会」其实就等于「新潮流」这个党中之党的党工会。
新潮流的做法是通过「劳支会」在各个工会系统扶植民进党的党干部，或者秘密吸纳工会干部「入流」。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在劳资斗争中，以新潮流系民代、工会的身份倾巢而出，介入到斗争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新潮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极其排他的，会试图将同样参与这次劳资斗争的其他工运团体边缘化。通过这两种方法，新潮流不断地在工运中扩大着自己的势力，得到了大量的劳工选票，同时也不断流水线式生产一批参与工运几年、随后离开工运进入议会的「社运」精英议员。新潮流系这种工运方法被嘲讽为「揾豆油」（即点酱油式参与工运，尝到味道就离开），但新潮流还是很快在大量工人中建立起了自己的霸权，而工人的支持也让他们在选举之中不断扩大议席。
民进党的工运议员是这样，工运领袖也是这样。典型的新潮流系工运领袖张照碧就是「工运传教士」，很擅长不厌其烦地给人做「政治教育」，灌输国民党＝罪魁祸首的理念。非新潮流的民进党工运领袖也大致类此，吴永毅曾经批评说，他担任「自主工联」执行长时，曾茂兴担任「自主工联」的会长，但曾已经加入民进党的「駘𧞹联盟」，所以经常泡在「駘𧞹联盟」的活动之中，一星期只进办公室一两次。作为台南产业总工会领袖的方来进更是开血汗工厂的神人，但后文再提及他的事迹。
由于「劳支会」只是工运支援机构，不是工会联盟，新潮流系一直尝试组建属于自己的全国总工会。1988～1992年之间，他们通过张照碧、古尚洁、郭吉仁的同盟控制「自主工联」，但也许是他们发现「自主工联」中的「自主派」（刘庸、林子文、陈素娥等人）难以控制，最终决定从「自主工联」中彻底抽身。1992年5月1日，新潮流系将「劳支会」改组为「劳工阵线」，并毫不客气地修改章程，希望将「劳工阵线」作为自己的总工会。随着大量民进党系工会的加入，「劳阵」顺势成为岛内势力最大的工会之一。
某种程度上，「劳阵」的诞生带有着岛内政治气候的必然。在统独问题与国族认同问题（而非阶级问题。成为最为主导的社会问题、在民进党成功地垄断民间社会运动力量唯一代表者的情况下，因「社运＝民王化＝民进党之友＝㒗𣫔之友」的逻辑下，以㒗𣫔主张而凝聚大多数工人的工会是必然。
吴永毅曾在2002年的访谈中指出：
政党取向和认同明显左右𥙉湾工会。以全总來說，全总基层力量薄弱，领导者自然就被国民党操控、或者依赖国民党。劳阵领导者则是主动的政治选择，理念上认同民进党，甚至属于民进党的一份子。𥙉湾工运发展，无论是劳阵、全产总、劳权会、全总等，政治因素确实会影响工会領袖的作为，他们对政党的信赖，往往使工运无法发挥力量。
……
工运领袖在政治上选择了民进党或燤篤，往往就会干扰他们的运动立场。之所以这样，除了名利心之外，另有一个原因他们的政治考虑大过社会反抗运动，政治使命大过阶级使命。再加上勞工界至今还觉得民进党虽烂，但还比国民党好一些，工人阶段性觉醒不易。
的确，中间派工会在1994年批判劳阵依附于政党时，曾得到劳阵的严肃回应：「……虽然阶级立场不同于民进党的『全民政党』，但是在国家认同上，与民进党看法一致，阶段性合作的信任度较高，游说的效果较好，所以我们选择民进党。」
前半部分不假。曾任劳工阵线副秘书长黄晓铃说：「在探讨鲐𢓆的劳工权益问题时，你面对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你本来就应该先弄清楚才对。」也有劳阵领袖赤裸裸地在采访中强调：
劳工阵线一直是挑战分配，挑战分配，这是一个，包括我们提出的福利国家，所以其实在这一点，我要强调，我就是说劳阵是椟派，为什么是独派，因为我们敢讲福利国家，讲到福利国家，我说实在的啦！老郑还是回避的啦！老郑还是不敢讲国家一定有界线啦！劳阵至少我们提的是建构一个类似瑞典社会民主模式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有界线，界线在那里，○澎○马还是包括对岸，这很清楚，至少我们有分配的机制是○澎○马这样的一个理念，全民健保也是一样，2300万健保的基金，您是要和十二亿人口来分配，还是您自己2300万人来分配，这就是一个我们很具体的解答。
依附于民进党，也是劳阵的具体解答。全总在当时依附国民党当局，每年以获得官方两千万元以上的补助才得以生存；劳阵则依附民进党新潮流系，获得政治捐款及公职人员的支持而赖以生存。
对于「劳工阵线」的工运领袖而言，他们并不甘心自己只做新潮流的工具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具体来说，就是以下两条：
①在政治上，努力推动民进党成为「社会民主式的阶级政党」。
具体方法是向民进党候选人提出劳工说帖、与新潮流系的立委一起在立法工作中奋战等等，即使被批评为「将自主工运的成果奉送给民进党」也在所不辞。特别是在选举中大力帮民进党吸纳工人群众的选票，打造其为工农阶级争取权益的进步形象。
②在工运层面，努力走德国模式、北欧模式，推动法律知识与工会运作方面、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教育。特别是在国营、公营事业中推动「产业民主化」，即效法德国，通过「劳工董事」等方法增加工人在公司中的议价权，并进一步推动全国政策层面上的劳资政三方谈判。
具体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进党实现福利国家、产业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梦想。然而，现实却没有那么简单。
1992年立法机构全面直选，换来的是民进党的「选举总路线」，过去的社运路线靠边站了。本就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美丽岛系自不用说，新潮流系也逐渐从「体制外抗争」走向「体制内选举」，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在处理劳资争议时越来越亲商。由于以选票极大化为考虑，民进党开始向中产阶级（如中小企业老板、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本省知识分子、下层公务员）进一步靠拢，换成政策诉求以中产阶级市民的利益为主，对于工农阶级的态度由关注转为疏离。「最显著的做法是，民进党将代表弱势群体的特种党部逐渐边缘化，更将社会运动与选举予以划分，主张社会运动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不应成为阻碍赢得选举的负面因素」。
1992年立委选举结束之后，民进党举行了一场社运座谈会，广邀各个领域的社运工作者，前来交往意见。在会场中，各个团体代表纷纷发言批判民党利用社会运动，从中夺取资源与人才。一旦选举过后，却没有对于社运界有所协助或回馈。民进党党首许信良表示，基本上同情社运的诉求，但是民进党的目标在于执政，不可能完全与社运团体的想法一致。从1992年之后，民进党就快速扔掉了左翼的词藻，逐渐不再提起社民主义政策的口号。
走进90年代中旬，民进党的官员与民代更加积极地向资本家、厂商靠拢，争做资本家的代理人——毕竟随着民进党在选举中不断获胜，上台之日越来越近，民进党必须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何明修指出，「民进党无法承受违逆资本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迈向执政的道路上，资本家的意愿要被纳入，在迈向执政的道路上，没有他们某种程度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民进党投靠大资产阶级的程度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苏焕智就曾表示，民进党为了避免反商的大帽子，却落入了「媚商」的极端。主导滨南问题的烨隆财团长期以来与国民党保持长期友好关系，但烨隆财团在滨南公害问题上的负责人居然还是民进党员，此人还招募了上千名党员。一名立委也承认，「财团渗透民进党的情形太严重。」
民进党拉拢工运的方式，一向是派出民代声援工运；然而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担起这个责任的反而变成了蓝营的民代。1996年桃园的福昌纺织工运当时，先后赶来声援工人的是新党乃至国民党的民代（纪欣、赖来焜、杨镇雄、黄婉如），代表资方与工人谈判的反而是民进党的民代郑宝清。
1996年更发生了极度幽默的事件。1995年立法机构选举之后，国民党以3席优势过半，从那时起，许多反核人士就期待民进党能有所表现。隔年5月，在新党与民进党联手之下，民进党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内讧时机，「废止所有核电厂兴建计划」案三读通过。废核案涉及了当时的工程开标作业，如果国民党无法在期限内完成复议，核四厂计划将胎死腹中。由于行政机构所提的复议案只需达到三分之一的低门坎，便可通过。反核团体要求民进党务必焦土抗争，阻止复议案列入议程或是表决。反核团体也在立法机构门口守夜，举行静坐守夜。
然而，10月18日当天却出现了十分戏剧化的演变。表面上，会场内一片混乱，不同党派的立委相互殴打，在国民党人数绝对优势之下，覆议案通过了。然而，场外人士却知道这只是表演作秀，因为他们找到了「三党协商的文件，上面有三党党鞭的签名，上面同意在10月18日5、6点左右进行无记名表决。当时我们知道了，场外的群众很不满」。反核群众认为被民进党欺骗了，愤怒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整个事件演变成立法机构场外的流血冲突，民进党的立委成为攻击的对象。
覆议案事件后，民进党与反核人士陷入一阵交相指责。部分民进党成员扬言与「暴力」划分界限，今后完全放弃群众路线。而反核人士则不满民进党暗中放水，与国民党妥协。诚如媒体所指出，「以社运起家的民进党可以说在群众运动中倒台了」。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出现在反核𫠘行的民进党政治人物，都会被叫骂侮辱，也有民进党高层在中常会提议以后都不要参加反核游行。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于民进党来说，社会运动、左翼课题是要服从于自己，也服从于自己的核心目标——政治夺权的。为此必须要将社运垄断于一党，控制民间左翼运动的代表权。一旦夺权初有成就，民进党得以从体制外斗争转型体制内选举，重新将政治战场转移到议会内部。正如吴介民指出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发动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克劳塞维兹逻辑」：
对于「劳阵」来说，跟随着一个这样的主人，代价无疑是沉重的。1994年省长选举时，民进党号称这是「四百年来第一战」，劳阵也全力助选。然而，劳阵向民进党候选人陈定南发「劳工说贴」时，却遭到陈的杀价。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根本没有主动提出工人的政见，顶多是在社福、妇女议题中「顺便」夹带出现而已。中间派工会当时就指责劳阵「扼杀了工人在党外议价的空间」。
1995年立委选举，劳阵提出「劳工投票指南反辅选主张」，但中间派的工委会批评劳阵点名的12位反辅选立委，仅有一位民进党员刘文庆，刘文庆也已脱党参选，根本是民进党封杀对象。劳阵当列出的七大伤害劳工法案中，唯独缺全民健保法，主因是健保法是由新潮流系大老洪奇昌是协商代表，劳阵不便修理自己人。
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并非没有醒悟。1991～1994年之间，劳支会与劳阵的官方刊物『劳动者』，多次出现讽刺民进党的词句。四一七抗议过后，他们嘲讽说：「民进党立院党团为了是否回立法机构，开了好几次会，最后终于以很难堪的比数通过回立院的决议，感觉上这些立委诸公们，当初宣称放弃议会路线，重回群众路线，却在离开议场后，除了四一七𫠘緈站在第一线，表现一下道德勇气之外，就不知道要做些甚么似的。」
同年，林秋明也露骨地讽刺说：
「在反对运动者内部却存在一种曲解群众路线真义的错误心态，这种心态貌似主张群众路线，但本质上却是十足的菁英主义。我们只能以「群众尾巴主义」名之。……参加群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源，当作与统治者谈判的筹码。」
林明贤也异曲同工地指责说：「然而民进党在进入议会之后，分享到权力的滋味，进步性显然在衰退之中。尤其是美丽岛系，显然地向资产阶级靠拢；新潮流号称支持弱势团体的一边，亦将劳工团体视为其中之一，然从反体制到进入体制虽大概是迫于台湾的政治现实：觉得公职是累积政治资源最快的工具，选举是拓展实力最好的时机。然而一般将力量过分集中投入选举时，资本家、中小企业主是最大的金钱来源，劳工只有选票而已。」
刘思龙也在1995年9月控诉说：
认为民进党仍可胜任社会改造领导角色的主张，必须说明，面对环保、妇女、原住民、劳工等社会运动，对现行资本主义金权体制，所提出的挑战和诉求，民进党将如何处理支持者（金主和选民）的不同态度和立场？面对社会矛盾的双方，民进党除了和稀泥回避之外，有无相应的政策和做法？
「劳阵」的内爆接二连三。1994年，新潮流系就为了垄断劳工阵线，将中兴法商系的成员清洗出领导层。1995年8月，中兴法商系的工运组织者如周嵩禄、丁勇言等人，以不满劳阵秘书长简锡堦接受新潮流系征召参选不分区立委为由，决定离开劳阵。当时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红灯左转——工运的路线与实践』，因而他们也被称为「红灯左转派」或者「红灯派」。然而红灯派的反新潮流实践却是投靠谢长廷以获得政治资源。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快在争夺劳工的红海市场之中落败，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1997年1月20日，「劳阵」再次爆发内斗风暴，重磅工运领袖方来进、曾茂兴以及王文洋等50余人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劳阵。他们声言，新潮流系掌控𢖤湾劳工发言权，作为其政治利益交换条件的筹码，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作法，已严重地阻碍𢖤湾工运发展，为了𢖤湾勞动者的长远权益，集体宣布退出勞阵，借此揭穿派系操控的无耻阴谋、以正社会视听，并重建𢖤湾工运的主体性，号召𢖤湾所有勞工群众，从事真正属于勞工阶级的反剥削、反腐败、争平等的勞工运动。不过，这次分裂依然更像是民进党系劳工领袖的内斗，而他们的出走也并未能撼动劳阵在工运领域的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劳阵自身也逐渐向民进党的黄色工会蜕变。前文已经提到，劳阵在1993年以后，就转向专心经营国营、公营事业工会。然而，在国营、公营工会至关重要的反私有化斗争之中，劳阵所被民进党的新自由主义国企私有化主张所拖累，无法带领这些工会提出强力的反对主张。
劳工阵线对于这方面的观点，已经在他们1999年的『新国有政策：○○民营化政策总批判』，张晋芬对于这本书明确的指出：
就具体政策而言，该书一方面主张「暂缓执行」目前的私有化政策，并「解除国营事业部分法律束缚，使国营事业更有效率」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是提出规范和制度的建立，以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主张透过产业民主的落实、预算和用人法规的松绑、和多角化经营等手段，增强公营事业的竞争力和获利能力。」
也就是，其实劳阵并不反对私有化，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产业民主」，即企业内的工会精英成为劳工董事，坐上谈判桌。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2000年民进党上台，立法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国营公营事业需要有五分之一劳工董事）之后，继续推进民营化时，民进党系的工会几乎全无反抗，就这么坐视着国营、公营事业的工会因私有化而支离破碎。
1998年全产总组建之后，劳工阵线更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劳工阵线与全产总在当年联合举办五一「新社会之梦：五一受雇者圆梦行动游行」，并提出六大诉求：「1.要工作／反失业；2.要团结／反压迫；3.要均富／反财阀；4.要参政／反金权；5.要安全／反职灾；6.要受教／反剥削」。当天有两万多名劳工一同浩浩荡荡走在街头，人力与物力都创下历年行动的最高纪录。
然而，这也是劳工阵线最后的风光。民进党有了全产总之后，就不需要劳工阵线了。1999年11月28日劳阵举行14届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宣布劳阵转型成非营利的「劳工阵线协会」法人组织，未來将是一个理念倡导、议案研究的政策研究机关。结果，劳阵变成了一个民进党专属的劳工政策智库。劳阵自己的干部也承认，自己已经退出工运第一线，变成「被动员」的角色：
劳阵97年98年以后，就办一些比较政策性，包括每年的一些政策性的探讨，98以前也办一些集体性的侑𫒝跟仪式性的活动，我在看待我自已会觉得说，坦白讲，工运团体必须承认，您现在是被动员的……
原因就像他们说的一样：「但是全产总的秘书处被劳阵取得以后，劳阵几乎就应该算是算什么？借壳上市了嘛！所以他劳阵本身就是在萎缩中嘛，意料中呀，我认为劳阵自己也没有想到说，他掌握全产总以后，劳阵自己也会萎缩，但是结构性的因素，因为他人力都已经投下去了嘛，然后整个社会焦点都集中到全产总那里去了，那它原来所有的那些组织性的认定就往全产总移去了，你知道，那他自己反而背空洞化了。我认为劳阵介入全产总成立，自己反而被空洞化。」
那么，拥有更多工人的「全产总」表现又如何呢？这一点，我们且留到下一章介绍。
统独不论、坚决斗争的工委会
鄭村棋、夏林清等人本是80年代留美左派海归知识分子，但他们决定蹲点工运现场，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工作室」在工运中的人际脉络，特别是与「自主工联」、机场工会联谊会等工会中的基层工会领袖结成同盟，逐渐发展成为工会运动中的一方诸侯。与此同时，不希望被统独蓝绿政党所吸纳的激进工运领袖也因立场的相似性，逐渐与他们靠拢。比如「自主工联」的刘庸就曾说：「工运应该和政党分开，会游说政党制定有利劳工的政策，但不要直接与政党挂钩。」也有人曾回忆道，担任「自主工联」会长的曾茂兴曾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燤𧐰的言论，却在回到工会内部后被狂批，指责他不应该以会长身份发表「不当言论」。
1992年，包括女工团结生产线、中正机场工厂联谊会、工联会、劳工阵线、自主工联、基客工会、劳权会在内的七个团体组建「三法一案行动委员会」，并在11月的抗议行动后改名「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由于觉察到自己无法在工委会中获得压倒性地位，民进党系的「劳工阵线」在1993年、劳动党系的「劳权会」在1994年相继退出，此后工委会便成为中间派专属的工运组织。
1993年当时，工委会的领袖鄭村棋就发表文章『统独和工人什么关系』，强调「工人不必赶搭统独列车，先壮大自己」。他说：
我們認為工運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壯大𥙉灣工人階級的力量，建立自己的主體，而不是跟著資產階級瞎忙什麽國家認同，或非統即獨的議題！因為，如果照統派的主張，則𥙉灣工運最主要的任務就變成要去保衛「祖國」敞篷車不會「變質」，因為只有敞篷車不走資，𥙉灣工人才能因統一而被解放。至於照獨派的主張，則𥙉灣工運最主要任務，就要變成要全力去改造民進黨成為工人階級政黨，因為只有讓它成為執政的工人政黨，則𥙉灣工人將因𥙉獨而出頭天！
這種兩岸「非統即獨」的二分法不但在運動圈内對許多人帶來壓迫，且造成工運團體之間不能合作，更嚴重的是迷惑了廣大工人群眾與工會幹部的思考，誤導了工運的方向，實在是愚不可及又令人心痛！……對這兩種提法，我們都深不以為然，但我們不會反對有人要為她們的統獨信仰而努力，但我們決不會投入！不投入統獨運動並不等於迴避國家認同，我們關心的是如何有力量去實現屬於工人階級「自己」的社會，而不是在統治階級的「這個」或「那個」國家裡面去選一個！我們根本拒絕在「別人」出的國家認同題目上做選擇，我們這種作法是對目前統獨問題的「否定」而不是「迴避」。只有陷在民族主義情結中的人才會有非統即獨的苦惱。
鄭村棋也提过：「各派所提的各种统一或炲𤬪主张，基本上都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的利益。」何方也提过类似的论点：「第一、不统不独，亦即，工人内部决不分统独；第二又统又独，亦即，统独双方谁支持工人，工人就支持谁。」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新新闻』曾报道工委会的立场：
「工委会在意识形态上，既排斥劳权会的左统立场，也排斥劳工阵线的左独立场。工委会发言人李易昆强调，国家认同问题，他们看不出和工人的阶级利益有什么样的关联，虽然他们也同意两岸关系是未来思考珆湾经济议题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在内部讨论的场合中（例如读书会），从没有像劳权会和劳阵一样，刻意关注社会主义理论或国家认同方向，工委会所要面对的，是更实际的现实制度问题。如果真要为工委会冠上一个意识型态的框架，李易昆说，他们所主张的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
当然，工委会也曾因这种态度而遭到统独两边的围攻。吴永毅回忆道，1992年9月「自主工联」的刘庸、曾茂兴等工会干部发起「武林大会」，试图将统派的「劳权会」、独派的「劳工阵线」统一到「自主工联」之中。当时第一天就是统独大辩论，但反而是鄭村棋等人遭到统独两边的围攻。
在针对政党的态度上，「工委会」也采取「等距外交、等比结盟」的态度，强调劳工利益至上，不愿意与任一政党结盟，但也会与任一政党在立法工作中展开合作。「工委会」的行动纲领甚至强调：「有奶就是娘，先喝再说」。
另一方面，「工委会」也在90年代通过介入历次立法、修法进程，试图不断揭发政党——尤其是民进党的——自私自利的面目，想要让工人看清他们支持的政党在关键时刻如何出卖工人，从而推动阶级意识觉醒。在九十年代李登辉当局推动社会福利立法（特别是全民健保）时，他们也不断监督立法、动员基层、进行街头抗争，乃至于与劳工阵线多次交锋。1994年工委会在秋斗中提出「不修健保、不给选票」的主张，「工委会认为，依附政党，短期内个别工运派系有利，但对长期的阶级运动不利。…以当前各工运团体有限资源，若不与政党适度结盟，很难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但工运力量也没有小到要依、投靠政党才能存活的地步。」
1996年第一次𡕰𢄟直选前，工委会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如果所有候选人都不能让工人命运改变，活出尊严与力量，我们宁可投『以上皆非』！民主选举如果只是在一堆烂苹果中选一个最不烂的，那是『烂民主』，我们根本拒绝！民主政治如果只是资产阶级轮流作庄，而工人永远是输家，这是『假民主』，我们彻对抗！不要『烂民主』，不要『假民主』，我们要自己当家作主！」
对于工委会来说，重要的是清楚「拨开」资产阶级的统独与夺权及攫取利益间所制造出的各式烟幕把「谁的国家」认同与「阶级的依附性」分别对待，通过解离此依附性，夺得工人阶级自主发展的空间，生成具有阶级认同的主体意识。
在工人运动上，90年代的劳工抗争逐渐形成工委会与劳阵两分天下的局面：与劳阵的温和斗争、组织训练方针相比，工委会则以激烈的抗争手段，要唤起工人的阶级意识。与劳阵专注于公营、国营事业的工会不同，工委会选择民营企业的厂场工会发展，因此，中化、台机、台化等以国营事业为主的工会找劳阵帮忙，而新光化纤、长荣重工等民营 企业找工委会帮忙，使得劳阵与工委会在协助个案工运抗争上，二者泾渭分明。许多工会团体向外求援时，也很清楚找了劳阵，就不要找工委会；找了工委会，就不必再找劳阵。
另一方面，在街头抗议上，工委会也以他们的「春斗」、「秋斗」而闻名，从早期白布条、幡旗的悲情抗争，发展到后来的各种演唱、搞笑剧，这一点上文已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九十年代的不少工人运动参与者来说，或许最让他们惊讶的，当属1998年马英九成为台北市长后，郑村棋接受他的邀约，成为了台北的劳工局长——不过，考虑到郑村棋等人参与的日日春公娼运动，在1998年市长选举中起到了陈水扁落败的关键作用，马英九的邀约也不显得很奇怪。总的来说，郑村棋在八年的劳工局长任上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也一度曾让执政的国民党感到难堪，但还是在任上，以局长的身份帮助工会壮大。2001年鄭村棋曾以劳工局长的身份参与工人在勞委會前的抗议，结果遭到时任市议员王世坚等人的抗议。
尽管工委会已经摸索出了正确的路线，但时与势已经渐渐不在他们一边了。1998、1999年当时，参与秋斗的人数都不如预期，担心工运衰落的声音当时已有。事实上，他们也观察到工人运动的动能已经不如过往：
中高龄劳工的就业危机却成为资方压抑工人劳动条件的利器，工会在面对经济不景气的外在因素，与工人内部团结意识消沉的情况下，除了发生像关厂、歇业这类劳动契约终止的冲突，才会有积极的抗争意愿，工运也难以拓展。
在工人运动衰落的当下，大多数工人依然支持民进党，参与民进党的抗议行动，也为民进党投票，将此视作反抗不公不义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工运。
工人运动开始十多年之后，它对政坛各方的最重要角色还是提供选票来源。一名民进党立委承认：
很少有政治家真正支持劳工，但所有政治家都关心工人的选票，因为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工会可以使政治家看起来很丑陋。
工人的支持，即将让民进党坐上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然而，这时民进党却不是1986年，那个曾经犹豫着要不要取名叫「社民党」的民进党了。
五、吞噬工运的民选：21世纪初的劳工世界
唉！朋友
我的心就像一片落叶
在春天还没来到之前就已经
腐败了
——莫那能，『落叶』
一路得到大多数自主工运支持的民进党，终于在2000年的大选中侥幸击败国民党、亲民党，让过去钳制工运的国民党体制彻底崩溃。
然而，陈水扁当局很快就让工运领导者看清了民进党敌视劳工、钳制劳工运动的真面目。掌握着自主工运大多数力量的民进党工会领袖对此却有苦难言，只是一味地帮民进党当局保驾护航，他们引以为豪的总工会很快沦为黄色工会。
在蓝绿政党的恶斗下，国家定位、族群矛盾的激化成为政治的焦点，这些问题挤压著社会议题的发言空间，工运的诉求、零星抗争被高度漠视。当国内外观察家都欢呼民王化成功完成时，工人运动却在两党的共同镇压下默不作声。
民进党确实赢了。它不但在选举中获胜，成为足以接连打败国民党的巨无霸政党，还在意识形态的阵地战中获胜了，垄断了人们对1980年代～21世纪初的社会运动历史记忆。在民进党的正确集体记忆之中，不需要工运的存在。
「历史的终结」
正如谢长廷所言：「民进党在建党的第一阶段已经和革命团体做了划分，明确我们不是要革命；第二阶段，我们给民进党的定位为运动政党，在我们执政后第三阶段，其实民进党就是一个议会政党。」民进党的心态已经完全变成「我们就是要执政」，对于左翼社运团体的态度也变成「不要忘记现在是我们执政了」。在21世纪初的「后革命时代」之中，陈水扁当局也顺理成章地全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政策，甚至加速推行国营、公营事业新自由主义化。除此以外，放松对资本的管制、不对企业增税、减半征收土地增值税，种种亲商政策也来自于陈水扁当局的手笔。
陈水扁在上台以后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民进党当局，于是抛弃了竞选时对民间的左翼改革许诺，与大财团、资本力量紧密合作。他凭借着自己的当权优势，积极地寻求大型财团的支持，旨在建构坚固的政商寻租网络，并以此获得了他们大量的政治捐赠，又通过与财团的政策合作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陈水扁不但与大型财团的领导人密切接触，化解大资产阶级对民进党「反商情结」的怀疑，还让财团参与到当局运作之中，比如在引进民间人才的掩护下，允许财团将势力伸入主控的金融机构、国营事业和公营机构中。如果说过去的民进党还有一点左翼色彩的话，陈水扁也已经将其抹消了。
一开始当时，陈水扁的民进党还能伪装成亲劳工政党的样子，批准了「全产总」的合法化，而这也成为了自主工会运动的最高峰。「全产总」的民进党工运领袖也发誓要「改善𢖤湾劳动者的生活，促进工作场所的民主。经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实现。我们要透过工会的壮大与劳工运动的发展，挑战金权政治，改善𢖤湾社会。」新选举产生的「全产总」理事长黄清贤也强调：「全产总是运动型工会组织，也是永远的反对党」。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的下台，过去的总工会「全总」也因3月的理监事选举出现矛盾而分崩离析：由于力量下降的国民党协调失败，吴海瑞、侯彩凤（本人就是资本家）两人鹤蚌相争，反而导致自行参选的台铁代表林惠官意外当选，亲林惠官的「台北市总工会」、「国公营事业产业工会」控制了「全总」，侯彩凤落入候补理事，国民党更失去过半监事，历史上第一次丧失对「全总」的控制权。
结果吴海瑞、侯彩凤拥兵自重，相继宣布出走，成立「ROC联合总工会」（吴）、「ROC全国劳工联盟总会」（候）。随之「全总」进一步崩溃，原台北市总工会理事长邱保安成立「ROC全国职业总工会」、原省驾驶员工会联合会理事长张富雄成立「ROC职业总工会」、原台北市旧货业总工会理事长林祺明成立「ROC职业工会全国联合总会」，总工会彻底分崩离析。
林惠官本身就是在80年代末的台铁工人运动之中崛起的，不是那种传统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官僚。他本人也接受了亲民党的政治酬庸，成为立委，因而当时有很多认为全总可以由此走向自主化的观点。
另一方面，民进党系的工会领袖更纷纷被吸纳进入民进党当局之中，邱义仁成为国安会秘书长，贺端藩成为了勞委會主任秘书，郭吉仁成为了劳保局监理委员会主委、刘进兴成为了行政机构顾问、「全产总」理事长黄清贤成为了𡕰潼府顾问，曾茂兴也成为了国策顾问，一时似乎众正盈朝，跟不少左翼人士熟识的陈菊则成为了勞委會主任。难道劳工出头天的日子要来到了吗？
对于各方来说，陈水扁时期的第一场战役就是84工时决战。陈水扁竞选时就支持缩短劳工工时，承诺上台后立即缩短到每周44小时，再在2004年缩短到每周40小时；然而2000年6月，国民党与亲民党却为了政治斗争，提出两周84小时的议案。
民进党当局一见就慌了神，6月13日当晚急忙召集勞委會主任陈菊、全产总理事长黄清贤，内部达成「每周44小时」的共识，然后让工总理事长林坤钟、全总理事长林惠官签署这份文件，这也就是所谓的「613协议」。不过，6月16日立法机构正式讨论「两周84小时」的勞基法修正案时，国民党与亲民党还是通过了这部法律议案，于是民进党的绝大多数立委也强烈欢迎并高呼「劳工万岁」！勞委會主任陈菊也表示「乐见其成」。
然而，资本家已经在这个议题上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于是民进党已经决心在这个问题保卫资本家的权益，竟然让「全产总」理事长黄清贤提出：「将争取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提出覆议案，要求尊重原来劳资协商的44小时版本，而非双周84小时」。随后民进党的「府院党九人小组」又在11月决议将工时翻案为每周44小时。经此一事，民进党没有再提及每周40工时的事情。
面对工运界组成的「八四工时大联盟」，自许「运动型工会」的「全产总」故意拒绝在12月10日，与「八四工时大联盟」一起抗议，而较量般地将街头抗议的日子放在12月15日。当天的抗议之中，工人的口号也不是强烈批判民进党当局，而是期待地呼吁「阿扁，阿扁，我要八四」。隔年五月一日「全产总」举办的「全国劳工补破网大攸𦂅」，更是让会员喊出「立院别再乱」的口号，要将工时立法失败的责任推给国民党与亲民党。
到2002年，「全产总」更直接放弃五一釉緈，在『宁静的革命——劳工政策白皮书』中自卖自夸：
全产总成立两年，历经了八四工时案及经发会的洗礼，逐渐站稳脚步后，更感任重道远，在全球化影响及工会改造、工作品质提升已刻不容缓的关头，决定放弃过往大釉緈的方式，以完整的「劳工政策白皮书」取代……
「全产总」在这一时期不断试图争取各种劳工法制，如劳工退休金附加年金、『大量解雇保护法』等等，但都未能如愿推动。原本用来保护劳工的『大量解雇保护法』，反而在陈水扁当局的手中变成了「帮助雇主解雇大量劳工的程序法」；用来推动社会经济资源再分配的劳工福利制度，是「劳工阵线」以来的追求，但陈水扁当局2004年的『劳退新制』与2007年的『国民年金』甚至连支持民进党的学者都看不过去，批评为「大幅缩水」的「穷人互助会」，并没有完成社会再分配。自从陈水扁上台以来，苔琬「劳动人权分数」连年倒退。
民进党的劳委会也依然是劳工的阎魔殿。陈水扁的勞委會主任陈菊协助推动一系列亲资方反劳工政策：2001年的经发会上强调「No Work，No Pay」，推动派遣工合法化、女工夜间务工合法化与部分工时制，也决定外劳薪资包括膳宿费；针对中高年劳工，强调「先求有，再求好」。2005年卸任前，陈菊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大业，包括劳动弹性化政策、加速外包化政策、加速国营企业民营化等等，完成了资方的使命。
陈水扁当局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推行这些政策，正是因为体制内参政的劳工领袖都是他们的自己人，如此民进党既有倾听劳工声音的进步之名，又不用害怕劳工代表阻拦他们的政策。
在陈水扁当局之下，「全产总」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劳资政三方协议，只不过「全产总」的代表都是工贼。2001年8月，民进党邀请劳、资、学三方举行为期三天的国家经济发展会议，但工人的代表黄清贤却被「八四工时大联盟」批评太过妥协，简直是「重党意、轻劳意」。鄭村棋更直接点名劳工代表黄清贤、白正宪、黄水泉等人是「御用工具」，并愿意与他们公开辩论。
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民进党已经决定将「全产总」作为自己的御用工会：民进党上台以后，「全产总」就像昔日的「全总」一样，得到民进党当局大力补贴。与此同时，民进党想要将「全产总」作为专属自己的「劳工代表」。2002年1月6日期间，民进党当局举行「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会上有400多名学者，却只有4个劳工代表，「全产总」只由黄清贤一人代表。之后8月24日举行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120席代表之中，劳工代表依然是4人，全产总就占了三人。
的确，「全产总」是由黄清贤等民进党工运领袖控制，他们都曾承认自己对民进党的感情很深，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党性很强。就以大同工会的白正宪为例，过去白正宪曾经与资方打了八年官司，却在成为「劳动基准咨询委员」、「劳工退休基金监理委员会委员」、「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委员」、「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后，未能严守政策把关责任，在劳工问题上严重失职。
面对陈水扁当局的民营化政策，身为国营企业工会领袖的黄清贤自己就采取不抵抗政策，甚至主动在自己的石油工会为「中油」民营化辩护：
……若外在环境已自由化，而中油不民营化则会限制中油的发展空间，因此不希望中油民营化时程拖延过久，延误了公司转型的契机。
中油的石油工会第一分会是黄清贤经营已久的根据地，但他不惜丧失根据地，也要对民进党忠诚到底。民进党要推行危及国营企业工人的民营化政策时，他不加阻拦，反而在2001年台塑油品上市时，让工会自费在报纸刊登广告，希望消费者不要喜新厌旧，要支持「中油」的产品。
2002年初，石油公司公然要求减少20％年度加班费，会员都希望黄清贤坚决抗争，他却拒绝对抗资方，引爆工会严重内讧，甚至有工人辱骂他是「走资派」。就在2002年5月，石油工会第一分会出现严重分裂，部分工会代表另外组建「团结工联」，对抗工会理事长黄清贤。2004年初，许俊雄更通过与团结工联合作，夺取第一分会控制权，此后他领导的第一分会甚至在2010年公开支持国民党。
丧失根据地的黄清贤这才被迫狼狈下台，2003年没能继续担任「全产总」理事长。在他任内，全产总的不抵抗路线已经引发内部争议，以至于「台铁工会」退出全产总，受到工委会影响的「台北县产总」也一度退出，「台电工会」也一度退出，三年内风雨不断。
吴介民指出：
面对民进党的执政困境，社会运动团体也陷入了某种集体不动员的难堪；以往与民进党关系亲近的社运团体时常被动消极地为新○○的政策「背书」，这种窘境不时以「发牢骚」的方式，出现在私人对话的场合。
也有一名劳工领袖透露道：「劳工阵线和全产总在民进党下复合。劳工运动追随民进党，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与之合作。但当民进党政客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时，工会没有动员力量来迫使民进党兑现承诺。」
2003年「全产总」理事长第一次改选，结果民进党当局的新潮流系强力介入选举，大力扶植新潮流系的汉翔工会理事长卢天麟，与自主工会推荐的电信工会理事长张緒中竞选。新潮流系居然公然招待工会代表集体住宿阳明山，以此买票绑椿，最终才让卢天麟以三票之差战胜张绪中。
对此，罗美文、颜坤泉、汪立峡在6月17日举行「对全产总的诘难和期待」记者会，他们指出民进党政府上任以來，「抑劳扶资」、「劫贫济富」，造成贫富差距日钜、社会问题丛生，但未见全产总有积极作为。而且，全产总已变成民进党政府劳工政策的橡皮图章，不断地为民进党政府藩动的劳工政策背书，己经背弃当年自主工会为劳工权益打拚的理想形象，希望给予全产总清新空间。
卢天麟也发表当选感言，假惺惺地宣称要让「全产总」成为「真正自主的总工会」，任内「绝不担任政党职务」。结果，2004年大选当时，理事长卢天麟、副理事长钟孔炤却公开替陈水扁站台、拉票，常务理事张绪中为此在理事会提案要求理事长等干部，未经会员代表及理事长决议，不得以全产总名义支持特定党候选人。然而，卢、钟依旧我行我素，照样活跃在民进党拉票场合之中。2004年6月24日「全产总」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张绪中等人要求卢天麟公开宣布退出政党活动，卢天麟不愿表态。对此张绪中要求大会表决，卢天麟随即率众退席，故意造成大会流会。不久，卢天麟就成为了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事实上，到2004年大选前，岛内工运已经失去活力。「全产总」过去痛骂「全总」是国民党的「花瓶」、勞委會的「传声筒」，是无用的「阉鸡」，但如今却沦为了勞委會主任陈菊的玩偶。「掌握的行政资源让民进党一方面可以对不同政治光谱的工会运动团体加以分化，一方面对原本亲国民党的总工会系统工会头人招降纳叛，进行两手统治」。
「全产总」如此，民进党系统以外的工会也或是堕落，或遭到民进党的铁拳打压。林惠官曾经在1991年当选台铁工会理事长后，以给人「不要死、敢冲」的姿态改革台铁工会，要「终结阉鸡工会、工人自主」。然而，2000年成为全总理事长之后，林惠官更多的还是一个蓝营政客，而非工人领袖：在『大量解雇保护法』、『劳工退休金条例』等问题上，他的表现都相当温和、妥协。林一度招募劳动党系统的王娟萍担任副秘书长，却不欢而散。
另一方面，民进党也不介意使用铁拳，打压坚决抵抗的工会。2002年「八二七反健保双涨𤱎緈」当时，工人几次冲撞行政机构大门，结果行政机构将台北县产总王醒之、劳权会政策召集人唐曙等人移送法办，王醒之被判55天。11月20日，全总、工委会、台铁工会等十余个劳工团体因此在立法机构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制造「绿色恐怖」。
2003年～2004年期间，民进党当局尝试修改劳动三法，也被评价为是「工会戒严法」。2004年6月10日立法机构安排审查劳动三法，工人再度到立法机构陈情抗议，批评民进党管制工会发展，比国民党时期还严苛。汪立峡也批评说：
民进党当局透过工会法及劳资争议法的修改，强势干预老公的团结权及争议权，意图陷劳工于万劫不复之深渊，更可恶的是明明是要破坏要控制，却又挂着『工会组织自由化、工会会务自主化、工会运作民王化』的羊头，弱化工会实力。
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劳动三法修正案还都是「全产总」大力介入其中，支持修改的。「全总」、「教师会」、「电信工会」等工会多次在立法机构前陈情，「全产总」却在2004年6月7日，立法机构审议劳动三法前夕，发表「落实劳工团结权——全产总要求尽速通过劳动三法」新闻稿，怪不得工委会指责「全产总」已经变成了民进党的样板工会。
在陈水扁当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岛内失业率越发严重，失业人数不断翻倍。对此，「工委会」在2002年发起「活不起！真贫穷」大𧠶緈，一一检视执政党的财经、社福、劳工、教育等政策后，从阶级利益分配不公的角度批判民进党的施政，同时定性其上台前高唱的「新中间路线」其实是服膺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优先、政府退位、市场至上。
然而，在11月10日工委会「秋斗」当天早上，民进党籍立委李明宪、廖本烟、李镇楠却在台大校友馆召开记者会，指责秋斗是「国共合作、斗臭燤湾」，是马英九市府、旧特务势力、敞篷车同路人三方合作，通过大力炒作来抹黑工委会。
其实，陈水扁可以不断推行反劳工的政策，正是因为他可以通过玩弄族群民粹主义，通过族群民粹主义不断制造政治冲突，从而再生产支撑陈水扁当局的民粹主义运动，来获取劳工阶层的支持。在2000～2008年激烈的蓝绿交锋背后，是岛内工人阶级的失声。
正如工委会人士所哀叹的一样，2000年政党轮替后，社会运动快速萎缩，政客不断操弄夺权、压制底层人民，全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只剩下族群矛盾。由国族认同所衍生的统独议题，成为政治动员的重心，成为社会运动的「黑洞」，运动团体不仅无力动弹，甚至被吸卷进去消解得无声无息。
不是失望，而是绝望
这种扭曲的现状，最终造就了方来进这样的人：他本是台南县产业总工会的领袖，也担任劳工阵线的领袖。然而，他却在担任高雄市劳工局长时，与高雄捷运公司官商勾结，让捷运公司给泰国外劳提供奴隶待遇、集中营住宿，「住劣屋吃烂菜、电击棒打人」，极其残酷的剥削最终造成外劳发起长达17小时的暴动，导致「高雄捷运外劳弊案」事发。事后方来进辞职，被地检署判刑五年。
民进党系的工人领袖，也对这种状况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苦恼。曾茂兴就表示，他对民进党「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他还说过：
阿扁要陈菊担任劳委会主委，我就知道不是真心关心劳工，因为陈菊是社运出身的，不是工运界出身。我举个例子，如果民进党没执政，黄清贤如果不是国策顾问、不是新潮流的死忠党员，上街头绝对不是这么软趴趴。说到林惠官，国民党执政时代我没見过他上过街头；至于侯彩凤，根本是老板娘，当不分区立委又能怎么样。我早就看出來，劳工早已被政党利用了。④
不过，曾茂兴也跟其他劳工领袖一样渴望从政，以至于在2004年接受了陈水扁的邀约，成为了陈水扁当局的国策顾问，甚至还公开支持吴淑珍为其子陈致中购买豪车，被嘲讽「晚节不保」。
新潮流系控制工会的核心人物简锡堦，在卸任立委后，与民进党渐行渐远，终于在2004年大选前组建「泛紫联盟」，希望由此撑开左右界限。简锡堦沉痛坦白，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一丘之貉，执政是以资本主义竞争逻辑为根本；新潮流系已经沦为保皇党，对工农阶级「冷血政策」，以至于他不得不割袍断义。
民进党的治○理念，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燤𦂔国为最终目标，对于左右的意识型态的中心思想可说毫无共识，甚至说是一无所知。所以政党间是以「统、独」作为「区隔」，也难怪在选举时会以操作族群议题为竞选策略，以分化族群和谐作为获取选票的手段。
然而，他想要组建的「泛紫联盟」大部分成员还是民进党旗下的社运团体，而「泛紫联盟」本身在2004年大选后也几乎不再活动。
在2004年大选前，工委会的赖香伶等人深感民进党有意识的混用「反崴𤱶、反外来政权、反殖民统治、反𦄜、反大桃花石」等文化论述，吸纳着大量的知识菁英投入其民族主义的「黛皖人意识」建国运动中，有效的截夺了自解严前反崴𤱶、反压迫的社会民王运动诠释权，自主工运亦在此强大的文化论述中逐渐边缘化。
于是，他们决定发起百万废票运动。赖香伶就说：
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明明蓝绿政党都在操弄族群议题，为夺权私利制造人民之间的分裂，社运界及弱势者的声音、诉求在政治上完全被漠视，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们？
……
电视上民进党使用「二二八」的政治悲剧为其夺权服务、失去政权的国亲联盟把农民／劳工当竞选道具，大开记者会，但在掌握国会多数的实力中还是与财团一家亲、牺牲劳工权益，我做为阶级政治的运动者，对两党排山倒海的政治操弄束手无策，「废票」是我唯一可以制衡政客的工具……
尽管蓝绿两大工会的领袖都没有响应他们的运动，但最终，工委会得到了33万多张废票。这个票数当然足以左右这次大选的胜负，后来也成为不少人怀疑「马英九主导废票运动」的来源，但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段故事背后的阶级悲愤之情。
经过陈水扁的灾难八年，社会运动都已经有了「不要蓝绿」的常识。然而，代价却是社会运动普遍消沉、停滞不前，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原点。民进党的灾难其实早已浮现，1996年核四覆议案后，有一个评论家问道：「这是一个没有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时代？」当时在民进党任职的陈文茜更大胆宣称，党外与社运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但「所有这些浪漫的情怀到了90年代以后就逐一仆倒，反对力量就剩民进党这股力量而已」。
2000年代「全产总」的内乱接连不断，最终反对现状路线的一派——包括高雄、台南、新竹、桃园等地产业总工会，与电信工会、自主工联等——在2007年五一节退出「全产总」，成立「团结工联」，尝试让工运恢复左翼的战斗性。「团结工联」为了不被建制化，故意不设立秘书处，也拒绝寻求得到官方承认为总工会。
然而，此时已为时已晚。正如社会研究季刊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对应着政治自由化和民王化而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在激情地对抗过崴𤰝政体后，却逐渐失去方向和活力」。早在90年代工运人士在全岛串联建立工会时，就发现因为工厂停工、生产线外移，许多产业工会早已名存实亡。到2000年代，自主工运已经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产业工会的组织情况一直下滑。产业工会数一度在1990年达到1354个的最高潮，随后逐年下滑，到2005年，产业工会只剩下1027个，甚至比1987年——解严的那一年——还要低。到2012年，登记在案的产业工会只剩892间，会员人数也已经下降到53万人。
依然是非国民党系最大工会的「全产总」本身几经分裂，越发衰退。2000年～2013年之间，它的会员人数从28万下降到22万。除了一直没有加入全产总的「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等少数工会依然葆有战斗性以外，大多数工会已经沦为体制内黄色工会。2016年华航罢工之中，产业工会就是站在资方一边的，反而罢工者需要自行组建新工会。
民营企业领域的工会运动到2000年时已经陷入强弩之末的境地，自发性的罢工越来越少，存活下来的工会也以小心谨慎的态度与雇主互动，他们有关劳资抗争的演戏越来越多，打倒资本家的战术却越来越少。其原因正是，解严后诞生的民营企业工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种制造业与重工业，然而随着后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经济体制的重建也就快速抵消了政治机会为工人运动提供的激进动能。在产业转型之下，过去的工会主力丧失了自己的人员基础。
90年代当时，工会已经出现这样的处境：
工会想要去动员人的活动实际上会有一些困难，也不晓得是大家冷漠了呢？还是每个工厂都在减人，像我们一千多人减到现在七百多个人，反正这几年动员起来蛮不容易的，大家总认为我现在有个工作做顾饭碗就好了，就参与团体这部分热情不再了，所以这东西当然工会干部会了解，尤其像我们这种每年必到的工会干部，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动员起来就是不易很困难的。
要让新崛起的服务业筹组工会，却越来越困难。新兴的电子高科技产业本来可以是工会的新阵地，然而弹性化的劳动控制、股票分红制度的分割，却让工会组织者难以打入。一直到2005年，第一家电子产业工会（南亚电路）才正式成立；2011年，成功筹组第一个跨厂场的电子电机讯息产业工会。但即使是官方认可的正式组织，工会仍无法进行劳资协商，也无法申请劳动巡查。到2013年，电子电机讯息产业工会还是只有110位会员，这让工会祖织者相当感慨，「心情好的时候一起来猷緈，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很像慈济，大家做点功德为了燤湾劳工好。」一直到现在，「科技园区零工会」依然是难以打破的神话。
1990年代民营企业工会抗争动能几乎消失殆尽之余，拥有稳健组织基础的国营事业工会「俨然成了支撑劳工运动的主力部队」。然而在陈水扁当局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政策，与民进党系工会的不抵抗政策下，劳工人人自危，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纷纷大难临头各自飞，基层劳工的抗争行动也就陷入瓦解的境地。
当时的国营工会处境，可以从石油工会的内部哀叹略见分晓：
工会到底怎么了？会员一团雾水、不满、质疑此起彼落……团体内部因路线竞争一再恶性分裂，选票成为内斗筹码，职务反成为打压异已工具；劳劳相争，会员权益打半折，遑论工作权了，可预见的未来，工会人气溃散在基层反应已是不争事实，恨铁不成钢就清楚写在会员脸上。
过去石油工会的会刊每期都有「劳阵」的捐款广告，但从2003年开始，却变成了某个专门负责「劳资中介」的基金会的广告。
除此以外，在燤湾越发扩大的外籍劳工群体，与兼职打工的学生、家庭主妇、失业者，也长期保持了自己不被工会吸纳的边缘弱势角色，而他们的数量却不断上升。2013年为止，燤湾已经有49万外劳，只比参加产业工会的本地工人略少一点。不过，「全产总」并不关心他们的待遇。
到2011年，燤湾工会组织率只有7％；全岛只有98份团体契约。似乎正如学者总结的一样，𦻀湾的劳工团结在大部分时期是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 ，只有在少数特殊的条件配合下，才会出现如昙花一现般，短暂而间歇的阶级抗争。
陈政亮曾在2005年指责，「全产总」过度相信「谈判桌的策略」，背离了传统基层的抗争路线，结果一再而再地丧失了发动工潮的机会，无法迫使资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正因如此，自主工运陷入了停滞的陷阱之中。
21世纪初，似乎成为了最后的命运节点。尽管此后每年依然有工人运动不断爆发，不少工运团体也不时走上街头进行抗争，甚至2012～2014年出现过「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激进抗争的复活，2017年也有勞基法的抗争；但是，工运自己本身都完全边缘化，甚至在大部分时间成为社会运动「边缘的边缘」，这似乎成为了难以改变的现实。
假如燤湾劳工采取更具激进性的斗争策略，是否历史会不同于现在？但是，历史是没有if的。
尾声 你们这些踩着工人血肉上去的人
在2008年7月去世的林长昇，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
「开台北分部会员大会那天，包括邱义仁等新潮流大老都跑来了，两方票数相当，可是简锡阶硬要表决。当时的劳阵副○席，也就是前统联客运工会理事长余世昌气得翻桌，所有的人开始喧闱、推挤……。我还记得我跳上桌子，大喊：你们这些踏着工人血肉上去的人……！！！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宇宙的时间似乎就停在那一秒。」
真正相信左独路线的林长昇，1994年在新潮流系清洗中兴法商系成员时，一并被赶出了「劳工阵线」。1997年台塑工会联谊会准备利用股东大会的时机进行「年终奖金抗争」的戏码，工会客客气气地谈了一些提高员工分红的诉求，王永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时林长昇却跳出来，指责王永庆，大骂他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等他骂完之后，王永庆即指示几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将他拖出去一顿痛打，这时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出来阻拦。
工会如此，离开工会抗争的人也如此。现任「劳动部长」何佩珊曾在大学时投入到安强、十全美工运之中，不但休学，还遭到判刑。她也一度属于劳动党，属于「民学联」的系统，「民学联」也是当时主张社会主义、反对民进党式自由主义的学生组织。然而1992年立法机构集体改选，民进党需要招一批国会助理时，「民学联」的学生就纷纷抛弃运动现场，成为了民进党议员的助理，何佩珊则成为了柯建铭的亲信，一路终于得到今天的位置。工会并不期待她能干什么，因为她在2018年勞基法改恶时，就曾大力表态支持。
主张不蓝不绿、不统不独的工委会路线，最终养出了赖香伶这样能言善辩的发言人。然而随着运动陷入低潮，工委会也在2013～2015年被迫面临要不要改组为政党的问题，最终他们也因此而陷入分裂。正当工委会内斗之时，赖香伶在2014年投靠了柯文哲的民众党，做上了她师父曾经的位置：台北市劳工局长。她虽然一度顺风顺水，做上了立委的位置——这是工委会系统多次选举而不得的，却还是逐渐在民众党内失势、边缘化。对于过去的她来说，桃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这里的客家族群象征着一种不为蓝绿族群对抗所容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可以与无产阶级并列。然而，现在的她既然被抛弃在桃园，也只能像其他政客一样卖弄自己客家人的身份，融入过去所批判的民王体制。
2003年，白正宪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
有乐观部分、也有悲观部分。乐观的是，我觉得燤湾成立阶级政党是早晚的事。过去国民党太爛
烂，民进党随便拿个诉求就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现在民进党执政了，慢慢劳工会体认到他只是比国民党较不烂罢了，并不能代表弱势者声音，因此阶级政党是迟早的事。
悲观是投入工运的人太少了，想想全台六、七百万受雇者，才有几十个专职工运者，怎能搞得起工运。但乐观看，投入这么少人，也能搞出一些局面。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燤湾勞工没有英雄可以造时势，只有等待时势的来临。
时势还是没有来临，燤湾至今没有一个阶级政党，连一个左翼政党都没有。不仅如此，就连这段记忆本身也被民进党主导的意识形态世界所吃的干干净净，只留下民进党高明的歌功颂德长廊。
回首过去，这段历史其实是「处身于1990年代及其后的『后革命时代』，大环境已全然被『资本主义』所包围的情势下，一群怀抱著社会主义理念的工运分子，在燤湾通过组织纪律的团体生活，试图扭转乾坤推进阶级运动。」
他们的失败固然让人挥泪，但这段历史最不需要的就是因此陷入「自溺式的悔恨和犬儒地将实践全盘否定」，恰恰是这种思考造就了无数个背叛工人而投入「现实」政治的工运头人。
斗争并没有结束。工委会所总结出来的宝贵运动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参考。在运动的现场，劳动党与工委会，以及更多的工运组织，依然有人无悔无怨地在工运现场继续着冗长而出路不明的蹲点生活，随时准备着下一次的运动爆发。忍耐寂寞、接受重复的事务工作，面对弱势者生命中的无奈与纠缠，是一切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中的必需品。
乌马尔·赛义德曾经说过：
在印尼死去的共○○员是不会被超度的，他们生前受尽迫害，死后也被文化世俗的锁链所捆绑，成为了他们被屠杀地的冤魂恶灵，成为了民俗恐怖故事的大反派，巫师和神婆们用尽一切方法来驱散他们的怨念，但是继续他们的斗争才是唯一一个让他们安息的方法。
放在燤湾……以及更多地方，这句话也是适用的。
①这里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国民党对于工会的要求就是「劳资协调」，典型比如张天开的论述：○黨領導的所謂『工會』運動是致亂之源，英國煤礦工人的三次大罷工、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次大罷工，均為○○黨員所領導，足為前車之鑑。反觀三民主義的工會運動，以勞資和平相處，合作協調為方針。作者認為這就是工會運動今後應該踏上的路程。」
即国民党在政策法令中宣布的：
勞工運動應與國家經濟政策相配合，培養勞工生產責任觀念，提高勞動效率，以促進生產事業之發展。
另一方面，国民党来𥙉以后的「改组」，許介麟有相关介绍如下：
「國民黨的改造工作由重建基層組織開始。首先進行黨員的『歸隊』登記，凡逾期未登記者，以放棄黨籍論處。其次學習列寧式政黨，在這種職業機關中普遍成立各種小組，黨員歸隊後隸屬小組，小組隸屬各區分黨部，各黨部再隸屬於其上層黨部，最後由黨中央控制，層層節制，牢牢掌握。……國民黨『以黨治國』體制也在此時完成。…忠𧲱改造委員會所頒布的『改造綱要』更進一部規定，黨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制的一員領導原則。一切通過組織，組織決定一切；領袖採行組織的決議，幹部貫徹領袖的意志；以組織決定政策，以政策領導政治；…除了政治領域之外，𩅉𥒞改造委員會更要求黨員深入工會、農會、漁會、水利會以及青年、婦女、文化界等民間社團中發展組織，並取得領導地位。……」
而1951年通过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國民黨現階段勞工運動指導方案」如下：
策動各種產業職業員工，依法組織工會，臺灣省公營廠礦，應限期完成工會組織。
進行組織工會時，應先建立本黨核心組織，然後透過黨的組織，策動工人進行籌組。
在發展工會組織過程中，應爭取技術優良，生產成績優異之員工，或具有號召能力之愛國革命工人入黨，配合進行建立黨的工作，使黨的基層組織與工會基層組織，密切配合，以加強黨對群眾的領導。
这一方针即奠定了国民党在𢖤劳工政策的基础。
除此以外，还有国民党法令，强制工人进入工会——即进入自己管辖下的强权体制：
（1）凡在工會組織區域內，年滿十六歲以上之男女工人均應依法加入該業工會為會員。如有拒絕經工會警告限期仍不加入時，應依照工會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辦理；必要時得呈請主管官署處理之。
（2）凡經依法申請職業許可證（如食堂、茶室、旅館等業工人）或職業執照——如汽車司機及其他領有職業執照之工人），……均應於領到許可證，或職業執照，或使用牌照十日內，加入該業工會為會員。……，工會勸導尚未加入工會之工人一律入會。如經勸導後仍不加入工會者，由各工會依法呈報社政機關函請當地警察機關協助處理，嗣後警察機關辦理檢驗時同時查驗工會會員證，無工會會員證者，警○機關應通知其先行加入工會，為經警○機關檢驗合格者稅捐機關不與發給牌照。
②正如林子文指出的一样：
虽然在七○年代中，𥙉湾已经被整合进入新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一部分，并以劳力密集出口导向为产业发展的策略。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型态为国家资本。国公营企业控制了上游的生产原料，民营企业不仅需要国家资本的扶植和引导，从制定建厂计划、筹募资金以及引进技术和人才培训，都由政府一手包办，明显具有官僚资本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低粮价」政策，这不但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也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因此，第一代的劳工或兼业的农民便可以忍受低工资制度的剥削，尤其当经济发生萧条时（如七○年代的石油危机），还可以选择退回农村。韡权时期以经济发展达成了稳定社会，不但没有发生阶级冲突，并且使国民党得以继续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
但是，到了八○年代之后，𥙉湾社会越来越深化的工业化，使得大部份都市劳工已成为全职的受雇者。另一方面，「以农养工」的经济政策，也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发展逐渐停滞，造成农村破产的情况。这些因素使得工人已经变成无路可退。新一代劳工不愿再继续忍受这种长期被剥削的制度，他们因而成为自觉的工人，为争取应享有的权益，勇敢地站出来起义反抗。
③1996年4月公营事业四大工会（石油工会第一分会、电信工会高雄分会、邮务工会高雄分会、台电工会第39分会）联合阵线成立，企图透过总会的改选，取得执政权，以对抗民营化政策。
1996年11月，中华电信工会由在野的电信自主工会取得执政权，隔年石油工会的领导人易主，改由劳方连线出身的黄清贤接掌。国公营事业工会全面自主化的工作逐步推进，随后中华电信工会所主导「公管事业工会联谊」开始进行，并于1999年7月27日正式成立「公营事业工会大联盟」。
④其他工运领袖的访谈（2003年）如下：
政治立場的確會干擾工運發展。比如說，全產總的領導階層，往往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維繫扁政權繼續存在，這時候所有涉及工人階級利益，在護扁的前提下變成了次要。這是非常嚴重的事，過去勞工界批判全總是國民黨的卸用工會，現在的全產總也沒有兩樣，赤裸裸地讓人一眼就看得出來。政黨利用各種關係把你工運領袖困住、抓住，工運領袖很難擺脫政黨利誘、或某種壓力、某一種說項， 這是影響燤灣工運發展的很重要因素。
——汪立峡
「工運對政治影響很小，政治反而影響工運較多，工會往往被迫必需靠邊，否則就很難面對各方壓力。」
——白正憲
「這個問題要回歸到燤灣的政經背景。早期工運領袖，著力於政治上的改革，長期與各政黨合作、互動，使得整個勞工運動也被政黨瓜分，工運領袖無論加入政黨與否，都會對政黨心有所衷；第二點，燤灣存在的統獨意識糾葛，造成各工會團體間的鬥爭，減弱工會領袖的凝聚力，在國家認同的矛盾沒有解決前，短期內很難有階級政黨發展空間。」
——黃清賢
「族群問題對勞工運動產生嚴重影響，很難整合，工運一旦以統獨思考，很容易就和政治掛勾。國家認同沒有解決，工運就會出問題。」
——郭吉仁
「事實上，統、獨問題是政治人物為了政治利益搞出來的，不是為了弱勢勞工，政黨和勞工團體接觸，大都是利用勞工團體，不是真正關心勞工。更可悲的是，許多勞工領袖為了自身利益，往往甘願做政黨的附屬或次級團體，造成政黨予取予求。」
——劉渤
「林惠官和黃清賢都有政治和現實利益。林惠官如果僅是全總理事長，階級立場就會相當突出，因為只有和勞工兄弟站在一起才有成就感，但有了親民黨不分區立委，立委位子的比重就會大上許多。 同樣地，黃清賢也有類似困擾，全產總理事長的位子，可以做很多事，卻去接受總統府顧問。」
——汪立峽
「工运走上仕途，不是工人的政治实践。如果以他们的位置來定位，說不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工人。我举几个例子，像早期国民党的葛雨琴、李友吉，现在的候彩凤，民进党的邱义仁、劉进与、陈菊、郭吉仁、赖劲麟、李文忠，亲民党的林惠官，他们在工人政治实践上，实践了什么？」
——林子文
「過去，國民黨利用政治酬傭收買工會領袖，現在各政黨仍採取這種手段，如果工會領袖不能拋開一己之私，燤灣工會仍難有明天， 且會愈走愈下波，尤其是工會領袖為了爭取政黨酬傭，往往相互惡鬥，這種結果，對內造成工會的內訌，對外讓政黨更無視工會的存在。」
——羅美文
「在國外，工運領袖拒絕政治酬庸，政黨反而要看工會領袖臉色。 幾年前，日本工會領袖來台參訪，問到全總理事長也是政黨不分區民代 時，直說『把自己做小了』。因為政黨意識與勞工立場相違背時，除非去職否則只有取黨意棄勞工。再加上，工運領袖身兼數職，又如何全心放在勞工身上？」
——邱清暉
参考文献：
『左工二流誌——組織生活的出櫃書寫』（吴永毅）
『秋鬥——○灣勞工運動的儀式性集體行動』（林子文）
『工人開基祖——○灣勞工研究二十年掠影』（陳信行編）
『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何明修）
『民王化時期的國家與工運』（郭國文）
『個別勞工利益與工會集體行動的辯證：以華隆頭分廠的個案為例』（柳婉玲、劉梅君）
『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 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吳介民）
『《勞動者》雜誌與○灣現代勞工運動的發展(1984-2015)』（許凱婷）
『走自己的路！一條○灣左翼工運路徑的回看』（賴香伶）
「『勞動人權』年年退步的背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分析」（劉梅君）
『70與80年代○灣的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何明修）
『體制化及其不滿——二十年來的○灣勞工運動』（何明修）
『介於抗爭與協商：勞工運動在○灣的經濟社會學意涵』（何明修）
『○灣勞工運動的突圍與創進』（孫友聯）
『工厂内的阶级团结：连结石化工人的工作現場與集體行動』（何明修）
『沒有階級認同的勞工運動：○灣的自主工會與兄弟義氣的極限』（何明修）
『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陳柏謙）
『舊台共與省工委在戰後組織工人運動中的承繼與開展初探』（陳柏謙）
『政治民王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何明修）
『民王化轉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灣分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何明修）
『○灣工運領袖類型分析』（徐國淦）
Militants or partisans : labor union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Korea and Taiwan （Yoonkyung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