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代末的越南船民大潮之中，有中国人逃入北越加入船民大潮的，也有越南华侨逃回国内之后，再行偷渡到港台的。
一个名叫刘德金的华人，回国后被安置在归国华侨农场。1986年6月，他组织马晓滨等19名青年从山东坐小船偷渡韩国，打算从韩国再到美国与加拿大，这也就是「鹤岩浦事件」。当时逃到韩国的国人大多被暗中遣返，但由于这件事已经成为国际新闻，韩国政府干脆告知他们，要么去台湾，要么被遣返回大陆，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致」向台湾驻韩大使表示要去台湾。
ROC在韩机构其实也不愿意接纳他们，但韩国转告台湾，假如台湾不接受，以后所有驾机投奔台湾者，一律不再遣送台湾，于是台湾的驻韩大使薛毓麒勉为其难地表示愿意接受19人。
7月8日，韩国、台湾安排19人坐华航班机飞往台北。他们落地之后，即被台湾方面用作政治宣传，「救总」等机构轮番上阵，将他们打扮成「投奔自由的反贡义士」。然而这群大陆青年开完盛大的记者招待会第二天，就被送去澎湖的越南难民营隔离（名为「参观」），从此遭到囚禁。此时距离他们来到台北，还没有24小时。
刘德金、马晓滨等人不但被监禁，还遭到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严刑拷打，结果他们屈打成招：刘德金也在1987年初变成警备总部军法庭判定的「叛乱犯」，被关进绿岛的政治犯监狱。这段时间里台湾本身也在「解严」，最终1988年11月越南难民营停办，其他18人也离开澎湖，前往台湾本岛。
马晓滨因为「大陆人」的身份而变成二等公民，得不到工作单位的平等待遇：同样的工作，工资都比台湾人少一万。最终1989年11月，马晓滨与「越南难民」唐龙、再加上另外一个台湾人王士杰，绑架了大资产阶级张荣发的儿子张国明。三人尽管得到酬金后释放了张国明，还是很快被抓住、判定死刑，1990年7月20日被枪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当时对待越南船民的态度也比较矛盾。确实有乘船来到台湾，成功定居在台湾的难民，也有ROC组织飞机来台湾接走难民的（到1990年代都有）；然而，ROC海军也试过虐杀越南船民。1987年3月7日，有一艘越南难民船来到金门，结果被国军全数灭口，就连老人、妇女、孕妇、婴儿、孩童都不放过，国军士兵还私吞了一名老妇人呈请饶命的金条、美元与港币。考虑到船上有人曾经用中文与国军士兵对话（结果依然遭到射杀），船上或许有不少人是华人。
刘德金本人在1990年5月，被李登辉同黄信介、吕秀莲等人一起特赦，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后一个离开绿岛监狱的政治犯。
其实在越南的周边地区之中，大陆算是最友好的了。虽然由于中越交恶，中国派船并没有能接走很多人，但是假如你是逃过去的华人，一般都有工作与住所的安置，疑似是周边地区之中，对安置难民最积极的。不少年轻的越华未必愿意回中国，更愿意移民外国，但即便是走北线（沿着北越-中国海岸北上），小船也可以在中国沿岸停靠，船民可以修理船只、添购粮食，得到官民援助。假如遇到苏联船只，苏联人会与越南政府沆瀣一气，将船民送回越南——不过，其实越南政府也有收重金，亲自组织逃难者打着『出国观光团』的名义，出海流亡的。从合法途径而言，据阿默尔（Ramses Amer，1991）指出，自西贡被越共解放至1979年9月，离越的近45万华人里就有23万赴华。
待遇尚可的是印尼与香港，香港虽然是第一收容港，因此也收了不少人，但不太愿意将他们安置下来，90年代还是强行遣返了一大批人，甚至因此引起1992、1995年越南难民营暴动。印尼曾经有一个很大的越南难民营，1992年难民营关闭以后，印尼将其改造其难民纪念馆。尽管越南政府多次抗议，印尼依然在这里组织难民主题旅游。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澳门也有越南难民营。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待遇更差，新加坡不收难民，只愿意作为暂时收容地；马来西亚态度很差，纵容民间海盗掠夺难民，一度不允许民船带难民上岸；菲律宾也是不许船民上岸，但试过收下来一批难民，让他们到难民营；泰国不建难民营也不收难民，还纵容民间海盗掠夺、强奸难民。
除此以外，其实华人身份也不等于就要逃亡。有人满18岁之后逃避南越兵役多年，长期流浪在外不敢回家，藏匿在一个粤剧戏团之中。越共统一全国后，他被越共鉴定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受前朝伪政权迫害者」，还进入了越共文工团之中；也有人运气没那么好。有一户西贡人家的父亲是经营虾厂的工厂主，结果在越共的「铲除买办资本家运动」之中被迫自杀，不久又因为被查出曾开车帮助一个越共党员，被平反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