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松，一个横跨了陆、台、日三地革命运动的台湾人。
1900年出生于桃园的杨春松，早在1926年就渡海来到大陆，同年在武汉加入CPC，在国民党海外部任职。1927年他回到台湾时，正值岛内左翼民众运动风起云涌，而他也成为了「台湾农民协会」的中央委员，参与领导中坜抗争，以至三度入狱。
1927年对抗日本拓殖会社的中坜抗争，是台湾农民运动的最高潮之一，也是「台湾农民组合」与总督府两者交锋的总力战——当时每天都有数百名农民前往中坜郡役所前集会示威。当农民的抗租减租斗争向全桃园蔓延时，日本殖民当局从11月7日开始，逮捕了杨春松在内的83名农运人士，并强迫「台农」的桃园、中坜支部解散，这也就是「第一次中坜事件」。但「台农」的简吉等人不死心，号召全台农民总动员，继续中坜斗争的烽火。
在他们的热心呼唤之下，第二年8月9日，中坜农民组合支部的事务所又挂出了农民组合的旗帜，当地农民组合又选出了新的干部。此时殖民政府又跑来镇压农民运动，要传唤农会干部到派出所。群情激愤的农民随着到了派出所，大骂日警丧尽天良，乃至于向派出所投掷石块，导致35人被捕，这就是杨春松再次参加的「第二次中坜事件」。
谢雪红后来回忆说：
农组本部为领导农民斗争，经常派干部到争议的地方支援斗争，也派干部和各地联系。而敌人在争议的地方搜捕得很厉害，有许多干部一到那儿被发现时，即被捕或被驱逐回来。因此他们要到一个地方时，不能直接在当地的车站下车，必须在邻近的车站下，然后步行进入某一个乡镇。本部每派干部去参加争议时，只发给单程车费，因为被驱逐回来时，就可以免费乘车了。例如后来入党（台共）的「汤接枝」（草屯方面的人，贫农出身）曾几次到争议的地方去，就被驱逐回来。有一回，简娥被派去争议的地方，住在农民家里，当敌人来搜捕时，农民把她装在一个麻袋里，挂到屋梁上躲藏。……」
杨春松过的就是这种日子，而他也加入了台共，并在台共的谢雪红派、反谢雪红派的派系斗争之中，站在了谢派的一方。1932年他在上海因参加「反帝同盟台湾支部」的活动而被遣返以后，他入狱六年，最终在出狱后举家前往日本定居。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战败，当时身在狱中的日共党员山边健太郎感叹这是「我一生的春天」。当年年末，杨春松经由釜山、首尔、平壤，进入中国东北，与东北局的彭真会面了。据说，当时彭真交代他说：「日本的实际情况由日共掌握得最清楚……你们（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在日中国人数万人）只要遵照日共的领导去做就可以了」。彭真也吩咐他说，要成立「日共的华侨、留学生支部」，于是杨春松回到神户，就组建了神户华侨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左翼华侨——特别是在日台湾人——开始在日共的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
1950年当时，日本国内风云突变，GHQ开始进行白色恐怖，大肆迫害日共成员，乃至于对日共中委进行「公职追放」，命令他们每个月要到警察局报到。正值此时，日共却因「情报局评论」而激化了党内斗争，所感派与国际派的斗争很快使得整个日共的组织分崩离析。就在当年春天：
大概1950年春天，东京的中国人小组在东京吉祥寺的前进座举行了秘密集会，杨春松报告了中国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野坂参三和冈田文吉也参加了集会。此后，杨开始帮助德田球一等人前往中国……杨春松能让德田球一等人前往中国，是在国内的支持和关西集团（华侨集团）的支援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日共华侨集团是在德田系临时中央指导部的领导下的。
1950年6月下旬，转入地下的德田球一开始暗中前往中国。他从东京秘密前往名古屋，坐的是台湾华侨谢发荣的车。后来有日本评论家推测，谢发荣用的是「有着外交官特权、挂着青天白日旗的汽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的ROC驻日代表团已经动摇，不少人在我方劝说下，开始起义来归。在使团分裂的情况下，团长朱世明就此留在了日本，吴半农、谢冰心等人相继回国，而作为政学系台湾人的谢南光也回到了祖国——毫无疑问，这里有他的好友杨春松发挥了作用。
德田球一坐船偷渡中国时，杨春松也在一旁。在德田的偷渡船启航时，「杨春松同志」在「码头前端」注视着这一切。「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杨春松同志打来电话，说德田同志已平安抵达北京。」
其实，杨春松护送的不止德田一人。德田的亲信西泽隆二回忆说，「M（宫岛义男）到北京的事，是当时在东京作为『人民日报』和『大公报』经销员的杨春松同志」，宫岛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发，他是作为日共秘使前往中国的。
除此以外，杨春松还让自己的孩子护送野坂参三前去中国。他的二儿子杨国光说：「我们一家从1950年秋起，开始着手准备返回（中国大陆）……先由我和两个弟弟三人先行」。得到「出境证明书」的他在11月左右「立刻拜托神户的朋友安排船只）过了一会儿，接到通知说12月上旬有一艘船要出航，于是急忙乘坐东海道线前往神户」。「在六甲山的朋友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他登上了「停泊在神户港的船——巴拿马籍的旧货船『SAN JOSE』……（这艘船）从船长到水手都是中国人……出航当天」，发现了违反对共出口管制委员会的规定的货物，于是出航被推迟，「推迟了一个星期，12月16、7日终于出航」。
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有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进了船舱，这个人似乎很眼熟，那人就是「野坂参三」。野坂「好像知道我们也要同行，坐在床边若无其事地交谈……（野坂）一一确认父亲的名字、工作、家人，非常慎重。」杨国光说：「虽然以前没什么感觉，但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隐藏的工作』的一角。」之后，本该抵达「渤海秦皇岛」的货船「不知为何改变了路线……在青岛下了锚」。「离开神户港已经四五天了」，野坂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应该是在当年12月20日之后。「在码头迎接的人群中」，似乎有着杨春松的身影。
由此，所感派（主流派）的干部相继前往北京，组建了日共的流亡中央——北京机关。然而，杨春松也因为这种北京-日本的桥梁关系，而卷入到了日共的党内斗争之中。国际派的龟山幸三回忆说：「总而言之，宫本显治想以这种形式（CPC党员杨春松回到北京时，将中委会的意见书送至北京），让外国党看到国际派是在自己领导之下的。」
宫本的这种希望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达成了。，1951年夏天前，「杨春松曾……应刘副Chairman之邀访问过一次CPC中枢所在地」。「在刘询问了关于日共中枢内部意见对立的种种问题之后，他受这位领导人（刘）的委托，从『分派』（日共国际派）的人那里收到了意见书」。然而，对国际派恨之入骨的德田球一，却因这件事而记恨上了杨春松。
不久，「没想到，德田书记长知道了这件事」，1951年夏天的一天，「野坂等几位中委在场」时，召开了日共「中○扩大会议」。席间，德田对杨春松逼问道：「据东京传来的消息，『分派』的意见书已通过杨春松转交给CPC，是否属实？」在杨春松看来，日共党内似乎是「为了消除对立而下定了决心」，不过，「在1951年当时的日共党内形势下……杨春松虽然承认了有这件事，但他没有辩解，只是静静地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据说从这天起，杨春松就离开了北京机关。
此后，杨春松成为了PRC的外交部人员，也曾参加万隆会议的工作团队。除此以外，他还是台盟的一员，经历了谢雪红被批斗等历史的变幻。1962年，他在北京离世，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