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反歧视」，但不支持华人权益改善——其实，这正是很多香港华人精英，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贯态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启。何启作为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议员，多次发表有关中国的政论文章，也积极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甚至负责筹资兴中会的广州起义。然而另一方面，何启作为香港华商阶层的代言人，却坚决反对港英政府增加福利开支，理由是担心香港福利将吸引内地难民到香港白吃白喝，对定居香港的纳税人不公平。
他们作为华人资产阶级，一向被港英政府以两局议员等职位吸纳到政府体制内，港英政府也藉此通过他们来管理占香港绝大多数人口的贫穷华人。不过，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人并非不歧视这些体面而富有的高华。第一个葡籍立法局议员John V Braga就曾在1946年撰写文件，指出这些高华在高级银行、邮轮公司订票处与高华酒店的电梯里，经历着刻意的无视与冷淡，以及直接的蔑视。
Braga也举出了这样一个他亲耳听到的例子：一个银行的「英国职员……迫不及待地从他的办公桌后跳起来」，相继接待了一位英国妇人、一位英国军官、一位丹麦人与一位瑞士人，与此同时，一位「衣着入时的华人女士」早已先于这些人到达并耐心等待多时，英国职员却对她视而不见。忍无可忍之下，这位华人女士口里骂道：「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高华也注重抨击种族歧视。不过，他们依然反对港英政府对自己的殖民地体制进行哪怕些许的改良。1945年英国重新控制香港以后，新任港督杨慕琦试图推行自己的政制改革，让30名市政局议员中的20人经选举产生；这个市政局还将有权任命市政官员，提名两个立法局议员，还将获得独立自主的财政与政治权利。
尽管杨慕琦计划在选举中明显歧视华人，只允许长居而拥有较多资产的华人有投票权，这个计划还是让行政局、立法局的华人非官守议员惊慌失措。这是因为随着政制改革落地，他们在原本殖民政治制度中享有的经济、政治既得权益将大打折扣。
在香港还在被日军占领时，曾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李树芬（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就辗转重庆与伦敦，竭力鼓吹英国各界人物在战后「在一定时期内」重新占领香港，也反对酝酿之中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认为对华人开放选举是危险的：这些华人「并非英国臣民」，也「无法肯定他们有权投票后，是否会赞成」英国殖民香港的现状。
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罗文锦作为立法局议员，以发表激烈言辞抨击种族歧视而闻名香港，却是「精英界保守分子」，是「最关键、最勇猛」地反对杨慕琦计划的斗士。对于这些高华来说，幸运的是不久杨慕琦即离职，新接任港督的是反对改革计划的葛量洪，葛量洪也与罗文锦臭味相投。每次主持立法局会议，葛量洪都「迫不及待地等着前头的人把话说完，轮到M.K.（罗文锦）发言」，罗文锦也每次「总是说到点子上」。在立法局对杨慕琦计划的拖延下，这个政治改革计划终于无疾而终。
在战后政治改革的风潮中，也有体面华人建立的「香港华人革新会」等团体大力呼吁政制改革，但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波涛逐渐迫近香港，他们也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到5月份香港华人革新会的主席甚至说，政改的目标不是建立「自治政府」而是「培养地方自治」。某种意义上，他们在民主改革还不如一些欧洲人（比如贝纳琦）坚决。
1949年夏季开始，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导致住房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港英政府都尝试为了缓解问题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立法局的华人非官守议员却坚决而成功地阻止了港英政府这么做。
这个谜底的真相就在于，这些华人资产阶级精英虽然热爱中国文化，也会自我认同为中国人，但他们与居住在香港的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矛盾。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他们就齐心协力地与港英政府团结一致，坚决避免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左翼影响波及到香港，为此他们不惜组建特务别动队，亲自用武力镇压罢工工人。
正如港英政府第一任劳工主任柏特士所指出的一样，构成香港居民主体的中国劳工大众绝大多数「觉得自己在香港只是临时居民」，他们是在老家无法谋生，才前往香港务工，成为轻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等等。葛量洪也说：「在港的大多数华人对香港没有一点忠诚感。同（在港任职的）欧洲人差不多，他们到香港是为了谋生，直到退休返回内地，就如同欧洲人（任职完毕后）返回他们的家乡一样。」由于他们在香港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也并没有组成工会的合法权利，他们在1920年代～1940年代已不断发起英勇的劳工运动，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抒发自己的爱国声音。
自然，在忠于大英帝国、将香港视以为家的华人精英看来，这些劳工对他们的家毫无尊重，还屡屡试图来自内地的外部政治影响导入香港。
数十年后，随着大陆与香港在边境在1949年史无前例地关闭，一种与此类心态正好相反的意识开始出现……
而我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唸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覩，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其實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什麼中國重建、迴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現在不能為香港的中國人犧牲的，將來也不能為祖國的同胞犧牲。如果我自已不能為香港的同胞做事，又何苦空談將來回國服務，以不可知的未來、空泛的理想來麻醉自己，徒然堆砌空中樓閣來逃避良心自譴？……
——1969年1月，『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