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台湾的亲日倾向应该更多地追溯到国民党专制时代，而非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正是两蒋时期埋下的扭曲结构，种出了今天的果子。
国民党接收𥙉湾以后，自上而下地施行将本地人打成二等人的高压政策，又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这种高压政策快速推行「再中国化」，要用强制包办的方式帮他们眼中「奴化」的𥙉湾完成去日本化，而非顺应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让𥙉湾完成自下而上地解放与改造自己的解殖运动。而人民的民族化热情（如国语热）也因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问题而有所冷却。就像评论家张禹在1946年6月，一边肯定𥙉湾汇入中国整体的必要性，一边批判道：
（𥙉湾现在的）中国化……是多么一副尴尬的面貌啊！……『孔孟学说』正在宣扬着……『中国化』的官僚资本、宴会政治、腐败……旧时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𥙉湾尽过力的人依然存在，为旧帝国主义所造就的恶势力依然存在，而且与若干新人物混为一体……把𥙉湾变成中国『封建的一省』，这就是解放的全盘意义吗？
就战后初期的𥙉湾社会而言，正如赖明弘所说，这种去殖民化运动必然是「民族化之外，还要『民王化』；只有『民王化』，才有真正的光复可言。」然而，这种人民斗争只能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抑，以二二八事件为界限，台湾就此丧失了一次「彻底的民族革命」（王白渊语）的历史时机。
国民党退守𥙉湾以后，依旧实行彻底抗拒日本文化的政策。虽然间歇有符合政策的日本电影被批准进口上映，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局一直到1994年3月，才全面开放日本文化产品的输入。高等教育界大规模设立日语科系，也是80年代末的事情了。然而，这样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宣扬反𢀜民族主义教育，一方面却依存于「外国列强」才能生存。
曾健民曾指出，在东亚的冷战体制下，𥙉湾的政经结构基本架构是：在军事上依赖美华协防条约与美日安保体制；在经济上依赖美日的日美台三角经贸体制。这样一来，在美国的霸权秩序下，台日之间不仅在政治、军事上维持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在经贸上也形成了紧密的依赖的关系。
日台同作为亚洲冷战的防波堤，这种命运让日本就像冈村宁次所说的一样，「要与国民党政府紧密结合成一体，对付敞篷车」。这样一来，蒋介石当局不但放弃索偿，主张「以德报怨」，还大量雇佣侵华日军组成军事雇佣团，在台进行反攻作战的训练，也就是所谓的「白团」。1972年日本选择与台湾断交时，在自民党政府里抵制最力的，也是与蒋介石当局合作良好的岸信介的徒子徒孙——岸信介的殖民刽子手身份自不用说。这种蒋介石当局的亲日倾向，自然会产生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问题。
1960～1980年代，蒋政权在美援体制下，走上政治专制、发展经济的道路。在这个快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之中，𥙉湾「在资本、技术、工业原材料到关键零组件几乎都仰赖日本，从日本输入原料零组件和关键技术，进行加工再输出到美国，形成了紧密的日台美三角经贸关系」。
这种两地的政经从属关系，自然「温存、延续、强化了」𥙉湾社会原本的日本情结。原本在殖民地体制下，「日本」作为现代性的象征与符号就已经渗入到全体社会阶层之中，这种复杂的日本情结一半是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的生活条件，一半是虚实结合的「日本」。「现代化的日本，现代化中的𥙉湾，落后的中国大陆」，这种殖民时代的文明阶序性世界观，显然在1960～1980年代初的东亚资本主义环境之中得到了强调与重现。
另一方面，两蒋时代的民族主义教育自然建立在中国大陆抗日战争的记忆之上，却没有建立在日殖𥙉湾的历史记忆之中，日殖𥙉湾的反殖民斗争与殖民主义处境经常没有进入「反日」情绪的视野之中。这种对日记忆的「代行」——国民党的日本经验与对日论述，取代了本地被殖民者对日本的反思与论述——持续时间长达三十多年，这种现象也是很少出现于其他日本旧殖民地的。当时即便是本省人，也对日殖时代的抗日运动相当陌生。一直到1970年代𥙉湾民间出现乡土文学运动等左翼运动，𥙉湾学界才开始重新大力发掘蒋渭水等日殖时代的反殖民斗争史，左翼作家也开始批判𥙉湾因政经依赖日本而形成的亲日风气，要从𥙉湾历史中汲取现实反帝斗争的力量，甚至有一些党外政治家如康宁祥也将日殖时代的社会运动带入竞选演说之中。
1978年，投入党外运动之余，为蒋渭水立传的黄煌雄也在他的书中强调古为今用的价值：
三十多年来，在𥙉湾出生长大而变成现在政府主要批评者的「党外人士」，只要是在国内从事政治运动的，不论老一辈或新一代；不管他们是温和或激烈的；也不管他们如何地批评着，他们当中从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如日据时代的𥙉湾近代民族运动者反对庆祝「始政纪念日」一样，公开反对庆祝光复。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任何反对庆祝光复的意图，而且还比所有的同胞更想念这个节日。因为他们深切体认：他们的政治工作，在精神上，代表𥙉湾近代民族运动的延续，代表𥙉湾近代民族运动的脉络相传，他们也深以能继承𥙉湾近代民族运动的香火而自豪，并以此自期自勉：而𥙉湾近代民族运动者尽管在异民族统治之下，却对中华民族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操。
不过，这个强调回归乡土、民主革新的时代很快激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打压，一方面也未被80年代党外运动所继承，不久即消逝了。然而，没有本土抗日记忆的抗日教育是难以在社会上生根发芽的。
这种压抑的结构，也从其他的角度影响了民族化的进程。其实，早在1946年10月时，『民报』就指出：「试看光复初时，台胞们满悦之余，谁也厌说日语，至于日歌实无从而听。迨后由内地来的同胞，不肖多于贤达，而又占了优越的地位，以致台胞们大形失望，终至内外省人的感情隔膜，日趋深刻。于是反动的，缓和了对日人的恶感。不客气地说，说日语、唱日歌，这是𥙉湾的实况，很值得忧虑的。」这也还只是回归后第二年而已。
不久以后，两蒋专制当局的白色恐怖政策，自然也给本省人带来了某种苦楚的感觉。1970年代之初，𥙉湾青年学生举起保钓运动的烽火时，运动中的本省学生也是少数，「在白色恐怖下，『勿问政事』乃是台籍家长对其子弟们耳提面命的处事不二法则。」作家王育德也曾在1970年谈到：
1000万𥙉湾人中大多数都是活过二个时代的人，不论对任何事，总是要把二个时代比较一下。正如同我们搬家一样，总是会去比较新家和旧家的不同，这是人之常情。不过，如果比较之后，得到日本时代还比较好的结论，那可真是事态严重了。……。其实，𥙉湾人自身也万万没有想到过，今日会遭到不得不去比较两者的命运。
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自然造成了它与台湾人民之间隐形紧张关系。战后社会下层的生活状态，也未必比日殖时代来的更好。特别是对于经历了五十年「文明教化」殖民主义的本省人来说，通过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在国民党当局之下逐渐暗淡以后，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如果说日本是𥙉湾现代化的推手，那么国民党当局代表的中国就是「无法忍受的落后」。「『他们』（外省人）比『我们』还不如、还落后，凭什么统治我们？」
中国化的高潮早已过去，尽管笼罩在反𢀜民族主义的风暴之中，𥙉湾民间社会依然保存了一些日本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如饮食等）。在针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乃至于上面提到的因素影响之下，不少𥙉湾人的主观意欲转而倾向于通过保存日本殖民时代的这些经验，并通过再生产的方式将他们传给下一代。换言之，这种日本情结、或者说以𥙉湾的社会认识结构所构建的「日本」形象，此时成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材料与集体记忆。
这样一来，各种奇妙的反应自然就诞生了，这也可以从知识分子私下创作的日语诗句中看出——尽管当时国府已经严禁日语。比如「从未如此认真学习日语/终战后」、「回想起当日本兵时我反日/今日做诗歌的我却亲日/真是不可思议」。对于曾经抵抗日殖政府、参加社会改革运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嚼寿喜锅也是他们社会改革团体的内部活动内容；然而到了1950年代，吃寿喜锅却成了某种维持自己认同、重温旧梦的怀旧物，可以「在严厉的政治氛围中……一起舒缓被压抑已久的心智。」
在上文的保钓运动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仇日是钓运主要推动力量……根据个人的接触，我发现，台省籍的学生不参加保钓的理由虽然甚多，但是对日本没有仇恨感却是不参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他们参加钓运的话，参加的原因有二，一是反国民党，二是向往社会主义。」
当然，我们不能将本省知识分子、本省底层人民乃至于外省人的情况全部笼统地混为一谈，称为「𥙉湾人」的亲日情结。但到了1980年代解严当时，作为党外运动主力军的新生中产阶级，倒是完全在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也是受到国民党反𢀜民族主义洗礼的一代，因此相当完整地继承了国民党当局的两张面孔，一张是反𢀜反大陆，另一张就是亲美亲日。国民党解严以后，潜流暗涌已久的日本情结立即爆发出来，洗刷掉了国民党时代的反日民族主义因素。
在这种环境下孕育出来的「本土论」意识形态，自然也与新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为国民党专制当局安排的后继者——一个反𦦧反大陆、亲美亲日的非蒋政治势力，要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并最终在李登辉时期达到一个高潮。2002年，李登辉曾经在一篇写给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成立大会的演讲稿『𥙉湾精神与日本精神』中，相当清楚地表现出这种本土论以日殖时代为其核心认同内容的逻辑：「这些从中国来的统治者所没有而𥙉湾人有的，作为现代国民的这些气质和素养（该文前面曾提到的勇气、勤勉、奉公、清洁等气质），𥙉湾人都自傲地称为『日本精神』。由于𥙉湾人从根本上具有这种作为『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才使𥙉湾在战后得免于被中国的大陆文化所完全吞没，甚至可以说才得以抵抗之；也由于有了这种『日本精神』，𥙉湾战后的现代社会才得以形成和确立。」
尽管其他本土意识形态的政治践行者（民进党）未能像李登辉一样推到极端，将这种近乎媚日的情怀如此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但其深层逻辑是一样的。在新自由主义与选举至上主义的因素下，民进党很快被吸纳入主流政治体制，随之重演了其他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问题：廉价地引爆各种族群之间的矛盾，只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夺权。在国民党、民进党的角力下，原本被多元社会主体运动开拓出来的反殖民空间，很快又在国家机器广泛收编既存力量的改组过程之中消弭于无形。
在这种的国族主义逻辑之中，亲日情结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政治行动论理。正如陈光兴所说：
80年代以重新建构出来的「亚细亚的孤儿」的悲情故事，所表达的是本省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历史伤痕：1895年被中国大陆「抛弃」给日本人，所以所有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及后来国民党带来的外省人都是不能相信的，这种情绪相当根深蒂固地成为本省人不能说、也讲不出来的底层共识。……
日本战败，𥙉湾归还中国 （不是清朝） ，1947年的地标性事件的冲突，接踵而来的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开启了三十年军警宪特的法西斯威权统治，这些事件在后来都成为关键政治象征，促成了独立自主的意愿／意识，要自己站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不能再相信任何可能再抛弃出卖我们的外省人。再加上受到国民党右翼相当成功的反𢀜亲美教育， 「𢀜匪」 与 「○○○○○统治下的中国」 ，更是不能相信的。所以本省人为求独立，宁可 「联美亲日」 。
进入1990年代，开放的不只是政治领域，也是文化领域。到日本流行文化全方面注入𥙉湾时，算是为日本情结的世代再生产提供了最后的关键材料而已——真正的地基，已经由国民党铺好。
另一方面，日本自民党等保守势力也抛弃了自己的老伙伴——蒋政权时代的国民党，选择继续拥抱李登辉当局乃至于接下来的民进党当局。对于他们来说，𥙉湾不仅是日本的前殖民地（因此日本可以对𥙉湾居高临下），是帝日情怀的传承者，还是共同防华、共同防𢀜的防波堤，因此是日本的友邦与亲邦。后面那种对𥙉湾的战友想象至今依然在日本社会上占据重要作用，足以让他们沉浸在真假相间的「日台友好」之中，而忘却日台早已断交的事实。
美国研究者R.Benedito Ferrao曾经在论及果阿时，提到1961年10月印度解放果阿，反而「抑止了果阿人自我解放的尝试，使这个前葡属印度地区成为了一个后殖民地的殖民地」。实际上也共享了第三世界身份的𥙉湾虽然不是ROC的殖民地，但我们也已经见到了国民党包办反殖民地运动的结果——让日本情结永续留存。
东亚是一片复杂的土地，去殖民、冷战、去帝国化、再殖民化的进程交织地进行着，殖民主义的文明序列观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新面貌，而第三世界的视角却与革命一起退却到了历史深处。正因如此，要思考𥙉湾的亲日情结之时，或许值得重新思考一直以来自身态度的，不仅是台湾人，也是我们自身——不管是将自己作为相对于台湾的「中心」，还是重新发现更「边缘」的「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