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就是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篇了。随着1934年的新年钟声将近，早已在各层面上全面崩溃的日共，也不可避免地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黑暗汪洋逐渐下沉，直到1935年最终沉没的一刻。
1933年12月的日共，在工会组织、青年组织、财政、党报等各大层面都处于濒临彻底灭亡的境地，党组织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然而，仅有六人的日共指导部之间，却还有着一个特高间谍。
为了揪出这个为害甚久的特高间谍，宫本显治、袴田里见等人联合起来，私设刑堂拷打了他们认为是间谍的两名中央委员。即便其中一人在过程中死去，他们依然坚决地在党内发动了反碟运动，对一切有可能是间谍的人进行审讯运动扩大化。
但他们始料未及的，却是这次反间谍运动摧毁了党内本已经薄弱的互信基础，导致整个组织一瞬间分崩离析。就在最后的一年里，日共党内上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丑恶斗争，党中央集体开除不服自己的党员，导致自己变成光杆司令；反对党中央的大多数党员则集体另立中央，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才是间谍的一幕发生了。就在日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炽烈内部斗争中，随着日本政府铁拳平等的落下，战前日共的历史终于落下了帷幕。
一、「日共间谍审讯事件」
通向拷问之路
战后，主宰了日共几十年的强权者——宫本显治。八十多年以来，一直被日共指责为特高间谍的时任中央委员——小畑达夫 。两人正路相逢，就在1933年12月末的冬夜里，宫本亲手打死了小畑。
或许因为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因此这件事一直是自民党与日本右翼势力手里的一把舆论武器，每当日共要崛起时，他们就用这把刀子刺向日共。随着宫本显治在1960年代初完全控制了日共，这件事的热度也就越来越高。一直到现在，这件事依然是日共黑历史中必有的一条。
对于宫本指导部来说，这件事也是忌讳中的忌讳，宫本显治最害怕别人提起的，就是这件事。由于时至今日，控制日共的依然是宫本的徒子徒孙，因而他们也紧跟宫本显治的论调，时不时就宣布小畑的死纯属突然病发，与宫本没有一毛钱关系。
至于历史真相如何，还是要回到1933年11月末当时。十一月当时，时任日共委员长的野吕荣太郎正因为身体多病之极，暂时不管党务，决定疗养一个月。当时的日共中央委员有六人，即作为中央委员的大泉兼藏、小畑达夫、宫本显治、逸见重雄 ，以及身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秋笹政之辅、袴田里见 。这里可以直接先解开谜底——最高指导部里的这个特高间谍，就是大泉兼藏。
如果读者还记得第三篇的话，应该知道袴田作为这一时期日共难得的化石级老活动家，已经怀疑大泉是间谍，只是因为野吕极为信任大泉，结果反而被一贬再贬，一路贬到东京东部地区委员的职位上。当时的东京市委员长也是特高间谍，名叫三船留吉 。由于他被揭穿在1933年5月出卖了日共委员长山本正美，日共决议对他进行内部审查。由于大泉控制了日共的党务，这次审查自然草草了事，大泉随便审了五分钟就宣布三船是好同志。
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的袴田里见要求重审三船，他和大泉、时任东京市委员重松鹤之助一起商量再次审讯三船的事情。由于袴田一条条地列举三船的可疑之处，最后大泉也不得不说：「这么说，三船果然是间谍吧」，重松鹤之助回答说：「审讯就让我来干」，大泉则主动提出为他们准备手枪。
然而就在他们决定审讯三船的第二天，三船召集了东京市委各地区的组织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全部被捕，不久三船自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袴田经过这件事，更加坚信大泉一定就是间谍。于是他跟同为东京市委员的荻野增治商量以后，向指导部提出了一份文书，举报大泉是间谍。但是日共委员长是野吕荣太郎，这份举报自然石沉大海。
1933年9月，大泉兼藏害怕不喜欢他的宫本显治在下层组织扩大势力，为了将他「就近看管」起来，把宫本从东京市委员长转调中央，让他做了宣传煽动部部长。大泉是这么说的：「昭和八年九月左右，我以宫本在八月一日的反战活动中表现不太好为由，解除了他在东京市委员会的职务，把他押到宣传煽动部长的位置上，让他断绝了一切组织关系。」
与宫本有不错交情的袴田也在同时重回中央，成为了组织部的成员。由于此时的组织部长是小畑达夫，袴田对小畑工作时的各种各样的可疑之处也产生了疑心，开始渐渐怀疑他也是间谍——尤其是小畑与大泉走得很近，这不得不让袴田有所提防。袴田在此时就已经在与宫本商量过大泉的事情：
「昭和八年九月左右，我和宫本见面的时候，提起这件事（大泉间谍论），他的意见完全和我的意见一致，但是他认为在野吕信任大泉的情况下，断言在党中有重要地位的大泉是间谍，是很轻率的、也是不可取的。他主张，我们应该暂时再观察一下大泉的情况。」
1933年11月28日，大泉兼藏出卖了野吕荣太郎，导致他在火车站被特高逮捕。这件事不但使得日共委员长的位置空缺出来，也导致袴田正美的疑心全面爆发。他立刻找到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秋笹政之辅，跟秋笹说了自己的推测，秋笹马上就认同了这个想法。他们两人认定，为了避免大泉与小畑串谋，有必要对大泉、小畑同时展开审讯：为了执行这个审讯计划，他们分头行动，分别去说服宫本显治与野吕的秘书逸见重雄。
由于宫本之前也对大泉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很快就同意了袴田，愿意对大泉进行审讯。当时的宫本并没有怀疑小畑是间谍，但经袴田列出一堆「证据」以后，他也接受了袴田的计划，即同时对大泉、小畑进行审讯。与宫本这边相当顺利相比，秋笹、逸见那边的说服工作却不怎么顺利。
秋笹政之辅此人，是出了名地生性多疑 。秋笹出身于1920年代学生运动，曾与野吕一起在京都学联事件中被捕、判刑。1928年入党以来，他一直以来都在日共的党报、宣传机关工作。1932年逃过十月大逮捕以后，秋笹逐渐升入日共党中央。当时与他同在中央的谷口直平就评价道：「秋笹是个神经质的人，非常害怕间谍，以至于说这个也是间谍，那个也是间谍，所以必须排斥他们。我曾评价当时的秋笹是神经衰弱的恐惧症患者。」
战前十分罕见的日共女党员寺尾敏也回忆说：
「原本就神经纤细的秋笹，自私刑事件后陷入重度神经衰弱，得了严重的强迫症。我和他一起走进咖啡店时，他刚坐下就开始心神不定，然后轻声对我说：『这家咖啡店被间谍包围了。』不管对他说了多少次『没事的』，他也不听，说着『去别的店吧』就离开了。 他经常是连话都不说就要换两三家店。我和他两人打车的时候，秋笹直起腰来注意后面来的车，说『那辆车在尾随我们』，但我看起来并没有这样。他会说：『就在这里下车吧』，然后中途下车叫其他的车，有时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换三辆车。中央委员是如此地敏感，我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感到非常不安。」
与此相比，逸见重雄却是野吕的秘书，和他一样信任大泉。根据宫内勇回忆，逸见天生就是个文静、懦弱、老实的知识分子，不时为苦恼而沉默 。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人，也不干见血的事情。因而，性格完全不合的秋笹说服不了逸见重雄。
于是12月3日，逸见、秋笹、宫本、袴田再次在中国料理店会面，交换意见。在逸见看来，大泉、小畑虽然作为领导人是有很多不应该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间谍，只能证明他们政治水平不高。与其去拷问他们，不如召开中央委员会，以绅士的态度责问他们犯下过错的政治责任。
其他三人当然不可能赞成逸见的意见——在这种地下党的状态之中，大家是不可能真正地收集到他们是间谍的决定性证据的。假如大泉、小畑真的是间谍，还要这样子去温吞地「揭发他们的政治责任」，他们不就会像出卖野吕荣太郎一样，向特高出卖已经起了疑心的四人吗？因此，他们的嫌疑已经充分了，应该立刻对他们进行拷问。
然而，逸见还是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两天以后，四人再度在八重洲一家中餐厅的二楼小房间进行商讨，中途由于餐厅经理不断地向内窥视房间，他们又来到了神田的一家寿司店。袴田后来说：「尽管三人细致入微地劝说，逸见还是优柔寡断，有时甚至说出像拥护大泉、小畑那样的言辞，我就用激越的言辞责难他。」三个人「为了说服逸见，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最终逸见还是同意了。
此后四人相继12月7日在靖国神社旁的牛肉店、12月9日在池袋的秘密据点，经两次会议商讨了拷问的具体方法与程序。四人决定，由宫本显治来担任「审讯委员长」，这是因为宫本是最支持拷问计划的中央委员。于是宫本立刻制作了一份详细的表格，计划要如何去拷打大泉、小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其实在拷问之前，已经认定大泉、小畑就是间谍，拷问只是确认这一点而已。袴田说：「我（袴田）、宫本、秋笹三人确信，即使不正式审讯他们两人，他们的罪状也显而易见。 」
拷打计划的实行者，也由宫本来找。宫本找到的，是日共东京市委员的木岛隆明 。木岛跟他们不太一样，纯属一般工人出身，在印刷厂等地工作时逐渐对拿到的日共机关报产生了兴趣，于是逐渐加入了日共的外围组织，于1932年11月入党。由于1932～1933年的日警大搜捕，木岛在日共上层组织的崩溃中得到飞速提拔，一年之间从普通党员变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不过，这也要多亏他成为了袴田的部下，随着袴田升入中央，并在33年7月赶走了此前的东京江东地区负责人（理由是他是间谍、挑拨离间者），木岛也接任这一职位。这一时期江东地区的党组织是日共在东京所拥有的最大规模组织，因而江东地区负责人的身份也格外地高。
木岛既居此位，是召集党员行动队的不二人选，他也已经在同年八月揭发并驱逐了一名日共东京北部地区的朝鲜人间谍，这也难怪宫本会想到他。12月初的时候，宫本把木岛叫到一家江户川桥附近的糕点屋，对他说：「其实党的中央委员会内部有间谍」。于是，「可能需要你来帮忙。」木岛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宫本也说：「东京市委员会的同志里，你是最值得信赖的……只有你们工人才有权利拷问间谍」。两三天后，在宫本的拜托下，木岛亲自从江东地区的党员中选拔了林钟楠、金季锡两名朝鲜工人作为行动队员，自己任队长。
四人原定在12月16日执行计划，木岛也已经事前抱着「极度憎恶间谍的心理」，感到「宫本与袴田要拷问并杀掉中央委员会中的间谍」，去松坂屋事前买定了斧头、菜刀、铁丝等工具。然而由于他们没能成功找到拷问据点，计划失败了。四人与木岛多次商议以后，最终在京王线幡ヶ谷附近，玉川上水路以北五六十米的地方找到了拷问的地方。秋笹和他的党内妻子木俣铃子假借夫妻名义，租到了这间自带园地与围墙的一户建。当时这一带比较偏僻，除了几间房子以外，都是农田。上水路的两侧都是堤岸，那里也是供行动队员放哨的绝好地点。
与此同时，宫本与木岛在19日、21日、22日三次碰头，最终木岛在22日得知了12月23日就是计划实行的日子。当天晚上九点，木岛与林钟楠、金季锡取得联系，给他们宫本发出的行动费各1日元，命令他们明天上午九点在大曲附近的群众食堂「三河屋」聚集；这次计划不能再像上一次一样失败。
正当宫本等人已经磨刀霍霍时，大泉与小畑却一无所知。野吕被捕以前，大泉仰仗着野吕对自己的信任，在日共党内气焰滔天。宫本曾经在野吕被捕前，尝试让秋笹、袴田成为中央委员，但大泉唯恐宫本派势力扩张，打回了提议，反而试图让亲近自己的「全协」（日共下属的工会）委员长小高保成为中央委员。由于野吕突然被捕，别说人事之争无疾而终，组织工作也一时停滞了下来，中央委员会三个多星期没有召开，原因是没钱①。正当此时，宫本、袴田却通过说服逸见与秋笹，形成了中央委员会以内四比二的有利格局，一下子逆转了形势。然而，大泉却对这种惊变恍然不知。
12月23日，计划正式开始。当天早上8点，木岛按照宫本的指示来到饭田桥路口，与袴田汇合，十点又将行动队带到了京王线的代々幡站。与此同时，袴田前往幡ヶ谷的据点。到那里的时候，秋笹与木俣铃子已经在房子里，三尺的柜子里放着斧头、菜刀、硫酸、细绳、铁丝等道具，正值隆冬，房屋的正中间也摆着一盆取暖的碳火。袴田与秋笹就围着这盆火，一边等候一边闲聊。
另一边，大泉如此回忆当天早上的经过：
「就这样，我为了参加昭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中央委员会，在早上九点十分左右，于本乡一丁目角的咖啡店与逸见会合，没想到逸见也带来了宫本。
然后，早上九点四十分左右，我们在浅草公园附近的糕点店召开当天的中央委员会，当时三个人坐着出租车去了那家糕点店，小畑也在，四个干部聚在一起。
我做梦也没想过他们对我和小畑起了杀心 。
于是宫本提议说，其实石田君（逸见重雄）在那里设了一个据点，所以现在有很多议案，可以在那里商议。」
穿着大衣的四人于是坐出租车从浅草奔向幡ヶ谷。小畑本来提议四人合坐一部出租车有被日警一网打尽的风险，但宫本坚持坐两辆不实惠，于是四个人一起坐一部车前去。此时，木岛也已经在代々幡的车站等候已久。在那里下车以后，小畑又提出先去吃饭，宫本当然极力反对，四人于是兵分两路，经小巷走进了玉川上水路。宫本、小畑一路直奔据点，逸见为了拖延时间让宫本等人处理好小畑，故意先带着大泉在附近乱转了二十分钟才去据点。
宫本与小畑抵达据点时，是早上10点半。在二楼等候的袴田如此回忆当时的场景：
「我听到他们一边说着什么，一边上楼的声音，于是站起身来，一手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实装手枪，一手拿着放在前面的细绳。秋笹也站起来等着。
小畑一进二楼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宫本就立刻掐住他的脖子、控制住他，我和秋笹则在一边帮忙。
当时，宫本首先对小畑说，今天要把你当作间谍来审讯，你绝对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胡来。我和秋笹也对小畑说了同样的话。
于是小畑好像非常吃惊地一屁股坐在那里，说『啊，好，好，绝对不会胡来的』，变得温和起来了。」（预审调查书）
三人将小畑压倒在地，脱下他的外套，用细绳将他的手腕脚腕捆绑起来，然后搜身。他们找到了装有300日元的皮包，装有5日元的小钱包，一本记事本与一只怀表。他们将小畑两只耳朵里塞上饭粒，用手巾堵住他的口，将他塞进橱柜里。
不久大泉也来了。大泉听到他们宣布自己是间谍时，面色苍白，「感到『这次真的死定了』 。」其他人搜身以后，也发现了装有300日元的皮包、有零钱的小钱包和记事本。当时的1日元大概等于今天的2000～2500日元，所以其实相当于大泉身上带有超过六十万日元的巨款。同样地，大泉也被堵住嘴巴，绑着手脚塞进橱柜。
此时秋笹前去与木岛会合，宣布成功抓到间谍，马上就要开始审讯。他命令行动队在玉川上水路的堤坝上假装散步，实则监视日警动向，假如日警来了，就吹口哨，每逢一小时报告情况。
一切都准备完毕了。拷问正式开始，是1933年12月23日的正午时分。
三天的审讯（12月23日～12月24日半夜：第一轮逼问）
他们第一个审讯的就是小畑达夫。诸人面对着小畑，将他的可疑之处②一一列举出来，要求他承认自己是间谍。他们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殴打小畑，尽管如此，小畑还是坚持否认自己是间谍，只是承认自己的政治水平确实很低，接受党开除自己。宫本认为，这样就代表小畑客观上承认自己是间谍，日共基于具体事实揭发间谍的方针胜利了；因而，宫本等人感到满意，于是暂时停止对小畑的审讯，又将他塞到橱柜里，转而拉大泉兼藏出来。
由于大泉真的是间谍， 宫本等人一审讯他，他就经常被问到理屈词穷，前言不搭后语，圆都圆不回来。对于大泉来说，最糟糕的是：他在记事本上，将党员碰头的时间、场所、对方的名字全部记下来了。一个地下党是不能这么做的，这是常识问题，大泉对此只好辩解说自己记性不好，记不下来。其次，大泉还带着足足300日元巨款，这笔钱由小畑带着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是日共财政部长。但与财政部门根本无关的大泉为什么会带着这么多钱呢？事实上，这正是警视厅毛利课长给他的间谍经费。
随着宫本等人持续追问，大泉完全无话可说，只是不断地道歉，袴田都说：「大泉的态度较小畑更加迎合，更加谄媚，看上去就像希望我们给他一个宽大的处分一样，摆出一副哀求的丑态。 」因为大家都有外出碰头的安排，众人在傍晚在决定暂时停止对大泉的审讯。
这时一直在外面巡逻的木岛三人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态：一个穿着警部补制服的男人从玉川上水路附近的隧道出现了。木岛本想立刻慌张地吹起口哨，却发现他的手下夹着一只皮包，于是木岛判断他应该不是来逮捕众人的，就尾随着他，看着他走进了讯问据点旁边的房子。木岛向众人报告了这件事，并叮嘱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更晚些时候，木岛三人也需要去其他地方碰头了，他们也提出一直巡逻反而会让人起疑。秋笹与宫本商量以后，决定让两名朝鲜人回去，木岛留在这里，他不去碰头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承担。
木岛一回到房子，就看到身着和服的木俣铃子因寒冷而包着毯子，正在制作『赤旗』的号外。这份誊写版的号外正是宣布大泉、小畑两人是间谍的那期『赤旗』，尽管此时两人都还没有承认自己是间谍。不久宫本与秋笹从二楼走了下来：
「宫本一边站着，一边把两只手插进西装裤袋里，对我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又说了几句话：这些家伙作为间谍，虽然不会说出真心话，但他们确实是间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一件很愉快的事。直到今天早上，他们对我们中央委员会还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说话的态度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现在我们把他们带到家里，身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他们说你有间谍嫌疑，今天要审讯你们，请你们注意分寸，可是他们却吓得发抖，今天早上的傲慢态度已经荡然无存，就像狼面前的羊一样，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如果他们不是间谍，就不会态度有如此突然转变的——他们的态度实在令人愉快，宫本对此大为大笑。」
宫本对木岛说：「总之，这次审讯会议是党空前的、划时代的斗争。你能作为一名工人参加如此精彩的斗争，真是太光荣了。 」木岛回答说：「我感到很光荣。」秋笹也说：「这真是一场划时代的斗争，党中央必须为一直以来在中央有间谍一事，向日本无产阶级道歉。佐久间（木岛化名），你要代表东京市，向革命的工人发表党中央审讯得出的活生生事实，努力恢复党的信用」，木岛回答说：「我将尽我所能为党工作」。
这时宫本说：「怎么样，你上二楼看看那些家伙的样子吧，他们真是太滑稽了。」于是木岛就跟着他们上了二楼。二楼所有的窗户都关着玻璃门和防雨窗，没有防雨窗的小窗户也挂着毛毯。壁龛里摆放着手枪、菜刀等物品，还有很多苹果和馒头。
在二楼入口附近有两个男人，他头上套着黑色外套，由上而下用麻绳绑着，手被捆在后面，脚也用铁丝和麻绳捆着，宫本指着他说：「这个是片野（大泉）」，又打开柜子，指向另一个同样被绑起来的男人：「这个是古川（小畑）。」袴田在房间中央的火盆旁，笑眯眯地说：「你要不要看看百元大钞？」他挥了挥大泉或小畑钱包里的钞票。木岛一看到眼前的间谍就兴奋起来，说着「你这个混蛋是个大混蛋」，对大泉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过了一会儿，宫本请求道：「麻烦你去确认一下片野和古川的家在哪里。」木岛觉得去间谍家很危险，但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袴田对大泉说:「我要去调查你的据点，你画一张地图。」大泉回答说：「我会写的，请仔细调查。」宫本听了，愉快地笑着说：「你好好调查一下吧，哈哈哈。 」他踢了一下大泉的脚。袴田解开大泉手上的绳子，想让他画地图，大泉却说：「你们把我妻子带来，问了妻子你们就知道我的清白了。」于是袴田说：「你说话太狂妄了，你老婆也是间谍吗？」宫本问：「你家里有多少钱？」袴田说：「应该有很多吧？」大泉说：「松田（即宫本）别这么欺负我，钱今天只在我手里，我老婆手里还有五日元左右。不过，还有五六张股票，如果你们对我老婆这么说，她会给你，所以请老婆拿过来」，袴田一脚踢向大泉，「是哪里的股票，你用党的钱买股票」 。
宫本命令木岛把大泉、小畑两家所有的文件和值钱的东西都拿来。秋笹说：「如果觉得有危险，不用勉强带过来。」大泉说：「我不是间谍，你们不用担心。」宫本说：「我不是间谍？他在说什么，过会就给他看看证据 」，又说：「可以把你老婆带回来吗？」大泉回答：「可以啊，那样更清楚。」于是，大泉在记事本上写了一封信，让木岛交给自己的妻子，信的大意是：「我突然要去大阪，要将股票、文件以及其他与党有关的文件，全部交给派我去大阪的同志，你也一起过来。」
木岛带着这封信、一把手枪、交通费20日元，离开了据点。那天晚上七点，他又让江东地区党组织宣传煽动部的加藤亮同行，两人一起去小畑与大泉的家。他们先去了小畑在小石川的家，伪称自己跟小畑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要来代取文件，但小畑的抽屉上了锁，他们拿不出来。此后他们又去了大泉在涉谷区的家，大泉的党内伴侣熊泽光子 看了大泉的信后，一边说「东西太多，辛苦你们了」，一边从各处取出文件，把这些都塞进了行李箱和皮箱里。熊泽一边说着「这是柏青哥」，一边拿出了一卷群众文学全集。熊泽拿在手里一看，发现里面藏着一把手枪，就把它也塞了进去。
熊泽本是名古屋律师的女儿，当时24岁。女校毕业后，她曾在县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山本秋发动了消费者组合运动，于是她被山本秋吸引。1933年2月，她和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胜子离家出走，来到东京，一边在咖啡馆当女佣。一边参加左翼运动。3月她认识了大泉，4月她开始和大泉同居。胜子后来成为了共青团最后的领导人之一，光子则一直陪在大泉身边，但两人都完全信任大泉，只因为他是中央委员。熊泽知道大泉在新泻已有妻子，但她听信了大泉的手法：妻子不理解运动，无法护卫党干部，于是决定与大泉「在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入党以后做了大泉的党内伴侣。熊泽确实很爱大泉，大泉却三心二意，其实根本不把熊泽当成他的妻子。
三人回到调查基地附近时已是晚上九点半左右。木岛让加藤和熊泽两人在附近的烤鸡肉串店等着，一个人回到据点，宫本和逸见出门了，别墅剩下的只有袴田、秋笹和木俣三人。木岛告诉他们熊泽和加藤在一起，袴田说正好，决定让加藤担任木俣的警卫员——当时木俣正准备去新宿买『赤旗』号外用的纸张。至于熊泽，袴田说自己先对她进行查问，于是两人在玉川上水路的河堤旁来回走了二十分钟，询问了她是否觉得大泉是间谍。木岛走在后面不远处，听见熊泽反复说大泉不是间谍。
袴田后来告诉熊泽，他正在以间谍嫌疑审讯大泉时，熊泽既惊愕又愤怒，抗辩道：「说大泉是间谍的人才是间谍吧。」考虑到继续逼问熊泽也没用，袴田直接回了据点，木岛则带着熊泽回到审讯据点之中。不久，宫本回来了，木俣也回来了。逸见和袴田当晚回到他们自己的据点当中，23日夜里由宫本、秋笹和木岛三人进行审问。
此时已经是半夜。宫本首先在楼下审阅了大泉的文件，然后对熊泽进行审讯，结果他就在其中发现了足以认为大泉是间谍的证据。让他们把熊泽带来，是大泉致命的失败。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让他们去找熊泽，给我带来了麻烦。其中一个原因是，之前有几个人给我的据点打了电报。虽然她（熊泽）不知道，但我很清楚这是不能告诉他们的电报。那封电报是昭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十一点左右，由池袋邮局发来的，说：『行李到了，你马上来』。因为那就是毛利特高课长发来说要见我的密码电报，我在宫本等人的急迫追问下，无法辩解，相当为难。
第二个问题是，我并未保管自己作为资格最老的中央委员所应该保管的党重要文件。这个也很麻烦。事实上，我让熊泽光子从许多文件中整理出特别重要的文件，她也知道我将这些文件带出去的事情。而且，那些文件中有关党组织的内容——也就是当地工厂里有某某党员之类的东西，我也没有保管好，这也是我被怀疑是间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当时我向毛利课长提出了约定，要求他两周后把文件返还给我。」
而且，第一个问题中的「电报」收到之日正是野吕被捕的那一天，而本该隐藏住址的日共党员也是不可能收到电报的。这三个问题让大泉根本无法继续狡辩。
宫本从半夜开始，继续对大泉进行审讯。大泉一开始依然死不松口，坚持自己所说都是真的，请相信他。当时大泉的头被套子缠得很紧，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又不停地大声叹着气，感到又饿又冷。但大泉心想：「这种程度的痛苦，还不足以让我坦白自己的间谍身份吧」，试图继续硬撑。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12月24日凌晨一点时，大泉终于崩溃了，对宫本说：「我其实是间谍，我现在实话实说，请一定要饶我一命。」宫本回答说：「如果你坦率地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 大泉请求道：「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你们把脸上的袋子拿下来吧。」木岛和秋笹本来要取下来，宫本制止了他们，说：「就这样吧，大泉全部说完再拿下来。」大泉的坦白就从这里开始。宫本负责审讯，而又秋笹担任记录。
大泉坦白的内容包括成为间谍的经过、作为间谍的活动、党内其他间谍等等。大泉还承认，受到特高指示而出卖野吕的人就是自己，而自己之所以要派久保健二去上海重建第三国际之间的联络线，也是因为特高想要这方面的情报。不过，大泉此时依然坚持撒谎，说自己是1933年9月12日才开始成为间谍的，还没有把特高的毛利课长说出来，而称和他接头的是「宫下警部」，每月见面三次。与此同时，大泉还说特高曾警告他：「不要去见那些从地方上来的活动家，不要让他们把你出卖了」，强调从地方上来的活动家中有很多间谍。
由于大泉的坦白，袴田等人一直以来怀疑的小畑罪证——出卖大泉，似乎得以被洗清了。然而，小畑的嫌疑反而越来越深。当时大泉被宫本等人逼问道：「党内还有其他间谍吧，说出他们的名字！」起初他回答说「不知道」。宫本又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你说就说吧。」大泉说：「不，警视厅规定间谍和间谍之间绝对不允许联系。因为如果那样做，间谍的斗争就会迟钝起来。（这句倒是真话）」宫本接着问道：「即便如此，大概也能想象出是谁吧」，于是大泉首先说出的是全协委员长小高保、东京市委员会的荻野增治，以及小畑达夫。
乍一看小畑几乎可以因此就被确认为间谍了。然而，大泉后来在法庭上承认自己乱编间谍名单：
「要说判断谁是间谍，这一点是很难的。
但，马（久保健二化名）、龟（荻野增治化名）、吉田（波多然化名）、财政部长小畑达夫、大泽武男、全协机关会员，特别是小高保……矿山工人工会队长千叶成夫、金属工会队长平井羊三——他们追问我这些人是不是间谍时，我却故意说谎，为了毁掉日共的全体组织，即全协，全会，财政部全体人员，并加以重新组织，我有意识地撒谎说：
『你们所怀疑的都是间谍，特别是全协、全会、财政部，几乎都是由间谍组成的，所以你们应该切断与他们等机关的联系，重新组织。』」
当大泉说出小畑的名字时，在壁橱里听着的小畑怒斥道:「片野（大泉化名），你这个混蛋，胡说八道，你确实是间谍，但我不是间谍。」 宫本打开壁橱，对着小畑说：「古川（小畑化名），你是控制间谍的人，身为警察，一定痛恨片野的坦白吧。」木岛也说：「古川，片野已经让我们知道你是间谍了，你再挣扎也没用，为了爱惜生命，还是早点坦白吧。」大泉也说：「我们对党做了坏事，还是直说比较好。」小畑回答说：「我不是间谍，把菜刀给我，我要杀了片野。」
这时秋笹提议，小畑的事明天再谈，总之先听听大泉的自白吧。众人等大泉谈完，已是凌晨两点左右。当时大泉说自己是从九月开始当间谍的，宫本却继续追问：「说谎，有证据表明你在新潟时代就是间谍。」宫本的证据就是新潟党员们此前递交的申请书。但是，大泉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很早就是间谍，所以大家都催促着大泉：「快坦白！快坦白！」但是，秋笹提议，时间到了，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否则很危险，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于是，审讯就此中止。宫本下了楼，通宵写『赤旗』的稿子，秋笹也写了一会儿稿子后，钻进茅套里小睡。熊泽被关进了二楼三尺宽的壁橱之中，大泉被关进了小畑的壁橱里面。木岛去取暖，一边阅读林房雄的小说『间谍』，一边通宵监视三人。大泉因为不让去厕所，被绑在壁橱里小便了两次。
三天的审讯（12月24日早上～中午：酷刑）
早上七点左右，宫本写完原稿，从楼下走上二楼。秋笹也起床了，大家一起吃木俣做的早餐。木岛印刷了前一天晚上木俣剪下的誊写版『赤旗』号外。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日期为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赤旗』号外，内容已经是表明日共成功揭发大泉、小畑两名间谍，并将其开除出党的消息，并不是根据前一天晚上的审讯结果写的。号外的末尾写着：「根据审讯，接下来将发表片野、古川的自白内容」，但实际上23日夜大泉所坦白的内容，要到1934年一月中旬才被发表出来。正如前面所说，这份在审讯刚刚开始时就开始制作的号外表明，审讯人员完全没有考虑到大泉和小畑有可能不是间谍。 『号外』花了两页来刊登认定两人为间谍的公告，在记录了袴田举出的种种嫌疑之后，写道：「这些行动足以断定他是潜入党内的挑衅者。」
正是24日早上，前一晚回了家的袴田、逸见也来了。上午9点左右，木岛前往世代幡车站与袴田接头，向他报告了前一晚的审讯情况，与此同时两人一起回到了据点。当时木岛说：「你们很重要，干掉那两个人的任务，就交给行动队吧。」但袴田告诫他说：「你们不用多虑。」
袴田已经从木岛那里听说二人已被确定为间谍，一进来就走到被捆绑起来的小畑那里，拳打了他的头部。没过多久，逸见也来了，他听说自己信任的大泉竟然是间谍，非常愤怒，「这个混蛋真的是间谍吗？」逸见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大泉道了歉：「对不起。」
等四人全部到齐后，审讯再次开始。第二轮审讯，是上午十点左右开始的。他们从小畑开始，对他和大泉轮流进行了两次审问。他们想从大泉那里进一步打听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又想让小畑招供自己是真正的间谍。就在这时，大泉正如前面所说，继续将很多不是间谍的党员都说成是间谍。但大泉极力否认自己从新潟以来就是间谍，也不愿提及自己带领的政府抓捕行动，结果挨了一顿暴打。
「实话实说吧！」秋笹用斧尖敲了大泉的头，划破了他的头皮，大泉流了一点血出来。 或许是对此感到恐惧，大泉说：「其实我是从新潟来的间谍。」但是，继续追问下去时，他又改口说：「我承认这一点是因为你们要打我，其实刚才我说的是真的，我是从九月开始当间谍的。请饶了我吧。」他一个劲地哀求，结果也没能让众人信服。
小畑那边则继续否认自己是间谍，因此受到了更严厉的追问。
「众人各自思索着诘问起了小畑，只为了让他坦白。袴田威胁道要把他殴打致死。宫本威胁道，日警的拷问可不是这样的，木岛说，到了明天，我们就会这样来决定你的命运，只要坦白交代，就能饶你一命，就这样结束吧。 小畑听了更大声地叫道，杀了我吧，共产主义者不会说谎……我也踹了小畑两三次。」
但是，小畑始终否认自己是间谍。因为小畑一直没有说出足以让众人满意的坦白，他被周围的四个人痛打了一顿。有人说：「快点像大泉那样坦白不就轻松了吗？」大泉也在壁橱里附和道:「小畑君，快点说。」小畑生气地说：「你是间谍，但我不是间谍。让我杀了大泉。」于是大泉也说：「让我杀了小畑。」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小畑似乎是感到无奈，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其实有这样一件事。」他说起了万世桥警署的特高问题③。但由于过于简略，缺乏具体的事实关系，「如果进一步追究其细节，他的答辩就容易变得胡诌」（袴田上申书），袴田愤怒地踢了小畑的腿。「其他同志们也进行了种种追问，但他仍然只是做了含糊的回答，因此受到了我们的左右夹击」。
这也自然，因为小畑并不是万世桥警署特高的间谍，正被殴打之中，他编自己是间谍的故事都来不及编。小畑在开始审讯时，就被警告道：审讯要进行到底，要做好被囚禁一周的心理准备。随着审讯时间越来越长，或许危及他生命的危险也越来越近。又或许小畑已经对一天多的审问感到绝望，觉得必须要以某种形式承认自己是间谍，众人才会让自己活命。假如他不这么做，这场审讯就会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但他在胡乱编造万世桥警署的故事时，却总是圆不上这件事的细节，结果只是不断地遭到众人的无穷无尽的追问与殴打。反过来，对他们来说，就只剩下小畑还没坦白了，他们自然也越来越生气，以至于要开始对小畑上刑了。
逸见是这么说的：
「从当天下午一点开始，他们进行了我在审讯过程中所知的最残酷的拷问。宫本、袴田、木岛、秋笹先是包围在小畑的周围，七嘴八舌地发出威胁。看见秋笹拿着燃烧的火盆，我想拷问要开始了，于是起身走到小畑身边。这时小畑正伸出脚坐着，宫本将他的身体压到他自己肩膀附近，并让他在这个位置保持不动，袴田和木岛站在他的两侧，秋笹把火放到小畑的两脚背上，小畑大叫一声『烫！』 ，脚跳了起来，火就散到了附近，烧焦了榻榻米。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诘问小畑，说你要不要坦白交代。这时，他们又把小畑长时间压在地板上，木岛把小畑胸部的衣服掰开，露出腹部，把硫酸瓶压在他身上，威胁他说：『这里有硫酸，我会放出去的。』袴田将小畑的西服长裤脱了下来，露出他的屁股，大家一起又摁又掐又打， 小畑说：『等一下』，大家听罢松手。由于他没有继续说更进一步的内容，于是大家又开始虐待他。」
袴田承认，四人真的在小畑身上撒了硫酸：
「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拿了一个热乎乎的水壶，说要往他的腹部泼硫酸。我把水壶里的水倒了一些到他的腹部上，他以为我泼了硫酸，想用被捆绑起来的双手到肚子上拂走硫酸。也许他的动作实在太滑稽了，以至于让我们得到了启发，木岛真的拿了一瓶硫酸来，用瓶盖在肚子上划了一个十字，很快就起效了，那个部位变色了，同时他似乎也感觉到了疼痛。」
事已至此，大概假如小畑真的是间谍的话，恐怕他也已经跟大泉一样，已然坦白了。然而，即使危及生命的危险已经迫近，小畑却始终没有松口。四人一开始并没有杀意，正如袴田所说，他们作为指导部成员，要杀两人的话让普通党员来做就可以了，何必由他们来干呢？然而，对于小畑来说，他能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在一步步地逼近自己。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畑对自己可以说服四人、保证自己的清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大泉后来都在采访时说，他自己因拳打脚踢而一时晕倒，觉得宫本等人杀了自己「只是时间问题」。小畑会这么想，也不足为奇。
三天的审讯：小畑之死
由于上刑也没有什么效果，小畑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审讯一时终止。此时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大家吃过午饭后，决定由前一天晚上熬夜没睡的宫本、秋笹和木岛三个人进入暖炉小睡。昨夜回家睡觉的逸见和袴田二人，这次开始审问大泉。这段时间里，小畑被绑在房间正中央坐着。因为三个人都在睡觉，所以这段时间对大泉的审讯很安静。对大泉的审讯，主要着眼于收集到目前为止的招供细节。负责审问的主要是逸见。
这段时间，小畑不停地扭动。袴田很在意这一点，不时地看他一眼。小畑的双手和双脚被细绳和铁丝捆住，头上缠着袋子，但他却像尺蠖一样动来动去。一开始，袴田以为他是想靠在什么地方才动的，只是默默地看着。实际上，他首先在关着熊泽光子的三尺壁橱附近的墙壁上靠了一会儿。不过，他逐渐挪动身子，将自己移到窗前。袴田觉得不妙，站起身，走到小畑旁边。这时他才发现，小畑绑住手脚的细绳和铁丝都被解开了，绑在他头上的袋子也松了。袴田的直觉告诉他，小畑是想逃跑，于是他慌忙扭住小畑的身体。
袴田、小畑两人扭打在一起，一同向后倒下。听到这个声音，和逸见一起睡觉的宫本和木岛跳了起来，都压在翻转过来的小畑身上。此时宫本坐在小畑身上，逸见摁住他的头部，袴田顶在他的腰间，木岛顶在他的腿上。秋笹在那之前起床下了楼，正在楼下上厕所。小畑不停地大声叫喊，使出拼命的力气，想要坐起来。「这种情形说起来，就像一个失去理性的凶暴性疯子，用尽自己有限的力量在狂暴中挣扎」（袴田上申书），四个人竭尽全力，要将其制服。
尤其令审讯者们惊慌的是，小畑不断地大声叫喊。大家一边按住小畑，一边异口同声地说：『给我闭嘴！』袴田对按着小畑头部的逸见怒斥道：「再压紧一点！』逸见极度狼狈，没有往小畑嘴里塞东西，只是一边捂着小畑的头，一边反复说：『别出声，别出声！』 。然后他对按住下半身的人说：『快将他绑起来。』于是木岛用细绳捆住他的脚。压住小畑的主力军，正是骑在他背上的宫本。
这里之后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众人争议的焦点。不过，我们暂且采信袴田在『昨天的同志』中的说法，来感受当时的场景④：
「宫本把右膝放在小畑的背上，用自己相当庞大的的体重压在他身上。接着，宫本又用双手用力拧小畑的右臂，虽说是拧，但也不只是拧那么简单。小畑一直大声喊着，但宫本却没有松手，而且，他越拧小畑的右臂，承载着宫本全部体重的右膝就越压迫着小畑的后背。不久，小畑发出了『哇！』的临终惨叫声。」
对于同样的场面，逸见是这样描述的。
「宫本扭转小畑的手臂，小畑的身体也随之面向下方，发出外人听起来像是『呜呜』般的声音，于是我把外套挂在他的头上，这时小畑发出了恰似吠叫一般的『呜』声，像是要全身用力挺起胸膛一样，不久就筋疲力竭了。」
正在楼下上厕所的秋笹说：「二楼传来小畑大声叫唤的声音，接着是为了压制住他而发出的啪嗒啪嗒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过了七八分钟，小畑发出如虎吼般凄厉的叫唤声。」
所有人都因为这意想不到的事态而呆立了好一会儿。在楼下，木俣铃子为了掩饰打斗的声音，故意用掸子很大声啪啪啪地打门。小畑的尸体就躺在那里，当时他身上只穿着针织衫和裤子。
小畑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历来是日本历史争议的问题。从当时引发的外因来说，有宫本压死小畑的说法，也有逸见用力堵住小畑口部，致其窒息的说法。当时的法医从小畑头部、面部、胸部、腹部、手脚等多处皮下出血，认定小畑死于众人暴行造成的「外伤性休克死 」，然而这位名为古畑種基的法医却以御用法医而著名；战后宫本逐渐在日共党机器中崛起时，日共派医生曾经就此为宫本做出辩护，认为小畑的死因是逸见勒紧小畑的咽喉，在压迫胸部的窒息之中，造成其心源性猝死 。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很难解释小畑尸检报告中发现的脑出血与脑部损伤⑤，或许「多发性颅脑血肿」引发的脑疝以及窒息才是小畑真正的死因。然而，小畑不过短短几分钟就当场死亡，这种方式又与脑部疾病的一般致死方式不同。而且，在最后的那场打斗之中，似乎并没有人在大力地打击小畑的头。因此到底是谁杀了小畑、小畑到底又是如何死的，或许已经随着时间流逝，成了无法回答的悬案。
不管如何，小畑死亡当时，大约是1933年12月24日傍晚。当时秋笹刚刚上完厕所，觉得事情非同寻常的他急忙走上二楼。一看到房间里的情形，他就狼狈地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反对这种事。」宫本显治听到以后，不禁说：「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刚才不是刚刚以野吕为例说过，妥协主义是不好的吗？」二人激动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他们好不容易才在逸见的调解下不再争吵。
秋笹考虑到小畑可能会『短暂昏迷后不久苏醒』试着摸了摸小畑的脉搏，发觉他完全没有脉搏。尽管如此，袴田还是想说不定他还活着，于是说着『再磨磨唧唧就完蛋了』，用水壶里在他的头与胸部上方浇了些水。接着，
「大家说：来做做人工呼吸，秋笹尝试了人工呼吸。秋笹骑在小畑身上，用我手把手教的方法上下移动小畑的双手，持续了约15分钟，但最终小畑还是没有苏醒……宫本显治说，『我要试试柔道』，并多次拍打小畑的背部，尝试用柔道救活小畑，但小畑没有苏醒过来。」
他们都无济于事。小畑完全死掉了。当时也在场的大泉在恐惧之中，不停地重复着：「请一定要饶了我，请一定要饶了我。」
木岛不愿意看到小畑的死相，用手边的包袱巾盖在小畑脸上。秋笹一直嘟囔着「杀了人还是不合适」，其他人生气地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而杀掉他的。」 实际上，小畑的死是偶发事件，正因为如此，对他们来说，小畑的死是令人痛苦的。
大家都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必须处理后事。他们先把小畑的尸体塞进壁橱，随后只把木岛留在二楼，宫本、逸见、秋笹、袴田四人下楼开会。大家商议了善后对策，决定对大泉的审讯就此结束，暂时将其监禁，党开除大泉和小畑，秋笹、袴田两人被提升为中央委员，木岛则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大家各自分担工作。
关于如何处置小畑的尸体，大家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但都默契地认为只能埋在地板了。会议结束后，袴田要带走那张八叠大的榻榻米，秋笹制止了他，说白天时候不要这么做。此外，当时大泉、小畑身上所带着的共计六百日元，逸见和秋笹各拿走了二百日元，宫本和袴田各拿走一百日元，大泉的手表由袴田拿走。会议刚一结束，木岛就被叫去听候命令。宫本命令他负责监视大泉。而且，接下来有必要进行党内清洗，要尽快收集基层党员的简历。这之后，宫本、袴田、逸见、木岛四人因为要碰头，依次离开了据点。木岛出门时，秋笹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去买铁锹和铁钉。
傍晚七点左右，木岛买了铁锹回家，和秋笹闲聊了一会儿。在木岛的记忆中，宫本说明天凌晨大家一起埋小畑（宫本否认），但一直很晚都没有人回到据点。秋笹和木岛气愤不已，无奈之下两人决定把尸体埋了起来， 轮流睡了三个小时，直到天亮。
凌晨四点半左右，两个人把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的两张榻榻米拿出来，开始挪开地板。他们拔钉子的时候发出异常大的声音，一根根拔完后，他们一边休息，一边抬起一叠榻榻米大小的地板。木岛开始在地板下挖洞，秋笹反复说：「二楼的话，木俣一个人能行吗？」木岛以为秋笹是害怕了，想逃跑，便说：「没关系，你一个人去二楼。请交给我吧」，然后一个人花了二三十分钟把坑挖了出来。挖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他们把小畑的尸体放在被子上，用腰带捆住，拖着尸体走。木岛站在前面抬着头部，秋笹在后面抬着脚部，两人艰难地试图将尸体抬下楼梯。这之后他们解开腰带，重新将其绑在小畑的脚踝上，这次是木岛扶着脚，秋笹扶着肩膀，把尸体丢进洞里。他们一边拉一边往下推，小畑的尸体就顺利地进到了洞里面。此时小畑的尸体双腿弯曲，面向天花板。木岛把自己的旧大衣披在尸体上面——因为小畑穿了一件比较好的大衣，所以木岛决定把它用来盖着小畑。木岛用铲子将土放进去，秋笹则用地板盖住。就这样，小畑的尸体被埋在了地板下方。
之后，木岛开始在浴室烧小畑的领带、手帕、细绳、铁丝和『赤旗』印刷时多出来的部分，但只是干冒烟，怎么也烧不起来，于是在院子里挖了个洞，浇上挥发油，点燃了这堆东西。由于它们还是只冒烟，于是木岛撒上土把它们埋了。这些东西在事件败露后全部被挖掘出来，作为证物提交到法庭。另外，菜刀、斧头等物品则集中到皮包里面，后来由木岛委托基层党员处理掉。
总之，善后工作全部由木岛完成。第二天，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来到据点的宫本，宫本说：「辛苦了。」木岛说：「我一个人只用了三十分钟就完成了挖洞。」宫本称赞道：「不愧是工人。」然而，后来在审判中，宫本被指控为遗弃小畑尸体的主犯，而他坚持认为自己与遗弃尸体毫无关系，这是秋笹、木岛自作主张干的事，并一直坚持到死时。
可能是宫本等人做贼心虚，『赤旗』在1934年1月17日的『向全体劳动群众诸君报告片野、古川革命审判的情况』之中，特意说：
「还有一点必须事先声明，我们发现片野（大泉）是临时雇佣的间谍，而古川（小畑）彻头彻尾地是秘密警察的走狗。古川是潜入我党的最高级挑拨离间者，是完全来自于『10·30大逮捕』组织者××手下的秘密警察。
因此，考虑到今后斗争的战术，暂时不发表他的招供内容。」
然而，宫本、袴田、逸见、木岛过失杀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最讽刺的是，他们杀掉了小畑，却没有杀掉大泉，导致整件事东窗事发，日共声誉遭到重大打击。从1934年1月开始，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小畑之死，并冠以耸人听闻的头条，如『劈开大腿，泼硫酸/战栗！小畑的被虐杀』。就在媒体的报道热潮之中，日共的风评也坠入了万丈深渊。
二、反碟拷问运动的暴风雨
1933年12月25日。当天，宫本告诉木岛，自己决定对大泉指认的间谍，也就是东京市委员的荻野增治进行审讯，并命令木岛负责在东京市委员会审讯荻野。但是木岛回答说，东京市委员会根本没有这个力量来做——当时东京市委只有木岛和荻野两个人。于是，宫本决定将审讯工作交给中央委员会来做。他要求木岛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先和荻野取得联系，木岛也同意了。
荻野增治是四一六事件的被告，保释出狱后恢复党内活动，先后在市电力支部、神奈川地方委员会工作，1933年初开始进入东京市委员会书记局。河岛治作、三船留吉、宫本显治相继担任东京市委员长期间，他一直担任书记局委员，与宫本、袴田关系密切，9月宫本、袴田进入中央委员会后，荻野继任为东京市委员长。从10月初开始，他又成为中央组织部的成员。
荻野增治在这以前不久，因为负责的下级组织连续被警察搜捕，已经遭到党内的怀疑。因此，他12月20日与逸见碰头时，他被告知：自己停止担任东京市委员长，委员长由木岛继任。两天后，也就是审讯事件的前一天，荻野在上野的咖啡店里，与宫本、秋笹、木岛碰头。但当荻野走进店里时，一直很热情地聊天的三人突然停止了交谈，宫本、秋笹默默地吃饭，然后他们就出去了。荻野由此感到，自己被怀疑为间谍了。两天后，也就是小畑死去的12月24日。他和木岛约好碰头，但木岛没来。当时木岛因为审讯事件而很忙，根本没时间见荻野，但对此毫不知情的荻野更加不安了。第二天，12月25日他与逸见碰头，逸见把审讯大泉、小畑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他，并指示他马上去见宫本。当时，逸见的态度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恶意。
荻野在他们指定的四谷见三河屋西餐厅见到了宫本，宫本之前一直称呼荻野「你」，这一天却从一开始就称呼他「你这小子」。宫本说：「我们审讯大泉和小畑，结果发现党的各机关都有很多间谍，今后要彻底惩治这些间谍。」宫本把开除大泉、小畑的理由书打印稿交给荻野，然后命令他去复印。接着，宫本又问：「你认为大泉和小畑是间谍吗？」荻野回答：「大泉的话，我曾经认为他是间谍，并提出过申请书，所以我认为大泉是间谍，但我对于小畑不这么认为。」宫本似乎吓了一跳，「哼」的一声笑了起来，然后告诉他，他被东京市委员会开除了，这次被调到宣传煽动部工作，「我要在那里狠狠地敲打你。」
荻野从宫本的口气判断出，大泉和小畑肯定在审讯后已经被杀，接下来审讯可能会扩大到其他间谍嫌疑犯身上，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被杀的人。25日晚上，荻野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在第二天——即12月26日早上，到警视厅自首了。
荻野和宫本在前一天分别时约定，26日下午三点在靖国神社旁的奶厅再次联络。宫本打算在那里和荻野见面后，让他和附近小豆汤店等着的木岛隆明见面。此后在做好准备审讯荻野的前，都由木岛与荻野碰头。但是，已经自首的荻野把宫本当天的行踪告诉了警察。于是特高的一队人马从三点前就包围了奶厅，以荻野为诱饵，等待宫本的到来。按计划前来的宫本，在一场混战中被捕。
当时，木岛按照约定在小豆汤店等宫本，但宫本迟迟不来。他正纳闷是怎么回事，孩子说附近发生了打架事件。他直觉宫本被抓了，走到外面一看，宫本正被塞到警视厅的车里面。
很显然，荻野出卖了宫本。因此荻野立即被开除出党。根据除名公告，荻野被认定：从1931年开始，他就是间谍。然而荻野和宫本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联系，其他党干部也几乎都和荻野有过联系。如果他从那时就是间谍的话，为什么不更早就出卖宫本呢？显然地，荻野增治其实是在自己即将被审讯的恐慌之中自首了。
然而在当时的袴田、逸见、木岛、秋笹看来，这件事只能证明荻野早就是间谍，大泉供述的间谍名单绝非虚言。既然整个党都已经被间谍污染了，就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对间谍嫌疑人立刻开展审讯运动，否则自己也有可能像宫本一样被捕。众人决定抛开党务，先专心于反谍防谍运动。
党内开始弥漫着疑神疑鬼的氛围，私刑拷打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由于日共始终没能建立起强大的工厂支部与农村支部，党员之间几乎唯一的接触方式就是街头碰头。在地下党的环境之中，大家本来就是凭靠着「党的联系」才去无条件地完全信任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通过不断的街头联系而构成一个庞大的党组织。然而，现在党下发的命令，却是党内埋伏着很多间谍，因而过去的信任也变得支离破碎起来。随着支撑着党组织的互相信任就此消失，日共组织也开始分崩离析，走向它的最后一天。
大串雅美、西泽隆二事件
就在大泉、小畑审讯事件前，宫本还安排自己的老部下，同为左翼文化运动出身的西泽隆二去干一件事。当时西泽是日共印刷局的领袖，由于印刷局不断遭到日警突袭，西泽、宫本都认为，这必定是有间谍潜伏在印刷局里面。
西泽打算联合部下高桥善治郎，对印刷局成员大串雅美进行审讯，审讯的日子正是12月21日——所以其实，大串雅美审讯事件才是最早的日共审讯事件。西泽后来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计划是：假如西泽在审讯时大声喊叫，这就证明他是政府密探，要立刻杀掉；假如他在审讯中承认自己是间谍，也立刻杀掉，在审讯地点的地下室埋掉。
西泽隆二当时已经准备好了氯仿、手枪，在12月21日下午三点，将大串叫到赤坂台町的秘密地下印刷厂——即审讯场地，把他禁锢在了那里。大串试图一一解释自己的嫌疑，承认自己「客观上」是挑拨离间者，但绝对不是间谍。长时间的审讯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西泽对大串说：「我还有其他要审讯的人，明天早上前就知道你是不是间谍了」，说完就离开了。大串唯恐西泽明天杀了自己，于是22日半夜两点半逃走了，向日警自首。
西泽极度忠心于宫本，然而就在宫本26日被捕后，他自己也被党内列入到间谍嫌疑名单之中。西泽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怀疑，为此更加起劲地试图揭发出印刷局内的间谍，结果他怀疑上了高桥善治郎——审讯大串雅美时，是他负责在附近巡逻的。西泽为了审讯高桥，就连审讯地点的房子都借好了，但就在计划执行前，他突然被捕。
当时日共中央印刷局的人士说：
「昭和九年一月一日，我们以西泽为中心召开了会议。除了西泽以外，包括我在内，有四个人参加了会议。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奇怪，西泽能够信任的，已经不止我们四个人了。议题是审讯间谍和夺回宫本，一天接着一天，连续开了一个星期的会。
据西泽说，宫本被捕前，交代他说中央印刷局有两名间谍，让他加以审问。当时的西泽对宫本可谓心醉神迷，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所以，大串虽然被揭发是间谍，但应该还有一个间谍。西泽从头到尾都在怀疑印刷局的人，每次开会都会问那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最后发现最可疑的是高桥善治郎，在会议上，我问他，如果审讯后真的发现高桥是间谍怎么办，西泽回答说，除了杀掉别无他法。虽然方法还没决定，但决定先杀了他。
另一个夺回宫本的计划是，因为大家知道宫本被关在麹町警署，所以打算袭击那里、夺回宫本。 西泽对宫本心服口服，乃至于说：「虽然委员长（西泽这样称呼宫本）比我年轻，但他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人。」他说，为了洗刷印刷局的污名，必须夺回委员长。我们要在深夜潜入曲町署，用手枪威胁警察打开拘留所的门锁。为了拿到手枪，我们让会法语的同志去神户接近外国船员，结果遭到逮捕，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尽管西泽是如此地忠诚，宫本被捕以后，他也被 日共党中央认定为间谍 。1934年2月7日的『赤旗』宣布，他「与间谍古川（小畑）勾结，系统性地扰乱党组织……耗费大量公共资金……出入舞厅、台球场，到处游乐……假模假样地组织了针对间谍大串雅美的假审讯，有计划地使其逃走，放弃秘密印刷厂」，因此将西泽隆二开除党籍。
大串离党，西泽被捕后，日共的私刑审讯运动正式进入高潮。其实，宫本显治曾经在法庭上宣布，间谍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身在莫斯科的野坂参三也在1934年刊文表示：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给了我们一个明确且基本的方针。
『我们不得不对工人恳切地说，杀掉间谍、政府走狗和叛徒当然有时是绝对必要的，但不应该拘泥于此，而且以之为原则是极不妥当且谬误的』。」
然而，对于实际执行审讯计划的基层党员来说，他们理解的审讯原则就是：拷打，并且杀掉间谍嫌疑人。
波多然审讯事件
荻野增治事件以后，袴田里见在12月28日表示，木岛隆明在江东地区的部下——波多然很可疑。木岛本来没有怀疑过他，但随着袴田这么一说，他也就让部下加藤亮去波多然所属的深川党支部调查一下他，果然「发现」了可疑之处。
于是，1934年1月7日，木岛与审讯行动队成员加藤亮、金季锡，再加上另一名朝鲜工人，四人把波多然叫到了当时无人的洲崎填海造地。他们用手枪指着他进行了审讯。
波多然坚决否认自己是间谍，但木岛等人追问他是如何来到江东地区党组织的。木岛等人得知他是由久保健二介绍给荻野增治，这样来到江东地区的，而这两人都已经被日共中央认定为间谍。既然如此，那波多然也一定是间谍。在这里，日共党内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又起了作用。木岛说：
「最促使我相信他（波多）是间谍的，是我的恐惧心理，因为我对波多说了审讯大泉、小畑等人的事，所以我对间谍怀有非常恐惧的心理。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才会让我相信从间谍荻野那里过来的波多一定是间谍。
……
一开始我不太清楚审讯是什么，乃至于想要在咖啡馆里问大家什么是审讯，后来我亲眼见识到中央委员会对小畑及大泉等人的审讯，才知道什么叫党的审讯。
小畑的情况是，我们用那样的暴力手段杀死了小畑。而且我们对大泉也是如此暴力，最后终于逼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因此，我认为对间谍应该采取那种程度的暴力行动，在审讯波多时，我也决心采取那样的暴力行动。因为我对万死难辞其咎的间谍恨之入骨，所以我心里觉得，虽然不知道暴力行动会不会导致波多死去，但他死了也无伤大雅。」
因为波多然不会马上坦白，所以大家决定将他监禁起来继续审讯。从这天起，波多在整整三十七天里，辗转于三处审讯据点，遭受了无比残酷的私刑，连他自己都说「没死真是不可思议 」。
波多然后来将宫本从特高受到的拷问，和自己从党受到的名为「审讯」的白色恐怖进行了比较：
「宫本说，寒夜里要戴上手铐脚镣，没有一切被褥，如此进行漫长的拷问。我在狭小、昏暗的壁橱里，就连鼻子都被套上了硬硬的铁环，绑在后面的两只手腕和两只脚被绑得很紧，几乎无法流血，我不得不忍耐这种情况数十天。东京市的寒夜非常寒冷。连呼吸都很困难。陷入假死状态的最后十几天里，小便也是失禁了，我没死真是不可思议。
寒夜的严寒反而是一种幸事。因为充血而膨胀起来的双手和双脚没有腐烂，手腕上被割伤的伤口没有化脓，这都是严寒带来的好事。被释放后，我的手腕和脚踝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动弹。拿不住筷子，也握不住剃须刀。也不能穿着木屐走路。
宫本在书中写道，他遭到了一种被橡木棒乱打而昏倒的拷问。我虽然没有被橡木棍乱打，但遭到了更残忍的恐怖袭击。我只写了『短枪短刀的威胁』。我现在也不想写更多。」
关于波多然「我现在也不想写更多」的部分，木岛在自己的法庭供述中写道：
「那天（1月19日）晚上10点左右开始审讯。先是为了不让声音泄露出去，在房间和邻居之间的玻璃窗上盖上了毛毯。西村マリ子在外间负责看哨。我先从房间的壁橱里将波多拖出来，让他背对壁橱、屁股坐在榻榻米上，绑着的脚拉向前面，我则在前面用双手用绳子把波多绑好。加藤把桌子搬到我的左侧，记录审讯的经过，金坐在我的右前方，认真地做笔录。我厉声对波多说：『你是间谍，你和马（久保健二化名）有什么关系？』在此过程中，如前所述，我用手狠狠地打了波多的肩膀几下，又用脚狠狠地踢了他几下他的屁股，迫使他坦白。
我对他说，『你和警视厅的谁联系过，你是间谍吗？』他坚持说：『不，我不是间谍，你硬逼我说，我也说不出什么，不管你要对我干什么，我都不是间谍』。所以我也为了威吓他，握着约五寸长的镶金短刀柄，用刀刃那边刺向波多，又用用刀背敲着波多的手背。因为我搞错了，我以为是用刀背去敲，其实弄错了，刀的刀刃打在了他的手背上。结果那里被割伤了，鲜血如注。」
以及：
「一月二十三日左右，加藤他们说，他们发现波多发疯了，脸色生变，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们说的时候很狼狈，似乎相信波多真的发疯了，我听到后也大吃一惊。如果他真的是疯子，那就太危险了，只能杀了波多。如果放疯子出去，大家就会被发现。但就算要杀他，也不知道是勒死、用枪杀掉还是毒杀，没那么容易商量出杀害的办法。话题发展为下次杀了他以后如何收拾残局，最终我们决定，到时只好把他埋在廊下，然后逃走。」
波多然也就他们的杀人计划，做出了自己的证词：「他们甚至有杀人埋尸的计划。审讯的地点包括一处深夜时的野外场所和三户人家，其中一户是党的支持者，他战后入党并积极为党活动。战后我是从这对夫妇那里当面听说了这件事的。」
当时木岛为了确认波多然是不是真的疯了，亲自听他说了不少话。其中确实有很多是奇奇怪怪的，但也有一半以上是正经的。于是木岛判断他只是有些神经紧张，还不至于发疯，就缓和他的情绪，随着波多然正常起来以后，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审讯他。
波多然对此感到极度苦恼：「我是私刑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也是战后幸存下来并积极活动的党员之一。袴田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我的事件时，说他们是因我有间谍嫌疑，而对我进行审讯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觉得我有嫌疑，而是从一开始就要逼我坦白自己是间谍。……我虽然幸免于难，但反而因为自己没死觉得不可思议。我陷入了十多天的假死状态，受到了几处无法挽回的伤害，从当时到现在，只要在家，就要一天不落地按摩手脚。」
他在战后成为了日共佐贺县委员长，一度进入日共指导部最高层之中，但在六全协后，与春日庄次郎等「革新派」，与宫本指导部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在日共八大（1961年）上离开了党。回首当初被拷打的日子，他意味深长地说：
「遭到『审讯』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逃不掉了。我已经做好了死掉的觉悟。但是，要被强加着上间谍的罪名，不得不无人知晓地就此消逝，我实在感到遗憾。每当我被他们拷打时，我就不停地喊着『遗憾啊』。我苦恼至极。终于，我到达了那句话——你这家伙，不是为了解放工人阶级，抱着献出一生的决心而入党的吗？革命家有时会在群众的叹惜中死去，也有时也会不幸地被强加上间谍的罪名，就此消逝。革命家是不被允许做出如何牺牲自己的选择的。」
由于波多然坚持否认自己是间谍，木岛等人也无计可施。他们在与党中央商量以后，决定让金季锡在波多然的额头与脸颊上，用火钳打下「x」的记号，命令其永远不得再次进入党内。
波多然是如此回顾这一幕的：
「在审讯中释放的最后一天，监视者只有一个年轻的朝鲜同志（金季锡）。当时我的手被绑在后面、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他仰面朝天地骑在我身上，把火钳按在我的额头上，对我进行最后的拷问。在那一瞬间，我闻着皮肤烧灼的气味，继续说：『我不是间谍』。」
直到去世时，波多然的头上依然留着这个火钳的印记。
大泽武男审讯事件
就在波多然被审讯的几乎同一时间，大泽武男也在经受着木岛等人的拷问。大泽出身于「全协」，本是日共财政部的成员，也因此是小畑达夫所信赖的部下。他是「远山事件」的直接负责人，也被大泉故意污蔑为间谍。而且，和他同在财政部的富士谷真之助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激进派，不介意将日共的党组织建立在街头联络之上——而非工厂党部之上，因此遭到小畑、大泽的指责。
怀恨在心的富士谷先是指责小畑为间谍，随后又提出文件，向上级机关控诉大泽是间谍。就这样，大泽也遭到了木岛的特别审讯行动。
负责行动的，是木岛、汤浅猪男、富士谷真之助三个人。大泽承认自己的行动「客观上」像是间谍，但坚决否认自己就是间谍。他们首先责问的，是大泽为什么每天都要吃一日元的套餐——换算成现在的物价，当时的一日元约等于100人民币，因而大泽确实每天都吃了相当昂贵的料理。
木岛是这么回忆审讯过程的：
「接下来，大泽就一日元套餐的事进行了辩解，并不是每天都吃，告诉我们是银行职员的同志偶尔请他吃的。这时富士谷第一次开口，用手狠狠地揍了大泽一耳光，说：『你平时吃的就是一日元套餐，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我也觉得这明显是间谍行为。党没有钱，十分困难，只要有一日元，就可以吃20钱的套餐，剩下的80钱不就可以用来花在其他活动上面了吗？真是不可理喻』。大泽道歉说，我真的很抱歉。
随后，三人又在大泽的记录本上，发现了一个叫「藤井」的人名。
我说：『这是警视厅特高课的藤井警部，你和藤井警部保持着联系』，大泽说，不，这是白山那家住着的一个左倾资产家的儿子的笔名。三人一边说：『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和警视厅的关系，我就杀了你，如果你老实交代，反而会对党有好处，老实交代』，一边各自轮流打大泽的脸，锤他的胸，踢他的屁股，其中富士谷拿出桌子上的钉子……来戳他的膝盖。这时汤浅从洗手间里拿出一张冰块，塞进了大泽的脖子里。因为当时天气严寒，大泽似乎……冷的厉害，可是大泽却和波多不一样，只是沉默着咬紧牙关，反复强调自己决不是间谍。」
他们让大泽大冬天脱光衣服，把浸在水里的手巾贴在身上，然后用扇子扇，持续一个半小时；把他塞进帆布袋里，吊在半空中，如此诘问他；把创可贴用火烤，贴在眼睛和嘴巴上，将米粒塞进耳朵塞进耳朵里，然后用漂白布大力地在脸上揉来揉去。
随后，他们向大泽宣布，要杀了他。大泽是如此回忆这一段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决定，杀我是为了确保党的铁则，以戒将来，那么我甘愿接受其处置。既然要牺牲一切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当然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吧，杀了我吧！』富士谷在旁边说：『有没有话要对老婆说？』我说：『我没有要说的。』木岛问：『有没有话对故乡的兄妹和父母说？』我说：『我没有要说的。』这样的问答结束后，富士谷用手巾裹住我的脖子，开始勒紧它。当然，当时他并没有要杀人，所以立刻松手。这时，我听到木岛的声音说：『这家伙，现在终于死心了啊。』」
这之后，拷问继续升级。
「因为不再拷问一下，大泽是不会坦白的，所以三个人商议决定，今天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拷问。上午八点半左右，还是在大泽的住所——那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在同样的位置上围住大泽。以防事泄，我们把毛毯等贴在纸拉门上，就开始了审讯。富士谷提议先在地板下挖个洞，以威胁大泽说马上就可以杀了他，大家说『好』，就把六叠大的两张榻榻米撕下来，将一张地板卷起来。然后汤泽问，要不要让大泽脱光衣服，于是大泽就在这严寒中脱得只剩一条底裤。于是我么么对大泽威胁说，若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大泽说，就算杀了我，我也说不出什么。
这时，大家说，这样的话我们要不就把他杀了吧，把他带到榻榻米卷起的地方，盖住他的眼睛，让他伸出一只脚，对他说：『瞧瞧吧，我们在这里挖了一个洞，你这家伙要掉到里面去吗？』但大泽回答说：『我由始到终都不是间谍，但你们杀了我也没办法』，可见他的胆量相当大。这次是汤浅拿出了厕所洗手池里结出的一块直径一尺大小的冰块，将冰块割成几块，将它放在大泽的后背和腹部上面，开始了残酷的拷问。大泽好像冷得不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但他并没有发出『啊』、『好疼』之类的叫声，只是强忍着疼痛，咬紧牙关。」
就这样，在持续一个多月的监禁和拷问期间，每天给大泽的只有一杯水和两个饭团。他们还限制大泽一天只能去两次厕所。即便遭到如此痛打，大泽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间谍，木岛等人也只好放弃，最后留下烙印后释放了他。大泽是被硫酸在额头上画了两条线。这时，大泽因无法忍受痛苦而昏厥过去。直到去世时，大泽的额头上还留有两道两根眉毛间长约一厘米宽的疤痕。
大泽私刑事件从1月11日进行到2月17日，持续了一个月六天。
『私刑共○党』的大混乱
波多然与大泽武男，只是私刑审讯运动的其中两个受害者而已。1934年6月，『赤旗』刊文表示，除了木岛、袴田不是间谍以外，其他所有曾被指控为间谍的人，都是间谍或不纯分子。他们骄傲地宣布，经过「党内清扫斗争 」，「实际上，我们揭发出了二十三名间谍与不纯分子，将他们驱逐出党外，其中有十五名是明确的间谍，我们党过去也曾有过间谍、不纯分子潜入的时代。但在短时间内，先发制人地揭发敌人并对他们定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23人之中，除了波多、大泽以外，还有「带领警方突击宣传煽动部的资料部藤田」、「在审讯前失踪的东京市赤旗通信员」等等。由此可以知道，除了被记录下来的三起以外，当时应该同时进行了许多未曾记载、不为世人所知的私刑事件。
别看23人很少，日共党员最多的1932年，也不过500人左右。1933～1934年左右时，日共党员才只有10～200人左右而已。
这一连串的私刑事件，很快就被日警侦知。正愁着如何彻底毁灭日共的他们，立刻联系了各大新闻社，命他们大大炒作此事。各大报社在1934年5月22日一同刊登了此事的报道，将审讯者不久就又被怀疑是间谍，审讯间谍运动不断扩大的情况，命名为「轮番私刑」。他们将这一阶段的日共，命名为「私刑共○党」，至今这个名字依然是1933～1934年日共的总称 。由于他们塑造出的日共形象：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以至于同志自相残杀，再加上这一时期日共高层领导人在狱中不断「转向」，向天皇高呼万岁，日共在社会上的宣传战可谓完败。日共一直以来，得以在日警轮番打压下幸存的根源，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共○党」名号的光环，不断地吸引新人加入其中。然而随着日共在1933～1934年完全名声扫地，一直以来拯救日共的外来活水也就此中断。
私刑拷打运动的旋风，本身就造成了间谍恐惧症与病态的猜疑心越发在日共党内蔓延。秋笹后来曾在法庭上公然指责袴田：「你是间谍！」。他认为，私刑事件是间谍袴田和木岛通过杀害同为间谍的大泉、小畑，试图将丑闻公之于众，给党造成致命打击 。而秋笹和宫本，也是被间谍——袴田里见逼着参加了这件事的。除此以外，木岛也因大泉出逃事件（后述）而被猛烈攻击为间谍。
战前日共的一大缺点，本就是知识分子构成的党机关异常膨大，工厂党部反而很少，一般的工人党员也很少。日共的组织由下至上，是支部-地区委员会-都市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然而地区委员会以上的人员反而比以下的还要多得多。1930年代，一个普通的日共党员，一般是这样的：20多岁的年轻人、学历比较高、入党时间很短、没有稳定工作。
将这群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联络在一起，构成党机关的，就是街头联络，党员之间实际上没有一起斗争的工厂场地与革命运动场所。一个党员，除了自己所熟知的其他几个党员之外，对党是一无所知的。没有人知道联络线对面的「党机关人士」是什么人，只是因为「党」，才将信任无条件地交付给陌生人。不同陌生人之间的信赖，是以「党」为媒介的。然而这种信任，却因私刑事件与不断的蔓延的猜疑心而破碎不堪，终于导致一直以来的组织关系，乃至整个党组织走向解体与崩溃。
或许正因如此，秋笹政之辅入狱后被判七年，但他在狱中已经完全发了狂，大叫：「我为当局协力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判的这么重！」犯人们都在监狱的场地做体操时，只有他一个人离开队列，深深地向周围的看守鞠躬。秋笹终于在服刑期间撒手人寰，当时他不过30多岁，但头发已经全白。
三、大泉逃亡事件
要介绍日共组织解体以前，就不得不介绍这件震动日共机关的「大泉逃亡事件」。正是因为这件事，大泉、小畑的拷打事件才被日警得知。
小畑死后，对大泉的审讯也停止了，大家决定暂时把大泉监禁在别墅里。但是大家对于如何处理大泉，都很为难。既然大泉知道小畑被杀，就不能放走他。话虽如此，他们也不愿意杀人。大家决定先监禁三个月，直到这件事冷却下来再说。大家问大泉，释放他后怎么办时，他回答说要回到乡下当农民。但大家又不能相信他的话，总之决定继续监禁他。大泉虽然暂时听说过不久就会被释放，但并不相信，「我害怕他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无声地用刀刺死我，半夜因为担心和恐惧而睡不着」。
12月26日，警方逮捕了宫本。宫本一旦招供，审讯基地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警察搜捕。逸见和袴田从这天起不再靠近这个危险的据点，大泉如何对待，全权由秋笹决定。秋笹明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处很危险，但如果不想办法解决掉大泉，就无处可去。
从12月26日开始，木岛暂且住在据点，和秋笹轮流监视大泉。但是，因为木岛也很忙，所以大家再次动员审讯时负责看风的林钟楠，让他专门负责在据点外看风。就在宫本被捕的那一天，秋笹得知宫本被捕的消息后，下令立即抓捕荻野，对他进行审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荻野自首了。他找到了和荻野有联系的人：袴田的党内妻子田中歌，两人约好二十八日在池袋碰头。木岛动员加藤亮和波多然前往池袋，但那里已经被警察布下埋伏。就在当天晚上，木岛得知袴田怀疑波多然是间谍。
正如前述，之后木岛一直忙于审讯其他人。在此期间，大泉因为害怕被杀，一直装的很恭顺。他提出作为对党最后的服务，要写一份农民运动的方针书，并得到了大家的同意。白天里，他双手双脚都被绑着，扔到二楼的房间里，不过现在他的眼罩和口球都被解开了。用便时，他也被允许在有监视的厕所里大便，小便则被要求在水桶里。到了晚上就被放到壁橱里。小畑的尸体一度被安置在被褥里，所以每天晚上大泉都必须闻被褥上残留的尸臭。熊泽被认为没有危险，可以自由地去厕所，晚上她被安排和大泉睡在同一个壁橱的上层。
根据熊泽的手记，她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
「我从知道他（大泉）是间谍的那一瞬间起，就被绝望的心情支配了。我虽然那样地拼命努力工作，却被同志们怀疑，这让我感到无比的懊悔。而且，我那么信赖的人居然是间谍。对他的憎恨和迷恋交织在一起，使我丧失了战胜这一精神打击、继续斗争下去的自信，我只能自杀了。」
熊泽12月24日晚上在壁橱里听着外面的骚动。
「我以为他们两人都被杀了。我虽然觉得这在理性上是理所当然的，但还是想狠狠地说他，也希望他多少对我说些什么，这种感慨让我感到无法言状的痛苦和悲伤，那时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下定决心回到家就去死。」
之后，她听说不久大泉会被释放时，认定：「如果让他出去，我一定会让他自杀的。」
大泉也知道熊泽想自杀。但大泉并没有真的打算自杀。他想以自杀为借口走出这座别墅，寻找逃亡的机会。于是，他每天都对负责监视的林钟楠说：「如果被你们宣判死刑，我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被别人杀死。」而且，他也让熊泽相信自己有自杀的念头。熊泽如此记载：
「大泉非常烦闷。他说，我斗争了十多年，居然还沦落为间谍，实际上我自己都懊恼得哭了。成为同志们激愤的对象，最终还背叛了你，被大家所抛弃，这是我最痛苦的地方。如果能被释放的话，我就自杀。死的时候，可以让我和你一起死吗？大泉不停地哭着请求。
我每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起开始对他的愤怒，渐渐感到了近似轻蔑的怜悯，反正我自己也被党组织排挤出去了，既然知道小畑的事情，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怀着抛弃一切的心情，决定和他一起死掉。」
就这样，大泉和熊泽双双表示打算自杀，木岛和秋笹觉得肩上的担子卸下了，很高兴。中央委员会觉得，「如果大泉自杀身亡，事件的善后工作也会顺利进行，不会出现党因他而受到新伤害的风险。」（袴田预审笔录）。大家决定，就让两人自杀，只要自杀的方法、地点不给党带来麻烦就可以。
题是自杀的方法和地点。熊泽说：「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杀了我都可以。」大泉却说：「只要把我们放了，我们就去三原山，两个人一起冲进火山口。」秋笹怀疑：「你会不会说是去三原山，然后跑到警视厅去？」大泉说：「相信我，只要把我放出来，我一定自杀。」但秋笹和木岛都不相信。木岛考虑要不要让他们服毒自杀，命令基层党员弄到了毒药。那是直径一分左右的大药丸，一粒就能致死，但秋笹以效果可疑、害怕因为药丸而暴露自己等理由反对这一提案，最后决定他们在众人面前吊颈自杀。地点定在玉川上水路附近的树林里。日期定在一月十四日晚上。
一月十三日晚上，由于大泉希望最后一次和熊泽好好谈一谈，大家把他们放在了同一个壁橱的下层。不过，大泉还是被绑着。两人整夜的哭泣声传到了在门外看守的林钟楠的耳朵里。据大泉说，当时他小声对熊泽说：「把绳子解开，我们一起逃吧。」但熊泽不愿意。
第二天，1月14日，大家让两人写遗书。秋笹、木岛等人检查遗书后修改了几次。检查的时候，为了不留下指纹，戴上了手套。大泉写给弟弟的遗书中写道：「我在全体同志面前，背叛了日本无产阶级全体劳动群众，毁损了日本革命运动的历史。我服从党的纪律，以自杀来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 。」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写道：「我们作为自己所能做的对党最后的奉献，选择以公开的死亡，将自己曝尸于无产者面前。身体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请原谅我。请把它烧成灰。」
那天晚上，两人都吃了肉，还吃了点心和糕点。熊泽想用熟绢来自杀，就把它塞进了和服的袖子里。终于到了自杀的夜晚，意想不到的事态却发生了。负责见证两人自杀的是木岛和加藤亮，但当两人走到据点附近时，从对面走来的两名男子偷偷看了木岛和加藤的脸。木岛直觉到日警已经来了，慌忙绕了个弯，穿着鞋子冲进据点，告诉秋笹，日警来了。秋笹只慌慌忙忙地收集了急需的文件，就坐上出租车，逃向新宿方向。大家决定停止两人当晚的自杀，先把大泉和熊泽转移到木岛位于目黑的据点。大家告诉他们如果中途想逃跑的话，随时会用手枪射杀他们，然后由木岛、加藤、林三人将两人包围起来，坐上出租车，中途在涩谷换乘出租车，到达下目黑时已是晚上九点左右。
木岛的据点里，住着党内妻子横山操。横山是福岛县乡下寺庙住持的女儿，女校毕业后来到东京，在工作期间入党。由于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住持僧人，私刑事件曝光后，全村一千名村民联署请求为她减刑，引起了「第一个左翼人士减刑请愿」的轰动——这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过不少为法西斯主义集体请愿减刑的事件了。
第二天1月15日，木岛在下午时外出了。这个时候，木岛正同时进行着对波多然的审讯、对大泽武男的审讯，再加上他身为东京市委员长的工作，相当繁忙。负责监视的林钟楠在下午四点过后，帮木俣从幡谷据点搬东西。在林回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负责监视的只有横山操一个人。木岛从自己出门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出门时把手枪递给横山，命令她「如果他们想逃就马上开枪」。
大泉考虑到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就想去厕所，拜托她把脚上的绳子解开，手绑着也可以。横山答应了他的请求，一只手拿着手枪，监视他上厕所。大全从厕所回来，横山想要再次绑住他的腿时，大泉撞上了横山，用身体按住她拿着手枪的手臂，大声喊着：「杀人啦，救命啊，房主快来！」熊泽真的是一心想死，她想帮助横山压制住大泉。「我拼命用双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的声音被附近的人听见，我不停地对他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冷静一下』、『你不是要和我一起死吗，傻瓜』。他哀嚎说『死了，我要死了，杀人了——』」
就在大泉和横山互相抢夺手枪，把火盆掀翻在地的时候，房东听到了骚动，跑去叫日警，把两人逮捕了。赶来的日警不明就里，就想把两人带回警署。因为日警不肯给横山绑上法绳，大泉对他说：「要是让这个女人跑了就麻烦了，把她绑起来吧。」横山说：「我不会像片野那样乱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不会逃跑，我不会贪生怕死。」，于是巡警就这样把他们带回了鸟居坂警署。这段时间，横山突然把她和木岛之间约定的标牌拆了下来，那是告诉他据点危险的标志。
被带到鸟居坂警署的大泉，因为要被关进拘留所，慌忙大叫说：
『怎么可能？我是警视厅的人，快让我去见署长或副局长。』
庵谷警部从大泉口中得知幡ヶ谷据点发生私刑事件后，立刻动员十名日警赶往现场，正好木俣和林要把搬家的行李装上车。林迅速逃走，木俣却当场被抓住。逃走的林回到下目黑的据点时，被埋伏的特高逮捕。另外，熊泽光子被赶来的巡查认为不是斗殴的当事人，所以没有当场逮捕她，而是让她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没有比这更羞耻的事了。造成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自己。同志们到底会如何想我？我想死，却无能为力，只能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在（目黑）赛马场被目黑署的巡查抓走了。」
庵谷警部逮捕木俣后，就去前往寻找小畑的尸体。
「据大泉说，因为他听到了钉钉子的声音，所以小畑的尸体应该说被埋在了地板下。于是，我们把客厅的榻榻米挪出来一看，发现了那块钉上新钉子的地板。我想应该就是这里吧，就把地板翘起来开挖，最先挖出来的是膝盖，于是放下铲子，接下来用手挖土，结果就挖出了弯着膝盖、仰面躺着的小畑尸体。」
另一方面，外出的木岛，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回到据点时，发现门牌被取下了，「不进家门而过的话，会有人在黑暗中追我，吓了一跳，就冲进附近的宅邸，潜入庭院之中。来到大崎的大路上，在一家咖啡店休息，但是因为恐惧和激动，没有喝上咖啡。」然后，他试着往横山出现意外时联系的朋友家打了电话，但横山完全不知去向。
「我一想到横山一定已经被逮捕，一切都暴露了，心里就充满了恐惧。尽管我看到走在路上、穿西装的男人就害怕得不得了，担心他们是特务，最后总算逃到浅草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我辗转于咖啡店、奶厅等地，消磨了时间，却连咖啡的味道都尝不出来，头脑发昏，身体打哆嗦，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战栗 。尽管如此，我今晚还是一定要住在什么地方，又害怕不知不觉间闯进了日警的警戒区。于是凌晨一点左右，我去了吉原红灯区，虽然不记得青楼的名字了，但还是上了青楼。虽然怀里只有两元钱，但应该够我住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有女人过来了，我怕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吓得浑身发抖，根本没想过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因为我杀了小畑。杀了小畑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一旦被抓就会被判死刑的心理准备，中央委员的其他人虽然嘴上没说，但也做好了同样的心理准备。
当时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战栗起来，担心事情败露，担心自己被逮捕。一到这个地步，平时夸夸其谈、堂堂正正的样子就显得好像是自己伪装出来的一样，还有个屁的革命性的样子。到处都是间谍，到处都被便衣包围着，所有的一切都被官府盯上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恐惧的不得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付了两円，离开吉原，在浅草田原町的某餐厅看早报，报纸上刊登了小畑等人的审讯事件。
报纸上说这是私刑事件，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审讯被称为『私刑』。我读的报纸越多，就越觉得我们对小畑、大泉的行为有多么可怕。」
就这样，私刑事件完全暴露出来，各大媒体在几点里集中火力报道此事，就像报道特大犯罪事件一样不断挖掘此事的细节，激发了空前的报道热潮。日共当然也就随之名声扫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袴田等人不敢当机立断杀掉大泉而造成的。
最讽刺的是，大泉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特高课却不承认这个为特高冒着生命危险活动了三年的特务了 。尽管大泉在法庭上拼命招供，仔细介绍自己的间谍生涯，他最终还是在1942年被判五年徒刑。
这是因为，大泉被首先移送到的鸟居坂警署，其特高主任并不知道大泉的存在。这种程度的间谍，特高课也是对日警系统内部高度保密的。因此，当大泉在拷问时向日共坦白自己是间谍，又在被捕后在鸟居坂警署大声说出这件事时，就让本厅特高课非常难堪，大泉就这样被特高课抛弃了。
大泉在审判中极力强调自己是警视厅的间谍，但作为证人被叫来的警视厅特高课的毛利课长、庵谷警部、中川警部等人，全都声称自己完全不知情、不知道，最终大泉在审判中被认定是间谍。庵谷警官这样描述特高课当时的困惑。
「那天是星期六，中午过后我就和山县（特高警部）他们在银座打麻将，打完回到单位时大约四点半。过了一会儿，毛利打来电话，说：『那个大泉好像被捕了。你去一趟吧。』大泉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说：『啊，是庵谷先生，来了个好人。』（注：大泉就是通过庵谷警部才被毛利课长重用的）。但是，关于大泉是间谍这件事，警视厅表示毫不知晓，所以调查就交给了和大泉素不相识的中川。在法庭上被传唤做证人时，毛利先生也说：『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得瞒着，即使被指控为伪证罪，也要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就坚持了下来。小畑肯定不是间谍，因为毛利当时说：『要是杀的不是小畑而是大泉就好了，要是反过来就好了……』如果大泉死了，就不会发生那样的麻烦事，我们就可以把他说成是同志相残的私刑事件。」
日共「划时代的间谍清扫斗争」，就这样以一场彻底的闹剧而画上句号。二战结束后，大泉在1945年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美军释放出狱，投身到创业市场之中，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四、日共群众组织的解体
私刑拷打运动进行当时，日共的组织也在快速崩溃，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前所未有的打击力度。进入1933年，检查当局「以彻底溃灭的方针」开始进行逮捕形容。私刑事件发生后，政府连日出动「街头搜查队」逮捕可疑分子，甚至对街头联络的党员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查。因此，1933年有一万四千人被捕，1934年又有四千人被捕，日共到此完全丧失了作为运动体的功能。实际上，「（1934年）4月上旬为止，大部分核心分子已经被捕。 」
然而即便如此，日共中央依旧沉迷于如何进一步毁灭自己仅有的组织。首先遭到这个命运的，就是日共力量的「蓄水池」——日共群众组织。
党工会的三次路线斗争
一直以来，「共青」与「全协」就有日共组织的「两大蓄水池」之称。由于大泉兼藏等特高间谍的不懈努力，「共青」已经在1933年12月彻底毁灭。作为日共党工会而加入赤色工会国际的「全协」，因其极左色彩本来就处于极度萎缩状态，仅对日本工人阶级的不到百分之一有号召力。不管如何，尽管「全协」在1933年屡次遭到日警针对领导层的毁灭性打击，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全协」内部的组织问题尤其复杂。由于日共盲动而高压的指挥，1930年爆发了「全协刷新运动」，支持走革命现实主义路线的「刷同派 」与坚持忠于日共中央的「本部派」 发生了尖锐的对立。最终在莫斯科的裁决下，「全协刷新同盟」解体，全协与日共做了形式上的自我批判。此后「刷同派」一直被「本部派」强行压制在组织下层，「本部派」控制了「全协」的主导权。
「刷同派」的领袖神山茂夫就说：
「将我早早打上挑拨离间者烙印的沟上，以及后来被党及全协打上「间谍」、『挑拨离间者』罪名的平安名、松原等人，其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通信的领导人是在私刑事件中被杀的小畑，日本土木的领导人是在上野被枪杀的尹基姜，日本化学的领导人是岛田，日本食物的领导人是小高（保），他们都是在私刑事件后被指控为挑拨离间者的。」
在组织下层的「刷同派」看来，「本部派」就是故意推行极左路线，在革命组织中挑拨离间的人。
然而，在日共与「本部派」看来，「本部派」才是抗住赤色闸门，抵抗极左方针的主导力量。沟上雄次马、平安名常孝、松原、尹基协、小高保这些人，在决定政策时，面对日共据理力争；面对全协基层组织，他们却以官僚高压的态度执行日共的极左方针 。这就像是一般公司员工，只看得到中层管理人员的粗暴，看不到管理层与老板的摩擦。
关于全协「本部派」在1931～1932年与日共的摩擦，可以参见这篇文章：
Tokai Teio：日本共产党的失败（2.5）：赤色工会的命运
其中摩擦甚大的，就是围绕着「打倒天皇制」口号与行动纲领的风波。日共当时在『1932年纲领』下笃信，「打倒天皇制，就可以阻止对苏战争……直接以天皇制为敌人时，日本就有可能发生革命」。然而，「全协」内部却深知，「打倒天皇制的纲领是无法进行工人运动的，这是在现场领导工人运动的人的常识。」他们相信「全协」是革命工会的阵地，不是直接投入革命运动的先锋部队。
当时的日共中央（风间指导部）在极左热潮下，推动「全协」强行通过包含打倒天皇制的行动纲领，中央委员岩田义道与工会部长田井为七等人强压「全协」党支部服从指示。当时「全协」的沟上指导部深知这种行动纲领对实际的工人运动有害无益，后来怒骂田井为七的行为「扰乱『全协』工会活动……可以说是政府特务式的行为。」⑥
然而，沟上指导部还是因为「松原问题」而集体辞职了。时任全协中常委的真弓信吾如此说：「我被逮捕（1933年3月1日）后，得知而感到震惊和愤慨的是，我们这些原中央常任委员：高江洲重正、依田公三、我、山田六左卫门，在（全协）中央委员会结束后，都被当作政府密探，开除出党。 在（全协）中央委员会召开之前，我们所有的中央常任委员都坚决地决定：要为松原问题负上政治责任而辞职；而党在（全协）中央委员会上，为了从各个方面指出我们常任委员会过去的坏处，剥夺我们的地位（对已经决定辞职的我们来说，这是多么滑稽的独角戏啊），悄悄地召开了各产业工会总部的党支部会议，对全都是党员的我们没有任何指示，就作为驱逐我们的手段，决定讨论将所谓「天皇制」列入行动纲领的问题。」
即便如此，被日共换上来的「全协」委员长石上长寿也很快发现了这件事的真相：
「作为领导者的党，误判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误以为革命即将到来，命令全协不顾工作职场的日常斗争，进行并非全协任务的政治斗争。终于，（党）在第一届全协中央委员会上，强制（全协）采用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当时的全协完全忘记了本来作为工会的使命，甚至受党的领导人所强迫，去进行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
随着1933年2月的大逮捕，石上指导部也毁灭了，此后的全协指导部是小畑等人的重建的，而这个指导部大部分时间与日共的关系并非和谐。当时的日共将『32年纲领』奉作金科玉律，认为日本已经是革命前夜，必须发动手头一切力量打倒天皇制国家机器，这里的一切力量当然也就包括了日共掌握的群众组织。
由于那份「打倒天皇制」的行动纲领通过之前，「全协」还是半合法的，通过以后「全协」就被日警全力追杀，变成彻底的地下工会，「全协」指导部一直尝试取消这份行动纲领。事实上，小畑被怀疑为间谍也与此事有关。
战后的日共财政部长龟山幸三说：
「昭和八年中旬，决定提出打倒天皇制口号的工会，有金属工会、土建工会、通信工会等等，而出版工会、粮食工会、一般工会、化学工会、关西地方协议会等工会认为，在自己的工会机关报上发表（打倒天皇制）是错误的。最后，全协中央部本身也在昭和八年一月发表了『全协当前的任务』，但并没有全文发表（打倒天皇制）行动纲领，同年八月又召开第二次扩大中央委员会，主张『全协必须克服原有的先锋主义倾向。必须撤回党的口号（即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停止偏重组织的现象，尽可能谋求民主主义的确立』。
总之，全协实际上撤下了打倒天皇制的口号。
这对全协本身来说是自我批评，同时也是对 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做这个决议的时候，小畑是全协中央的候补委员，小畑又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
吉成一郎也指出，撤除这个口号的主力军是「全协」的主力军平井羊三，他不但「写了一份庞大的建议书交给党中央」，还：「劝说从全协来到党中央的小畑，想要让我们的意见被党中央内部采纳。那时，小畑把大泉拉到了自己的那边。他不认为大泉是间谍，除了大泉以外，也没有人会支持他。其他人根本不懂什么工人运动。……因为这一事件，党和全协的关系彻底恶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边给小畑撑腰，一边坚决抵抗党中央。」
尽管风间指导部倒台以后，情况实际上有所好转，新上任的山本正美、野吕荣太郎两任指导部，多少都明白「全协」不应该提出这种口号⑦，但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共与「全协」的关系，「在小畑之后，全协有所资质的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
赤色工会的毁灭之路
1934年2月，木岛隆明被命令对「全协」委员长小高保开展特别审讯行动。这是因为小高是小畑介绍入党的，两人关系紧密，而小高也是大泉胡乱供述「间谍名单」时榜上有名的人，这就很难不让日共怀疑上小高。
日共决定剔除掉「全协」领导层里所有跟大泉、小畑有关的人，亲自重建「全协」。对此「全协」召开了产业工会全体会议，发现大家都支持日共审讯大泉、小畑，但反对日共重建「全协」的方针，认为这是抛开现实情况胡来。于是他们在「全协」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公开发文，炮轰日共的重建方针。这当然给了日共很大的冲击：
「党的中央委员读了劳新的提议，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决定抓捕……全协的小高（保），对他进行审讯。当时全协和党几乎没有联系，只和我的下级组织有过联系。所以我决定通过联络抓捕小高保，并命令他与我联络。」
——「木岛预审笔录」
于是，日共中枢给了木岛50日元，命令他租好审讯小高的房子。木岛本来已经在千叶县松户市找好了房子，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意外发生了——木岛2月17日在高岛屋吃拉面时，突然被逮捕了。由于木岛所拥有的联络线，是日共与全协中央之间最后的联络线，日共已经不可能审讯小高保了。
愤怒的日共，开始通过『赤旗』公然攻击「全协」的领导层。2月17日的『赤旗』指出全协领导层中存在特务，并号召下属工会成员对全协中央发起叛乱，说：「我们大胆确认全协内部存在特务，要开始对他们的坚决的、公开的斗争。」到了3月8日号，日共又发布了除名公告，称：「全协负责人小高保是全协内特务的元凶，根据小畑、大泉的坦白，他是将全协相关的一切报告、公文等交给秘密警察的间谍」。对此，全协方面在机关报上反驳说，党才是企图分裂全协的挑拨离间者，而『赤旗』则揭露说，小高是接连出卖全协运动家的「受秘密警察指使的挑拨离间者」。双方都指控对方为政府密探，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
不管如何，日共决定抛开全协领导层，立刻开始从全协下层组织召集忠于日共的人，亲自重建全协：首先从党势最强的江东地区组建全协江东地区协议会，然后进一步扩大为全协关东地区协议会，最后再发展为全国级组织。由于「全协」下层组织有很多不满「本部派」的「刷同派」，日共的号召大受欢迎，一瞬间全协的组织开始四分五裂。
其中有整个产业工会加入「全协关东地区协议会」（关东地协）的，有产业工会分裂为「本部派」与关东地协派的，还有在本部派与关东地协派间试图居中调和的一派，甚至还有同时与本部派、关东地协派敌对的一派，全协的组织完全支离破碎。 之后日共自己也分裂为中央派和多数派，导致「关东地协派」也分裂为中央派与多数派，可谓彻底破碎。
试图灭绝「全协」的日本当局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立即开展残酷镇压。1月～4月间，本部派的成员几乎全军覆没，5月，以小高保委员长为首的全协中央成员全部被捕，本部派陷入溃败状态；关东地协的核心人物也在5月被捕，8月逮捕了他们的委员长，不久又逮捕了产别干部、地区团长等人，由于无法恢复联络，关东地协的组织自然分裂，其中一部分与本部派合并。
就这样，过去以万计的所属工会成员，到1934年底已经不到一千二百人 。从产别单位来看，所属成员完全消失的工会有两个。两个十人以下、两个二十人以下的四个工会处于无法恢复的状态。幸存人数超过一百人的只有三个，两百人以上的只有两个。这些工会的领导层都处于崩溃状态，这一年，只有日本出版社工会全年发行了机关报。全协机关报『劳动新闻』过去发行量近两万份，现在只能发行三百份，6月以后到年底只能出四期。此后，残存的活动家们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零散活动，但实际上，就在1934年，全协也彻底崩溃了 。
左翼作家组织的崩溃
日共其他群众组织也陷入了类似的状况。知识分子一向是日共的坚定拥簇，这里就以「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为例。1934年，在其下属的十二个团体中，美术家同盟于1月、作家同盟于2月、戏剧同盟于7月分别批判了自己的政治偏重主义，并决定自行解散，发出了解散声明书。在这一年里，日共总共有六个下属的群众组织永远消失了。
这种解体其实来源于小林多喜二、藏原惟人等人的「政治优越性」理论。「政治优越性」理论要求作家们，通过文学小组把群众组织到党内。结果，正如作家同盟的解散声明书所说，「从扩大、强化政党与工会的角度出发，即将文学组织作为辅助性组织来组建的态度，是容易造成问题的。因而将政党、工会无法扩大的责任推给文学团体的……见解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党倾向于让文学团体的成员承担政党、工会的任务，作家本来的创造性任务就有被忽视的危险。」
当文学团体以政治活动而非文学活动为主时，其成员也多为政治人士而非文学人士，「不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以社团身份流入……（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作为文学团体的水平很低」，结果「容易产生错误评价文学活动的倾向」。「对文学有着粗俗的、政治功利性的要求……对作家在作品中的一般世界观进行抽象化，取代了正确、客观评价地文学」。于是，日共「牺牲作家的创造性任务」，又强迫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导致创作活动越发沉寂，这种低下的文学水平又阻碍了文学团体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作家同盟解体了。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转向、远离政治，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局的镇压，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运动已然破产的现实。藤森成吉、德永直等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作家相继离开了作家同盟，留在同盟的绝大多数作家，也「通过不再履行发行机关杂志、缴纳同盟费用、进行组织活动等一切义务，已经表明了对作家同盟的不信任……事实上同盟的组织形同虚设」， 因此作家同盟解散是毫不奇怪的事态。作家同盟解散后，作家们的目的是「出于作家最根本的需求，展开创作活动」。
随着共青、全协、作家同盟等组织相继解散，日共还算有力的群众组织，只剩下全国农民组合（全国会议派）——即全农全会派，与「日本消费者组合联盟」（日消联）。然而日共中央愚蠢的举动，导致就连这两个群众组织也叛离了日共，公然举起重建日共的烽火，变成了日共「多数派」的核心。
他们的举动，且留到下一节介绍。
①大泉就此说：「因为野吕被捕了，所以为了调查他被捕的事……必须开会，但是因为没有钱和据点，所以开会就流产了。实际上，当时的中央委员们处于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自己多少有些钱，但党自己的财政却很贫困，基层组织向他们要钱，他们也不能给。」
②、③：关于这里，可以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
总的来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小畑是间谍。袴田与宫本所举出的可疑之处，没有一个是充分足以推翻小畑无罪的结论的。
④袴田里见当时与宫本在党内斗争中合作多年，已经已经是日共副委员长。但因为1970年代立花隆在报刊上刊登小畑被杀，随着社会焦点可能因此对日共选战产生不利影响，宫本试图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到袴田头上，导致袴田与其决裂，并被迫离开了日共。袴田在『昨日的同志』中谈到：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宫本在45年前的这起不幸事件中，所犯的巨大错误。这是因为我考虑到，万一我开口的话，宫本可能会遭重。……我要公开『决心终其一生隐瞒下去的』事实。……迄今为止，无论是在特高警察面前、预审庭上，还是在公审庭上，甚至是在自己写的书中，我都想尽办法把宫本从这个真相中解救出来，为此用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好像在这个问题上协助宫本是我的使命一样。我没有说出真相，结果我和宫本都没有被控以杀人罪。」
⑤小畑尸检报告中的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头部骨膜下出血、头盖骨间出血、脑膜多处淤肿、手部与下肢多处有豌豆大伤口。
此外，小畑连续两天没有吃饭喝水，又经过一番打斗，死时应该相当虚弱。
⑥山口近治说：
「把打倒天皇制的斗争纳入到『全协』的政策中，是日共的方针。但强制『全协』将这一方针采纳为行动纲领的，是日共的工会部长田井为七。虽然不知道田井为七的主观意图，但以他这种扰乱『全协』工会活动的行为，可以说是政府特务式的行为。」
时任全协中央组织部成员的坂田正次说：
「全协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是党中央的方针。岩田（义道）直接指示，要强力推动全协的党支部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极力在党支部间反复说明此事。
全协中央委员会结束后，见到党中央委员长风间丈吉时，我也没有怀疑党中央方针的正确性。」
时任日共委员长的风间丈吉，也在1933年10月26日的『呈报书』中指出：
「对于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列入全协行动纲领，有的同志下定了悲壮的决心，要把这件事当作自己一个人的责任来承担。而且，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问题。这是来自『五月纲领』本身的必然结果。『太平洋工会』不是说要提出立刻行动的口号吗？凡是没有积极反对（打倒天皇制）列入全协行动纲领的人，都有责任。」
⑦风间丈吉在狱中反思时，已经提出：
「革命工会是反对天皇制的组织吗？这样来看待问题是错误的。革命工会是『包容一切——不论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反对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工人的群众性组织』。它以工人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要求为基础进行斗争，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阻碍也进行彻底的斗争。……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行动纲领是加入的条件吗？……全国协议会组织一切反对资本剥削而斗争的工人和佣人，但决不要求一定的世界观。」
风间之后，新上任的山本正美委员长表示：
「我首先反对工会内部的宗派倾向——将工会党化。……与此相结合地，在具体问题上，我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口号……没有必要让工会提出这样的口号。」
与此同时，重建的日共中总会也在1933年初提出：
3、在党和全协的各种方针中，出现对党和全协的混淆，从而发出「什么才是全协」的疑问，不理解全协的本质，这样的问题必须立刻改正。
一直以来，全协只将大部分活动集中在党的政治任务上，而忽视了全协作为党外群众组织的独立任务。我们不能忘记，全协是为维护和扩大工人阶级日常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组织。为此，不论政治信念、宗教、性别、年龄如何，无论是天皇主义的工人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全协都必须将逐个赞同全协提出之具体政策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确保他们的支持。
33年4月5日，『赤旗』在「日本反帝同盟第二次全国大会结束」文中指出：「在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上，我们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广大群众组织现在还不能提出这个口号。」
33年5月，日共中央委员会宣传煽动部的「纲领讲习会报告」也提出：「全协……必须为克服左右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极左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劳动新闻』上（主张打倒天皇制的斗争是全协的主要任务，将党和全协混为一谈）。」
在这种趋势下，「全协」自身也发生了转向。1933年1月的「全国协议会目前的任务」提出，「不再只由少数思想水平高的人组成分会，组成小而顽固的组织（宗派主义）；撤消加入政党的困难条件，使加入条件改为：对资本家有不平：不满的工人都可以加入。」
『社会运动的状况』也指出：「党和全协领导分子也通过慎重地反复批评检讨……意识到将其作为行动纲领，在战略上并不妥当，于是……在今年一月发表的《全国协议会当前任务》中，暂不发表行动纲领全文。」
山本正美被捕后，野吕荣太郎继任。但他也依然延续了这一方针。1933年7月1日的『赤旗』如是说：
「他（三田村）说，党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强加给全协，把全协变成了反君主团体……原来如此。当时，全协内部有人从极左的角度考虑全协在打倒天皇制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主张全协也可以提出这个口号，但全协绝对不是奉党的命令而采用这个口号的。
工会是共主义的学校，把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作为工会加入条件，强加给还在学校上学、没有得到充分的阶级训练的工人，是错误的。最早批判日金和其他产别工会的这种一时的偏向，提出正确方针的是现在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主张，工会是通过日常的斗争使大众理解打倒天皇制的斗争，不久就把充分理解了这个斗争的工人送到党的学校。党基于这样的清楚理解，向日金和其他工会发出忠告：比起机械地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不如通过（压迫与镇压罢工等种种事实）进行启蒙，让还不了解的群众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这才是重要的任务；并纠正了这种偏向。叛徒三田村哟，你说什么鬼话呢？」
全协指导部在八月再次提出「必须讨论决定……克服现有的先锋主义偏向，即在政策上取消党的口号。」全协关西地方委员会也主张：「删除废除天皇制，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吧！」
然而就在他们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委员会前，日警的大逮捕又降临到「全协」头上。「全协」一直到灭亡时，终究没能正式取消打倒天皇制的口号。
参考文献：
『日本共○党の研究』（一、二、三）（立花隆）
『日本共○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共○主義運動史論』（渡部徹）
『1930年代日本共○党史論』（田中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