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一个以1930年～1933年间的「全协」为主题的小间章，其实主要也就是根据立花隆的书所做的笔记笔记。所谓的「全协」，也就是「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赤色工会国际的第一个日本支部——本文希望能为简中世界，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日共的党工会、日本最后的赤色工会，是如何在日共的阶级敌人与日共自身的双重围剿之下，终于如同朝露一样消失在法西斯主义风暴前夜的。
尽管历来关于战前日本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有众多研究，但笔者受限于无法获取最新书籍的条件，最终还是决定主要沿着立花隆的思路来进行阐述。如果有史实谬漏之处，请读者诸君指正。
一、赤色工人组织的慢性自杀：无谬者的双重谬误
自从1925年「总同盟」分裂以来，日共就一直有自己属下的工人组织，不管是20年代的「评议会」，还是30年代的「全协」——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但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狂风恶雨、数不胜数的内斗危机之后，1930年代初的「全协」已经十分衰弱，不但比不上右派的黄色工会与中间派合法工会的会员数量，甚至也比不过往日能三天两头领导工潮的评议会，只不过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成员零散分散在日本各地工厂的小型工会联盟而已。当年的赤色工会——评议会发动的大型工潮，可以两倍于右派工会「总同盟」发动的工潮；而如今的全协，却在影响力上远远落后于「总同盟」。
具体而言，在「武装共产党」的极左路线下，1930年的「全协」人数一时之间跌落到3000人左右，其后「全协」的中央机关更与「武装共产党」的中枢领导人一道遭到帝国政府一网打尽，导致「全协」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也发不出来了。重建以后的「全协」乘着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东风再度崛起，迎来了自己最盛大的时代，1931年会员多达一万人，可以影响三万个工人 ；但不久「全协」就又因为日共的极左盲动方针而陷入灭顶之灾，有如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萧瑟。1932年「全协」成员数量滑落到六千人，1933年跌落到四千人，终于在1934年只剩下一千多人的成员。不久，这场战前的赤色工会运动就落下帷幕，结束了自己不过短短十年的历史。
「全协」由14个产业别工会构成，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日本土建」：一个建筑业日工构成的工会，而这些日工中的大部分都是失业者与朝鲜人。在「日本土建」以外，「全协」只不过在金属、化学、纤维、电气、通信、交通等主要产业各自拥有全国一百多人的会员而已。与此相比，1932年的「全协」会员中有三分之二都属于「日本土建」，而「日本土建」60％的会员都是朝鲜人。1931年坐拥一万人的「全协」之中，4100名会员都是朝鲜人，人们推测到1932年朝鲜人占「全协」会员的一半，1933年则占会员总数的过半之多。
这个朝鲜工人所占比例甚高的「日本赤色工会」与日共的关系，却说不上有多么和睦。要问原因的话，这主要就是因为日共指导部蛮横无理的领导方式。日共方面负责领导「全协」经常是一些在工会方面缺乏威信，又只喜欢用强压命令式的办法 ——比如威胁要开除他们、要将他们党纪处分，来要求「全协」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人。比如在田中清玄时代领导「全协」的是前纳善四郎，然而他不过只是在码头工人工会做过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在前纳之后，接任这个位置的是甚至是只接触过农民运动的大泉兼藏。要问为什么的话，这就是因为三番四次的大逮捕以后，日共高级干部中出身工运的人才基本都被劫掠一空；而再次重建起来的新生党中枢，总是像一个草台班子一样，随便找到一个与工运有某种瓜葛的人，就任命他为工会负责人。这些工会负责人是怎么领导工会的呢？「一有反对干部意见的人，就立即散布谣言说他们反党、是解党派、是机会主义者、是间谍，维护自己的谬误，导致（全协）被群众所孤立……」
另一方面，即使是从「全协」直接选上去而担任日共中枢领导人的，也表现不佳：
「那时在党中枢负责工会部的是田井为七，田井在大阪是我的属下，是一个那种本来不愿意入党，我们硬是让他入党的活动家。我一到东京，他就把中央的指令带来，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你在负责党啊。』当时党对工会的指导非常马虎，说是指导，也不过是偶尔在咖啡馆见面，喝着咖啡，不时地聊天，给点小册子而已。 就这样是不可能指导全协的，但党上级的那些人却认为自己什么都做得到。而且，他们说的都是天下国家的事，尽是些与实际劳动者的生活意识无关的话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战后，总而言之他们不了解真正的劳动者生活。田井在大阪的时候明明知道工会现场的情况，但到了党高层之后就变得奇怪了。因为（他们）指导得太荒唐了，我对田井大发雷霆：『你们别净说些蠢话。你以为这样就能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吗？我让你当一次全协会议的观察员，你倒是过来说说看。』」
而这则是来源于日共的第二个弊病——在领导「全协」上的极左盲动方针与宗派主义方针 。就宗派主义、「全协」接受日共的观点，认为自己以外的所有工会都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是资本主义的防波堤，彻底拒绝与右派工会、中间派工会——这些合法工会在不少时候已经在工作场所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会运作基地——合作，也拒绝打入其间、吸引更多的工人，而是贯彻自己的组织、自己的运动、自己的方针。这样的行动纲领自然导致「全协」在实操时，经常变成将工作场所中的尖锐分子组织起来，然后带着他们攻击其他工会的干部，辱骂这些干部是「堕落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全协」与其说是一个坚持革命路线的工人运动组织，倒不如说成了一个为日共招募革命斗士的机关。 就事实而言，在个别小企业的工会以外，「全协」可以控制的大企业工会也就只有东京市电工会与地铁工会两家而已。「全协」本质上是一个全体日本工人阶级之间极其孤立的小型宗派组织。
尽管如此，日共还是三番四次地将极左盲动路线加诸「全协」，比如在1930年时命令「全协」带领麾下工人携带武器、发动武装暴动。这件事情直接导致「全协」内部发生分裂，反对日共极左路线的一派（佐藤秀一、神山茂夫等人）组建了「全协刷新同盟」（刷同）搞对抗，双方对簿公堂一直闹到莫斯科。最后莫斯科才做出裁判，命令刷同解散，但也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日共的领导方式，说日共：
「对党和全协不加区分，蔑视工人日常工作和经济利益，以及说一些武装罢工、破坏工厂、红色恐怖等毫无意义的言辞。……消灭了全协内部的民主主义，用命令代替理解，开除了对领导层持有批评意见的工会成员，扼杀了群众的意愿。」
莫斯科的工会国际并提出：「党首先必须在工人中获得权威。权威不是通过革命性言辞获得的，而是通过革命性行动获得的。」俄国领导人并要求日共不得在「全协」内部发生对立时，用开除的方式对待反对派，而要用组织内广泛民主审议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他们希望「全协」可以是一个认真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能在面对工人的日常利益要求时，将自己的运动建立在工人不满的最尖端。与此同时，苏联也要求日共不要再由上而下地任命全协的干部，全协的干部要由下而上地经民主方式产生。
事实证明，日共唯一接受并认真执行的命令就是让「刷同」解散，而对于这一串批评只做了极其肤浅的自我检讨，完全是虚心接受、死性不改，之后继续坚持自己粗暴硬来的领导作风，继续发出一些无厘头的极左盲动指令，比如1931年命令「全协」对首相官邸发动冲锋、1932年命令「全协」组织东京全市全天大罢工 、1933年命令「全协」发动宫城市大罢工等等。当时在「全协」的中枢机关担任干部的坂田正次也发现了日共指令的荒谬性：
「尽管全协的支部正在逐渐恶化，但每次举行示威时，工厂支部的工人都会被抓走，（组织）变得更加无力。因此，我甚至向中央建议『不要让工厂支部的工人走上街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在三越（百货的）楼顶观看了示威，发现日警比示威队还多，是他们的两倍 。他们（党）的指导真是太奇怪了。」
平时有五一节游行的时候，日共也会趁着其他合法工会联合起来举行游行队伍的机会，命令「全协」冲入合法游行队伍之中。日共每一次发出这样的指令，都是消耗「全协」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战斗性工人，让他们白白地被逮捕。后来有一名「全协」干部曾经如此批评日共：「总之党提出的方针太过分了。这些人说是党的领导层，也只不过是些二十四五岁，连工人运动经验都没有的人，是些观念左翼。党在对工人运动的现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把口头上的革命方针强加给我们。」
在五一节游行上，日共的方针也是一样地脱离现实：
在劳动节之际，党为了让全协举办独自的赤色示威游行，命令各单位成立劳动节斗争委员会。这是完全无视工会主体条件的指令，就算硬让人搞这种东西，也没有哪个单位能搞起来。当时的全协，作为工会已经弱的不行，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会员分散在各处的组织罢了。如果想通过阅读当时的『赤旗』或『劳新』（全协机关报）来了解当时的情况，那就大错特错了。……看那些东西，似乎到处都是革命斗争，但现场的组织真的都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状态，是勉强生存下来的。所以，即使只将少数人包含在内，也不是想成立五一斗争委员会就能成立的。……在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上，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先用搜集而来的人员组织自己的游行，然后冲入官方许可的游行（合法游行）行列之中。不是开玩笑的。五一劳动节游行队列的两边都是拿着军刀的巡警，大家在中间游行。但凡在里面的人唱起『听着吧，万国劳动者』这首唯一允许的革命歌曲以外的歌，就会被巡警揪着脖子抓进去，周围的人对此也不敢抗议 。（要求我们）在那种地方发动突击的指令，就等于要我们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人出卖给当局。于是我就问，在冲进去的时候，工人们如何保护自己不被当局侵犯呢。于是，他回答说，要设置路障。我问他那路障要怎么筑，他说可以是附近民宅的防雨窗，也可以是附近的大板车，什么都可以拿来做路障。真的只能说是傻瓜。
就连在组织工会运动上，也是一样的：
「不仅是劳动节游行，工人运动也一样。党总是无视现实地把方针强加给我们。比如要我们召开工厂代表会议之类的。即使没有召开那种会议的条件，也要召集（工厂外面的）街头分子。如果只是街头分子的工会代表会议，那工会代表会议就没有意义了，而如果把我们工厂内的少数同志召集起来、在当局面前暴露出来的话，就等于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全部出卖给官府。这里完全看不到任何建立组织、扩大组织的最佳战术。党认为，只要让工会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行为，哪怕会破坏组织，那也是革命性的。 」
一有工人因为他们的这种极左方针而被逮捕，他们就直接下令全协组织行动队，强行到警署「夺回」同志，可见日共的领导人是如何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却不愿意看一眼工会运动的真实惨状。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也是战前日本工人运动的一大特点：抱有激进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领导工人时，总是无视现实，猪突猛进，但求添一笔华丽的革命成绩；另一方面，由基层工人一路做上来的工会却每每倾向于大谈现实主义、运动去激进化，最终甚至像「总同盟」一样滑向劳资调和主义。而日共的指导部不能克服这两种有害的倾向，却固执地捏住手中一小撮工人阶级激进斗士，将他们以卵击石地扔向帝国政府：这无疑是日共不但未能革命成功，甚至也未能在法西斯主义掀起狂风之时，组建一个反法西斯人民反战阵线的一大原因。
二：越过光辉、跌的粉碎：从地铁大罢工到「打倒天皇制」
但即便是这样的「全协」，也在日共与帝国政府的两方面重压下，借着1930年代初日本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机会，想方设法夺取了光辉的成绩。那就是1932年3月的地铁大罢工。
得益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东京已经在1920年代成为全亚洲第一个开通地铁的地方。1932年时东京的地铁线路还不发达，大概相当于银座线的浅草-神田一带。1932年3月20日清晨，一百五十余名地铁员工突然罢工，提出二十七项改善待遇、改善设备：他们要求地铁公司对出征士兵给予停职待遇，全额支付其薪水；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为期一周的暑期休假、女子的一周生理假；在主要车站设置厕所。司机、列车员，乃至于女性职员、信号员、清洁工都躲在四节的车厢里。他们把地铁车厢停在地下轨道通向地上车库的支线中间的斜坡上，拉满刹车，发动车门引擎。罢工者以车厢为城池，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守城战——他们在车厢周围围上了通过六百伏特电流的铁丝网 。由于他们的车厢位于支线的正中心，没有一辆车库里的车厢能进入地下轨道，相当于瘫痪了整条线路。
如果公司为了攻破城池而切断他们的电源的话，抽水水泵也会停止，这样一来地下轨道就会被水淹没。而员工方面也带上了足以支撑一周的粮食和电热器等工具，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一开始公司 打算攻坚，用强力绞车试图将罢工者的车厢拉上来，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被迫在他们罢工的第五天宣告妥协，接受了员工方面的大部分要求 。由于罢工战术之罕见，大众报刊连日报道这次罢工，让地铁罢工成为日本社会上轰动一时的事件。
以工人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的这次地铁罢工，是昭和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 ，特别是对全协和日共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几乎是唯一由全协独自领导、全面领导并取得胜利的工潮。 在全协参与的工潮中，有名的还有东京市电的工潮，但这些工潮既不是全协独自领导的，也没有以胜利告终。所以，在日共的党史、全协的历史上，地铁罢工总是作为这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而得到大书特书。当时的『赤旗』在罢工胜利后，用整个版面和两个版面的一半篇幅刊登了「革命战术的胜利！」七个大字，并评价说：「这次罢工是由全国协议会独自准备和指导的，在模范地实行革命罢工战术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这对于日共来说，其实算不上特别光彩的事情。因为地铁罢工时的全协指导部在日共想要直接领导罢工的时候，说：「因为协（指全协）正在搞罢工，交给全协来干就请（别干涉），不交给全协的那才另当别论」，拒绝日共对工潮说三道四。而且「全协」在工潮进行时，考虑到「罢工正在向有利方向发展，如果党再次下达无理的命令，导致工会崩溃，那就麻烦了」，没有向党报告形势 。因此，日共不得不哀叹说：
「就这样，全协中央的同志们没有向我党工会部报告任何有关地铁罢工的事情，我党工会部除了利用资产阶级报纸外，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资料和形势。」
带领「全协」中枢指导这次地铁罢工的，正是全协的委员长沟上弥久马与他的亲信「松原」（原名宫上则武）。在「全协」内部极有威望的「松原」一向反对日共的宗派主义与极左盲动方针，屡屡试图压倒日共派来的领导，乃至吸引了全协内部的日共党员，因而遭到了日共中枢的猜忌。日共中枢也说：「全协内部的许多同志毫无批判地相信了松原的报告。……他似乎得到了全协常任委员同志们的普遍支持。……Z同志（指沟上弥次马）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在党内部也有接受他的统制，但没有受到我党统制的同志。」但正因如此，日共才必须打倒「松原」。「全协」指导部的沟上委员长与角田逸治在1932年五一节游行前被捕，这件事顿时成了日共进一步怀疑松原是特高间谍的导火索。
日共与全协指导部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成「超级间谍松原问题 」：日共中枢宣布松原是特大间谍，故意在日共与全协之间挑拨离间，不但将沟上、角田出卖给了警视厅，还破坏了国铁委员会，出卖了参与运动的群众，总之干了林林总总的一堆坏事，最重要的是「在全协内有意识地破坏党的威信……在全协内驱散党的影响力，破坏党的组织」。日共遂将不是党员的松原开除出党，还派候补中央委员岸胜组织了三人行动队，最后到新宿浄水場的后街，将松原用铁棒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他满身是血——他们原定是要杀掉松原的，只不过没打死而已。松原事件发生四个月以后，在全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不但有两个干部因为与松原走的特别近而遭开除，全协的中常委也被迫为这件事负起责任而全体辞职。由此，日共得以再次组建一个忠于日共的中常委，重新将全协的控制权捏在自己手里 。解决了松原问题以后，日共中枢得意洋洋地宣布：「对于全协内的同志们而言，问题是如何在全协内实践、执行党的决定，党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有人无视党的决定或反对党的决定而行动的。全协的同志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但除此以外，这个以高江州重正为首的常任委员会之所以被迫全体滚蛋（高江州在沟上被捕后成为新一届全协委员长），就是因为他们反对将日共『1932年纲领』中的「打倒天皇制」放入全协的行动纲领之中。就任新一届全协委员长的石上长寿后来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之前，在金子（健太）的介绍下，我与田井为七（日共中枢工会部长）在神田的须田町附近见面，会议人员对我说了以下参加会议的注意事项。即现在的全协本部常任有不执行党的决定、不直接履行太平洋劳动会议书记局决议的倾向；现在的常任委员会虽然是党的支部，却对党的决定采取一致反对的态度。因为现在的常任委员会反对把党决定的打倒天皇制列入行动纲领中，所以请你们努力把打倒天皇制列入全协的纲领中。另外，因为有常任委员受超级大间谍松原的影响，所以必须确立新的执行部。我在开幕当天去会场的路上，也从金子那里听到了这样的告诫，所以在会议开幕前就已经采取了反对现在常任委员会的态度。」
一通过这部新纲领以后，全协就完全倒向了「打倒天皇制」的道路，不仅在领导工潮时，在工厂贴上「打倒君主制」的大字海报，还在工厂周边大肆分发打倒天皇制的传单。这是因为在这部新行动纲领之中，正大喇喇地写着这样的宣言：「全协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君主制的斗争，一切斗争都要结合、集中到这上面来。」
为什么前任常任委员会要反对呢？其实，高江州重正等人反对的不是打倒天皇制，而是将其列入纲领。这是因为「全协」虽然是日共下属的工人组织，却不算是一个完全的非法工会，是一个半非法工会。 帝国政府虽然对康米主义者一向是赶尽杀绝，却也是讲求法治的，不会因为仅仅你加入了全协就把你抓起来，除非你通过全协与日共有了某种联系，那就算你违反『治安维持法』，关进大牢；就算帝国政府真的抓到你与日共有染的线索，只要你坚决否认这一点，又没有做其他违法的事情，就不会起诉你，而只是把你拘留29天而已。内務省警保局的『社会运动的状況』说：「依据治安维持法处理的全协会员，只限于与日共或日本康米青年同盟有某种关系的人，其他几乎都处于缓行起诉或完全不起诉的状况。」
然而「全协」一将「打倒天皇制」放进纲领里面，整件事的性质就变了，全协本身就变成了治安维持法中「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结社」，只要是「知情而加入全协」的人，都会被按照治安维持法起诉。1932年9月「全协」这样干了以后，1933年4月大审院检事局就向全国检事局宣布，将「全协」定为治安维持法第一条第一项所属的非法结社。
帝国日本的司法鹰犬听到「全协」居然将打倒天皇制列入纲领时，是大喜过望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合法合理地，将这个日共活动家的蓄水池一举抽干了。全协指导部成员之一的坂田正次如是说：「对我进行审讯的是思想检察官户泽，户泽很得意地对我说：『我就在等着全协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呢。』」 当时在警视厅特高负责工人运动的一位干部这样说道。「（全协的新）行动纲领一出台，警视厅就立刻去找检事局商量。检事局的意思是，这样一来全协就能被『治安维持法』摧毁，于是从昭和七年的秋天开始，我们就朝着大规模逮捕全协（活动家）的方向行动起来。在第二年的二月，我们进行了四五个月的秘密调查，做好了全面抓捕的准备。特别是为了不让干部逃跑，要完全掌握他们的动向，为了建立随时都可以一起行动的体制，我们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在此之前，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对（抓捕）全协急不可耐，所以那份『久等了』的行动纲领一出来就猛扑上去，第一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全协的老活动家神山茂夫也沉痛地说明了「打倒天皇制纲领」的作用：「根据宫本党史（指『日共五十年』），全协似乎生来就处于『非法的困难条件』之中，但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三一五（大搜捕）』之后，与党有直接联系的、与党中枢关系密切的全协指导部在其诞生初处于半非法状态，其特定成员是在非法（活动）的。但是，（全协）下属工会的成员乃至多数工会领导人仍然具有合法活动的性质。1929年、1930年，旧评议会系的工会领导者、全协系工会指导部成员，公开参加了为劳动节而召开的东京地方工会会议和劳动节会议，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我担任委员长的关东自由劳动者工会自不必说，其在1931年秋重组为日本土木之后，就像东京芝浦支部分会一样，无论是受到几次镇压都不屈服，堂堂正正地挂上招牌，在屋顶上挂上红旗，而工会领导者考虑到被捕的情况也会轮流常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令他们陷入困境的是，全协将『废除天皇制』列入行动纲领，于是敌人开始将『治安维持法』中『贯彻目的』的条款适用于（工会）领导人。而雪上加霜的，则是机械的、自上而下的，为了募款而进行的组织动员，这也多与极左主义有关。」
1932年9月当时，高江州重正等人也已经在反对将「打倒天皇制」加入行动纲领：
「党要求将废除天皇制列入行动纲领，但我和其他常任委员都反对。当然，全协并不是反对打倒天皇制的斗争其本身，而是反对把这个斗争写在纲领上。与党不同，全协既是工会又是群众团体。在革命形势也不迫切的时期，让这样的组织提出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相同高度的口号，不但对运动毫无用处，反而还有着不利影响。这样一来，能凝聚在全协的人就会变得非常少，党和全协还有什么不同，全协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们当然承认党领导全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照搬党的口号，搞和党一样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把工人的日常的、具体的要求集中起来，工会的组织就无法维持下去。
对于我们的如此主张，党内的人批判说，这是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论，其实不然，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合点，必须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建立。因此，给予工人的政治口号，如果不是在劳动者的意识层面上，能让他们感到『嗯，原来如此，原来问题是在这里』而打动、响彻他们的心灵的话，运动就没法发展，而是会浮于表面。并不是说口号是革命的，那么运动也就会革命起来了。
虽说要打倒天皇制，但在工人中，完全没有这样的认识：原来如此，所有问题的根本在于天皇制，所以不打倒天皇制，日常生活就不会好转。即使是在日共的最高干部里面，在1932年纲领说：『日本政权的脊梁是天皇制，所以要把斗争集中到这里』之前，也是谁都没有这种认识。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一提出纲领，全协就要立刻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那就太不像话了。我们常任委员全部反对（提出这个口号）。我以为即使提交到中央委员会，也当然可以被否决。但岂知（我们）却以一票之差输了。」
全协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有说是11比10的，也有说是9比8的，但不争的事实就是忠心于日共的工会干部战胜了全协主流派的干部，将全协送上了自我灭亡的不归路。
「打倒天皇制」进入纲领以前，被起诉的「全协」人士不过一年150～200人。然而1933年2月～3月一个月之间，全协干部就有165人被捕，大逮捕行动的巨浪卷遍日本全国，1933年一年被逮捕者高达4500多人，其中543人被起诉。其实讲求法治的帝国日本司法机关已经有所收敛了，规定只抓三类人：（1）工会领导人；（2）知道行动纲领后继续参加活动的人；（3）知道行动纲领内容的人。即便如此，日警所逮捕的人还是比预想的要多出很多，以至于内务省警保局都害怕检事人手不足。『特高月报』洋洋得意地说：「这样全协中央部门的首脑就全部被捕了，我们的方针还计划着继续逮捕中央专门部部员、各产业别工会的首脑」。
根据『特高月报』的描述，大逮捕行动的发端是由此开始的。1932年2月27日，包括石上长寿委员长在内的中枢常任委员要在大冢仲町的食堂开会，而这一消息被特高预先得知。特高的成员远远围住餐厅，特高的科员又化装成厨师、学生、工人等在店内等候，一共41人严阵以待。中央委员中的石崎源七来得有点晚，但他注意到周围的异样，就走进店里喊了一声「危险」，自己一溜烟地往外跑。其他的委员在那一瞬间就被开始行动的特高科员当场逮捕，石崎却扑向刚好开过来的电车，吊在上面逃走了。特高开车追了上去，石崎从电车里跳下来，冲进附近民宅的玄关，想要逃到后门时被特高逮捕。2月28日，特高又逮捕了六名干部——战后再武装斗争时期成为日共最高干部的志田重男就是当时被逮捕的人之一。1933年2～3月的大逮捕就此成为了「全协」全面性崩溃的开始，此后的「全协」的组织在日警无穷无尽的追杀中一步步萎缩、溃退、瓦解，一直到全协自己最终咽气的那一天。
要问特高是怎么知晓全协中常委开会的消息的，那自然就得益于特高在全协内部神通广大的间谍网络了。一位特高部劳动课的干部说：
「虽然说最初全协中央的干部在大冢食堂被捕是逮捕行动的发端，但当时被捕的四名中央常任委员中有一人其实是间谍。佐藤勇是出版家出身，我记得他是劳动课长直属的间谍。以劳动科第一系（负责全协）为例，如果不派间谍，我们就无法进行内部调查。与合法工会不同，我们不打入内部就无法获取信息。因此，课长、股长自不必说，就连警部级别的干部也都有直属间谍。全协的情况是，如果每个单组都有间谍，那就是最理想的，现在也差不多达到了理想的程度。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使唤间谍，不时更换他们。长的也只使唤了两年左右。因此，我们必须培养相当数量的间谍，但在全协，获得间谍的来源并不难。失业者较多的土建（工会）尤其严重，甚至有人为了糊口就去当间谍。不过对于一般的间谍来说，一般可以获得巡警的薪水。特高部的机密费有四十万日元左右，间谍的报酬怎么样也发的出去。越是高级的间谍，就越是直属于上级的干部，因此在部内，越是上级的干部对情报的掌握能力也就越强。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上面递来一张传单，说有个男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撒同样的传单，要我去逮捕他，我去一看，果然有人在撒传单。传单还没散发，就落入特高的手中。」
在这种全协对于特高等于透明的情况下，依然去大喇喇地提出打倒天皇制，确实就如同飞蛾扑火一样，终究只能落得自取灭亡的下场。这里的这位「佐藤勇」，恰恰就是在1932年9月的那场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踊跃提出采纳「打倒天皇制」纲领的积极分子，结果因为这种大表忠心的姿态，在新一届中常委中被选为仅次于石上委员长的干部。我们很难说，那决定全协生死命运的一票是不是就是佐藤勇投下的，或者说特高指挥佐藤勇投下的。
打倒天皇制的这个口号本身，也没有在日共或者全协本身得到充分的理解。尽管1932年党纲出台以后，打倒天皇制已经成为了「日本革命任务的第一要义」，但日共党内对其的理解却是十分草率的。锅山贞亲曾说：「那个时候，我在狱中偷偷看了『赤旗』，被吓了一跳。不知哪里女厕所的门破了，要修复起来，都把它和打倒天皇制联系起来解说（笑）。我曾因此感到非常吃惊。」三田村四郎也讽刺说，全协的机关报『劳动新闻』在批判天皇制时，就好像念佛一样，叨叨扰扰地诅咒天皇制。
尽管莫斯科与讲座派的理论家们明白天皇制是什么，也明白为什么是天皇制在压迫日本人民、天皇制如何压迫日本人民，可身处天皇制社会正中间的日本人民其实是感觉不到天皇在直接压迫他们的，不像老板与工厂主在实实在在地剥削着他们，天皇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起到的是一个精神上的主宰性图腾化角色。大部分日共党员与全协会员尽管知道要批判天皇制，却搞不清楚天皇制到底是如何的机能，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压榨日本工农，就跟着日共钟炀的命令一起大喊打倒天皇制，在组织外的日本人民群众看了觉得莫名其妙，不能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命题「日本人民受到压迫」直接一下子跳步来到结论「天皇制是压迫者」的。「打倒天皇制」只不过是日共阵营的自娱自乐，根本无法唤起一般人民参与到打倒天皇制的斗争之中。尽管如此，「打倒天皇制」的口号还是一瞬间就泛滥在「全协」的各种机关报刊上，无论是谈到什么都机械地与天皇制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比如「扼杀天皇的忠犬罢工」（指黄色工会组织的罢工）等等，简直是没了天皇制三个字就没法谈论政治斗争。他们甚至连天皇制与天皇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将批判天皇制变成对天皇进行人身攻击，比如1932年10月15日「日本土建」工会的檄文就写道：
「资本家和地主、天皇一边吃着温暖廉价的美味食物，一边大谈色情故事。」
『通信工人』也写道:
「经常关注国民生活的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每年都为了体验农民的生活而种田、养蚕。这种的种田很有趣。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天酱（天皇酱，原文为お天ちゃん）穿着运动服和长靴，把两三个稻子塞进田地里。可是现在天酱的老爸，因为得了梅毒，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不管部下怎么劝，他也不进田里。于是（大家）把两三条金鱼放回田里，那家伙就高兴得吧嗒吧嗒地跑到水里去追金鱼。诸位，这就是要体验农民痛苦的天皇陛下的播种。在债务、租费和重税的折磨下，靠吃树根生存的农民，其痛苦是依靠着从我们这里榨来的钱吃饱穿暖、穷奢绝欲的天皇陛下，所能理解的吗？」
还是「全协」的老活动家神山茂夫，批判说：
「这样的揭露，能成为真正地组织对君主制的斗争的力量吗？或者起码能正确地告诉大众君主制的真面目吗？我们要打倒的压迫元凶，其真实面目消失了，沦为在一幅讽刺画上追逐『金鱼』的『梅毒』患者。又或者沦为了在大啖『廉价美味食物』的无能『好色』老头子。对国家权力与真实的狄克推多所具有的作用进行低俗化之思考，实在无过于此。我们阵营内某些同志的这种态度，不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我们，却只能充分地割断我们和群众之间的联系。」
1932年9月全协中央委员会通过「打倒天皇制」纲领以后，不少产业工会开始要求全协中央取消这一条纲领，最终全协中枢机关自己也试图搁置「打倒天皇制」这条纲领，但终于为时已晚，在下定决心对全协使用治安维持法的帝国政府面前不堪一击，就此土崩瓦解。提出「打倒天皇制」是战前赤色工会运动的最大转折点，日警一旦全力出击之际，全协甚至在中枢机关毁灭以后重建都重建不起来，新中枢不过一两个月就又会被日警夺走。帝国政府如同机械由上而下压碎橘子一样压碎了「全协」，整个组织很快就在苦难中走向四分五裂与解体。
三、赤旗下的血色夜雾：「尹基协射杀事件」与「平安名常孝杀害未遂事件」
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的一瞬间，日共还对「全协」干了几件永垂史册的大丑闻，其中之二就是「尹基协射杀事件」（8月15日）与「平安名常孝杀害未遂事件」（9月14日）。要说这两件事其实与上文的松原间谍问题是一体的，即1932年秋日共试图推翻原本由沟上弥久马等人领导的全协指导部、建立忠于自己的新指导部；也只有在推翻了沟上派与现实主义者的霸权以后，日共才能顺通无阻地指挥自己的家臣通过新纲领。一个全协干部说：
「结果（他们）把沟上派的人都搞垮了。 沟上真的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所以沟上在的时候，党也不敢对全协过多干涉。……沟上在的时候，全协对党保持着独立性，松原像是沟上的左膀右臂一样，沟上是（日本）土建出身，和尹、平安名的关系也很密切。而且以前的常任委员都是沟里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松原、尹、平安名、旧常任委员等，一个个被排除出去，沟上派的人，也就是主张全协独立性的人被一扫而光，党获得了全协内的霸权地位。尹和平安名并不是间谍，这和松原的情况一样。他们只是把对党不利的人贴上了间谍的标签。换个角度想，这是比大泉、小畑的私刑事件更可怕的事件。因为这与大泉、小畑的情况不同，是毋庸置疑的杀人。」
日共不但指责全协指导部不服自己指挥，还从这种不满中进一步怀疑他们就是日本政府的间谍特务。为此日共不仅要通过说服与拉拢的手段整垮这个指导部，还要对指导部的突出人物进行武器的批判。
尹基协除了是沟上弥久马的亲信以外，也是一名出身于朝鲜工人的全协干部。之所以全协干部中的冲绳人与朝鲜人比例奇高，是因为两地都是苦苦支撑着日本近代天皇制资本主义的最底端区域，是整个压榨金字塔的最下一层。具体到朝鲜人来说，在其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第三国际要求朝共及其属下的工人组织合并进入日共及其旗下的工人组织；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朝鲜工人是当时日本社会上最具战斗性的分子之一，他们不会像日本工人一样受到天皇制社会的羁绊所干扰，对于他们来说，天皇制政府只能是压迫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总是只能做一些日本社会上最苦、最贱工作的朝鲜工人也没有黄色工会、右派工会的土壤，往往要循非法的激烈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天生就与日共的武装革命方针、打倒天皇制方针八字相合。正如1933年1月『全协目前的任务』所说：
「看！有些地方参加劳动节游行的人里，三分之一都是朝鲜劳动者！他们被当作民族、种族剥削的对象，拿着只能喂猪的工资，从事着最残酷的体力劳动。处于双重、三重的压迫与迫害之下的他们，才是本质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 」
正因如此，日本社会上的朝鲜工人给予了日共最强有力的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的徐大肃说：「朝鲜人被任命为党的下层成员，被分配去执行一些直接而危险的行动。但朝鲜人以这种朝鲜共主义者的牺牲为代价，在日本的共主义者中得到了晋升。」事实上，日共与全协最危险最苦的工作几乎都是派给朝鲜人来做的 。日共试图法场劫人，要「夺回」三一五事件的被告人（狱中日共领袖）时，派的行动队几乎都是朝鲜人。组织街头游行、派发『赤旗』这种最危险的任务，也多由朝鲜工人负责。他们的牺牲一向很大，1932年的日共阵营被捕者之中有338人都是朝鲜人，这个数字是1933年是1820人，在1934年是884人。尽管如此，这些朝鲜工人很少能做到日共或者全协的最高级干部，那里的位置一般都是日本人的。
而尹基协，就是在这些朝鲜工人之中成功出头天的人，是极少数得以晋升为日共阵营高级干部的人之一。高江州重正如此描述尹基协：「他很优秀。作为观察过他日常活动的人，我可以断定他不是间谍。尹是因为经常向党发牢骚，所以才会被当成间谍的。另外，他和另一个被私刑的平安名走的很近，也是他被盯上的原因吧。他被杀的时候，全协出现了一种恐慌状态。全协要求党查明杀害尹的理由，但党却置之不理。」当时的全协活动家——堀井金治郎也说，尹基协之死是极其恶劣的事件：
「江东地区有很多朝鲜人运动家，其中尹君是与李先镐齐名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头脑也很聪明。我父亲是个有着封建思想的人，对朝鲜人总是表现出明显的偏见，但唯独对尹君除外，他每次到我家里来，都会端茶送点心，称赞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到了昭和七年的时候，他虽然调到上级机关，但还是会出席全协土建在江东地区的会议。听说他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杀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更吃惊的是，在上野公园里杀掉尹君的时候，现场周围有六个负责的警戒人，那都是江东地区的朝鲜人活动家，可以说是尹君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感到非常气愤。」
1932年8月15日那天晚上，成了尹基协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且让当时的报刊来描述日共锄奸队喋血上野公园的残忍一幕：
「十五日中午十点左右，在上野公园巡视的丸山半治郎先生正在东照宫后面的石灯笼后面乘凉，看到两个分别穿着西装与和服的男人在他前面一边小声说话，一边走来走去。他们来到东照宫表侧石灯笼旁樟树的树荫下时，突然发出三、四发手枪『砰砰砰砰』的声音。丸山飞奔过去一看，看到上述的两个人正在打斗，身着和服的男人喊着『杀人了』、向人求救，而身着西装的男人却对此旁若无闻，慢悠悠地走下了东照宫后面的石阶而离去了。
丸山先生在石阶上喊道：『你逃也逃不掉，我已经认得你的脸了。』但他只是回头一看，慢悠悠地走着，丸山先生也慢悠悠地跟在他后面，走到离石阶约半町里地远的花园町10宫城屋酒店前，该店的小伙计安倍正治郎正在店前洗衣服，丸山先生怒骂道：『喂，他是杀人犯，快去抓住他。』安倍大胆地站在路上张开大手拦住犯人，犯人突然想往回走，但此时丸山已经飞奔到犯人面前，正要将其按倒在地，这时正在秘密行动之中、拿着手枪的两个刑警也赶了过来，毫不犹豫地将其擒拿。不过这个时候池边的乘凉客还在乘凉，场面可谓是闹得天翻地覆。」
被派去执行任务、杀害尹基协的，正是日共的东京市委员长村上多喜雄（1909～1940年）。村上入狱后，或许是在法庭上发现了什么端倪，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也有人说，他在被绀野与次郎要求去杀害尹基协时，就抗议说：「尹绝对不是间谍！党中央里面有间谍！」于是，身陷囹圄的他聘请了当时的大律师、众议院议员清濑一郎，重新请来了风间丈吉、绀野与次郎、宮川寅雄三个证人，试图搞明白到底是谁下令杀害尹基协的，但一直到自己在1940年因为肠结核在狱中病死的一刻，都没能搞明白尹基协事件的真相。同在狱中的山田国广说，村上去世之际的样子极为凄惨：「我……冲到病床边时，他已经咽气了，但眼睛瞪得很大，瞪着天花板的一角，死相仿佛在诉说着死不瞑目的怨恨。」当村上还活着的时候，广濑东也描述道，村上多喜雄与他发生过这样的接触：「死者是朝鲜同志尹基姜（？），村上君在二审法庭上深深地低下头，表示衷心的哀悼。在此之前与我的几次会面中，他陈述了自一审以来几乎缄口不言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因此希望重新对几位证人进行调查。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无论怎么想，这与其说是组织上的缺陷，不如说是被更大的阴谋所摆布了——他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眼睛。就像是在说：我想拿自己开刀，来成为揭开这一阴谋之真相的线索。」
尹基协与村上多喜雄都死去了几十年以后，当时的秘密才真相大白：指示尹基协是日本政府间谍，并下令除掉尹基协的，恰恰是日共党内的最大间谍饭塚盈延 。作为特高间谍而在日共党内身居高位、一手遮天的饭塚盈延（代号间谍M、日共党内化名「松村」），正是利用了这种日共与全协之间的矛盾，，才制造了尹基协事件。当时在日共中枢的石田刕三说：
「那是松村提议的，我从松村那里直接听到过『尹是间谍』之类的话。松村在聚会时经常说谁很奇怪，谁是可疑的。『干掉尹。让村上去做怎么样……』我记得松村在中枢委员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尹和村上我都认识，但我不认为尹是间谍，我认为他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但是并没有刻意去拥护他。」
日共确实已经被间谍渗透了——然而，日共没有识破真正的大间谍，反而被他用作机关刺杀了左翼运动的勇士。
同为全协活动家的海老原利胜，后来说：
「那天，我来到全协土建深川分会的集会场，分会的几名职员（朝鲜人）在场，西平野警察的特高也来了。因为上面要我来领尹的遗体，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了。就像准备好了一样，尹的尸体已经被警察火化了，只剩下了骨灰。我上了一炷香，但会员们都说尹是间谍，表现着一脸冷漠。尹是与妹妹一起生活的，但妹妹后来受到了全协会员们的冷遇，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不久她抱着哥哥的遗骨哭着回到了朝鲜。
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只有朝鲜人活动家聚在一起的机会。他们偶然地聊到尹。也有几个人去过杀害尹的现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见过尹，但就尹在眼前时，能不能杀了他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只有一个人明确地说：『因为是间谍，所以杀了他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很多人说：『无法割舍』、『我不能这么无情』、『我绝对杀不了他』。后来讨论激烈起来，大家都开始用朝鲜语说话，我就不知道具体内容了。没过多久，去现场的六人中有四人被捕。说了最过激的话的人，从狱里回来后态度完全变了，变成了右派。」
与尹基协一起承担这种悲剧性命运的，还有平安名常孝。 出生于冲绳的平安名1926年来到东京，不久在做工时参加了全协的活动，1931年就成为全协土建的常任委员。他在这里被沟上弥久马看中，成为沟上的得力助手，1931年末调到日共党机关，一直做到东京地方委员长和东京市委员长。然而不久以后，他就被日共怀疑是间谍，降级为城南地区委员，以至于发展到日共要派人将他肉体消灭。
当时的报刊如此描述9月14日的场景：
「十四日晚上九点左右，在市在外荏原町户越四二六长应寺旁的道路上，有一名戴草帽、身穿单衣的，手持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中央委员会所发行的机关刊物『党建设者』第一卷第二号杂志与『赤旗』『战旗』的青年，被路人发现他的咽喉被只用于木工的凶器所刺中，……左耳下方则被残忍地刺入钻孔用的螺旋状大锥子，正在血泊中痛苦挣扎。警察急忙从荏原警署赶来，将奄奄一息的受害者送到町内野医院。就在这时，受害者只说了『冈田义夫』四个字，就陷入病危状态之中。凶手让被害人站在长应寺的水泥墙上，用胳膊粗鲁地勒住被害人的脖子，并施以刀伤。离被害人五町远的一户人家当时，听到一名男子的惨叫声，喊着『救命』。」
这位受害者正是平安名常孝。堀口恒次说他：「非常诚实、认真，在运动家中比谁都认真……他被选为五一劳动节行动队的成员而拿到短刀时，平时逞强的家伙都颤抖着，谎称自己是武士，只有他坦然接受，完全完成了任务。被逮捕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过。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其实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他没有什么做间谍的理由。我以前就觉得干掉平安名的人可能才是间谍。」
他遇刺以后，全协内部同样迷惑不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间谍，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活动家。因此，我们再三要求党中央，既然党已将他定性为间谍，即使党是非公开机关，也要表明为什么将他看作间谍理由，并对此提出了书面要求，但党始终置之不理」（高江州重正）。平安名最后逃过一劫，成功活了下来，战后回到冲绳继续从事人民党与日共指挥下的左翼运动，拥护宫本显治。
第一个、第二个牺牲者出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牺牲者。尹基协事件与平安名常孝事件，无疑是日共动用暴力私刑打击「叛徒」的开始。这种暴力锄奸的倾向最终在1934年发展成党内人人自危的反间谍「私刑 」狂潮，加速了日共党组织的最终崩溃。这一切，就像是一出古希腊的悲剧一样：尹基协的幽灵缠在了日共的党机体之上，让日共在自己制造出来的血泊之中淹没了自己。
終わりに
血色淋漓的「锄奸」、特高间谍的计谋、打倒天皇的空谈、忽如山倒的组织……1932年覆灭前夕的日共，在内外间谍的撺掇之下，终于用尹基协与平安名常孝两人的鲜血，亲手为赤色工会运动开辟了最终覆灭的道路；而这出日本舞台上的悲剧，由始到终都有着特高的木偶线在后面穿梭。
人们更难忘记，在当时这出滑稽戏舞台下面，本是在日本资本主义1930年危机下，如鲜红岩浆一样的民众革命能量，在蓄势待发地寻找着坚硬社会地面的突破口，等待着自己终究错失的爆发时机——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在特高的指间跳跃、转动、倒下的革命剪影。当日本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以这种悲哀而可笑的方式推开了600万城市工人阶级之时，失却外围山脉的他们还没来得及回望过去，就不得不意识到来自四面八风的寒风已经要将他们冻僵在党组织的孤峰之上。
而这一点，正是系列的第三章想要讲述的内容。
参考文献：
『戦前期日本の労働史研究』（市原博）
『戦時抵抗と政治犯の釈放——岩田英一氏に聞く』
『厚い中堅層の形成：昭和戦前期の労働組合』（小池和男）
『近代日本労資関係史の研究』（西成田豊）
『労働組合論·労働組合政策の一考察』（藤原壮介）
『第一次大戦後に於ける足尾銅山の労働社会と労働組合』（土井徹平）
『近代港湾労働者の「労働世界」——戦前·戦時·戦後期の横浜港湾労働者における「人の結合関係」の変容』（松本和樹）
『1921年の工場管理——川崎·三菱造船所争議と賀川豊彦』（宇城輝人）
『日本共産党の研究（二）』（立花隆）
『〈論文〉日本労働総同盟の第三次分裂と労働組合全国同盟の成立』（村山重忠）
『戦前期日本の労働組合とアジア』（香川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