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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为什么没能阻止日本走向战争，且自己在日本发动战争之前就先灭亡了?
六、人民群众在哪里
日本左翼经常会遭到这种诘难：为什么日共没能发动日本人民群众来进行革命，或者至少阻止战争？日共确实伟大，但它在阻止日本侵略亚洲上，又有什么用？
要回答这个常见却又难以回答的诘难，恐怕还是需要回到日共当时的历史之中——事实上，看到日共历史，就会知道，「未曾设想的道路」 本就是虚幻无稽的……
赤化高涨的知识分子
其实，在战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 的氛围是相当高涨的，以至于日本的知识阶层大部分都多多少少受其影响。
杉森久英曾经回忆了一件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会觉得当时怎么就被这样的梦想迷住了，但当时日本的知识阶级坚信资本主义会崩溃，康米主义社会会实现。其中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叫『历史的必然性』，认为日本一定会建立康米主义政权，不相信这一必然性的人都是冥顽不灵之徒。
关于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昭和九年，我从学校毕业，第二年，我在东京附近县的一所中学当教师，同事中有一位比我高五六年级的同科前辈。新婚不久，他和如花般美丽的妻子一起生活，有一天他笑着说：
『父母为了将来做准备，每个月都让我存钱，我说再过十年，日本就会变成康米主义，所以愚蠢地存钱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人既不是康米主义者，也没有学生运动的经验，更接近昭和初年的摩登男孩，是个享乐家，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康米社会一定会在日本实现。
无产者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没落——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不知道这在一般社会上是怎么回事，但在我们高中的一个只有四十人的班级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常识，只要有一点疑问或提出异议，就会被恶毒的嘲笑与轻蔑所击败：『不明白历史的必然。』、『你脑子真笨。』等等。 」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是极具魅力的——我们也可以从不少大知识分子积极踊跃地给日共秘密捐款这一点看出来。
丸山真男也曾经在『昭和思想史的证言』中说：
「这里我想说的是，战前在日本作为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运动，乃至于日共的运动、或以苏联为中心的康米国际的运动，我想如果不分开加以论述的话，因为其影响的范围不论是好是坏，都完全不一样，历史就会变得难以理解。
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人们还都无不将其视为以日共为中心的几个同心圆，但在此后，如前所述，在我们的实际感受中，即使几乎不把党组织的形象放在眼中，也会仍然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问的巨大影响。我在战前没有一次体会过将日共和康米国际神圣化的感觉。尽管如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情结确实存在。如果是比我早三四年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与运动无关，『党』或许也在他们的眼里有着光环。」
日本政府也对康米主义运动一度感到很大的危机，极其敌对赤色运动，不吝于将其视为国内治安最大敌人之一。
上面提到的杉森久英曾经回忆说：
「昭和初年，左翼运动退潮，日本刚刚对中国发动战争，身为教员的我被要求参加研修讲习会。那里安排了许多人来演讲，其中有一篇题为『最近左翼运动的概况』，我记得讲师是警视厅思想管制部门的课长或部长，这个搜捕达人回忆了一件事：
『昭和〇年（记不清具体年份）的某一天，劳动农民党党委员长大山郁夫在本所公会堂召集三千工人进行演讲。当时我作为管制人员在场，在场的观众对大山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就连大公会堂也为之震动。我就像背脊被泼了一盆冷水，浑身战栗，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日本就会灭亡。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决心要将左翼势力连根拔起。」
他虽然是个子不高、秃头、眼神冰冷的男人，但似乎即使回想起来也难以抑制兴奋，绷着苍白的脸而诉说（回忆）。」
由此可见，当时事实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是相当之大的。
届不到的工人农民
那么在工人农民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如何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帝国军人身上观察。末松太平在『我的昭和史』中说：
「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在频繁地发生佃农纠纷。木曾川流域也发生了佃农斗争，这场骚乱以出动军队的方式得到了控制，当时，作为出动部队分队长的一位下士写了日记。上面写着大概是这样意思的东西：『如果小队长命令农民射击，自己能命令部下射击吗？自己是，部下也大多是佃农子弟』 。大岸中尉一边说着这个话题，一边阐述了很多像是『如果不制定社会的根本政策，就无法进行士兵教育，军队就无法生存』之类的主题。」
然而，这位「大岸中尉」是大岸赖好，一名军部中的法西斯分子。
特高记录了一则更加耐人寻味的事情。岩田义道是这样被捕的。就在宫原省久被捕后，特高在这个据点埋伏，到第三天傍晚，一个大人物上钩了——他就是中央事务局的核心人物岩田义道。岩田义道就住在这个据点的二楼。
「在仲御徒町的宫原家，特高课发现他与已经被通缉的日共党员岩田义道在二楼同居，于是继续埋伏。8月9日下午5点左右，特高发现岩田偷跑回来，想要进行逮捕，他第一时间就企图逃走，上野警察署的久下、石森两名巡查一边为了寻求支援而连呼两次『抓小偷』一边追赶他，岩田正要平安逃出二町里地时，被施工路面的坑洞绊倒了，眼看就要追上去制服他了，岩田希望得到刚好在那里的土木工人的帮助，大喊『我不是小偷，是工人的朋友康米党员』，却被骂道『康米党员算什么』，甚至遭到殴打，结果被压住而遭到逮捕。」
这个真实发生的情节，正好透露出一件事——日共在工人农民中，并没有人们所想象地受欢迎。
日共的支持者、同情者阶层，似乎更多地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不是基层的一般工人农民。
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答案或许可以从日共所采取的一系列极左盲动战术中寻找答案。
知识分子机关和它的极左战术
日共是一个知识分子占上层主导地位的政党，而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还大多对现场的民众运动缺乏很深入的认识。日共后期的严重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他们对现场情况一无所知，常常陷入幻想革命的空转中，很多时候只知道从理论与空想的角度空谈清谈，强硬地对基层组织乱下命令，完全脱离基层运动的现实实际情况。
宫内勇曾经在『一个时代的笔记』中沉痛地说：
「作战会议是完全由工会委员长和星野讨论，我几乎是在一旁旁观。应该说，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农村群众行动箭在弦上，却完全无能为力。这与我过去的知识相差太大，我可以说什么都搞不懂，甚至连两个人交谈的语言和方言我都半懂不懂。想到『来自党的伟大的人』（指作者自己）不过是一介小丑，我又一次感到羞愧，再度陷入深刻的反省之中。
在农民斗争社里时，我写过几篇关于亚洲的报道。其中写道：『用群众行动与暴压作斗争。』但是，我在当地斗争本部所亲眼目睹的群众行动，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在不知何时就会遭到警察袭击的紧迫和不安中，农民群众必须种下秧苗，培育秧苗，以收获为生，因此，尽可能减少损失才是长期作战的基本所在。比起说反抗暴压，害怕暴压才是农民真正的心情。
而且，我在从东京出发作为党的组织者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东北地区尽可能多地发展党员。但是，如果现在我说服星野和工会委员长入党，这和眼前的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想到这里，我就失去了说出这种话的勇气。
在东京，加入党本身就有意义，党员名单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党的扩大。但这并不一定，是与工人、农民的群众斗争相联系的。党员的名单大致由城市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他们通过加入日共这一革命秘密组织，以站在工人、农民一边为荣，并对自己的殉教性充满信心。尽管如此，他们与现实的工人、农民、大众的生活几乎是无缘的存在。这即使被评价为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游戏，也是无可奈何的。」
日共作为知识分子机关游离于基层工农的生活斗争，是致命的事实。
宫内勇这位基层活动家，还曾经在『一个时代的笔记』中说：
「（党）通过全农或全协的介绍，发现倾向不错的青年，就说服他们入党。但是，他们不像过去的党员一样是工会干部，（而是）从早上起床到睡觉为止，都过着农民、工人的生活，不能进行什么活动，虽然党员人数有所增加，但组织还是很弱。在上级机关工作的人，因为不了解下级的实际情况，所以不知道腰腿（指组织的基础）的虚弱，被『赤旗』的发行量和党员人数所迷惑了。上级机关的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躲在据点里，摆弄着纲领，光说理论如何如何，然后放到『赤旗』上刊登。于是，只有街头联络成了（党的）活动。就其内容而言，对现场的农民和工人来说，一点现实的感觉都没有。这样一来，党就变成了在农村和工厂没有真正立足之地的机关的自我运动，也就是说，党成为了没有主力部队的先锋，但是上级却不知道（他们）没有主力部队。」
在这种日共作为革命先锋队，却离民众实际斗争越来越远，对民众实际日常斗争并不热心的情况下，基层工农自然缺乏接触日共、进入日共的动力。知识分子或许会因为只言片语而加入日共，但如果只知道摆弄自己的激进性，玩弄激进的词藻，可是没法在工农中扩大势力的。
那么，极左战术呢？①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即日共的党员大多相信革命即将来到，而且是会在几年之内就来到。石堂清伦在『思想与人』中说：
「当时我真的认为革命会很快到来。康米国际一天到晚都在说，现在资本主义没落了，阶级斗争激化了，所以赶快把运动搞上去，向无产阶级专政迈进。当时我们绝对崇拜康米国际，不信任这些话才奇怪。既然革命已经露出了微笑，那就多少忍耐一下痛苦吧——就是这样的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掌握的日共上层机关，自然就会强硬地要求下层群众组织进行革命性冲锋，尤其是在形势似乎看起来很革命时。知识分子机关与基层现场运动的隔离，知识分子机关对现实运动的不理解，这种组织上的窒息，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对现实的误解，让离日共现实之中应该采取的战术越来越远。到1930年日本资本主义大萧条爆发时，日共便开始变本加厉地鞭策下层群众机关去进行各种奇妙的决死冲锋。
1930年的革命总冲刺
当然，他们首先自己来进行革命冲锋。1930年『武装康米党』在二里滨扩大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成立武装的行动队，对日常活动进行武装的掩护。竖山利忠如此回忆：
「队员主要是共青的成员，我是永井恭（作家名明石铁也）担任队长的第二队的监视员。虽然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武装起义，在日本是不是还来的太早了，但在这个党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时代，并没有人正面质疑党的方针。而且，在当时的英雄主义氛围，所有人都会对英雄的行为进行先验的评价，所以大家都勇敢地去做了。两、三年内一定会发生革命，虽然自己无法活到那一天，但拼上自己性命的行动将会成为革命的弃子，这就是队员们的共同意识。」
他们做出的行动是这样子的（下文引自『特高秘史』：）
「2月18日拂晓，原田和福田两名巡查在神户川崎造船厂附近巡逻，一名二十岁左右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开始向上班的工人散发传单。
当两名巡警试图抓住他时，他没有逃跑，而是反过来袭击，用短刀砍向了对方。经过一番搏斗，福田巡警受了濒死的重伤，原田巡警受了需要一个月才能痊愈的重伤，但男子终于被抓住了。
第二天十九日，在鹰取工厂附近，这次三名行动队员搭档，期间巡查再次被砍。他虽然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却没有松开抓住三人的手。
以此为开端，全国频繁发生类似的红色恐怖事件。」
当时日本康米主义者对革命前景的估计极其乐观，到了完全与现实偏离的地步。
甚至到了日共党组织已经濒临灭亡的1933年，野坂参三在康米国际上的报告，即『日本革命大众的革命斗争』，还在不断夸大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反战、反军运动等的成果。
「实际上，革命的浪潮是随着排外爱国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抬头而昂扬的。日本正处在伟大阶级冲突的前夜。革命的条件正在我们眼前成熟。日本帝国正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但是，由于排外爱国主义风暴和恐怖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背叛，劳动大众的革命能量受到压抑，尚未达到爆发的地步。我们的任务是在群众中进行顽强的活动，促进这种革命的爆发。
……
将来如果发生日本对苏联的战争，革命的士兵反抗指挥官荒木，把他们的部队变成红军的部队，把武器指向天皇，这将完全不是幻想。」
直到最后，他还在不断地号召「将帝国主义战争转换为国内战争」，而完全不知当时的日共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这种异想天开的形势判断，自然导致日共党组织不断对下层群众组织下达异想天开的革命指示。日共下属的工会——「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全协）更是重灾区。深山茂夫回忆说：「在这种气氛之中出现的、全协中央部长篇劳动节斗争方针书，将当时的形势直接规定为革命形势，明确指示『进行武装起义』。此外，无青还写道：『在党的领导下，五一劳动节（时，工人）也许会像德国五一节那样（与polizei）展开巷战。』（3月16日），而反帝同盟的五一劳动节方针书也写道：『锤子也好，棒子也好，都是武器。要用武装示威，突破妨碍（我们）参加五一节游行的公司走狗和警察』 ——就像是这样，各个方面都在高呼『武装示威，武装行动和决定性斗争』，于是（全协）就把『武装起义』定为方针。」
当时，神山茂夫还回忆说，「另外，东京市电工会罢工时，无产者新闻也煽动要『组织武装自卫团，……进行彻底的红色恐怖袭击，与此同时破坏电力输送路线，毁坏运转电车与汽车的机器』（4月24日）。实际上，他们组织了暗杀堕落干部、烧毁车库、破坏电线的行动队，看到这一情况，主张『全员武装』的无产者新闻说：『勇敢的行动队员用短刀、铁棒干掉了跟踪的间谍，有两名奄奄一息的间谍呻吟着。吓得发抖的警视厅决定今后给秘密行动的间谍配备手枪。用工人的武装来对付他们的武装吧！』(五月七日)。」这里的东京市电罢工期间，还包括了未遂的车库放火事件与袭击工会干部家宅事件。
当时日共党组织陆续发出了一些极其奇妙的指示：
「例如，在钟纺工潮时，他们说要以武装夺取罢工领导权，命令『在加盟工会中成立行动队』，尽管我坚决反对，但经过讨论，最终还是派出了以执行委员歌川伸为队长的行动队。然而，那位负责人却给了一把锥子和一把辣椒，只是命令我们说：『各位要拼了命地去做。』老实但身经百战的歌川懵了，了如指掌地问他：『东京工厂在哪里？』、『你为什么在这里？』。对此，就像是自己孩子辈分的负责人说：『问这种问题的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把传单分发开来，如果他们来了，就用辣椒把他们的眼睛迷住，用锥子在他们的肚子上打个洞。』歌川苦笑着，把炸辣椒扔进隅田川，只把传单散发了就回去了。」
渡部彻的『日本劳动组合运动史』如此描述日共工人战线在这一时期的大混乱：「于是，在五一劳动节，（他们）煽动道『全厂工人以武装罢工、示威，打倒白色恐怖，震动资本家……这次不要让劳动节像葬礼队伍一样结束』（全协<劳动节檄文>），各地革命工人开始具体地准备武装示威。（计划）虽然在东京未遂而终，但却使劳动节示威的目的地在中途发生变更，更谋划要袭击议会、焚烧官厅，为此准备了炸药和竹枪，甚至命令市电的女乘务员手持棍棒前往现场；在 川崎市，全协被禁止参加五一劳动节，因此而愤怒起来的日本化学工会日本石油分会的阿部作藏等革命工人企图袭击鹤见警署，从各工厂收集武器，而又变为要当天突入政府许可的劳动节游行，各自武装，拿着手枪、日本刀、劳动节旗、竹枪，尾随劳动节游行的队伍进入川崎，突入劳动节会场。他们在『突破第一警戒线而走到讲台附近时被发现，与官方走狗堕落干部展开大乱斗』，造成多人受伤。（『第二无新』5月7日21号）。此外，工人在神户等地也进行了武装示威。」
这里所提到的，正是这一时期日共工人战线上最出名的事件『川崎五一武装游行事件』。正是在这件事上，日共的工人组织实打实地与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但他们只不过是引起了几分钟的骚动，参加当地五一游行的主力——温和派工会组织的工人，都对此表现茫然，没有加入他们。
大河内一男等人是如此记叙这件事的：
「当天，在劳动节会场担任警备队长的现神奈川县民主社会党议员笠井仪郎，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会场稻毛神社聚集了约一千八百名劳动者，正要开会的时候，有一支约二十人左右的队伍，扛着一捆竹枪，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阿部作藏，我正要引导他说：『喂，日石（日本石油）在对面。』他突然揪住我的衣襟大喊：『昨天的部下就是今天的敌人。』其他人一齐把竹枪扔向会场。趁此混乱之时，阿部迅速登上讲台，大骂总同盟的堕落干部是劳动者中的叛徒，进行了这样的煽动演说： 『我们现在要和东京奋起的同志们一起去千代田城。诸位用我们准备的竹枪武装起来，跟随我们，立刻树立革命政权吧！』
会场一片混乱，阿部等行动队与劳动节警备队发生了混战。这时警察队介入，闯入者被逮捕，但是在这场骚乱中，总同盟神奈川县联合会的近藤武男被阿部用锉刀击中后脑勺，身负缝了十七针的重伤；鹤见警署的内宫警部也被阿部用手枪射中喉咙，身负重伤。被逮捕的行动队员，以阿部作藏被判十五年徒刑为代表，分别被判处重刑。」
他们本来计划「在全协的领导下，武装一百名日本石油工人和两百名普通工人，破坏炼油厂，袭击鹤见警署」，但是实际上行动起来的只有不到二十人，他们是京滨地区党组织的核心，由日本石油和标准石油的细胞组成。随着警官的介入，这支二十人的部队随即全军覆没，只有拿着手枪的指挥者阿部作藏开了一枪而逃出来，被逼到巷子里后爬到板壁上面，在那里又开了两枪，就此遭到逮捕，这就是事件的全貌。
流产的东京工人暴动
比起川崎的失败，更大的失败来自于东京。当天行动队的总队长神山茂夫在前面的论文『武装劳动节事件』中详细叙述了这件事的始末。
首先，计划一波三折。全协指导部要求游行队伍一开始就脱离劳动节游行的大部队，全体进行党领导下的武装殊死示威。虽说是武装游行，但他们只有竹枪、棍棒、短刀。其攻击目标则是东京市政府或罢工中的钟纺东京工厂。1930年的上一年在德国柏林发生了武装劳动节事件，这似乎就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
就该计划，全协领导层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全协内部的现实主义者们根据两个论点反对：第一，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现在需要的不是群众发动的武装行动，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活动。与此相反，与党有直接关系的领导层则辱骂说：「你是个机会主义者，是个懦夫。你们是害怕拿起武器吗？」
结果，他们把武装劳动节的方针强加于人。讽刺的是，现实主义者的代表神山茂夫被推到了总队长的位置上。如前所述，神山领导的关东自由劳动者工会是全协中最具动员能力的。但是，当初的方针——一开始就进行独自的武装示威的方针，变成了在参加劳动节合法示威的途中（示威路线是从芝公园到上野公园）武装起来，前往东京市政府。其目的是进行中途煽动，把全协以外的工会队伍也带过去。日共试图事先在芝口、新桥、三原桥部署了约六百名行动队，让他们冲入游行队伍，借掀起的混乱来引导游行队伍。劳动节参加者有五十个团体，大概共一万五千人，加上这些团体的话，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警方的警戒也非常严密。从芝公园到上野公园的示威路线，动员了七十个警署的五千名警官。而且，计划似乎早就暴露了，当时从芝口（现在的银座八丁目一带）到三原桥之间的后街都戒备森严，由便衣特高组成移动警备队进行监视，甚至有人说政府配备了机关枪。
行动队总队长神山茂夫站在芝口街头，「我把公私两方面的遗言托付给留守部队的关根，做好了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死刑的准备」。
「这时我才知道动员目标从市政府变成了议会，详情要上面直接指示给我，我虽然很惊讶，但还是等待着那个指示。合法劳动节的游行队伍按照规定的路线很快就来到了芝口，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和各行动队的队长一起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慢慢地向三原桥走去。当时号称三千人的行动队分散在两侧的人行道和后街而尾随其后，这种情形很奇怪。」
「就在那里，上头有人来叫我了。
在江户桥附近小巷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我遇到了一个上级的男人。这个陌生的小个子男人突然说：
『总队长要在三原桥率领所有行动队，手持竹枪参加合法示威，站在东京交通工会成员的最前面，全体成员袭击议会，用汽油和破布放火。』
我一点也不生气，问他：「竹枪和汽油在哪里？」
「竹枪在杉并的马桥，汽油和破布在涩谷的山谷（现在的代代木四、五丁目），这是将这些用车运过来所需要的钱。」他说着，拿出一张五元纸币。我又问：
『你知道合法示威现在在哪里，东交（工会）什么时候到达三原桥吗？』
他回答说『不知道』。此外，我又问他：
「假设马上就能买到卡车，从这里到马桥和山谷，把这些东西运到这里需要几分钟？』
对方又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说：
『游行队伍的先头已经经过了三原桥，其中坚东（工会）交到达三原桥大概是三十分钟后的事。不过，从马桥和山谷带来货物，再快也得一个小时。所以你的指令是不可能执行的，作为行动队长我不能接受。』」
「男人说，
『这个命令是全协central的决定，也是命令。』我只是安静地回答说：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对方顿时变得威风凛凛，用训斥的语气说道：
『这同时也是党central的命令！』
我回答说：
『关于党的事情，现在没必要和你商量。关键是，你的命令，在时间上是做不到的。这个命令，党也好神也好，都是做不到的。』
对方说：『那么，可以向上级报告你不执行命令吗？』我回答说：
『也可以。我马上在街头召开行动队长会议，报告你的命令和我反对的原因。如果结果大家都说要干，我就什么都干。如果大家都支持我的意见，我就马上停止行动。请把这个情况一并报告上去。』」
结果，神山拒绝了党central的命令，在街头召开行动队长会议，请求他们的同意。就这样，东京的劳动节暴动就此不了了之。
但是，即使神山听了日共党组织的命令，恐怕计划也会落空吧。因为特高方面早就发现了这个计划，当天清晨袭击了马桥、山谷的据点，没收了武器。而且，就算武器没有被没收，这件事比起川崎劳动节事件也只是大差不差吧。
日共当时发布的命令混乱、空想如此，难怪基层的工人农民指导者，都不愿意加入日共，听从日共的命令了。
只有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那么，假如是在日共并不这么激进的时候呢？
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好到那里。在1930～1932年的「非常时康米党」时期，虽然「大众化」是党的基本方针，这种「大众化」其实也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大众化」，而不是对工农群众的「大众化」。
当时日共在宣传工作上确实做的十分出类拔萃：
「当时我在市谷刑务所，过年的时候，几个人商量着要一起喊康米党万岁，就是要从窗户大声喊叫。结果大家一唱一和地，牢房里就响起了康米党万岁。这时，新来的人喊道：
『日本康米党机关报发行红旗一万部万岁！』
我也吓了一跳，跟隔壁房间的男人说，他是不是将一千部搞错了，一千部和一万部不可能搞错，确实是一万部，这可不得了。我记得我们很兴奋地交谈过这个。」
然而，基层的情况没有一点改善可言。
当时的一名活动家说：
「总而言之，来了多得让人看不完的出版物。上面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基层的工人和农民不仅看不完，还为处理（它们）而发愁。对于这种状况，党的上层干部和群众团体的上层干部都认为是大成果，但是在斗争现场，无论这种观念性的活动再怎么活跃，都会被认为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因为知识分子不了解现场，所以他们被那些东西压倒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名活动家则说：
「虽说是大众化了，但并没有打入工厂，只是增加了街头化的部分而已。因此，党和全协领导的罢工只有地铁罢工。因为地铁罢工是党领导的，所以在国际上广为宣传，甚至在苏联的全党大会报告中也有提及，难道不是因为那样，日本党的力量又被高估了吗？即使在职场里出现了优秀的活动家，党也会立即把他们抽调到机关的上层进行活动，从而导致（活动的）街头化。虽然也有着上层不断被抓捕，如果不这样组织就无法维持的一面，但最终（我们）也没能进行脚踏实地的活动，所谓的示威，也不过是街头化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下子就干完、又一下子就逃之夭夭而已。（我们）在职场里推进组织建设的时候，很快就会被党报曝光，或者有一些街头化的人打着支援的旗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就会遭到瓦解，上级可能觉得这样也算是实际功绩，但在现场的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结果，职场里有一大堆都没有扎根下来的的街头化党员，在那上面的党和群众团体机关得意忘形，虽然出版活动等表面上做的很光鲜，但整体上是在空转。」
这种上层知识分子机关的空转，是战前日共活动的一致共性，事实上也是它没法将工农群众吸纳其中的最大原因。
七、转向的天皇制
其实或许不少人会有疑问：既然都加入日共了，日本康米主义者还会有人觉得不该打倒天皇制吗？然而，答案是肯定的。天皇制不是一般的君主制，它并不是作为一种直接的权力统治机构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生效的，天皇从来不直接执政；它作为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时的核心与枢纽，在日本近代的民众意识、日本国民身份认同与日本文化中具有超凡的意义，因此不是康米主义可以逼走天皇制，相反是天皇制可以让康米主义无法在日本落脚。
虽然日共领导人转向天皇制的问题，准确地说到1933年才开始大规模暴雷，但天皇制的阴影，其实早在前十几年的活动中就若隐若现了。
石神井大会
1923年日共二大（石神井大会）上，日共代表们实际上讨论了要不要将「废除君主制」加入到纲领中去的问题，但最后这份纲领都还没审议完，大会就结束了。考虑到单单是讨论打倒天皇制，就有可能惹来最高死刑的判决，日共代表们都对此十分慎重。在发给与会者的草案中，「废除君主制」的部分就被用剪刀剪了下来。虽然日共委员长堺利彦担任大会的议长，但他并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中有人提议应该审议时，堺利彦甚至表示，如果一定要审议，他就退席。 这倒不是因为他革命意志不坚，而是因为他作为亲历过大逆事件的明治社会主义者，相当明白相较于社会主义，天皇制才是那个不能碰的话题。
但这句话怎么都说出来了，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去附近的房间看了看，结果却发现隔壁有三个男人在喝酒。于是，他们慌忙将天皇改称为老头子，再继续进行讨论。大会最后他们基本上承认了这一条，并决定向康米国际报告说，他们是按照原案起草纲领的，但这条并不作为政治口号提出，在党内文件中也完全不提及此事。
当时做二大会议记录的高濑清独断专行地没有记录关于对天皇制的任何讨论。但是，当他因为第一次康米党事件而被捕的时候，对这一点的记忆已经很淡了。当他得知自己写的会议记录被当作证物没收时，脸色变得苍白 。
「高濑找理由跟预审法官强行谈判，让他看被没收的会议记录。可是，当他们把会议记录拿到高濑眼前时，他的内心动摇了，根本不想阅读其内容。如果上面写到了君主制问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被判死刑。他一想到这么不得了的事情，就怎么也看不明白了，于是找了个借口，当天就不读了。第二次也看不明白。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这段时间，高濑烦闷了三天，晚上也完全睡不着。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读笔记了。无奈之下，他战战兢兢地看了看自己写的会议记录，幸运的是，关于『君主制问题』，他一字一句都没有写。一想到这样就挽救了二十多人的生命，他心头一震，那天晚上第一次睡得很香。
天皇制足足给康米主义者带来了如此大的困扰。」
大家虽然心底里承认康米主义必须废除君主制，却顾忌于政府的严厉刑罚与社会上的尊皇政治正确，不敢将这一点宣之于众。
莫斯科的教训
1927年日共领导人受召云集莫斯科时，锅山贞亲就曾经被布哈林这样教训过：
……1927年纲领是日本人参与策划最多的纲领。因为在那之前没有日本人参与策划。布哈林是调查主任。我在委员会上不由得说出了心里话：13项行动纲领中的废除天皇制这一项，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公开纲领。于是布哈林就说你是康米主义者，为什么要为废除天皇制而这样畏缩不前呢？我说那是从国民情绪来看，也有与西方君主制不同的因素，结 果那就闹出大问题了，（布哈林说）说明天再搞。就在第二天开始之前，布哈林来到康米国际总部，又来劝说我了：作为康米主义者的你，沉迷于这种国民感情是很难理解的。如果那么肯定国民情绪本身的话，日本就不会发生革命了。这不就跟进行康米主义活动本身有点矛盾吗？面对这样的理论，我终于认输了。
然而，锅山的直觉确实是正确的，天皇制作为日本民族精神风土的核心，一旦有人宣布明面上要与天皇制对抗，自身就会很难在大众之中将自己的活动开展起来。
1927年的危机
1927年日共大举活跃起来时，又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党central下达指令，要制作写明了是日共的选举用传单，并以工厂支部的名义大量散布。
在非正式会议上，原则上支部不应该对中央的指令有异议。但问题是，如果在传单上放上支部的名字，会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当时，无论哪个工厂，打头阵的基本上都是日共党员或其代理人，敌人也早有估计。至于是谁撒的传单，特高他们也能马上猜出来。而且，仅仅是撒发印有党名的传单就会被抓进去好几年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在传单上加入工厂支部的名字，当然会引起所有支部的反对。不管是哪一个支部对此都有相当大的异议，没有像指令那样去做。
每个支部的态度都包含着重大的问题。要正面提出打倒天皇制，配发有着日共署名的文件，就必须做好入狱数年的心理准备，但大家连逃避抓捕的准备都没有，当然不能完全接受上级的指令。
类似的事态在大阪也发生着。听春日庄次郎说，在他负责的大阪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散发传单的行动体系，但一旦要行动，就会有人提出『为时尚早』之类的意见，根本无法动员，无奈之下，负责人春日只好从楼顶上撒传单，然后急忙逃了回来。我想，这可能是笼罩在全国普通党员、准党员中的一种氛围。」
即使是在日共党员之间，顾忌天皇制的人，也如此之多。
渡边义通在『思想与学问的良心』中反思说：
问题不仅仅是对被逮捕的忧虑，内在于党员自身的天皇制沉重压力，一定在这里起了作用。
当时的党员大都具有多年群众运动的经验，他们的能力、勇敢和思想都是党领导层所认可的，理应是先进的人才。但即使是这样的人，最初在分发向天皇制发起挑战的传单时，也表现出了如此的动摇。我认为，这不禁要让人重新思考，在日本人的日常意识中长年被灌输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简直如同民族的胎记一样，是有着多么深厚而顽强的根基啊。
尽管日共自创立以来，一直把打倒天皇制作为战略目标，但却对一直轻视了天皇制意识形态在国民意识中的历史重量，对其甚至在康米主义者之间或多或少地也潜在着，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党还是每个党员，都忽略了挖掘其实际情况并克服其内在的斗争，在没有过渡物的状态下，直接地向国民诉说对天皇制的斗争。撰写康米国际的日本问题纲领（1927年纲领、1932年纲领）的人员也好，当然康米国际的领导人也好，他们在处理天皇制问题上，都没有考虑过细节。他们不了解贯穿日本民族各个时代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意义和分量。在党在人民面前公开露面的第一步上，就出现了这个传单问题，我想这并不奇怪。」
日共就其自身来说，是并不愿意直接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的，他们之所以提出，更多地是出于服从康米国际的权威。这种非自发性所带来的压抑，将会在之后潜流暗涌，最终爆发成狱中的大转向。
八、非常时康米党
既然要从1933年开始回顾日共的终焉，恐怕就不得不提起日共进入灭亡期前的最后一页——「非常时康米党」。正是「非常时康米党」，为日共最终铺好了通向灭亡与崩坏的急行铁道。
事实上，非常时康米党也正是汇聚了前言前七章中所提到的几乎所有缺点，才潺潺返流出它自身的独特时代与奇异色彩。
未曾所有的影响力
试看1931、32年的报纸，我们可以发现，日共的实力与组织力都来到了一个战前时代的巅峰：
『暴露炮兵工厂的赤化——抓捕四十余人。』
『接连暴露的学生赤化运动——完全由支部组织控制的潜行运动。』
『暴露出递信省从业人员的赤化运动——今晨搜捕根据地——国铁方面警戒。』
『伸入市政府的赤化之手——首先笼络招待员。』
『赤色教员不断增加——波及三府九县——文部省惊慌失措。』
『军官学校开除四人——在思想安全地带的赤化分子。』
『内阁统计局扩大逮捕极左分子——又抓捕男女廿三名。』
『府立五中学生中的赤化支部暴露——全都是良家子弟，一共四人。』
『市疗养所的护士——又是赤化运动——残留组和辞职组暗中联系——搭桥牵线的怪人牙科医生。』
『上野音乐学校处分八名女学生——罢免一名国语讲师——赤化魔爪伸了过来。』
类似这样的报道，可谓层出不穷。
这一时期的日共活动乃是前所未有地活跃，其扩张幅度乃是前所未有地广：「1932年，因同情日共而被捕者达六千九百名。各官公私立学校，固不待言，财政、农林、铁道、交通、教育、外交各部以及内阁印刷局、贮金局、专卖局、贸易保险局、东京市政府等各机关内，都发现了许多党员和日共同情者。实为日本思想事件史上空前的事情。」这一时期的日共党员数，达到了建党以来的最高值。
这种空前绝后的日共光焰，当然以强大的资金流支撑起来。然而这一次，这股强劲的资金流就不再来自于康米国际，而来自于日共「房屋资金局」的 自力更生，或者说我们该说——通过五花八门完全不择手段的方法获取的资金。
疯狂的犯罪财政
之所以称作「犯罪财政」，是因为「非常时康米党」热衷于通过触犯一般法律的方式（不是政治性法律），来大肆攫取党的活动资金。
正是在「非常时康米党」时，1932年7月专门负责地下活动的技术部进一步改组为「房屋资金局」，不仅从同情者那里筹备金钱，还通过绑架、抢劫、欺诈、恐吓等手段获取金钱。1932年5月诞生的『战斗的技术团』 这一机关，则成为了日共多样「犯罪财政」的执行机关。
日共在这一时期最常见的手段乃是劝说富人家的儿女带着家里的现金、股票、债券等高价物品离家出走，前来投奔日共。1932年3月到10月间，日共就通过这种手段获取了9万日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千万日元。一个大富翁的女儿趁这个机会拿走了家里的钱，在被捕后，她是这样说的。
『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我想这样的话，父亲也会觉得我干得好而高兴的。』
这一时期的日共还陆陆续续地试过买来汽车运营出租车、运营飞行学校等，但他们所做的主要还是上面所说的「犯罪财政」。当时为了完成这些事情，日共以交际舞俱乐部、记理事务所等名义，在銀座、宝町、新橋、木挽町、西銀座、江戸橋、日本橋这些东京核心区开了七个事务所，热火朝天地组织起这些事业。
「战斗的技术团」一共分成五个部，分别是：
「（日共）事业部中有第一部到第四部的分类，第一部的负责人是石井正义，以樱井功、三浦斯夫为部员，经营拳击俱乐部，以聚集来的不良大力士之徒组织黑帮，进行抢劫恐吓活动。 第二部以伊藤浅雄为负责人，伊藤定一为部员，设立了柔剑道场，这里建立了神武会、建国会等右翼团体的支部，主要负责对银行、公司、富豪的硬派恐吓。第三部以大冢有章为负责人，中村经一、西代义治为部员，派党员打入『江湖商人与赌徒』内部，利用他们获得『地皮租与头钱』。第四部也以大冢有章为负责人，计划挑选女党员及在这方面合适的人，经营舞厅、夜总会，让她们进行仙人跳，或者用猥琐画面、银乱电影敛财，或或者专门进行软派恐吓。」
这里提到的第四部也被称为「涩情班」，通过与涩情相关的事业获得活动资金。
『东京朝日』当时报道说：
「大冢有章又组织了一个涩情班，企图通过色情中介来获取大量资金，并命令帝大学生『胖子』和古川清一（27岁）物色涩情女党员。接到命令的古川，首先和女子大学出身的女党员西坂静江（28岁）以及同样是女子大学出身的几世桥衣子（26岁）商量，决定让衣子的妹妹、女大学生京子（二十岁）作为牺牲者，为 了让京子出卖色相以换取三万日元巨款，古川拜托他的朋友，一个芝浦煤炭商的小妾帮忙，京子经小妾拜见了横滨的经纪人山口。但别说是三万日元了，他们只拿到百分之一的三百日元，结果还是失败了。」
1933年8月的『妇人公论』也有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
「这种女党员中罕见的现象，是所谓xx（色情）班中的典型。
矶崎（24岁）在乌森以蔷薇子之名担任艺伎，她为了获得党的资金，委身于土木工程承包业的池田喜作氏，换取每月二百元的津贴，并通过她的情人、商大学生、共青商大班学生杉山信一（27岁）将这笔钱提供给了党。
对岛久子（24岁）是中国银行袭击事件匪首三木金藏的同居爱人。她出生于北海道小樽市，毕业于北海道双叶女子学校，在东京做打字员时认识了三木，加入了日共。她被党命令成为舞蹈演员，在日本桥茅场町忠勇大厦的巴黎社交俱乐部担任舞蹈助手。
于是，她就用一个接一个地用『xx赊』骗那些来跳舞的好色男人，然后卷走他们的钱，结果被逮捕了。
大森银行帮派事件的共犯石井正义的情妇长壁春子（20岁）也和对岛一样，身为舞女，用××的方式筹集资金提供给党，但她在新桥的藏身之处联络（党组织）时，却被警方所轻易抓获，如今为炼狱般的悲惨命运而哭泣。」
日共还通过仙人跳获取活动资金。今泉、石井等人曾经跟与对岛发生关系的一个北多摩农园主说：「久子是党员的妻子。但是，想要我不说什么蠢话，就希望你拿出两千日元作为党的资金，如果不拿出来，我就告你通奸。」
日共还派人潜入到江湖商人与赌徒的黑社会中，以结识更多的人手参与到自己的犯罪财政活动之中。正如西代义治所说：「我加入他们并不是为了让江湖商人加入党组织，也不是为了让我成为江湖商人的头目，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利用他们。例如，让他们加入银行抢劫团伙，假装是和党毫无关系的组织组进行的抢劫。
当然，这种最出名的犯罪财政就是抢劫银行了。 在一次流产的失败计划（对不动银行白山支行的袭击）后，大塚有章等人最终在大森银行上得手，拿着手枪、开枪恐吓店员的他们抢走了3万多日元，并通过换上华贵的着装，成功蒙混过关乘车逃出了封锁圈，但他们最终还是落入警视厅的搜捕之中。西代义治的回忆是：「结果是中村开的两枪起了作用，他是个有胆量的人，之后所有的职员都老实了。正如石井所说，柜台里的桌子上有很多钞票，我把它一张张地塞进了波士顿包里。我们急忙从后门出去，正好看到polizei沿着路边向这边走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在外面的勤杂工知道发生了异常，要跑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叫polizei。我们一开枪，吓得他呆立不动，就这样逃走了。出了马路，一辆好像是出租车的党车驶来，我们上了车，脱下了化装的用服。车子径直开往大森站，大冢有章和河上芳子、井上礼子都站在车站前，好像在等出租车。我带着装了钱的波士顿包和脱下的化装用具下了车，从大森站乘省线去新桥，又从新桥坐圆宅回池袋的公寓。大冢有章等人坐上我下的那部车逃走了。」
当时所属于「战斗的技术团」的一名成员，如此回忆这种为了党而深入黑暗的体会：
「也就是说，这是作为非法组织的康米党中的非法组织。党的主力是革命的正统组织，必须是清白的。我们作为与党无关的组织，在表面上承担一切与党有关联的肮脏活动。也就是说，即使为了筹集资金而抢劫，因为弹子球游戏而被杀，在最后也只是作为一个黑帮成员而死去。团员要完全失去自己的一切地位、名誉和自己的名字，为了革命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既然承担了革命的恶的部分，就彻底变成坏人。无论怎样被称为坏人，我们都甘心接受。我们告诉自己，这是为了革命而被选中的战士的职责。
也有人说：『恶名昭彰地死去倒也无所谓，但至少在革命后，能不能在某个名单的末席上留下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其实这家伙也是康米党员。』
但是，即使是在革命之后，这种留名也会有损革命的名誉，所以这也是不可以的。」
尽管他们的这一幕如此感人、如此热血，只可惜指挥他们进行犯罪财政的，是一个特高的间谍——SPY M。
沾满金钱的知识分子
当然，「非常时康米党」最主要的资源来源，还是它的知识分子支持者们。当时技术部的同情者网络在鼎盛时期组织了数千人，而每个月能捐款三日元以上的人都被纳入这个同情者网络之中，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能捐五日元，定期来说平均每个月两万日元，多的时候有三万日元。这么一算，大概有四千人到六千人被纳入了『技术部』的支持者网络之中，但其中似乎也有不少大额捐款者，所以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小一些。
如果要将当时的币值改为现在的币值，至少需要增加3000倍，这样的话，5日元相当于1.5万日元。能捐这么多钱的人都是相当富裕的人，一线的工人根本做不到。实际上，从同一时期进行的『赤旗』「日刊期成捐款」的纸上报告来看，就像是十钱（来自）一名化学劳动者，二元十钱（来自）五名商业劳动者，三十钱（来自）××××工厂细胞，十五钱贫农（来自）×△生，五十钱（来自）神田一名青年印刷工，二十六钱（来自）城南地区××工厂读者群……等等。
当时日本社会上下阶层的财富分配差距非常大，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认为是精英）的人收入非常高，五元、十元的捐款可以随便就丢出去。当医生、大学教授、文化人等社会上身居高位的人捐款时，每月捐款额会从五十日元到一百日元、二百日元不等。
在左翼思想风靡一时的当时，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虽然在观念上属于左翼，但因为害怕参加党的活动而对日共怀有自卑感。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得知他们不需要加入党，只要一个月交多少钱时，就会很高兴地交钱。
这里以河上肇为例：
虽然后来金额逐渐增加，但最初约定的金额大概是每月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
现在终于和党有了直接的联系，我一方面可以安心了，另一方面也因此感到为难。
至于为什么要说安心，是因为我一直在苦思如何把自己手里的钱用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上。这些钱都是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稿费和著作的版税所积攒下来的，而我的原稿即使不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大部分也与社会问题有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样的问题当作买卖来赚钱供自己挥霍，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有了钱，也不能把它用于个人享乐。
……
夫妻二人都不擅长理财，剩下的钱只是存到银行里而已，但因为不管什么都不拿出来用，自然就有了好几万的钱。离开大学以后，我开始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当然，我打算把之前积攒的钱全部花光。我想，光把钱花光是没有意义的，既然钱到了自己手里，就应该把它用好，这也是自己的义务。话说回来，为了履行这样的义务，我也没有把手头的钱全部集中起来，全部直接送给日共中央，无奈当时看来党部几乎都已经被摧毁了。虽然渐渐终于看到了日共重建的曙光，但它毕竟是非法的存在，像我这样的人很难分辨，也无法触及。那么，我除了用在……新劳农党上自己亲自花出的钱以外，也就只能在接近我的人中，随时随地将钱发给，想来像是康米主义者、或者想来是在为康米主义而工作的人。为此，我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经历狼狈的失败。
说句惭愧的话，『从那个老人身上榨取金钱是很容易的。只要从口袋里掏出红手帕让他一看，马上就会解开钱包的带子了』，当时在一些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传闻，实际上，为了让我掏钱，也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才能。当然，我被各种各样的家伙钻了空子，不知多少次，白白地被那些戴着面具的坏蛋想尽一切办法拿走了钱。
不过，虽然迟了一步，但后来终于和central党部取得了直接联系。我剩下的全部资金，可以毫无疑问地有效使用起来。我是用它来安心的。」
——河上肇『自叙传』
为什么河上肇那么有钱呢？战前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的工薪阶层）都是有钱人。首先，知识分子的工资很高。在那个时代，像河上这样没有在大学工作到退休的教授，每月也能领到一百五十日元的退休金。第 二，由于没有累进所得税制度，写出畅销书籍的作家，巨额的版税就会作为收入留存下来，从而得以发家致富。
以河上为例，『经济学大纲』的版税高达1.5万日元，『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第二贫穷物语』的版税分别达到1.2万日元。这就是为什么日共那么喜欢到知识分子那里去求捐款的原因。
然而，这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党的财政依赖于知识分子同情者的状态，恰恰是与党头重脚轻，知识分子机关大，下层党支部弱小的现象相符的。日共不是以党费和党报费用这些党员的血汗结晶作为党的财政基础，而是将只会半只脚支持日共的知识分子捐款作为财政基础，结果首先就是这片资金网破裂时日共就将一无所有，这正是1932年9月发生的事情。第二是日共这么依赖这种外源性资金，就更加不会想着通过一个强固的组织，或者说一个由众多工厂农村支部组成的革命组织来获取金钱以维系自己的财政。表面看起来的活动很浮夸，实则组织内部空洞无力，却正正是非常时康米党的真实写照。
这些大笔大笔流向日共指导部的金钱，随即又被一掷千金地花掉。
这一时期曾经进入日共指导部的山下平治（晚期日共领导人中少见的工人出身），沉痛地回忆了当时的荒唐场景：
「在工厂内进行党活动，最困难的还是钱。事实上，如果是有钱的话，根本就不会搞这种运动。这些穷人入党以后，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还需要钱。
分会费、党费、同盟费，还有推销几种无聊的报纸杂志，加在一起我每个月夜至少要花十円做运动。而且，工人实在是纯真、善良。每当召开支部会议时，我就将帽子轮流传到大家那里（让大家自觉放钱进去）来收集金钱，作为党基金交给组织者。或者他们在得到奖金的时候，想到那些在街头为劳动者专心工作的人可能会缺钱，就给他们五円、十円的金钱。当捐款数额如此庞大（对工人来说）的时候，谁都无条件地相信这笔钱会对大阪、九州、北海道的工人农民解放有所帮助。
……
如前文所述，我在一切的困难和不合理中，怀着燃烧般的希望和冲天的朝气进行不懈的活动，因此，我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煽动部部长。
对于我们这些在基层机关工作的人来说，中央委员会是一生都无法接近的神秘存在。我坚信，这里一定聚集了一批具有卓越理论和丰富经验的优秀工人。
然而，多年来所抱有的期待，在第一次煽动宣传部的会议上就落空了。因为来参加聚会的都是些与预想相反的的学生，或者是被社会当作普通记者来看待的人，而他们那绅士风度的态度，与工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里一点工人的要素都找不到。在 那里，我被吩咐了三个项目：
（a）：作为生活费支出80円；
（b）：因为和其他同志不相称，所以要买新衣服；
（c）：肤色黑会被警察发现，所以要化妆。
这些事情让我非常愤怒。
……
我们在下级机关工作的时候，都互相说：碰到上级的人，就可以被请他们吃一顿饭，这真好。但实际上中央部门的奢侈是下级无法想象的。想打听工作单位的情况，就花二十円左右兜风到横滨；如果问谁恋爱了，就给他买订婚戒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自己去了central部以后，首先令人感到愤慨，另一方面也令人高兴的是不缺钱。从那天起，每个月都发了八十元，真是了不起。我付了三十元的住宿费，还剩下五十元，至于交通费和联络费，因为上级说太危险了，也很少有人联系，所以也不会用很多钱。
所以，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穿戴打扮也漂亮起来，电车出行也变成了叫出租车出行。我认识的某个地方的组织者，每天都买五十钱或一日元左右的水果或点心回家，问他要给谁，他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说：『不，这是为了家里的安全，给寄宿的人。』
试把这跟在基层组织工作的人比较一下吧。北部的一个组织者经常请求我给他一些钱，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曾回答我说，上级不给钱，下级也不给钱，所以到今天为止，夫妻俩已经用水磨面包粉吃了四天，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的肚子还在很大声地咕咕作响。还有一个十月搜捕时发传单的男人，他住在中野，回忆说（当时）拿不到钱，也无法切断联络，只好靠喝水去支撑自己每天到新桥那里进行联络。
那么实质上，党的上部和下部在金钱方面有多大的差异呢？central委员M自豪地说，9月份花掉了2500円。我想其他人也一样。
鸟羽（岩田义道）身上总是揣着五六百円。
标准是这样的：
关东地方委员长一百二十円；
中央专门部长八十円到一百円；
其他部员六十円到八十円。
在基层组织中，
东京市的书记四十円左右；
地区队长工资四十到三十円左右；
一般组织者二十円或自费。」
这就是非常时康米党令人叹息的实相。这种疯狂轻浮的步调，最终只是遂了特高所愿。
然而，非常时康米党还已经是日共走向最终灭亡前比较稳定的时期。非常时康米党的风间·松村指导部维持了22个月，之后的三届日共指导部平均下来维持时间不足四个月。下文想要介绍的，正是这种灭亡即将来到时，日共无处可去的最后绝望之情与迷走之路。
①日共的日常斗争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从渡边义通的文章中瞥见一二：
「我们冒着危险挺身而出，参加了传单的分发。在新潟铁工所支部里，一个寒冷得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深夜，大家把传单放在背上，只带着一个桶就去贴传单。我和丰田巡视，（负责）防范秘密行动的便衣警察，金泽和青年们在大门和围墙上张贴传单，再翻过围墙，将传单撒到厕所和车间。想着这样早上几个工人到公司去，（他们）就可以看到那张传单，就这样把传单贴了上去。
不管怎么说，因为出去发传单的时候，有着『武装起来！』这样的指示。所谓武装，那时候最多也就是刀子或匕首之类的武器，只要随身携带这些东西，万一刺到『敌人』也能逃脱。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关进监狱两三年。在大选临近的时候，我们就像敢死队一样发传单。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撒一张日共的传单，一张反对天皇制的传单，也要如此夸张。
听众走出会场时，冒着生命危险散发传单的日共队伍会悄悄在那里等候，收下传单的群众则迅速散开到人海中。如此尖锐的革命性选举战，恐怕在那以后是再也没有了。」
参考文献：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一）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二）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三）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 「革命」を夢見た100年』 （中公新書）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百年──1922~2022』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100年 理論と体験からの分析』（有田芳生）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八十年―1922~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