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是在1935年3月4日，悲壮地迎来它灭亡的最后一幕的。
身为最后一个central委员，换言之最后一个可以代表日共中秧存在的人——袴田里见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没有钱，也没有组织，还得了胃溃疡，身心都已经到了破烂不堪的境地，但拼了命的他依然冒着敌人疯狂的搜捕，奔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没有放弃重建日共。
1935年春，他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全协（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 的人，和他约在了驹入神明盯的咖啡馆见面。但他一从咖啡馆出来，立刻就被polizei逮捕了。这一天，是1935年3月4日。
这一天以后，日共就此失去了它的指导部，并再也没能重建，只剩下散落在全国几个地方的零碎组织。日共已经灭亡，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得以再度复活。
日共在战后复活以后，常常自夸自己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最后的人，是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上，觉悟最早、牺牲最多的政党。日共已经在道德上做到了最好。国内很多人，也是一想到近代日本有什么「好的」，那就想起了日共，并认定这时的日共就是他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也抵抗到了最后一刻」，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幻想他们可以成功，一举变战时日本为革命日本。
他们对日共的道德水平的夸奖是应分的。然而，他们常常要面对一个尴尬的诘问：既然日共这么光荣、伟大，为什么绝大多数日本人民还是在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时，没有跟着他们反抗呢？
今天的我们，可以回答上面那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正是日共在形势分析、战略制定、战术实行上的谬误，以及它在各方面糟糕的表现，导致它输掉了与法西斯主义者的战斗。人民不是应分要追随日共的，如果日共无法以其高超的水平战斗下去乃至生存下来，人民就不会跟他走。
正像是丸山真男 所说，日共道德责任不能掩盖它在政治上失败的责任：
「在此我想强调的不是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作为先锋队或其领导人的政治责任问题。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正是在康米主义者自己的思维中，这两者的区别常常变得混乱，明明应该在政治领导的层面上追究的问题，不知不觉间被康米党员的『奋勇斗争』所消解。也就是说，当前的问题是，日共到底是打赢了还是输掉了与法西斯的战争？政治责任是严肃的后果责任，而且在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上，日共的立场不同于一般大众，既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更不是旁观者，而是最能动的政治敌手。这场战斗的失败，与日本发动战争不无关系。败军之将无论他自己如何坚持到最后，也依然是败军之将，不能因为敌人炮击的激烈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阵营的背叛，就逃避作为指挥官的责任。 战略和战术正是建立在看透这一切要素之上的。如果认为这是残酷的要求，那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挂上先锋队的招牌。」
败军之将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并不是他们将首都拱手让给敌军的理由。总结日共为什么失败、日共为什么灭亡，正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战前日共相关话题上，所最需要的知识。本文想要回顾1933-1935年的日共最后两年，来全面地展示与反思，日共在战线上一败涂地的场景与悲剧。
前言（1922-1933年）
在论述日共的最后两年前，就必须先追溯一下日共建党以来前十一年历史的脉络。战前日共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22年7月建党（第一次日共） →1923年第一次日共大逮捕→1924年自行解散，1925年进入重建局与康米主义者集团时代→1926年12月再次建党（第二次日共 ）→『1927年纲领』在莫斯科被制定→1928年『三一五大逮捕 』→1929年『四一六大逮捕 』（第二次日共的领导层到此全部被捕，此事件前后的领导层陷入断层）→19291930年『武装康米党』 （田中清玄、佐野博等，和歌浦事件、七一五事件后陷入崩坏）→19301932年『非常时康米党』 （风间丈吉等，热海事件后崩坏，期间出现莫斯科的『1932年纲领』）→1933～1935年（最后的混沌时期，间谍与反间谍派的合战，接连有三个委员长，末期也有『私刑康米党 』之称）→1935年3月袴田里见被捕，日共灭亡。
纵观这十一年，我们又可以从以下的几个论点，来把握日共运动的方方面面，为大家补充一些战前日共运动的基本常识，让读者先对战前的日共，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一、康米国际的孩子
准确地说，康米国际与日共之间，是金主与受惠者之间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日共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外源性，这种外源性无疑比在中国的要强不少。
第一次日共的理论家山川均 ，是这样回忆当时建党前夜的场景的：
「当时有传闻说，康米国际已经派代表到远东去了，但我们对此不太清楚。一个来历不明的第三国的人来了，只是拐弯抹角地邀请道「不去一趟上海吗」，我稀里糊涂地也没能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怎么也没联系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两次，但一次也没有收到他们正式的提议。我当然也去了堺先生那里，但堺先生也只是随便问了几句，所以我就去了大杉家。他是个相当冒险主义的人，『既然如此我就去了』，于是就去上海拿了一些运动资金回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联系上（康米国际）。我想当时应该没有人提议成立日共，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不过大杉是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康米国际最初的做法是，谁都可以，给第一个见面的人钱，让他做点什么，在此过程中，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就把前面的人抛弃，然后再进行下去，就是这样的做法。」
日共的大金主
康米国际，至少可以说在1920年代并不吝啬于给予日共金钱。某种意义上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接受康米国际邀约而来到上海的日本人，近藤荣藏第一次就收到了来自康米国际的6500日元作为运动经费，大概相当于2020年的280万人民币了。
根据锅山贞亲的描述，康米国际给日共打钱的流程大致如下：
「当我准备离开莫斯科时，康米国际组织部长皮亚特尼茨基告诉我，
『你一个人来一下。』
我被带到一个叫鄂木斯的地方，那里是康米国际秘密组织活动（国际联络、谍报活动、武器和资金援助）的地方，被铁丝网包围，据说连斯大林都无法进入。皮亚特尼茨基问我：
『纲领定下来了，活动费的预算要多少？』
我回答说：
『把纲领带回日本，大家讨论决定后，再向康米国际提出（经费）要求。』
『日本和莫斯科的联络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你们回日本研究，再派遣使者的话，时间就损失太大了。现在就提出预算案吧。』
『（我们）没有制定预算案。』
皮亚特尼茨基惊讶地看着我的脸。
『日本人真单纯啊。只考虑政治方针，就不考虑钱吗？敞篷车可是把钱放在第一位的。』
于是我在那里的纸上大致估算出关东地区是多少钱、关西地区是多少钱、机关报发行费用是多少，然后提交了预算案。皮亚特尼茨基虽然对日本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但还是决定减少或增加这些地方的预算。每月的话，大约三千到五六千日元。
确定预算案后，皮亚特尼茨基从桌子里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全部都是一个男人的照片，有的从前面拍，有的从旁边拍，是他的各种变装。他叮嘱道：
『好好记住这个男人的脸。把他的脸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直到无论怎么化装都能一眼认出来为止。然后，到了上海以后，就去这个地址。不过，就你一个人去。而且，这件事不要告诉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到了上海指定的地址后，照片上的男子就出现了。报上我自己的党内名字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里面，商量在东京交付经费的事。他说：
『银座人来人往，我们在金座（现在的东银座）见面吧。还是今天这个时间，一只手拿着英文杂志走过来的男人就是联络员。』
到了日本以后，我在指定的日子去了金座，果然，对面走来一位一手拿着英文杂志，一手拿着包的外国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南美某国驻上海领事的外交官。他假装站着和我说话，把包交给了我。回去打开一看，有2000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2日元）。」
康米国际在这之后也经常一次就给予日共数千日元乃至数万日元，考虑到日元到现在贬值了几千倍，康米国际每次都是给日共一笔巨款，在这样似乎源源不断的资金输送下，日共前期的资金相当充足，甚至可以充足到高级干部花天酒地的水平（ 这一点后面会谈）。1928年日共专职干部的月薪（活动费另发），一度可以达到60日元— —60日元是什么水平？当时日本顶级大学精英毕业生（帝大学生），他们刚刚就业，也只是55日元；大工厂男工人刚刚进厂，日薪只有1円30钱。然而日共也因如此，养成了财政上极度的外部依赖性。它只要因为各种原因，一与康米国际失去联络，就会陷入极端的窘困之中，这时它的高级干部连饭都吃不上，房子也租不上，只能露宿街头，甚至别说出租车了，就连电车都坐不起。
日共前期每每要因为这些康米国际的经费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上面提到的近藤荣藏就拿着那280万回国，他在下关等待开往东京的快车时，用那笔钱在料亭跟艺妓玩乐，结果两次错过了班车。正当他气急败坏地在料亭和艺伎同床共寝时，polizei却闯进去逮捕了近藤，原来是因为花钱大手大脚而怀疑上了他。 近藤在警署被逼问巨款何处而来，结果就说出了他是从某国人那里得到政治资金的事情。这样一来，本可能成为日共建党先驱的近藤荣藏，却一开始就被警视厅盯上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言归正传。
莫斯科老师的差学生
日共不但在资金上依赖莫斯科，还在理论、方针、指导上依赖莫斯科。不像其他国家的康米党诞生于社民党之中，多少有过一些自己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又或者有一些自己的原生左翼理论。在社会主义运动成果上，日本是零。诞生于1922年的日共（第二波左翼运动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起锚），是从零开始。随着明治的第一代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代中离开日共，日共的领导者更全是一些非常年轻而毫无运动经历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依赖康米国际的指导——或者该说是教导。日共与康米国际之间，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
日共是名副其实的「康米国际日本支部」 ，它的成员在面对莫斯科时，无不就像一个党支部成员面对党总部大员时一样。战前日共历史上几乎只有一次抗拒过康米国际的命令（1925年），战前日共所有的重要纲领都是在莫斯科制定的。对于战前日共成员来说，相信康米国际是相信康米主义的必要条件，「康米国际是不可能错的」，怀疑康米国际的人就不会在日共了。他们相信：「康米国际从来没有犯过一次谬误。 把康米国际的最高决定说成是错误，这是非常反康米国际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非政治的、非组织的见解。」他们一旦开始怀疑康米国际的指导是否正确，也就会同时开始怀疑康米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锅山贞亲曾经在访谈中说过：
「——不过，当时您也不认为莫斯科对日本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
锅山：虽然想起来奇怪，但也有人认为，从康米主义的原理来说，按照莫斯科的思考来理解才是正确的。我们还不成熟，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是（莫斯科）对日本的理解有着不够或欠缺，不如说站在康米主义的立场上，有这样理解是理所当然的。
——您没有怀疑过『我们没有自主性吗』？
锅山：这种自主性几乎没有成为过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起来有点过分，但这不就是反过来的天皇绝对主义吗？
锅山：这么说来，也许有那样的东西——康米国际绝对主义吧。……
……
锅山：但是，康米国际承认各国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是在1935年的第七次大会以后（当时日共已经崩溃）。是在提出『人民战线』以后。第六次康米国际大会当时，正是康米国际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集中制主义最为鼎盛的时期，所以我想康米国际的主要成员恐怕也不会想到各国的特殊情况。主要想的是如何踏破、打破特殊情况。
——不过，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想在日本的运动家中，民族主义的感情不也或许多少是褒义的吗？这样的话，就没有领导人感觉到过，不应该是什么都由康米国际决定，日本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吗？
锅山：我想我并没有意识到。倒不如说，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不是错误的吗？』反而是这种自我劝诫的心情更强烈。」
作为日共前期的重要干部，锅山贞亲的体会，无疑很能反映当时日共领导人的亲身感受。日共指导部的印章上，印的也是「国际康米党日本支部 日本康米党」，或者说「国际康米党支部日本康米党 central committee」。
渡部义通曾经解释过，这种无条件信任康米国际的理由：
「在日本，康米国际的权威不仅与一种国际事大主义联系在一起，还根植于日本社会的结构中，出于哪怕是在康米主义者之间也未能根除的家长制关系、家长制意识，而变得更加绝对化了。就这样，只要认为这是『那边的指示』，所有的事情就会按照那样决定。因此，国内的党内争论没有展开的余地，通过讨论而在日本形成更高层次的思想或理论、辩证扬弃的可能性也总是遭到封闭。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例如，针对福本主义、山川主义的批判不是对福本主义、山川主义的扬弃，而是在形式上成了对双方的否定。山川和福本在思想上、理论上，同时就像废纸一样被废弃了。两者都被废弃了，而完全不同的东西，以牛头不搭马嘴的形式被引入了日本。在还没有整理好土壤的地方，就又植下了新的纲领。总而言之，日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传统上未能实现自我发展，是依赖康米国际的主要原因。」
日共历史上最重要的纲领之一『1932年纲领』， 就是在莫斯科被制定，然后被运回日本国内的。这份纲领制定时，几乎完全没有咨询过身在国内活动的日共指导部，以至于狱内、狱外的日共成员，却要成为日共的新纲领。
当时日共的风间丈吉指导部，对此十分恼火。但是他又无计可施。无条件服从康米国际，是日共主干部与成员的共识。风间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说：
「1932年纲领已经翻译完成，如何处理就成了日共central的问题。如果容我夸张一点的话，『我们是抱着被判死刑的觉悟来活动的，现在也在进行活动，连一句招呼都不打就强行提出完全不同的纲领，这是怎么回事！片山、野坂（片山潜、野坂参三，时在莫斯科）又算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共同的感情。
在这里遇到了本质性的问题。服从康米国际，还是不服从康米国际？如果不服从，就只有退出康米党。因为，各国康米党都有义务像『康米国际支部日本康米党』一样，在国名前署上康米国际支部。于是我们的结论如下。
第一，只要是康米党就应该服从康米国际的指令。这就是铁的纪律。
第二，把1932年纲领作为正确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传达给党员群众。
第三，要把我们的心情坦诚地告诉党员群众。为此附上特别的前言。
第四，基于1931年纲领开展工作的领导层，在性质不同的1932年纲领下也不能再继续担任领导层，因此要召开全党大会选出新的领导层。
第三的『前言』是我亲自写的，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其中应该是我们的愤懑溢于言外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苦闷。但正是这种苦闷，成为后来促使我决心与康米国际断绝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莫斯科确实果断英明，这种指导关系倒也不成问题。
莫斯科的错误指示——日共自讨苦吃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莫斯科的指示经常出错。这当然是因为莫斯科与日本实在不易沟通联络，从东京到莫斯科最快也要20天，长则三四个月。第一次日共建党后，荒畑寒村 被派到莫斯科报告，等他回来时，日共已经自行解散了。而日本边控又严，渡边政之辅 就是在从上海出发，经台湾返回日本的路上，在基隆牺牲了。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对日本的形势判断其实相当仰赖于日共的汇报，而不幸的是，日共经常性地在向莫斯科报告时吹牛皮并信口开河，想必读者还对德田球一参与远东民族大会时公然数据造假，30人说成3000人的事情记忆犹新。在1924年的赤色工会国际三大上，西尾末广（当时是总同盟干部）吃惊地发现悬挂在会场上的日本工会现状图表，写着说赤色工会成员约十万人，黄色工会成员约五万人。当时日本的真实情况是没有赤色工会，日共系的工人主要以总同盟左派的形式存在，而当时总同盟只有两万七八千人。 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发给日共的指示频频出错的重要原因。
上述的1932年纲领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中诞生的。这份纲领异想天开，认为日本已经到了革命前夜，人民革命意志空前高涨，不得人心的天皇制即将就要被他们打倒：
「举个例子，正如为了抗议天皇的即位仪式而举行示威（这种事情以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的例子、正如安置天皇『神圣』照片的建筑物被村民群众破坏的例子所展示一样，过去的温情主义传统以及整个父权制度正在经历急速崩溃的过程。反对天皇制的革命情绪正在渗透到陆海军、学生阶层等各个阶层。」
在农民运动上，纲领主张：「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革命冲突，其数量迅速增加。地主的房屋和财产被烧毁，法院和警察署的建筑物被破坏的情况（例如在栃木县、新潟县等地）比以前更加频繁。在很多地方，农民和渔民的不满转化为对地方政府的自然发生的一揆暴动（千叶县、富山县等）。」在反战运动上，纲领认为虽然它还很微弱，但「十月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反战示威，有1500名工人参加。11月7日，在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学生参加了反战游行，富山县等地的农民举行了各自的反战集会，在各个部队内，例如电信队、姬路师团、占领军等一系列部队中士兵出现动摇，建立了革命士兵集团」等形势得到了很大的评价。
对日本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会知道以上的日本只是完全存在于日本康米主义者的幻想之中。当时日本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涨，而是甚至比以前更加低落了，形势正在快速地向法西斯运动一侧转移。
然而莫斯科就从这种只看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形势分析中，牵强地得出了「大众正在发生革命性转变」的结论。于是，大众将进一步迅速地使自己革命化，
「其结果是，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发生伟大的革命事件。许多事实表明，在不远的将来，群众性抗议和群众性斗争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爆发。」
那么，这份纲领的制作背景是什么呢？一份访谈可以帮我们解读个中奥秘：
「山本：当时有资料从柏林传来，最主要的责任就在柏林的报纸杂志上吧。
野村：那个，从柏林传入莫斯科的资料，是指日本的报纸杂志之类的吗？
山本：是的，『赤旗』什么的……
小山：这些日本的非法文件和左翼文献都被送到了莫斯科而被人评价。
山本：是的。
小山：于是，（我们）把这些资料当作唯一的资料，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日本的形势和战术方针。我们就是在这里认真地理解反对的条件和形势的。于是就产生了非常大的错误。说得极端一点，好像尽是片面的革命因素的过重评价……。在内地发生的极局部的事件或组织，在那边被用特别的大篇幅报道。这样一来，就成了遍布日本全国的普遍现象的代表性例子，反而让这边大吃一惊。有时甚至这边也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就是日本的现实与莫斯科次元的看法之间的落差吧……」
答案出来了：原来是『赤旗』造假，好大喜功地虚报事实，导致莫斯科信以为真。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莫斯科制定出了「打倒天皇制是日共最重要任务」的『1932年纲领』，其对形势的过高估计与不切实际的战术指导，导致日共更快地走向了灭亡，「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没有吸引群众，反而让群众远离了日共，反而让日共旗下的大众组织终于得以被警视厅顺理成章地摧毁，反而让日共陷入了更大更深的窘境之中。这无疑让人想起，1927年因为日共领导人向莫斯科虚假夸大自己的势力，导致莫斯科给他们下发了激进的行动指示，最终引来了特高的『三·一五大抓捕』。
当然，最后一个值得论述的要素，就是康米国际似乎也没那么看重日本革命。
毫无疑问，康米国际比起日本革命，更看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可是成为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保卫」的三个目标之一的。而且，即便是在康米国际远东部，那里的人也只懂俄语、英语、德语，甚至没有一个人懂日语怎么说。1935年日共毁灭以后，剩下的康米主义者拼了命地要与康米国际恢复联系，以获得重建日共的资金，他们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失败了。其实，莫斯科当时是在日本国内有机关，那就是佐尔格机关，至于为什么康米国际不去稍微注意一下日共的情况，帮助它重建……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灾难性的地下活动水平
与俄国不同，日本几乎没有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的传统，因此日共对地下活动完全不了解。 康米国际即使命令他们要合法与非合法地设立组织，把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联系起来，但日共的实际情况是在合法领域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积累，在地下也没有非法活动经验的积累。因此，他们完全不知道进行地下活动时，现实地、具体地应该怎么办。
确实，康米国际是有指导地下活动的方法的。但地下活动的技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战前日共确实有向莫斯科东方大学派出过好几批留学生，但莫斯科学习过地下活动技术与武装活动技术的他们，反而是最薄弱的环节。大部分毕业生一回国就被逮捕。因为他们是跟康米国际与日共单线联系，甚至还有人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对康米主义失望，结果回国以后不跟党联系，就这样消失在人海之中。也有人指出，一旦被捕，最早招供的也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人。
所谓日共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在没有掌握地下技术，也没有真正理解地下活动的情况下，接受了以此为前提的列宁主义，也采用了列宁主义的战术来推进运动。
所有人都在招供
暴露出日共严重缺乏地下活动技巧知识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日共干部与成员被捕后，极少出现对警视厅一言不发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招了，包括今天号称不转向的人：
因为即使被捕，如果不交代上下关系，当局的追查之线就会断掉。相反，如果有透露消息的人，组织的秘密就会顺藤摸瓜地被揪出来。战前的日共之所以那么轻易地覆灭，是因为太多的人说得太多了。战前参加过党内活动的人，几乎都已经转向，同时也几乎都有过出卖他人的经历。
在金字塔状的组织中，越是组织上层的人，就越需要守口如瓶。但是，正如上一章所介绍的那样，以福本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导组织起家的日共，由于上层有很多知识分子，所以上层的人中死守秘密的人意外地少。坚持「以死保守党的秘密」这一党的大原则的人，更多的是下层党员。正因为如此，拷问的牺牲者也大多出现在下部党员。
当时的日共为了保密，尽量减少每个党员所拥有的信息量，但即便如此，每个人也没能守住自己那部分的秘密，就这样政府顺藤摸瓜地抓捕了一大堆人。无论是建立得多么巧妙的地下组织，只要其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就不得不暴露出其全貌。如果全体成员不赌上性命守护自己部分的秘密，就很难守住组织的秘密。」
当时日共下层党员的泄密太过严重，以至于日共要在『赤旗小册子』中专门赞扬敞篷车成员极强的保密意识：
「友党敞篷车今天正在进行第三国际各支部中最壮烈的斗争，敞篷车已经流血无数。据该党一位干部说，在各地暴动中死去的党员有五千人，因领导人的对手而死去约五百人。国民党以最惨虐的白色恐怖对付他们，康米党员却没有任何恐惧，他们的死是壮烈的。四月在上海被杀的罗亦农虽然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却是最活跃的中央委员之一，他是因为被靠近党干部的特务告密而被捕的，在被捕后受到了最惨虐的拷问。他两颊上的肉被钉子拔了下来，下巴上的肉被削掉，牙齿也被拔得一颗不剩，最终遭到枪毙。然而，他还是对党的秘密只字不提。
再举一个例子。去年年底北京有十几个委员被捕了。他们被押上刑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四肢健全地走路。有人胳膊被折断了。有人被挖出了眼珠子。有人的牙齿都被拔掉了。但是，他们还是高呼康米党万岁而死。他们对敌人只字不提党的秘密，这从这些人被捕后没有对党员造成任何损害就可以看出。在湖南湖北地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不断涌现出死而后已的英勇党员的敞篷车，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即使受到世所罕见的严刑拷打也坚决保守党的秘密的壮烈态度——可以看到，这才是与中国革命客观条件的最完美配合。」
然而，日共指导部对敞篷车的赞扬，并没有能阻止其成员乃至核心干部一个个地交代出自己所知的东西，导致日本当局完全可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日共在当局面前没什么秘密可言。正是因为市川正一被捕后交代出了密码，佐野学才会被捕；佐野学被捕后，又在当局的要求下写信诱骗田中清玄等人来到东京火车站，幸好田中等人没有上钩。立花将这种奇特的现象解释为：「这或许可以说是日本人独特的国民性在起作用。一是其胜败观。……对日本人来说，无论什么比赛，胜就是胜，败就是败。输了就痛快地承认失败，这符合伦理。所以，在分出胜负之前会拼命努力，一旦分出胜负就会放弃进一步的抵抗。」
但在民族性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日共成员严重缺乏被捕时、遭到审讯的相关对应训练。
1928年「三·一五大搜捕」后，被捕的日共成员纷纷对警视厅说出了自己所知的一切。
根据渡部义通回忆，他被捕后：
「在世田谷署负责审问的，是后来担任特高课长……的毛利基，我想他当时是特高股长与警部补。在调查室坐下来后，他突然说：『喂，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把一份油印纸放在我面前。我仔细一看，日共的执行部、中央委员、各专门部的负责人、关东地方委员会、东京·京滨地区，各个支部，其成员的名字全部都在图表上。 其中的一个目的当然是出于威胁和威吓，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在开始逮捕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份文件）。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这当然也有着日本政府早就开始调查的因素，但当然也是因为日共成员藏不住秘密，甚至还没受到酷刑，就自动自觉地招了。
当时坦白的类型有很多种，杉浦启一将其分为败北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失败主义是指：
『重要的文件和其他各种证据都被敌人没收了，早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要像个男子汉，拿出封建小资产阶级的惊人勇气，把什么都说出来，老实认罪。』
不抵抗主义是：
「因为有若干对自己的证据，或者别人陈述了自己的事情，所以自己也承认（这些事情）。首先是承认自己是党员，其次因为理论上党员明显属于支部，所以把支部交代出来。接着又交代（支部）所属人员的人名，继而又交代支部会议及其场所等等。」
渡部义通对此总结说：
「我认为造成这种丑态的根本原因，比起说是个人意志的强弱，（不如说）主要在于党内生活的状态。在长期的合法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polizei查抄，大家都认识polizei，对polizei也习以为常，所以转入地下活动后，也会继续保持合法时期的迟钝，容易缺乏作为非法活动者的严格日常意识。一般人也不知道被逮捕、被讯问时应该采取的原则性态度，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训练，甚至连支部等也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每个被拘捕者在态度上都存在着这种情况，所以从本质上看，这是全党的问题。」
正如其言。
再举一个例子。1930~1932年「非常时康米党」时，日共曾经透过文化人中的支持者网络，从他们那里收集大额捐款以获得活动资金。负责这个网络的，是在日本大学担任民法教授的杉之原舜一。
他在向文化人收集捐款时，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死也不会泄密，被捕后却立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无巨细地交代了出来。河上肇就回忆说：
「他要求我每个月给党定额的捐款，并发誓说，即使死也不会泄露（这个捐款的）秘密，请大家放心。因为我对党员抱有理想化的想法，所以直到最后都坚信这句话。但是，杉之原君在被逮捕之后，在预审法官面前把所有的事情都陈述了一遍，几乎没有遗漏任何细节。
1932年7月左右，身为左翼同情者的著名医生安田德太郎受到杉之原访问，要求他每月定期捐款一百元至二百元，但被安田拒绝。杉之原被捕后，安田接受了审讯。以下是他的回忆：
「我最后接受了野中警部的审讯。是关于给日大教授杉之原舜一钱的事情。那时我拒绝提供资金，但我告诉杉之原如果把钱交给日共的话，这一定会被发现，杉之原说：『我绝不会向上级报告，几百人的姓名和金额我都记在心里，不会泄露出去的。』野中警部说：『那家伙，是把这样的事情漏掉了吗？那家伙真是个有趣的人，……你看，泄露了四百四十个人。』他把厚厚的调查报告递到我面前，说：『你那里，说实话，去了几次，都被拒绝了。拒绝的只有你一个人。』翻翻笔录，原来如此，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就连年月日和收到的金额都详细地被杉之原供出来了。」
在政府面前毫无秘密
第二个暴露出日共水平不足的问题是，日共作为一个地下非法政党，却从一开始就在日本政府面前没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根据松阪广政的回忆，日共建党没多久的时候，日本政府已经大概摸清其首脑部是谁了，只是还不知道其基层。
明治时期产生的第一波社会主义者心里也很明白，一旦被日本政府发现的灾难性后果。近藤荣藏在回忆录里说：
「对于在日本运动上毫无经验的我，堺和山川都给予了同志般的忠告。在日本，一旦被『贴上标签』，就会因为polizei的干涉而无法行 动，所以尽量不要出现在运动的表面，而要在暗地里工作。」
然而事实上，日共根本做不到。
上面提到过的山川均就语带苦涩地说：
「因此在我看来，日共是在自然高涨的气氛中产生的，这一点是好的，但我认为（日共也是）在太没有计划、仓促制作的粗制滥造中建立的。结果就是刚才提到的，一群新出现的、已经被贴上贴上标签的社会主义运动者，就直接更名为日共了。因此，（尽管）在党内为了保守秘密，其纪律非常严格，但在外面看来，党的轮廓也大致浮现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滑稽？」
从日共1922年建党到1935年覆灭，日本政府没有掌握其大概情况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1928年『三·一五』大搜捕前，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搜集了日共相关资料与相关消息好几年，还为日共而特别加强了特高的力量。从日共的角度来说，他们不知道政府已经虎视眈眈很久了，但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视野完全是这样的：
「自从在大正12年6月秘密结社日共（产生）之后，又有康米主义者组织了第二次日共，这一消息我们早有耳闻，警察当局也努力地去搜寻（其组织），但到了昭和二年二月左右，警视厅和大阪府当局都打听到了消息，有报告说：『大正十五年年末，在北方降雪极深的地方的某温泉举行了日共的建党仪式』。从此以后（我们）督促各府县当局锐意查明真相，就在秘密参加去年五月汉口举行的太平洋工会会议的本国工会成员回国后，警视厅对其进行了扣押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经由偶然的情况得知了以上所述的真实情况，以及有关地点、人物等更具体的事实。于是政府继续搜查的步伐，之后警视厅及大阪府拿到了许多日共的指令、纲领、方针书、檄文等并向上报告。这些本来就越来越多，特别又是今年选举时，（他们）又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散布有着日共名义的各种危险宣传印刷物等，（以至于印刷物）在各地纷纷出现，考虑到这种情况，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不知道会引发怎样不可预料的事态。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的证据资料也很多，因为对于逮捕日共有充分的把握，与司法当局商议后，决定于3月14日在一道三府二十七县极其秘密地开始准备，第二天15日拂晓全部进行逮捕。」
这当然也是因为无孔不入的间谍，但这一点后面再谈。
党员花名册惹来的两次灭顶之灾
暴露出日共地下运动水平很差的第三个要素，是『党员花名册』。
众所周知，一个地下党是严禁制作党员花名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理应将自己的联络对象全部记在脑海里，而不是记在本子上，只因他一旦被逮捕，或者他的据点一旦被找到，这本花名册就会落入敌人手中，届时就会造成一网打尽的灾难后果。
遗憾的是，日共不仅犯了这样的大错，还连续犯了两次同样的大错。
1928年『三·一五大搜捕』后，虽然不少党员被抓，但很多人一时还未被捕，特别是日共干部都还完好无损。然而，中尾胜男 的被捕，却完全改变了这个局势。
中尾被捕后，警视厅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本用暗号写成的党员花名册。虽说是暗号，但这本东西送到参谋本部的暗号股之后，没多久就被专业人员破译了。这本被破译的花名册立刻被制作出很多本抄本，发配到全国各地的检查局，于是大量逃过抓捕的党员又落入罗网之中。
制作密码名册并非中尾的独断专行，而是渡边政之辅指示水野成夫时代的事务局制定的。换言之，是日共整个领导层，缺乏基本的地下运动常识。
得到这份密码名册，对当局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击。杉浦启一愤怒地写道，随着密码名册的到手，当局的调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一五大抓捕时，浅野、村尾、门屋、中尾等移动事务局的地方负责人在4月被抓捕之前，其审讯也是乱七八糟的，只是调查我也没出席的五色党代会的事情。（但到了）4月，村尾、浅野等人被捕后，审讯就变得有秩序起来。康米主义者为了确保其非法性，必须不向官府提供证据。
但是我们的情况是，重要的证据被……没收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党员名册和通讯住址清单。
当然，党员名册是用数字符号写的。但是他们以专门的研究搞明白了。
敌人的主力正努力寻找中央事务局等中枢机关。只要中央事务局制作名册，他们随时都可以进行（大逮捕）。明明说好了不制作名册，为什么还要制作名册呢？真是不可思议。
对于中央部门和其他非法机关，必须做好随时遭到逮捕的准备。
中央部的活动大差不差，只要记住地方、地区的负责人、委员以及特别必要的活动分子，并根据地方的情况加以把握，就足够开展活动了。总而言之，像是制作名册，特别在大抓捕之后又被敌人拿到，这不得不说是重大过失。」
「三一五大抓捕」以后，日共立刻展开组织重建活动，结果遭到围追堵截的抓捕，遭到的损失反而更大。关于这一点，其实康米国际方面早就对日共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预料到会有大抓捕的时候，如果当局的攻势还在继续，比起组织重建，最重要的是保护剩下的组织，全党停止一两个星期的活动，然后再重新开始。也就是说，应该先把所有的文件都处理掉。『三一五』之后，停止全党的活动，哪怕三天也好，先处理掉文件，这样就不会发生中尾胜男的党员名册被拿到，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事情。
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好不容易才从『三一五大搜捕』中喘过气来的日共，结果又在同一个地方上狠狠地跌了跟头。
1929年3月18日晚上，日共在东京的组织者菊池克巳被捕，随即遭到猛烈的拷问，不得不坦白了自己所知的事情。早在3月21日，中央事务局的成员砂间一良就被捕了，就在一周后的28日，中央事务局局长间庭末吉也被逮捕。不幸的是，警视厅在间庭的据点又发现了反映当时党组织全貌的文件。即党员名册、机关报『赤旗』的全国配发图、党的预算书、会计报告等。这就形成了统一抓捕的局面。
日共已经严格禁止制作党员名册，但间庭却擅自制作了。正因如此，间庭被怀疑是间谍，在狱中抑郁而死。事实上，间庭似乎以为只要用暗号就可以制作党员名册。
「这个密码是
はたづかいろはにほ
へとちりぬるおわか
…………………………
与：
123456789
111213141516171819
…………………………
相互对照，是极其简单、最基本的暗号。这是因为海员工会总部就位于神户的『はたづか』地方而制作出来的暗号，一般海员们都习惯使用。密码很快就被破译了。』
据悉，该党员名册上有着党员的姓名、党内姓名、入党年月日、党员号码、年龄、所属团体、职业等等。间 庭不仅制作党员名册，还制作了党员徽章发给每个人。所谓党员徽章，是用一张邮票的背面写着每个人的党员号码，上面贴着同样大小的纸，用间庭的话说，这是为了让入党的人有明确的党员意识而下发的。
与据说在从事地下活动时，熟记了两千名党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从不制作党员名册的俄国革命者相比，日共的水平确实很一般。
总之，日本政府根据没收的党员名册，四月十六日，在全国一道三府二十四县同时展开搜捕。这一天polizei就逮捕了七百人左右，之后陆续逮捕的总人数达到四千人。『四一六大搜捕』是与『三一五大搜捕』相比堪的超大型抓捕，它对日共组织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
党员名册被夺走，是对日共的一大打击。大家会推测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循着这条联络线前进，但当局的黑手也早已来到了这里，于是前去联络的人不断被逮捕。就这样，被派往各地的组织者相继被捕。特别是刚回到日本不久的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由于不熟悉日本的情况，其受害情况非常严重，他们有去外地打工的，也有躲在工厂里制造支部的，大部分人只在那里活动两三个月就被捕了。例如，相马一郎于4月回国、8月被捕，袴田里见于5月回国、6月被捕。
『四一六大搜捕』后，负责重建日共的，是当时负责东京第三地区组织工作的田中清玄。他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他负责的东京第三地区，在这次大搜捕中几乎毫发无损。
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那就是这样了：
间庭末吉制造党员花名册时，是要求日共基层党组织配合的。到田中清玄那里，党指导部的事务局也让他提交第三地区所属党员名册和据点一览表。
但是，田中清玄对「三一五」事件中警察根据党员名簿统一抓捕的情景记忆犹新，他断然拒绝了指导部的这一要求。指导部的间庭末吉、砂间一良等中央事务局委员前来说服他。但是他反驳他们说：
「我建立的组织，因为中央的保密工作不完善，曾六次被检举破坏。而且，还任命菊池、沙间这样党龄比我们浅、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街头分子担任职务。他们到底有多可信呢？」
尽管指导部很不痛快，但田中最终还是不同意提交党员名册，因此东京第三地区的党组织就得以在「四一六」搜捕风暴中毫发无伤地生存下来。并且，他还得以这个组织为中心，推进党的重建。
遗憾的是，像田中清玄这样机敏的人，太少了。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热海事件前，奔赴大会地点的地方代表，坐火车时竟然都坐在一节车厢里：
「每天与各地方代表进行一次联络，伺机待命。到二十八号的时候，让我去会场看看，我一只手就拿着地图去了，但因为时间上要赶火车，我只是去了一趟就回来了。对方说（大会）终于就是后天了，拜托你了，可是就算我想检查有没有危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总之，我把结果报告给中央后，当天晚上，就让我带着地方的人住进旅馆，我就带着他们去了热海。
——坐火车，像平常一样……
「买票进去了。」
——不是散开，而是大家在一起?
「嗯，一节车厢。」
——换个角度想，这是相当危险的。
「嗯，很危险。」
——没想过那个时候特高的手会悄悄伸了过来……
「啊哈哈，当时太漫不经心了，完全没想到。」
日共的地下活动水平，无疑是导致其覆灭的最重要原因。
三、泥沙俱下的干部水平
众所周知，日共的领导人水平普遍而言差于敞篷车，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而言都是这样。而且日共越是到晚期，其构成成员与干部的水平越发恶化。
低幼化与恶劣化
战前日共总是被迫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它的党员规模只要一大到足够召开一次党大会的水平，就会被特高无情地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很难在惊险周旋的间隙中，抽出时间来对党员与干部进行足够的训练与优化。就拿『三一五』大搜捕来说，
「在『三一五』被捕的人中，是否有二、三十人具有一年以上的党龄，我觉得是个问题。虽说逮捕了几百人，但并不是说已经有那么多组织起来的部队了，有两三个月党龄的新兵占八成以上， 大部分人都是在昭和二年（1927年）十二月到三年（1928年）一、二月入党的。所以，他们在思想上、组织还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就被抓了起来。有的党员连1927年纲领都还没读过，有的党员连一次细胞会议都没参加过。除了这些新兵之外，还有党龄接近一年的下士级别的二十人左右，党龄超过一年的将官级别的二十人左右，这就是当时党组织的整体。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新兵党员虽然没有参加非法党活动的经验，但由于在工人运动、群众运动、无产政党运动等方面都有两三年的活动经历，所以其素质还是很高的。但是，之后因为这种党外活动的训练时间也没有了，党员的质量只会进一步下降。到了最后，只要有半年的党外活动经历，就能独当一面。」
日共遭遇了1928年『三·一五』与1929年『四·一六』两次大搜捕以后，比较优秀的日共人才，可以说都在这两次灾难中落入天罗地网之中了。要不然莫斯科，也不用从它那里反向输送日共留学生回国担任日共领袖。日本的康米主义者虽不算少，但也不是源源不尽的，有着丰富工农运动经验与地下活动经验的干部，更是抓一个少一个，日本的严苛环境无法输送那么多人成为一批批的日共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新成为日共最高干部的，就大多是一些从来没有过什么实地运动经验的年轻人了。日共最后的几任领导人中，风间丈吉与山本正美是俄国留学回来的，野吕荣太郎完全是理论家，宫本显治更加本来只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人而已。而且即使是在两次大逮捕以前，自1925年日共重建局时代以来，日共领导层就全部由二三十岁的青年执掌。特别是其后期领导层非常年轻，比中核派、革马派的领导层还要年轻，田中清玄二十三岁当上委员长。绀野与次郎二十岁成为central委员，宫本显治二十四岁时成为central委员。考 虑到当时的日共central委员多时有十人左右，少时只有三、四个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层，战前日共领导人的一大特点，就是相当缺乏有足够经验与履历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大多都不在日共。
宫本显治自己也承认：
「在过去的战争中，师团、联队一旦被歼灭，就必须由小队长来指挥。同样的道理，像我这样的分队长、小队长，顶多也就是中队长，却要指挥全军，肩负着党的最高责任。当 时我才二十五六岁。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都很不成熟。」
四一六大搜捕以后，日本政府自己都开香槟了。当时站在有关部门最前列的思想检察官户泽重雄回忆道。
「四·一六已经分出胜负了。当局认为四·一六已经几乎把日共摧毁了。剩下有才能的人都被消灭了。那 之后也进行了大抓捕，因为日共重建了。但是，我认为即使重建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所以不再担心我们国家将会怎么样了。『四·一六』以后的（日共活动）情况，整体上比当局预想的要差很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及预期。」
1930年代初负责工会运动的竹内文次，曾经愤怒地抱怨说：
「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之前，党的工人运动指导者都是模范工人，是集职场之信赖于一身的人。所以，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党员的工厂里，甚至发生了同情他的罢工。这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康米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身为日共党员的人，牺牲了自己，睡也不睡，吃也不吃，要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而战斗。如果这个人是日共党员，那么日共就是正确的，群众就是这样判断的。有这样的党员支撑的党，才能说是真正在群众中扎根的党。
但是，『四一六事件』之后，现场就对党员没有一丝同情了。正经的工人党员被攻击得手忙脚乱，剩下的都是些跟文化有关的半知识分子。所以日共对职场的影响一点也没有，日共变成了和劳动者没有关系的组织。
1932年回到新谷车库支部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有三个党员。一男两女。男的是文学青年，因为文化关系和党有联系吧。工会活动什么的，之前他连一根毛都没碰过。那样的党员是没有意义的。至于女的，她们就是当时流行的摩登女郎，只是觉得日共很时髦很酷而已。据说她们通过街头联络逮捕的。但同事们却毫不同情地说，那几个小鬼是在搞淫乱活动时被抓的。对他们没有任何救援活动。
两三个这样素质低下的党员聚在一起，就称为全协分会。所以，党的支部和全协的分会完全一样。说是全协，却完全没有与群众的组织联系。这已经不是工会运动了。」
日共干部普遍的水平低下，自然导致日共内部在末期造出了很多闹剧与悲喜剧，在这里不要说有着一只优秀的先锋队伍，只有一群相互折磨的人。
待合游兴问题
事实上，日共领导人水平不行的问题，在这之前，就已经以丑闻的方式暴露出来了。
所谓的「待合」，指的是东京的一种服务业，为客人提供等候与聚会的包房，当然也为他们提供饮食，以及作陪的艺伎，不少客人会在这里与艺伎同床共寝。「待合游兴问题」，当然就是日共领导人在「待合」里面公款玩乐的问题了。
不过，日共领导人倒一开始确实是想通过「待合」来做联络接头的好地点的。『三一五大抓捕』发生后不久，渡边政之辅、锅山贞亲、市川正一三位干部放弃原先的据点，逃到从事股票经纪人的财主小林武次郎家中——那是位于东京麻布区的大院子。小林武次郎以前请德田球一做过顾问律师，从第一次日共开始就是日共的支持者。
结果在小林的建议下，日共干部从1928年4月上旬就开始使用待合来接头与开会——小林认为旅馆最适合躲藏或秘密聚会。然而，形势很快就变成日共领导人用康米国际的经费公款消费，在待合里面一边开会，一边花天酒地。
他们光顾的是浅草和日本桥的七家待合，从四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渡边、锅山奔赴上海的九月。五个月来，他们一共去了九十多次待合，这段时间里，一共请了五十二名艺妓，花了超过五千日元。每次的娱乐费用少则十几日元，多则一百五十日元。这与帝大毕业的精英初薪五十五日元，工人带伙食和寝具的廉价公寓每月十八日元相比，实在是一笔惊人的数目。根据后来当局得到的党财政预算案，中央事务费二百日元、中央印刷费一百五十日元、地方组织费四百五十日元，合计八百日元，这只是预定一个月（昭和四年三月）的支出，党组织活动的上级专门干部每月生活费又有三十日元到六十日元， 基层党员一旦知道了干部这种公款消费的事实，自然会生气。
当时经常玩乐的干部之一，锅山贞亲这样反省道。
「因为党的会议，不得已才利用待合——这样的意识将这种行为合理化了，但事实上娱乐的比重还是很大，会议和碰头会也大多是草草地喝酒和抱女人。当时大家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很容易沾染不良风气，再加上不知自己明天会怎样的这种虚无主义的状况，才会发生那样的事吧。不过我并不是装出圣人君子的样子，在待合时我从来没有抱过女人，除了我之外，有洁癖的市川正一应该也从来没有抱过女人。」
其实在使用待合上，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倾向。春日庄次郎给出了这样的证词。
「比方说，我在组织者会议上给渡边政之辅的忠告是，不管怎样，要么吃天妇罗，要么吃寿司，搞个大宴会。这是在渡政的据点里搞的，白木屋后面的那个小小的……丹野せつ梳着圆发髻，打扮得看起来总像是一个小妾一样，田中歌则打扮得像个仆人，能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几乎一整夜都在喝酒。第二天早上（我）个别地把大家叫来，给他们活动费……那个时候，（有人）就说像昨天那样的聚会花了三十円，请批准。我说，三十円的话，在大阪就能养活两个活动家，在地方上，我已经在不吃不喝地活动了。这又算什么事，我不能批准，当时我很生气。」
后来『四一六大搜捕』中，锅山贞亲也是在待合「山竹」之中，与艺伎玩乐时突然被捕的。根据当时特高的回忆，其实如果他不是那么着迷于那位女人的话，锅山一眼就会发现待合已经被布下重围。然而锅山并没有发现，而是在房间里玩乐时，被踢破纸门涌入的警官突然逮捕了。
之前就已经被捕的日共党员寺尾とし，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由感到很难堪：
「有一天早上，后院传来了引擎声，好像是汽车开走了，神经敏感起来的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如果不是去抓康米党员就好了』，最高干部锅山贞亲和三田村四郎两人还没有被当局抓到。然而，当时已经有人说抓捕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心里忐忑不安，我们刚吃完早饭，入口的门就开了，三四个人带着一个男人来了。他被关在我斜对面的空房里，身穿一件条纹棉袍，相貌魁伟，身材魁梧，看上去三十四、五岁。他懊恼地咬着嘴唇、抱着胳膊，盘腿坐在牢房里，我心想他肯定是康米党的干部了，但我并不认识锅山和三田村。不过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了，想必他很懊恼吧，我也很懊恼。过了三十分钟，又有警察一窝蜂地进来，把那个男人团团围住带走了。
『你们的干部不是被抓了吗？』
一名看守说着，往我的牢房里看。
『那是谁？』
我焦急地问。
『原来你不认识那个男的啊，那是锅山（贞亲），三田村（四郎）也一起被捕了，锅山在赤坂的旅馆里抱着艺妓睡觉时被我们袭击了。』
看守的话也不像是谣传。锅山穿的棉袍确实是待合的。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被抓呢？这真是遗憾。即使不是这样，日共也在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伤害，这真让人生气。但是他们也忙得团团转，除了待合以外，肯定没有地方可以居留。也许是为了掩饰，也有必要去待合。虽然我努力想这么想，但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怜。」
当时的「待合游兴问题」被报刊连日报道，闹得人尽皆知，成为战前日共一大丑闻。
四、小小的街头党，大大的光影幻象
本节主要旨在说明战前日共党组织上的两个特点：
巨大的街头联络网络
是的，日共到后期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街头联络网络。
1928年『三一五大搜捕』后，在日本政府的抓捕狂风中顶住压力进行重建的日共，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组织方式，将以前类似积木的组织构成，改成了上下一对一的单线联系方式。
在这一点上，笔者就不再赘述，直接引用一段话了：
不仅是『赤旗』的制作、发行，不久整个党组织都形成了这种活动形式。通过身份不明的人连接的联络线传达组织的指令，每个人只能在自己负责的区域下知道党的活动。
这虽然有利于组织的保密，但一旦组织被间谍所污染，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上层一旦有间谍介入，从那里延伸到下面的组织就会被间谍所驱动，而且被驱动的当事人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在后来的日共党组织中作为事实发生了。
防止这种弊端的唯一方法是，必须从绝对可靠的同志集合体开始组建组织，并在要在组织活动时不断确认大家在组织活动中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支部活动中，有必要检查党员之间的信赖度。只有在支部活动中获得同志们充分信赖的人才能上升到组织的上层，在这样的体制下，间谍的污染也很难来到上层。
但是，战前的日共，如前所述，虽然反复提出在工厂支部上建立党组织的口号，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而且，支部即使是支部，也会逐渐街头支部化。这不是像工厂支部一样共享工作岗位的人之间的结合，而是仅靠街头联络的人之间的结合。街头联络，就像前面引用的宫原省久的调查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们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见面，一边走在街头，一边装作闲聊的样子迅速地进行口头联络，或者交换联络文书。在这种形式的活动中，党员之间没有相互验证信赖度的交流。即使是在跟间谍一起制造支部，也很难发现。
如果以工厂支部为基础来建立整个党组织，而党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工厂支部一样的工人阶级组织，也许可以避免党毁灭的悲剧。 但是，日共却朝着整个党变成一个巨大的街头支部的方向发展。 而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进行了两、三年的街头活动，就马上成了党的最高干部。
日共从来很少有人踏踏实实地来到现场做深入工人的工作，就算好不容易做大了，也会被日本政府摧毁。日共的党组织始终浮离于工人，党的指导部常年浮离于运动的现场。
小小的党，巨大的支持层
日共在战前的党员数量，从来没有超过四位数，甚至只有20个人，乃至更少的时候也有过 。日共党报的发行量巅峰是1932年的一次7000份，而其大部分时间，这个发行量也徘徊在1000部以下。日共的党组织是非常小的。
当我们将目光移到日共下属工会上时，我们也会发现它——『全协』，也就是「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只拥有了日本全国产业工人中的不到百分之一。
然而，一个这么小的政党，却制造了极大的光影。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当局为了宣传日共有多恐怖，过大地夸大了它的存在，从而反体制的一方也会过大地期待日共本来的作用。而且『三一五大抓捕』以后，日本的报纸纷纷连日报道这件轰动性的大新闻，结果反而让日共全国扬名。在这些光影与名誉交织而成的伟大日共之下，其实是一个缺点无数、混乱而危机丛生的政党。对战前日共幻灭从而离开它的人从来不在少数。
当然，日共虽然组织很小，但它却可以影响其周边广泛的支持者。根据统计，在战前日共最鼎盛的时候，它通过『赤旗』、全协、全农、反帝同盟、日本赤色救援会、无产阶级文化同盟等等等等，加起来大概可以将5~6万人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 。
1927年时的情况，也可以对此做一佐证：
「门屋博：在此之前，我们合法地出版了『无产者报』，代替了党报。我当时是主编，最昌盛的时候出版了四五万张。莫斯科说：『出版了这么多机关报，党员竟然才一百人，这怎么可能？德国有三十万党员，而机关报（发行量）不才十八万吗。不要畏头畏尾了，不断增加党员人数吧！』。那么『三一五』的时候，党员大概有四百人左右吧？」
外围的那么多支持者，正是日共多次死灰复燃的坚实基础。这些不乏著名作家等的支持者可以为党提供住处、金钱等帮助。即使是遭遇了毁灭性的大打击，党的干部全部被捕了，总会有还没被抓的日共党员，他们不知道何时就会冒出来，利用周围的支持者层，再次重建日共组织。
如果把日共所拥有的力量就理解为其组织实体，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无论如何，只要消灭其表面的组织，日共就会消失。不管有没有这样的判断，当局初期的方针是一味地镇压组织。但是，不久就会明白，日共的组织，只要它的潜力部分不被摧毁，无论被摧毁多少，它都会复苏。不久，当局注意到了这个矛盾。他们明白了，比起从物理上摧毁日共的组织，让人心背离日共，瓦解其潜力才是消灭日共的捷径。
打入间谍、诱使日共盲动、促使党内领导人转向……都是当局在这方面的拿手好戏。
五、无孔不入的间谍
战前日共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战前日共间谍在秘密舞台上狂魔乱舞的历史。这里的间谍并不是日共打入别人，而是特高的间谍打入了日共，或者策反了日共成员作为他们的间谍。
在1930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共就处在特高间谍的掌控之下，几乎被渗透成了间谍窝子，直到灭亡前夕，才得以摆脱这种可怖的局面。
当局的间谍政策
被称为「对付日共第一人」，战后曾任自民党议员与国务大臣的大久保留次郎，战后曾在『思想警察的内幕』（『文艺春秋特辑』1956年2月）中写道：
「为了调查日共的内情，无论如何都需要间谍。
既然是间谍，就不能是日共以外的人，必须笼络其党员。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首先最重要的是温情和安慰。对于被盯上的『这个男人』，工作人员会极力热情相待。一起吃饭，生病了要去探望，这些都是必须做的。
其次，必须给予相应的报酬。而且不只是那个人，连他的妻子都要照顾到底。如果那个男人被逮捕（如果只不逮捕间谍的话，就会露出他是间谍的事实……）的话，比如就起码要答应到为孩子提供学费。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生命的问题。要在确保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得到的情报。知道某个情报的人，在党员中也只有某某人，一旦（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了，间谍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当然，对间谍的援助也必须秘密地进行。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遗憾的是，由于存在一定的障碍，无法用某某例子来具体说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顶着这样的困难，毅然、决然地去做了，这对防范康米主义入侵日本，是多么有效地防患于未然啊。
后来，据说连某central委员都是间谍，这在日共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对此我们不能否认。间谍政策是如此彻底的，他们传来的情报也如此畅通无阻。『要运用好间谍』，是思想警察的口号。
至于警察的机密费是在什么地方被花掉的，就可以想象一下，大概也就在这些地方了。」
那么，官方具体是如何收买间谍的呢？
林房雄将收买工作的体验具体地写了下来。
「我在学生时代，曾被特高作为收买目标。有一次，特高课长来找我，说一定要见个面，问我能不能一起吃顿饭。于是，我就找志贺义雄和是枝恭二商量，是枝说最好不要见面，志贺却说要见面。
特高让我坐上汽车，带我去银座后面的高级料亭。特高课长在里面的松田小屋等着。他们对于作为学生的我，端上来的是稀有的菜肴和酒，女佣们不停地恭维穿着学生服的我。特高课长也很和蔼可亲。他热烈地劝酒，自己也喝了，豪杰般地笑了起来，最后开口道：
『后藤（林的本名）君，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你是个优秀的人才。我很理解你担心国家现状而走向左翼的心情。但是，左翼运动并不是唯一的救国之道。在官吏中也有忧国之士。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不。』
『你的生活状况如何？不会收不到学费吧？』
『是没有，不过学费我自己可以挣。』
『真让人佩服。一个月需要多少钱？』
『有三十元就够了！』
『怎么样，要让我出吗？像你这样有前途的学生，将来我想让你去洋行……』
特高课长提起了女人的话题。他说：
『怎么样，要不要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
我不禁笑了起来。
我说：『看来你没选对人。』『你觉得新人会里有因为酒和女人而絆跟头的学生吗？』
『也不一定没有。』
那天晚上，我和他就这样分开了。我去找志贺义雄，向他报告说警视厅也要向新人会内打入间谍。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受到过邀请，但不久，新人会就打入了间谍。大约半年后，因为我们掌握了一名学生从警视厅那里每月收钱的证据，他被驱逐了出去。」
这还是针对知识分子，如果是针对工会，而对忙于糊口的工人进行收买的话会更容易，对于这一点，会在后面讲述全协时更深入地提及。
最早的间谍——高层一半人都是间谍？
日共最早的间谍，是一个叫「涉谷」的工人。
第一次日共当时，大家因为觉得身为大学教授的佐野学那里会比较安全，就把党的文件托付给了他。然而，佐野任教的早大在1923年5月发生了学生的左右翼斗殴事件，佐野学唯恐自己的文件被polizei搜到，就把他托付给了一个原来是矿工，叫「涉谷」的人。
佐野本来是日本矿工工会的顾问，所以才跟他有交情。「涉谷」把文件藏在了米缸的底部，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因为在路上高唱革命歌曲而被polizei逮捕，更巧的是polizei来到他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伸进米缸里面搜查。就这样，党的文件全部落入日本政府手中，一场大搜捕即将展开。
事实上，根据松阪广政等人的证词，「涉谷」确实是间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日共方面倒也提前得知了大搜捕即将发生的消息，让一些重要的干部提前出国避难了。
1924年日共自行解散以后，康米国际远东局无奈地命令日共重建，最终将干部全部召集到上海，决定展开重建日共的工作，并为此成立了负责机关——重建局。然而根据后人的考证，重建局中的六个central委员中，三个都可能是间谍，即北浦千太郎、岸野重春、间庭末吉。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把党的文件交给间庭保管，然后到1925年末它们就落入政府手中，导致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知道日共重建的具体方针了。
根据袴田里見的回忆，当时到处都是间谍：
「相当多的人被收买成间谍了。
比如秋和松五郎，他是当时东京市电、东交——虽然现在叫都电——工会的领导人之一。这个人进了党，在昭和三年的普选中，作为劳动农民党党的候选人参选，这个男的是间谍。此外，关东铁工组合的关谷某、本泽某等人也是被敌人收买的间谍。除此之外，到处都是用重金收买的间谍。」
以上还只是间谍战的开始，自从1922年日共建党以来，间谍就在日共运动中如影随形，他们有时候是候补central委员，有时是central委员的秘书，有时是日共关联群众组织的执行委员，可谓无孔不入。但他们，都没有下文介绍的最大间谍厉害。
日共史上最大间谍：党内一手遮天的饭塚盈延
饭塚盈延， 这是他的本名。但他更著名的名字，是特高口中的「Spy M」 ，是他在党内的花名「松村」。
饭塚本来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但他一回国没多久，就在1930年7月15日，来到田中清玄据点时被捕了——那一天也是田中清玄被捕的日子，而田中清玄之所以会被捕，也是因为有间谍出卖了他的所在地。
松本清张在『间谍『M』的谋略』中对这一点写得最有把握，据他说，是警视厅特高课的山县警部埋伏在田中清玄的据点里，逮捕了饭塚。山县在饭塚到东方大学留学前就负责所属的东京联合工会，因此彼此是旧识，在那里两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喂，峰原（松村在东京联合工会时期的化名），俄国的生活怎么样？你在俄国住了四年，也成了一名出色的斗士。四年间以费奥多罗夫的身份度过，俄语说得很流利吧？』
『连这种事都知道吗？』
饭塚吃了一惊。
『polizei对你们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们也知道你现在叫松村，但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接下来就请你把还不明白的地方告诉我们吧。』
饭塚有些不知所措。
『警官。』
他抬起头来。
『我回到日本以后很失望。』
『你怎么失望了？』
『三年不在家，日本完全变了，我已经看不懂了。而且，康米主义已经失去了我年轻时（感受到）的魅力。去了那边之后，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最近的我变得虚无起来，又惰性地做起了运动。』
『是吗？』
『警官，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作为日本国民重新觉醒，尽我所能。』
『你这话当真吗？』
『是的，警官，如果能派上用场的话，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未遭到过拷问的饭塚说出这样的话，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作为东方大学的学生而接受了四年康米主义教育的男人，这样会被认为太没志气了吧。……
山县简单地调查了一下饭塚，把他关进拘留所，马上飞奔到毛利课长那里。
『既然他本人这么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毛利起初不太相信。暂时就先照他说的，让他搞一搞。就这样，不知道是具体哪一天，饭塚马上被放回到了外面。」
就这样，Spy M诞生了。
田中清玄被捕以后，田中清玄-佐野博的「武装康米党」也彻底崩坏，日共领导层再次陷入空无一人的状态之中。
特高会想：既然迟早会有不知道哪里的人重建日共，不如让我们的人来重建日共——就这样，饭塚开始奔走于重建日共。他 决定，先让最信任自己的小伙伴，风间丈吉来担任日共的最高领导人。
同为莫斯科留学生的风间丈吉也是1930年10月中旬才回国的，但不久就因为大井昌被捕，他失去了与党之间的联络。回国之前，莫斯科对他说：
「如果怎么也联系不上，你就去产业劳动调查所（野坂参三当所长的地方），去见一个叫冈部隆司（当时担任『第二无产者新闻』的编辑）的男人，他在那里工作。因为他的倾向不错，所以可能和党有联系。」
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就这样，我和冈部先生见了面，接着联系了当时还在日共的宫川寅雄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党），然后和『上头的人』见面。『上头的人』是谁？听说到这年七月中旬，田中清玄、佐野博、岩尾家定等人全部被捕，所以我无法想象剩下的人会是谁。但实际上，那不就是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结识，又在克里米亚的疗养院中同为唯二的日本人之一，又是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临时参加太平洋工会书记局工作时的搭档——松村（间谍M）吗？因为知道『啊，是你啊』，所以感到高兴和安心。
『剩下的人呢？』，回答说『只有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问他，他说『只能让你来做』。『开什么玩笑！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对国内情况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呢？』对此，他回答说：『反正上头没有人了，我也是没办法。』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我是想要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作为一个跑腿的被使唤而信心满满地回到国内的，却要让我成为指挥！听到这句话，我当然吓得瘫软在地。另一方面，事实上也是我从莫斯科回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是，更多的是不安。怎么做才好呢？就像在黑暗中寻找一头乌黑的牛。即便如此也必须想办法。而和我一起工作的是费奥多罗夫（松村在东方大学时的化名）。就这样，我和松村开始为重建日共而努力。」
到1931年初，日共的领导层终于基本重建起来，构成者是风间、饭塚、岩田义道、绀野与次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非常时康米党」。
其中岩田负责宣传煽动，绀野负责指导「康米青年同盟」，风间负责制定政策，而饭塚却是负责日共组织。众所周知，控制组织的人，才是在党内真正掌握权力的人。而饭塚这位间谍，就这样控制了日共的中枢技能。
就像风间写的一样，「组织上的一切联络线都集中到他的手中」，他不仅掌握了与地方组织的联络，还掌握了与全协、反帝同盟、康米青年同盟等等日共下层组织的联络。更要命的是，他还控制了日共的技术部（テク，负责给日共提供资金、地下据点、报刊印刷与武器等），通过这个日共地下运动的生命之源，得以掌握所有日共活动家的所在地。前面所提到的，通过支持者网络来收集捐款的资金网络，也落入到他的控制之中。
就这样，饭塚作为一个间谍，完全控制了日共的机关。风 间后来写到：「在这一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就德川（风间丈吉）只有少数同志知道的事情说一句。后来也有人说，松村同志认为『为了不让德川处于危险之中，最好尽量减少联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是同志松村为了拥护德川而采取的态度，而且其他同志也承认了这一态度。因此德川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有关政策、战术的研究。」因此，实际上在控制党务与党活动的人，就是饭塚。
饭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这里可以引用河上肇的一段话来描述他：
「他（松村）进来之后，四个人以他为中心，继续聊着什么。我离开自己的桌子，坐在床的一角，尽量远离他们，不听他们说话。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新进来的男人。他有着略显苍白的中等身材，长脸看起来紧绷而聪明，从刚洗好的衬衫袖口露出来的手也很瘦，手指又白又细。对大冢他们时，他很有上司的风范，说话落落大方的，连只有一张的客用坐垫都被他占了。石井和百濑很快就回去了，松村和大冢留了下来，和我闲聊了一会儿。这时松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说是当时的生活费，给了我。我想这张纸币应该也是大森银行抢劫事件的片段，所以虽然是带折痕的旧纸币，但还是装进信封里，另收起来。
松村和大冢一起回去后，不久松村又来了。他这次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他把钥匙拿到我面前说，里面有党的秘密文件，我都放在那里了，你随便拿出来看看吧，『赤旗』几乎都放好了。
他自己打开包，说『里面有这样的东西』，还拿出刻有『国际康米党日本支部、日本康米党』、『国际康米党支部日本康米党、central委员会』的印章给我看，又说化学部还试制过这样的东西，有时用无色墨水写东西给我看，有时又用火柴点燃极易燃烧的纸给我看。
我做梦也没想到对方会是有力的间谍，现在警察的警戒网是百分之百地紧张，在异常危险的空气中，装满了这么危险的物品的大箱子，他大白天就满不在意地把它拎在手里，真是让人惊叹。」
饭塚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是战前日共中可能最出色的组织工作者，正是在他的手中、在他制定的「大众化」方针下，战前日共来到了它势力最鼎盛、影响力最大的时刻 。根据他的「大众化」方针，日共发出了这样的通告。他们在1931年5月17日发表的『清算在党员录用上出现的极左偏向——宗派主义！把党员增加到一万人！』做了这样的长篇呼吁。
「我党每次遭遇当时敌人的镇压，几乎都被连根拔起，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党太小了。如果有一万人、十万人在工厂的党员代替一百人、二百人的党，那么即使日本资产阶级拥有享誉世界的警察网、宪兵网、间谍网，我党也决不会被彻底摧毁。因此，接下来的事是很清楚的：要保卫党的话，不是堕入精选主义——受宗派主义的传统所烦恼——小小地缩成一团，而是与此相反，大胆、广泛地组织革命工人。」
在饭塚的运营下，日共的党报『赤旗』发行量出现了一个飞跃性的跃升，从1930年的800～1000份突然飞跃到7000份，战前的三分之一『赤旗』都是在那个时候发行的，而且还采用了先进的活版印刷体制。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的日共出版了一大堆文化杂志与报刊，让知识分子目眩神迷，也让战前日共的影响力来到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后来有人说过：
「M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党central的人说M在理论方面很弱，这是不可能的。我曾被M直接指导过，所以很了解他，我不认为那样的男人是常见的。特别是在组织能力、时机的把握、方法的选择、重点的设置、活动方面的人员调动等非法技术方面，他非常出色。此外，他还在组织新势力组、资金关系、聚会场所、住所、与地方的安全联络场所、与敌人中枢相关的情报活动等，以及其他与资金、技术相关的所有活动中发挥了前所未闻的能力。虽然当时党的主体还很小，但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强大的力量则要归功于M的能力。这不是党central其他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饭塚毕竟是一个间谍。他一边努力地扩大日共，一边又努力地出卖日共的情报。
1931年8月初，日共领导层在中野本町大道召开了「八月会议」，正式成立了central委员会。其中风间丈吉担任委员长，饭塚盈延、岩田义道、绀野与次郎、田井为七、沟上弥久马、白河芳松、宫川寅雄等人担任central委员。
就在八月会议结束后，大阪、京都、兵库三府县的组织被同时逮捕，共计三百三十人被逮捕，关西的组织一时陷入崩溃状态。九月初，东京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遭到了一致逮捕，千叶县、富山县等地的组织也被打垮。显然，这是饭塚的功劳。
内务省警保局的『社会运动状况』记录了这一年的检举情况:
「避免以往的全国统一抓捕，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依次破坏组织，防止组织的扩大及不稳定过激行为。
而从逮捕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平时的秘密调查得到改善，缩小调查范围，一举摧毁组织，并极少有警察因凶器而牺牲（三名——京都一、大阪一、和歌山一），这些都是逮捕上的进步。」
多亏了有饭塚在，才可以这样。
事实上，此前在上海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 ，也是饭塚所为。他让派去上海跟牛兰接头的日共代表，原来也是间谍，这位名为三船留吉的特高间谍，还向国民党出卖了这个消息，让牛兰被捕。牛兰被捕对日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日共失去了与康米国际的联络，为此受到了很大影响。当时负责康米青年同盟的岸胜说：
「松村（饭塚）来找我，请共青派人去联系康米国际，说其实我想让你去，但你是负责人，不能干这种事。然后，松村点名要找我那里的某个人，我就带着共青的成员去见了松村。过了两个星期他又回来了，当时规定，如果是做这种党的工作，就不能问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所以没有问得很详细。我听说联络失败了，那个男人叫三船，在我被捕后很久才知道他是间谍，被赶出了党。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啊，我突然想到，原来牛兰也是被三船出卖了。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所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有了饭塚的帮助，日共就被特高渗透成了筛子。
当时，作为思想检察官，站在打击日共第一线的户泽重雄如是说。
「毛利君（警视厅特高课长）每周至少会向我提供一次情报，每次都是巨大的信息量，我对毛利君说：「你竟然能搞到这种东西」。
M带来的最多的是党内内部文件，从党central转到党支部等等。因为太多、太频繁了，我甚至怀疑是假文件。总之，因为M带来的信息量太大了，一时毛利君也不知道能相信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情报的准确度如何，于是来到我那里跟我说，可以试着和M见一面，判断一下应该相信他到什么程度吗？我拒绝了，使用间谍是警察的职责，检察官不能在明面上扯上关系。于是，他说那不见面也可以，拜托你从另一个房间观察我和M见面的情形再做判断。因为我说『那样的话就可以』，我就去了位于隼町警视厅官舍的毛利家。具体哪一年不记得了，不过是夏天。我所在的房间和M和毛利君说话的房间之间有一扇小窗，里面有纸拉门。两人聊了一个半小时，我一直在旁边侧耳倾听。其间，透过纸拉门也看到了M的脸。谈话安静地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细节非常多，很多内容连我自己都无法掌握的确切信息。
总而言之，当时特高收集情报的能力非同小可。（特高）甚至潜入过俄罗斯大使馆来打开保险箱。
热海事件发生时，我对对方的举动了如指掌。当时由我担任指挥，地方派代表进京时，大家都有在跟踪（他们）。然后就会联系到我。
『他们现在正在大冢仲町的一家饭店吃饭，怎么办，要在这里抓吗？』
『等等，继续跟踪。』
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有了饭塚提供的情报，日共事无巨细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特高的监视之下，可谓毫无遗漏。
这一时期的日共完全成了翻不出五指山的孙悟空，他们的所有行动总是被特高事先得知。
『非合法时代座谈会』里就提到过这一点：
「风间：我们那个时代，制定过将佐野、锅山等监狱里的人夺回出来的计划。我们都认为，把人从监狱里救出来是非常必要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个提案是谁提出来的，因为是我（做领袖的）那个时候，所以我有很大的责任，为了救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朝鲜人也参与进来了。掌握（主导权）的果然是松村（饭塚），也许就是他的提案。就这样，终于在几天之内决定了要把锅山之类的带到哪里哪里的计划，但就在那（计划执行）之前被捕了。
锅山：不是那之前。就是那一天。在狱中接到了（你们的）联络——因为明天我们要袭击你去法院时的押送汽车，你要在车里告知我们（你在哪里）。因为有好几辆车一起行驶，所以告知的方法就是用手铐砸碎玻璃窗。我们会把汽车司机杀掉，夺回你，然后逃跑。（大家）决定了这个步骤。从我几天前去大分法院时，（警备）开始变得严峻起来，我想当局已经知道了。但是，既然已经决定好了步骤，就没法阻止了。我觉得很为难。没办法，那天在去法院的路上，在商量好的时刻，我突然发疯似的用手铐啪的一声敲碎了玻璃，那时看守们说『我们都知道的很清楚的』 。仔细一看，就像天皇陛下的行幸一样，（他们）用侧车把汽车完全包围起来。在那之前，（警视厅）就将准备袭击我汽车的所有朝鲜人都抓了。警视厅连（藏身）地点都全部知道。」
当时在毛利手下工作的警视厅特高课骨干如是说。
「松村与毛利是直接联系的，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不过，特高课的干部虽然没说出口，但也注意到党内有大物间谍，向毛利泄露了高级情报。毛利是个口风非常紧的人，不会轻易说出自己得到的情报，像松村和后来的大泉这样的高级间谍都是毛利直接获取他们的情报。
我们主任级别的人都有自己的间谍，这在主任之间也是相互保密的，我们只告诉毛利。必要的时候，由毛利出钱。特高的机密费非常丰富。不只是间谍，对于自己跟踪的人物、据点、组织等，主任们都互相保守秘密。因此，所有的情报都通过纵线在毛利家那里连成一体，在那里被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毛利却什么都知道。就像日共的组织一样。毛利就相当于党中央。毛利和真正掌握党中央秘密的松村之间有管道，所以毛利比日共委员长风间丈吉更熟悉日共的组织。
关于我们所负责的搜查工作，特高课并没有全员拿着情报召开联合搜查会议，而是全部由毛利一对一地下达指示。我去报告的时候，毛利提示我说：
『果然是这样啊。那么，下次你去这边调查一下。』
实际接触之后，才发现原来如此。我去报告了一下，毛利就说：
「果然是这样呀。」
也就是对已有信息进行双重、三重确认的做法。感觉毛利先生真是无所不知。
我问过他：『这难道不就是政府制造的康米党吗？』
毛利的回答是这样的。
『不，取缔日共必须这样做。盲目抓捕的话是无法取缔日共的。不掌握其组织的话就不行。』
因为是这样的方针，所以即使抓到了党组织的一部分，我们也绝对不会马上开始逮捕。要从这里开始，就像不断地撒网一样，发现组织的全貌。一旦发现了据点，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跟踪进出那里的人。一旦知道了街头联络的地点，就可以追查到对方的其他街头联络，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跟踪和监视是很辛苦的工作，一刻也不能离开视线，所以在车里放了面包和一升水的瓶子，吃饭也都在车里。特高以各主任为中心，平时就开始进行这样的调查。所以毛利有时会指示道：
『最近，有些地方的组织（比如东京市委员会啦，共青啦）好像壮大了一点，收割一些吧。』
这样一来，就可以从现有的组织中适当地抓走三、四个人。日共方面不知道这样的逮捕前的情报积累，对于每一次的逮捕，它都武断地判断当时知道街头联络的人，或者知道他们的藏身地点的人当中一定有间谍，之后就会把会把各种各样的人都狠狠地视作间谍，弄得混乱不堪。实际上确实有间谍，逮捕时也有借助间谍之手的情况，但并非如此的例子也很多。被日共视为间谍而遭到除名或私刑的人，有一半以上都不是间谍。
简而言之，从昭和五年（1930年）开始，日共就掌握在警视厅手中。松村无疑是个了不起的间谍，而促使松村成为间谍的田中清玄藏身之处（遭到泄露），其实也是间谍提供的情报。所以，并不是说有了松村才在日共内部搭建起这样的间谍网络，而是松村已经被编入了间谍网络之中，随着松村在党内的地位提高，他也就成为了重要的间谍。
关于松村的话，大概只有三四个人知道他是饭冢（松村的本名）吧。一位是在田中清玄的据点逮捕饭冢的山县先生。另一个人是在东京联合行动时期就认识饭冢的人，他被捕后就没有饭冢的消息，据说下落不明了。我想既然行踪不明，大概是投靠了这边吧，于是就问山县先生：『饭冢怎么样了』，（山县）回答说：『被带到『那个』的地方去了』，伸出大拇指（指向老大毛利课长的位置），所以（我感到），原来也有人猜测他做了间谍啊。因为只要是听了毛利先生的指示，马上就会知道党中央里肯定有间谍，所以即使不知道名字，特高的干部也相当地察觉到是有这样的人。
既然如此了解日共的组织，为什么不立刻行动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只要观察日共的行动，就能了解俄国的想法。俄国如何看待日本，想要如何动摇日本，这些都可以通过日共的行动来判断。因为（日共）是康米国际的日本支部。为了能够让日共充当了解俄国风向的『风向标』，大家认为最好不要完全消灭它，稍微保留一点会更好。
特高当局将名叫松村（饭塚党内化名）的大型间谍安排在党中枢，掌握了党组织，这并不是单纯地通过间谍获取党的情报，而是要意识地操纵党。饭塚对党的活动和党的人事安排进行干预，有组织地在党内安排间谍，并将这些间谍作为手中的棋子加以操纵，可以说是真正地使党脱胎换骨。
饭塚不仅自己玩无间道，还将特高的间谍引荐到日共里面去，让他坐上高位，比如三船留吉，他曾经做到到日共的东京市委员长。他还把自己的手下培养成特高间谍，比如后来提到的，被称为「M先生的孩子」的百濑幸夫。就这样，日共几乎变成了特高间谍的窝子。
很多人都是被这位三船留吉出卖的，比如著名的小林多喜二：
「昭和八年二月二十日正午刚过，小林多喜二与作家同盟的诗人今村恒夫两人，正计划与康米青年同盟的负责人三船留吉取得联系，进行对话。
这一带是赤坂花柳界的后巷，林立着旅馆等漂亮的房子。由于人迹罕至，这里是当时地下活动家比较常用的联络场所。
这时小林多喜二戴着化装用的眼镜，戴着灰色的呢子礼帽，穿着大岛铭仙的和服，外披羽织。
他迈入了与三船联络的福吉町附近的餐厅，却不见三船的身影，只有筑地polizei的特高criminal police们在等着他。」
这位三船留吉 ，最后是被日共开除了，还想要再度钻进日共基层，这样都失败了，才结束了自己的间谍生涯，消失在历史里的。
这种畸形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32年，当时极右翼的恐怖袭击（比如五一五事件）终于让特高也盯上了他们，开始对他们进行监视与瓦解活动。忙起来的内务省没法再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日共上，盯着它的一举一动，决定先把日共一举摧毁。
后来之所以要以热海事件为契机一网打尽，是因为从赤色帮派事件开始，日共的活动变得凶暴起来。另一个原因是，以『五一五』事件为契机，右翼分子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直紧紧地盯着日共了，所以要在这里彻底消灭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毛利也因要对付右翼而忙得不可开交。
恰巧，这个时候的日共也想着召开一次久违的党大会——日共自从192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党大会了。
于是，大家决议在热海举行党的大会。会场设定后不久，松村就通知了毛利课长。正好是地方代表来到东京的10月24日左右，毛利基就派特高课的宫下警部补前往热海。就这样，在1932年10月30日凌晨，在会议举行地睡觉的日共干部，都还没来得及开出几枪，就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官全部逮捕，这就是著名的「热海事件」 。
似乎是因为饭塚突然良心发现，他在会议举行前告知其他领导人热海不安全，于是他们都没有去热海，这才让他们没有当场被捕，在热海被捕的以地方干部为主。但是在那之后，特高的大搜捕还是接踵而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被饭塚出卖接头地点的委员长风间丈吉，同在10月30日上午十一点，他们两人在路上走路时，就被警官逮捕了。紧接着下午三点左右，岩田义道出现在松村的街头联络地点——神田今川小路附近时，被警官逮捕。就这样，非常时康米党重建之初的主要干部全军覆没。
大抓捕还在继续。第二天，10月31日，房屋资金局的资金部长久喜胜一在浅草桥附近的路上被捕，而浅草桥也是松村的街头联络地点。同一天，位于银座日本矿业会馆内的日共军事部据点遭到警官袭击，军事部长长谷川茂和藻谷小一郎被捕。
就在饭塚自己被捕以后，他留下的伏笔还在发挥作用。还没有被捕的百濑幸夫，一个个诱骗幸存的党员干部出来，让他们被捕， 受害者包括石田刕三、坂田正次、久喜胜一等一大堆人，当然也包括『赤色帮派事件』（日共大森银行抢劫事件）的主导者大塚有章。大冢是与赤色帮派事件有关的人中，唯一躲过逮捕的人，潜伏在地下。赤色帮派事件发生后，他立刻带着河上芳子躲在龟户的劳动者街，自称是夫妻，所以没有被热海事件大规模逮捕的网眼所覆盖。大塚想要恢复与党之间的联系，但又不能走街串巷，总是找不到头绪。于是，他请河上肇的秘书去自己曾经联络过的几个地方转转。他想，也许不久就会遇到党内的人。于是，一月二日，他在日比谷帝国生命地下的咖啡店（也说是尾张町的文具店门前），与百濑突然相遇。他说大冢想联系百濑，百濑很高兴，委托他转告大冢第二天下午六点半到歌舞伎座前的咖啡店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塚，大塚一边觉得：「现在百濑不可能还在……」第二天一月三日去了指定的咖啡店。但是，进店坐下没多久，他就意识到好像中了圈套。里面有几个穿着便服的男人。但是，大冢认为此时逃跑只会被抓，所以没有离开。
「不一会儿，桃濑（百濑的化名）脸色铁青，戴着口罩地走进店里，大叫一声『等一会儿』，径直朝我走来。他在我对面占了座位，刚摘下口罩，又戴上了。我并不想在危急关头大闹一场，也没打算狠狠地给叛徒一拳，但似乎是本能地盯着他的眼睛看，他却不知该把目光放在哪里而惊慌失措。既然他出现在店里，看来他并没有在店里逮捕我的计划，所以我只付了自己的红茶钱就走了出去，桃濑也一起走了出去，说了句『再见』就逃走了。我既没有骂他，也没有回答，……所以姑且坐上了出租车，环顾四周，吓了一跳。还不到晚上八点，这一带没有车辆通过，行人也寥寥无几，附近好像正在进行交通管制。没办法，我只好（下了车）在大道的正中央晃晃悠悠地走着，前方开过来一辆汽车，在离我五米远的地方突然急转弯，没等我挪开，就正面撞上了我，把我撞倒在水泥地上。我猛地跳了起来。停在各处停车场和路边的汽车鸣着警笛声一齐驶来，包围了我。当时，我被四、五个新选组押着。」
大塚有章入狱后，他也意识到相当多的人都是被百濑出卖的：
「这个杂役趁着看守往里走的间隙，走近我小声说『你也是被「青年」干掉的吧』。我吃了一惊，正想回答，但看守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杂役也装作一副不知道的知道，所以就这样作罢了。我在监狱里安顿下来后，想了很多。他说『你也是被「青年」害的吧』。『青年』是桃濑（百濑）的通称，所以这个杂役好像也和我一样被桃濑叫出来逮捕了。」
当时，当局对日共的控制程度，夸张到了这样的地步。特高曾经邀请百濑，希望他能成为真正的大型间谍。那是1933年1月上旬的事。
山县打电话给百濑，让他过来一下。这是释放后的第一次呼叫。百濑心想，莫非要再次审讯？到警察局报到后，警察说有人想见他，就带他去了神田一家叫『今文』的料理店。毛利特高课长在那边的单间里等着。虽然没有自报家门，但山县就在那里，也能猜出个大概，后来山县告诉他那是毛利。毛利说：
『党要重建了，现在有两个空位可以进去，你意下如何？』
空出来的职位是central委员级别的相当高的职位。毛利的语气听起来并不像是在透露什么重大秘密，简直就像在帮忙找工作一样轻松。
事实上，即使是在非常时康米党已然毁灭，饭塚、百濑、三船相继离开间谍舞台以后，仍然有超大型大型间谍活动在日共内部代特高操控着日共。他就是后面将会提到的——大泉兼藏。
未完待续……下一章继续写前言部分
参考文献：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一）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二）
立花隆『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研究』（三）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 「革命」を夢見た100年』 （中公新書）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百年──1922~2022』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100年 理論と体験からの分析』（有田芳生）
『日本きょうさんとうの八十年―1922~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