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
https://www.zhihu.com/answer/2717109938
的后继。
「战时中父亲作为政治家的态度，绝不是漂亮的。在不支持日美开战，意图要早期停战的同时，进入了大政翼赞会，成为了战争贯彻内阁的政务次官。……
在父亲的身边，反骨的思想家、实践家，虽然是少数但也存在。父亲敬爱、支持、赞扬这些人。但是，父亲却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到作为政治家的行动中。……作为公众人物的父亲虽然宣扬自由主义，但行为却不同。」
——鹤见和子
1930年代给鹤见祐辅带来很大冲击的两件事是永田铁山刺杀事件与二二六事件。对于前者，鹤见评价道：「军人要将日本诱导向无可拯救的大战。危哉」 ；对于二二六事件，鹤见认为一方面必须要做到军纪肃清，另一方面则要实行好社会政策特别是救济农村，「为了肃军与社会改革而努力，是我的当务之急」。
在广田内阁成立时，吉田茂因为「过于自由主义」被军部拒绝入阁，对此鹤见愤慨地写道：
「关键是Sparta主义与Athens主义的斗争。其大冲突应当终于要来到了。这个时候应当从正面受之并斗争的是政党。 」
1937年以前，鹤见还是寄希望于政党对抗军部的，跟他的熟人清泽冽一样。同时这一时期鹤见依然把自由放在很重要的地方：
「在无自由的社会，个人就没有奔放自在的发展，在没有个人发展的社会，就没有民族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欧洲大陆过去四五百年间取得的急速进步，事实上是社会秩序与保障个人自由的结果。」
同时，鹤见也不喜法西斯主义：
「如同意大利一样的法西斯政权的特色，在于其强烈之排他的国家主义。在于偏狭之本国至上主义。」
他也明白，法西斯政权必然会迎来战争的那一天。所以他直到这时依然在努力避免日本被认为是站在法西斯阵营这一边的这件事，希望以维持日本的民主制，维持日本与欧美的信任关系。
在滝川政次郎因为关于大化改新的论文，而被卷入文字狱时，他主动提出大家要援助滝川的生活；在他读到津田左右吉的作品时，他大为感慨，认为迫害这样优秀的作者并不是为了国家，并愤怒地在日记中写下：
「If the force of darkness wins it will retard the progress of nation in the end.」
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雄辩发动大众运动，从既成政党与官僚组织的外部逼近权力的鹤见，却在另一方面十分的「不自由主义」。在1936年「国体明征事件 」时，鹤见对于遭遇迫害的美浓部达吉十分冷淡，嘲笑美浓部的学说在政治运动前被迫屈服只是「因为在政治上无法钻营」 。对于「血盟团事件」，他竟然也认为青年将校只是手段错误了，其内心是情有可原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鹤见自己曾经透露了这个原因：
「我……不是深入思考的哲人或者认真研究的科学家，是对外界敏感地反应的journalist。所以我自己一直寻求不断变化的外界而动……」
正如后人的评价一样，鹤见总是喜欢关注目前直接的现象，而不会做一冷静透彻的分析，直接构建起自己的判断与分析体系。当然，这也可能与他常常要频繁地出国演讲，没时间像清泽冽、石桥湛山等人冷静思考有关 。这里后面会做更详细的解析。
我们继续从外交活动与国内活动两方面来说。1936年8月，鹤见到伦敦去了，去以个人的身份与英国官员私聊。他后来解释自己的目的，是心痛于日本当前的国际形势 ，痛感到要让世界各国对作为列强的日本态度多少发生一些变化，以至于不要让日本陷入尤其危险的地步，为此要想办法打听英美人士的意见。
他首先就与曾经做过陆军参谋总长的Kenneth Wigram交换了关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意见。在会谈中鹤见主张，除非允许日本的对外移民自由、通商自由、获取原料的自由，以及与日本进行领土和平转让、委任统治、让步等交易，让日本可以「发展」，不然日本恐怕无法维持现状，接受现有的和平机构，Wigram也同意了。
1936年10月，鹤见又与时任财政顾问的Federic W.Leith Ross会谈，并在会谈后将情况汇报给时任的外务大臣。经过会谈，他意识到日本与英国的利益矛盾之深，特别在是否接受日本商品的贸易问题上；不过，他也为佐藤外务大臣提供了在中国实现「日英协调 」，双方在中国和平共处的三点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鹤见在这次访英经历中，被英国的「军备扩张热」震惊到了，他看到不仅是保守党，就连一直主张军缩的工党也鼓吹起军备扩张起来，同时不少担心起战争爆发的人从支持军缩一转为热心的军备扩张论者。由此鹤见认为日本为了不被卷入到欧洲大战中去，必须坚持维护东洋和平的根本方针。
回国以后，在1937年初，鹤见不忘自己政治家的本色，却谋划起了「宇垣内阁」 的事情。在鹤见眼中，宇垣一成是可以在国内外合法地实行革新政策的英雄——1928年时，还在领导着明政会的鹤见就发出了共同协力建立宇垣内阁的请求，他直言要「发动真正之国民运动，开启昭和维新的端绪 」，宇垣则回应道「全然同感」。其后鹤见又和宇垣在政治节目中会谈了。
鹤见喜欢宇垣一成，是因为他觉得宇垣可以抑制军部势力，而且有着「在部分地采取革新的政策的同时，将其在立宪的结构中处理的政策体系」 。1932年10月他还在欧洲的时候，就曾经请求驻英大使松平恒雄成为宇垣内阁的外相，以至于可以调整日本对英美的关系，「拯救今天日本国际信用的失坠」。同时，他也希望借此就可以在与英美没有摩擦的情况下，一举实现经济的南进，解决国内人口压力问题。
最后，为了防止「第二次二二六事件」，鹤见抱有一种这样的希望：「出现人杰，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一个整体，实行彻底的政治」，也就是宇垣一成可以得到政友会与民政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得以压制军部，实现国内政治的安定化 。
1936年1月鹤见进入民政党 后，就开始了筹备宇垣内阁的工作。1936年12月他在立宪民政党的外交特别调查委员会中抱怨政党「到底没有承担今日之重大时局的力量」，同月找到德川义亲侯爵，约定要为了宇垣内阁成立提供资金援助。1937年1月末宇垣内阁似乎马上要成立时，他立刻行动起来，到处托人去与陆军、海军、内务大臣等方谈条件——虽然鹤见这样努力，由于宇垣内阁找不到愿意出任陆军大臣的人，最后内阁还是流产了 ——转而代替的，是林铣十郎内阁。
自然，鹤见要展开对林内阁的批判。1937年3月11日的国会质询中，鹤见进行了一番外交批判：第一，他认为由于日德防共协定与日意协定，日本有可能被误会站在法西斯一边，卷入欧洲的战争，这是绝对要避免的；第二，他认为没有动用武力的决心、却提出强硬要求的「恫吓外交 」，只会更加激发中国的反日情绪，恶化与列国的关系，是毫无用处的。
就在这样的一种微妙的「自由主义」思路下，鹤见迎来了近卫内阁。当时，鹤见的感官是如何的呢？
「在近卫内阁成立的同时，时代发生了逆转。将年轻的、与首相同辈的贺屋作为藏相、吉野作为商相的出现，以及他们在国民中压倒的好感，大概明示了今日之日本turn corner这件事。……看到（我）今日在民政党内雌伏、被时代逐渐遗忘，……可能全然错过了时代。其根本的理由是我没有调查国策，没有站在表面而斗争。我想在今天有着决然地开始的必要。以此首先高举民政党刷新的一大烽火，成则好，不成则决心以离开党、辞去议员的觉悟斗争」。
他革新民政党的思路，在1937年撰写的「民政党改造私案」中可见。首先，他认识到，由于「人口增加与生活困难」、「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外关系的大变化（中苏的抬头）」，日本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期。由此日本没有余力再像以前一样政党与军部相互摩擦掰手腕，政党与军部应当「相互理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鹤见一下子转向到了近似1931年安达谦藏、中野正刚的态度上来，开始对类似「举国一致」的主张有了亲和性。
鹤见继续陈述道，必须制定合适的军费。他觉得，假如英、美、苏联合起来的话，军费自然无上限；但假如可以离间苏联与英美的话，针对苏联的军备以「五年计划」就足够了。这是因为他认为各国现在虽然在不断扩军，但是受到了物价飞涨的压力以及财政压力之后，自然会不得不收敛这种趋势……（？）所以日本「不放弃大陆政策而得以压缩庞大军费的日子应当到来了」，「在北方的危险镇静下来后，日本应当南进。财富在南方。由此日本国民的生活才可能安定。」
鹤见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购买新几内亚岛，日本进行大量殖民，进而一举解决资源不足问题与人口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鹤见政策的根本还是「在不惹恼英美的前提下，继续南进」。然而他不明白日本南进就必然要与英美冲突这件事，正如他也不明白日本继续侵华就必然要与英美冲突一样。至于各国军备扩张会自行遏制下去这件事也很无理，完全就像是鹤见为了自己的两个终极目标（南进与英美协调）不至于在时局面前破产而继续幻想其可能性而已。
整个1937年6月，鹤见都在红红火火地操办着民政党革新的事情，6月29日还与胜正宪 等人达成了成立新党的协议。不过鹤见的行动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时间很快来到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奇妙的是，鹤见一方面忧心这会导致日美关系恶化，一方面却支持战线扩大 。集体表现就是，他支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的意见——而作为侵华战争不扩大派的武藤章与石原莞尔都反对他的意见。所谓田中的意见，第一是因为要确保中国履行约定，日本马上撤兵是做不到的；第二，这也是日本从青岛到新疆，往中亚地区渗透势力的好机会。鹤见竟然说：「He curiously had the same view as I」。
当然因为如此，日美关系急剧恶化了。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隐晦地批判日本的「隔离演说」，10月6日美国国务院与国联又相继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与不战条约。对此鹤见写到：
「（我）不堪于对日本前途的深深忧虑。我下定决心，不论像是外务省等一部分人怎样地阻碍，我都要挺身为君国而奉献。我为了这样的时机，（已经）积累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作为国际人士的技能与经验。」
那么，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在日本继续对外扩大利权的同时，继续使尽浑身解数帮日本与欧美搞好关系——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做的事情 。他觉得美国应当相信、委任日本这个东洋的安定势力，承认日本的势力圈，而他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让美国与贸易第一大主体日本加强合作。
准确的说，鹤见希望美国可以「理解日本的皇室中心国家的理想」、「承认日本对东洋和平的担当」、「信赖日本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尊重 」，美国要相信「日本对比岛没有贪恋」、「日本希望与美国的通商」。他希望美国可以知道，保全远东的领土是超过美国实力的事情，没有日本的承认是做不到的，希望美国可以理解、支持日本的大陆政策，也就是他口中所谓的「将想要东洋从康米党祸害中防卫、并使之安定的政策」。最好美国可以「将西部太平洋的治安 」委任给日本，两国签订「海军协定」——当然，这只会是鹤见的白日梦而已。
1937年7月到10月，鹤见到了澳洲做访问宣传工作。就在他演讲的中途，1937年8月14日日本海军开始越洋轰炸中国，8月15日南京遭到轰炸，澳洲报纸说「与此次空袭同时，南京从地表上被一扫而去」，各报刊大加报道日本的侵略行为，使得澳洲人开始意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忍，国民情感为之一变。今天是汉口、明天是上海、后天是南昌……世界的人们纷纷关心起了上海与南京的情况，觉得是日本因为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开始自暴自弃地轰炸中国。
对此，鹤见当然是觉得这些全部都是假的，都是fake news。他觉得这些都是有系统的捏造电报 ，是英国人动用世界上多年经营的宣传网络与巧妙的言论战术搞的鬼。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来，「在世界上总动员，将把日本当成病人来看这样的印象带给了澳洲」。 鹤见觉得中国一直在捏造各种「宣传照片」与「欺瞒电报」，中国士兵尸横遍野的照片其实是日本士兵的遗体等等……他觉得这些就是为了让澳洲大众认为「日本人实际上进行着无视人道的野蛮之事」。鹤见完全是认为「欺瞒电报」是宋美龄的阴谋，一方面宣传中国士兵作战的英勇，一方面只说日本人的残忍，结果就是本来亲日的澳洲人对日本的感情迅速恶化了。鹤见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来到澳洲时温和的气氛，一转为他回国时口中的「歇斯底里的兴奋状态」 。
鹤见在记者见面会被墨尔本的记者问到侵华战争时，回应道：
「跟30年前的日俄战争一样，我们日本人因为不擅长宣传，日俄战争时世界的电报是说日军大败。然而第二天的报纸中常常见到的事实上却是日军不断前进。总之虽然是日本愈败愈进、愈败愈进的缘由，这次看报纸，也是采取日俄战争时一样的办法。但是请好好地注视事实。大概事实胜于雄辩」。
对此当地报纸直接嘲笑鹤见说：
「为什么说日本人不擅长宣传……还要到澳洲等派出宣传的人呢？……新闻不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可以以恶意捏造的东西。 是世界上的事情都聚集在新闻上出现。这与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办到（的观点）矛盾太大了。把这样的人送到议员的位置上，看来日本的议会不行了」 。
对此鹤见愤怒地投稿到名为Courier Journal的报纸上，希望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好好反省自己所谓又要拒绝日本移民与通商，又要谴责日本的行为。他还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大谈：
「你们必须反省古远的经验。蛊格鲁撒克逊人取得这么广大的场所却一个人也不进去，（反而）一一阻碍日本所做之事。这样的事情，我想不是重视Fair Play的英国人的态度。……假如澳洲偏袒中国的话有什么好处？不是什么没有吗？」
尽管鹤见做了这些那些的努力，由于日军一直在中国发泄着惨无人道的兽行，他的外交努力只能归于失败，这下事实胜于雄辩了。
鹤见虽然在澳洲每个城市都会演讲，却因为日本的劣迹一一被暴露出来，听的人数越来越少。 比如主办了鹤见在墨尔本演讲的昆士兰大学教授都不得不说，由于日军不断虐杀中国婴儿与避难民众，出席演说会的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于是「我不来了」的回复越来越多。即使是出席了的人中，也有严厉质问鹤见的。就这样，鹤见的澳洲外交终于失败，1937年10月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日本。
但是，贼心不死的鹤见很快就来到了美国，继续调查美国的舆论情况。当时1937年7月做的调查显示，美国只有1％的人支持日本，有多达59％的人支持中国。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37年12月末他坐船到访美国。当时鹤见感觉美国对日感情已经非常恶化，「日美开战论盛行」 ，他自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抗战当时美国国民的反日情绪都甚至不能与这次相比较。但是对美国十分了解的鹤见深知美国不会对日本出手，所以他依然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在鹤见看来，现在日本的宣传不应该正面地与美国舆论对抗，这是最艰难的；相反，日本应该努力提供判断资料给美国的有识之士，影响他们的态度。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美国的鹤见建议设立「日本情报图书馆 」，一个专门为美国知识人提供来自日本的真相的机构 ——后来这个机构在1938年终于设立，却在1941年因为日美开战关闭了。除此之外，他还很详细地构想了如何针对美国进行舆论宣传。他计划宣传的对象包括罗斯福总统的心腹、共和党人士、两党以外的激进分子、各地的商业家、金融家、农业团体、工会（劳联等，透过铃木文治等人的关系）、报纸、杂志、大学、新教各派（通过贺川丰彦）、天主教教会、红十字会、洛克菲德财团、妇女协会等等，可谓包罗万象。
同时，他还希望美国人可以到日本、朝鲜、伪满、中国视察，好好见识到「真相」。正如他所说：
「在云树万重的异乡，目睹了想象也无法比拟的事象在东亚的天地展开的话，他们必然会了解到，在今天的美国新闻、电台、动画里出现的报道很不公平而且满是虚伪这件事。从而通过这些美国人的口与笔，使东亚的真相传达到其国家，大概就会成为使其滔天的反日情绪为之一转的契机」。
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很奇怪，为何自许自由主义者的鹤见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外宣的急先锋？这就不得不提到鹤见一直以来的外交思想了。
作为一个美国西部、东部、中西部、南部乃至夏威夷做了超过五百场演说 的人，鹤见有着这样的觉悟：
「美国是一个公众舆论的国家，而公众舆论是由宣传推动的。 在美国，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很佩服中国政治家的卓识。日本人的宣传不仅不能说是世界第一，在世界上还是数一数二的差。 以沉默寡言为荣的日本人，即使是在世界正当中遭到恶骂，也以沉默固执己见。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世界滔天的排日论。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的声誉在美国这个世界上的宣传阵地上不合理地糟糕，这并不奇怪。 日本人没有想用宣传来对抗这种宣传，而只是在日本国内虚张声势。 正像是背地里逞威风的人一样。 日本人为什么不站到前面，以是为是，以非为非，堂堂地在世界面前宣示日本的诚意呢？ 如果不这样做，即使我们在日本被外国诋毁时咬牙切齿，也不过是无能狂怒。 由于这样的事情，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国不必要的误解，被造成了外交上的损害。 其中最严重的是美国。 过去日美关系中的许多不幸都是这种误解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两国的利益冲突。 美国没有理由在中国排挤日本。 这是我不顾微薄之力，再三到美国给美国人演讲的原因。 」
「在去美国之前，我曾经准备了14年。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以来一直在考虑的事情，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对手。据说将来可能统治世界的势力将来自美洲大陆。这样的话，不把日本人的思想灌输给这些美国国民，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法真正站起来。」
「经济上不断国际化的日本人的生活，如果在文化上、精神上没有国际化的话，已经是到了无法满足的时期。物资交换这样的事情与文化交换是相伴相行的，这是基本不用说明的平凡的真理。日本的文化国际化，正在一日一日地以如同激流一样的速率不断前进。……日本大胆地、真率地，合流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在吸纳世界的长处的同时，也将日本的长处放射到全世界，将日本精神、日本文化、日本生活变为世界万民共通的一大财富，这样的事情必须成为昭和新时代国民向上之心的目标。」
不难看出，鹤见虽然很热衷于公共外交的事业，他的公共外交却始终是围绕着「日本」展开的。日本的精神、日本的利益、日本的利权……至于「自由主义」给他的影响，就是外交方针上「对英美要合作」，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方针。
所以，鹤见本质只不过是在宣传领域上，日本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而已。对于英美要协调，对于中国他就原相毕露了。
事实上，鹤见本人对中国兴趣缺缺，他在外交上兴趣的中心完全是对英美的外交，他想要做到的核心事业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外交，而恐怕都不是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鹤见对心中的英美才是讲自由主义外交，对中国的态度还是讲帝国主义的。 虽然鹤见1910年代、1920年代曾八次到访过中国，但只接触过中国的政治家（比如王宠惠、孙中山、蒋介石、张作霖 ）、学者、资本家，当然这也与他中文水平不行，没法像在英美一样做公众演说有关 。有意思是，他在前几次到访中国的时候，除了得知议会政治的失败、鄙视儒教与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以外，还从中国的所谓排外运动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
一直以来，鹤见认为对中国打入势力时，即使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军事的，也可以实现对英美的协调。 一直到对美开战为止，他都抱有日美协调的想法。这其实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因为明显地，日本任意宰割、支配中国与日美关系和蔼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要么日本不再对中国乱伸手，要么日美撕破脸。
将鹤见这种外交上的本质爱国主义往前推，可以从他更前的人生——乃至他的人格形成中溯源。中学生时期的鹤见就说：
「我们……必须以把日本变为世界的强国这样的决心而学习」 。
在鹤见少年时期1900年代的景象，依然留存在鹤见的心中：
「在我的心中刻下了难以拂拭而去的深刻印象。那是明治日本的全盛期。皇国的气象就像是散落在日本的各处一样洋溢着 」。
鹤见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则是：
「当时青年持有的思想颇为单纯。作为社会思想是国家主义，作为个人的人生观，是在其国家组织之中，不管如何也要构建自己自身的地位这样的事情，更加通俗地说，是出人头地主义」。
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鹤见。正如河合荣治郎所说：
「在他之中隐藏的国家主义与出人头地主义，是明治时期给予的牢固不拔的人世观。像平常一样地呼吸新思想的话，是不可能根绝这些旧思想的。为了征服这个、从这个脱离，在一方面必须要系统地把握国家主义与理想主义，在理论上给予基础。在没有完成这个的期间，旧思想与新思想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其自身对立而相互矛盾的两思想，在一个人格内并存而争斗。他虽是时代里领先的少数中的一人，到底有没有完成了以上思想的路径呢，笔者在遗憾的同时不得不确认（答案是）不。」
国家主义，就是日本利益至上主义；出人头地主义，就是自己要积极地参与到服务国家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的主义。这就是青年时期给与鹤见的烙印。当时，鹤见认为日本经过江户时代的三百年，已经进入了扩张时代，所谓的扩张时代，就是：
「那是作为个人，将各自持有的天生的天赋才能运用到十二分，想要在外界实践。于是在民族中那种兴奋也高涨起来，在内实行积极果敢的建设，进而向国外寻求民族精力的销路，向对外发展迈进。其特征在思想上是直观主义、浪漫主义，在方法上是综合的、行动的」。
与此同时，鹤见的内心中一直就是「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存的。其实，自认在甲午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这两场「国民战争」中被养育的鹤见，回顾日俄战争时，鹤见不也说：
「东乡大将善战善谋地全部击灭了敌舰队……呜呼，在千年以前作为我民族光荣之摇篮的朝鲜海峡，在兹变为俄国海军之名誉的坟墓矣，民族使命实在今日而定矣，呜呼2500年的日本海国史已不再是无意义矣……我哭矣。……这就是那日本海海战的捷报传来时，我的感觉。我想恐怕也是当时大部分日本人的想法。……不管如何，日本海的海战深深地织入了我的人格中去。……对日本海海战的感激，以及由此唤醒对强国的强烈愿望，是贯穿明治、大正、昭和的很多日本人不能作伪的感情。那也是贯穿从1905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的四十年，支配日本的中心思想」。
作为一个明治时期长大的日本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外交上体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骨子里，自由主义才是后来者。
作为自由主义大家的河合荣治郎，其实早就批判过这种现象，直指在日本「自由主义隶属于国家主义，只在其被容许的范围内得到实现 」，这正是日本自由主义者的尴尬现状——他们抱有自由主义的信念，去为一个很多时候并不自由主义的政权全身心地付出。其中也包括了鹤见祐辅。由于日本帝国在外交上的基本方针就是帝国主义，他很早就完全帝国主义中毒了。
鹤见在1915年出游东南亚四个月以后，1917年撰成「南洋游记」一书，并因此书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声名大噪。 他在其中早已公然声称：
「在兴国的精神内磅礴，在进取的气象外溢出，而不扩张的国家还没有存在过。国家的兴隆、国权的扩张，盖非人为，如水就低处，是必要的。于是也是道德上的正理。……将日本民族扩张之事向世界公开声言是毫无惮忌的，是明显的必要，也是事实」。
「在一国苦于人口的过剩、他国恼于劳动力的过少之际，还要设下关税的壁垒与条约的门扉，拒绝其之流入，此非逆行于自然之人为而何哉？在一国之生民在过剩人口激烈之甚的生存竞争中不断颠倒反侧之际，听说他国倨于鲜少人口的的极乐天地，优哉游哉地享乐生活，此非违背道德正理之作为而何哉？……既而一国承认国家竞争之原则，实行排斥移民、排斥货物（的政策），当此之时，我亦依据国家竞争之原则，主张国权扩张、国土扩张，又有何妨。盖以正义人道为借口，进而采取移民排斥政策、禁止性高额关税政策，即彻头彻尾之伪善政策也。……余苦于理解，尝试排斥其他人种的诸国，见到日本想要扩张到同一人种的国家的计划，就称之为野心乃至于祸心的真意。既而不能进入不同人种的国家，又以进入同一人种的国家为不能的话，日本之生民7000万，就必然在卿等优哉游哉地走马观花的时候，在蕞尔之一国内饿死乎？天下绝不会有如此的无理、不法、不德啊。日本民族的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欲要从饿死窘蹙中摆脱出来，是男性的努力，是英雄的活动，又有何人敢于加以指责呢？只是想要追上卿等在16、17世纪之交，向天下肥沃的山河扩张的足迹罢了。领土扩张只对于西人就有道理，对于日本人就是不当的，天下岂有如此令人喷饭之事」？
「今日日本民族所应当采取的政策，是唯一的。也就是乘着国力膨胀的机运，向东南西北发展。像南进论一样，总而言之作为日本民族充实的结果，只不过是生而来之的一现象。所以所谓应当南进还是不南进，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所谓帝国主义虽然近代之大势，其单纯地既没有理想也没有确定，作为目前的利害打算的话，固然不是增进全世界福祉的所以。我想日本的在东洋的发展，是不得已的必然之势。尤其是只要出于人种的偏见而起的、所谓移民排斥如此的一大事实（依然）现存，我们东洋人就有着应当自己保卫东洋的天地、拒绝外国人侵入的正当权利。大概应该可以说，是近来被提起的亚洲门罗主义。……东洋的门罗主义之事，假如要像美国的门罗主义一样，成为强固的国策的话……必须要有同等伟大之理想」。
「在南洋诸国的民主主义的机运虽然是速率迟缓，不管如何必须认识到其正在不断萌芽。所以我想日本对南洋的政策也必须常将此之一事置于眼中。人们或许会说这是一种空想，但我宁可预想这些在各地的、国民自觉的奋起，正如今日我们对中国是谋划着帮助其发展、基于平等的关系相互提携一样，对于南洋诸国也帮助其发展，作为发达国家站在对他们扶掖诱导的地位——我想这在真正的意味上，难道不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吗？」
在鹤见看来，日本南进的方式应当是「作为资本家地前进」，日本「将这样的（自己的）资本放下到南洋，日本人中的上流阶级移居到南洋，作为资本家以与欧洲人相互角逐的地位，在南国植下根来，这是第一步」 。在他看来，日本劳动者也会伴随着资本家南下移居，而且是在知识分子的指导下大举南下，这样在保持日本固有的国民性、不被当地人同化的情况下开拓当地的资源就成为了可能。
同时，对于欧美人认为假如不民主的日本殖民了东南亚，东南亚就也会在极端的专制政治下受苦的观点，鹤见如此反击：
「我认为我们没有理解的必要。国家相互间争吵谩骂的话，（都是些）没有边际的话。即使是我们也可以一一指出在欧洲人殖民地的专横、压制、暴虐。只是这样的无休止的争论没必要开始。我想只是足以根据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国民性，断言我们日本人绝不是比欧洲人还残暴的人如此之事的」。
而对于认为日本会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欧美观点，鹤见祐辅则反唇相讥道，一直以来都在领土扩张的欧美没资格对日本说三道四。
让鹤见在日本国内第一次出名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作品。可见鹤见的「自由主义」浓度也不过尔尔，毕竟他可是坚信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并不矛盾的人物：
「即使是最为忠诚之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提高到大国的地位是经由武力的成功的。不仅如此，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在眺望中国的厄运之时，不得不承认日本要在同时防止陷入西洋帝国主义的支配，只有保持陆海军的势力。想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民，在世界所到之处，不断热烈地期待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前进之时，伴随着战胜的民众的感情，也绝对不会有不自然之处」；
「所以我自己一直认为，世界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须对此求得正在垄断世界利益的白色人种的反省。」
不过，既然是日本战前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鹤见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思想的。比如说，鹤见就认为日本民族的传统里就有自由主义的种子，甚至在武士道里也有。
鹤见对自由主义的见解，还是：「自由主义的反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是独断。是专断」；「自由的正反面是放纵这样的事情。放纵的极端的，自由是基于中庸的」。鹤见是喜欢中庸的，他曾经说：
「极端与夸张，是我们在思想中也好，在行动间也好，努力想要避免的恶行。那是在平淡中隐藏力量，在平凡中想要追求永恒的我等祖先的传统的情操。我认为日本民族直到今天，得以持续着不可思议的国民生活的秘诀，是日本人的喜爱单纯与中庸的德行。从而在今日日本民族之一大情操，是喜欢调和……我们在没有调和之处感到不幸。」
换言之，鹤见是一个「中道」的自由主义者。
具体而言要如何「中道」呢？第一，经济上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采取中间的立场；第二，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采取中道的自由主义；第三，要在激进革新主义与保守主义间推进中间立场的政策。
这里一个个细说。1928年时，鹤见提到：
「英国的凯恩斯教授、在最近英国自由主义协会的演讲中喝破道，今日以及明日的自由主义问题已经从过去发生了完全转变。他说，那是在产业上或者经济上。……我认为在今天的日本，应当成为自由主义者关键的目标是经济问题。」
在他看来，日本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经济问题上。他意识到，以生产效率为第一的大资本家，与以提高分配和劳动条件为第一的工人的两极对立的，支持前者的是保守主义者，支持后者的是激进主义者，而鹤见认为，站在两者之间「主张着调和效率的要求与正义的要求的、独自的立场」的就是自由主义者。
「不属于大资本系统，也不属于大工会的多数国民，其地位正欠缺着安定与固定性。在此两大势力面前保卫一般大众，是自由主义者的工作」。
于是，想要实现工人与资本家的调和、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的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调和的鹤见进一步主张：
「比起廓清一切的国有国营，我主张的是虽然如同在国家完全之统制之下的托拉斯一样，却能一直保有个人的创意，增进一般民众的福利之物。国有国营主义与私有私营主义间的调和，是自由主义者产业政策的关键」。
这里再回到，之前我们提到过的鹤见的「新自由主义」。鹤见虽然认为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认同个人人格的尊贵，想要打造最能发展人类的灵性这样的社会」，却提出：
「那（指代自由主义）并不是认同个人绝对的权威，否定社会的权威的个人主义。由于健全之社会的成立，只有通过高贵之个人的集团才成为可能，为了社会的发展，（就要）主张以自由地成就独立个人为必要，因为如此，自由主义始终不否定国家与社会」。
他提出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是重视社会与个人间相互成就与发展的自由主义：
「不打造强力的个人，就无法实现强固的社会。没有正直之个人的集积，就没有正直的国家。在于此意味每个国民都必须经过自由主义的训练上，日本因为在开国以来面对外敌防卫国家的必要，有着求得中央集权的强力政府的危急，忽略了个人自由的思想陶冶。现在在国际上趋于安定的日本，为了开始崭新的政治生活，不管如何也要以自由主义的训练为必要。」
鹤见确实受到了里奥纳德·霍布豪斯 的影响，受到了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己曾说：
「在认同针对一般个人的活动的适当之国家的专制这一点上，比起容认资本家专制的保守主义，（我）毋宁含有更多集体主义的观念」 。
虽然说了这么多，鹤见祐辅的「自由主义」总归是模糊的。1928年时，鹤见曾说自由主义作为思想体系不是可以清晰明白地定义出来的，而是在思想感情上趋于一致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结成的，而是以某社会现象又或者政治问题为中心而团结的」。 对此，鹤见举出了「选举权扩张」、「言论自由」、「军缩」、「从一小部分人的专权中解放民众」等等。
鹤见也从来就不认为，自由主义可以有什么教条可言：
「自由主义根据其每个人，有着千差万别的特异性。」
「自由主义总而言之，是心态。是对人生的态度。不是社会主义啦、基督教啦、自由贸易主义啦，这样（有着）一定的条款或项目的来由。比起说是自由主义者，应该称作有着自由之心境的人们」；
「自由主义不是像社会主义那样有着明白清晰的体系的思想，是有着自由之心境的人们对人生与社会的态度」。
这就是为什么，鹤见祐辅的自由主义信仰是欠缺理论性的。鹤见祐辅此人事实上并不注重自由主义的理论，真正使得他出名的是频繁的国外演讲、时断时续的国内政治活动，以及在社会上「自由主义」的言论活动。跟鹤见交往甚深的河合荣治郎就曾批评鹤见：
「鹤见氏虽然触碰到了一抹的理想主义哲学，却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思想的自由主义。他对于社会生活的纲领是模糊的，难以捕捉」。
鹤见自己也承认自己思想的浅薄性，说：
「不是哲学家的我，研究出自由主义的哲学、向他人倾诉等等当然是做不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鹤见无法像石桥湛山、上田贞次郎、河合荣治郎、清泽冽等人一样直面对抗法西斯主义。因为他没有思想的武器，反而有思想的软肋——挥之不去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鹤见，在其自由主义上只有两面，第一面是对内的自由主义政策，第二面是对英美的外交友好方针，本应该更重要的第一面远不如第二面重要。然而在自由主义的皮之下，又是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面；这样，他思想固有的脆弱性就很容易使他转变。
我们一直可以见到的是，鹤见此人开展外交的第一要义就是为日本争取利益，至于日美协调只是他的手段与最高信念；结果，当军国主义政府不断对外攫取利益与领土时，他就不断地为之辩护，离原本的自由主义越来越远 。归根到底，鹤见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更加接近于日本在国外的政策辩护师与日美友好大使，而不是「忧心国家与外交的自由主义政治家」，鹤见对于国内政策远远没有那么上心。这样一直没有正面地反感军国主义政府决策的鹤见（不像清泽冽、河合荣治郎等人），对于军国主义政府对外的侵略始终是被动接受的，结果他虽然经常在国外演说，作为辩护师的他的活动也只能是被日本政府的愈发激进的外交方针不停地拖着走，这样一直拖到日本政府决定日美开战为止，他毫无悬念地也最终选择接受了这个决定 。这正是在下一篇可以见到的。
参考文献：
「鶴見祐輔の広報外交― 一「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者の活動の特徴とその限界性 ―」（上品和馬）
「鶴見祐輔における自由主義」（鷺坂真聡）
「〈論説〉三つの「自由主義」観 : 河合栄治郎・矢内原忠雄・鈴木安蔵の論争から」（竹中佳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