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宅正一（中）
「对于战前的三宅（正一）的活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不是大声呼喊作为空虚观念的社会主义，而在于实际的结果必须生出的具体性、现实性。」
——芳贺绥
1938年7月，作为厚生大臣 咨询机构的「医疗制度审议会」成立，三宅也被任命为其中的一名委员，并所属于审议公营医疗、私人开业医生的小委员会。当时帝国政府的方针是在「无医村」地区设立公营医疗机构 ，但不再新设医疗组合，而要将组合病院改组为公立医院。对此医疗组合一方认为这会导致「医疗的官僚化 」而加以反对，而主张私人开业医生制的「医师会 」一方也强烈反对。最终，帝国政府决定以私人开业医生制为基础，同时也推进医疗公营化。
1941年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时，陆军省医务局长、陆军中将小泉亲彦 担任厚生大臣。当时日本国内人民体质衰减严重，结核病激增 ，医生却数量不足。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显然是没有办法好好进行侵略战争的，于是小泉提出「国民医疗法案 」，里面就直接包括了后方国民医疗政策的核心——「日本医疗团」 的构想。「国民医疗法案」的核心，第一就是消灭私人开业医生制带来的地区的、社会的不平等，实现「医疗的国民化」；第二则是让「医师会」这个私人开业医生的组织，改变其作为行业组织的性质，使其成为「国家的别动队」 。由此，就可以实现对医生与药剂师的调剂与配置，重组国民医疗体系、建立「日本医疗团病院诊断所体系」，从而改善公共医疗与卫生， 解决当时严重的结核病问题。
当时「医师会」坚决反对，产业组合一方也出于这是要将医疗组合吸纳进入国家的官僚机器而坚决反对，结果这个法案在国会陷入了恶战。这个时候，是三宅挺身而出 ，积极地为日本医疗团的设立而辩护，支援小泉大臣：
「在国会审议的时候，小泉厚生大臣被议员『医疗团是什么』质问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三宅以质问的形式辅助厚生大臣的答辩，支持其提案……」
对于「日本医疗团」的问题，三宅正一在1942年4月的「今期议会与厚生问题」上说，国民健康保险全面普及的意义，就在于将农村全面地置入厚生省的指导之下。而日本医疗团的使命是：
「在涵盖了一般治疗、结核、无医村医疗（的问题）、确立了医疗体系，以此想要作为模范治疗机关的经营团体机能的同时，又以其为枝干，想要使其同时具有统制、指导全体医疗的统制机能，是担负着极其独创之使命的法人」。
同时，「体力管理法」修正的意义正是：
「对于真正地让陛下的赤子炼成足以完成其奉公（使命）的体力资质的责任，国家积极地开辟其完成的道路，应该说是值得庆幸的情况」。
1942年2月12日「国民医疗法」宣告成立，4月17日「日本医疗团令」开始施行。到「日本医疗团」终于设立时，三宅受到小泉的邀请，在1942年担任了理事调查会长 。在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共10人的职员中，三宅是唯一的议员。到1942年11月30日，他又成为了日本医疗团的总裁室调查部长。三宅作为在野党议员，却成为了政府机关的重要成员，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三宅将自己的地盘——新潟县作为模范区，大力推进医疗团建设。结果，新潟县内拥有了全国最多的病院 ——13家。
此外，三宅正一在同一时期还出于改善医疗工作者待遇才能提供好医疗的想法，提出了相关的提案。其内容包括设立属于日本医疗团医师、系列疗养所医师、职员的独立养老金制度与互助制度，以及允许医师为了研究而留学与休假 。然而，这份提案遭到了否决，没有实现。
三宅在题为「决战医疗推进」的座谈会上说：
「通过国民医疗法，本团（医疗团）被给予的使命，虽可以分为医疗的普及、医疗内容的提高、无医疗村的消灭、结核病的扑灭这四大项目，按照时局的要求最需要集中力量的是扑灭结核病， 与其同时无医村的消灭也要推进」。
1942年翼赞选举当时，三宅正一没有成为被推荐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他不但享受不到国家力量对「推荐候选人」的支持，还要反过来处于被打压的劣势之中。然而，小泉亲彦决定支持三宅。当时按理军人出身的现役大臣不应该支持左翼政党出身的非推荐的候选人，所以小泉把选举支援的任务拜托给了有马赖宁，最终三宅在众议院选举中，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当选。政府内阁的重臣支援反东条内阁的候选人，这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然，这就是下文的后话了。
三宅正一评价小泉亲彦是一个与「纳粹德国的健康管理方法」共感的人。在「我的履历书」中，三宅也说：
「通过（国民健康保险法案）论战，得到了时任陆军医务局长小泉亲彦氏的知遇 ，后来他成为了厚生大臣，在创立日本医疗团之际，那就成为了我作为同团的理事参加的机缘」。
在「日本医疗团的回忆」中，他则回忆到：
「昭和17年，日本医疗团诞生的那一年进行了翼赞选举。我因为是非推荐（候选人）很被欺负 ，正因为如此，我想把我提拔为医疗团干事等等，是政党大臣的话就不行。当时选择我的小泉厚生大臣，从那以前开始大概不就多少给予了思想的影响吗？ 小泉先生成为我的知己，是在国民健康保险第一次达到议会审议时」
这里做一个小结。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的「昭和研究会」中，与三木清 一起鼓吹协同主义的船山信一曾经说过：
「作为国家总力战体制中战时改革例子的协同主义，事实上是社会主义。」
三宅正一无疑也在强调「社会在先、个人在后 」的「协同主义 」、产业组合运动与医疗组合中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协同组合运动的理想是什么呢？对于农村产业组合运动的元老千石兴太郎 的思想，伊东勇夫曾经在1928年如此批判：
「……以产业组合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修正者，想要建立相互合作的经济制度，这是包含着极其崭新的内容和根本理念的东西。但是，其理念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不见得有妒忌的需要，（而是）静静地脱离出这一范围，努力建立新的经济组织，这样才好』，在其他侧面就带有这种与旁观者的、协调主义的同时存在的性质。也就是说，一方面宣布与资本主义离婚，另一方面又带上了允许与资本主义同床共枕的暧昧性，因此（这）隐含着第三阶级的孤立性，企图从日益激化的阶级对立的现实中保护自己……」
产业组合运动（或者说协同组合运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劳资矛盾还是佃农对地主的矛盾，都是不根本排斥地主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反而排斥阶级斗争，去倡导阶级调和、各阶级之间共存共荣的 。三宅从1930年代初开始加入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运动。
日本战前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占额相当大。1930年代初开始，日本社会上活跃起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是寄望于天皇制国家机器以权力直接行使社会改良，以实现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理想社会 。这些今天被称为「法西斯主义政党」的运动，渗透到了国会政党与军部将校之中，使得其对政府的施策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正好在这个时候，帝国政府（特别是军部），为了充分地进行侵略战争，也要求「生产力的提高」，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全体国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帝国主义战争中去（举国一致）。这样，「保护、培育、确保、配置」国民的人力资源就是必要的了。 而这种企图，刚好与前面所说的改良运动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统制经济」与「阶级协调」。从这两方面，进行「社会改造」。 其结果对于小资产阶级运动来说，是「理想社会」；对于军部来说，是「总力战体制」。
就这样，在两方面的推动下，「统制经济」与「阶级协调」的社会政策不断诞生出来。对于这些「改造社会」的政策 ，国会的政友会、民政党将此视为资本主义的维稳政策；军部与官僚把这个看作「人力资源的保全、生产力的提高」的政策；革新官僚 把这些政策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在这种日本社会的大合唱中，社会政策不断地被颁布，推动日本彻底进入了军国主义体制 。这种社会政策，毋庸置疑是将社会把握为「有机的协同体」，并将日本社会统合、整合进了战争机器之中，另一方面也积极地为大战做准备，因此带有了「法西斯主义 」的性质——尽管当时很少人承认这一点。这些政策以及其目的，就被称为「国策」。而小资产阶级运动的主张，以及帝国政府的政策，因为与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不同，就合称「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 」。
另一方面，上面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运动一般民族主义、对外强硬意识、亚细亚主义 浓厚，这就正好为日本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
社会大众党把社会上的这一切作为「革新 」，并努力地往「革新」里面加入「社会主义」的内容，以此建设「举国一致体制」。趁着总体战体制建设下，国家对社会领域干预越来越多的机会，就要大力改良：浅沼稻次郎 参加了社会局；河野密 担任了大日本产业保国会理事与厚生委员；杉山元治郎 成为了保险院专门委员与农林省委员。在1936、1937年这些社会政策辈出时，议会里最支持政府的就是社大党。前面所说到的、三宅正一 参与到的医疗制度改革，其实1930年代初内务省已经有所认识，但苦于财政缩小政策而无法实行。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军部明确主张要强化作为陆军兵力的国民的体力，上述的一系列医疗改革 就得以实行下去了。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局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越是推进，国内推进社会改造的政策越多。三宅正一自己担任理事的「全医协」，为了改组成为了可以指导广泛的农村保健运动的组织，改名叫「全国协同组合保健协会」 ，即「全保协」。改组的目的就是：
「使得以医疗组合运动作为枢轴发展的保健运动，向着时局所要求的、综合的国民保健运动的方向转换，以此为了作为国家新体制运动的一翼、顺应国家的目的」
三宅正一本人深谙这一点。
1938年末「农业报国联盟 」的干部选出时，三宅正一也在其中。根据三轮寿壮的说法，农林省请求各党参与农业报国运动 时，社会大众党推选了杉山元治郎与三宅正一任职。最终到1939年1月6日，作为农民运动指导者而被选为干部的，是杉山元治郎（理事）、平野力三（评议员）、须永好（评议员）、三宅正一（干事）。
在1939年初，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社会大众党谋图与社会上的法西斯主义政党进行大合并。至于到社大党、东方会合并问题 白热化的1939年2月，三宅正一也是社会大众党内的合并推进派之一。1939年2月9日，他被选任为社会大众党合并准备委员。跟他一样是合并准备委员的，还有三轮寿壮、片山哲、河野密 等人。就在同一天，三宅正一又出席了社大党与东方会合并、组成新党的「新党准备委员会」。2月13日，三宅还与三轮寿壮、杉山元治郎等人去再次询问「日本革新农村协议会本部」要不要加入新党。最终因为其他党派态度消极，而东方会无法接受新党的人事安排 ，大合并运动还是流产了。1939年2月22日宣布合并中止时，三轮寿壮、河野密、片山哲、浅沼稻次郎、河上丈太郎、三宅正一 都在现场出席了。
那么，三宅在这一时期是怎么想的呢？这里可以从他的文章中分析得出。他在「长期战与农村改革的目标」中指出：
「战争在其本质，是巨大之物资的消耗。从而战争对后方所要求的，就是可以积极地补给其巨大之消耗的生产的确保与增大」；
「近代战争因为武器的威胁，发展到了一大消耗战、总国力战」；
在长期战争中农村的作用，就是：
「因此长期战争要求日本农村之处，从物的方面来看，可以归结于通过战时下军需、民需、输出向农产物的有计划的增产，保证战争要求的消耗与国民生活的确保」。
因此，他指出：
「可是以原来的农业机构与土地制度，已经是绝对不能实现时局要求的增产的了。此处在国内改革有着必然性的同时，特别是针对落后的农村部门的改革也有必然性。战争从而在一方面也成为革新重要之契机」。
「面对以原来的生产机构、土地制度、行政组织，农业生产力必然会低下的现状，以时局为至上命令，要求农林渔业生产力的扩充的话，道路只有这一条。有将农村改革的目标归一为生产力的扩充，而且打破必要之一切之障碍，谋图改革之断行的应该」。
「统制（经济）被由上的国家的强权强制是不完美的，没有由下的国民的协力的话就会破产。这种协力不是茫然的支持。是被组织的支持。国民之党，国民的再组织的问题也就从这里出发」
「农村的改革也是，改革农林行政机构，实施全国的生产计划制度，为之行动上只见于有关土地利用的法律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被组织的、意识到其时局的至上命令的全体农民的协力的话，就不会取得成果」。
在「战时农政与农业机构的改革」（「改造」1939年4月号）中，三宅又说：
「日本的农业，以这次的事变为契机，在其基础上带来变革」。
「所谓土地不够、人太多的事情，这是直到今日还规定着日本农业的性质。然而，今日就一变为说人不够了的性质」。
「以事变为契机，从到现在为止一样的、只考虑『增加单位面积的收获』的政策，现在逐渐进入了所谓『对于单位劳动生产力如何提高』的阶段」。
「进入了所谓『如果不断然改革土地制度、提高每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更进一步降低农业内部盘踞之不合理产生的高昂生产费用的话，增产计划就无法实行』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政府正在直面立即实行土地的国家管理的必要」。
「土地的所有权虽然那样地存在，为了让为陛下保留的日本的土地真正地发挥作用，（就要）为了提高生产力限制个人所有权的滥用，国家公益地管理之（土地）」。
对此，三宅将「土地国家管理」的具体政策细化到「耕地的交换与分合」、「降低地价与佃租」、「对山林的统制」、「牧草地的开放」、「防止农业的副业化与创设适当规模的农家」、「农具的共同使用与对农具的普查」、「对适合土地、收获多多的品种的奖励」、「通过农业立地主义，防止良田的毁灭 」。
1939年4月，三宅正一在「农业生产力扩充的极限点与其打开策略」中说：
「到达了『不加入土地制度的改革、分配机构的修正、经营的共同化与机械化等，对农业组织机构根本地公益的统制与改革，适合新事态、担当新颖之生产力扩充就是不可能的』的事态」；
「在其急迫的事态下，必须响应时务之急。在此际不需要国家费用而可以快速实行的方法，就是土地的国家管理。国家有为了生产力扩充、为了公益而断然实行土地的国家管理的应该」。
他在1939年12月执笔、1940年1月发表的文章「第75回议会与农政政策」中，再次主张：在「第75回议会的农业问题的中心」，是「食量的增产问题与作为现实当务之急的食量配给的问题」。并且为了对应「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是要实行「土地的国家管理 」：
「作为农村劳动力不足对策的农业机械化问题，最终也要落脚在土地问题的解决上。国家将所谓增产的至上命令摆在前头，立在公益的见解上，断然实行土地的国家管理……谋图佃租的适当化；以生产费用与生活费为基准，毅然实行对佃租的强制降低直到佃农合算的程度为止，必须使得农家的中心劳动可以专心于农业」。
鼓吹农村改革事业先锋的三宅在1939年12月10日，还在社会大众党上做了报告。
1940年5月，三宅还在鼓吹自己的土地国家管理。在「国土计划与农业」中，他力说「国防国家建设的基础」，是「以断然之国土计划的确立为前提，不必说在其上必须进行各种的重组」。这样，「统一之计划」与文化、医疗、娱乐的「计划的地方分散」就是必要的了。三宅强调，纳粹德国的「世袭农地法」是「划时代的设施」，必须加以学习。
「从农业部面出发研讨国土计划，应当第一着手的紧急问题是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综合调整……以工业的地方分散为目标的国土计划，只要是不基于农业用地的见解、不尊重爱护农地的精神，就必须警惕其成为大城市的危害与罪恶的地方分散的一点。 为此，对于土地利用与处置，贯彻公益的管理的土地国家管理制的确立必须成为国土计划的前提……从民族的健康与保持纯洁的见解出发的国土计划，应确立国家应当抱有的最低比例的农业人口，以我的个人见解来说，相信不应该使得农业人口减少到大和民族的4成以下」。
期间，就在1939年11月，「农地制度改革同盟 」诞生。关于这个同盟，可以详见的这一篇文章：
会长是由谷义治、副会长是三宅正一 ，主事兼会计是平野力三，常任理事则是三轮寿壮、片山哲、杉浦武雄、须永好。
其实，在这一时期，随着战局的进行，各种农会等农民团体相继由于政府的压迫而被消灭。另一方面，由于为了确保食量的增产、就要确保作为生产者的农民的地位，相继通过了「农地调整法」与「佃租统制令」 。就这样，以三宅正一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家们希望搭上「建设战时体制」的快车，进一步实现佃农生活与土地制度的改良，农地制度改革同盟 就是这么诞生的。
「特高月报」 记载，1940年2月18日，在「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第一次大会上，三宅遭到了以下的质问：
「本案在最后是要创设自耕农，就变成要把其（土地）作为家产永久地归为个人所有的样子了」；
「如果真的存在为了国家全体而被改革之物，就应该否定将这样的个人利益为最终目的的方案」。
面对「你的改革方案不是为国家集体的主义、而太个人主义了」的质问，三宅如此回答：
「作为自己的土地来耕种，与公有的观念没有矛盾之处。或者如果所谓统制的强化之事也实现了，预留陛下的土地而现在耕作之的话，没有违反国家目的之处。请为了将这样东西的酸也好、甜也好都细细地品尝过的我们陶醉之中的方案而尽力吧」
而对于「从来以政府的力量进行的自耕农创设现在已经失败。这种程度的自耕农创设终于能够使我们在等待几十年前成为自耕农吗？我对此实有不安，希望更加突进的改革」 ，三宅如此回答：
「本案与从来的自耕农创设不一样，佃租是十分低下的。从而因为农民的经济转好，我想这个也就会成功，并且建设助农土木工程的资金也有了，其他那样的资金不管多少也可以投入了。总之，有着『我们什么时候夺取天下』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的天下到来的时候，就不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上，三宅这一时期也开展着热切的议会行动。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他先后展开了以下的质询：
「相信东亚新秩序的意义是，政治上将东亚民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支配中解放出来，经济上在于打造东亚经济协同体，政府的见解如何」；
「我既认为东亚新秩序不只是日满シ，还包括南方各国，政府的南方政策如何」；
「应该基于可以被称为『生产力国防国家』的主张强化国内体制。在这一点上现在的体制过甚遗憾的点还很多。首相的所见如何」。
对于三宅来说，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撼动社会大众党的事件，也就是斋藤除名问题。民政党的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 恶意发表了一篇指责军部政策的演说，史称「反军演说」 。对此，在军部等政界右翼的强大压力下，最终斋藤隆夫为众议院开除（除名）。在决定要不要开除斋藤的1940年3月7日的本会议上，一共有十人选择缺席，他们中有水谷长三郎、冨吉荣二、松本治一郎，也有西尾末广、片山哲、安部矶雄等「社民系」 的大员。须永好当时描述说：
「打听院内常任委员的意见，干部的方针似乎意外地强硬。麻生君也主张开除，三宅君也相当强硬……虽然到最后我还是主张自重论，终于还是决定对十人发出离党劝告，麻生、杉山、河上与社民系十人进行了欢笑而别的交涉。我们在曙庄与野沟胜、河野密、浅沼稻次郎、杉山元治郎、田原春次碰头。」
最终，缺席的十人全部离开了社会大众党。
这件事其实可以说带有很强的派阀抗争的色彩。是社会大众党内面对法西斯化的「积极推进派」（中心是日劳系），与「非积极推进派」（中心是社民系） 之间的最终对决，最终「非积极推进派」败北，被开除出党。但这里要注意，这并不代表「非积极推进派」就是「反法西斯义士」，相反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法西斯化。
以这件事为契机，三宅参与了「圣战贯彻议员联盟 」，以后与三宅一同行动的小山亮、永山忠则也在其中。里面还有西马利马、津云国利、清濑一郎、赤松克麿、中村高一③等人。
社会大众党事实上分裂后，中央委员会在1940年4月27日召开，麻生久接替离党的安部矶雄成为新任委员长，三轮寿壮则接替麻生成为了新任书记长。 须永好成为了农村部长，三宅正一也成为了外交调查会副会长，这样日劳系就彻底掌握了社会大众党的主导权。
然而，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席卷起了新体制运动的风暴，作为其中的一个推波助澜者的社会大众党也即将走向自己的末日。甚至作为革新派的先锋，社会大众党还要力争比政友会、民政党等政党解散得更快。在1940年7月6日的社大党解散大会 上，三宅发言道：
「今天社会大众党虽然解散了，我们不是漠然地解散了党而等待崭新的体制，崭新的政治体制要改革资本主义、面向举国一致题主，这必须成为其根本……今天世界正在不断实现崭新的重组，为了与之对应，首先有着重组国内的必要……社会大众党必须来做日本的重组，然而那不（只）是社大党与其他革新派取得政权，而必须是建成立足于日本独特的国体的、日本模式的举国的新政治体制，那是改革资本主义的新体制，那正是国民运动目标，为此拖着尚未觉醒的人们，引向贯穿外交、内政、都市、农村的革新之线，就是我们的任务。因而从今天开始，要和与我们同心的人们一起，将我们的特长打入政治」。
三宅不愧是日劳系的一员大将，他的这些话，正把解散了社会大众党的人们的想法表述得清清楚楚。
1940年7月14日，新体制研究会组成了。根据特高月报，这是一个由主导的原社会大众党议员，与为了参与新体制运动而纷纷解散的小党议员们组成的组织，旨在积极参与进入近卫文麿的新体制运动。从1939年开始的「新体制运动」，是1930年代的几波运动中，革新派们最终实现对国家改造的运动，也是日本法西斯化的最高点，标志性成就正是大名鼎鼎的「大政翼赞会」与「产业报国会」。三宅曾经在1940年8月16日提及这件事：
「所谓新体制，必须是确立政治新体制……必须是基于公益优先的原则，出于经天业翼赞的职分而奉公的、国民的全部力量的新体制。绝不是所谓议会新党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政治新体制」，在三宅等人的构想是要有包括一个涵盖了国民全体的政党，而不只是一个涵盖国会全体的政党。这一时期的构想可以看拙作：
新体制运动的疾风越吹越劲，「统合的国家一切」的旋风刮遍了日本列岛的大地。「大日本农民组合」本来是在帝国政府压力下被迫组建的，现在就连农民组合（农会）本身也不被允许存在了。1940年6月5日，「大日农」的恳谈会就确定要自己解散，三宅也成为「解散准备委员」之一。1940年8月15日，「大日农」召开全国代表者会议，「全场一致 」通过了解散自己的决定。三宅正一在大会上说明了这件事：
「既然社会大众党为了顺应新体制运动而解散了，农会也包含在顺应之而解体的方针之中，与在工会有着产业报国运动不同，农村还没有可以替代之的组织，没有任何作为国策确立下来的。然而因为近卫内阁的出现，新政治体制急速地进展，以至于见到其曙光， 这次采决了跟党一样的方针。希望大家能在这一意味上，赞同本农会的解散」。
三宅确实是个大忙人。1940年8月16日，他又出席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地方支部组织责任者会议」，并做了「状势报告」。
「从现状来看的话，日、满、シ三国的提携还决不能实现东亚新秩序建设。铁、石油、锰、棉等一切物资在这三国都是欠缺的。也就是必须是包括了那样物资丰富之荷属印尼、法属印度支那等南洋圈的东亚经济圈」。
三宅还是一个很高瞻远瞩的人。他敢然指出，荷属印尼、法属印度支那就像是落在荒野的果子一样是「无主物」 ，假如这两地被德国支配了，「不只是美国，事实上与日本间要发生很大的战争。日德战争是必然到来的，所以有田（八郎）外交是难以避免这一日德战争的，因为在旧秩序、亲英美外交下会成为日德战争，这样的话，就变成日本必须与苏联、シナ、（德国）三个敌国周旋。 」（高堡奇人？）
这样，日本就会遭到德国战车的威胁，而那「30台时速700公里的德国重型轰炸机」一旦袭击东京，东京「一周之内全部烧为白地」 。所以：
「出于对变为日德战争的恐惧，为了结束有田外交，米内内阁倒台了，同时这也是近卫新体制诞生的一大原因。」
到这个时候，三宅依然不忘自己心心念念的农村，又借机提出了「土地国家管理」、「肥料国家管理」、「资源国际管理」等改良主义的目标。
面对台下的质询，三宅表明真心，他相信解散了农会的现状才是真正忠实于国家的所以：
「既然地主联合会、佃农农会都已经没了，在将其变成崭新的东西上，与警察官也好，其他官吏也好，与一切的人交涉下去……我想今天不想也不可以再与政府发生冲突了。」
与警察的关系则要是：
「（我们要）在与政府的协调间，接受政府的要求。请不要再（将警察官）想成是迄今为止的警察官了，我们也没有见到迄今为止的警察官了，承蒙警察也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
以往，日本农村的阶级斗争中，日本警察与社会主义农运人士冲突非常激烈，但是既然如今都要「协力国策」了，二者也不「应该」发生冲突了。
而且，对于「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主张，三宅也说的很清楚了：
「依据日本国情的公益优先，在一君万民体制的、全体主义的土地制度中，采用德国的方法，而且也要考虑日本的国情……真正地助力于国策，是我们的使命」。
三宅在这里本身依然是试图加入「革新」的潮流，将自己改良土地制度与佃农地位的愿望，跟传统主义的「一君万民论」、日本特色的「全体主义」缝合在一起，制造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政策。
就在好像一切都顺风顺水时，灾厄却降临在三宅前行的事业之上。
1940年9月6日，被选为新体制准备委员的麻生久猝死 。麻生一直以来是领导着社大党加入「革新派」运动的中坚人物与领头羊，麻生一死，带给原社大党成员很大的打击。不但原社大党势力失去了一个在法西斯势力中有所影响力的人物，社大党势力也一转消极。根据『特高月报』，「麻生的猝死给予旧党员的冲击意外地大，为此（其）斗志丧失、统制弱化是不争的 」。
1940年10月30日，警视厅劳动课请包括三宅正一在内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 」的领导人物喝茶，要求他们自己停止散发海报的行为。为了强化战争的「足量的」社会改良归社会改良，「改革同盟」的行动可是要动摇到旧帝国的国本——地主制，特高对此可是很明白的。
回来以后，三宅正一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不利于促进新体制，不得不要解散了。对此，平野力三如此反驳：
「反对三宅君现在的说法。请保留这样的发言。我认为只今的农地同盟绝不是这样的东西。不管如何地在新体制下，我认为我们果然还是有着还是要作为农民的代理人、和鼓起国民舆论的机关的任务。 我想现在成为了三国同盟缔结的外交强化，其背后也是因为有着国民的舆论之力才能行。我自己断然地有着希望本同盟存续下去这样的决心」。
此后，三宅离开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在1940年11月20日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常任理事会中，平野力三报告了三轮寿壮、三宅正一脱离同盟的事情。1940年12月18日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二大中，平野如此说道：
「在这里要对诸君倾诉的是，在像如上的法案在议会提到议程上的时候，其在议会是否通过，是与我们是否有所力量相联系的。……然则近时，虽然对于农民运动，有着——因为是新体制、（农运）衰退起来会比较好——这样想的人，我想要对诸君倾诉的是，有着持有实力的必要的话，就必须持有实力，也就是这一运动必须白热化地做起来这样的事」。
在二大上，副会长三宅、常任理事三轮寿壮与片山哲辞职。从此，平野力三与须永好掌握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主导权。
1941年2月26日，在审议「农地国家管理法案」时，三宅被人质问「这个法案做起来跟集体农场有什么区别？ 」。这时，他回答说：
「因为俄罗斯所有制的形态是国营制，是以土地国营的原则共同劳作，与俄罗斯不同，因为是所谓将自耕农全部归于国家管理，像是德意志的立法例子，又以氏族神为中心，按照部落是天皇陛下预留的、要公益地管理它这样的，日本的管理方法进行，与俄罗斯的所有制形态完全不同」。
此后，他又在『产业组合』上发表了「米价问题」。其中，三宅提出：
「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我国佃农制度特性的实物地租缴纳制，只会提高米价而有利于寄生的、不劳而作的地主，不利于生产的农民的这一点」。
因而，他又强调说，「战时增产政策的基础，不在于提高价格，而在于通过生产降低生产费用」。「应当扩充土地之公益的国家管理制度，先进行佃租的低下化、合适化，在其基础上断然实行耕地彻底的交换、分合，确立节约劳动力与协同化的基础条件」。
这一时期的三宅越发魔怔了。在「全国协同组合保健协会」发行的『保健教育』中，他主张：
「昭和16年是シナ事变的第五年，世界战争的第三年。世界、东亚、日本，通过这一深刻之战争的牺牲，必须创建更高、更好、更合理之新秩序……一切古老之权威与秩序都相继渐渐崩溃离去了，在其中、在其上，为了不断创建崭新之权威与秩序，实现世界历史的伟业，必须先实现国内新体制的建立」。
「国内新体制中，最落后的一部分，是保健体制……疾病的医疗不过是保健体制的一部分，保健新体制的本义是从疾病的预防，扩及到对住宅、营养、训练、劳动时间、休养、优生等贯穿一切的环境改善与生活指导，为了民族全体的强壮化，必须跃进到可以发挥统一综合的作用的体制」。
在1941年12月的杂志『科学主义工业』中，他刊登了名为『夺回科学的权威吧』的文章。
「将科学技术从资本的隶属中解放出来，反过来确立使其夺回指导资本的权威的政治方向，正是面前的最大问题……被关在ABCDS包围圈中的日本，被逼到了这样的立场中——不作为其绝对拼命的至上命令，不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共荣圈的资源物资，通过自己的头脑与劳动力与资金……确保量质并优之生产，就无法继续存续……事变开始五年以来，在——虽然对资本与物资的尊重与对策泛滥，对于作为创造了资本与物资的主人的劳动与科学技术，其真正之对策却依然贫乏——的这一点上，有着日本落后的根源」。
为打造可以建造「新世界秩序」的人才，就要设立「育英金库 」。在这种想法下，三宅在1942年4月发表了「兴亚教育与育英金库新设」一文：
「大东亚战争的赫赫战果，规定了世界史的一大飞跃，在资本主义的英美旧秩序的崩坏同时，以日本、德国、意大利作为指导国的新世界秩序创建紧追在战果之后，不，简直必须在与战争并行。伟大之世纪的圣业，既然必须以雄大之构想成功地完成，作为其基底的，是人的文艺、教育的问题……将育成人才的基础，从被限制在一部分富裕阶层的地盘，扩大到全体国民，不只是政治的正义，也可以成为对国民志气的鼓舞，其使得真正人才辈出的效果是无限的」。
距离战败还有三年，三宅正一的革新大业尚未完成。战后，他遭遇了GHQ正义的「公职追放」。对此，三宅在「我的履历书」中说：
「正因为我到东条内阁的时候的翼赞选举，都是以非推荐身份当选的，我感到没有理由受到这样的假追放而激怒了，试过调查以后，明白了自己在战时中参与了护国同志会这件事成为了口实」。
真的如此吗？恐怕有没有「翼赞选举」与「护国同志会」，以三宅的上述作为，又怎么会不值得一个「公职追放」呢？就连学者横关至，都说这就是当时政界的热门，也就是把法西斯化的一切过错都怪罪到东条英机头上，仿佛「都是东条的错！」一样。
参考文献：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上）」（横関至）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下）」（横関至）
「三宅正一の農村医療分野における「社会運動的農民運動」（下）」(飯田洋)
「三木清の協同主義と蓑田胸喜の三木批判」「野村卓史(広島大学・教務補佐)」
「協同組合運動とその思想 千石興太郎研究ノートー」（猪股趣）
「日本ファシズムと労資関係ー産業報国会史論ー」(西成田豊)
①小泉亲彦（1884年9月9日-1945年9月13日）1908年在东大医科大学毕业，1921年成为医学博士。1932年成为近卫师团军医部长，历任陆军军医学校校长、陆军军医总监（相当于陆军中将），成为了陆军省医务局长。1937年，职位改名为陆军省军医中将，是陆军军医中地位最高的人。1940年，他获得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41年，他在第三次近卫内阁成为厚生大臣，并在接下来的东条内阁中留任。1944年7月21日被选为贵族院议员。
1945年9月，他作为战争犯罪嫌疑者被GHQ要求出面，他却拒绝了联合国军的调查，自己剖腹自杀。
②舩山信一（1907年7月29日-1994年3月16日），日本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1930年毕业于京大文学部哲学课，在西田几多郎下学习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三木清、户坂润等所谓的「西田左派」。1932年，他与户坂润等人组建了战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唯物论研究会」，1933年更参与了「日本无产阶级科学同盟」，1934年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战时与三木清一起转向提出「协同主义」。
战后成为「河北新报」论说委员，此后在立命馆大学担任教授。他长女的丈夫是藤冈信胜，本来是「民青」的成员，1963年加入日共，结果海湾战争后一转极右翼，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打造新历史教科书之会」 的创始人之一。
③中村高一（1897-1981年），日本律师、政治家。东京西多摩郡出身，1923年早大毕业，成为律师。1930年成为新劳农党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成为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作为「自由法曹团」的一员，曾在「自由法曹团」事件中被捕。历任东京市议会议员、1937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42年翼赞选举中作为非推荐候选人落选。1943年东京都成立时，当选为东京都议员。战后，进入日本社会党而遭遇了公职追放。1960年正木清辞任后，成为第41代众议院副议长，1967年落选众议院议员，此后专心于律师事业。
作为总评辩护团的一员，曾经参加「帝银事件」的辩护团。1981年去世。
图源：Livedoor「見よ！帝国日本のプロパガンダポスター！(豪華8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