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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大庭广众下说天皇该死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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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okai T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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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非常懂日本皇室的具体个人关系,这里只是有感而发。

众所周知,以「天皇」为日本、日本国家、日本国民的一切的绝对中心的「天皇制国体 」,已经随着战败而崩溃了。直至1945年前,在日本近代甚至出现了、被要求无条件地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与个人私生活领域,被天皇制国家彻底吸收的现象。比如1941年文部省的「臣民之道」就规定:

虽是一碗饭、一件衣,也不单单是自己之物,即使在游闲、睡觉之时,也不是离开国家的私我,一切都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等在私生活中也须勿忘一心归于天皇、奉仕国家。」

竹内好也曾经提出过「一草一木中皆有天皇制。我们的皮肤感觉中皆有天皇制 」的命题。这种情况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但公然辱骂「天皇去死」会社会性死亡与生理性死亡,私下辱骂「天皇去死」也会带来社会性死亡,乃至个人的心理折磨。其例子就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就说,她即便在美国 写关于天皇制的论文时,也做了被警察追赶的梦,出了一身的汗。藤田省三也说过:

「天皇是一系的权威,天皇制是自然的秩序。所以,企图变革体制的都是自然的破坏者,处以火刑也不为过。天皇制对革命势力施加的“冠绝”世界的暴力与压制,就是从这里得到支撑的」。

战后,随着「人间宣言」、1948年「和平宪法」颁布,天皇似乎不再成为日本国内至高无上的存在了,一般国民也获得了批判天皇的自由。治安维持法结束了,天皇资产被冻结了,神道特权被废除了,政教分离实行下来了,战前宣扬天皇制国体的「国体的本义」被禁止出版。与此同时,旧有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也遭到了很大破坏,君主无权的立宪君主制确立下来,天皇制国体似乎就此完结了。然而,果真如此吗?

1945年8月15日聆听玉音放送的大阪民众

事实证明,即使是在战后俗称「吉祥物」的「象征天皇制」中,依然留存着战前国体的元素。

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昭和天皇重病后相继出现的“自慎”情景。下文有关“自慎”的信息,皆取自于推行民主教育国民联合会编:《为推行民主教育资料集第15辑—天皇的换代》。

天皇病重消息播出的1988年秋,日本各地的娱乐性集会活动,诸如“祭典”或“庆典”之类的字眼就霍然消失。在电视广告中,诸如“元气(健康)”、“生活的快乐”等话语被消除,在百货商店和超市的食品货架上,意味喜庆意义的红小豆糯米饭也不见了。由于秋季大祭活动的取消,使许多露天商店的营生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因此出现了夫妻一起自杀事件。在神宫球场举行的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棒球比赛的现场,作为其象征物的大鼓和华丽的装饰也没有了。据说这是因为在东京六大学棒球联赛开始的第二年,当时作为摄政宫的昭和天皇曾经在这里为优胜队颁发过奖杯。 然而这种过分的“自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 ,使得自民党不得不抬出皇太子出来说话,说这种过分的“自慎不是令人希望的,也违背陛下的心情。神社本厅也发布通告说,诸如“七五三”和“初诣”等个人性节日祈愿活动,应该与通常一样照常举行。这样,红小豆糯米饭也一度改名为“糯米饭”,以只加小豆的“白米饭”或淡颜色的红豆饭形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右翼在街头的闹事活动也自我收敛,日教组(日本教育工会)的教研大会20年来第一次得以在没有右翼骚扰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在此之后,昭和天皇去世时到处悬挂吊旗,各工作单位集体默哀,各电视台有机地配合这种气氛制作特别节目,在戒备森严的警戒状态下的大葬礼、即位典礼、大尝祭,以及长崎市长枪击事件等等,诸事多多。例如在警戒体制方面,在按照事前警察部署而举行大葬礼的当夜,新宿歌舞町繁华街的红灯被熄灭,“亚绔匝”(黑社会帮派)组织事务所的大门也紧紧关闭了。我们知道,“亚绔匝”组织无论是盂兰盆节还是正月过年都是不休息的,而这次却例外。正如“亚绔匝”组织的组长谈其感受时说,“我干了27年‘亚绔匝’,但是像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

祈愿康复的签名、文艺活动的“自慎”、悬挂吊旗和表示默哀等,对于企业及其在那里工作的职员们而言,应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应酬礼仪表示。因为他们平时的关心热点,并不在这里。即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就是这微不足道的应酬礼节,你要参加是非常容易的,而你要拒绝参加则绝非易事。 作为每一个工薪职员来说,你要拒绝别人约你一同签名祈愿天皇康复,你要反对悬挂吊旗和拒绝默哀,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决心。围绕着是否挂吊旗或下半旗的问题,有一些大学发起了反对运动,而大学当局都为确保悬挂吊旗的名义而到处奔走做工作、虽然这与做工作者的个人感受和思想倾向问题完全是两码事,但是身为大学的负责人,他一定要千方百计确保悬挂吊旗的这种名义。

一个工薪职员要反对悬挂吊旗或拒绝默哀之所以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是因为这关系着表明他对自己的所属企业和工作单位是否具有忠诚心和协调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虽说与其作为公司职员应履行的职责义务完全是两码事,但一旦采取了拒绝态度,他对企业公司的忠诚心就会受到怀疑,甚至很有可能被视为异类 。从每个个人的立场而言,他最希望的是把挂吊旗和默哀理解为少许的应酬礼节行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悲痛哀悼。但是,正是这种少许的礼节性应酬行为,一旦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就会在国民范围内激发起过分同调的、话语权威性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许任何批判的巨大权威而君临整个社会。如此一来,那位看似性情温和的生身天皇就会不知何时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权威性凌驾于社会,从而驾驭和支配我们。

——「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1989年1月7日,裕仁死后的日本街头

显然,到战后,虽然国民已经拥有了批评天皇的自由,然而「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天皇」却成为了暗藏的、不言自明的社会规范 。而这种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显然远远超出了「我们要尊重作为天皇的那个人」,而达到了「我们要尊重我们国家的君主——天皇」的水平。而如果拒绝这种社会规范,某种程度上就会被视为异类 。尽管这种社会规范下的社会心理不是硬性的规制,但它一旦需要被以行动证明时,马上就变成了硬性的规制。即使到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有政治家公然辱骂天皇,他的话肯定会变成炎上发言;如果NHK也像BBC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一样,做一期天皇德仁夺回大政的节目,还能播出吗?从这一点看来,天皇制国体的元素还暗藏在日本社会中。

当然,作为个人的天皇是反对这种行为的,不过于事无补——但是,恰恰是这一点上,也与战前天皇制国体一模一样:重要的是「天皇」,不是「作为天皇的个人 」,「作为天皇的个人」面对有形无形的规范,其自由一直是有限的。

以前在战前,社会观点对这种天皇制是「不允许讨论 」;到了战后,社会观点对这种天皇制是「没必要讨论了 」。但是,真的「没必要讨论了」吗?当然,可以说,这种「每个人都应当尊重天皇的规范」,是由于一小撮到处搞事的极右翼团体所施加的压力造成的,可是为什么社会上的大多数就从来不对他们进行正义制裁,反而逆来顺受呢?

刚刚战败时,「人间宣言」虽然是GHQ起草的,昭和天皇却强行将日本历史上政治意味重大的「五条御誓文」加了进去,声称战后建设新日本仍「须依此宗旨」。里面更是有「朕与尔等国民共存,常欲同利害、分休戚」、「夫观爱家之心与爱国之心在我国尤为强烈」 等内容,这些无疑是昭和天皇要继续向一亿臣民宣示,虽然天皇的地位不同以往了,但是天皇与国民间的感情所维系的 、以及以「爱家-爱国模式 」为基调的「国体」还在。

即使是规定「天皇地位基于国民的总意」的1948年宪法,这份真正定下了战后天皇制基调的宪法中,也有着国体的影子。1946年重新制宪时,引发了「天皇制国体」是否变更的争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和辻哲郎与佐佐木惣一 的争论。政府的官方结论,是「日本依天皇为中心实现国民统合的国家特色仍然存在」,因此国体没有变化,变的只是政体:只要天皇不灭,国体也不灭。老实说,这与之前「有天皇才有日本」的国体论,区别也不是很大。

吉田茂首相更是回答:

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君民之间没有任何对立状态,自日本有史以来君民之间就没有任何违背之事,这就是我国的国体。」

时至今日,「天皇制国体」依然隐隐地暗藏在日本政治之中。1966年作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纪元节」,换了个「建国纪念日 」的名字复活(如果日本是以人民而不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这种节日的日期应当是新宪法颁布的日子);1999年制定国歌国旗法 ,把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之丸」、「君之代」正式恢复为日本的国旗、国歌;2006年教育基本法 被强行改正,自民党政府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强调了对爱国心 的表达。

2000年,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 接连做出了「神之国」与「国体」的奇妙发言:

「希望国民牢记日本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

「日共……不承认天皇制,要解散自卫队,也不承认日美安保体制。这样的政党……怎么能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的国体?」**

森喜朗说出这些话时,比起战后的池田勇人等自民党首相,他更像是战时的东条英机首相。这批自民党内的「天皇制传统主义者」老保,随时准备开倒车,将「天皇为了国民而存在」 的战后天皇制,复辟成「国民为了天皇而存在」 的战前天皇制。森喜朗当时虽然受到在野党、左翼工会与大众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他自己却死不认错,还要嘴硬说:「我提到的是(以天皇为中心)是日本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意思,与战后的主权在民没有矛盾的地方。」这件事直接波及到此后的众议院解散,2000年众议院解散也因此得名「神之国解散 」。

而这种事情并不遥远。针对日本最近纷纷扬扬的「改宪」问题,曾经就有涉及天皇的一条内容被列入自民党的改宪草案中。自民党曾计划将宪法第99条:「天皇、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裁判官等其他公务员,有尊重、拥护宪法的义务。 」,修改成「全部国民必须尊重日本宪法。国会议员、国务大臣、裁判官等其他公务员,拥有拥护这一宪法的义务。 」隐隐将「天皇」划到需要拥护宪法的范围之外,这是要将天皇的地位再度凌驾于宪法,无形中进一步抬高天皇权威,为恢复天皇权威至高无上的战前天皇制铺路。再加上「日本会议」 等臭名昭著的右翼团体,可以说,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存在着一批能量并不小的人,而他们正试图将日本再度推入战前天皇制的深渊中。

就是如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