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宅正一（下）
「实现政策，才是真正的革新 」
——三宅正一
三宅不仅仅是口上说说要「育成人才」，还身体力行地实践。而他的一大成果，就是「日本育英会 」——这项日本迄今为止依然存在，而声名远扬的国家奖学金制度。
三宅正一 出生在岐阜县惠那郡静波村的乡贤家里。他的父亲弁次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自由党 的一员，常年担任着村长一职。岐阜县是日本佃农斗争的先进地区，也是一贫如洗的农村地区。三宅在名校岐阜中学读书，但是当地能够进入中学不过只有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人。三宅作为富裕的地主家的儿子，常常在回家时遇到因为家贫无法读书的佃农子弟，他们会向三宅热心地打听中学生活的样子。所以，他在回忆时说：
「其中比我头脑还要好的人也有之。感觉到了只有自己是一点不自由也没有而可以学习，（这）让我孩童的心怎么也过意不去这样的心情，以及比我还有向学心的孩子却因为贫困无法进学这件事的矛盾」 。
考上早稻田大学以后的三宅，其实很醉心于托尔斯泰的著作。同时，致力于创建新农村的武者小路实笃、解放了自家佃农的有岛武郎的实践，也影响了三宅。跟三宅一起在早大创建了社会主义组织「建设者同盟」 的同学们，毕业后便向星火一样飞向日本全国，到处点燃日本工农运动的火焰。
三宅则到了新潟县。在那里，他指导了全国知名的「木崎村争议 」。当时在日本全国境内，小农破产现象严重，地主与富农利用市场机制盘剥佃农，农村阶级斗争十分炽烈。三宅当时在木崎村真切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
「战前佃农的孩子，不管头脑多么聪明，想要上完小学都是呼哧呼哧的，中小地主则可以到中学，上大学的仅限于大地主的子弟」。
当时，他就一方面为了与地主阵营对抗，一方面启蒙在极端贫困中不懂得如何与地主抗争的农民，设立了「无产农民学校 」。早在1932年众议院选举中，他就为农村子弟提出了国家奖学金制度的构想。那时，他在选举口号中高唱「给农村医疗、给农村教育」 。而一进入国会，他就着手于补助教师以养成足够的教师维持学校的计划。
日本农村的教育情况一直堪忧。1931年前后，出征士兵的家中、军人遗族的家中、一般劳动者家中、失业者家中，常常有因为经济原因休学的孩子。而到了1937、1938年日本经济的「军需景气 」前后，由于小学校教员待遇恶劣，许多教师纷纷转投军需工厂，结果小学校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国会经历了法西斯化的狂风暴雨的三宅，在实现自己的政策的路上，不仅结识了不少他党的议员，包括农村议员联盟的助川启四郎、赤城宗德、吉植庄亮、黑泽酉藏 等人，还结识了革新官僚，包括农林省、厚生省、递信省的官僚。三宅自己曾说：
「（在成立国民健康保险法）时，在暗中为我支援的（文部省）官僚诸君为我提供了贵重的情报，托他们的福，在说服议员上很顺利」 。
当时，文部省内的剑木亭弘课长等人正好也在研究国家助选制度。有了成为了三宅知己的他们的帮助，三宅所提出的政策的实行才成为可能。不仅如此，三宅经过议会的论战，还陆续获得了不少人脉，比如广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平生三郎 、林内阁的内务大臣河原田稼吉 、近卫内阁的递信大臣永井柳太郎，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厚生大臣小泉亲彦 等人。或许对三宅来说，这也是他抛弃农民运动、努力挤入上层权力社会的一个收获。正如芳贺绥所说，三宅是「政界中接触面最广的政治家」：
「广阔地与不一样的人接触，一旦感受到其意气、对那个人物心悦诚服，就与天生的忧愁心互相结合，其携手想要共担事务的意欲从来不曾动摇。」
1941年2月，三宅在咨询了森田重次郎、小山亮、山本粂吉、今居新造、西村茂生后，在议会提出了「义务教育国库负担法中改正法律案」。被三宅质询的森田，发表了「森田演说 」。在其中，他如实地倾诉了小学校教员的苦境、并忧虑国家教育的未来——这篇演说在议会内外掀起了很大的风浪。
在森田演说之后，热心教育事业的议员纷纷聚集起来，组成了「国民教育振兴议员联盟 」，由作为小学校教员儿子的永井柳太郎 担任会长。这个在成立一年后成员数就扩充到216人的团体，中间也少不了作为第一负责人的三宅来主持实务。
到1941年3月，「国民教育振兴议员联盟」开始决定推动「创立国家助学制度 」。当时负责制作提案的三宅研究了很长时间，还得到了保险会社的支援、以文部省为中心的新官僚的大力支持，终于在1942年1月制作出议案。当年二月，「国民教育振兴议员联盟」提出了名为「有关大东亚教育体制确立的建议案」的议案，并在议会全场一致地通过 。这一制度的确立，甚至有赖于东条英机首相的秘书官——赤松大佐的暗中支援。
这份助学制度，其目标是什么呢？包括：
将指导者送出到大东亚全境；
为了让从战死者开始的、国家功劳者的遗孤得以走上社会——为了让民族中隐藏的良能提高到最高程度；
广阔地为一般国民扩充入学的机会。
根据三宅对当时的回忆，情况是这样的：
「露骨地提出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案是不行的。为此，就将其表面粉饰为协力于战争的动员计划」。
小山亮也说：
「在其主旨虽有着两面性：有着要养成可以送出到东亚全体的膨大的人员指导者这样的要求，相反地，也有着为国民中有能力而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均等地提供教育的机会这样的希望，议员联盟的真意是后者。然而，由于当时军国主义的倾向已经浓厚，想要与之逆行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不得不暂且将前者一并写入宣传材料中。」
然而，这还只是第一步，毕竟这只是制度的大概，想要国家助学制度真正落实下来，还需要提供更加详细的提案。
文部省受到了众议院决议的影响，决定开始创设国家助学制度 的原案。然而，对于三宅正一已经写出的、乃至涉及到财源出资方面的方案，文部省也是有疑问的。比如文部省就质疑，三宅方案的重点实不在于奖励英才，而在于机会平等，是「社会主义的」 。第二就是国库不足的帝国政府拨款给学生，到底是采用「付给制」还是「借款制」。
即使在议员联盟内部，众人的意见也有所不同。三宅曾说：
「在国家助学制度的目的上，是认为不世出的英才没有被给予充分教育的机会、而以英才教育为主旨的国家的请求应该是重点呢，还是与有无才能无关、让因为经济的理由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受到相当的教育，这样机会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主旨成为重点呢？ 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森田氏等人重视前者，我们则重视后者。」
尽管如此，经过议员联盟与文部省双方通力合作的努力，具体化的法案终于被制成了。然而，法案不但在众议院遭到了否决，其制度的计划费用还不被纳入1943年的年度预算之中。议员联盟只好再度研讨了这个问题，将计划中惠及的学生由20万人下降到3万人 。不过三宅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与日本医疗团的职员以及文部省的革新官僚积极协力，再次打造了一份修正案。
1943年，第81届帝国议会召开。在其中，议员联盟为了可以落实国家助选制度 ，对政府开展了激烈的督促。1943年2月8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金光康夫 委员长自行代表议员联盟进行了质询。在其中，他指出：
「创建大规模的助学金库制度，让作为资质优秀的国民子弟，却因学费不足而失去了进学的机会，让新的良能白白埋没的人不再出现，相信这是在完成大东亚建设的经纶上的紧迫之要务，也实际是士气高扬的大策略。
于是在圣战完成的道路上，为了不幸成为了靖国的英雄的军人的遗孤的教育， 或者，为了在职业重组的道路上，作为转换了祖先从来职业的子弟，现在迫不得已在学业中途退学的人，可以继续学习，而且也为了下级工薪族以及一般劳动大众中没有办法支出教育资金的人，本案的实行，已经是迫在眉睫。」
在议会之外，议员联盟则前往内阁、大藏省、军部、企画院等方面进行游说，先是得到了东条英机首相的认可，接着又说服了海相米内光政，最后说服了事关重要的大藏省。
根据三宅的回忆，他们直接去与时任大藏大臣贺屋兴宣连续交涉了20天，而贺屋兴宣 因为少年时受到了私人奖学金制度的恩惠，因此说服他设立国家奖学金制也不是很难。作为大藏省主计官，实际负责交涉的人其实是大平正芳 ，在这件事中，大平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以此为契机，三宅也与大平在战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情况，其实是随着二战日渐进入尾声，日本侵略者越发在交战的全线陷入泥潭之中，越来越转入最终失败的道路。1943年6月，内阁就为此决定了「学徒战时动员体制确立要纲」，1943年9月开始动员学徒，到1943年10月又取消了此前文科大学生可以不服兵役的规定，正式步入了所谓「学徒出阵 」的时代。
以此同时，随着日本战败的末路日益明显起来，战死者日益增加，法西斯政府需要进一步征兵。一直以来，在地主制下贫困不堪的农村由于可以养出吃苦耐劳的农民子弟，并且一旦被征兵就是家里少了张吃饭的嘴，农村一向是征兵的重点地区 。然而随着青年乃至于一家的父亲等壮年劳动力都被征走然后战死，农村的一家里往往只剩下老弱妇孺。他们由于缺乏劳动力，生活更加困苦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为了消除农村的不满、缓和高涨的反战氛围 ，就不得不去选择援助农村的遗孀遗孤家庭或者留守家庭。同时，为了应对不断深化的战争，育成「对军国有为的青年人才 」，也被提到了日程上。国家助学制度的设立，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
终于，经过完全准备以后，在1943年10月18日，「财团法人大日本育英会 」成立，有史以来在日本第一次实现了国家助学制度。此后政府迅速筹划了「大日本育英会法 」，并在第84届国会上得到通过——这份法律，事实上基于得到了专家援助的三宅正一制定的「兴亚育英金库创设案」，而三宅在其中的用心正是要让国家花尽可能少的钱培育尽可能多的青少年。虽然，根据学者研究，在当时实现的奖学金制度，更侧重于「为帝国选拔与养成埋没的英才 」的目的，而不是「帮助贫苦学生」的目的……
1944年，日本政坛大物永井柳太郎被任命为「特殊法人大日本育英会」的会长，之前的「财团法人大日本育英会」宣告解散。至今，在日本国内国家助学制度中，其「保险方式」的原理，依然沿用了三宅正一 的设计。
其实在当时，质疑这种国家助学制度的人并不是没有。不少保守右翼认为，亲人亲自教导孩子这件事，如果国家插手其中的话，就会导致孩子忘记亲人的恩德，进而破坏日本自古以来的家族制度的美好风尚，最终就会导致忠君的观念淡薄起来，进而危害日本的国体。
对此，三宅则一直是以扶助贫苦儿童上学为基点，支持这项计划的。后来，他也说：
「我虽认为，我作为在战前拥有国会席位的人，不得不感到很大的责任，只是在打造国家助学制度上，我想给了国民很大贡献，对于战败的责任，也有着一丝安慰之处。」
这就是三宅正一。
这里回到1942年。1942年，对于大多数日本众议院议员是一个生死关卡点，因为这一年的194月30日要举行「翼赞选举 」。上一次众议院选举已经是1937年了，其实本应该在1941年举行选举的，但是近卫内阁为了避免国内民心扰乱影响战争，已经延长了一年任期。到1942年这个选举年前，内务省的革新官僚们又想出了一个点子：为了排除从来的党争色彩，应当改变「自由选举 」的选举原理，实行官民一体的「推荐候选人制度 」，只让忠实于国策的候选人当选，这样就可以确立新的议会制度。
就这样，「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 成立了。得到这个组织支持的「推荐候选人」，不但可以获得官方的选举资金（作为临时军事费支出），还可以获得国家下属团体与机构的官方助选。相反，没有得到「推荐」的候选人，反而会面临被政府阻碍选举的局面。
「翼赞选举」的最终得票率高达83.1％ ，其中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466人中381人当选，而非推荐候选人也有85人当选，得到了相当于全部选票的35％。
三宅正一，也是「非推荐候选人」中的一员。跟其他的「非推荐候选人」 一样，他就算是「非推荐」，也不可能公然打出反战的口号，反而要宣称选自己才最能推进大东亚战争完成。三宅特地为此吹了很多彩虹屁。比如，现在是「世界新秩序建设的雄浑之历史的伟业」；
「现在日本，从过去的岛国日本，作为兼具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两面性的世界国家，不断创成以东亚为舞台的世界新秩序建设、的雄浑之历史的伟业」；
「这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单是武力战，是取代长久支配东亚的欧美的自由主义旧秩序、为了建设基于我肇国之理想的新秩序的一大建设战。这也可以被称作我们日本民族被给予的世纪治试炼，不管如何之困难，都必须预期其完成」；
「所谓国防国家体制，是为了完成这样的大事业，所谓我国立于必胜不败的地位、得以向其完成迈进的结构」；
「我经过过去6年间的议会生活，不回看那贫乏，鞭打自己，为了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而努力」；
「在前线士兵放出的枪弹，是粉碎妨碍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英美势力的武力的话，在大后方选民行使的一票，就是使对达成这样的使命有必要的政治力量热烈起来的、建设的利器」；
「我等大后方的国民，应当以那前线的将兵化为天皇的盾牌而勇赴死地的心境，面临这次的选举。我也作为荣誉的皇国之民，选择了议会作为我死战的场所，发誓要披沥赤诚而挺身努力」。
三宅作为非推荐候选人，在推荐候选人得到全面援助的同时，他的竞选活动却会遭到警察露骨的干涉，以至于政府机关全面的压制。尽管如此，正如（中）说得一样，他还是得到了小泉亲彦与有马赖宁的鼎力支持而成功首位当选 。在那么多次的穷困的境遇中，这是为数不多三宅可以不用顾虑经济方面而竞选的选举。三宅的长子新一回忆说：
「在翼赞选举之际，人们聚集起来、热烈起来，使得我儿童的心灵也兴奋起来，那是父亲最为高扬的、幸运的年代」。
这次选举中，作为农运家的原社大党议员有五人当选，分别是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前川正一、菊地养之辅、川俣清音 。他们都属于拥有459名众议院议员的「翼赞政治会」。三宅除了这个，还参加了「农村议员同盟」、「经济议员联盟」、「国民教育振兴议员联盟」。其中有着有马赖宁、千石兴太郎、石黑忠笃的「产业组合」作为后援的「农村议员同盟」中还有川俣清音、前川正一、平野力三、永山忠则等人，而「经济议员联盟」中还有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河上丈太郎 等人。
现在再回到三宅的思想。到1943年时，三宅正一对于战时医疗的思想觉悟更进一步。在1943年3月21日的「决战生活的降低与合理化（三人谈话会）」中，作为日本医疗团主事与众议院议员三宅正一发言道，应该向着「提高到更高、更合理、更健全的生活」的方向加以指导。
「战争渐渐进入到了决战阶段，消费上必须越来越缩衣减食，人也必须去往必要的方面。是必须早就强力而贯穿衣食住全方位的战时生活体制的情况」；
「到现在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活已经不行了，会使得身心虚弱、精神堕落这样的方面很多。通过这一大试炼，要将其提升到更高、更合理、更健全的生活。以这样崭新的方面为中心而加以指导，我想即使到了战争结束、物资丰裕的时候，也必须为了让与迄今为止不同的、更加健康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加以指导」。
「我认为做到像在田园饲养淡水鱼、鲤鱼啊，喂养泥鳅这样啊，通过吃食这些，不让农民的营养失衡，减少了像平常一样吃米的形式，反而因为战争而更加健康了。我认为这就是通过战争，生活被合理化、健全化了，所以，因为是战时下的生活，就说好苦啊、好苦啊，这是不行的」；
「要之，贯穿衣食住全体，作为国民之思想准备的，不知说是灭私奉公呢、还是公益优先呢，总之将生活体制由个人主义转换到公益主义是有必要的，为此，我想不能有认真踏实地工作的话就感到困难这样的事，（也）不能不是保健的事情也好、教育的事情也好，都以共同力量解决的制度」。
可见三宅正一确实大脑降级很多，这一点上其水平真是冠绝日本。
对于三宅个人来说，这也不是一段明朗的时间。1943年4月1日，三宅的夫人去世了。1924年结婚当时，是作为农会活动家的三宅与地主的女儿结婚，所以当时也被称为「赤色浪漫 」。患难与共近20年的伴侣去世，给三宅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不过，到1944年5月，三宅就与夫人的妹妹再婚了。
1944年、1945年这段时间内，三宅与「产业报国会」密切接触，这主要是因为他担任了产业报国会空袭共济总本部的副本部长。以此同时，他还担任了民间组织「战灾复兴本部」的事务局长。根据创立了「战灾复兴本部」的三轮寿壮，当时的背景是「京滨地区的重要产业地带，与东京『无法疏散到农村』的庶民的密集居住区遭到的空袭日益激烈」 。三宅正一则记载说，他与三轮寿壮、千石兴太郎、藤山爱一郎、加藤完治都参与到了「战灾复兴本部」来，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有时开垦烧毁的废墟并种植芋头，有时打造能好好利用不足的材料的家庭」 。
在战败来临之际，对于三宅还有一件大事，就是1945年3月11日成立、8月15日解散的「护国同志会 」。在翼赞选举中当选的五名社大党系农运家中，只有菊地养之辅没有参与「护国同志会」。根据川俣清音的回忆，他当时是「与不满组的盟友三宅正一氏相出谋划策」：
「总之，为了产生20人的交涉团体的两人，在不满分子间来回奔走。桥本欣五郎原炮兵大佐也脱党（翼赞政治会）了，以20人为目标，于是他也奔走了起来。终于交涉团体诞生了，命名叫护国同志会」。
当初参与了护国同志会的25人中，作为中心干部的井野硕哉、船田中、永山忠则、小山亮、中原谨司 都与三宅多多少少有点关系。而到了组建高潮期的1945年2月、3月，三宅也频频与后来「护国同志会」的成员聚餐，还曾经到岸信介事务所达成协议。
虽然三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岸信介在护国同志会中的经历是一言不提，但是岸信介自己是明白的。后来岸信介被人问到为什么「护国同志会」中还有三宅正一、川俣清音 等原社大党成员时，岸信介如此回答：
「其他人可能会大吃一惊，但（他们）几乎是我在做商工大臣时，议会里是商工委员的人。即便如此一个商工省出身的官僚，与这样广阔的执政党、在野党的议员诸君交际，果然是个怪人吧（笑）」。
川俣确实与岸信介有关系，这种关系还不是一般的。1960年安保斗争最高潮时，已经成为了社会党议员的川俣竟然提着咸烹海鲜，到已经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家串门了。 要知道，当时岸信介可是社会党以及国民的万人敌。
「护国同志会」事实上只是一个院内交涉团体， 而不是团体，因此没有纲领、没有政策也没有规章。里面有着三宅正一、川俣清音、杉山元治郎、前川正一 等原社大党成员，也有着船田中、赤城宗德 等后来保守政坛的中坚。里面有国家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也有原社会主义者；有军人、官僚，也有翼赞壮年团、农协、町长与村长等人物，极其鱼龙混杂。但是，「护国同志会」之所以成立，正是为了对抗以「一国一党」为目标的东条英机与大麻唯男等人的动向 ——东条在1944年卸任首相前，已经惹起了国内很多人的不满。而且，当时又是战败在即，「护国同志会」不得不带上其政治的性质。
作为护国同志会一员的中谷武世，并不认为这个组织只是大杂烩。他指出，这是一个甚至谋划组织岸信介内阁的，有着「革新的并且民族主义的性格」的「岸信介新党」。 岸信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我因为在国会没有议席，不出现在表面，作为可以说是政治的黑幕的存在，接受了形形色色的协商。事实上，护国同志会聚集起来时，（有着）作为意欲地、以岸信介新党作为一个政治的考虑，这是事实」。
同时，中谷武室也曾经指出，「护国同志会以彻底抗战为条件，与大日本政治会合流 」，也就是说，「护国同志会」并不是一个主张「早日停战」的组织。对于这一点，老油条岸信介倒是割席了，他就说：
「虽然一方面是护国同志会的诸君（主张）战斗到最后，我是这样的意见：由于塞班岛的战败，日本的战力已经暴跌，几乎日夜不停地被B29轰炸，重要的工厂都被破坏了，虽然乡村里还有海军工厂，因为是每天都被这样（轰炸），不管如何战争还是不得不早日结束」。
但是，后来人们却查证出，1945年时岸信介并非鼓吹「早日休战论」，看来岸信介这人确实是带恶人。根据东中野多门的分析，「护国同志会」是尝试成为政治结社的（党化），事实上也打出了确立「必胜不败的体制」与断然实行「战争政治的全面刷新」 的政策大纲，甚至还提出过军需生产「一元化」的方针。东中野是这样说的：
「岸信介与护国同志会，认为战争继续是可能的，他们所想的是以确立『合理的、有效率的』生产体制、决战体制为政治目标，对于早期停战，不如说有着反对的侧面……岸信介与护国同志会虽然进行反东条运动，并不以早期停战为目标」。
现在说回三宅。三宅后来在自传、回想、传记中，只是提到了「反东条」、「被军部盯上」、「想要找出收拾战争的道路 」、「反对一党独裁的政治」几点，对于「护国同志会」主张彻底抗战、将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 这件事，是提都不提。三宅恨不恨东条？他就是在东条内阁下，吃了「翼赞选举」的苦，不恨是不可能的。同时，东条个人专断的政治，也不招人喜欢。但是，保阪正康评价说，三宅对东条的感情是：
「与左派社会党有关系的教条主义者进行官方化的东条批判（却是帝国主义者啦、法西斯的头子啦这类的表现方式）那种事，有着质的完全不同。倒不如说，这样教条的东条批判所欠缺的『人类的憎恶心』就由三宅来代表发言了」
与一般左人只是对东条各种盖帽子不同，保阪欣赏三宅，认为他是「反东条派历史的存在」。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三宅直到日本战败的前一刻，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政治活动。
随着两颗原子弹降下日本大地，玉音放送从收音机缓缓流出，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 宣布投降。日本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三宅的人生却还没有这么快翻篇。
在刚刚战败的那段日子里，三宅直接参与到了组建一个以有马赖宁 为党首的新党的计划中来。这个新党计划，当时参与的人包括船田中、平野力三、贺川丰彦、安部矶雄、三轮寿壮、河上丈太郎 等人，其中船田中是担任新党的书记长，这可谓真正的「左右野合」。三宅也是个大忙人，作为护国同志会的一员，他当时又参与到了组建以岸信介为党首的新党的计划中来——这个建党计划中，川俣几乎都成了岸信介的「秘书」 。
1945年9月4日，召开了「有志议员会」，一看人员，原来聚齐了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前川正一、川俣清音、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平野力三、松本治一郎、河上丈太郎、田万清臣、菊地养之辅、河野密 ，这不就是战前无产政党「大联欢」吗？会上达成了这样的协议：
「决定在主义之处，在国体护持的点上，以既不同于左翼，亦非自由主义的协同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理念，以此以建设新日本为目标，为此要团结议员以及院外势力齐心协力地迈进」
看来，战争虽然结束了，日本左翼却还没能走出「战时体制」的限制。他们不如说，已经忘记了战前为工农为斗争的那股锐气，却沾满了天皇制国体与阶级协调的气味。不过，走出这段岁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在1945年9月7日的『东京新闻』上，介绍了三宅正一对新党的构想。在「以协同为基底的社会主义政党 网罗全体无产大众 三宅正一氏」 一文中，三宅提出以下内容：
首先，新党的目标是「协同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
「现在劳动大众所要求的是政治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社会的自由，这些不外乎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
「康米主义与我们，在国体护持的一点上是绝对不相容的」；
「不必提工人、农民，（是）作为广泛劳动国民大众的同伴、劳动大众的政党主张其存在，那就不只是旧无产阵营的同志，还要将同一理想的学者、知识分子吸纳入党，必须成为全日本劳动大众的政党」；
「要以所谓在农村的协同组合运动；在都市的日本的产业中，不待言的工人运动，（还有）消费组合运动的三大协同主义运动为基盘，（新党）必须是在立于其上的」；
「即使是在产业政策，所谓的铁道、炭矿即使可以国营，（但是）所谓从来主张的主要产业的国营是不行的」；
「我相信不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以只顾自己的武力为背景，也就是军备扩张的国权伸张，而是日本自身先没有武力，由此应当变化而显现为，要求世界彻底的军备缩小、军备废除的，向着世界和平的国际协调」；
「至少在是保守还是进步的情况下，进步就是社会主义，我不惮断言历史是从资本主义不断向着社会主义的步伐，在此处我们要求的政策的未来，就有着一种光」。
当然，在这里，三宅又大谈「和平」、「社会主义」这些老生常谈了，而对自己过去的劣迹钳口不言。
那有马赖宁的新党呢？原来是这样的：
「日劳系应该是一直策划让三宅、川俣、三轮等人参加，同时三宅、三轮领着有马（赖宁）伯进去，占据未来党首的位置，以想要扩张自己的势力」。
后来有马赖宁在狱中时，也在日记里说：
「电台里放送说社会党拒绝我入党，新闻也写了这件事。我虽然并不在意，但是这完全毫无根据，这样的流言是从哪里出来的，又是为什么会出来呢？有人说，政党的人为了防止社会党的有力化才这样说，有人说左翼一方的勾当。恐怕大概是后者。三宅氏等人将不是我的意思的党首问题抬出是祸根，没有传达我的真实意思，反而是（我的意思）被滥用了的样子，我想这就当然是，在于要防止我的势力的延伸」。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1942年翼赞选举是多亏了有马，三宅才能当选。这两人关系也不错，1943年三宅夫人去世时有马来「弔问」了，1944年有马六十大寿时三宅也出席了，还发表了贺词——因而，从这件事可能就可以看出三宅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暗面」。
从1945年9月16日到1945年9月22日，三宅一直在自己的选区开演说会。同时，三宅也不忘组建新党。根据新潟县知事给内务大臣的报告，随着组建「日本社会党」的动向越来越明显，左翼分子也越来越活化，其中三宅正一是最激进的 。不过，事实上在演说会，三宅多次表明要与日共割席，比如：
「我们有要一直与康米主义之间，保持分明一线的距离下去的想法。也就是康米党虽然否认天皇制，我们则断然拥护国体，其他方面也想要算上麦克阿瑟元帅的希望」。
9月24日的演讲里，又强调：
「日本规定了天皇不可侵犯权，一切都不是天皇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由此就可以说是皇室万代了」；
「包围了陛下的重臣们随便地开启了战争，又随便地输掉了战争」。
对天皇与军部的批判是一字不提，也丝毫见不到三宅自己的批判。反而，三宅特别强调要警惕日共成为「国权政党 」。
三宅确实很忙，9月17日跟老同志会面，9月22日参加东京的无产党结成准备恳谈会（还因为作为护国同志会的一员被批了 ），10月1日又去找有马赖宁商讨意见要组建「生活协同组合」，11月26日参加了「日本农民组合新潟县上中越协议会」结成大会并演说，总之是到处跑。
这期间，1945年11月2日，日本社会党 诞生了。根据铃木茂三郎的说法，三宅正一被排除在建党准备委员以外，同时河上丈太郎、河野密等人对建党也不热心，反而是社民系、劳农派、旧「农地同盟 」的人对建党比较上心。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社会党建党时，「日劳系」被作为战争协力者遭到批判，特别是对与有马赖宁走的很近的三宅正一的排斥很强。 后来1946年2月9日，「日本农民组合」重建时，三宅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或许就体现了这一点。
但是这一切仿佛与三宅无关。1945年11月30日，三宅正一还在书目中发表了「工会运动与劳动管理者」一文，从「作为新工业日本建设的基础的，是产业民主主义的健全之成长发展 」的观点，主张「产业经营干部、工厂职员层的人们，正当工会的勃兴期，（要）深思其正确的理解与协力才可以是产业和平 的关键，做到广泛地揭晓之」。接下来，三宅继续兴致勃勃地鼓吹，需要建立贯穿全社会、全行业的社会民主、产业民主。而且，他直接发问，这种「民主主义的方法」，是「流血革命」，还是「通过聪明与秩序，没有混乱地得以完成社会改革的方法」。 鼓吹「产业民主主义」，鼓吹「社会改良」，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三宅已经提前完成了对几年后「右派社会党」的思想准备。
然而，三宅好日子也没过多久。1946年2月10日，『朝日新闻』宣布，三宅正一遭到「公职追放」 ，跟河上丈太郎、前川正一、杉山元治郎等人一道。根据三宅的回忆，1946年4月众议院选举前他都已经做好准备了，然而内阁书记官长桥楢桥渡向他拍电报表示，「政府不会发出候选人的确认书」 。三宅对此是很气愤的，一直试图把自己是翼赞选举中的非推荐候选人这件事拿出来说事，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没有用——他还是遭到了GHQ的「公职追放」。
三宅正一直到1948年1月才「解除了政治的拘束」，1949年重新作为候选人参选众议院议员。
三宅正一在自己的自传『幾山河を越えて』中，对于战时的国会只是淡淡地提到：
「一时夸耀为36名（众议院议员）的盛大的无产政党完全凋落了，只不过是在右翼军国势力的猖狂中继续着丢人的存在。只是三宅作为个人，这一时期成立了日本育英会，作为日本医疗团理事得以为医疗制度制度改革尽其微力，这是一种抚慰」。
在1971年的「我的履历书」中，他虽然提到了护国同志会，却只是说「护国同志会，是反对翼赞政治会这样的一国一党制的、我们血气方刚的议员十几人组建的东西」、「反对『战时紧急筹措法案』这样类似于希特勒授权法的法律，被军部盯上了」。在作为其传记的『三宅正一的生涯』中说：
「作为社会运动家，也作为政治家，战前的三宅渡过的难关，是太平洋战争的暗影。那完全不只是对于三宅。（对于）挣扎着活过战争的所有人，特别是（对于）作为指导者在第一线的人们来说，是相当于噩梦的一段时间。在日本这个虽然在海外与派出所中有着高叫反对战争的人，却没有在大众中公然高喊反对战争而丢掉性命的人的地方，故意要发现战争协力者，大概是空虚的行为」。
在这本传记中，则提到「护国同志会」是「反政府的、反翼赞会的」，「反对一党独裁的政治，一边守护下意上达的议会的机能，一边想要找到收拾战争的道路，议员每个人都不是被拘束在集团的框框内，而是以独自的立场行动」。至于三宅，则是「对战时历任政府的战争指导方针，始终站在了批判者的立场上 」。
真的是这样吗？这里不妨先看一下关口宽对水平社协力战争的评价：
「深深地支持战争的人们，为何在战后立马又聚集到所谓的解放运动中，我想一般来说很难理解。但是，其背景是，对于战后改革（正）在于战时期发生的体制变革的延长线上（这件事），大概并没有他们像理所当然地一样地思考这样的事情。这么说来，我想水平社的战争协力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协力』这个水平，而大概必须理解成『当真地贯彻』。然而这种『当真地贯彻』的战争协力的真实，到了战后突然就消失了，其中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当然这也不只是水平社，是左翼全体的问题。」
1973年，三宅曾经写了一本『激动期的日本社会运动史』。里面，他提到麻生久说过：
「反对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的话，我们大概都要被杀。虽然被杀的事情，已经是有觉悟了，但是，不是要只是采取笨拙的战术无所事事地被杀掉，而是想要以可以被理解的做法，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而死去」。
对此，三宅评价说：
「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集结正是贯穿麻生生涯始终的政治目标，为此对于麻生来说，柔软的现实主义才正是必要的」。
这番话是评价麻生呢，还是评价三宅自己呢？相信只有三宅自己知道了。
参考文献：
「日本育英会と三宅正一（上）」(飯田洋)
「日本育英会と三宅正一（下）」(飯田洋)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上）」（横関至）
「農民運動指導者 三宅正一の戦中・戦後（下）」（横関至）
「三宅正一の農村医療分野における「社会運動的農民運動」（下）」(飯田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