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战前无产政党属于比较冷门的历史项目，那今天要提到的政党就是冷门中的冷门——劳农大众党 。在日语Wiki上，劳农大众党不过有着寥寥几行的介绍。但是透过这个政党，却可以获得日本战前「左翼」无产政党的一瞥。
一、劳动农民党的末日及其后
1926年劳动农民党的分裂，在日本战前左翼历史上第一次奠定了左派、中间派、右派三派鼎立的格局。自从1926年12月第一次党大会以后，劳动农民党就是「左翼」中代表「左派」的政党，简称「劳农党」。 而「左翼」的「中间派 」，则是「日本劳农党」，简称「日劳党 」；「左翼」的「右派」，则是「社会民众党 」与「日本农民党 」。1926年12月——1928年3月间，全国性的无产政党只有这四家。所谓「无产政党」，就是「左翼政党」的一种通用表达。
虽然右派、中间派各有其势力，但其实这一时期劳动农民党是左翼政党中党的势力最强大 的。1927年「府县会议员选举 」中，劳动农民党得票11万多张，当选13人，是左翼四家政党中唯一可以被看作「选举大胜利」的。水谷长三郎 对此撰文「劳农党万万岁」：
「没有比这次的选举更痛快的了。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的当选议员，再加上地方无产政党的议员，都不及我劳农党的议员总数。何况，提到各党获得的投票数，据说我劳农党也明显地崭露头角， （而）想做到的“当选第一主义”的名士们是那么地狼狈不堪。
康米党啦、左翼啦，虽然有这样的谩骂，民众是正直的。是公明的。真正的无产政党，是通过其党的日常斗争分明地鉴别出来的。
说大话是没有用的。暧昧的非阶级的话语，觉醒的民众是不认可的。
民众想听到真正的东西。民众在自己的心中，盼望着有代表自己、为自己而勇敢行动的（政党）。
在这个意味上，我劳农党正是民众之友。 这样在这次选举中，民众就如实地将其反映了出来。
受苦者有幸了，我等之劳农民党万万岁。」
1928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普选中，劳动农民党得票28万张，选出两名众议院议员。从得票数来说，劳动农民党也是四家无产政党中最多的。
另一方面，劳动农民党也开展了议会解散请愿运动、对华不干涉运动、劳动法制定运动，对于帝国政府与资本家勇敢地摆出彻底对决的姿态 。这是其他三个无产政党都做不到的。
在这种辉煌的战绩之下，是劳动农民党背后的另一面。作为中间派领导人的河野密 曾经嘲笑劳动农民党说：
「表面上是合法的大众政党，其实体几乎不过是日共的外围——傀儡政党罢了。」
河野密的确是正确的。曾经作为当时日共一员的谷口善太郎后来指出日共之于劳动农民党：
「不单单是理论的影响，还建立起了组织上的、具体的联系，将劳农党变成了日共的政策实行机关」。
这里的「劳农党」，就是当时人们「劳动农民党」的简称，下文均使用「劳农党」以指代「劳动农民党」。从理论上，到决策的执行上，劳农党全党都服从于日共。
谷口认为，劳农党内部的书记局 ，事实上变成了日共对劳农党的指导机关 ，而劳农党自己是没有党内民主的。事实上，劳农党在1926年12月以后只不过是日共的一个机关罢了，是日共的合法马甲。1926年重建的日共事实上是违法地下组织状态，而在 1926年，拥护日共的人们纷纷进入劳动农民党，将该党的主导权从右派与中间派抢了过来，逼迫右派与中间派自己建党。而劳动农民党，则成为了日共的外围政党 。1928年普选中，德田球一就是以劳动农民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劳农党的结构是二元 的——里层的日共作为小团体来指导全党，而外围广大的党干部、议员、党员，则在合法状态下按日共指示行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劳农党还在的时候，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典型例子就是在1928年四月初发生的「大道宪二罢免问题 」中。先是作为常任中央执行委员的大道宪二① ，与作为书记局、政治部成员的浅野晃 等人爆发了权力斗争，其后又发展成为「党内左派」的福本主义 与「党内右派」的劳农派等的斗争，乃至于激化成为「本部派」与「反本部派」之间的抗争，大山郁夫、细迫兼光②、山本悬藏、南喜一 等人都卷入其中。
但是这场派阀斗争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帝国政府毕竟是帝国政府，对左翼从一开始就保持高度警惕与时刻监视的态度，不可能一直对此视而不见。帝国的军警宪特机关对于摸清楚左翼内部的情况，是一直保持着高度敏锐的能力；而1928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左翼政党多达8人当选，又不得不使统治阶级警惕起来。1928年3月15日，田中义一内阁一声令下，全国警察同时发动，全副武装、乘坐卡车，大肆搜捕潜伏各地的日共党员，史称「三一五事件」。 日共完蛋了，劳动农民党又怎么能逃得过呢？
1928年4月10日，劳动农民党被帝国政府解散。以「违反选举」的借口，在许多工人与佃农斗争的现场，日本统治阶级趁热打铁，顺便将「日农」与「评议会」系的成员也集中地来了一波大镇压，破坏着他们的组织。 「日农」就是「日本农民组合」，「评议会」则是「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分别是日共下属的农会、工会，也是合法的，跟劳动农民党一样是日共外围团体。
劳动农民党搞得这么好，原·劳动农民党的党员怎么舍得就这样放弃呢？劳动农民党党首大山郁夫就喊出了「一百次解散、一百次建党」 的口号。仅仅两天之后的4月12日，旧劳农党党员就召开了「新党树立协议会」，正当他们想要重新建党时，又收到了政府解散的命令。 所以，为了可以有一个「保持旧劳农党的全部势力，将全体运动更为强力地进行」的组织，「新党组织准备会 」就出现了，简称「新党准备会 」。
在这一时期，旧劳农党的势力依然紧密地团结在日共周边，有一个例子就是：
「被散发出去的传单上，虽然偶尔会见到委员长大山郁夫的签名，然而却是大山完全没有参与其中的东西」。
那么，日共的态度呢？这里可以从日共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 中加以分析。1928年9月10日的社论指出：
「继承有旧劳农党光辉的战斗传统的新党准备会，是（要）通过斗争、通过劳农大众的大众力量，取得其合法性的」。
同报10月20日的社论则是：
「只将获得政治的自由偏颇地理解成『经由革命的手段之物』的话，那是陷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泥沼中去了。合法、非合法的问题是由支配阶级的力量的相对关系所决定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要求常常不一定是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获得的。」
一直到这个时期，日共对于再造一个像劳农党一样合法政党来为自己的发展服务，还是很有热情的。特别是1928年7月以后，在日共党员国领五一郎的领导下，树立「阶级的合法政党 」的运动逐步开展着、进行着。
书继前文，由于「日本农民组合」遭到镇压，跟2年前分出去的「全日本农民组合 」（「全日农」）合并的动向就又出现了。正好「全日本农民组合」基层也很想合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28年5月27日重新合并，成立「全国农民组合 」（「全农」）。「日农」是左派的农会，「全日农」是中间派的农会。农会都合并了，那两派的政党要合并吗？对于旧劳农党的势力与日共来说，如果可以争取到与中间派的「日劳党 」合并，说不定自己就可以重新拥有一个合法政党。 同时，旧劳动农民党本身相比于「右派」的社会民众党、日本农民党，明显更认可、接受中间派的「日本劳农党」。
「全农」结成当天，「日农」系代表是来势汹汹，「以（政党）立刻无条件合并的积极的主张，来临大会」 。对此，「全日农」系的议长须永好 则把这种热望压抑了下去。中间派是很明哲保身的：谁要跟随时可能非法化的你一起挨铁拳啊！ 中间派根本就不想跟日共挨边。
中间派本质上憎恶日共，只是因为觉得右派「你太改良主义了」了——或者说「太不马克思主义」了，所以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建成自己的政党。
1928年6月3日，就日本劳农党、旧劳动农民党势力合并的问题，两派组织了协议会，但日本劳农党找借口 ，以新党准备会并不被公认为政党为由，故意使得谈判破裂了 。当时中间派对左派警惕到什么程度？同年6月21日，日本劳农党东京府文部连合会主办的「治安维持法改正反对无产团体协议会」中，甚至没给「新党准备会」发邀请函 ，可见他们根本不想和左派在一起。
另一边，「新党准备会」里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的情况。「无产者新闻」就在4月25日的社论「关于劳农协议会」中指出，在新党组织运动中的倾向有三种：
①埋头于「只有中央的头头的、纸上谈兵的新党组织 」，贬低大众斗争的倾向；
②出于害怕被解散，主张解除武装的「建党至上主义 」；
③给予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分裂主义者」口实的「建党第一主义 」。
而为了从这些倾向中转变出来，行动组织就需要是「劳动者农民协议会」，也就是「劳农协议会 」。然而『无产者新闻』不得不在7月20日继续指出，「新党准备会」内对于「劳农协议会」的认识也分歧很大。比如：
①革命的形势下要组建苏维埃 的「极左的解释」；
②放弃「战斗的大众组织 」的「极右的解释」；
③理解成要准备地方无产政党的解释。
然而1928年6月，「劳农派」导师山川均 撰文认为，在扩大「劳农协议会」成为真正容纳广泛大众的政党上，为了避免变成跟中间派、右派合并，「劳农协议会」应当转型成地方政党 ，以便成为「左翼战斗分子」与大众的结合。结果在这种认识下，1928年7月22日「劳农派」脱离旧劳农党势力，自行组建「无产大众党 」。
抛开这个插曲不看，重建劳农党的运动是一直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发生了方向的转换。1928年7月17日，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其新方针规定：「无产阶级唯一的政党是共产党 」，指责一切合法政党都是向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堕落。 这不只与当时反对在东亚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有关，还当时强调「资本主义第三期」理论，认为「新的革命高潮 」正在来到相关。比如斯大林就说：「必须强调与社会民主党所谓的『左』翼作斗争的问题……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 」。
尊奉苏联意见的日共，自然也把这种新方针作为金科玉律，态度上转为反对组建作为合法政党的新党。就因为莫斯科的一个新方针，日共的总路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换。
在日共的官方党史「日本共产党的五十年」中，如此写道：
「党在这一时期，对于合法的工农政党，转换了从来的方针，采取了原则上否认在共产党以外组建工农政党的进步意义的立场……于是，这之后，采取了对于树立合法新党的打算，都斥为解党主义、合法主义的态度 。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决定：1928年7月到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回大会上，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关联的新定型下来的方针——『以劳动者农民党的特性，不管在一定时期内是怎样具有革命性，因为很容易就会变质为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必须对这样的政党的组织加以劝告』，却是阻碍了进步的民主主义势力的结果的宗派主义的方针。 」
这里的「劳动者农民党」，事实上就是「新党准备会」正在筹备的新党。莫斯科的一道指示，就彻底地扭转了日共的方针与运动 。同一时期，跟日共类似的在东亚还有台共，它由于激进的新方针而很快就玉碎了。
到七月的莫斯科大会召开以后，消息到十二月才被日共接受。真正体现总路线变更的，是『无产者新闻』1928年12月5日的社论。以下是具体介绍。
在「新党准备会的建党与我们的态度 」中，社论首先指出「新党准备会」具备「向着合法主义屈服的危险性 」。另一方面，它又夸奖「新党准备会」是「挺身粉碎了『没有合法政党就无法开展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虚伪与隐瞒 」。夸奖？分明是话里带话，暗示新的总方针。
接下来，社论中「新党准备会」大骂日本大众党的建党烙上了合法主义者的印记 ，而且是7月分裂出去的劳农派的阴谋。然而，1928年12月10日七党合并建党的「日本大众党 」，是以「日劳党」为核心连结而成的。考虑到之前「新党准备会」还非常积极地打算与「日劳党」合并，这种态度是显得非常突然。社论中继续指出：
「『合法的无产政党』，不管如何地假装与（权力）对立，都是尊奉社会民主主义的」。
考虑从在当时日本左派的「左翼」里面，「社会民主主义」等于一句骂人话，几乎等于骂人就是资本家的走狗，这是骂的很严重的。这里说句题外话，「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在1930年前，基本是用来给别人「盖帽子」的粗口，真正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反而很少，自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全国性政党更是不存在的。
此后，它又继续批判了新党准备会此前想要成为合法政党的企图，声称「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共产党外绝对不得有他」 。最终，对于12月的新党建党大会，社论号召采取「玉碎主义的立场 」。
这篇社论，一下子就击溃了很多原「劳动农民党」党员的理念。他们不是单纯地为了追随日共而加入「劳动农民党」的，而是觉得，他们是在日共的鲜明阶级立场的正确指导下，在合法政党下进行合法而果敢的日常斗争以为劳动人民改良生活、同时也可以积蓄「真正的左翼」的力量 。他们对自己党派的理解是「大众的共同战线党 」。对他们「合法政党论者 」来说，「鲜明的阶级立场」固然珍贵，「日常的合法斗争 」也是绝对必要的。日共否认合法政党，等于不要他们了，也不搞合法斗争了，要自己搞地下「非法」运动了。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日共虽然承认，「劳农党」重建运动在各地是自然发生的，有着很强的群众基础，但却把这种再造新党的运动形容为是要设立「强有力的孟什维克的康米党」的「预备运动」 ，更宣称：
将大众「置于合法的劳农政党的形态中组织起来，是根本错误的」 。
就这样，按部就班地，日共以「玉碎」方针 继续指导着新党的组建。从这个时候开始，新党就被计划着立刻被解散，然后日共正式开始走非法斗争道路。
1928年12月22日，「新党准备会」召开了「新党组建大会」。要组建的政党，名字是「劳动者农民党 」。当天，『无产者新闻 』提前分发了24日的特别号，再次确认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能是日共 ，并强调新党准备会有必要改组成为「从目前的政治形势的全部中被导出、在一个具体的口号下聚集，（作为）工人农民、小市民一时的同盟——斗争团」 。
日共不但要求新党有「废除君主制 」的口号，还将它自己的革命口号加到新党之上。当时为了防止被帝国政府解散，无产政党一般都要在自己的章程中写一句「通过合法的手段 」，但大会上还特意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将它从事前拟好的章程中删除 了。
这样，到1928年12月24日，「新党组建大会」与「劳动者农民党」果然按原定计划一样遭到帝国政府解散。 这之后，日共与其周边的人们马上决心要「排除新党准备会内现在依然大量存在的合法政党论者」，12月28日 组成作为「斗争团」 的「政治的自由获得劳农同盟」，简称「劳农同盟」 。此后一直到1929年9月，「劳农同盟」就是「日共」与死心塌地地追随日共的人们的联合体。
「劳农同盟 」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旗号，自许要「为了共产党的大众化而不断推进向着一切苦难的斗争 」，提出：
「广泛地召开工人农民的会议、共产党大众化、左翼工会的强化、抨击社会民主主义、解散议会、保卫『无产者新闻』、树立工人农民的政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以这样的口号进行宣传煽动，通过斗争强化我劳农同盟的阵营」。
显然，把组建合法政党当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农同盟」，是要与旧劳动农民党中的大量「合法政党论者」分道扬镳了。
二、劳农大众党的建党
作为日本的十大都市之一，京都的左翼力量也不容小觑。劳动农民党最强力之一的据点就在京都，而京都最强大的左翼政党也是劳动农民党 。1928年众议院选举中，劳动农民党的两名众议院议员（山本宣治、水谷长三郎）都在京都。
然而，京都的「合法政党论者」并不少。时任京都府议会议员的神田兵三 就是其一。他在1962年回忆说，他震撼于12月5日社论中180度的方针转换，12月8日先后与山本宣治、水谷长三郎会谈，都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先继续组建新党 。
神田在12月10日收到新党准备会本部檄文时，就预感到新党可能会被解散。回忆时，他说：
「（被）解散的弹压不存在吗——我们已经在斗争中组织了斗争，确立了斗争组织了。在暴力压制中诞生的、在暴力压制的镇压中生成的我党准备会，面对（被）解散与暴力镇压，已经一动也不能动了」。
在12月中旬确认日共确实要反对合法政党后，神田就决定要永远离开盲从于日共的运动，并横下一条心要先在地方组建合法的政党 ，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山本宣治等人。
本来新党大会上，京都府方面应该派出42个代表，但是由于由于财政不足，只能派出8个代表，也就是神田兵三、山本宣治、水谷长三郎、奥村甚之助、半谷玉三、田中房次郎、早川忠孝、氏家正人。 里面只有田中、早川、氏家是死心塌地要跟着日共混的，其他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见。神田回忆录里面，12月22日第一天大会开完以后，趁着田中、早川、氏家 出去了，剩下五个人在宿舍密谈，最终确认前面所提到的『无产者新闻』特别号是：
①否定合法性；
②拒绝成立单一无产政党；
③等于要求政府解散自己；
④组建一个作为合法政党的新党那种事几乎绝望了。
回到京都以后，神田兵三、山本宣治、水谷长三郎、奥村甚之助、半谷玉三五个人在12月底、1月初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有必要组建一个地方无产政党，并就此达成了盟约 。
但是，山本宣治真的跟他们所见略同吗？在他的传记「山本宣治」中说：
「山（本）宣（治）的头脑中，虽有着（组建）为救援牺牲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废除治安维持法而斗争的合法政党这样的想法，去组建不进行这些的斗争的合法政党的想法却是没有的。 因此，并不能认为他与神田完全意见一致。」
水谷、神田一派的态度则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敢提太「革命」的口号的、对帝国政府有所顾虑而不敢肆意开展运动的。这一点，后面会进一步细说。
1929年1月3日，神田邀请水谷来比叡山，两人约好在明天举办一次小会议，就是要将之前约定的组建地方政党的计划具现化。1月4日中午，在举行小会议的水谷家中，神田来了，半谷也来了，然而奥村、山本一直没有出现。到下午两点，两人终于出现，但还带了一群不速之客——日共派的「劳农同盟」的青年活动家 。被神田称为「衣衫褴褛的极左派 」的他们，是森英吉、朝田善之助、早川忠孝 等人。
1月4日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组建新党的，结果却变成了「劳农同盟」的人与「合法政党论者」大乱战的场所。现在的人认为，是山本宣治将要组建新党的消息告诉了细迫兼光 。水谷在自己的回忆录「谁是背叛者」中，也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对于山本来说，他的心中不只有对神田等人的盟约、对日共激烈的方针转换的疑问，还萦绕着对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京都左派青年 的感情。在「两边都难做」的矛盾的处境中，他也许是将希望寄托在了细迫兼光 身上，希望由他好好处理这件事。结果，细迫兼光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劳农同盟」。
1月4日在水谷家中展开的大论战，其背景是双方的时局认识不同。根据神田的回忆录，他的认识可以如此概括：
「现在敌（方）我方的力量关系，说明了我们的劣根性。经过去年3月15日的大抓捕、以违反选举为借口的镇压等等，我方的阵营疲敝，或者说崩坏了、弱体化了。凭靠微薄化的力量，（进行）“获得先锋党的合法性”、“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这样口号（下）的最高限度的斗争，只会白白地增加牺牲者，大概不到半年就会维持不下去。像是沙皇俄国那样的专制国家暂且不谈，在现在的日本之中合法运动的课题，还尚且残留着很多。 去年年末的劳动者农民党的建党大会的会场的氛围，诚然是有超过一千名革命的分子聚集了，但是以此就判断在日本的革命形势及其主体（已经）形成，就是轻率的判断。被称为革命的分子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开展着扎根于工作场所与地域的运动呢？我们的课题是在劣势局面下，增强我方阵营，以及扩大踏实的合法范围 。」
很明显，水谷等人也是这样想的。虽说是革命，但进行武装暴动明显就是鸡蛋撞高墙，所以事实上不过是就喊着一些激进的口号「打倒地主资本家政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地下奋不顾死地与政府和资本家周旋。然而，这些只不过是「革命斗争的擦边球活动 」而已，然后结果就是被人一天到晚追杀。既然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不如不提那些口号，先稳下阵脚，以合法政党的方式好好涵养势力、发展组织，开展稳健的斗争。
对此，氏家、朝田、森等人，认为当前局面是革命形势的高潮期 ，大骂神田等人的见解是想要逃亡的诡辩。沉默的山本提议，可以先组建一个四人的议员团（山本、水谷两名众议院议员，神田、奥村两名府议会议员 ），而地方政党与「劳农同盟」都不组建党部。然而，这个时候水谷、神田一边已经对他的背叛感到十分恼火，不愿意按他的方法和稀泥。结果，晚上就留下神田、水谷、半谷三人，山本与奥村跟「劳农同盟」的青年活动家回去了。
神田兵三是这样说的：
「今后，经过10年的岁月不懈地进行活动的话，在府议会里也好、在市议会里也好，获得三分之一的席位绝不是不可能的。在两三年间，日共就会夺取天下——这样的极左分子抱有的感受，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日本的革命不是那么乐观的东西——总之，这就是我根本的想法」。
既然已经撕破脸面了，这之后，神田他们立刻开始了组建新党的步伐。1月7日夜，神田兵三、水谷长三郎、菱野贞次、桂信三、增山则文 聚集在一起，1月9日就发出要树立合法政党的声明。一直到这个时候，山本宣治都没下定决心，后来到一月中旬将近时，他终于与水谷一方分道扬镳了。1月8日的声明如此说：
「我们参加了新党准备会，并坚持到最后，是为了一心一意地重建左翼的大众政党。」 然而，「新党准备会」只是始终对：「慌忙地对被称为日共机关报的『无产者新闻』盲目地追随」 ，并且在去年十一月以后，准备会的建党恰似日共的建党一样，采用了「最高度的斗争方针 」。
现在的形势不是革命形势 ，也不是可以否定一切合法斗争的时候。像劳农同盟一样的「斗争团」，是「在一切合法的大众政党都被禁止的专政治下，并且大众的斗争意欲正在成熟、发酵之中 」这个时候的组织论。但是，不能判断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而我们则要首先设立政党，开展踏实的活动。
「固然，我们抨击日共，绝不是要由此看统治阶级脸色行事的想法。不管日共是什么、也不管从哪里发表了如何的指令，对此（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大概（这样）其取舍严选的自由与权利能够被保障」。
这份声明书在原新党准备会会员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响，1月12日到水谷家宅中的人，除了1月7日时的五人，还有山村直三郎、桥本寅太郎、山崎嘉三郎、村田嘉久、广井喜代藏、前田定三郎等一共36人，并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一、组织合法的共同战线党。也就是组织一个共同战线党，其正确地认识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现在的社会状况，以合法的手段、合法的方法，为了拥护、获得，工人、农民、俸给生活者、小商人等其他一切无产阶级、在其日常生活中要求的一切的利益，彻底地进行斗争。
二、对于日共的态度。我们与跟随阻碍无产阶级良好发展的日共党以及日共的指令而动的团体断然绝缘，始终固守大众政党的界限，为了获得、拥护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展开决死的斗争。
三、先行在地方政党中结合。现在虽通过旧劳农党的同志，在全国不断地发展与我们变得意见相同的运动，为了谋图这些势在全国范围的结成，姑且通过京都的同志组织地方政党，（并）立即为全国性政党的组建运动而努力 。更进一步谋图与日本大众党、社会民众党左翼合并，以此应当让作为无产阶级多年希望的一大无产政党在本年度中出现 ，（对此）要付出可能之一切之努力。」
当天水谷家的集会除了采用了这份决议书，还使得水谷、山田、菱野、桂、增山五人成为了建党准备委员。
1929年1月17日，在水谷的家宅中，京都的「合法政党论者」举行了建党集会，并决定党名是「劳农大众党」 。他们宣称当天的出席者有73人。
1月17日的建党大会通过了纲领、运动方针、25个项目的政策，以及建党宣言。决定执行委员长为水谷长三郎 、书记长为神田兵三 、执行委员兼会计增田则文 ，执行委员桂信三、菱野贞次、山村直三郎、竹田八佐登、桥本寅太郎 。采决的纲领如下文：
「一、我党根据我国的国情，依据合法的手段， 预期去拥护、获得工人、农民、俸给生活者、小商人其他一切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利益，同时预期有关土地、生产、分配的制度的改革。
二、我党预期全体无产阶级政治自由的获得， 以及打破只代表特权阶级利害的既成政党，彻底改造议会与地方自治的政治。
三、我党预期全体无产阶级政治战线 的统一。」
就在劳农大众党建党前几天，从1月10日到11日，所属于「劳农同盟」的早川忠孝、氏家正人、田村敬男、朝田善之助、田中房次郎等38人被捕。 事实上，到1月16日就有9人被释放，25日又释放了接下来的27人。官府在这个时间点将劳农同盟几乎一网打尽，不得不说为劳农大众党的建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窗期 。
至于为什么日本政府那么清楚「劳农大众党」的人，与「劳农同盟」的人都有哪些？在战前，帝国政府对于左翼的监视与了解的欲望是惊人的，其得到左翼阵营内部消息的能力也是惊人的。从粗暴的大会旁听，到打入间谍，各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帝国政府对自己国土上运动的日本左翼，有一种「猫捉老鼠」的游刃有余，基本完全知道他们的动向与欲求，一旦出现自己无法控制或者无法忍受的情况，立刻进行扑灭。
三、劳农大众党的立场
事实上在1928年末日共突然转向，逼得「新党准备会」中打算组建合法政党的人纷纷离开日共时，还产生了大和无产统一党、千叶劳农党、岩手无产党、宫城大众党、中国无产党（广岛） 等无产政党，但是劳农大众党是其中对日共态度最为强硬的 。
劳农大众党作为一个京都的地方政党，是从「左翼」的日共派中分离而出的，一时还不知道自己归属于左、中、右的哪一派。中间派的「日劳系」 （即原·日本劳农党成员，当时身在日本大众党）还是我行我素地做着摇摆不定的中间派；而右派的「社会民众党 」本来就是社会改良主义色彩浓烈，1929年开始还加入了「阶级调和主义」 （「总同盟」）。
这里可以看一下水谷长三郎的态度。就在劳农大众党刚刚建党之后，在1929年2月24日的第56届国会上，议会承认了治安维持法改恶的特别敕令。就治安维持法改恶一事，在众议院的委员会审议中，水谷还代表无产政党议员团，追究了政府委员的责任。那时他提出康米主义思想及其运动发生的必然性，举出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例子，为康米党合法化的必要性而辩护。 此后在为了扩大适用治安维持法，新设「目的遂行」一条时，水谷还摆出辩论的态势，追究了政府镇压日共与无产运动的责任。然而，水谷对于治安维持法修改是站在认可其反贡目的的立场上，只是反对因为扩大解释而滥用这部法律 。因为这件事，他遭到了「日共派」的强烈批判。
从党的立场上分析的话，对于左派，在设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时，劳农大众党也不忘批判「劳农同盟」系组合里面，除了「全农」与「陶瓷工会」以外都是「极左分子的思想集团」，而自己要开展踏实的生活要求斗争，集合未被组织的大众； 对于右派，1929年京都市议会选举时，劳农大众党则指责社会民众党的候选人是「自称的左翼候选人」 ，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在侧面最大的敌人 」。同时，该党还严厉批判社会民众党 是阶级协调的右翼主义。
在京都而言，旧「评议会」的木材工会、染物工会、陶瓷工会三家中，只有本来右派趋向很强、一度想过脱离评议会的木材工会 是亲劳农大众党的。本来是染物工会干部的增山则文 ，因为加入了劳农大众党乃至被迫离开染物工会的事务。4月12日在木材工会总会上，成为新组合长的平口丈三郎说：
「我工会而今要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进行工会运动，为了不要像原评议会那样被政府与资本家厌恶，大家要注意」。
这番话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劳资协调主义」工会的本质。从这一点来看，劳农大众党的右派趋向也很重。
那么，劳农大众党在行动上，又有什么趋向呢？
与「劳农同盟」高喊革命口号进行激进运动不用，劳农大众党的基调就是「稳健 」。建党两个月以来，劳农大众党不只是结结实实地搞组织建设，还开展了田中内阁打倒运动、京都市新预算百万円增税反对运动，在地方的工农中逐渐扎下根来。到3月21日，党员就发展了230多人 。
此前，无产政党在京都召开的演说大会，一般都是在可容纳1000多人的大会场里面召集全市的听众，进行激烈的煽动活动，然后中途被政府终止与解散，随之发展成为要武斗不要文斗，会场上演全武行 。与之相反，劳农大众党会开一些稳健的小型演说会，每次召集200-700人。
再比如当时本来市民斗争组织的中心——「租客同盟 」是劳农同盟占多数。但是劳农大众党设立了自己的「租客同盟」，并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凌驾于劳农同盟的「租客同盟」之上，以至于独占了租客纷争， 而劳农同盟的「租客同盟」反而有名无实了。他们经手的租客争议一共30起，很多要求房费30％下降的，都实现了下降10％或20％。
劳农大众党特别重视可以深入当地住民、开展踏实工作 的活动。在这种细致实在的努力下，很快该党到五月就有了500多名党员。在1929年5月的京都市议会选举 中，劳农大众党的三名候选人更是全员当选，这是当时在京都的其他无产政党都做不到的。到夏季，劳农大众党就在上京区、中京区、下京区设立了支部，入秋以后10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党大会。
1929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山本宣治遇刺。1929年3月5日，时任国会议员的山本宣治被法西斯主义刺客刺杀身亡，时年40岁 。当时山本是8名无产政党议员中最果敢的，也是反对治安维持法最为彻底的。在被刺杀前，他还在「全农」二大上说：
「山本宣治一人，独守孤垒，并不感觉寂寞。因为我的背后，有群众在支持着。 」
山本遇刺后，劳农大众党立刻准备举行追悼仪式，还准备联合各大无产政党与团体一起进行「劳农葬」。但是，「劳农同盟」独自组成了「劳农葬实行委员会」，3月11日发表声明称：「故山本议员是抨击水谷·神田而斗争的 」，拒绝劳农大众党参加葬礼。对此劳农大众党立刻发表反对声明说，山本的死是「反动政治的牺牲 」，各无产团体必须「大同团结」。然而「劳农同盟」再次拒绝，并指责劳农大众党的作为「灭却故人尊贵之牺牲的意义太多了 」。
3月15日葬礼那天，「劳农同盟」与「劳农大众党」各自举行追悼仪式。尽管如此，水谷长三郎 当天还是到场了，并成为了抬棺的人之一。讽刺的是，大月源二在描绘山本下葬场面的『告别』中，还故意忽视了水谷。可见双方之间怨恨之深，远非山本宣治的死所能填平的。
四、劳农大众党的选举
就像人们之前预想的一样，田中内阁倒台以后，帝国众议院在1930年1月21日解散，并宣布2月20日进行总选举。对此，劳农大众党选择在京都1区推选水谷长三郎 作为候选人、在京都2区选择神田兵三 作为候选人。然而，事情并不如劳农大众党所想的那般顺利。
1928年三一五事件 、1929年四一六事件 两次帝国政府的大抓捕以后，日共有经验的老干部基本都在监狱里待着了，日共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新人会出身的田中清玄 当选中央委员长，与佐野博、前纳善四郎 一起为党的重建出谋划策。到1930年1月，田中清玄指导下的日共还成为了「武装共产党 」。日共基于「革命在即 」的认识，在罢工与游行中进行「武装」，先后谋划暗杀、放火与抢夺弹药的行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以至于了陆续发生「川崎武装五一游行」 等事件。
看到日共与合法路线渐行渐远，事到如今，大山郁夫还是认为非法的暴力行动 终难见效，想要重新建立合法政党。与大山同为旧劳农党领导人的细迫兼光也表示：
「现在的无产者新闻，如果是根据我的认识，是被毫无实践上的经验、没有作为我们指导者的资格的人所主宰的，其相关人员成为了与大众割裂的一小撮集团。」
看到组织遭到破坏的日共在「劳农同盟」（一称「政获同盟」）中影响力下降，大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1929年8月8日，大山郁夫、细迫兼光、上村进 发起了「新劳农党树立的提案 」，宣告自己要脱离「劳农同盟」。在大阪的小岩井净③ 、在京都的河上肇④与奥村甚之助 积极响应建党的计划，结果到1929年11月，「新劳农党 」正式成立。
日共一方当时立刻就指责这是向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堕落，并从此给大山安了一个骂名——「大山师 」。在1929年8月9日，日共属下的「劳农同盟」全国委员会就发起声明：
「（大山）他们的合法党组织的原则是『完全之党内民主』，『独自的指导部』，『恒常的政治组织』、『合法的左翼政党』。也就是不外乎拒绝日共的指导，对日共想要以『独自的指导部』专断地夺取运动的指导权的事情」。
工会联名的文件上也说：
「『独自的指导部』、『民主的组织』这样的话语，是认为不是合法政党就不是民主的组织、是认为日共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还有着抱有以“合法政党获得政治自由是可能的”这样的幻想的危险。我们反对『新劳农党』的树立」。
日共一方的攻击还有如：
「大山一派曾经被大众的革命压力押着，说到了『打倒资本家地主政府』这样的份上，然而对于『XX的废止』终于一言不发了」 。
铁下心要走革命道路的日共对于大山是大肆诽谤中伤，跟新劳农党彻底决裂了。
对于劳农大众党一边，两党关系也不甚和睦。8月23日的劳农大众党执行委员会就说：
「试看将到昨天为止的主张毫不留情地放弃的合法的左翼政党——“新劳农党树立的提案”，那里有着很多的矛盾、抵触、自私与自以为是的地方，充满着极其之暧昧、不彻底的自我批判」。
「新劳农党」的人，大多是之前代表「劳农同盟」与「劳农大众党」结下过梁子的，双方的积怨依然存在。1929年11月2日，大阪朝日新闻就评价两党的对立说：
「只是过去的情感对立，在理论上没有排斥的理由」。
另一方面，「新劳农党 」在运动与口号上明显更激进、与日共更为一致，几乎等于剔除了「非法要素」后的「合法的日共 」，而「劳农大众党」则更顾虑于帝国政府，并没有那么激进。
对于即将来到的众议院选举，新劳农党选择在京都1区推选河上肇。两党尝试过「野党共斗 」，但是不得要领而失败了。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大物候选人（河上肇 ），劳农大众党决定2区不再拥立神田兵三，集中全党力量让水谷在1区当选。但即便如此，可能还是难以对付威望很高的河上肇。为此，劳农大众党决定出奇招。
水谷在京都大学时期，就是河上肇的学生。1930年1月21日，水谷发出声明称，自己要避免「与河上肇氏无意义地两败俱伤 」，加上「不忍于师生之情 」，要甘做「战线统一的牺牲品」 ，决心不出马作为选举候选人。到22日，劳农大众党方面虽然表示「谅解水谷君崇高的心事 」，却表示「将我们抱有诚意提出的协定从一开始就拒绝，还故意扰乱战线的是劳农党 」，要求为了真正的战线统一，要坚持推出水谷作为候选人。
显然，这是劳农大众党与水谷长三郎在唱双簧。水谷无非是希望以这种「苦肉计 」的方式，提高自己在选民心中的形象。
1月26日，水谷表示尊重党的意见回到京都，并在1月27日立刻开展了竞选运动，直接声明「比河上少一票而败选的话我就切腹」 。在京都1区，水谷与河上的对决十分激烈 ，水谷的个人演说会达83次、河上的个人演说会63次，两人都超过了合计4万人听众，这是远远超过其他候选人的。至于互揭丑料 更是有来有回，连绵不绝。
结果，两人正如预想一样两败俱伤。在定数5人的京都1区中，河上以7255票排名第七位而落选，水谷则以5024票排名第9位而落选 。考虑到只要两人的票数合在一起就足以当选，两党为了选举是同归于尽了。新劳农党只有大山郁夫一人当选，而劳农大众党失去了自己的唯一一个席位。
在全国范围内，无产政党多达十几个，左翼阵营内部陷入了大乱斗，结果虽然总体得票数上升，当选众议院议员的人却从八人下降到五人 。
五、劳农大众党的终焉
1930年2月23日，劳农大众党发出声明称：
「在这种惨败面前，再不进行无产政党的大合并，今天的败北大概就会成为明天的自灭」。
直到选举之前，对于共斗都很不积极的各党，在选举遭遇惨败以后，立刻纷纷选择开始大合并。先是在日本大众党 支部的提议下，成立了为了合并的恳谈会，劳农大众党积极参与其中，到3月5日各党（包括社会民众党支部）又进一步设立了「无产政党合并促进京都地方协议会 」。3月13日，在木材工会、西阵賃業者工会的提议下，「京都地方劳动组合协议会」 也成立了。不久，劳农派的东京无产党、秋田无产党、爱知无产党、无产大众党（大阪）、统一无产党（兵库） 也加入了「无产政党战线统一协议会 」，使得「无产政党战线统一协议会」内部多达十一党。而劳农大众党正是「无产政党战线统一协议会」1929年成立时的成员之一。
对于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合并运动，新劳农党是冷眼旁观。1930年3月6日，新劳农党说：
「他们社会民主主义诸政党的干部们，真的有谈论无产政党合并问题的资格吗？难道他们不是像水谷、神田一派一样，从作为全国单一政党的旧劳动农民党中分裂出来，（各自）占山为王，欺骗工人来谋取私利；又怯于田中反动内阁的暴力镇压，背叛民众而溜走，腐烂到骨髓里的家伙们的集合吗？难道不全都是抛下同志山（本）宣（治）、让他死去，而且又分裂了旧劳动农民党的、阶级战线的犯人吗？」
进入到1930年4月，又爆发了动摇「温情主义」的「王国钟纺 」的大罢工，史称「钟纺争议 」，以此为契机，各方又加快了联合起来的步伐。
1930年4月26日，日本大众党向全国民众党 、「无产政党统一战线协议会」发出了合并的邀请。在确认社会民众党不参与后，1930年7月20日三方合并，成为「全国大众党 」。到8月9日，劳农大众党正式解散，合并进入全国大众党。
对于日共这一时期抗拒合法政党、坚决走非法斗争路线，正如上文所示，1972年的日共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不过，日共也是十分「与时俱进」的，1972年的表态明显是出于战后转型为「选举政党」的需要。而到了近几年，日共甚至在悼念遇刺的山本宣治时，把他的死与日共的「野党共斗 」大业联系在一起。
不管如何，日共在这一时期的方针严重错误，是不争的事实。1970年代就有学者评论说：
「假如日共在治安维持法下的困难情势下，提出了育成、强化大众的左翼政党这样正确的方针，当时日本左翼势力的统一就是可能的，日共也可以克服其后受到的很大的打击，更进一步来说，得以以日本人民的力量拦住十五年战争的进展的余地，不也能扩大了吗？」
正是如此。日共也不只这一时期路线错误，1924年的解散自己、1926年前后的「福本主义」、1928年盲从第三国际的指示、1930年代的武装起义路线、1932年纲领中公然提出「废除天皇制」……在最不需要解散的时候，最应该扩大势力的时候，选择了解散；重建之后，在最需要统一战线的时候，福本主义又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把宗派主义奉行到底；在最需要踏踏实实做好党建工作的时候，又去以卵击石，对旧帝国一次又一次地正面进攻，发起革命的冲锋，结果速亡。如果日共有个正常一点的指导，相信日本的无产政党也不会这样四分五裂。单单就从「业绩」的角度考虑说，日共是不及格的，没能阻止大东亚战争，也没能充分发动起来人民 。
但是说来，在你日搞左翼运动真的就那么轻易吗？由于有着「治安维持法」等等限制，你日几乎就是处在无穷无尽的白色恐怖 下。革命自然是搞不成，特别是武装革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眼皮底子下造反，是注定失败的；就连改良都不可得 ，一搞工农运动就各种法律与政府的限制。想要在国会实现社会主义政策，又困于没法在两大政党制（政友会、民政党）下出头。回到1930年，科幻的可能是通过工农斗争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现实的可能是快点叫美国人摧毁旧帝国国体 ，这样左翼运动才有复生的可能。
本文的主角——劳农大众党，在其中充当主要作用的当然是水谷长三郎 。1930年代他历经全国大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最后进入社会大众党。1940年「斋藤除名事件 」中，他又与「社民系」一起行动，一起被麻生久开除出党。1942年「翼赞选举 」，他逆风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虽然竞选时就标榜是要为「大东亚建设」做出贡献的「战时翼赞议员 」了。那个曾经在劳动农民党的他去哪了呢？战后，他更是进入片山内阁，成为商工大臣。或许，这才是旧日本帝国左人的一种出路吧。
①大道宪二（1890年7月9日-1970年5月18日）。1922年成为东京道路工夫，1924年参与组建东京市道路从业员组合，1926年参与劳动农民党，1928年参加无产大众党。但是在1931年离开了左翼运动，回家继承了家产。
②细迫兼光（1896年11月28日-1972年2月11日）。山口县出身，家里是旧长州藩的名家。在旧制山口中学校是岸信介的学长。此后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与「新人会」，1922年毕业。作为律师的他，1926年进入劳动农民党，成为书记长。1929年成立新劳农党时又成为了书记长，但是在第二年被开除。1932年时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此后回到故乡，历任厚狭町议员、小野田市长、山口县律师会副会长。
1946年众议院选举中他虽然当选，不久却遭到公职追放，一时离开了政界。1952年众议院选举中，他在山口1区作为社会党左派的候选人参选而落选，1953年众议院选举才回到众议院。他担任众议院议员一直到1966年，期间历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口县连会长。1972年去世。
③小岩井净（1897年6月9日-1959年2月19日）。出身在长野县的农家，父亲是自由民权运动家。1915年读中学时就因为与校长发生冲突一度退学。1922年他在东大法学部毕业，在东大时他活跃于新人会，与风早八十二、细迫兼光等人交往。毕业后，他作为工农律师担当了经历了民众运动，意识到了与大众连结的重要性，1922年进入日共，1923年被捕。
1926年参与了劳动农民党建党，1927年自己也加入了劳动农民党，但批判福本主义。1928年在旧爱媛2区参选而落选。1929年当选大阪市议会议员，同年参与结成新劳农党。1930年加入了「新劳农党解消运动」，并当选大阪府议会议员。1931年，他作为「日本赤色救援会」的大阪地方委员长再次被捕。1935年，他与加藤勘十等人建立了『劳动杂志』，并开始为劳动战线的统一与人民战线运动而尽力，此后更进一步摸索人民战线。1937年被捕后，他选择了转向，成为了上海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与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
战败后，他与本间喜一一起参与设立了爱知大学，历任教授、学长、理事长。1959年去世。
④河上肇（1879年10月20日-1946年1月30日）。生于山口县旧岩国藩士之家，1898年入读东京帝国大学。在东京他见到了贫富差距而备受冲击，同时也受到了基督教学者内村鉴三的影响。1901年受木下尚江、田中正造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演说会所感动，在现场就将外套、羽织捐献出去。1902年毕业后，1903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1905年辞去教职，1906年2月又进入读卖新闻社。
1908年他受田岛锦治的邀请，成为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从此开始了研究生活。1912-1915年间到欧洲留学，回来后成为教授。1916年他在『东京朝日』上连载『贫乏物语』，认为只要社会全体简朴起来，贫困的问题就会解决，结果被社会主义者堺利彦激烈批判。
1920年9月，他成为了京都大学经济学部长。其后，他倾倒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1921年河上执笔的论文「断片」，甚至对「虎之门事件」中的难波大助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924年，劳农派的栉田民藏因为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正确，给予激烈批判，对此河上大胆承认过错，并表示要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他，给予了学生很大影响。1928年4月，他辞去京都帝大的职务，与大山郁夫等人一起组建新的劳动农民党。1930年他到了东京，但又参与到了「新劳农党解消运动」中，终于与大山决裂。他在杂志『改造』上刊登的『第二贫乏物语』，成为了广大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
对于昭和经济恐慌，河上肇认为问题的根结在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从京都大学辞职，并埋头于翻译『资本论』后，河上就开始与日共联系。开始只是给基层活动家打钱，1931年夏季开始直接给日共党中央打钱，每月给相当于今天的20万円，帮了日共很大忙。1932年9月9日，河上自己也进入了日共，参与了地下活动。入党后他帮助了机关报「赤旗」的编辑，参加了政治小册子的编写，还第一时间翻译了第三国际的「1932年纲领」。1933年1月12日，他不幸被捕。7月6日，他发表了引退声明。但是1933年8月1日，他因为涉及「新生共产党实践」第四次被捕，关押在丰多摩刑务所中。这期间他发表了「败北声明」，表示不再参与康米主义运动。
狱中他还很喜爱汉诗，不但自己作诗，还喜欢曹操与陆游的诗句。1937年6月15日出狱，表示以后不再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了，此后自己写作自传，1941年回到京都。战败后虽然他又打算继续参与运动，但是由于老病与营养失调去世。戒名是「天心院精进日肇居士」。
参考文献：
Wikipedia词条
「合法地方無産政党論(1928～1930) ― 京都・労農大衆党を中心に ―」（田中真人）
「昭和二年の地方選挙と無産政党」（中村胜范）
「新労農党論の一視点」（高桥彦博）
「风雪之碑 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森正藏）
图源：日语Wiki与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