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间派」运动的工会与农会
「然而，松冈、赤松等人和麻生氏，都平均地对于日本农民组合左翼化之事，认为有设法探求转回策略的必要，（因此）10月5日夜在大阪，总同盟的西尾、松冈、赤松、麻生氏等人，与农民组合的杉山、荘原、三宅氏等人会合，一直拒斥左翼派咄咄逼人的态度，虽说像在第四次（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员会上协力提携一样进行恳谈……农民组合的以上诸君也在组合内部，应该是响应总同盟的意向而努力，大势还是对左翼派有利，终于如何也不得不知难（而退），以至于同月中旬将其大概状况告知了总同盟一方，松冈、西尾、赤松等人到底还是失望于、农民组合的得以依赖的中坚分子之少，终于像感到不得不脱离劳（动）农（民）党一样。不过对于以上，麻生、望月、藤冈、岩内君等人，则抱有……固守劳（动）农（民）党、响应农民组合右翼势力，击退左翼的进攻的积极论（劳农党获得论），（但是他们）怎么也力所不及，（结果）23日在总同盟政治部，以至于在以上诸君绝望的沉默中，『脱离决议』以空前的「满场一致」通过，作为其结果，24日（总同盟）脱离（劳动农民党）成为了事实。」
——「日本劳农党创立的经纬与杂感」
这里的「农民组合」，指的就是「日本农民组合」，即「日农」。书接前文，面对「日农」的左倾化，同为劳动农民党支持团体的「总同盟」眼见着自己的党，正在被左派通过「日农」来抢占，其内部的坚决反贡派如西尾末广、赤松克麿等人坚决主张离开劳动农民党。然而，麻生久等「总同盟」的「中间派」一度试图联合「日农」中的右派，击退左翼抢占劳动农民党与「日农」的冲击，但是最终失败，被迫随同「总同盟」一起离开劳动农民党。
作为「总同盟」会长的铃木文治，在1926年10月大会上也反映了这一「短暂的斗争」:
「在救出农民组合内部不断抬头之现实派的意味上，认为应当与他们相提携、支持（ 劳动农民）党的人（麻生君等），和与之相反，对农民组合丧失信心，以至于认为应当立刻离开的人相对峙，结果为了内部的和平，决定应当强调排除四团体、（再）支持党……」。
不妨首先介绍一下，「日本农民组合」作为与「总同盟」一起组成劳动农民党的大型组合（工农团体）之一，它的此前经历。
自从1922年「日本农民组合」创立以后，随着日本佃农阶层与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村的阶级斗争十分剧烈，「伏石事件」、「木崎村小作争议」等农民运动接连发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农民组合」作为第一个农会联合体，其组织急速扩大。 「日农」创立当时不过拥有15个农会、253名组合员，1924年已经拥有42个农会、639名组合员，这之后还在不断扩大。
1924-1925年，是一个第一次日共已经自行解散，但日本国内一个左翼的全国性政党都没有的空窗期。 在这个空窗期，日本的阶级斗争却并未停歇，工农运动依然较为活跃，主导日本左翼运动的，成为了「总同盟」、「日农」一样的大型工会、农会。 自然，工会、农会中的左派、右派都在想把握这个宝贵的机会，提前建党——而日本合法无产政党的建党，也就由这些工农团体来主导 。
在议会普选已经提上日程的1925年（1925年5月通过普选法），为了与日益团结起来的地主阶级作斗争，「日农」的政治活动更为活跃起来。1925年2月3日在大阪「日农」总部，召开了「总同盟」、「官业劳动总同盟」、「日农」共同主办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其目的是为了设立工农运动的全国性机关、促进左翼政党的组建——虽然这个「协议会」最后无果而终。就在同一年，在日共派成员的活动下 ，「日农」又在6月22日向着各工农团体提出了「无产政党组织的提议」，之后成功撮合了「政治研究会」与「总同盟」，促进了农民劳动党的结成，但这个政党在组成同日就被帝国政府解散。这一时期，「日农」始终是结成左翼政党活动的中心。
这个时候，日共虽然组织上解散，但还存在「日共局」等机构，以及思想上支持日共与康米主义的一批活动家。随着「日农」的扩大，以及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化，农民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起来，这就在「日农」内部构成了「左派」——青年农民，与康米主义学生出身的书记们。然而，「日农」从成立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日农」最早的发起者，贺川丰彦①与杉山元治郎②，两人都是基督教徒出身，贺川更是鼓吹「无抵抗、非暴力」，知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左派」的崛起，已经让不少「右派」感到无法忍受。
1926年3月上旬，在京都举办的第五次大会上，「日农」还特地设立了独立部门——「青年部」，无疑对于左翼的青年们有利。于是，就在这场大会上，平野力三领导的极右派农民运动分裂而出，成立了「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 。其以山梨县联合会为核心，北日本农民组合（新潟、山形）、大和农民组合（岐阜）、能义八束农民组合（岛根）等农会加入。其后，平野力三在1926年10月，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日本农民党。
与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关系不清不楚的无产运动极右派已经分裂出去，倡导社会改良通向资本主义变革的无产阶级右派也试图组建自己的政党。知识分子与「总同盟」右派联合起来，准备组成右派新党，特别是以安部矶雄、吉野作造、贺川丰彦等人为中心组成的「独立劳动协会」——被山川均评价为，名义上是要从外部促进无产政党的进行必要的相关调查的组织，实际上是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组织右派无产政党。
直到1926年10月24日中央委员会上，劳动农民党左右两派决裂——右派决心脱离劳动农民党以后， 右派开始组建新党时，麻生久才终于下定决心，去团结和他一样意见的人——他称作「正义派」 来共同行动。
「麻生对纠集当时总同盟内部的正义派同志，已经有了十分的自信，而且又赶上要与多年的同志诀别，一定不想要展开丑陋之分裂斗争的画卷。 从而对于总同盟的内部工作、刚刚坚定了最后的决心之后，作为他自己来说，第一就是与上条一起、求得足尾与常磐之同志的理解……在另外则是、受同志的任务所托，他在（对）农民组合等的外部工作上倾其主力。
平野学当时站在麻生秘书的立场上，深入参与谋划了日劳党组建的计划，麻生也对他说:『新党组建在东京的工会中已定，其天目山（关键）在于农民组合的攻防战。这是很难的。如果对此失败了，新党就会胎死腹中」，（因此）其作战是慎重的。
——「麻生久传」，1958年
由于「日农」中的极右派已经脱离，左派势力强大，整体上呈现出支持劳动农民党的状况。但即使是在「日农」，也还有反感所谓青年之过激极左行为的「右派」。这里可以从1926年11月26日，山上武雄寄给须永好的信看出:
「想来此际，如果有像为了排除极左，与极右的人们继续合作的事情的话，煞费苦心的兄等之计划，就变得价值浅薄了……小生的想法是不要误了这个时期，（在）关东的各县（组织）被开除以后，另立一农民组合之旗帜，将本部放在东京，与全国的正义派结合的话，我想与那共产派切割关系，总本部的改革……就可以不费辛苦地做到了。我希望这样说，大概是我即使能力有限，也要火速赶来兄等的旗下。我想把日本农民组合这样的名字奉上给年轻的人们，并不是最好的……」
另一方面，「总同盟」脱离劳动农民党，也正是在在大阪的「日农」扩大中央委员会决议对三团体门户开放、 继续放任左翼流入之后，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面对左派加紧了对「日农」的控制，农民运动右派明白他们应该面临是去是留的命题了:是与支持日共、试图不顾约束进行激烈斗争的人们同在一个农会？还是与反对日共、主张中道路线的人们同在一个农会？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麻生久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动摇不定，但「新党构想」也迷迷糊糊地出现在他的大脑中。大概为了使自己的新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农政党，他决定打破左派的铁围，促进「日农」组织分裂，拉拢「日农」的右派进入中间派的阵营。这样，麻生等人作为右倾「总同盟」的左派，联合左倾「日农」的右派，就可以组建中间派政党。
「（对于）反贡右翼的正义派的纠集，首先说服组合长杉山（元治郎）必须是关键 。能够说动杉山的人是群马的须永好与新潟的三宅正一。在日农中最有名望与实力的是须永，但是须永深思熟虑，不容易动摇。说服须永就是成功的一半，但是麻生没有以他一人说服须永的自信……
于是就这样，麻生在对日农工作上寄托上了他政治的生命，但在说服须永上首先就遇到了难关。平野说:『须永最信任的同志是足尾的石山寅吉。麻生与石山一起去的话，不就没事了吗？说动须永以后，麻生与二人立即中途去新潟，伴着三宅，三人中途去大阪，强行说服了杉山，而后回到东京』，这样就完成作战了。」
——「麻生久传」
于是就这样，麻生一伙人火速完成了对农会的分裂工作。1926年11月23日，麻生诸人发表了「日劳党结成意趣书」，宣告着日本劳农党即将成立。看到其中列名的人有不少是「日农」的干部，他们是执意要违背「日农」支持劳动农民党的总方针，决定自建新党 ，「日农」的左派自然很不爽，1926年11月27日，「日农」总部与青年部发出了「有关中间无产政党组织运动的『指令』」。本部指责麻生一伙人除了「破坏单一无产政党、扰乱阶级战线 」之外什么也不会带来（某种意义上也是正确的），而青年部的态度则是:
「一、关于政党问题，彻底地谴责策划农民组合分裂的人，一直反对分裂；
二、积极地支持劳动农民党；
三、对新党，其真的代表无产大众，从而对我劳（动）农（民）党怀有好意的话，那两党的合并也有可能，若其不然，则掀起绝对反对之的排击运动」。
于是，1926年12月5日「日农」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满场一致」地决议通过了下面「日农」的态度:
「应当始终为劳动农民党与日本劳农党的合并而努力。 在未合并的时候，支持劳动农民党，在有特别事情的地方，限于日本劳农党，在向总本部申报、得到许可后，可以入党。 」
这里可以看出，日农左派对于中间派是存在与之合作的希望的——而后来劳动农民党的策略，也是彻底排斥作为右派、极右派的社会民众党）日本农民党，一度程度上拉拢作为中间派党派的日本劳农党。 这种策略或许可以在欧陆奏效，但是日本的中间派左翼，其实是更偏向右翼、又同时厌恶左右两派的团体，而他们的底线跟右派一样，是「反贡」，因此 难以被拉拢。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与此同时，在1926年12月9日、「日本劳农党」正式结成后，与农会有关的人聚集在金杉亭。他们包括须永好、小岛一郎、牧长治、石桥源四郎、三宅正一、三轮寿壮等人。他们发表声明书（起草者三宅正一），声明虽然杉山元治郎辞任组合长，但是他们始终支持总本部，不会分裂而出。然而，这篇声明书内容除了为自己申辩。还有对自己——日本劳农党观点的集中表述:
「排除作为永久分裂之祸根的少数极左分子、 支持杉山（元治郎）组合长、以实际的政策与阶级的态度，在光荣的日本农民组合下一丝不乱，继续果敢的斗争，在外则提携都市的劳动者， 并将其结合入劳农总联合（日本劳农党支持团体）与单一政党中，勇敢地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努力作斗争，这是我们的愿望。 」
名为「支持日本劳农党、支持杉山组合长、分裂反对合同协议会」的这篇声明书，激烈地指责日农左派 。这个中间派农会人士的「全国协议会 」中，有着须永好等七名中央委员、争议部长细野三千雄等人。然而，考虑到不仅其中的下中伊之助与吉冈八十一都在后来表示自己对声明书的内容并不知情，后来须永好也表示自己「在关于文意、方法上，与其商定所相违的点没有责任 」，这篇声明书是三宅等部分人独走的可能性不小。 不管如何，这篇「声明书」是激怒了「日农」左派……
在日共报刊『无产者新闻 』上刊登的「要求日本劳农党之解体」，就反映了他们的态度:
「『日本劳农党』的创立，意味着右翼工会的大众，在小资产阶级政党下，为了毅然地反对想要拘束他们的堕落干部而跃起之事。然而，其力量必须导向到，作为无产大众本来的要求的、阶级的大众的党。
尽管如此，其大众没有在作为现存的唯一之阶级的、大众的政党『劳动农民党』下结成，是明显地、应当是因为其指导者弄错了阶级的立场。
而且，像他们在组织「日本劳农党」上，是计划着分裂劳（动）农（民）党中组织的日本农民组合、并断然实行，明显地是阶级的叛徒。」
此后，「日农」又在1926年12月18日，在「无产者新闻」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之前八日，日本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声明了绝对抨击对于组合的一切分裂政策，与向着劳（动）农（民）党与日本劳农党的合并而努力之事。
为了贯彻全体无产大众的利益，特别地与社会民众党、日本农民党那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而）为了将其克服，工农大众一致协力，在唯一阶级的大众政党下 结成的事情，则是现在最紧要的问题。
于是，其两党的合并，是为了单一『阶级的』政治的结合，应当做到的事情，从而，这是又应当在、对想要使劳（动）农（民）党势力分散的一切计划彻底的排除——『日本劳农党的解体』的要求上实 现之物。」
左派其意下，是虽然没有把日本劳农党划入「泛右派」的日本农民党、社会民众党一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之列，但却给「日劳系」安了一个「机会主义干部」的帽子，要求「日本劳农党」立刻解体， 麻生、须永等人立刻停止这种分裂左派政党与农会的行为。
于是，「日农」中央要求地方的「全国协议会」立刻解体，严禁会员参加「全国协议会」。1927年1月23日，须永好等人又组建了「日本农民组合坚实派同盟」，在关东派出所设立了总部，以至于收拢了全部中间派分子。「日农」中央常任委员会将须永好12人开除，禁止「坚实派同盟」的组建。就这样，双方终于彻底决裂，1927年3月1日，中间派农会人士自己组建了「全日本农民组合 」（全日农）——从「日农」中分裂出来，其势力涵盖兵库、大阪、群马、千叶等二府十二县。
就这样，中间派左翼政党——「日本劳农党」，有了它的第二支柱——「全日农」。再加上第一支柱就是麻生从「总同盟」分裂时带出的「日本劳动组合同盟」这一部分工会，支持「日本劳农党」的工农团体——「日本劳农总联合」 已经略成规模。但麻生等人不只是搞分裂活动，他们还要拉拢社会上已有的中间派工会——「中坚同盟 」。
这一派中间派工会，既不是属于最大的右派工会——「总同盟 」，也不属于最大的左翼工会——「评议会」 。以1926年向国际劳工大会派出代表问题为契机，「反总同盟」系的工会联合起来。1926年6月20日，经十二个团体组成的「大阪组合会议」（「总同盟」不参与）提倡，「全国劳农组合代表会议 」召开。虽然「总同盟」出席了会场，然而他们对于全国工会的联合的问题「绝对保留」，希望孤立这个反总同盟系的大联合。虽然「总同盟」之后又决议要自己去谋划联合，但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就这样，既非日共派的「评议会」、又反对「总同盟」的工会联盟逐渐成型。 「中间派结成运动的一幕」中记载:
「大概在于其倡导者，在我工会界，（是）想要在总联合运动中活用中间派所有的特殊机能，掣肘左右两派，从而找出妥协的余地，（因为）右翼联合派在这个计划不明确等点上，将其看作是左翼派的侧面运动，反而表示出反对的态度 ，在计划的发源地关东地方得以纠集几个团体的有志者，（而）在大阪的结成运动，仅仅只是得到了关西电气从业员的赞同，其他的中间派团体都拒绝参加，（结果）到现在止于失败。」
1926年9月的「关东地方评议会合同大会」上，主办者中尾胜男也从中间派的立场上说:
「然而在最近的我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势看来，一、全国工会会议被右翼破坏了之事；一、作为单一无产政党的劳（动）农（民）党被右翼封闭起来；一、中间派的结成运动正在进行之事，由以上三件事情，就容易得知日本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反动期之事了。资产阶级正在叫嚣其独裁，右翼派是那边忠实之顾问，而中间派的结成，无非是被左翼运动所逼，必须和右翼一起牵制左翼的需要。 」
当时的左派成员国领五一郎也在观察中间派工会结成运动，他基于「其计划已经成熟，是早晚会成为具体之事物的形势 」，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我们必须与右翼派和同样的中间派极力斗争 」、
「因中间派与右翼派一起对抗资本家之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右翼下去。他们在阶级上不一致，因意见（却）是一致的。」
早在1926年冬春之交，日本中间派工会的联合就在进行着。1926年1月23日，「日本劳动联合总联合 」成立，其是以阪神地方的「大阪铁工组合」为中心，「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与京浜地方的「机械劳动组合联合会」合并而成。一开始会长为布施辰治 ，后来改为委员长坂本孝三郎与高山久藏 。该个以机械工为中心，约有7000人的工会，本来是1922年反对总同盟、主张工会自由联合的组织，后来大抵在1924年「工会大转向」中转向政治斗争。
在当时，中间派工会运动的动向在暗地里不断进展。1926年8月2日，因调停东京市电自治会的分裂问题，「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组合总联合）、「东京市从业员组合」、「关东木工组合」、「关东俸给生活者组合」，达成了成立中间派团体的协议。8月8日，除以上工会之外，「东京市电分裂反对同盟」、「日本农民组合」、「丰岛合同劳动组合」等的志士又联合起来，推进了在关东方面纠集中间派团体的计划，起草了「统一运动关东地方同盟暂定规约」，其中规定组织的目的是「全国总联合的立刻实现」、「对作为大众的单一无产政党的劳动农民党积极的支持」。
在结束关东地方的准备后，大道宪二、进藤久藏、原沢武之助等发起人12日从东京到关西去，继续自己的活动，从10月4日以后，接连拜访了「组合联合关西地方联合会」、「交通联合大阪自助会」、「立宪劳动党」、「农民组合」、「评议会」、「关西电气从业员组合」等，但除了「关西电气从业员组合」以外，其他工农团体都持保留意见。最终，在关西地区，除了「关西电气从业员组合」态度积极，「立宪劳动党」、「纯向上会」、「日本美术友禅工组合」、「关西劳动联盟会」略为所动外，其他五个工会均表示「绝对不参加」。
尽管一路十分艰难，1926年11月19日，日本第一个中间派工会联盟——「全国劳动组合中坚同盟」（中坚同盟）终于诞生。就在这时，安部矶雄等右派也加快组成新党的计划，「中坚同盟」对此表示:
「劳动农民党分裂了，并且现在以安部矶雄氏等为中心、新党想要被组织（之事），我们鉴于我国工农战线的现状，认为对于大众的组织需要更为慎重的考虑，以此暂时对参加之（新党）保留意见，仅作为旁听者出席。 」
实际上委婉地拒绝了加入无产运动右派新党。
这个时候的中间派工会运动，还没有与中间派政党组建的活动发生关系。但是，前文所述的「统一运动关东地方同盟」将自己的事务所暂定于「日农东京事务所」，而暂定于此的决定，则与该事务所的负责人——浅沼稻次郎 有着很大的关系——浅沼稻次郎正是「日劳系」的重要成员。然而，在「统一运动关西地方同盟准备会」的场合，「立宪劳动党」（党首棚桥小虎 ）就拒绝了参与其中计划。
1926年11月23日，日本劳农党建党计划第一次发表。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劳党结成准备委员，与「中坚同盟」第一次会合，踏出了向着组建「日本劳农总联合」的第一步。「中坚同盟」一侧的高山久藏、佐藤护郎、伊藤诚、宫井昌吉、松坂荣次郎，与「日劳党」的三轮寿壮、加藤勘十、望月源次出场。会上讨论了「在政党问题上……求得尽力提携的方法」的问题，但「日劳党」一侧明显比「中坚同盟」要积极。
此后，经过11月29日、30日两次会面，「中坚同盟」终于转为积极，11月30日夜其干部确认「现在场合中，对左右不偏不即 ，要作为所谓中间派达成全国结成」。12月早期，宫井昌吉就到大阪去继续商议。最终，「中坚同盟」的关西、关东部分都意见一致，选择了「日本劳农党」作为自己的支持党派，并将自己作为中间派工会的全国联合体。随着12月3日麻生久一派脱离「总同盟」时带出的「总同盟脱退派」组成「组合同盟」，12月6日「中坚同盟」也大阪召开大会，决定与「组合同盟」一起成立「日本劳农总联合」。
就这样，日本中间派的工农团体终于最终成型——「组合同盟」、「全日农」、「中坚同盟」构成的「日本劳农总联合」，加上领导政党——「日本劳农党」。
文章的最后，再简略地介绍一下中间派工会的命运吧。对于「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来说，他们在1926年选择支持日本劳农党以后，就一直在无产政党的分分合合中，追随「日劳系」的脚步（日本劳农党→日本大众党→全国大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直到1931年离开了全国劳农大众党，毅然决然走向了法西斯主义运动。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采取战争协力的立场，取消对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支持——而参加了下中弥三郎等人的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新党的国民社会党准备会，发起了「国防献金活动」。到1934年9月时，其「劳资一体」的日本主义劳动运动之立场已经很鲜明了，于是也就离开了日本劳动组合会议，于1936年结成了「爱国劳动组合恳话会」。其又于1938年11月改称「日本勤劳报公联盟」，做着日本法西斯国策的打手，最终于1940年8月18日解散，合流进入「产业报国会」。
「总同盟」1929年9月23日发生了第三次分裂，分流出了「劳动组合全国同盟」。 其与此前麻生等人分裂而出的「日本劳动组合同盟」合流，1930年6月1日二者合并，再加上一些加入的小工会，成为号称有4万人的「全国劳动组合同盟 」（全劳 ）。该工会作为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支持主体，指导了「东洋モスリン」与「住友制钢」等很多的劳资争议。「全劳」当时，批判日益滑向改良主义的右翼工会「追随现实」、游离于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之间的左翼工会「游离于大众」 ，自许自己是拥有大众的「中间派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委员长为大矢省三，主事为上条爱一。
然而该工会的基础很弱。1931年开始，「全劳」打算加入「总同盟」提倡的「大右翼结成」之团体——「日本劳动俱乐部」。为此，以加藤勘十带头，「全劳」内部不愿与右派合流的左派发起「俱乐部排击运动 」，最终为此分裂出来，组成了「全劳俱乐部排击斗争同盟 」（1932年改组成为「全劳统一全国会议 」）。与此同时，面对着「总同盟」为中心的「劳动立法促进委员会 」的「右派联盟」，「全劳」也发起了「全国劳动组合会议准备会 」，谋划着中间派工会的大联合。最终，在「日本海员组合 」的斡旋下，以「反贡劳动组合主义」与「不反对国际劳动机关」 为条件，右派与中间派妥协。1931年6月25日，拥有八个团体、22万5000多人的「日本劳动俱乐部 」组成（代表委员滨田国太郎）。
因为其只是恳谈会形式的松散联络组织，1932年9月25日「日本劳动俱乐部」又改组成为「日本劳动组合会议 」。
与此同时，「全劳」内部的法西斯化也在加剧。九一八事件以后，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大矢委员长叛离了该工会，带领右派们成立了「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同盟」 （后来改称「日本劳动同盟」）。「全劳」内部动摇不断，新委员长河野密与新主事菊川忠雄为了合法无产政党的团结，在1935年6月确立了与「总同盟合并」的方针，1936年1月正式与其合并，成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 」（成员号称十万）。然而，这个工会根本无法充当阻拦法西斯化的防波提；相反，它也在为法西斯化而推波助澜。1937年「总同盟」公然发出「罢工灭绝宣言 」；被法西斯化的「日劳系」统率着的「全劳」自然也不能免其法西斯化。1939年「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内部的原「全劳」成员，参与进了「产业报国运动」，主张立刻自行解散、参与「产业报国会」，就此离开「全日本劳动总同盟」 。于是，只剩下「总同盟」一派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年又改回「日本劳动总同盟」的名字。
然而，法西斯一元化的运动不可阻挡。尽管西尾、松冈二人并不反对法西斯化政策，但他们也无法接受自己的工会即将被解散、合并入作为官方统制机关的「产业报国会」之中。无奈曲终人散，1940年「总同盟」还是只能自行解散，铺实了通向「产业报国会」成立的道路。
另一边，1934年11月18日，领导着「全劳统一全国会议」的加藤勘十、高野实等人（从中间派脱离而出），与领导者「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 」的山花秀雄③、田部井健次（从劳农系的解体中脱离而出）合流。它们再加上1932年东京东部建立的「江东地方从业员组合协议会」以及一些全国范围的小工会，以「阶级的劳动组合的战线统一」 为目的、「阶级斗争主义」为指导思想 ，成为了「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 」（全评）。依着反对时兴的“左”倾路线的运动方针，拥有12个团体、58个组合、大约5500人的「全评」展开了东北饥馑、尾去泽矿山灾害救援、临时工与人夫制度撤废、谋求工会法、佃农法、退休津贴制度的制定、日美劳动者的亲善活动等运动。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全评」拒绝了「日本劳动组合会议」（组合会议）、社会大众党对于工会统一化的呼吁，反而与「东京交通劳动组合」（东交）、「东京市从业员组合」（东京市从）、「全国农民组合」等组织了「劳农无产协议会 」。后来又以「协议会」为母体，经历内部分裂对抗后，还是千辛万苦地成立日本最后一个坚持阶级立场的左翼政党——「日本无产党 」。最终，1937年两次「人民战线事件」中，「日本无产党」与「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一同遭到被帝国政府解散的命运。
「全日农」1928年5月与「日农」再次合并，成立「全国农民组合」（全农）。经过了十年的斗争，1937年「人民战线事件」中，大批活动家被捕，「全农」最终发表了自行解散的声明。那么，又是不少「日劳系」的农民活动家，起到了推动再度成立「大日本农民组合」的作用——这次的「大日本农民组合 」，就是一个官方统制农民的御用农会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派的工会、农会中，特别是工会，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时不但不反抗，反而还为虎作伥，充当了法西斯化的社会先锋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明显，这与法西斯化的「日劳系」的领导方式 有很大相关。
另外，后来属于中间派的「机械劳动组合联合会 」不是1924年就声称自己是「纯白纸主义 」吗？不是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工人不是主义的宣传者之事，也是分明的。为了我们的幸福，不应当在选择手段上，有任何的踌躇。我们运动上前进的道路，必须常是最为宽广的。必须是最为自由的。……在我们的运动上，任何（认为我们）应当被不管怎样的主义、或者政策束缚的理由都不存在。」吗？ 如果法西斯运动也会承诺给予工农福利（典型如1934年军部小册子），加入法西斯运动还可以避免遭到帝国政府孜孜不倦的打击，对于他们来说是何乐而不为呢？所谓的「纯白纸主义」，其实就是「纯机会主义 」。
有着「纯机会主义」工会作为支持团体的「中间派政党」，最终法西斯化似乎也是不太奇怪。或许，战前日本的「中间派」就是如此吧。
参考文献:
Wikipedia词条
「日本労農党の成立:中間派社会民主主義の源流」（増島宏）
「大日本農民組合の結成と社会大衆党ーー農民運動指導者の戦時下の動静」(横関至)
kotobank百科
「戦時体制下の社会民主主義者:帝国議会における西尾末広」(高橋彦博）
图源:Google、Wikipedia
①贺川丰彦（1888-1960年），大正、昭和时期的基督教社会运动家、社会改良家。在战前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无产政党运动（作为社民系）、生活协同组合运动、协同组合保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被评价为实践了基督教「博爱的精神」，有「贫民街的圣人」之称。
1917年与「友爱会」接触，1920年设立以劳动者生活安定为目的的「神户购买组合」，1921年指导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大罢工」，也就是「三菱造船厂」、「川崎造船厂」的斗争。要求「工厂自主管理」的工人，组织了多达3万5千人的大罢工，但是由于示威行动中工人与警官发生冲突，贺川等一百多个工会干部遭到一同逮捕，最终「神户大罢工」以工会一方的败北告终。 以此为契机，主张「无抵抗、非暴力」的贺川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激烈的批判。随着关西地区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增强，贺川又把中心转向了农民运动。
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期，曾经赶到现场救灾。1926年参与了劳动农民党结成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在分裂时加入社会民众党一方。1920年代后半，开始将中心由社会运动转向宗教活动。1932年在全国巡回传道，也曾到欧洲、美国、中国进行演讲活动。
「十五年战争」时期，不但到伪满会晤甘粕正彦，还向「日本基督教联盟」提出设立「满洲基督教开拓村」，最终组建了两个「基督教开拓村」。虽然1940年代两度因为反战论遭到宪兵队打压，但他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放弃了自己的「平和主义」，转而像当时的很多宗教人士一样，积极地协力战争（这据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子与支持者）。1945年8月16日还被「日本基督教团战时活动委员会」作为奖励者列入「战意昂扬音乐礼拜」。
战后参与了东久弥宫内阁，一度担任贵族院勅选议员，也为日本社会党的成立而谋划。是第一个作为民间人士会晤麦克阿瑟的。币原内阁解散后、吉田内阁组阁难行时，一度被视为首相的有力竞选者。晚年参与了世界联邦运动，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但最终未获得。
贺川虽然是基督教社会运动家，却热烈支持昭和天皇与皇室，积极认可日本天皇制的意义。在日本社会党创立的时候，与中间派的浅沼稻次郎一起成为了中心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三次，结果引发了社会党左派内部的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揭发贺川黑材料的『ニッポン日記』一度被GHQ视为禁书封禁。
②杉山元治郎（1885-1964年），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农民活动家、牧师。1926年劳动农民党成立时曾经担任第一任执行委员长，但是随着劳动农民党内部对抗的激烈化，他辞去了委员长一职。后来担任了「全日农」的委员长，1928年又成为了「全农」委员长。
1932年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当选，以后一共当选九次。大战中属于翼赞政治会，因而战后遭到公职追放。1952年作为右派社会党候选人，当选众议院议员。1955年就任众议院副议长。1964年10月去世。
③山花秀雄（1904-1987年）。日本政治家。1921年开始投身工人运动，1926年后连续进入劳动农民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社会大众党。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作为「全评」干部被捕。1937年成为日本无产党中央执行委员，12月因为「人民战线事件」被捕。1945年参与了日本社会党建党。1946年8月当选参议院议员。1949年7月参与了「总评」，1951年所属左派社会党，1952年当选众议院议员，此后一直当选到1969年众议院选举，一共担任了九期众议院议员。1966年在佐佐木更三下就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1967年胜间田清一委员长下，又就任党中央执行副委员长。
1969年众议院选举中落选后，将地盘留给儿子山花贞夫，自己从政界隐退。其孙子是立宪民主党议员山花郁夫（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落选）。
因为笔者日语水平并非很高，这里可能出现翻译疏漏，敬请谅解。
好晚了，明天预计还有一更，是关于「日劳系」思想的，然后结束这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