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对单一无产政党工农大众的热切希望近乎信仰，可是左右两翼的病态分子不顾这种希望，常常重复观念的丑陋斗争，终于使得一年半来工农大众的血汗努力被一扫而空。一方面地方的实情虽在总同盟与农民组合中（有所）沿革，（却）有着与运动的实际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那（却被）少数分子的无用之争斗，如劈开生木一般，必须进行政治上的另一个运动，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的。所以我们……总同盟的正义派、农民组合中的健全分子，想要将真正大众之声从大地中托举出来，在病态的运动中确立无产阶级者应行之正道，下定决心组织新党。『严守阶级的立场、把握社会的现实，勇敢地前进』，这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这是1926年11月23日，麻生久、三宅正一等人准备组建「日本劳农党」、发出「日本劳农党结成意趣书」当时，麻生在报纸上发表的谈话。
既然左派有康米主义的明确立场，右派后来至少也有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的一致立场，那么「中间派」左翼的立场是什么呢？ 或者说，他们有什么立场，才会从左派、右派中分裂而出呢？这就是本文的论题。
三、「日劳系」的「中间派」立场
1922年山川均的「方向转换论」，为日本无产运动奠定了发展的基本格局 。此后，无产运动中极左派如日共，极右派如日本农民党，都希望参与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一切政治斗争方式、都把「到大众中去」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之一。「日劳系」也不例外。
在日本无产运动的1920、1930年代中，还有一个词的地位足以匹敌「大众 」，那就是「阶级 」。「阶级-大众 」的二元命题，或者说「阶级的立场」、「阶级的成分 」如何，是日本战前左翼的核心理论争论点，甚至也是延续到1950年代的社会党左右斗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左翼政党骂战中最常见的词汇，也是最狠的辱骂，就是指责某党「没有阶级的立场」，或者「不亲和大众」。
自然，在旧日本帝国对左翼与社会运动极其严苛的治安体制、镇压体制下，这个「阶级-大众」的核心命题，又诞生出了另一个重要命题——「合法斗争——非合法斗争 」。可以说，在旧日本帝国，你选择了日共，选择了康米主义，那迟早要从合法地位被赶到非合法斗争中去，从而其运动游走在违法与被镇压的边缘，藏藏匿匿，没法很好地「亲和大众」；而如果一直选择「合法斗争」，鉴于事实上旧日本帝国给左翼与社会运动留的位置是越来越少以至于没有的，将「合法斗争」视为第一，不外乎只有一条路——主张温和化，去激进化——或者说，实际上「反贡」。
那么，就会引发出第二个子命题「现实-理论」。 如果想要切实地实践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组织工农、走向革命，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拒绝与资产阶级与政府做出妥协，这才是「正道」；但是日本的国情，又使得这种「正道」成为不可能。那么，「现实主义」的立场，就是先不考虑「革命」等激进的课题，以获得工农的利益为第一——但是，如此一来，与统治阶级媾和也成为了「变通的」手段之一，这明显不是「理论」的要求。
对这三个极其重要的命题，「日劳系」的回答是:「始终合法的地位」、「现实的立场」、「大众的亲和性」、「阶级的立场」，我全都要！也就是，又要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藕断丝连，保持「阶级的立场」，又要手段极端灵活化、去激进化，保证不能越帝国政府雷池一步，这就是「日劳系」 。
A.大海航行靠理论
谈到「日劳系」的大思想家时，那无疑是长期负责理论工作的河野密①与田所辉明② 等人，他们长期产出「日劳系」的理论。而说到「日劳系」的思想理论团体，那毋庸置疑就是杂志「社会思想」。组成「社会思想」的团体，在日本劳农党建党后，不是成为了党员，就是成为其支持者；而「社会思想」的同人三轮寿壮与河野密，更是成为了日本劳农党的高级干部。由此可以推知，1922年4月创刊的「社会思想」，实际上奠定了左翼「中间派」的思想立场，更奠定了日本劳农党成立的思想基础。
那么，就首先从河野密的思想说起。
河野密在1960年回忆日本劳农党时，曾经说了一番饶有深意的话:
「……当时，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的基调，不能说从正面抨击康米党……」
那么，河野密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说，「日劳系」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这一点，下面就将清晰地揭示出来。
1924年12月，河野密在杂志「社会思想 」（第3卷10号）上，发表了「工会与政党的关系 」。
「考茨基也曾经把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比作两只手。然而为了（让）手去做作为手的举动，一个命令的中心——头脑的存在就成为其必要。他说，于是扮演头脑角色的不是工会，而是必须是政党。」
「应当站在命令的地位的不是政党，而必须是工会。在这一点上我是站在与考茨基正好相反的立场上的。」
河野认为，虽然「我们首先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但是「所谓理论是如何……与此同时，所谓实际又在如何呢 」。很难以理解的是，他认为:
「根据马克思，工会比政党还要重要 。但是工会并不比政治斗争重要。」
他下结论时，又提出:
「工会是比政党重要的，因为与政党的运动势必是分派的不同，工会是阶级的运动」。
1925年8月，河野密在『社会思想』（第4卷8号）上发表了「日本劳动运动的大观与总同盟的分裂 」。在其中，他提出:「顺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工人运动的战术也要自己发生变化」之后，开始大谈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现状分析，并提出，日本资本主义有三大特征:
①「在尚未被工业资本主义化之前，早就在国内陷入停滞 」；
②「涂有浓烈的封建色彩」；
③「从其诞生的开始，就在帝国主义的摇篮中被养育」。
因此，日本资本主义引发了国内一系列现象:
「在农村无产阶级人口的过剩」；
「取代阶级的对抗的，应该是大小规模的骚动——起事，或者随处惹起冲击的危险性」；
「反动势力的抬头与其固执性」；
「作为当然之无产大众、社会地位下降之分子的反动化」；
「无产阶级横向的团体结成的困难」；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扰乱阵列的危险性」；
「经济行动，即作为政治行动不合理化的倾向」，等等。
因此，工人运动当面的课题，是推动工会的扩大发展、对农民的提携、未组织工人的组织化、确立对新旧中产阶级的对策等。或者说——而不是急着确立自己的政党。
这一年的5月，正是日共派从「总同盟」中分裂出来的时候 。由以上结论，河野密如此评价「总同盟」的这一次分裂:
「在日本，可以以工会团体的形式团结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受限的。虽然如此，还有余地相对地残留（下来），这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振兴其组织，使得运动大众化，这不就是当务之急吗？（但）我在这层意味上，就这样认可总同盟的分裂是不行的。将总同盟的分裂理解成对堕落干部（的）战斗的分子的叛乱，无条件地肯定的话，那就是太过于简单的看法。把总同盟的分裂，理解成对机会主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战，那是太过于唯心的解释。」
换言之，河野否认康米派从右派的工会 中分裂出来具有正义性，而是:
「所谓『两边俱恶』的两败俱伤 」。
虽然如此，河野密君终于还是忍不住暴露了他的底线，一直在批判所谓「左翼的分裂主义」 。接下来，他更是抛出自己的核心论点:
「换言之，应当革命主义地前进、（还是）应当改良主义地前进，只是时机的问题。在最高的刹那带来时，背叛大众的是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然而，常常认为革命手段是万能的，是犯了完全相反的错误。（对于）现在，徒以口舌战斗于急进的意见并不是（重点）问题，（而）必须是在大众中潜行下去，将其组织、训练下去的时机。在这一意味上，我共同劝诱二者、促进二者的反省。」
河野密的所谓「中间派」到底是什么主张，由此可知矣！在他看来，现在不应争论左右、把左翼运动指导方针争清楚，也不必介意到底是「改良主义」还是「革命主义」，只要左翼势力可以发育起来就是第一。
从这个「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河野直接提议现在没有组建指导政党的必要，并继续从「组合主义」的角度批判左派。
1925年12月，河野密在『社会思想』（第四卷第12号）上发表文章「方向转换与政治行动——驳斥北条一雄氏—— 」。这里的「北条一雄」，其实就是福本和夫 。虽然到两个月以后（1926年2月），『不可不从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中转换 』一文发表时，「福本主义 」才正式诞生，但是河野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福本的思想了。
河野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友爱会」创立以来日本工人运动的历史，指出工人运动先后发生了三次政治的转向 ，而第三次就是急速展开的「方向转换论」。
「出于碰巧由于震灾蒙受了打击、又见到反动势力令人吃惊的抬头，勉勉强强政府也表示想实施开明的政策的倾向，以至于所谓方向转换论变为现实了。从而有两个意义被包涵在方向转换论中。那就是——从经济的行动到政治的行动的转化、与从直接的政治行动到可以通过议会被实行的政治行动的转化。作为前者标语的是大众政策；作为后者标语的，（则）是呐喊着（要）利用议会的所以然。」
因此，他直球攻击反对山川均理论——「方向转换论」的福本和夫③的观点，「不得不说是卑俗的、缺乏诗意的美的历史的，歪曲的唯心的观点 」。
河野到此，又把自己的核心论点掏了出来:
「在列宁眼中的，是能响应当时的事情，献身的革命家的组织。那是置身在最为严格集中的组织之下，可以忍受严厉之训练的少数人的组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多多少少经过这个过程的分子，应当将自己潜行在大众中的问题。」
「所谓方向转换，不是从职工工会主义到政治行动的转换，而是从一个政治行动到另一个的转换。」
在河野密看来，列宁的革命政党就是一个布朗基主义式的少数人组织，是一个极少数先锋革命家的组织，却并不是一个可以收纳大众的政党。为此，他反对日共，也反对按部就班地按照康米主义来组建政党。
那么河野密支持什么呢？他在后文中就是强调议会的意义、改良政策的意义，并提出运动的口号除了「到大众中去」不变以外，要把「到政治斗争中去」作为「从直接活动到议会主义去」。
1926年11月——也就是日本劳农党建党前夕，河野密在「左右两翼的对立与劳动农民党的前进 」中谈到:
「我们首先认为，必须树立劳动农民党。劳动农民党还或许大概还是有着组合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色彩，大抵（却）因情况而更为右倾化了。然而，已被确立的劳动农民党，由于一个势力的形成，成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堡垒。这个堡垒比起不管什么，都是对左翼的结成与成长的堡垒。劳动农民党的树立是对左翼最为有效的保障。
左翼的政党主义，将其归根结底，是必须克服自己现在的劳动农民党，向着本来意味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以现在的客观条件下，（一个）职业的革命家组织——的树立而迈进。 正好，评议会在工会运动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会，像是在与所谓的右翼工会对抗一样。然而，这是在现在的形势中，大抵果真可能的吗？我认为这大概不可能。 况且也还不能对劳动农民党有所期待。要点是基于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的没落，达到了必须把劳动农民党作为堡垒，谋图左翼的结成的程度那般急迫』这种看法的不同。我认为，无论哪一个都不急迫。」
无疑，河野密反对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或者说，『康米党』。 理由是不仅当前的形势不允许，而又「无论哪一个都不急迫 」。
由此，河野密反对山川均当时号召的、无产运动左派对劳动农民党的「打入政策 」（劳农派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劳动农民党），提出这其中有着很强的福本主义的影子。河野密反对目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存在形式，也反对左翼大量流入劳动农民党，因为他所希望的政党是「左翼的结成与成长的堡垒」、「对左翼最为有效的保障」。或者说， 一个可以保证左翼韬光养晦地发育的政党，而不是大张旗鼓地闹革命的政党。
正如 他所说，并不是要否定「革命政党」，只是「现状上没有必要 」。
「日劳系」的核心——麻生久，也有着一样的看法。麻生久在1926年劳动农民党诞生时，写作的「无产政党是什么 」中，一方面规定劳动农民党是合法的大众政党，一方面却为党内不能在排除康米主义者的点上达成一致共识，而对党的未来感到不安。可以说，麻生所希望的政党，不是一个与康米主义者统一战线的党，而是一个排除康米主义者的党。
正如前文所述，麻生等人一开始不愿因为左派势力抬头就放弃劳动农民党，但即使是不得不与「总同盟」一起离开以后，他们还是对一开始的「劳动农民党」一样，一个可以庇护左翼慢慢成长 、而非沉醉于激进的思想的政党疑似念念不忘。
不久后，河野密的「中间派」思想千言万语也功不唐捐，终于可以把它用在自己的新党——「日本劳农党 」之上。
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中间派新党——日本劳农党划分出明确的立场，作为「左右两翼对立与劳动农民党的前途 」，不久之后河野又著成了「所谓中间派积极的主张 」，在『解放 』一月号上发表。
「所谓中间派的论据，是对如何根据日本的实情，使左翼的精神在现实之上活用的、一个具体的回答。」
「左翼精神，大概不仅仅是福本主义（一样）、公司中生产的药丸（那样）的意义。为了大众的需要，大概被以别个的外皮所包裹才是更加必然的。谁又能说，至少『社会思想』制造的所谓刻有中间派的药丸，反而会对濒死的政党的运动，不成为起死回生的良药呢？」
「不论好坏，所谓中间派的立场，是依日本劳农党的活动，而表现其本质的。也就是说，所谓中间派，是对如何使左翼精神与大众一同呼吸的一个回答。吾人固然不以中间的主张作为唯一绝对。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在现在，一个最为合理的回答。」
如此看来，河野密等人发明的「中间派思想」，大有要炸平富士山，日本左翼运动紧紧绕着日本劳农党与麻生久同志团结一致之势。然而，河野就果真对自己的思想那么有信心吗？
1925年河野忙着笔锋上横扫一切左右派时，却不得不承认「没想到我在中间派的问题上不能进展了 」。
「我想，要将笔砚一新而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假如把我的想法直率地陈述的话，所谓中间派是对从来的左派、右派都不拘泥的态度。然而这在一个实证主义的意味上，是被称作机会主义也没有办法之物。然 而今天可以说，中间派到达了一个应当并不拘泥于左右两派，拥有自己的一个立场的时候。劳动农民党的存亡——我想，那中间派的主张还有无其存在价值，就与之挂钩。」
听起来，底气也不是之后的那么足。『社会思想』同人如平贞藏④、嘉治隆一等人虽然文章不少，但与河野相比，其立场也只是大同小异。
那么，对河野密等人的「中间派理论」，最好的评价，无疑来自于研究甚深的增岛宏⑤教授。
「推进这样的研究的话，河野的思想是根本的组合主义、议会主义，与右派的主张大体没有区别的地方。所论也是在采取中间派的姿势的同时，主要进行对左派的批判。……对于山川均部分地承认的同时，又认为（有着）福本主义的密切输入，最后（将其）理解成康米主义的东西而进行批判。河野立在『两败俱伤』的见地上，有时摆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姿势，思想上却是与右派几乎一样……因此，可以说与右派的不同，只是对大众的动向有着一定程度的敏感，于是有了左派的表现。」
对这种「左翼中间派」的本质，后来还有更清晰的暴露。
B.中间派事业总舵手——麻生久
高桥彦博 曾说:
「（在）中间派日本劳农党的情况，其建党经过是特别不同的……不是一片工会的决议、一个集团的商议所促成的，（而是）依麻生一人的决断而下定组建新党的决心，自上进行了组织的组建」。
当事人河野密也说:
「麻生先生啦、三宅正一先生啦，都是有着农会与农会的合作的。我坦率地说，这个时候开始安部矶雄先生在组建的社会民众党，理所当然的话（是）应该协助它的 」。
可以说，没有麻生久，就没有中间派新党，就没有日本劳农党。因此，考察麻生久自己的思想与作为就特别重要。1929年，麻生久指出:
「试看在日本的无产阶级的状势，由后而来、觉醒的我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尚且日浅，觉醒的无产阶级虽然数量上是极其的少数，却被先进诸国高度（发展）的社会思想所刺激；虽然还没有什么实力，单单其气势就要模仿他人，变得极度的左倾化，从而其运动以至于最终，是从大众出发——而止步为孤立的、少数者的运动 。方向转换是为了订正这种谬误而生的。方向转换的目的，不单单只是将从来运动中兴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斥出去，以康米主义的思想、康米党的方法取而代之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今日日本的社会状态中，采取一直被极度地视为危险的康米主义的思想、以及康米党的方法的话，当然，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看起来是一方面的方向转换，但（这样）也无法达到……真正地获得大众的目的。以如此的方法的话，我等的运动依然不得不作为方向转换以前那样、少数者的运动。 使尚未觉醒的大众奋起、直到带来阶级的形成的大众的运动，（是需要）首先助长可能之自由主义的发展， 由此在破除一般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恐惧心理的一方面，将法律的、社会的环境导向有利的一边——由此，（大众的运动）才第一次成为可能。 」
麻生久反对「采取一直被极度地视为危险的康米主义的思想、以及康米党的方法」的立场，是不言自明的。麻生是要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合法斗争地位，做到实际上「反贡」的。
虽说「反贡」，麻生却很爱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1928年麻生久著成的「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 」中，就三、四次引用马克思、考茨基的话。
多多少少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麻生久也确实不满「无产阶级右派」的「劳动组合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倾向:
「信奉修正派思想的劳动组合，也对于无产政党标榜中立……
他们以为，资本制度，已经仗着劳动组合之力一部分一部分加以改革，渐渐地而且平和地正向着新的社会制度流入，所以劳动组合，应该不与无产政党结密切的关系，而仅向着经济的改革竭尽全力。
但是这种主张，明明白白是一种，蔑视事实的诡辩。」
指责社会民众党一派是:
「他们反对左倾的政治革命，他们想用和平的方法和部分的改造以从事社会革命。」
可以说，麻生久等人确实受不了「社会民众党」一派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更贴近费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麻生久就真的支持社会革命吗？这里可以说，就算麻生心里的确有「以后要社会革命」的念头，他也几乎从来不把这种念头认真地付诸实践。
何况，我们可以看到，麻生久1928年在干什么呢？1928年日本大众党的「清党事件 」，就是因为麻生久被人举报收了时任首相田中义一、法西斯主义者高畠素之、古河矿业株式会社的资本家的钱。
即使麻生久在日本劳农党时期就已经缺乏活动资金，为了得到活动资金跟统治阶级、法西斯主义者媾和，这实在是……（很喜欢福田狂二⑥证言中，「幸之湖事件」中麻生久的一句话:「真的没有钱就难为了。就没有什么得到钱的方法吗？」属实难绷。按照他的回忆，可以确认的是麻生等人确实与古河矿业方面碰头，然后就中止了抨击演说会……）
以上，可以见到「日劳系」的偉い領袖——麻生久极致灵活的手段。1931年受「日劳系」影响很深的全国大众党 在合并之前，曾经就政府干涉合并之事发表决议，其中提出:
「我们的战术必须要特别地发挥其灵活性」。
这或许就是麻生久的「灵活战术」。
C.「日本劳农党」的自身
芳贺绥 在比较「日劳系」与「社民系」时，曾经说:
「却说到三宅（正一）与日劳（系）的人们，不能忘记的一事，是他们的胸中燃烧的热烈壮大的浪漫主义。日劳不是理论家的聚集，而是真感情之人的聚集……与思想的异分子明确地划开一线，把（自己的）心合上的社会民众党系的向心的性格、所相对照的是，日劳有着为了打破现状想要向八方敞开心灵、一起携手的离心的性格。」
芳贺又曾在「大正民主的余晖——河上派的人们」中，指出:
「日劳系的一大特色，是育成良好的知识分子集团……其集团的中心人物们中，世家、财主家的子弟很多，并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名士”了……『我们从亲人处得到金钱、开展运动，然而西尾（末广）君与佐佐木更三君，因为是实际地一边劳动一边做到（募集金钱、开展运动）的，很伟大。』如此的三宅正一的感想，是清楚地说明了，与其他派阀的指导者们相比，日劳系集团的体质的不同」。
与右派的「社民系」干部有着不少工人出身的活动家（西尾末广、松冈驹吉等）相比，中间派的「日劳系」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出身。「日劳系」的大部分，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出身，这个当时日本的最高学府 的含金量有多少，可想而知。另外，「日劳系」还有像田所辉明一样，本来出身日共，因为厌恶日共的「宗派主义」，转投「日劳系」的成员；近藤荣藏也是曾经加入第一次日共，继而转投日本劳农党。
说完了「日劳系」的世家知识分子 出身与性格的特点，再说日本劳农党的宣言与理论。
日本劳农党「一大」 （1927年12月）的「方针书」里指出:
「不待言，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一路走向没落。然而，在勇敢地承认『就算是一时地见到资本的安定，似乎所见像战后那样在没落的急坡上一路没落的资本主义也正在不断重振旗鼓』这一事实这点上，是我等与其他极左分子的差别；在（将其安定化的趋势）看做恒久地，或进而想要将其恒久化的倾向，不断决定性地战斗的这一点上，是与极右的区别」。
又特别提出:
「大众主义与分离分裂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我日本劳农党从劳动农民党中区别出来的要点」 。
这是中间派的世界观理论——当然，与河野密等「中间派理论大师」的思想是离不开的。
考察完了世界观，再来看纲领。日本劳农党的纲领是:
「一、我们期望依照我国的国情，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完全解放。
一、我们期望通过合法的手段，（实现）有关不合理的土地、生产分配（制度）的改革。
一、我们代表无产阶级的利害，期望实现受特权阶级垄断之议会的彻底改造。」
这里不妨看一下劳动农民党的纲领:
「一、我们根据我国的国情，期望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
二、我们依据合法的手段，期望有关不公正之土地、生产、分配制度的改革。
三、我们期望打破只代表特权阶级利害的既成政党，实现议会彻底的改造。」
可以看到，日本劳农党党纲基本照抄劳动农民党。 怪不得增岛宏教授说:
「（日劳党的）纲领、政策也好，大体都是与劳动农民党一样的东西。」
就连「日本劳农党」的党名，大概也与「劳动农民党」的简称「劳农党」脱不了干系。处处都和一个实际上就是日共傀儡的合法政党装的如此相似，他们的差别体现在哪里呢？
日本劳农党的创党意趣书 中，说:
对于「（运动）陷入停滞的劳动农民党，与连阶级意识都朦胧不清的日本农民党 」，他们要:
「排斥私党的、私欲的、幼稚病的运动，真正严守阶级的立场，并且把握日本的社会的现实，确立坚实纯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
同时，他们批判准备组成「社会民众党」的一派:
「他们果真是真正、纯真的现实派吗？不。他们也是只是幼稚病的右派。看吧！他们所做之处，只是依赖于名士，（自己被）囚禁在现实主义的美名下，这不是想要一直误了阶级的正道吗」？
日本劳农党还有其他语录。1928年第一次众议院普选之前，日本劳农党曾经就无产政党间「野党共斗」发表意见:
「无产政党的选举协定事成了！被骂为中间派的我党中间的地位成为诸无产政党的楔子，（于是）面对即将来到的总选举、无产各政党间的选举协定在兹成立了。于此即使实现哪怕最小限度的大众期望， （这）是我党立党精神依据具体的事实，被扎扎实实地实证下去。
（在此）告全党党员，即将来到的总选举可以是试炼无产阶级政治实力的重大机会 。我们可以在这个绝好的机会上，对既成政党发挥无产政党综合的伟力，（并）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证选举协定的趣旨。
敌人是既成政党、资本家与地主的代议士！他们将在议会旁若无人的群魔乱舞就这样带入选战中，进行着一切之欺诈与欺瞒。对此将一般民众的指责，像炮弹一样撞击过去的是无产政党间的协力。
既成政党在欺瞒，（而）无产政党间成立了选举协定！贯彻选举协定的主旨！更一步地前进！」
这是很能代表日本劳农党对议会意见的语录。但是最能代表他们意见的，还是创党当时的言语。
1926年12月9日，日本劳农党举行了创立大会 。其立党宣言 是:
「亲爱之同志诸君！（大家）彼此都对左右两派的争斗厌倦了。为了无视大众的要求与心情的这样的争斗，我们不是过去一年半来哪里谈得上是进击，反而一退再退下来吗！我们知道，因为（这只是）徒然之观念的斗争、（态度）转为否定的运动的指导者。我们也知道，因为个人的抨击，反动化的大众。过去的运动是繁琐的、忧郁的、利己的。我们为了打破这样的现状，做出了多少的隐忍、付出多少的牺牲呢？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彼此成为历史（一样）歪曲的左右两派，并不像要侧耳倾听我们的正论。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傲慢了。我们彻底与左右两派切割，树立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的时代到来了。」
要论评价这份宣言，最好的论述还要看「日劳系」的田所辉明。他在1930年12月著成的「日本劳农党史 」中，批判立党宣言是:
「只是攻击两边极端分子的分裂主义，全然缺乏，作为日劳党与他党得以区别的唯一存在理由的、对向着统一的大道统一的期望。」
「真正意识到先构建日劳党、（再）凭借这个城堡获取单一大众政党的只是少数先进分子。多数人是被『对左右两派的争斗厌倦了』、想要求得（一片）安居的天地的氛围支配着，（于是）在那里与想要固定（下来）的左右两党对立地、笼罩着中间派固定（下来）的氛围。」
学者增岛宏也精辟地评论道:
「日劳党是当时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动摇派』」，被中立的情感所支撑的党派。」
田所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加入「日本劳农党」的人虽然不少，到1927年足以在日本全国结成77个支部，但是他们只是因为想要逃避左右两派的思想斗争与分裂抗争，寄望于偏安中间、做个调和两派斗争的和事佬而已。谁又能说加入中间派政党、工会与农会的这些人心中，怀有的不是「中庸至上」、「不左不右的中间派最好」的想法呢？
「正像所说的一样，支撑他们（中间派）的，是组合主义、议会主义，与社会民众党有区别的地方很少。大概可以说，这种差异只不过是『左翼的表现』……中间派的情感，被从上面强行固定化，集合成为政党的就是日（本）劳（农）党的样子。」
这种工农运动中的中间派的情感，只不过正好碰上了，因为不情愿被近乎革命派如日共、近乎改良派如社会民众党违和地牵着鼻子走，不得不从右派工运中分裂出来的麻生久等人、不得不从左派农运中分裂出来的三宅正一等人而已。在这种看似巧合的情况下，二者才结合成为了中间派政党——日本劳农党。至于河野密等人发明的中间派理论，那不是来自工农运动的底层的；是来自于上层的，来自于中间派干部的，为了模糊的「中间派立场」、「中间派情感」而强行凑出来的「中间派理论」罢了。所谓「左翼中间派」，是先有立场与社会基础，再有理论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主张「高扬确立正道之旗」的日本劳农党，到1927年就开始主张「阶级的大众的统一政党主义」了。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之政党、亦或者世界观政党的坚固的思想立场」的政党。因为他们是无主义的，根本上立场虚无的政党，所以根本无法坚定地维持很久，只能不久后就把自己想方设法编出来的「中间派立场」暗中放弃掉，转为高扬「左翼政党大统一」的旗帜，这才最终找到了自己短暂生存的意义。
当时，就连「无产运动右派」的西尾末广 ，都比麻生、河野等人自己看得明白。他对于他们的分裂活动，是抱有谅解的。西尾虽然谅解麻生等人相当于与康米派一起，破坏他们右派新党的组建活动，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麻生不去加入他们组建的新党。 西尾批判麻生当时，说了一番实际上极其讽刺的话:
「不就只是、总感觉（对）被说成是右翼，有种抗拒心理吗？或许，不就是看到工人阶级还没能脱离观念的外壳，对被称为右翼的事（有所）介意的状态，想要利用这种一时的倾向吗？其无论如何，大概都是（对）我国工人运动还没能脱却观念的、非现实的袍子，又一个有力之证据。 」
这固然是从西尾末广自己独特的排斥「观念论」，或者说严密的「意识形态」介入工人运动的立场出发，但却也无意中暴露了麻生等人的特质:不过是自认学过马列主义等理论，不愿被认为「右派」，「还没能脱却观念的、非现实的袍子」，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其实根本立场与右派没有差异而已。
他们在日劳党的创党大会宣言中，指责左右两派「观念的斗争」，但能使他们与社会民众区分开的，也只不过仅仅是他们与该党成员间「观念的斗争」，即特长于左翼言辞的他们惯用的「左翼词藻的表现」，而不在于实际的立场。
正像增岛宏教授评价的一样:
「日劳党，其指导部的大部分是根本上立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的。」
从这一点来说，河野密 也好、麻生久 也罢，都是这样的人。
这里暴论一下。「日劳系」果真有自己立场吗？不是的，只是因为无产运动右派如安部矶雄、西尾末广等人接受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笼统的「人道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等罢了。换言之，只是「日劳系」的头脑里面，有着一些从来很少被他们真正实践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罢了，有着一些所谓抽象的「阶级意识」、「阶级的立场」罢了；真正行动起来，他们的立场从根本上几乎与右派一般无二 。大抵「日劳党」所谓的「左翼精神的现实化」，难以超过——一边给自己披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袍子，一边把追随现实作为自己行动秘而不宣的信条——这个限度。
事实上，不少人也指出，日本劳农党两年的生涯，是言语的左派、行动的右派 。这样，麻生久可以才一边在自己的政治评论中大段引用马克思，一边认为五卅运动是“工潮引发的排外运动”、与军部要人接触。
这里，不妨再看一下，「日劳系」直到1934年前，都干了些什么:
这里先下结论:党纲基本抄袭劳动农民党的该党自称「中间派」，然而其实际举动，倒不如说，是一直在左派的劳动农民党、右派社会民众党在某个议题或运动上、摆出的对决姿态之中，刻意地取其两党中间的姿态，所以一直动摇不定。
①1927年地方选举时，日本劳农党一手打出「阶级的立场」，一手又高举「议会主义」；
②在1927年6月，国共合作已经濒临破裂，留下“左派”的武汉政府与右派的南京政府对峙时，日本劳农党发文说：
「我党对在南方政府内的南京派、武汉派……以一视同仁主义，援助国民革命运动。因此有人或说应提携南京派、有人或说应提携武汉派，这样的态度我党是拒绝的……」。
③1928年反对日本出兵侵略山东时，也是说「避免过激之方法，专向民众宣传中国的事情」，反对像日共派一样，通过组织大众反对运动的方式来抗议。
④1931年「三党合并」组成「全国劳农大众党」前夕，作为合并政党之一的「全国大众党」内主要以「劳农派」与「日劳系」为主。除了三宅正一另有农会合并的愿望外，河野密、田所辉明等日劳系想要合并的原因在于，希望导入劳农党系，来牵制党内的「劳农派」。
当时，有着河野密、田所辉明二人起草历程的， 得到本部常任委员会承认的「合并基准」，其中的「新党的性质与方针」，里面写着:
「(イ）是劳动者、农民、一般无产者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政党之物/
（ロ）反对阶级协调主义、反对议会主义/
（ハ）痛斥法西斯主义/
（ホ）是以政权获得为目的之物」
虽然「日劳系」明确表示反对右派——社会民众党的两个重要的偏向:阶级调和主义与议会主义 ，然而对于个中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政党」，持有共同战线党论的劳农派存在着疑惑。
其理由，是「在要获得政权上，并非议会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大众政党，其以政权的获得为直接目标之事，有着堕入议会主义的危险」。「 劳农派」很担忧指导方针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变成与社民党的「大右翼合并」。不幸的是，这一点被「劳农派」说中了，以后的「社会大众党」，确实就是「大右翼合并」的政党。
⑤1931年12月全国劳农大众党党大会上，铃木茂三郎记录下了几人的发言。
麻生久发言：
「（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现实的斗争有其必要的今日，（对于）教条的反战斗争是无法赞同的。」
田所辉明的发言更为露骨：
「现在帝国宾馆的沙龙里也有社会主义的存在，这是不可看漏的。少壮军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有协力他们的应该。」
这次党大会上，对于公开发表法西斯主义言论的松谷与二郎⑦，在是否要处分他的问题上，「日劳系」重要成员麻生久、田所辉明、平野学、河野密等均十分消极。
难道可以忘记「交游广博」的麻生久、田所辉明等人与法西斯主义者的私交吗？1928年被发现与法西斯主义者高畠素之交游时，麻生久是怎么说的？
「高畠君是我的旧相识……我是从尊重资历深厚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那时开始不断交际下去的。」
田所辉明去世时，有人追念他说:
「……为了获取重大的事物，（可以）一直在相当丑怪的事物面前合眼（不看）。」
其实，何止田所辉明一人呢？「日劳系」极其灵活的手段，不过就是如此而已。这就是「日劳系」的本质。
增岛宏教授在评价「日劳系」时，认为列宁在「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怎样重建国际？）」一文中，有着精辟的说明: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三个派别:……（3）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的人。这些人现在跟着机会主义者跑，他们假惺惺地企图用仿佛是科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是闹着玩的呢！）观点来为机会主义作辩护，因而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危害。」
1927年第三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后来的日共「1927年纲领 」中，明确指出:
「为了与这样的分离而战斗，设立日本无产阶级的大众的组织而努力，是康米主义者的任务。因此从像劳动总同盟、农民组合的组织分裂出来的日本康米主义者一派是根本的谬误。大众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日共的正常的健全之发展，绝对有必要的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指导者的斗争是，必须以不与工会与大众政党的左翼分子分离这样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组织的内部，暴露其指导者，获得他们的大众这样的方法，（如此来）进行。」
因此，就要努力融合作为中间派的「日劳系」，将他们旗下的大众吸纳入自己的阵营中。
然而，「日劳系」真的是欧陆一样、或者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左翼中间派」吗？不是的。日本劳农党，是因同时反对左右两派而建立的政党。 如果将一条当时的政治光谱列出来，最左的一端是「马列主义」，最右的一端是「改良主义」，那么相对最左的是日共、相对最右的是日本农民党。更为中间偏右的是社会民众党，中间偏左的是劳农派与劳农系；而虽然想要立在正中间，但实际上更靠右的才是日本劳农党。
「日劳系」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却是偏向调和主义乃至机会主义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矛盾与摩擦，这正是他们不断动摇的所在。为了克服这种内在的摩擦，他们最终选择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在旧日本帝国严苛的环境中，不择手段地「为民众谋福利」。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帝国政府加强了镇压的力度、以至于左翼运动的僵局、社会运动的寒冬到来之时，「日劳系」终于成为了日本左翼阵营中转向法西斯化最快的一派。哪怕将自己潜行在法西斯运动之中，哪怕把自己的改良政策粉刷上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哪怕现在变成去希望帝国政府由上而下进行改良，哪怕——哪怕自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者，那有如何？
对于他们来说，由始到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乃至于「教条」的「日共」，不也是「只能面对着监狱冰冷的苔石证明自己的革命节操」吗？
写到这里，日本左翼运动中，到底是坚守理论立场重要，还是为民众生活带来改良重要，相信答案已经判明了——可能、大抵都不重要。从1918年「米骚动」算起，到1940年法西斯体制彻底落成，掐指一算，日本左翼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真正地呼吸社会运动的新鲜空气、深入与发动大众，而不是面对着一个无时无地不在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因「治安维持法」等悬在头上宝剑而担惊受怕呢？这，或许才是「日劳系」，日本独一无二的「中间派左翼」诞生、成长、转向、以至于终结的悲剧下的真面目。
①河野密（1897-1981年）日本政治家。参与了东大新人会，毕业后参加日本劳农党，后来转移到社会大众党，1936年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当选，以后连续当选19次。
战后虽然参加了日本社会党的组建，却因为在战时为大政翼赞会的活动谋划而遭到公职追放，之后1952年以社会党右派议员的身份回归政界，1955年参与了两派合一。1956年就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曾经在1958年「警务法」改正案时，代表党向自民党国对委员长提出抗议。1972年落选众议院议员，之后退出政界。
②田所辉明（1900-1934年）。大正、昭和时期社会运动家，曾经与浅沼稻次郎等人组建「建设者同盟」，1921年因为在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组建大会上被捕，从早稻田大学中退出。以山川均为师的他，1922年加入了日共，次年因为「第一次日共事件」被捕。出狱后因为反对福本主义，加入了日本劳农党。 1934年11月去世。
③福本和夫（1894-1983年），日本经济学者。作为第二次日共的指导干部、1926年前后日本无产运动左派的最高理论家而活跃。当时笔名是「北条一雄」。
1925年参与了佐野学等人的「共产党再建局」，1926年2月发表「不可不从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中转换出来」，此后陆续发表文章，批判山川主义为「不去明确化，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间差别的折衷主义、组合主义」，提出自己的「分离——结合论」， 自此声名大噪。
1926年日共建党时担任常任委员、党政治部长，其理论在年轻学生、知识分子与活动家中有着很高的人气，在日共党员中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然而，因为第三国际的「27年提纲」批判了福本主义，他逐渐失势。1928年「三一五事件」时他被捕，此后一直到1942年都在狱中生活（是否狱中转向存疑）。
二战后，1950年再度回归日共活动，然而在导致日共分裂为「所感派」、「国际派」的「50年问题」上组织统一协议会、主张重建党，而在「共产党再统一」的「六全协」后与日共中央对立深化，最终在1958年疑似被日共除名，此后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活动。对于CR虽然一定上保留意见，但是选择支持。
④平贞藏（1894-1978年）。曾经加入「新人会」、「昭和研究会」，设立了「昭和塾」，1930年代与很多军人接触，还曾担任「满铁」参事、法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⑤增岛宏（1924年-），日本政治学者，元法政大学教授，门下是日本著名历史学者高桥彦博。
⑥福田狂二（1887-1971年），日本社会运动家。1904年参与了平民恳亲会，同年组建日本劳动党，日俄战争开始从事反战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入狱，曾经因为成功说服看守思想转变，导致看守被免职。1927年加入日本劳农党，后来因为「清党事件」被开除。1933年转向右翼，拜师平沼骐一郎，1935年创刊「皇道日本」。战后1948年设立防共新闻社，展开反贡运动，1971年去世。
⑦松谷与二郎（1880-1937年），日本社会运动家、律师、政治家、作家。曾经在「虎之门事件 」中，被选为难波大助的律师。1926年参与了日本劳农党，先后历任全国大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的顾问。1930年众议院选举中第一次当选，后来1932年又就任社会大众党顾问。但是在对「九一八事变」的评价上，与社会大众党对立，最终离开社会大众党。这之后，他先后加入「新日本建设同盟」、「国民同盟」、「日本国家社会党」、「勤劳日本党」，1937年去世。
参考文献:
Wikipedia词条
「日本労農党の成立:中間派社会民主主義の源流」（増島宏）
「社会民衆党の創立」(中村勝範)
「社会民衆党の精神」(中村勝範)
「社会民衆党の第一年」(中村勝範)
「昭和二年の地方選挙と無産政党」(中村勝範)
「第一回普通選挙と無産政党」(中村勝範)
『「プチ・帝国主義』論争について」(長岡新吉)
「社会民主主義と軍部・ファシズム:「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して」(増島宏）
「満州事変と無産政党」（岡本宏）
「「大正デモクラシ」の政党化構想のゆくえーー社会民衆党の「議会主義」を注目してーー」(渡部亮）
「社会民衆党の中国国民革命への対応:南京政府成立まで」(中村勝範)
「全国労農大衆党結党の検討」(福家崇洋）
「共産主義派と社会民主主義派の競合と対立ーー赤松克麿を中心にーー」(松澤哲成)
「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麻生久）（感谢中马库录入）
图源:Wikipedia与Google
终于写完了……
由于笔者日语水平不足、对历史的了解并不特别深厚，可能出现翻译失误、观点有谬的情况，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