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欲速则不达！劳动者假如想要得到最后决定的胜利，之前磨磨蹭蹭的运动，也就是做起工会运动的事情就是紧要的。比起与日警格斗的一人之勇士，稳健的一百人团结起来的工会，不知道会让多少的资本家、多少的当权者感到恐惧。『说想要打造工会，以其力量改善劳动者的地位等等的事，那还是不急的。我们牵起手来为时尚早地成为社会主义者，进行直接行动，那还不到时候』，听到这样的话语从劳动者的口中说出，日警的官吏不就要阴森森地露出险恶的笑容了吗？资本家们不也要交头接耳地说:『快去占据、快去占据（优势地位）』了吗？劳动者们，好好重新考虑吧！不要再被骗了。回到工会吧。那里是劳动者的王国。」
——「回到工会来」，棚桥小虎①（时任「总同盟」东京联合总主事），1921年1月刊于机关报「劳动」上
这篇文章，是痛批当时日本工人运动的指导精神——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名文。那么，为什么1911年「大逆事件」后，日本一度陷入沉寂的左翼运动、在一战的资本主义景气中再度复苏时 ，无政府工团主义却一举成为了工会运动的思想主流呢？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一、安那其妈妈爱着她的日本孩子们
1920年3月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段劳动条件下降、失业的不安却在上升的时光，经济恐慌勃发起来。与之同时，生产缩小、企业倒闭迫使大批工人沦为失业者 。再加上这一时期，1917、1918年急速物价飞涨造成人民大众的生活不安、所引发的「米骚动 」，都促进着工农大众的斗争化 。以此为契机，1919年8月，本来作为劳资调和会 的「友爱会 」在第八次大会上改名「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宣言、主张都转而激进化起来，于是以友爱会为核心，日本的工人运动一时迎来了高潮期。单单看到，1919年的工潮80％都是因提高工资而起，就由此可知。
然而，随之而到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击。不仅工潮逐渐转变为反下调工资斗争、反解雇斗争，斗争大多也以败北告终 。因此，一战后逐渐复苏的工会运动又陷入了僵局。加上由于原敬内阁组阁，当时高涨的、要求解散议会的普选运动空然败退，普选热潮一时冷却下来。这种情况下，主张反议会主义、直接行动的「革命工团主义」也开始盛行起来。 不少人悟觉明治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面对打压、其所采取的合法斗争手段的无力，受到幸德秋水的启发，决心投身于工团主义。加上天皇制体制下治警的高压统制，革命工团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工人运动的指导精神。
他们的日式 「革命工团主义」，就是
「现在他们本着，通过总罢工等直接行动，直接地谋图消灭资本主义就是解放的唯一道路的信念， 策划着争议行为的直接行动化，以至于否定一切合法的政治运动（的地步） 。」
1921年1月东京的「足立制作所争议 」，就是在这种指导方针下进行的。
「四十余名职工袭击了工场，殴打了工厂主，打伤了办事员，以至于将工场的机械中大约25台的重要部分大体破坏掉了，（这是）我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
虽然「足立制作所争议」在当时也是「在其残酷的压榨、低下的薪金、不完全之设备上作为东京有名的『鬼工厂』而闻名」 ，但是也很明显体现出了日式革命工团主义——所谓工人阶级通过经济的直接行动，颠覆现行制度。
这种日式「工团主义」与西欧建立在强力工会上的「工团主义」不同，其实就是由于天皇制国体下严苛的环境、悲惨的劳动条件，所爆发出来的，少数激进工人极端地掀起尖锐化的英雄主义斗争。 这也有着明治时代延续下来的、理想主义的「日本型」工团主义传统的影响。具体而说就是「一寸之小的争议也大大地报道出来，其干部、指导者则作为一个个小英雄被捧上台」。
这种日式「革命工团主义」游离于日本的工人大众，轻视日常的经济斗争，以至于助长了运动的好高骛远、流于空想。 用荒畑寒村②的话来评价就是:
「被称为急进的工人忘记了工会，把浮躁浮夸、高唱革命歌曲、与警官扮演着小摩擦误认作社会主义、理解成直接行动的错误」。
赓续前文，棚桥小虎的文章自然招致了大杉荣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强烈反感。在1921年3月的「足尾铜山同盟罢工」中，他们就指责「矿夫总联合」的麻生久等知识阶层指导者，是「无理地压抑劳动者炽热的斗争精神 」，进行了屈辱的妥协。于是，他们就针对麻生、棚桥等人发起了知识阶层排斥运动 。这里提一下，麻生、棚桥从三高（第三高等学校）以来就是好友，又是同一年从东大毕业。
这种双方的对立与反目中，在1920年五一节罢工为契机组成的「劳动组合同盟」中，经由麻生、棚桥的提议，「总同盟」从「劳动组合同盟」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分裂而出。但二人即使是在「总同盟」内部也不得安稳。1921年7月总同盟东京联合会第二次大会时，棚桥小虎被从主事的位置赶了下来，麻生久的工运场所被限定在矿夫总联合之内。这被评价为「工团主义者一派的知识阶层排斥运动收到了实效 」。1921年10月的总同盟大会上，工团主义者又展现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因此，1921年也被评价为工团主义的全盛之年。无政府主义似乎在日本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果真如此吗？
二、「布尔什维克主义」照耀日本
然而，到1922年，日式工团主义运动就颓势初现。那是由于「日式工团主义」运动的屡屡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所宣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让人们又意识到了经济的直接行动主义的无力。就这样，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所谓的「アナ・ブル」论争。 二者的对立在1922年9月30日大阪的「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创立大会上达到顶峰。这次总联合创立大会，就是为了应对深化的经济恐慌与强大的资本攻势，将孤立分散的工会联合起来的——「战线统一运动」，或者叫「总联合运动」。然而，在会上，支持工会联盟集中化、成为「单一战斗机关」的「总同盟」，与要求尊重各个工会自主权、主张「自由联合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方，爆发了激烈的对抗。结果，大会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因此遭到了官府的强行解散。
出于反无政府主义统一战线的想法，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与「总同盟」联合起来，野坂参三进入「总同盟」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而，「总同盟」的集中合并论又掺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张 。
随后，「总同盟」在其全国大会上（10月1日-3日）上，更是提出
「一、本大会认为，基于东京及大阪的劳动组合同盟会以及与之共鸣的诸工会，所奉行的自由联合论会使得劳动阶级的战斗力分散起来，与本总同盟所主张的战斗力集中的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
二、本大会宣明本总同盟始终坚持战斗力集中的原则，因而既然与以上的各工会与本总同盟的主张无法契合起来，本总同盟也决议断然不进行总联合组织的交涉。」
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一篇攻击无政府主义者的长文「宣言」。摘录如:
「我们（将总同盟）解释为，以工会对抗资本家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机关， 而资本家阶级则在对着工人阶级，以集中全产业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权力，防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城池的一边，对工人阶级榨取、压抑，并一直使用之， 要对抗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的战斗力，谁也要承认，工人阶级不可不以工会集中的战斗力（与之）相当。……
……不得不说，像不去思考工会的战斗力、徒然地汲汲于尊重各个工会的自主权的组合同盟会的态度，就是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运动者、在现实的斗争中的职责，堕落于空虚的思想中毒。每个工会不去紧密地团结起来，各自立在自由的立场上自由地联合，从而每个工会的自由意志自由地综合起来——这样，一直等到那强大之战斗力生出的时候，（于是）暴虐的资本主义大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总联合」大会决裂以后，无政府主义者派就日渐失去其势力，到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时，大杉荣又在甘粕事件中被杀害，因此导向了最终的衰落。这之后，在社会运动界的理论家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基本被「康米主义」所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康米主义」迎来了自己在工运界的全盛时期，「总同盟」也一度布尔什维克化。
在1922年的新纲领中，明确提出:
「一、我等预期，以团结的威力与相互扶助的组织，增进经济的福利与知识的启蒙；
二、我等预期……以断乎之勇气与有效的战术，与资本家阶级的压抑与迫害开展彻底的斗争；
三、我等确信，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势不两立。我等以工会的实力，预期工人阶级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平等的新社会的建设。」
这份提纲也被称为「阶级斗争主义」、「战斗的纲领」。「总同盟」在1922年8月20日通过了对加入「国际劳工大会」的否定决议 ，又在1923年1月，对于据传即将向议会提出的「工厂法改正案」与「劳动组合法案」做出了以下的决议:
「吾人因为相信，以一切之社会政策，都对吾人的理想实现没有根本的效果，吾人对这次的工厂法改正案，也认定（其）对劳动状态的改善大体没有任何价值。」
「吾人决定反对制定劳动组合法。想来政府就要以此，压抑工会运动的自由，想要阻碍其发展……」
这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真的是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吗？大概也不见得。这时，工人运动中风行的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又变成了绝对否定一切改良政策之价值的「革命主义」 。赤松克麿在1949年编写的「日本社会运动史」中，就指:
「当时之康米主义的思想，虽然在高扬政治行动这一点上，与只主张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存在差异，在观念的急进主义上，却与工团主义是五十步笑百步 」。
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日本的工会运动快速激进化、革命主义化，结果不但统治阶级连续在1923年春季国会推出了「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劳动组合法案」（实际上就是工会取缔法）、「小作争议调停法案」等一系列压抑社会运动的法案，还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因为这种对马主义肤浅的认识、近乎盲动的实践，以后日本左翼运动中，「要实际利益，不要观念上的斗争」的思潮就反发出来，并极大地干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影响力。
正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旦崩溃，原本的统一战线就无法维持— —支持所谓「康米主义」的人们，渐渐与支持社会改良的人们分道扬镳。前述的1922年总同盟大会，一边推出了阶级斗争主义的纲领，一边又在「主张」中提出要「经济的行动上采取全国的协力」 ，追求工会的再次统一。大会的「宣言」上也如此表述:
「……避开空虚之形式上的议论，应当用心于有着实际的效果的现实政策……」
要求重视，可以增进工人大众基础权益的日常斗争，而不是沉迷于理论中「推翻资本主义的急进斗争」的呼声渐渐高涨起来。
就像在暴风雨中转弯的小船一样，经历了无政府主义、康米主义的两轮冲击与狂暴转向后，在短短的五年内，日本工人运动将迎来它的第三次大转向。为这种转向打头阵的，就是山川均的名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
三、方向转转转
山川均③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 」于1922年8月，在日共机关报《前卫》上发表。他指出，无产阶级运动首先是作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拥有了阶级意识的少数人所掀起的运动。而那些在思想上独立于大众的先行者，其思想越来越纯化，彻底地看清了自己应当前去的目标。结果，他们确信除了能真正解放无产者的行动——革命的行动之外，其他日常上能改善无产者生活的运动都是无意义的，以至于越来越强化自己革命的、急进的色彩，这就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期。
全文很长。摘录一些就是:
「过去二十年间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就是将自己从无产阶级的大众中分离开来，突出自己、自身的时代。 从而，这是在无产阶级的大众还全然被资本主义的心理与思想所支配的时代，为了构筑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方法、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与见解的必然道路。从而，在这一点上是成功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是常常立于阶级斗争中与革命主义之上。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可以说是一度也不曾与妥协主义相混淆。 」
「然而（思想上纯粹的革命主义者）打算采取这种有洁癖的『XXX』的态度，把资本制度下所起的一切事端，只是片面地在口头与笔尖予以否定，先是聚集十个二十个的老伙计，或者高扬起空想着明天就要革命的气焰，最多就是对着巡查、与伙伴一起采取『革命的』的行动、一晚上被人拘留，就大大地满足于『反叛的精神』了。虽然否定资本制度，但在实际上，却对于资本制度本身，是一根小指头也未能触及。 抱有如此消极的态度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到达思想上……纯化的程度，那就大众日渐疏远了。不必说，这样的态度是虚无主义者的态度，绝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大众的运动的态度。从而我们也确实地，陷在这种谬误之中。」
同时，他也指出，工会运动也变成了「少数先驱的运动 」。他指出，工会运动者们「在阶级意识之鲜明、其思想不断彻底化、纯化的程度上 」，丝毫不输于有着长久工人运动历史的外国，然而却因为如此，
「在思想上彻底化、纯化的程度上，与其周围的一般工会成员之间，思想之上、行动之上存在了距离。并且，与劳动阶级的大众之间，也存在了更加大之距离。」
他评价道，「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步。日本的组合运动踏结实了这一步。并且（是）浮夸地踩结实了。」
那么，接下来，他又谈到:
「于是，在其次的第二步，我们向着其目标，必须学会发动无产阶级的大众……因此，作为先锋的少数者，是把作为大部队的大众远远地落在后面，这样进展的。现在那先锋，有着因为敌人、被与大部队间割断的担忧。 从而，就有了变得无法率领大众的风险。于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二步，就是这些作为先锋的少数者，必须带着彻底化、纯化的思想，先再次折返回到被远远抛在后面的大众之中。 从尚在资本主义的精神支配之下、混沌的大众中，将自己分离、独立出来，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步。『到大众中去！ 』，这必须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新标语。」
「倘若无产阶级的大众，还没有要求生产的管理，现在只不过要求一日工资增加到十钱，我们当面的运动，就必须立足于大众的实际要求。我们的运动必须立在大众实际的要求之上，从大众实际的要求中得到力量。」
对于影响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之问题，必须进行积极的斗争。不是消极地否定资产阶级的政治，也不是肯定、支持资产阶级政治，而是积极地进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对抗，这就是山川均「方向转换论」的主旨。山川均作为第一次日共的大思想家，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共的党员，还影响了几乎整个日本左翼运动 。荒畑寒村就说:
「这篇论文不只是（波及到）一个社会主义者，波及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一般人之上的影响，也是不可想象的，大概说成是所谓、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指针在这里第一次确立，也是不过分的。」
后来，市川正一在法庭上受审时，也说「到大众去」与「往政治斗争去」 ，这两个向大众广为宣传的口号，虽然是经过了日共的党内决议，但起草宣传文章的人，却是「作为当时的共产党中最为重要领导者的一人山川均氏」 。
他还说:
「当时康米党必须采用这个，是（因为）不仅在国际上所见也是如此，对（作为）不过是特别地仅仅一小撮人的少数人集团、从大众中孤立出来的当时的党来说，也是绝对紧要的，不得不成为最为重要的口号。」
山川均，同时也是在呼吁，日本工人运动必须改变此前少数精锐分子领导的急进主义运动——这样的传统，“由质到量”，到大众中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但是，正如文章作者所说的一样，这篇主张运动的大众化、现实化的文章，恰恰又被机械地理解为由少数者运动变为大众运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进而为日本的运动由革命主义，向社会改良主义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这是自许马克思主义者的山川均始料未及的。
「方向转换论 」发出当时，就遭到了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康米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会造成「无产阶级运动的『右倾』……向着改良主义的堕落 」。对此，山川均一年半后在杂志「马克思主义」上，刊文「『方向转换』的危险性 」。如下文:
「『方向转换』，就是无产阶级中最为进步的部分、最在阶级意识上进步的部分，向着阶级意识上远远地落在后面的部分的要求妥协——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向无产阶级的大众让步——意味着（这样的事情）。 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知道了与一般大众的要求妥协，（却）忘记了把一般大众的阶级意识提高到最高的水平，他们不把大众同化，（反而）会被大众同化……从而『方向转换论』，的确是将要冒着这一风险之物。
『方向转换论』，是凭借无产阶级大众当面的要求，与部分的斗争，承认反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并）要求在其力量之上，使无产阶级运动立足下来。只依靠这一当面的要求与部分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大众就能清晰地见到最后的目标，为决胜的斗争做好必要的准备……然而当面的要求与部分的斗争，毕竟都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进行的改良的要求，是以改良为目的的斗争……如果我们在当面的要求与部分的斗争中，迷失了最后的目标与决定性的斗争，如果我们忘记了把当面的要求与部分的斗争，导向决胜的斗争的话，『方向转换』的确不过就是向着改良主义的堕落。」
山川均固然相信「『方向转换』在如何之场合，也不会在由XX主义堕落为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为阶级调和、由无产阶级运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场合，成为自欺欺人的借口」 ，但向着『方向转换论』所指明的方向，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即将崛起。
四、人间正道是改良？
1923年开始，针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 、「劳动组合法案」、「小作争议调停法案」的「三大弹压法案反对运动」 开展起来，并变为了2月11日的大示威运动，在那里组建起了「恶法反对无产者同盟」、「全国劳动组合恶法反对同盟」 两个组织。随着经济萧条的深入化、伴随着军缩的「劳动条件不安定 」的增大，「失业反对斗争 」也诞生出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要求「承认工农俄国」、「开始对俄通商 」的促进运动等等尖锐化的政治斗争也高涨起来。
统治阶级面对工人运动崛起，自然准备好了对应的两手。一手是大棒:典型比如大肆抓捕日共党员的「第一次日共事件」、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时，虐杀社会主义者的「甘粕事件」、「龟户事件」等等，都是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与战斗的工人加以一系列的弹压。
另一手是胡萝卜。帝国政府不但公告了「『普通选举法』制定声明」，还一反此前由官方直接指定国际劳动会议代表的行为，宣布改由工会选出派遣代表。与其同时，到1925年又颁布两部恶法「治安维持法」与「暴力行为取缔法」，更深一层地强化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全面镇压体制，确保其可以第一时间合法地扑灭任何它认为「有害于国体」的社会运动。
在一手「白色恐怖」，一手自由主义政策之下 ，日本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惊人的转变。首先是第一次日共的解散。
1923年6月5日发生第一次康米党事件当时，山川均在归来的路上被抓捕起诉，之后又被无罪释放。这场大抓捕与关东大地震后的白色恐怖给予了党很大的打击，结果到年末的时候，党的指导部中，「解党论」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于是1924年3月日共就解散了。 虽然山川均在自己的自传中声称解散这件事跟自己无关，但是当时的与事者都提出山川均正是最彻底的解党论支持者。事实上，似乎1923年末开始山川均就已经开始与日共保持距离了。
在与关系者被一起抓捕后约半年，1923年11月到12月，山川均写成了「新形势与新方策」、「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日本的发达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 」三篇文章，都提出必须团结一切力量组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在这三篇文章里，山川均都提出了反对日共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地位。
到日共解散后的1924年6月，山川均在「无产政党的诸问题」 中终于表达出来了反对先锋党的 意思。他这种要将反资本主义的一切势力团结起来的想法，在1925年是反反复复地说起，在1925年6月「无产政党与纲领的问题」中，他又提出将占日本人口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下层，与中间阶层引离资产阶级一方，就正是无产政党的任务。而对于包含多样利害的小资产阶级，比如一般消费者，无产政党甚至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与他们利益的妥协」 。1925年9月的「无产政党到底应该组建怎样的组织」中，又提出无产政党的任务是「牵制动摇不安定的中间势力」，想让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流向无产政党。这个无产政党既是阶级政党，又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等政治要素的「协同战线」。而他则将康米党视为与之对立的「纯一」阶级政党。 这篇文章是响应第一次「无产政党组织准备协议会的」，因此他又写到，无产政党不需要精密的「原则纲领」，而需要具体的「行动纲领」，终极目的就是构建出建立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的协同战线。在1925年8月，山川均依然坚持，他的理想政党既不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原则纲领上的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内容纯一的康米党，是集齐了无产阶级所有要素的协同战线的特殊形式。
总之，这一时期山川均终于自身也发生了思想转变，在「反对先锋队」与「走向大众」的延长线上，他彻底否定左翼政党的存在形式是「为无产阶级明确指明方向的、先锋化工人阶级政党 」，认定「康米党」是疏离民众的先锋党派，必须解散，而融入大众——当前的理想政党，则是「多阶层混合的、能为民众争取改良」的社会主义政党。
尽管荒畑寒村等 人反对，在保释出狱的山川均、猪俣津南雄④ 等大多数人赞同下，1924年3月，日共遭到自行解散。其解散理由是「共产党必须等到，日本的劳动者更加觉醒、自然地结成康米党的时候」。
由于山川均等人贸然解散日共，转而醉心于构建「共同战线党 」的理论，「典型的机会主义」、「自然成长主义」、「大众追随主义 」的骂名随之而来，而作为「山川主义 」批判者的福本和夫 ，则在此时发表了名为「不可不从山川氏的方向转换论中开始转换（出来） 」的文章，自此成为新一代的日本康米主义思想家 。遗憾的是，过分讲求「纯化 」的「福本主义 」，又在之后使日共一派的人们付出了宗派主义 的代价。
对于日共解散，市川正一⑤ 激烈反对，他指出:
「这不只是抛弃了自己的党，使党解体 ，还强调了党的解体，使得为了党而斗争的、革命的劳动者陷入无党的状态……这样以后不就会阻碍、妨害、毒害日本的无产运动」 ？
不幸的是，他完全说中了。自从1923年统治阶级的「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以后，日本工人运动的「自由主义化」 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市川正一就指出赤松克麿 是:
「他是在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指导部内，最为勇敢地要抛弃党……向着社会民主主义不断突进的」。
到1926年，赤松克麿就已经发展到、批判日本工人运动的形式，指责所谓「外来输入的翻译味 」，鼓吹在工人运动中强调「日本国家的特殊性」，成为了一个「科学的日本主义者」。这之后，他顺着「日本主义」的方向一路狂飙，到1930年代后期更是指责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反国体的」，完全对民族主义死心塌地了。
以「胡萝卜与大棒」政策为契机，「总同盟」内部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铃木文治、松冈驹吉、西尾末广、麻生久、赤松克麿等干部，他们被评价为「改良主义化、议会主义化」，以至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与左翼康米主义相对峙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也就是「无产运动右派」的阵营开始成型。与此同时，日共的贸然解散，则使得右派在日本工人运动中夺得先机、成功地在社会运动界占有了很大的优势，白白浪费了康米主义活动家并不缺少的这一时期。
当时作为「总同盟」中央委员的麻生久，就在此后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试看在日本的无产阶级的状势，由后而来、觉醒的我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尚且日浅，觉醒的无产阶级虽然数量上是极其的少数，却被先进诸国高度（发展）的社会思想所刺激；虽然还没有什么实力，单单其气势就要模仿他人，变得极度的左倾化，从而其运动以至于最终，是从大众出发——而止步为孤立的、少数者的运动。方 向转换是为了订正这种谬误而生的。方向转换的目的，不单单只是将从来运动中兴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思想方法排斥出去，以康米主义的思想、康米党的方法取而代之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今日日本的社会状态中，采取一直被极度地视为危险的康米主义的思想、以及康米党的方法的话， 当然，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看起来是一方面的方向转换，但（这样）也无法达到……真正地获得大众的目的。以如此的方法的话，我等的运动依然不得不作为方向转换以前那样、少数者的运动。使尚未觉醒的大众奋起、直到带来阶级的形成的大众的运动，（是需要）首先助长可能之自由主义的发展，由此在破除一般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恐惧心理的一方面，将法律的、社会的环境导向有利的一边——由此，（大众的运动）才第一次成为可能。」
——「无产政党是什么」普及版，麻生久，1929年1月
在像麻生、西尾一样的人看来，不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是康米主义，都会使得自己从事的运动非法化，遭到帝国政府的打压。因而，必须要与这种过激思想切割，先着手于拓宽政治的自由空间，以便他们开展大众的运动——那当然，自己的左翼主张就是要温和化了。
就这样，把现实主义、改良主义看作自己大众化唯一道路的「右派」 ，与是因为要进行阶级的政治斗争才现实主义化，不愿放弃康米主义的「左派」之间日渐分化、分裂 ，转化为二者间日益激烈的对抗。
这个的体现，无疑就是1924年「总同盟」大会上，左右两翼关于大会「宣言」的交锋。由「总同盟」本部方面提出、西尾末广 说明的原案，内容包括:
「为理想的实现而焦虑，也不怠于徐徐地巩固健实之基础……在兹宣明，我总同盟是应当断乎立足于现实的。工会不是思想的、或政治的团体……」
很明显，「总同盟」总部支持现实主义、劳动组合主义的转型， 认定过去工人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方向转换」。果不其然，负责说明原案的西尾末广就遭到了，来自锅山贞亲⑥等年轻的康米主义者活动家的猛烈攻击，原案一改再改， 才勉强满足了双方的要求。对过去工人运动的介绍，最终变成了「我等在过去的我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必然地需要响应我国资本主义不合规则的发展……」。
由于必须协调右派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主张，与左派「革命的斗争主义」 这两种主张，「宣言」的后段最后变为:
「我国的工会运动应当已经从少数人的运动，转而到达了面向大众运动的一阶段。从来对改良的政策消极的态度，必须改为积极地利用之（改良政策）。虽说比如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实现）无产阶级根本的解放，那样的期待是丝毫没有，但是也应该在普选实现后，通过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在获得政治上部分的利益的同时，促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自觉，又在国际会议方面慎重地考虑其对策，以此为我国工会谋图发展。
我等依照阶级利害的一致，（实现）分立的工会的合并是自不用说，也必须发挥工会运动的本来面目——应当谋图未经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团结，向着获得现实的利益这一结局目的而迈进。 相信我们觉醒于明澈的判断力与阶级意识的、战斗的工会成员，即使利用了支配阶级想要为了钝化劳动阶级革命的精神而大兴的、改良的政策，也断然不会堕落。
我们誓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今后虽然必须响应随时而变的敌友关系而变化其战术，然而与此同时，即使如何地为了现实、在政策上发生变化，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精神这一点上，也会丝毫不变。」
这次「总同盟」大会之所以被称为「划时代的 」，就是因为它宣告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即将来到的、左派与右派的彻底分流 。后来，大会上的「左派」，在1925年分裂出「总同盟」，转变为「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 」；而标榜「现实政策 」的「总同盟」，则一路右倾，先是变成「现实主义、反贡主义、劳资协调主义」的三大主义，接下来其「劳动组合主义」又最终成型，在1930年代不可避免地最终彻底倒向了改良主义的一边。
1924年当时，有史料描述:
「（作为最大工会）的总同盟……方针的变化，给了全体工会不知多大的冲击，进而……与之出现了同一的态度，不管是谁，都承认「总同盟」是第一个奉行「劳动组合主义」方针的工会。
「总同盟」的现实主义转向，在日本工人运动掀起了惊涛骇浪。工会大转向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机械劳动组合联合会 」。这个组织此前为称为「最为忠实的工团主义信奉者 」，一直以来都是反总同盟系工会中的大哥大。「总同盟」在1924年改变运动方针后，其震撼的余波使得这一工会很快就抛弃了工团主义，转为「纯白纸主义 」。
「工会不是思想团体，也不是政治团体，这是一开始判明的。
更进一步地，我们工人不是主义的宣传者之事，也是分明的。为了我们的幸福，不应当在选择手段上，有任何的踌躇。我们运动上前进的道路，必须常是最为宽广的。必须是最为自由的。这就是我们工人从社会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的呐喊。这是因为幸福是再当然不过的事实。当然地……在我们的运动上，任何（认为我们）应当被不管怎样的主义、或者政策束缚的理由都不存在。
然而，我们要更进一步，断却这种繁琐，（去）高扬单纯工会之主流的形式，勇敢地前进。（我们）表明，工会的主流，就在于本联合会的纯白纸主义…… 」
一股异流在日本工人运动中爆裂开来。他们鼓吹着要不受政治主张的束缚，大胆地利用议会普选制、国际劳工大会等等，只要为工人争取到实际利益就是第一。
关于国际劳动会议，这里还有最后的一点介绍。变为主张积极利用「国际劳工大会」，在1924年向其派出了铃木文治、西尾末广、米窪满亮 三人参与。然而，铃木文治却因为准备提出劳动自由的问题，没有被给予发言权。 据闻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了左派从「总同盟」分裂而出的导火索之一。但不管真假，通过这次大会，「总同盟」确实成功地与第二国际方面的改良主义势力踏上了线——全世界改良主义者，也开始联合起来了。
五、后话
人各有志。后来，麻生一派的中间派从「总同盟」分裂出来，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同盟」 ，这之后「总同盟」更是不断强化、贯彻自己的劳动组合主义色彩，宣明自己的合法主义性质，开始着手于工会的再度统一——或者说，「大右翼结成」。 就是这样，1931年「日本劳动俱乐部 」，与1932年「日本劳动组合会议 」相继结成。而这两个工会联盟，都以「劳动组合主义 」为指导精神。
所谓「劳动组合主义」，就是提出「工会得到法律承认、工人得到选举权」的一边，将工会运动限定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团体交涉得到经济的利益」的「经济主义组合运动」。在工会运动上，批判革命工团主义，主张工会是经济团体，需要远离政治，具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在政治上，又主张议会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政策，扩大工会运动的合法性，实现「劳动保护立法」、「社会政策立法」的目标。因为，「劳动组合主义」被学者评价为:「经验上可以看作改良主义」。
1932年组成的「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内含「总同盟」、「日本海员组合」、「全国劳动组合同盟」等11个团体，共28万人，占据了当时有组织的劳动者的70％， 是日本工运史上第一个恒常的全国性联合组织。因为秉持合法左翼理念的组织如「日本交通劳动总联盟」 被排除在外，右倾明显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盟 」与「造船劳动联盟 」却被包含在内，随着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化加剧，该会议日发右倾，无法充当法西斯抬头的防波堤。
该会议人员杂多，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只有促进劳动组合法、劳动者保护立法，与合作向「国际劳工大会」派遣代表这样的活动。随着战时色彩越来越浓厚，针对工会的压迫越来越严重，帝国政府又在1933年出台了有关「产业与劳动统制的建议」，越来越重视劳资协调与产业协力——或者说努力把工业、工人与劳资斗争全部统合入他们控制范围之中。在法西斯化不断进展之下，该会议无法再保持原本「劳动组合主义」的共识，也无法再维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是在内外的高压下，被迫一路向协力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奔去，内部的工会不断脱离该会议或者自行解散，该会议也因此不断衰退。 1938年以后「日本海员组合」也参与组建并加入了「皇国海员同盟」而离开「会议」，这时候「日本劳动国策协会」也组建起来。由于在新体制运动的冲击下，日本一切工会都不再被允许存在，该会议不得不于1940年7月19日解散。
说完右派的命运了，提提中间派吧。前文所述的「机械劳动组合总联合」，1926年加入了第一次中间派工会同盟「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 」。然而，以1931年全国劳农大众党内部的选举公认问题为契机，该工会一转，又来了180度大旋回，一下子加入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狂潮之中。他们不但脱离了无产运动，转而与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下中弥三郎一派合作，为「新日本国民同盟」的组建而尽力，还开始提倡与五一节游行对抗的「爱国劳动祭」，以至于1935年加入了「爱国劳动组合全国恳话会」，与「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对峙，最终还成为了产业报国运动的先驱。
左派的工会运动呢？先是「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与「劳动农民党」一起，作为日共的外围团体在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遭到解散 。这之后重新组建的、依然受到日共指导的「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 」因为受到追求开展武装革命 的日共连累，先后陷入内部分裂对抗 的局面。「全协 」最终在一段短暂的全盛期后，由于日共要废除天皇制的「32年提纲」，遭到帝国政府无比猛烈的弹压，势力快速衰退，在一次又一次的大抓捕中，1936年「全协」的历史终于结束。 而加藤勘十⑦带头、于1934年合法左翼（「劳农系」、「劳农派」）联合组建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 」，尽管已经在合法限度内最大程度地坚持了阶级的立场， 到1937年「人民阵线事件」中，还是被迫解散了。日本战前工会的历史，最终以法西斯主义的一统天下告终 。
①棚桥小虎（1889-1973年），日本工人运动家、政治家。参与了「新人会」、「友爱会」、「劳动总同盟」等组织，作为「日劳系」的一员，也参与了日本劳农党与日本社会党的组建。
在东大与麻生久、山名义鹤组成了作为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木曜会」（野坂参三也参与过），1918年进入「友爱会」，指导工人运动，1921年写作「回到工会来」一文，遭到排斥。1922、1923年游历欧洲与苏联，还曾经与片山潜和胡志明交流。1926年就任「日本劳动组合同盟」会长，先后在1930年、1937年众议院议员选举中落选。
1946年虽然第一次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当选，却因为参与了「东亚联盟」的活动而遭到公职追放。到1950年才当选参议院议员的他，1960年参与了民主社会党 的活动，1962年引退。
②荒畑寒村（1887-1981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家、作家、评论家，作为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人，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良心」。
在「万朝报」时期，就与堺利彦、幸德秋水主张反战论，并逐渐倾向社会主义。1908年「赤旗事件」中被判一 年。1910年逃过「大逆事件」。1912年与大杉荣创立「国民新闻」，但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他，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大杉荣矛盾日益突出，最终二人诀别。在关西活动的他，参与了1920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日共的组建，到1924年时是为数不多反对解散日共的人，并试图重建日共。但是因为不信服福本和夫的主义，被福本手下的年轻活动家激烈批判。
在1926年12月日共重建的时候，他愤恨于本来同意解散日共的人们（平野学、德田球一等人）又成为了组建日共的核心，拒绝了徒弟锅山贞亲的劝说，没有参加日共，从此与日共分道扬镳，1927年与山川均一起成立了杂志「劳农」，成为了劳农派理论家的一员。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际，他又参与了日本无产党，结果在人民阵线事件中被捕，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得以出狱。
战后就任全金同盟委员长，参与了日本社会党的组建，1949年落选后，专心于评论活动。1951年因为小堀甚二问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协会，1960年代后半开始激烈批判亲苏的向坂派社会主义协会。
荒畑寒村又一度参与了新左派学生运动，但是因其内斗活动，又失望退出 ，以后继续自己的文笔活动。1971年「三里塚芝山联合空港反对同盟 」的户村一作竞选之际，加入了小田实等人的「三里塚斗争与户村一作连带会」。晚年不改社会主义信念，1981年去世。
荒畑寒村作为明治社会主义运动、日本战前社会主义运动、日本社会党、新左翼运动四朝老臣， 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最完整的见证者。
③山川均不只是后来证明在「方向转换论」中糊涂，他后来是越来越糊涂。
1921年他评价俄国革命时，还说:
德国革命的指导者与普列汉诺夫，是想跟从着历史的必然。然而他们却没能跟从因历史的必然而动的民众。他们对于历史的必然想做到极度的尊重，却也对这种必然的理解之有着自信的、自作聪明的判断方式，有着非常的尊重。……俄罗斯革命的指导者，同样相信历史的必然。从而他们在这历史的必然中生出的民众的革命精神与创造力，大概都无限地信且用之。他们立于历史的必然之力前，将自己的无力之事，真率而大胆地交给自己了。
到1937年因为「人民阵线事件」被捕的时候，山川均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苏联觉得:
所谓不经国民多数的同意的奇袭的方式下夺取的政权,维持起来是如何的困难，于是接下来为了政权强逼着维持下去的努力招来了多大的惨祸，让我感到如何大的痛切。
④猪俣津南雄（1889-1942年）。日本经济学者，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员。曾经进入日共，却推动了日共的解散；后来因为观念不合，拒绝进入第二次重建的日共，而是加入日本大众党，卷入了「清党事件」。1937年在「人民阵线事件」被捕，1942年因病去世。
⑤市川正一（1892-1945年3月15日），日共干部。曾经担任读卖新闻社、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后来倾向社会主义，1923年1月进入日共，1923年6月在「第一次康米党事件」中被捕，判刑8个月。1924年5月，成为了党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员。1926年12月，成为了第二次日共的中央委员，1927年成为日共宣传部长。1928年4月，在第三国际第6回大会出席。1929年4月，因为违反所谓治安维持法被特高逮捕。
市川不屈于特高的严刑拷问，在公开审判时公然批判支配阶级，主张「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必定胜利」。1935年7月，他在狱中被选为第三国际第7回大会的执行委员。在狱中16年，他不曾像他人一样转向、投降，最终却在黎明来到之前，于3月15日离开了人世。
⑥锅山贞亲（1901-1979年），日本社会运动家，日共干部。1929年「四一六事件」被捕以后，1933年在狱中与佐藤学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告共同被告同志书」，成为「天皇社会主义」先驱。二战结束后曾经试图组成「劳农前卫党」回归政界，被左翼运动人士一致排斥而无果。1946年又与右派工运家加入了「世界民主研究所」，到去世为止一直从事着反贡活动。1950年与佐野学、三田村四郎两个日共转向大手子一起，共同加入了「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后来为民社党、「同盟」踊跃活动。 1979年去世。
⑦加藤勘十本来参与了日劳党建党、也长期参与着中间派的工人运动。但是，在「全劳」内部发起「俱乐部排斥运动」的他，就此与部分工会分裂出中间派活动，后来更组建「总评」，成为合法左翼的代表人物。
后记:这篇文章中，其实读「労働組合主義の形成について」(内藤則邦）一文的笔记构成了绝大部分，但是鉴于其内容丰富，还是本着科普的观念，将其改编成文。本文内容除了「労働組合主義の形成について」为主要内容之外，还参考了「日本型社会民主主義的形成:1920年代前半の山川均」(米原謙)，以及kotobank的内容，一并组织进入文章。
由于本人日语水平不足，翻译可能出现疏漏之处，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