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看了一篇论文，这里介绍的是一个规模没有那么重大的论战，所以先请见谅。
日本战前的左翼大论战有三场，分别是山川均的「方向转换论」、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之间的论战、劳农派与讲座派之间的论战。而这次的论战，是在第二场与第三场的间场中发生的，虽然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也作为了日本左翼内部意义重大的论战之一——「小帝国主义论战 」。论战的论题，就是:日本从经济、政治上，到底是否构成帝国主义国家 ？为了这个在今人眼中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日本左翼内部的左、中、右三派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一、背景
1922年7月，山川均发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彻底地将日本的左翼民众运动，由原本激进派运动，扭转成了追求实际、追求政治斗争的无产运动。但是鉴于山川等人解散日共等奇妙举动，左翼理论界的又一个重量级人物——福本和夫登场，他接下来取代了山川在无产运动左派中的理论家地位。
福本和夫1925年10月开始，在杂志「马克思主义」上提出「分离-结合」 论。
他提出:
「世界资本与我国资本在现实中，正处于强烈的没落过程之中」 ；
日本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的各阶段」，都「没能走向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所谓『正常之阶段 』」，终于「或是合流，或是浓缩化，或是萎缩，或是在短缩中开展」，那么在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中，日本资本主义也会不断「合流入其没落」之中。
因此，「我们的运动，现在，被由组合主义的运动（那本质上是经济的运动，部分的运动），向着社会主义的政治的运动（那是全体的运动）发展的必然所迫近」
「我们的任务，因此，是将组合主义运动-斗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运动-斗争之事」，为此，就需要必须首先将「无产者运动」中「潜伏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要素」，经过「理论斗争」分离出来，之后再度结合入「无产者运动」之中。
以上，就是所谓的「福本主义」，日共第二次建党的理论支柱。
与其同时，在现实中，日本左翼运动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1925年5月「总同盟」第一次分裂以后，1925年7月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联合体、以建立单一左翼政党为目标的「政治研究会」也发生了激烈冲突。经历了1926年下半年一连串的大分裂以后，日本左翼运动上，出现日共-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日本农民党四足鼎立的局面 。这中间，又爆发了左右派之间的论争，比如志贺义雄、赤松克麿之间所谓「科学的日本主义」 论争，以及本文的主题，高桥龟吉与猪俣津南雄等人之间的「小帝国主义论争」 。
因此，当时，在日共的理论机关杂志「马克思主义 」（1925年5月创刊）、劳动农民党的机关杂志「大众 」（1925年3月创刊）、日本劳农党的机关杂志「社会思想 」（1923年4月创刊），还有「太阳 」、「改造 」等综合性杂志上，爆发了一场场的左翼思想论争。这，就是论战的背景。
二、论战的爆发
为「小帝国主义论战」打头阵的，是丸冈重尧 的论文「世界及日本资本主义的情势与我国社会运动 」，在「社会思想」1926年12月号上刊登。
丸冈的论文，首先提到了1926年10月24日，劳动农民党第4次中央委员会上的左右决裂 ①此事的意义，然后开始批判，劳动农民党分裂后、社会运动左右两派的资本主义观。但是他批判的重点，并非「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的「右翼」的主张，而是「左派」的主张，也就是认为:
「日本的资本主义，总之也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然而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处于崩溃期，从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也只会崩溃」。
他认为，「左翼」主张的前提是日本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作为最后之阶段的帝国主义 」，但是他认为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看来，也不见得。
「问题是，我国的资本主义……是否就是这样真正意味地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呢？我们现在为了在兹玩味（这个问题），拿出麻烦的经济上的数字是没有必要的。只是我们果真想到是否『垄断与金融资本的支配确立了，资本输出具有重要之意味』了吗，那才十全十美。谁也不会（对此）踌躇，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代了』，能够立即这样回答吗？恐怕不是的。这是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在日本还都不是问题。我们虽然认同日本的资本主义正在不断渐次进入这样的时代，却不能认为就已经在这样的时代了。况且（如果）把帝国主义与侵略主义、军国主义同等看待，认为日本早就在这个时代的一部分论客固然就不会同意了。」
日本资本主义现状如此，未来呢？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由于美国的援助，其崩溃被拦住了；日本资本主义则因输出贸易，高度依存于美国资本主义。然而他认为，在以亚洲为输出市场的棉纺织业上，日本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由粗线到细纱的转换，从中国、印度的纺织业回避其打击，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崩溃还很远。
基于以上分析，他认为「左派」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多多少少与随便的我国资本主义崩溃论相依存的社会运动，那不管是无产政党还是工会，长久地持续得到大众的支持，大概都是不可能的」。
丸冈重尧②作为『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日本劳农党 的党员，是与河野密 同在日本劳农党调查部的。1925年时，河野密 也认为:
「世界的资本主义虽然明显地处于没落期，但大概那崩溃也不是到了指日可待的程度地（那般）迫切」。
因此，他主张「劳动阶级的团结 」，与「无产政党的大众亲和性 」。对此，福本和夫则批判河野的主张是「大众获得万能主义 」、「非斗争主义 」，坚定支持自己的「激烈没落论 」。注意，这里双方的论点，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紧密绑定的。福本是因为认为「全世界与日本的资本主义都在激烈地没落」，才会主张「通过理论斗争」，先行分离「马克思主义要素」——其实，也就是把运动的第一目标，放在思想的革命化上，放在似乎即将来到的革命上来；河野、丸冈作为中间派论客，也是出于「资本主义并不是正在激烈地没落」，才会主张「获得大众」才是目前运动的第一要求，也就是左翼与大众结合，巩固运动的基础才是第一要义。福本是当时日本左翼中极左派——日共的大理论家，而河野、丸冈则是左翼中间派政党的论客，双方的立场，都可以看作是从他们党的立场出发的。
这时候，还只是1926年中间派的丸冈一人在提出论点。但很快，就变成多方混战了。1927年1月，浅野晃③ 在杂志「马克思主义 」33号上，化名「滨田彻造」，发表了「右翼梦游病者的帝国主义论——驳斥丸冈重尧氏的俗论 」，这正式成为了「小帝国主义论战」的导火索。
「虽迟但一直在发展，早就不断合流入世界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我国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是）怎样匆忙地伴随着阶级对立斗争的发展，在无产阶级运动内，不断使得左右两翼的对立发展成为必然 」。
他批驳「丸冈论文 」，没有看到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均衡与矛盾，而认为资本主义是「平和的 」发展，具有「反动性」。
相比于「丸冈论文 」列出了不少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浅野论文」没有采取实证的论法，而只是简单地把丸冈比作考茨基，然后引用了一段列宁批判「超帝国主义论」的文章。 虽然「浅野论文」并不十分精密，但它就是这场论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
顺便一提，「浅野论文」标题里面这个「梦游病者」是怎么来的呢？丸冈文章刊登在「社会思想」当时，卷末的「编辑的话」评价「丸冈论文」是「必须击溃左翼鸦片吸食者的空论 」，浅野于是表示，那右翼的丸冈就是「梦游病者」。
果然，不久后丸冈重尧 再度撰文「再论『资本主义的情势与我国社会运动』——回答滨田彻造氏等的驳论 」，在「社会思想 」第6卷第3号（1927年3月）上发表。丸冈的文章，具体说来就是三个论点:
（1）批判者的议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最终会崩溃 」，这样的「结局论 」罢了；
（2）日本不是资本输出国，而是资本输入国，因此日本资本主义还不能说到达了帝国主义的地步；
（3）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但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不就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会急速地没落。
这里具体地分析第二点:
丸冈认为，日本对外投资，在「满铁」6亿，进入「满洲」地区的约8、9亿，在华纺织业2亿，一向不预料能收回的「西原借款」1亿4000万円， 南洋地区橡胶7千万，加上其他的支出最多1亿，一共大约14亿到15亿日元。而外国对日投资，在1925年已经有19亿円，到现在应该已经到了21、22亿円……因此，日本与其说是资本输出国，不如说是资本输入国 。他又举出列宁的原话，来分析帝国主义产生的具体过程。按照他的引用，是先生产与资本高度集聚，出现了决定经济生活的垄断，继而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出现了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金融寡头政治，于是国内开发殆尽，而资金有余，利润率低下化，因此为了资金有更多的利润，资本输出就取代了商品输出。
丸冈据此认为既然日本不是本质的资本输出国，那也就还没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他认为，根本没有可以证明日本资本主义已经本质地进入了帝国主义的证据。同时，因为就算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也不能说世界资本主义马上就会崩溃，所以「左派」的「激烈没落论」是根本错误的。
这篇大作一出来，不久浅野晃又发表了「就梦游病者的跃进——回答丸冈氏等的反驳 」（「马克思主义」36号，1927年4月）。他提出:
「我们当面下一个应当推进的目标，是必须为了、应当当面开展之我们战术的确立，做到根本之把握所谓客观形势的局势」，现状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但是，他又提出「具体的分析的开端，是具体对象的限定，其对象的限定，是只在于实践，只作为应当当面地以全力把握……的一环——然后才成为可能。然而，如此限定对象的主体——分析的主体——只是主体的条件上，理论的、实践的获得者 」。也就是:
只有在斗争中获取了「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义的意识」的人，才有现状分析的资格，作为日本劳农党党员的丸冈没有这种资格。不出预料， 后来这被评论是充分体现福本主义的歪曲的一篇文章。
与此同时，铃木茂三郎 也发表了「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批判——评价林氏的精心著作与丸冈氏的『资本输出』论 」，在『大众 』第2卷第3号（1927年4月）上刊登。铃木在此文中指出，大藏省调查的1926年末对外投资额是23亿5975万2000円，而外国的内地投资额是19亿6672万8千円，足见丸冈认为日本是资本输入国的说法是「空洞谎言的断言 」。同时，铃木也提出，西原借款不能只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还应当要从政治上发挥机能的一点来看。
三、论战的高潮
就在这个时候，这场论战的重量级人物——高桥龟吉④ 加入了战场。1927年4月，他在杂志『太阳 』上刊登文章「日本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地位」。
「日本的资本主义，将其从国际上来看，诚然，虽然可能是帝国主义『的』，但是，其最多的地方，也是面对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帝国主义『的』国，如果模仿所说如小资产阶级的词汇，有了小·帝国主义的分类的话，日本不过是那一个小·帝国主义国而已」。
这场论战的名字就由此而来。问题的根结也就在此。正如小资产阶级不同于大资产阶级一样，所谓的『小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帝国主义，因此在高桥的定义中，日本也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高桥首先像丸冈一样，提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标识都不适用于日本。 但是，曾经作为「东洋经济新报 」编辑长、一名民间经济学家的高桥列举了比丸冈还要多的数字来论证:
（1）农业占到了生产的过半，工业则是以纤维工业为中心，垄断尚未发达；
（2）普通银行的运用资金，投资于株式会社的比例小，因此银行不至于直接支配产业；
（3）资本输出中，政治借款与军事的占领占到了大部分，而『典型的资本输出』比例小，另外即使把前面两者纳入计算，资本的输出也比输入小；
（4）对于日本，垄断资本家团体瓜分世界这种事还没成为问题；
（5）世界上瓜分领土，这一标识是『世界的事实』，不限于一国的尺度。
那么，高桥与丸冈区别是什么呢？「丸冈论文」，是从无产政党中间派——日本劳农党的立场出发，高桥则是无产政党极右派——日本农民党的顾问，他的立场中民族主义的味道可以说是若隐若现的。 高桥当时最突出的理论，就是他特有的日本资本主义观「日本经济停滞论 」。这在高桥「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无产阶级的对策 」第4编第一章「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扰乱的意味与日本的位置 」等文中可见。
高桥认为，一战后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海外发展的希望了 :
「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分割殆尽，这世上，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余地」了。
「世界到达了帝国主义的末期，转入了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垄断时代（资源及销路等），领土狭小之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范围，现在是极度受限制的」。
据此，高桥认为，「作为我经济停滞的国际打开策略的，（是）反帝国主义」 。
他这番话，是在什么时候说出的呢？是在1926年。而1925年五卅运动 时，他更是主张:
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基于把日本作为「最大敌人之一」的「中国的民众」的「误解」的。既然当下的「经济的停滞」的原因，是因欧美帝国主义对资源、销路的垄断，而日本就应当「与中国携起手来，举起扑灭欧美资本主义的烽火」。
因此，日本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甚至是「被帝国主义国」，也就是半殖民地——或者说，从属国。因此，从日本国际的地位来看，日本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也会是对「大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领土的解放战。
看到这里，不禁感叹高桥竟然提前十多年，就将社会主义理论与民族主义、亚细亚主义、侵略扩张主义创造性地融会贯通，而所谓东方会中野正刚、社会大众党麻生久之流，都只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 ，高桥可谓「日式法西斯主义」先驱之一。当然，高桥在当时就被骂为「主战论」、「排外主义」。
言归正传，高桥大作一出，震动日本左翼理论界。大森义太郎、佐野学、猪俣津南雄、野呂荣太郎这些日本当时最出名的左翼理论家们纷纷群起而攻之，撰文反驳，其中作为主力的猪俣津南雄与野呂荣太郎的批判文章同时在1927年6月刊载 。而猪俣津南雄、野呂荣太郎与高桥龟吉三人的九篇往来批判文章，从1927年6月持续到1928年1月。文章如:
「资本主义日本的帝国主义」（猪俣津南雄，1927年6月）、
「批判『小·帝国主义论』」（野呂荣太郎，1927年6月）、
「左翼帝国主义论的自杀」（高桥龟吉，1927年8月）、
「左翼一派的驳论暴露了什么」（高桥龟吉，1927年8月）、
「小帝国主义者的昏迷」（野呂荣太郎，1927年9月）、
「陷入泥潭的『小·帝国主义』者」（猪俣津南雄，1927年12月），等等。
省去数字论证不说，野呂荣太郎⑤与猪俣津南雄两人论证的共通点共有三个:
（1）他们指出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猪俣）、「一个世界的范畴」（野呂） ，用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标志是否适用于一国资本主义与否，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
1927年4月刊文批判的大森义太郎，也指出「作为一个有机体全体的世界经济的性质，形成其部分的日本经济也必然具有之」，因此身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日本资本主义也一定会「不断没落」， 这是丸冈、高桥都没提到的点。
（2）帝国主义是「在其全体性的政治＝经济的过程」（猪俣）、「政治＝经济的范畴」。像高桥那样，只从经济方面考虑是否帝国主义是不行的。 野呂荣太郎也认为:
「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范畴，国际政治的过程。因此，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到底成熟到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是没到，（关于此的）分析、研究，常常应当只在世界资本主义现实的运动，与其内部的关联来考察」。
而「不能将日本资本主义现实的运动，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现实的运动的内在关联上分析，是高桥氏的无能」。
（3）在日本资本主义「像创造出经济生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垄断的程度，到达了高度的发展阶段，生产与资本集中 」成为问题的场合，「垄断的国家资本 」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以无视的，然而高桥却完全忽视。
猪俣指出:
「在我国的金融寡头政治，或者称『寡头政治』，是只在与此国家资本的关联上，发挥机能的」，
「金融资本在急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机构」。
野呂荣太郎也在指出「在作为金融资本主义完成体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过程中，垄断的国家资本所扮演的重要性」 时，被学者评价说可以看到很强的布哈林的影子。
同时，在提到帝国主义时，两人都把日俄战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诞生的标志。野呂也提出:
「在国营企业的大部分，是出现于后进国日本为了得以与发达帝国主义列强同伍，参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争夺战的军事的、财政的需求……这一点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资本家制度下的国家垄断，不是像高桥氏理解一样的非资本主义的、非帝国主义的垄断，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的最高阶段」。
对着二人的批判，高桥则坚持自己的说法，从三点上反驳。第一，他指责批判者，既然帝国主义五个基本标志可以用在「世界的范畴」，为什么还不可以用在日本国内呢？他回击道，既然双方都在用生产的集中、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的问题来分析，那不还是在列宁提出的五个标志之中转吗？
第二，猪俣在提到应当也从政治方面分析时，提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满铁经营、占领南库页岛、满蒙分离政策、二十一条等等）。对此，他认为，虽然帝国主义国家必定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但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一定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吗？因此，他责问猪俣犯了「后件肯定」的错误。
第三，他提出，所谓「政府的垄断」，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四特征（因生产的集中的垄断的产生、对重要原料与资源占有的强化、从银行中产生的垄断与金融寡头制、因殖民政策产生的垄断），都相隔甚远，因此不太能构成帝国主义「经济的背景」。
当然，就连后来记叙此事的论文作者，都感叹高桥对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解，确实远逊于野呂与猪俣。 这里，不妨再细致地分析一下野呂的观点。虽然论战双方都承认日本的帝国主义与欧洲帝国主义存在不同，但高桥据此拒绝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而野呂则提出:
「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殊之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与作为该体系组成部分的英国、法国、日本的『帝国主义』应当加以区别，前者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后者则表达出『一国之帝国主义』这样的话语」。
「帝国主义国家，是作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在各自所及的范围内，多多少少享有垄断，（是）在于为了维持、扩大自己垄断的地位不得不赌上战争进行对抗的，而对抗之力所在的地方，又叫做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还要
「作为帝国主义体系一个构成部分的，各个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不应以全体系的特征为标准来论定，而必须从构成分子其自身的诸特征来求得」。
「整个体系的特征虽然会制约其构成要素，但其构成要素必须是其自己的特征 」。
比如，他认为，虽然「在帝国主义体系全体都有『垄断与金融资本支配的确立』」，但是:
「然而，当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快有慢，有特异性以外，在国内的垄断以及金融资本的发展，其程度、形态、样相都有所不同。从而它们对外的支配力也必须因国而异。金融资本的支配力，经常被由其他类型的支配力补全」。
在日本，则是「国家垄断」——或者说，「垄断的国家资本」，扮演了补全的角色。
而猪俣，也对于丸冈、高桥二人最大的论据，所谓「日本不是资本输出国」（日本不是债权国），给予了反驳。他提出:
「资本输出在今天，具有政治的意义，是以垄断的榨取、对资源的独占、对异民族的支配、领土合并为目标的。这种投资领域的争夺，成为了常态的现象，从而，常常比起当面的利润计算，要以优先取得投资领域为目的，（因此）有时也会以妨害其他国家的先取、垄断为目的行事。就这样，资本输出是在整个体系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而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则规定这种事态，各国不管愿不愿意都去输出资本……结合具有相似的特殊意义的资本输出入关系来说，帝国主义当然立于输出资本的地位。然而，所说一国进行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绝不意味着那个国家成为所谓『债权国』。」
四、收束
这场「小帝国主义论战 」，就随着高桥龟吉1927年12月的「为刺止现阶段之诸迷说」中，单方宣告论战的终结而结束。但是，这场论战结束的真正原因，是下一场更大的论战的爆发 。
1927年7月，第三国际日本问题特别委员会采取了「有关日本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后来8月19日发表的、后来知名的「布哈林提纲 」。「布哈林提纲」为山川主义、福本主义做出中肯的钦点，至此为双方绵延近四年的论战画上了一个句号。「布哈林提纲」被带回到日本后，遭到批判的「福本主义」其势力急速失坠，日本的左翼理论界自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27年12月，杂志「劳农」创刊，也正是在这一年，劳农派与日共正式决裂，双方开始了理论的论战， 特别是猪俣津南雄与其同志，和以渡边政之辅为中心的杂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于是，作为日共党员的野呂荣太郎加入了这场论战。自然，不但猪俣与野呂的「反高桥统一战线」就破裂了，他们之间也会面临更大的论争。
随着1927年11月猪俣津南雄发表了、全面批驳杂志「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现代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地位」，「猪俣·野呂论争」随之爆发。 毫无疑问，这将为此后，日本战前第三场左翼大论战——劳农派VS讲座派论战 掀开帷幕。
①劳动农民党分裂的起点，是此后该党一分为三:劳动农民党（左派）、日本劳农党（中间派）、社会民众党（右派） 的开端。此事是1926年无产政党大分裂的重要节点，此后加上此前就分裂出「日本农民组合」的「日本农民党」，到1926年12月日本工农运动一分为四。
②浅野晃（1901-1990年），日本诗人、国文学者。1923年进入「新人会」，在东大时退学，加入了野坂参三属下的「产业劳动调查所」。1926年进入日共，成为福本主义信仰者。1928年「三一五事件」（帝国政府对日共及其关联团体进行大抓捕）时被捕，1929年转向叛变，与许多前福本主义信仰者一样，加入了水野成夫的「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又称解党派，批判之前是「采用不适用日本的战术」、「对第三国际的盲从主义」、「因此党从大众中的孤立」、「废除君主制口号的急进主义」、「天皇地主寺院土地无偿没收的教条主义」、「殖民地问题上将英法美与日本的混淆」，要求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承认废除君主制不合乎日本国情。其实就是向天皇制侵略主义政府投降的前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浅野与马克思主义彻底诀别，这之后从国粹主义 的立场进行写诗、评论等活动，主张确立「皇道文学 」。1955年成为立正大学文学部教授。1990年去世。
注:日共战前有很多转向的重要干部，有如锅山贞亲、佐野学一样孜孜不倦于反贡事业的，水野成夫一样成为掌握臭名昭著的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财界四天王」之一的大资本家的，还有受其母亲「死谏」转向为天皇主义者、战后一度向天皇进言的田中清玄的，各个都是奇人……
③高桥龟吉（1891-1977年）。经济评论家、经济史研究者。1927年就任「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会长、1928年就任日本劳农党顾问、1937年在近卫内阁成为企画院参与（敕任官），1941年参与入大政翼赞会政策局，1942年成为国策研究会常任理事调查局长。
他曾经就「金解禁」与堀江归一等人论战、在日本帝国主义上对猪俣津南雄等人论战等，也与石桥湛山一起是「新平价解禁四人组」的一人。参与过「昭和研究会」，也参与了太平洋战争中帝国政府对经济政策的规划。
战后遭到公职追放，之后又任通商产业省顾问 、产业计划会议委员等，曾在拓殖大学任教授。
④野呂荣太郎（1900-1934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曾作为干部（委员长）参与指导日共活动。1930年1月入党，作为讲座派 的核心成员，他作为编辑人，参与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发刊。1932年「热海事件」，日共组织遭到大抓捕严重打击后，他继续努力地重建日共，曾经试图在「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组织反战活动，但失败。随着1933年10月6日「赤色帮派事件」的发生，日共内外处境更加恶化，他也于 当年11月被捕。1934年2月19日在品川警察署被拷问时他病状恶化，最终当天去世。
参考文献:「『プチ・帝国主義論争』について」、長岡新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