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翊珹 邀。这里由于资料太少，先不谈片山哲，谈片山哲所在的日本左翼政治集团——「社民系 」。所谓的「社民系」，就是1920年代身处无产运动右派、1926年加入「社会民众党 」的人们。从1926年形成以后，他们逐渐成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集团，并在1930年代参与了社会大众党的法西斯化运动。「社民系」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无疑波及到战后的「片山内阁」、「右派社会党」，乃至于1960年「民主社会党」结成，可谓在日本左翼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的战前主张，事实上就是日本特色「民主社会主义 」的源流。
因此，本题旨在简短地分析「社民系」的战前思想。
一、全党的性质？
「我觉得社会民众党这样的名字是一级好的东西。也就是经济上主张社会主义、政治上则是民主主义。我觉得社会民众主义是可以有极其广泛的解释之物，第一在国民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点上……采取国民的立场也是一时不得已。第二，在议会主义还是大众行动上……有时走议会主义，有时致力于大众行动。以上的点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宽大的。」
以上的话，是「社民系」的中心人物——安部矶雄在1932年说的。他的这番话，一方面既是他对「社会民众党」的政治定位:「经济上主张社会主义、政治上则是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也解释了「社民系」思想的特点:「可以有极其广泛的解释之物」、「以上的点对于我来说，是极其宽大的」，换言之——有些模糊不清的。
以上就是「社民系」总方针 ，而如果具体来说，想要分析社会民众党的本质，当然还要从纲领来看。
1926年12月4日，社会民众党建党。其纲领为:
一、我们确信，要通过建设勤劳阶级本位的政治制度，树立健全的国民生活 其所以然，并期待其之实现。
一、我们期望通过受认可的合法手段，改革资本主义中生产、分配方式中阻碍国民生活的健全的事物。
一、我们排斥代表特权阶级的既成政党，与无视社会进步的过程的急进主义的政党。
这就是社会民众党的第一大特点:「温和主义」、「绝对合法主义」、「反贡主义」，或者说「反激进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手段是合法正规的；方法是循序渐进的；目标是温和稳健的。以上四者，都倾向「反对暴力革命」。
创建社会民众党的主体，正是此前约九个月前组成「劳动农民党」的人们。作为无产运动右派他们之所以再建新党，就是因为无产运动左派——日共派大量流入劳动农民党，而他们不愿与左派共处一党，以至于集体离党，再造新党 。双方意见本来已经不和，再加上此前1924年就开始的工运中双方的争端，1925年工会联盟「总同盟 」第一次分裂、1925年「政治研究会 」又被康米主义者夺走，旧仇新恨加在一起，被评价为有一种「被害者意识」，与日共一派、康米主义者一派是「不共戴天的」。
他们还在劳动农民党时，曾经极力阻止日共派（康米主义者）进入该党，那时经贺川丰彦 ，确立了排斥康米主义的四大标准 :
（1）主张无产阶级独裁专政；
（2）以暴力约束言论自由；
（3）不尊重少数的意见；
（4）否认议会政策。
显然可以看出，他们疑似无论是对康米主义理论，还是康米主义典范——苏俄，都出于刻板印象而颇有微词。
1926年当时，已经由康米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赤松克麿 就在谈到如何组成:「立足于右派立场的大众政党 」时，说:
「第一、党的指导精神并非从俄罗斯直接传来的康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
第二、党的机构并非组合①的联合体，是不偏颇于组合的、一般大众的。以劳农组合（工会、农会）为中心是必须避免的；
第三、党不断谋图无产大众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向上，虽必须以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造为志向，其手段不是直译（而出）的，而必须立足于特殊的国情之上。」
这里赤松说的「从俄罗斯传来的」、「直译的」，特指康米主义。再一次，作为右派的「社民系」是明确反对康米主义，而且是大大方方地反对康米主义，不会像中间派「日劳系」一样半遮半掩地反对康米主义，是根本排斥康米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从社会定义、运动方法、革命方式、最终目标等方面，都不接受。这种「反理论」的强倾向，也同样在西尾末广等人出现。
1926年结成的、以「稳健的社会主义 」为目标，与社会民众党有着密切人员联系的「独立劳动协会」 ，也在这一年7月的提到组建新党时，不仅强调要由「现实主义的立场 」出发，还提出以下三点:
「一、期望民众的政党 的树立；
二、期望以拥护勤劳阶级的利益，增进一般社会的幸福；
三、反对资本家本位的政治，与此同时排斥无视现实的过激手段」。
作为「社民系」基盘的「总同盟」 ，也早在1926年3月就提出:
「一、无产政党的性质，必须是反康米党的 ；
二、从属于评议会、政治研究会、无产青年同盟、水平社无产者同盟的人，从一切政党的构成分子中除外；
三、不论作为如何之团体或个人，被目为康米系者都从政党的构成分子中除外。」
「社民系」的两大主体来源——「独立劳动协会」的知识分子，与「总同盟」的工会干部都坚决支持反贡 ，这就为「社会民众党」与「社民系」烙下了反贡的铁印。又因为参与「社民系」的知识分子，不少都参与过大正民主运动，甚至吉野作造就是大正民主运动最知名的鼓吹手，他们作为「体面的文化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方案也浸透了「民主主义」色彩，比如「议会主义」与*「基于民主主义彻底化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化」（指导精神），* 实现方法则是「渐进的、现实的」。
在亲近大众的态度上，社会民众党也是一致的:
「纵以历史的关系，横以地理的关系，正视日本的现实，不流于空想、不堕于观念，想要明确地把握目标，与大众一起步行的态度，是我党一日不可离开的根本的立场 。」
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党」的不少成员也为自己的「右派」立场自鸣得意。岛中雄三 就曾嘲笑左派说:
「诸君咬牙切齿、如狂犬吠叫的时候，被对着吠的当事人却无动于衷，而路旁的大众都想要逃开了。甚至那些不打算站在我们一边的人，也站到被吠的一边了。这样我们社会民众党，大概（就）与诸君的预期正好相反，越来越、越来越深入到大众中发展。作为社会民众党就是这样好。左翼的战术果真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
1927年时，赤松克麿也说:
「劳动农民党，是以康米主义为唯一阶级的真理，现在主张不把康米主义者作为中枢势力的就并非真正的阶级政党。」
他继续大谈，与之相反，社会民众党则是承认对于无产大众，民主主义的阶级的成长的重要性 ，并在此灌注所有的努力。总之，社会民众党是认可民主主义的价值，拥护议会主义的，尽可能地与大众一起行走，顺应大众自主的发展而制定战术。相反，日共派的劳动农民党只是把议会利用为宣传他们势力的舞台，那群死板的革命主义者就想着以巧妙的宣传与战略，直接地激发大众的反抗意识，以此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罢了。
这番话很能代表社会民众党一派中，自许「稳健前进的右派 」的思路。那么，为了适应这种「戒急用忍」的思路，他们的具体方法论 是什么呢？就在于重视议会的「议会主义」与遵守法制的「社会改良主义」。
早在1926年，「劳动农民党」还是 未来的「社民系」等人掌握的时候，其创党宣言中就有一句:
「于是我劳动农民党立党的精神，第一在确立我无产阶级的生活权，竭力图国民最大多数的生活安定，以期贡献于国运无穷的隆盛，社会文化无限的发达。但手段上，想始终以光明正大的言论和合法的政治运用即议会政策，以图进行。」
通过议会进行社会改良的方法论， 显露无遗。
在即将组建社会民众党的「新党促进协议会 」上，安部矶雄在贺词中说到:
「我们所希望之处，在于以议会政治，谋图社会制度的改革。世间也许把我们看成所谓右倾，作为我们（却要）以健全之手段，并迫不及待地想要组织理想的政党……」
因为社会民众党组建（1926年12月4日）后，1928年2月就是日本众议院第一次普选 的时间，这更加使得社会民众党特别注重议会。
吉野作造②也在「新党促进协议会」上说:
「我们这次提倡组建新政党的理由，是在等待着……我国最初之普选下的总选举的、一千万选民的进退上，必然既成政党会以从来的手段，将新选民卷入丑陋之政争之中，对此（要）打造可以保护新选民、并且自由行动的新政党，面对既成政党的魔手形成障壁……」
片山哲 也在1927年2月说:
「为使新抬头起来的一千万人新选民，即也可谓为一般无产大众的、阶级政治行动有利地展开，我 们无论如何不得不催促着右翼无产政党的结成」。
无疑更能体现社会民众党的总体态度的，是它的宣言:
「我等在兹，代表占我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工薪生活者、小贩商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利害，对于过去半世纪中持续垄断日本政权的贵族、阀族、地主、资本家，以及作为这些特权阶层傀儡的既成政党，宣告确立生存权之战。
既往的政治，不论其阀族的所为与政党者流的所为，都是本着那少数特权阶级的利害，从而其政争不过是常常在同一特权阶级间新旧势力的暗斗罢了。即他们没有任何以国民的实际生活为基调、具体的主义政纲，从而又作为政党间相互对立，（是）没有任何应当相争的理由（却）党同伐异之辈。故而他们对国利民福泛泛而谈，说什么实事求是，至于什么借伦理道德的美名作为政党的标识，以此想要掩饰其本体、欺瞒国民。我等认为在现在政界一切之丑状陋态，其唯一归因在于在特权阶级间朋党的利权争夺，而相信当以树立代表大多数勤劳阶级之利害的、无产政党匡正之，是唯一的方法。
今贯彻国民多年的希望，普通选举的实施，在市议会、町议会，既已逐渐成为眼前的事实。占国民大多数的勤劳无产阶级可以奋起、从少数特权阶级的手中解放政治，确立作为国家的主要成分、社会的原动力的民众自身的政治（的）这个时候到来了。我们想要尽国法认同的一切之手段，改革作为社会贫困根本原因的恶法非制，向着树立基于社会正义观念的健全之国民生活，勇往直前地迈进。这样（就是）我等想要广传檄于天下，纠集一切之勤劳无产阶级结成一大政党的所以然。看吧，岂非我国的勤劳无产阶级今天不正在都市农村一起觉醒，对以大多数国民的福利为基调的公明正大之政治翘首以待吗？如果是与我等同一志向的人，不拘其职业、地位、境遇之如何，来吧与我们一道协力于这一划时代之运动的大成。」
前段明确批判特权阶级掌握的政权，表明社会民众党代表一般大众斗争的决心；「我们想要尽国法认同的一切之手段，改革作为社会贫困根本原因的恶法非制，向着树立基于社会正义观念的健全之国民生活，勇往直前地迈进。 」更加表明了社会民众党的「社会改良主义」观念。
这一点曾被 麻生久锐评为:
他们反对左倾的政治革命，他们想用和平的方法和部分的改造以从事社会革命。
但是，社会民众党就对议会全无批判吗？不是的。社会民众党很清晰地意识到，现在的议会绝不是自己可以用来实现理想的议会。比如1927年若槻礼次郎内阁一度濒临倒台之时 ，却通过国会三党首密室会谈 ，避免了因为弹劾首相而导致内阁倒台、议会重新大选。鉴于若槻内阁是法定普选前的最后一任内阁，这样也就是将众议院普选的时间往后推了。 这个时候，社会民众党在全国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堕落议会的弹劾 」、「议会解散断然实行」，决议嘲讽这是一个「欺瞒民众、从事阴谋，堕落无可救药 」的议会，要求确立「基于民众的公明之议会政治的确立 」。但是，他们并不像康米主义者一样对议会根本是不抱期望的，而是认为这只是「资产阶级议会」、「资产阶级既成政党」、「堕落的金权政治」的弊病，不是作为「议会」本身的弊病。 就像社会民众党的角色被淹没在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大战之后，他们在1931年3月说:
「即使第五十九回议会是如何地无意义、如何地愚劣，我们也并不认为要否认议会本身。但是对不断被资产阶级政党支配、运用的议会，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其）对民众的生活无益、无意义之事，并将这种认识向国民大众宣传贯彻。换言之我们否定的并非议会本身，而是资产阶级本位的议会。」
他们本身，是试图通过从机制、体制上改革议会——或者说对议会「补缺补漏」，以及打破资产阶级政党的方法，如此将资产阶级议会改造成他们心目中光明正大的立宪议会，如此一来，占人口多数的民众通过议会顺畅地表现民意、议会再反过来施行社会主义政策、进而由上而下将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可能了。这就是他们试图取代暴力革命的方法。 比如，他们提出过「不要选举费用的选举 」等改革理念。
同时，他们也对通过「尚未被改造的议会」，实现一些社会改良 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比如在1927年的「劳动组合法案修正案 」上，提出了很多具体详实的修改意见，试图以法律的方式强化工会的机能，以此对抗资本家 ，并在议会活动上花了很多功夫。1927年地方选举当时， 社会民众党视有着「议会主义」本领 的本党，应当重视获得大量议席。他们发表的「对府县会总选举的声明」，也强调「……为了实现我党的理想，健全之民众的政治自觉就成为了先决条件。站在自觉之上的自治的训练，成为了先决条件。民众政治真正发达的真谛，大概不外乎完全之自治的确立」 。主张选举中亲切平易地说明、不浪费金钱、不去人身攻击其他候选人，做到「稳健的、绅士的」「理想选举」。192 8年第一次众议院普选当时，他们也将「选举斗争」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并高举「全体民众的生活权确立」 的旗帜，称这是「跟从我党既定方针，在全全体勤劳民众的支持下，踏出新日本建设的第一步」 。
内政如此，外交上呢？这里就简短地提一下。社会民众党的「外交原则」是国家间的自由平等，与「在国际间也想要废除民族支配」的「国际的民主主义」 。基于此，社会民众党在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时期，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国民政府、放弃一切在华利益以促进中日友好，并支持国民党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中国的权利。 然而，由于社会民众党在分析国民革命形势自我带入，为此大力宣传中国革命不是康米革命，蒋介石受到CPC支持也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云云，而且时任社会民众党组织部部长宫崎滔天也在1926年就说出过「油断はできない」这种暗示支持清党的话。社会民众党把南京事件、汉口事件、收回上海租界事件均视作违反国际法与条约的不法之举，认为这些都是国民党里面的共产派在搞鬼，并且国民党整体并没有利用无谋的共产派的意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后，社会民众党对此不得不表达了批判，但把此视作必将发生的事而表示了欢迎，并没有责怪蒋介石一方。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派作为三民主义正统，为了达成国民革命，彻底打倒列强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要求，必须要扫清康米派这些叛党分子。之后更是直球支持南京政府，与支持武汉政府的劳动农民党对峙……
说完了内外政策 ，接下来到「社民系」最为独特、也是最为重要之一的政党理论 ——「国民政党 」。这也是社会民众党的第二大特点 。所谓「国民政党 」，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工会、农会会员，也不局限于工农阶层，也想要将自己的党员扩大到所有的日本人民，以至于一切认可自己观念的人之中。因而其理念上并不是「战斗的阶级政党」，而是「温和的多阶层政党」。
片山哲认为:
「在日本，实际上组建大众的无产政党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因此）必须考虑在组合劳动者一旁的、近其20倍的非组织劳动者的存在。用聚集的组合包容那散在（四方）的劳动者，在今天的日本是近乎不可能的」。
赤松克麿也认为，由于今天比起被组织的工会、农会的工农，未组织状态的工农要多的多，所以为了不将广大的工农大众放置在一边，不抛弃工薪族、自作农、中产阶层、下层分子等无产勤劳大众，就不能搞单纯的「阶级政党」 。
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社会民众党要包容的人，不只是最有斗争性的工人、佃农，还有「知识阶层」（工薪族、下层公务员、教师、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医师、律师等）、自作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群体，并且不加差别，不以某一阶层为中心，而是同等对待。 用学者中村胜范的话说，甚至与社会民众党精神发生共鸣的资本家、经理、社长、工厂主、贵族，都可以入党。
这种对政党包容对象不加分辨的观念，自然容易被人攻击「失去阶级的立场 」，事实上「日本劳农党」就喜欢拿这一点攻击社会民众党。为此，西尾末广、片山哲等人都做了很多辩解。根据片山哲的说法，社会民众党「以个人的方式将全无产阶级的要素包含在内 」，而不是像劳动农民党那样以「组合劳动者」为利益为本位。西尾末广也辩驳说，在党内作为中坚势力战斗在第一线的，是坚守阶级的立场的「知识阶层」、工会会员与农会会员。同时党内又有丰富的阶级的组织与锻炼，党外则不断地与既成政党对抗，因此社会民众党断然没有缺乏阶级的意识。因此，社会民众党可以同时又是「阶级的」，又是「大众的」。
基于「国民政党」的性质，社会民众党——「社民系」也不只代表一两个阶级的利益，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的立场与政策，而是代表全体「勤劳阶层」——日本劳动人民的利益 。因此，左派政党也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是与大众一起温和渐进地改革， 为大众带来社会改良与进步革新的政党。这个重要的理论，一直延续到战后1950年代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的纷争，1960年民主社会党的成立，乃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日本社会党内部的纲领修改， 都与「国民政党」的概念有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除此之外，「社民系」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体面 」。安部矶雄在1930年出了一本「立党的精神」的小册子，里面特意提到:
「……我们最注重必须要避免的，是大力地与各无产政党之间辱骂诽谤之事。我想我们古来在同一教理下……以宗派恰如仇敌的态度排斥他人，是非常不痛快的……以政党之争看作恰如源平之战一样，是所谓旧式的思考方式，无产政党当然现在有应当打破这种弊风的使命。假如无产政党党员再度重复旧式宗教与政治家的丑态，政治的堕落到什么时候都会持续，这是不错的。我们切望……在诸无产政党间，常活动着宽容的精神。」
这种温厚宽容的体面态度、「绅士作风」， 在社会民众党中持续了一段时间，甚至影响到其政党组织发展速度也比其他无产政党要慢。
最后，对社会民众党的性质评价，还是要看回他们自己的描述。1932年1月政党官方出版的「社会民众党五年斗争史 」中说:
「大正十五年，是我国无产政党史中（最）可有其特质的一年。是劳动农民党（3月15日创立）、日本农民党（10月17日创立）、社会民众党（12月5日）、日本劳农党（12月9日创立）四个无产政党诞生之年。日本农民党是所谓『农民是农民党』的口号下的、一个单一职业政党。而且该党也不以全面地变革资本主义为目标，指导方针上带有既成政党的弱点。与工人与贫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劳动农民党以康米主义为指导精神。其独断性、非现实性、猪突（猛进）主义虽在激进的青年中有着若干的魅力，反倒给了支配阶级镇压的借口，不能对它指望大众的发展。左则反对康米主义、右则不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日本劳农党，同党的独立的发展性因此被投下了很大的阴影。
社会民众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是）明确地采取反对康米主义的立场，基于无产大众民主的自觉与大众的组织，不断获得大众性，想要合理地探寻社会进化的历程的。比起教条的、理论的感动，确实的、具体的政策才是被尊重的。社会民众党从创党的当初一言以蔽之，是被大众的发展性所规定的。」
但是，社会民众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定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民系」的思想也并不是全然精确地统一于某个主义的 。想要更加精确地探寻「社民系」的思想，还需要从个人出发。
二、个人的实例？
一名学者曾说:
「社会民众党是以工会为母体、以知识阶层为助产士、以国民政党为目标创建的。」
当看到「社民系」的构成时，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泾渭分明一般，一边是知识分子或基督教徒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如安部矶雄、堀江归一③、吉野作造、片山哲、铃木文治、贺川丰彦④、岛中雄三⑤等人，一边是「总同盟」一系，由普通工人直接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如西尾末广、松冈驹吉等人。相比， 龟井贯一郎（官僚）、佐竹晴记⑥（律师）、米窪满亮（作家）、小池四郎（后脱离）⑦这种是比较少的。
为了全面分析，这里各自从两派中选取两个代表性人物:安部矶雄与西尾末广，进行思想的分析。
A.西尾末广
西尾末广，是「总同盟」内公称「西有西尾、动有松冈」的大干部。1910年代末，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工人运动、来「指导」工人走向社会主义正道的时代。 然而，很多人并不喜欢这种「指导」。大杉荣 就曾嘲笑「新人会」的「左翼学生」，是「总之……不是真的了解劳动者，同时也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不少工人间，也开始反感幼稚而理想主义的「左翼知识青年」强行将深奥的理论压给工人、自以为恃地「指导」工人的行为，而宁愿相信「基于『其深刻的经验』的知识的能力」，结果开展了自己独立的运动。
西尾末广，一开始也是这些自主工人 中的一员。他一开始为了反对知识分子领导多的「总同盟」，特意在关西组建了基于工人自己 的「职工组合期成同志会」。然而，后来他也意识到需要知识分子合作的重要性，于是还是加入了「总同盟 」。随着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化，作为指导干部的他也名声见长，在「总同盟」内的地位水涨船高。
大河内一男曾经如此记叙，在工人运动中的他:
「对比松冈（驹吉），西尾末广比起强化细碎的经营事务这些，在主动承担劳资争议，譬如说（在）想要通过腹芸的方式这一点（上），有着出类拔萃的直觉与能力，这从住友铸钢所的场合就可以看到。他总而言之，是有着清浊兼有、有容乃大这样的性格，尽管如此始终与松冈一起行动。西尾说『我要拼命了』，于是公司一方说『你不要那么大失脸面』，如此双方通过腹芸在很多劳资争议上取得了妥协、又在工会的聚合离散要结束的时候，西尾也一直协助着顽固的松冈，度过了不少危机。这样通过腹芸来处理问题，与劳资间近代的交涉大概关系不大，却的的确确是日本的，这一点是由西尾做到的绝技，（然而）在这一方面上也与松冈一样，被置在受到很多误解的境地上。 」
注:「腹芸」谋图的事情不通过言行表达出来，而是在心中谋划。不是通过直接言语的指示，而是通过气魄与动人的力量来处理事务。
西尾末广作为无产运动右派的急先锋，最为知名之一的行为，就是1925年4月他担任『总同盟』会长代理时，强行把日共派清出「总同盟」，如此引发的「总同盟」第一次分裂 。这之后，日共派一般骂他是「堕落干部」 、「工贼」、「被政治家收买的叛徒头子」等等。被称为「笨拙的合理主义者」的西尾，其性格与安部矶雄、片山哲这种「谦谦君子」是不同的，1950年代有「政界的阴谋家 」之称——最后最高做到过内阁官房长官 的位置。
那么，西尾末广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一个对当时盛行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想不感兴趣的人。对他来说，只要是能为工会与工人带来实际利益的手段，他都愿意采取——是一个将具体的利害得失与可以妥协的地方探究到底的人。
出身于代表工人进行劳资交涉的他，曾指涉自己出身的、当时工业全日本最发达的关西，其运动「不是浮空之事，讲求实际利益地脚踏实地」 。而关西的运动则是「到了东京，在工人运动间也是，这样那样的议论很多。那种议论……抽象论与观念论很多 」。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蔑视马克思主义等精密的意识形态是「观念论、抽象论」，而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运动经验。⑧
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也并非同处于「社民系」的安部矶雄、片山哲、铃木文治那样从基督教人道主义出发的社会主义，而是英式（费边）社会主义、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排斥革命主义的、立足于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西尾的忠实战友——松冈驹吉，也是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影响的强硬反贡主义者。 西尾自己曾说，他最受感动的书目是河合荣治郎的「社会政策原理」。这本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政策」的原理与结构，并在社会问题、工人问题上，介绍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 与为此诞生的教会人道主义、功利主义。在分析「社会政策」时，提到「从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实行的施设方策的体系 」的这本书，自然给了西尾很大的影响。
1926年他评价麻生久等「中间派」脱离「总同盟」时，曾经说:
「不就只是、总感觉（对）被说成是右翼，有种抗拒心理吗？或许，不就是看到工人阶级还没能脱离观念的外壳，对被称为右翼的事（有所）介意的状态，想要利用这种一时的倾向吗？其无论如何，大概都是（对）我国工人运动还没能脱却观念的、非现实的袍子，又一个有力之证据。」
因为一直醉心于工会运动自己的发展，基于反对「意识形态的指导」、重视实利的实用主义，西尾是排斥激进的知识分子介入工会运动，或者工会运动自己去参与似乎不相干的政治运动的。在这种思路下， 1930年代初，他与松冈等右派工会干部创立了「劳动组合主义 」。
所谓劳动组合主义，在工会行动上，指的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以团体交涉的方式，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在政治上，指的是要奉行议会主义，争取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等改良主义实践的达成。所谓「立足于国情，通过谋求资本主义根本的改革，预期健全之新社会的建设」。 这可以看作是西尾工会思想的第一次大成，第二次大成当是战后1960年代的「馅饼理论」——推进产业民主主义，为日本经济自主提高生产效率，并按此分配发展成果。1960年代以来，这种讲求和平的、企业内的劳资交涉而不是罢工等劳资对抗的方式，逐渐成为了日本工会的主流。到今天，日本工会依然奉行的是这一种「总同盟」路线。西尾末广的思想，最终彻底战胜了他的敌人——以意识形态指导工人的路线，并在西尾去世后依然生生不息。
因为如此，讲求为工人博取实际利益的西尾，1930年代看到法西斯化的帝国政府越来越积极的参与到工人运动事务时，自己也主动做出了调整。在他领导下的「总同盟」提出对产业与劳动问题，「必须运用国家的权力进行统制 」。落实到实处，就是「重要产业应当由国家自己来经营」，以及“应当大规模开展将「产业协力精神」具体化的运动 ”，也就是政府要对劳资关系进行积极的干预， 而非秉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不干涉原则。同时，「工人也不只是从工人自己的立场来考虑……而应当从国家全体的立场出发考虑。」沿着这个方向，西尾、松冈⑨在1930年代末接受了法西斯政策，对近卫内阁的政策也表示了欢迎，甚至「总同盟」发出了旨在「不再罢工 」的「罢业灭绝宣言」。西尾这样做，旨在通过将改良工人处境、改革资本主义的方案隐藏在法西斯主义之下，试图继续推进社会改良，比如主张设立 囊括工人代表、政府代表、资本家代表的「产业劳动统制审议会」。
就算这样，面对法西斯政府强大的压力，西尾、松冈最后还是只能抱着「总同盟精神不死」的信念，悲痛而无可奈何地解散了自己经营十数年的「总同盟」。看到1920年代的「中间派」——「日劳系」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左派」或者转向、或者亡命国外、或者深居狱中，「右派」的「社民系」却面对法西斯做出了最后的一些抵抗——1940年反对除名斋藤隆夫，以至于被社会大众党开除。
一直到战争结束，西尾都不承认自己是「法西斯」。战后，他始终以可以成功执政为重要目标，1960年带领社会党右派离开了社会党，自创民社党， 却最终也没能见到执政的那一天。
B.安部矶雄
跟题中的片山哲一样，安部矶雄也是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延长线上走向社会主义的 。他跟受德国讲坛社会主义影响的堀江归一、首唱「民本主义」的吉野作造、作为基督教工人运动家的铃木文治与贺川丰彦一样，是「社民系」内有着深厚自由主义底子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安部矶雄是日本社会主义的老革命，在所谓的「明治三十年代」——1900年代，已经与片山潜、幸德秋水一起参与社会主义运动 。他曾在日俄战争中鼓吹「非战论」，又参与了女权主义运动。而到了1920年代，他的思想是「国家社会主义 」与「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混合物。
安部在明治后期，心中的社会主义虽说是马克思、倍倍尔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但很难说他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安部1920年代开始逐渐转向「英国式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倾向)， 1921年先是注意到「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而有些倾心于「产业自治之下，以扩大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为目的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样，安部逐渐提出了「产业民本主义」。所谓「产业民本主义」，就是通过产业自治，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方法，就是将每个公司所得的利益交给劳资双方分配。劳方以获利得到股份，逐渐取得公司的经营权——也就是基于「利益分配主义」，「灭绝」资本主义的方法论。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方面，安部在明治末期时， 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重心就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他在1915年的「今日的社会问题」中，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资本、土地等「生产机关」与「交通机关」的国有化，以及产业全体的国有化，以及以此为基础，谋求财富的公平分配。安部在1921年的「社会问题概论」中，就指出「社会主义是经由国家之手将私有财产变为共有财产」， 将国家在自己的社会主义构想中摆在很重要的位置。
同时，安部也是一个很重视「立宪政治 」与「民众政治 」的人，这是因为他长期把「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作为他思想的两大支柱 。安部在出于「违背立宪政治」的理由，明确否定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评价法西斯有着「非常优秀的人来行使政治这样的意味」。保持着合法主义、议会主义的安部，虽然明确否定十月革命式的、康米主义的暴力革命论，与其树立的「工人农民的专制政治」(无产阶级专政)，但还是坚持对康米主义有着一颗「宽容的心 」。
以天皇为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之中心的「国体论」， 是战前日本的绝对「政治正确」，只有日共等马克思主义者，与很小一部分人敢于挑战之。不可避免地，安部也拥护天皇制国体。他在1904年的论文中提出，「期待社会主义不是口头上的忠君人士，而是作为行动上的忠君人士 」。安部虽然在1912年遭遇了「大逆事件」的冲击，还是在演说中强调，对抱有「爱民精神」、「慈悲深厚」的天皇的敬爱 。他又于1916年的「日本精神与社会主义」中提出，天皇制国体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没有冲突之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专注于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国体问题无关 。特别是他在强调说过「民富即朕富也」的仁德天皇的爱民精神，与儒教民本主义的君主观的时候，其观点竟然意外地与幸德秋水类似。
安部的社会主义经济观是什么呢？回看他的「产业奉还论」，序言中写明:
「我们想要如脱敝履一样，放弃资本主义经济租住。代替之的是彻底的统制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到此，很明显可以看出安部的思想中，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暴力革命论」加以拒绝，而醉心于民主主义、议会主义。同时，他对社会主义的重点，是放在「经济国有化与公有化」、「统制经济」、「财产/利益公平分配」、「产业协调」上，旨在通过国家政策、 劳资协和等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当战争的阴霾已经散去，1947年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大胜，成功以「片山内阁 」的形式执政。「片山内阁」中，「社民系」四人入阁，而战前的「日劳系」、「劳农派」等一人都没有入阁。片山内阁任内，实现了「国家公务员法」的制定、内务省的废除、劳动省的设置、职业保险的创制，以及刑法的现代化等。片山哲作为一个将基督教人道主义与「日式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融合，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在上任以后按不少「社民系」成员战前构想的一样，实行产业国有化、国家管理政策，却引发了混乱、舆论争议。结果在执政党内造成了矛盾，又由于罢免平野力三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党内的左右两派人事纠纷，片山内阁八个月就被迫倒台。
那么，该怎么看「社民系」的思想呢？很多日本战前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社民系」)，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他们比起暴力革命、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细微分析、「帝国主义分析」这些理论知识，更重视「公平分配」、「经济国有化」这些「改良主义政策」，或者「工会地位合法化」、「劳资合理交涉利益」这些具体的「工会经营方法论」。也就是说，与其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不如把他们看作「人道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国家改良主义者」、左翼工运指导者。而这些虽然彼此朦胧又并不统一、却在稳步开展社会改良而不是进行暴力革命上取得一致的思想，就从1930年开始被冠以「社会民主主义」之名。
「社民系」思想的完全体，应该要看1949年社会党的「森户——稻村论争」。代表社会党右派的森户辰男，不承认社会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并不认为阶级斗争会成为社会改革的动机。他主张对经济组织开展民主的改革（产业民主化）、政治上实现民主主义，就会通向社会主义。同时，他主张社会党的性质是实现经济、政治民主主义的「国民政党」，而不是推动「阶级斗争」的「阶级政党」。再加上社会党右派强烈无比的「反贡主义」、反对「革命的飞跃」的观点 ，到1950年代的时点，「社民系」、「日劳系」重组的「社会党右派」，终于完成了由上述不统一的朦胧观念，向社会改良主义的过渡。
那么，「社民系」的历史定位是什么呢？他们不会是日本社会主义正道的引路人，却也不是单纯的阶级叛徒与小资产阶级代言人。
有「社会主义运动的良心 」之称，日本左翼宿老荒畑寒村，曾经在记叙野坂参三回国欢迎会上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主持人）虽然说了『战争中，从事反战运动的只有康米党』这样的话语、其事实到底是否如此，比起在海外亡命的野坂君，在空袭下的日本生活的我们要更清楚」。
这或许就是对于「社民系」的最好评价。
①即工会、农会。
②吉野作造作为「大正民主」最著名的鼓吹手，都无法接受当时黑暗不堪政界的资产阶级政党，宁愿去一个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众党，可见「大正民主」的本质。
③堀江归一（1876-1927年），日本庆应私塾大学经济学者、财政学者。曾经两度到欧洲留学，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关心社会问题，1912年参与「友爱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正式提出应当实行主要产业国有、国营化，以及基于工人的产业管理，以纠正社会的贫富差距。他又因为产业民主主义与政治民主主义不可分、主张排除金权政治的普选制度。他的这种思想，又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1926年参与社会民众党结成。1927年12月演讲时突然因脑溢血倒地，一周后去世。
④题外话，菊池宽 也曾经作为社会民众党候选人参选，他在创立「文艺春秋」的时候，竟然也是以社会民众党后来驰名的「三反主义 」为理念的，也就是「反康米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
⑤岛中雄三（1881-1940年），日本社会运动家、评论家、翻译家。1919年成为「教员组合启明会」联络人，又与安部矶雄等人高扬「文化学会」的旗帜，1920年与荒畑寒村、大杉荣、山川均、堺利彦等人发起「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4年与青野季吉、铃木茂三郎、市川房枝、贺川丰彦等人设立「政治研究会」。1924年与下中弥三郎、安部矶雄、秋田雨雀（1949年加入日共）、菊池宽等人设立「日本费边协会」。 1926年参与组建社会民众党。1929年以「市政刷新」为口号，成功东京全市最高点当选市议员。1931年访问伪满后，同年与赤松克麿等人参加「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恳谈会」。运动决裂后，又与下中弥三郎参与组建「新日本国民同盟」。1937年落选东京市议员。1940年9月16日去世。
⑥佐竹晴记（1896-1962年）。日本政治家、律师。1929年社会民众党高知支部成立时，担任支部长。以后连续在1936、1946、1947、1953、1955年众议院选举中当选。所属社会党的他，曾在片山内阁中担任司法政务次官，1948年却与平野力三一同离开社会党，成立社会革新党。 第二次吉田内阁时虽然被邀请为阁僚，但却因为与保守政党理念不合拒绝了。这之后经右派社会党再次回归社会党，1960年参与了民主社会党。
⑦小池四郎（1892-1946年）。日本社会事业家、政治家。1924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1926年加入社会民众党，1932年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当选。同年5月，作为「赤松派」之一脱离社会民众党，加入日本国家社会党（后来赤松克麿脱离该党，该党改称「爱国政治同盟」）。1936年落选，同年因与今村等等人对立，「爱国政治同盟」被迫解散。1937年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同年七月参与了日本革新党。1940年加入大政翼赞会，1942年「翼赞选举」中落选。
⑧然而，也不能否定外来的因素。松冈驹吉就曾回忆，他在看到赤松克麿在『东洋经济』上刊载的俄国（革命）介绍记事时，为之感动、共鸣 。他还一度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央集权」上，对其抱有好感。
野坂参三在「总同盟」内拓展日共势力时，也一度波及到西尾末广，只是西尾拒绝加入。
⑨松冈驹吉（1888-1958年），日本政治家、工人运动家，曾任第39届众议院院长，日本右派工人运动代表人物。
1906年开始信仰基督教，此后开始务工，1910年进入室兰日本制钢所。这一时期看到吉野作造与安部矶雄的书，于是开始关心基督教社会主义。1914年受铃木文治人格感动，进入「友爱会」，之后为「友爱会」的工会化而尽心尽力。作为一个不妥协的反贡派， 1923年10月因为与抬头的左派势力抗击，被迫辞去主事兼会计一职。1924年6月回归中央争议部长。1925年接任中央委员，在「总同盟」第一次分裂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参与了野田酱油争议等很多工人运动。1926年成为社会民众党中央委员，1932年就任「总同盟」会长，1936年就担任「全日本劳动总同盟」会长。
因为帝国政府1930年代对工人运动打压的不断加深，为了让工会延续，1937年决议实行了「扑灭罢工」等铳后三大运动。1939年、1940年激烈反对解散工会，但是由于政府的压力，最终被迫解散「总同盟」。1942年翼赞选举中因为是非推荐候选人而落选。
战败后继续从事工会运动，1946年8月组建「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就任会长。同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以后连续当选6次。1947年接任众议院议长。1956年在加盟联合国时，与重光葵外务大臣同行。1958年去世。
松冈抱有「首尾一贯」、「不左不右」的信念，在指导工人运动时虽然会同时考虑劳资双方的立场，以至于实际上有时做出对工人不利的妥协，但是自身十分清廉。一生坚持「现实主义」、「渐进主义」。
参考文献:
「社会民衆党の創立」(中村勝範)
「社会民衆党の精神」(中村勝範)
「社会民衆党の第一年」(中村勝範)
「昭和二年の地方選挙と無産政党」(中村勝範)
「第一回普通選挙と無産政党」(中村勝範)
「共産主義派と社会民主主義派の競合と対立ーー赤松克麿を中心にーー」(松澤哲成)
「「大正デモクラシ」の政党化構想のゆくえーー社会民衆党の「議会主義」を注目してーー」(渡部亮）
「社会民衆党の中国国民革命への対応:南京政府成立まで」(中村勝範）
「社会政策と社会問題 河合栄治郎『社会政策原理』の検討」(大竹信行)
「社会民衆党の成立過程:独立労働協会から政党組織準備委員会まで」(中村勝範）
「幻の保革逆転——日本における連合政権成立を阻害した要因——」，山崎光
《日本社会党概况》（上）、（下），宋益民
《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华桂萍
「平和思想の暗転：十五年戦争期の安部磯雄」(出原政雄）
图源:Wikipedia与Google
由于笔者日语水平不足，可能出现翻译失漏的地方……这里因为回答的内容有些偏离主题，祈题主与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