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解け間近の北の空に向かい
過ぎ去りし日々の夢を叫ぶ時
帰らぬ人達 熱い胸をよぎる
ーー「いい日旅立ち」、1978年
另一边，1970年代的「革新自治体」运动也逐渐开始走了下坡路。面对危机，自民党自然不可能无为无策。其在1960年代末设立了针对公害对策的环境厅，并宣言1973年为福利元年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保障政策。自民党政权还警惕地提出了“TOKYO”作战计划，追求解体革新自治体（均为日语首字母缩写，也就是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冲绳）。
到1971年的第7次统一地方选举时，不仅美浓部亮吉取得压倒性胜利，黑田了一也当选大阪知事。这一年中，生活在革新自治体中的人，多达4500万。
然而，好日子不会那么长久。一旦要搞福利，财政支出就会大幅扩大。这里就举美浓部都政的例子来说。美浓部亮吉始终为了财政问题而苦恼，1974年提高法人税后，又在东京都议会提出「财政战争 」的宣言，要求政府改变地方财政制度，于是跟自治省结了梁子。然而，由于市民对财政问题不熟悉，这场「战争」又没得到市民的广泛反响。美浓部曾经试图组建「首都圈革新自治体联合 」，但效果不好。革新首长各自都有自己的政治难题，没办法统一起来。
1975年东京知事选举时，日共又因为「同和政策」的问题，宣布不支持美浓部，面对新人石原慎太郎 的紧逼，美浓部勉强保住了知事的位置。这一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革新首长大多落选，革新自治体开始退潮了。
1977年美浓部针对自治省掌握的、地方债务的募集权，打了一场「违宪诉讼」的官司，但是却因为新自由俱乐部的反对，最终遭到了否决。被夹在自治省与工会之间的美浓部，最终只好全面向首相官邸投降。1979年，美浓部都政终于终结。当年的知事选举中，社会党、日共推戴的、元任「总评」议长太田薰，输给了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三党推荐的铃木俊一。就在同一年，由于社、共两党的不和，在野党阵营分裂，于是黑田了一知事落选。就在1979年的统一地方选举中，革新自治体时代终于结束。
此外，革新自治体运动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支持，是因为革新阵营（社会党、日共两个「革新政党」，加上民社党、公明党两个「中道政党」）推出的知事打出了以生活为中心、重视福利的政策 ，而从来保守阵营（自民党）的知事却一味地重视经济发展，忽视了市民的需求。自从自民党的知事也重视起这类问题以后，革新自治体运动的退潮也就理所应当了 。
由于社会党与日共在革新自治体上只是达成了地方水平的合作，却始终没能在全国层面，如国会选举中达成两党的合作，因此社会党也一直没能利用革新自治体运动扩大党势。革新自治体运动在1970年中期达到最高点后，逐渐走向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支撑革新自治体主力的社会党与日共两党关系恶化，结果分化、分立的革新势力当然不敌统一的自民党。在社会党落实了社公民路线的1980年代，社会党也在地方政治上支持保守翼的知事，使得地方政治完全自民党化，「革新自治体」运动最终结束。
这里回到社会党 。1977年飞鸟田一雄接任委员长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党选举连连失败，而公明党与民社党看烂泥扶不上墙，干脆转投自民党，尝试「自公民路线」的烂摊子。面对烂摊子，他首先就要改变社会党那僵直不动的意识形态。
由于1977年9月的、社会党“四十一大”上，通过了赋予全体国会议员以大会代表资格的决定。有议员们参与进去，重新评定作为纲领性文件的、「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成为可能。1978年5月，社会党改组了「社会主义理论委员会」，设立了直属党中央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负责对「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份文件的调查研究——飞鸟田本人，也将这份文件视作「教条主义 」。这终于使得掌握社会党中央的右派成员，得以破除社会主义协会那基本修正不大的「马列主义」，开辟通向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新上任的飞鸟田虽然属于平和同志会——也就是社会党内的左派派系，但是却在安保问题以外有着更右的态度，这从他的回忆录中批判了中苏式的所谓「列宁党社会主义」（ 原文）可以看出。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全野党共斗路线。同时，开始转向「阶级调和主义」的「总评」，也向社会党施加压力，要求从「全野党共斗路线」，转变为「社公民路线」。
1979年10月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社会党两党败北，而公明党、日共、民社党都实现了议席增加。自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公然提出要导入一般消费税 ；公明党、民社党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之间的选举协力，以及「总评」与公明党的合作。意味深长的，是在自民党第一次席位不过半的同时 ，社会党的议席率也跌破了20％。选举败北立刻使得自民党权力斗争白热化，最终爆发了「四十天抗争 」。而由于固守「全野党共斗路线」，社会党非要把根本互相看不顺眼、意识形态也截然不同的公明党、民社党一方，与日共粘合在一起，结果在自民党的内讧高峰期时，社会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却没能掌握主导权，采取有力的措施。①社会党 如此费拉，还想有所作为的「总评」绷不住了。
在大选后召开的第三次「总评、社会党协议委员会」上，「总评」的富冢事务局长直接撂狠话:
「以社会党、总评联盟为中心的选举斗争已经面临极限」
11月14日，「总评」的槙枝议长、富冢事务局长也在社会党总部表示:
「作为第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应明确表示对政权的意欲」
这些话无非是叫社会党:丢掉你的矜持与自傲，你是来选举的！看到「总评」多次要求社会党与公明党合作，甚至主动找公明党合作、以冻结「五人委员会」向社会党施压，社会党终于坐不住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倒向「社公中轴路线 」（社会党、公明党合作）。
1979年12月27日，社会党、公明党举办了政策审议会会长会谈，并于次年1月10日，就「社公联合政权构想 」达成协议，协议中特别声明，日共不在此政权协议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公明党、民社党也于1979年12月就「中道联合政权 」的构想达成协议——「社公民路线」终于第一次落到实处。再加上1979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以后，「社共共斗」实际上已经结束，这无疑是明确地在「社公民路线」与「社共路线」中选择了「社公民路线」，将日共排除在外了；实际上，就是决定与日共断绝合作关系了。 管不得日共大骂这是社会党「在与自民党进行事实上的大联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
就是「社、公、民」路线，三党之间也不就是和好如初了。社会党，与当初就是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在意识形态上大为不同，两党的鸿沟很深 ；社会党与民社党又都各自在拉公明党。但是，三党还是磕磕碰碰地走了下去。三党不但在国会期间频频举行国会对策委员会会谈、政审会长会谈，在审议重要法案时也采取同一步调，还在5月举行了三党党首会谈，决定在5个地区实行三党合作。
另一边，1980年2月的社会党「四十四大」上，社会党也正式通过了向「社公中轴路线」转变的决议。与此同时，以胜间田清一为首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开始重新着手评定「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份文件。看起来，是向西欧社民越走越近了——但真的如此吗？
1980年5月16日，社会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这本来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时给自己「造势」之举，但出乎意料地，这个提案成立了 ——民社党在随声附和，公明党赞同了这个提案，自民党内部正在忙着内斗开会议，结果导致自民党议员大量缺席，不信任案成功通过。这是社会党自己也绝没有想到的。事实上，投票表决前，民社党的佐佐木良作认为众议院、参议院同日选举具有危险性，建议社会党不要提出不信任案。这个警告一语成谶。
于是众参同日选举②就被决定下来，社公民三党开始谋划选举协力。社会党也表示:
「有决定和准备，要以社公两党为中心，团结广泛的反自民势力，建立“飞鸟田革新联合政权”。」
但1980年6月12日大平正芳的死给革新阵营内部带来了混乱：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预测到，大平死后内斗进入白热化的自民党有可能分裂，于是提出了建立「保革并存」（保守阵营人士、革新阵营人士并存）的大联合政府的构想，而对此社会党则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为什么？因为这个构想是要「排除自民党、社会党的部分派系，大家联合执政 」，社会党自然不可能接受这种“分裂本党”的举动。而公明党也对此表示「不会与自民党联合 」、「难以理解 」。社公民三党终究是同床异梦。对此，飞鸟田一雄更是在后来声称:
我从一开始就不梦想执政。民社党想要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部分联合执政，简直是笨蛋 。
由于是众议院、参议院同时选举，长久存在矛盾的三党要同时协调两次选举的选举地盘——也就是议定让某党的某人在某地区参选，其他两党协力，这一下子就增大了三党协调的难度，这就在他们走向合作的过程中给选民带来了革新阵营内乱的不好印象——或者说，三党「乱了阵脚」了。
随着选战的白热化，各党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选票，纷纷转向批判他党、强调自己政策的独立性，这就使得「联合政权」的构想化为泡影。特别是社会党那有些脱离大众的护宪平和主义政策③，使得主张积极评价安保条约的民社党又去攻击「社会党的防卫政策是不明确的」。同时，这次选举实际上是「社公民」、日共、自民三方混战，社会党攻击「自民党正走在金权腐败的军事大国之路上」，日共则攻击「社会党猛向右转」、嘲笑「社会党是反革命」，社会党又去予以反击。
与此同时，因为大平正芳的死，自民党内本来激烈的内斗的各方暂时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尽全党之力投入选举。由于两院同一天选举，自民党最为强力的拉票组织得以最大程度地展现其能力，加上选民对大平去世的同情 ，结果尽管三党合力选举，1980年选举这一次依然以大败告终——在社会党席位不增不减的同时，公明党、民社党席位猛跌。这种尴尬的结果，便使得「社公民路线」又一次陷入了无限的挫折之中。所谓「保革逆转」、「联合政权」的构想全部归零，在野党联合的讨论一时沉寂下来。
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有多尴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作为其党首的飞鸟田一郎，由于无法在自己的地盘——横滨参选（市民反对他做「落跑市长」），要到东京1区参选。而东京1区作为定额3人的选区，本来一直是自民党的与谢野馨④、大塚雄司，社会党的加藤清政⑤，民社党系的麻生良方在参选的。飞鸟田一来，挤走了加藤清政，逼得他去参选参议院议员；结果选举结果出来，飞鸟田只是勉强压线过关成为国会议员 ，与谢野馨、大塚雄司⑥得票都排在他前面。更尴尬的是，由于猝然转换地盘，加藤清政落选了。
社会党的1970年代，就以1980年两院选举的又一次尴尬的「战果」告终。这十年的长跑没得到什么便宜，也没买到什么教训，就在内斗与选战中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归其原因，还是要看社会党的立党之本——工会的衰落。
三、「总评」的1970年代
「君が去った ホームにのこり
落ちてはとける 雪を見ていた」
ーー「なごり雪」、1974年
正如前文所述，「总评」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方面，社会党又必须依赖「总评」。对于一个社会党左派国会议员来说，作为工会干部→进入社会党→成为社会党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是一条典型的大道。 不同于自民党议员还有个人后援会，可以组织自己的父老乡亲变成「后援会」，在选举中投票，社会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普遍很薄弱或者就没有，部分原因也跟这些「个人后援会」还要承担上社会党的财政收入相关。社会党内，不依赖工会而自己当选的议员，几乎是没有的。这种依赖，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依赖城市工会，对于争取农民不积极，结果致使战前农民运动炽烈的农村地区几乎完全落入自民党手中。另外，由于「总评」作为封闭性企业工会的联合体，其成员一般是正式职工，而临时工、钟点工则被排斥于工会之外。这批人，最终其支持是流向了日共与公明党。
总评对社会党影响之大，可以看一个实例：石桥政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本来一度将石原产业集团污染问题引为例证、要求政府推进污染对策。结果因为这番话，在石原产业势力下的四日市地方总评不但要求社会党议员停止质询，还批判了一番石桥。一个「总评」的地方支部，可以要求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停止质询，甚至这是与党的政策——反公害、反大资本相违背的，怪不得不少人把社会党看作只代表工会既得利益的政党了。 也因此，「总评」作为社会党选票的「衣食父母」，其内部的每一次左右摇摆都会极大程度地影响社会党的内部政治变向。比如1960年代、1970年代初，「总评」就是 社会党内左派势力的一大有力支柱。太田薰⑦有过一句名言:
「现时批判罢工的就是资本家的内奸。是像日经联的狗一样的家伙。这种话没有入耳的必要。」
拥护阶级斗争的他们，估计没想到堡垒先从自己这里坍塌。
与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一同而来的，是急速的技术革新，与崭新的工艺流程、设备、生产与劳务管理。在全新的工厂中，劳动越发「智能化」、「原子化」，原本重体力的、共同作业的职场社会解体了。
「于是，智能的原子被纳入以个人主义、能力主义、竞争主义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务管理体系」。
——「战后劳动组合运动史论」，清水慎三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劳资调和化的大潮流转向、作为「中产市民」而不是「工人」的阶级身份的解体， 「总评」在民营企业中的势力是日益垮塌。
日本生产效率本部自1955年创办以来就提倡的“馅饼理论”(推进产业民主主义，为日本经济自主提高生产效率，并准此分配成果)，年年都由工会大会热烈讨论,而到60年代中期便被定为工会运动的基调。在1965年八幡、富士住友金属的24小时罢工以后，大型钢铁企业已全无罢工发生了。
1955年以后，「总评」又首倡「春斗 」。但是1962年，本来打算「强烈的罢工」的「铁钢劳联」，在要求有权罢工时失败，屈服于公司的「一次性回答」。1964年，池田勇人首相又与「总评」议长太田薰进行高峰会谈，结果这之后「春斗」成为了政府公认的例行事务，政府也把提高工资纳入到「所得倍增计划」——于是参加「春斗」的工会数目大增。但是在1967年，「铁钢劳联」接受了公司的「全部一次性回答」，这就成为了「春斗市价」，这一年也成为「没有罢工的春斗」。以后，「金属劳联（J.C.)」所属的工会几乎都不再罢工，接受「一次性回答」，「J.C.市价」与「铁钢市价」就开始左右「春斗」的工资增加水平。阶级斗争彻底制度化了，变成了一种定式。
什么叫「灵活运用阶级斗争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什么叫「什么叫法团主义社会治理术」？以上就是最好的回答。
1970年8月，担任「总评」事务局长15年之久的岩井净⑧辞职。辞职时，他说:
「我自己以主观的看法认为,如果干到粉身碎骨而后而不干，则表明发生了路线的极端转变、可悲的转变，因此，以这种形式辞职，对日本的劳工运动来说是一个非常的不幸。我认为，即使我辞职，也要在总评的运动路线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变之前 。现在，我自己也正面对这样的结局。……
这种状态还是要延续下去的，而这显然表明领导路线的对立。所以我认为，如果还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主张在体制内逐渐改善劳动条件的路线，另一条是主张控制想要进入体制的人，在不让他们进来的条件下维持劳工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路线,则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将长期继续下去。 」
不到十年之间，他所预言的「可悲的转变」，就将以最惨烈的方式降临到「总评」的头上。
与民间企业不同的是，「总评」意外地在所谓的「官公劳」——所谓政府职员、公营事业与国营事业的职员，其中找到了归属。
「官公劳」因为三大原因，斗争性依然强力：第一，民间工会的劳动保障更好，而且民间工会要面临竞争。对他们来说能否实现「劳资一体化」而达成生产性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命题，否则，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倒闭、自己失业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官公劳」即使提高生产积极性，也不会使自己的利益获得有所提高，更不用担心企业倒闭。比如，在「生产合理化运动」中，民营劳动者可以通过配合资方涨工资，而对于「官公劳」来说，所谓「生产合理化」就是裁员 ；第二，「官公劳」很反感自己被剥夺罢工权的现状（1947年后禁止所有公务员罢工 ）；第三，作为「公劳委」的政府仲裁机关并没有对劳方做到十分的尊重。就这样，倾向劳资调和的民营工会，会由「总评」一方转向「同盟」等劳资调和的工会一方；而依然讲求「阶级斗争」的「官公劳」工会，则保留在阶级斗争主义的「总评」中，使得「总评」更加凸显出「阶级斗争 」的色彩。
不管如何，到1970年时，「官公劳」已经取代民间工会成为总评的核心。 「官公劳」的特点是:人数很多，以及可以做到在全国每家每户都有工会成员。 比如「官公劳」中最具战斗力的「国劳」，就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民生活的「国铁罢工」与「顺法斗争」，很大地影响了春斗的环境。「官公劳」甚至能在选举时，在全国抽调足有35万人之多的指导员来拉票。
单靠这种模式运行下去，一时好像也不是不行。比如1971年「国劳 」⑨（国铁劳动组合）、「动劳 」⑩（国铁动力车劳动组合）、「全递 」⑪（全递信劳动组合），为了粉碎国铁与邮政省的「生产性向上运动」 而发起的「マル生运动 」就胜利了。国铁的管理人员不但到现场发起提高生产效率的运动，还试图迫使工人脱离「国劳」、「动劳」的组织，转投倡导「劳资调和」的「铁劳」（铁道劳动组合）。因而，得到社会党、日共支持的「国劳」、「动劳」发起了「反マル生斗争 」，不但召开大会进行激烈抗议，还在列车上写上各种革命口号，这种列车当时也被称为「アジ电车」，给一般通过国民留下了很深的「阶级斗争」的印象。 到1971年10月，「国铁」一方终于屈服。不但国铁总裁在国会亲自道歉，国铁还响应工人的号召，将那些参与了「生产性向上运动」的管理层解雇，又将因为这件事被解雇的工人返聘，可谓实现了工会大胜利 。「国劳」、「动劳」一时被左翼视为「阶级斗争的战士 」，他们更是在此后，提出了对敌对工会与管理层的三大口号:
什么也别来教我
什么也别来告诉我
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总评」当然是继续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1967年，「全递」委员长宝树文彦曾经撰文，希望推动社会党、民社党再次合一，建立排除日共的「革新政权」 ，促进工运战线重组。由于受到了包括「全递」在内的，「总评」左派的激烈反对，这种右倾的动向最终无疾而终。
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惨烈地到来了。
由于「国铁」在内的工会成员被法律禁止罢工，他们一般采取名为「顺法斗争」的斗争方式，也就是不违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地怠工，拖慢公司运行效率。wiki上有一个典型例子，比如假如有只鸟在铁道上，一般来说火车要直接开过去，但是火车司机就会以铁路上有障碍物为由，停止行车，故意打乱行车时间表。广大市民对于国铁这种故意打乱时间表的行为，可谓是深恶痛绝。
1973年4月，正是国铁又一年的「春斗」时分。国铁的工会战士们，又来「顺法斗争」，故意打乱行车时间表。乘客的不满也在逐渐堆积如山。先是3月13日早上，由于高崎线上尾站等几个车站的「顺法斗争」，无法上班而被激怒的乘客发生了暴动，爆发了乘客破坏火车车厢、车站设施，占领车站的「上尾事件」。但是此后由于劳资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动劳」到4月又开始了「顺法斗争」。
**1973年4月24日，由于「顺法斗争」，国铁线的时间表又趋于混乱。首先是由于无法准时回家，在大宫站的乘客挤到站台上都站不下，于是一部分愤怒的乘客爆发了占领车站长室的骚动。这里的事件被平息了，可是到晚些时候8点的时候，由于人为造成的行车延误，首都圈很多乘客还是无法回家，他们的怒火逐渐被点燃了。乘客们先后针对「津轻1号」发起了破坏、此后又在赤羽站占领了车站长室，终于发展到与了机动队对峙的暴动。此后，乘客又相继在上野站、新宿站、涉谷站、秋叶原站等共38个车站发生了暴动，发生了破坏车厢、占领车站，乃至放火、抢劫的大规模骚动，史称「首都圈国电暴动」。 **
这完全是因为工薪族们认为罢工事不关己，而必须准时上班、晚上必须回到家中的自己却要因为罢工受害。 类似今天的塞里斯，但比塞里斯更完善的，公司里繁杂的仪式、训练与森严的等级制度，都务求使得工薪族成为“会社人间”，彻底服从公司的训诫与要求。在这种严格限制的环境下，作为的工薪族白领们中不要说有工会，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很难。尽管同为无产阶级，工薪族与国铁劳工却像被隔开在两个世界之中。工薪族完全是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的。
学者就指出，暴动的工薪族是出于一种这种的愤怒：
作为“‘家长是日本’的垄断企业”的国铁，作为绝对不会倒闭的企业，任由工会胡作非为都行，也正因如此就将这种破事强加到国民头上！
另一边，民营企业的职工，面对1970年代石油危机下，日本社会危机加深的局面，做了什么呢？
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民间工会开始切实地意识到国际竞争的威胁，选择展开独自的运动。以石油危机为契机，企业纷纷展开了劳资调和路线下的减量经营。在要求政府采取对物价上升的抑制政策的一边，工会也在尽量配合资方的要求。换句话说，石油危机后达成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劳方与资方主动相忍为“国”。
被孤立的「官公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为了重整阵势，打开在经济低速增长条件下处于困境的春斗的局面，「总评」又准备了「罢工权罢工 」，以决死的阵势，要求政府机关给予「官公劳」罢工权。
「官公劳」的工会们，也就是「公劳协」（公共企业等劳动组合协议会）下「三公社」（日本国有铁道、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五现业」（邮政、国有林野、印刷、造币、酒精专卖的五个专业厅）、「十单产」 这些国企的职工们，在秋季举行了预定进行十日以上的大罢工。本来三木内阁与国企的当局们，都准备对工人妥协，给予他们罢工权，但是自民党内的田中派、大平派坚决反对，结果政府与「公劳协」的谈判陷入僵局。绝望的「公劳协」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三木首相上，发起了最后的十日罢工。由于党内强硬派占绝对优势，三木武夫最终还是照发了党内拟定的强硬声明，「公劳协」害怕又遭到舆论的反对，3天就停止了罢工。
尽管事前「公劳协」成员对罢工的支持度很高，为了进行决战，「国劳」筹集了50亿日元、「全递」募集了40亿日元、「全电通」募集了96亿日元，但罢工最后还是惨淡告终。因为电话取代了信件，即使「全递」拒绝投递信件，对社会影响也不再大了；因为电话的将近百分之百自动化，「全电通」的罢工也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商社、银行、大企业已经运用不再依靠罢工的直通电报与传真来传递信件了。「国铁」的客运比重也从1960年的51％下降到1975年30％，货运比重则从39％下降到13％。卡车的货运比重却从8％上升到35％。卡车司机在罢工时，接到政府的紧急命令后，立刻日夜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运输生活物品，同时民间工会也拒绝协力罢工。因此，不再入时的罢工最终一败涂地。
罢工失败后，政府不但要求「公劳协」赔偿202亿因罢工造成的损失，还进行了「人员配置合理化」、对公共事业进行了「分包制、民营化」。1975年的「罢工权罢工」，是日本最后一次大型罢工。在这次「最后的斗争」中，「全评」与日本工人阶级一败涂地，遭遇了惨重的打击 。1975年的「春斗」中，「总评」本来提出要让工资上涨30％，结果最终只上涨了13.5％，这让「总评」的领导能力备受质疑。「阶级斗争」的运动，或者说工人与资本家全面对抗的运动，终于消失在日本的地平线上。
社会党这时在干嘛？在罢工权罢工时期，无论是担任社会党委员长的石桥政嗣，还是尽全力控制罢工的田边纳两人都拒绝了「国劳」提出的会谈。 两边是争相倒下了。
罢工失败后，「总评」自身与「官公劳」的势力迅速衰退。 随着1976年总评的领导班子转换为「槙枝-富塚体制」，「总评」的指导方针，也由阶级斗争主义变为现实主义 。「总评」的指导者们深切地意识到，如果再不从「阶级斗争」转换成「阶级调和」，「总评」将在日本工运中影响彻底虚无化。
1976年7月的「总评五十三大」上，以槙枝元文议长与富塚三夫事务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确立起来，他们开始探索与「同盟」、「IMF-JC」这些一向奉行劳资调和方针的工会的合作。1977年，「总评五十五大」提出，为了开创联合政府，将推动反自民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次大会开始，「总评」再也没有提过「反垄断」、「反安保」等字眼。同年 ，在社会党党内斗争中，「总评」抛弃了社会主义协会。1979年的7月大会上，「总评」打出了建设「开放的总评」的方针，主张在工会大统一的问题上「大胆地迈进」。
1970年代中后期，以民营大企业工会为首的，「同盟」等劳资调和主义工会掀起了工运战线统一的运动。「总评」担心如果不改变社会党方针，使其转变为，可以上台组成反自民联合政府、通过政策改良劳动者生活的政党的 话，「总评」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就要被「同盟」、「中立劳联」⑫等民营大企业工会抢走。因此，1979年5月，「总评」的富塚事务局长提出了事实上解除对社会党的一党支持的建议。1979年6月， 又在社会党与「总评」首脑间设立了「社会党、总评协议会」（「五人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这个委员会，「总评」不断对社会党施压，迫使社会党转换路线。在1979年10月大选中，「总评」旗下的「全递」、「全电通」更是与公明党定下契约，决定不支持「社会主义协会」一派的候选人，而去支持公明党的候选人；作为交换， 公明党也会去支持两个工会的候选人。对于1980年社会党的路线右倾化，飞鸟田一雄后来也直言，是受到了「总评」的压力才做出的。 可谓「左也总评、右也总评」。
在「总评」在1979年也接受了由民营工会先行统一的方针之后，1980年代「总评」与日本社会党都不断右倾，其中尤以1986年日本社会党正式迈向西欧社民主义的「新宣言」 为标志。1987年11月，「同盟」、「中立劳联」、「全民劳协」解散，合并为「全日本民间工会联合会」。1989年，在将「自治劳」与「日教组」中的左派排挤出去以后，「总评」也自行解散，合并进入了「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日本最大工会「联合」。至此，除了日共下的「全劳联」（全国劳动组合联合会），以及社会党左派旗下的「全劳协」（「全国劳动组合联系协议会」）以外，日本工会界归于一统。
今天还在日本政界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最大工会「联合」。1990年代以来，「联合」内部，以至于波及到全日本绝大部分工会，奉行的都是「劳使协调」，也就是劳资调和主义的方针。至此，日本曾经烜赫一时的日本工人运动，也步农民运动的后尘，彻底垮掉了 。日本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完全已经少得可怜。工人运动就此一去不复返……
「何億光年 輝く星にも
寿命があると
教えてくれたのは
あなたでした」
ーー「さよならの向う側」、1980年
在总结之前，应当先看看，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江田三郎，他在离开社会党前的最后一番话:
「人们都说，社会党只有5万党员能得票1000万张,真是世界上没有前例的不可思议的政觉。我认为，大多数支持者是把这个党看作不以所谓的革命的激进手段，而以渐进的改革，通过日积月累来改造这个被视为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的政党；把它看作不死守狭隘的意识形态，不背离国民的常识，向国民大开门户的范围广泛的政党 。从不是回答支持哪一党而是回答厌烦哪一党的民意调查来看，对社会党表示厌恶的最少，就证明这一点。在这样的社会党中，社会主义协会派的力量逐年增强起来。大家知道，协会派固执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的正统，主张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达到目的的不可妥协的道路。“信仰”或者可以说是尽忠于，不适应于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现实的，连共产党都在抛弃的意识形态的协会派 ，掌握社会党的主要领导权，使社会党的许多支持者害怕。而允许这些狂信之徒肆意妄为的党内“良识”的无能为力,则使人讨厌。
…………
我要大胆地选择冒犯大家的举动。我不打算在既有的社会党内，而是要走出社会，去无拘无束地进行活动。人们不仅要说我冒犯,而且甚至会骂我是分裂主义者和叛徒，但我仍要大胆地去走这条路。这里所述的事情，不知何时能够实现，但我要尽全力埋头苦干下去，不是说社会党至今无一是处，但它的成绩是来自作为在野党的抵抗行动。今后的目标在于坐上政权的宝座，自己寻找创造新日本的建设行动。 在社会党的目前状况下，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当然，也不是说我飞出了党就有了这种可能。首先，要向无党派人士呼吁，进行新的集结，以从党外迫使社会党进行改革。我不仅想对社会党进行工作，而且也想对其他政党进行工作，为在日本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联合政权的建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江田发表这些话两个月以后，自己就去世了。
聊了社会党的1970年代，不如看看自民党从1970年代得到了什么。白领阶层、蓝领工人，因为生活中产阶层化与福利政策的扩大，日益满足现状，满足于自民党的统治。工薪生活者对自民党支持率由1970年的47％上升到55％；产业工人对自民党的支持度由38％上升到52％，自民党的得票，有一半都来自于浮动的支持层。他们即使不是喜爱自民党，也不会反感自民党，成为了自民党的消极支持层。社会党周折了十年，最终没能将中产市民化的日本国民纳入自己的支持群体中去。
把话说的难听点，到1980年代，当时的一般通过市民对于社会党，是什么看法呢？「斗士」、「主义」、「派阀」、「工会」……这些东西，小市民一个都不喜欢。 「日本政治史」的作者就评价，社会党在十年内乱后，「已是满目荒凉的废墟」。
社会党在选举中一再失败的征兆，也早在1960年代已经凸显。
「江田在谈到党的财政问题，说他正苦心设法如何去筹集资金时，向坂(逸郎)氏高声喊道:“为社会主义政党筹集资金的想法本身就是堕落 。”于是我说:“先生，时代前进了，许多书记局成员的薪俸每年都要增加，选举也要用钱，而党员没有增加，党的现状有困难啊！”而向坂却说:“书记局成员不是说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革命吗？如果像公司的职员那样关心工资，那怎么能行！我们和你们，在战前的革命运动中想过待遇的问题吗？ ”」
——松井政吉，《战后社会党私记》
回到1960年代初，刚刚提出「江田构想」的江田三郎风头一时无二，在大众媒体上大出风头。然而，党内对这种现象十分冷漠，不少人甚至认为大众媒体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比如佐佐木更三就如此批判江田:
「比起在电视上煽动情绪，谋图执行部与书记局的统一、一体化才是书记长的任务」
党大会上，有人更是这样说:
「因为说了（要）培育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活动家那样的话，(才会)被大众媒体欢迎」 ！
不管政党财政、厌恶大众媒体，这真的是一个在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选举的政党吗？后来，社会党在1970年代的「社共共斗」路线，也被评价为:「不吝于放弃自己责任政党的身份，也甘于放弃革新阵营主座的身份。」
1965年，佐佐木更三曾经如此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据说)今天不少人对我们社会党，(认为)社会党政策虽然不错，(但如果是)社会党想要得到政权的话，(那还是)必须更加亲近自民党，有个可以安心地过渡的政策、我认为那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对社会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党与自民党的关系，与往日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的关系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政友会与民政党都一样，是资本主义体制中可以说同质的政党。可是，自民党是想要将现在的资本主义永久保存的政党，社会党(则)是想要变革这垄断资本主义、让劳动群众掌握政治、经济的权力的政党。因此假如那佐佐木更三为了安稳地笑纳(政权)，把椅子挪到佐藤荣作君的旁边坐下的话，那时社会党早就不再是社会主义政党了。」
在社会党左派以及下层活动家等很多人看来，他们就不是一个选举型政党，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反体制政党。他们还延续着战前革命运动的余绪。既然抗拒选举，选举也一定抗拒你。社会党能成为第二大党，不是靠市民大众的真心拥护，靠的是「总评」的组织票。所以，随着1960年代、1970年代「总评」势力的逐渐垮塌，社会党的得票也越来越少。
在一个逐渐步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不可避免的，是群众运动的退潮；工人阶级、农民阶层在社会上角色的淡化；中产阶层、市民阶层日益成为「新主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就是毫无防备地进入了这样的时代。想要让广大市民接受「马列主义」、或者「考茨基主义」，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叫他们接受改良资本主义、变成「人道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还可以被接受。 西欧的社民党在1960年代，就是这样成功地获得了执政权。而如果没有一个大型政治团体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式出现，社民主义甚至难以为人所知，只能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得到对其主义的支持的民社党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一旦进入了19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工会的垮塌、政府施政上经济利润的限制，连「社会民主主义」都不可得了。这个时代唯一容得下的，就是「社会自由主义 」。所以日本今天存在的左翼政党——立宪民主党与日共，都只是社会自由主义了。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晚期社会党、今天的社民党，最终难以与国民接轨，最终只能以小党的方式出现。
1960到1980年代，是一个身份上，「市民」取代「工人」的时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社会党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打破原有支持层的体制与模式，走入大众生活中一般需要二十年左右。不过，这也只是充其量证明了“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变发展，才能登堂入室的真理。这是日本社会党悲歌的由来，也是其他社民党悲喜剧的根底。
①日共尝试过与公明党和好（详见「创共协定 」），但是失败了。乃至于民社党与日共之间，不单单是意识形态上的南辕北辙，自从民社党曝光了日共的间谍查问事件以后，两党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势同水火，两党的合作根本不可能。而日共自身也只是想扩大自己的组织，对于「割裂自民党票仓」或者「上台」这种事缺乏根本的兴趣。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同党（日共）受到当时大约三分之一国民的深切厌恶，自己也选择了独善的体制。” 日共直到苏联解体前，其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十分强烈，它自己编撰的党史里就对其他政党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辱骂。
②众参同日选举，也就是众议院、参议院在同一天选举。这不但意味着政党要同时找出两院选举的候选人，而且选举的压力也会增大一倍——对政党的拉票组织强度考验很大。同时，一般认为由于自民党作为超级执政党存在一批平时弃权的消极支持者 ，而在野党的支持者却一定会去投票，而「众参同日选举」却会提高投票率，使得消极支持者出来投票，从而实际上利好自民党。
③由于GHQ占领军、1951年旧金山条约「片面媾和」、1950年代大众的护宪斗争、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与「安保斗争」、左派社会党的「亲中亲苏」外交立场等历史因素，「55年体制」下的左派是带上了浓厚的护宪平和主义 立场的。社会党也长期坚持「自卫队违宪论」、「废弃日美安保条约」、国际上「非武装中立」等政策。日本的「保守-革新」两大左右阵营的对立，也以安保政策、外交政策为重要划分标准。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日子人化的日本国民越来越只愿意关注自己私生活的既得利益，不仅政治态度越来越保守化，而且也对「废除自卫队与日美安保条约」这种事宜，与平和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兴趣越来越低 。这种情况下，一直执着于护宪平和主义的社会党，就显得越来越脱离国民大众。另一方面，凸显自己是「现实主义 」的民社党，本来就没有社会党那样鲜明的「护宪平和主义」色彩，1973年后则更主张积极评价安保政策。
④与谢野馨（1938-2017年），自民党政治家。历任众议院议员（10期）、众议院议院运营委员长（50代）、文部大臣（117代）、内阁官房副长官、通商产业大臣（63代）、自由民主党金融调查会长（46代）、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46代）、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第三次小泉内阁、第二次菅直人内阁、麻生内阁）、财务大臣（11代）、学校法人文化学院院长。
⑤加藤清政（1917-1995年），日本政治家。历任东京都千代田区区长、众议院议员、东京都议会议员、千代田区议会议员。原为社会党成员，后因飞鸟田抢选区一事，最终转投自民党。
⑥大塚雄司（1929-2010年）。日本政治家。曾任众议院议员、建设大臣、东京都议会议员。
⑦太田薰（1912-1998年），昭和时代工运活动家，原「总评」议长，决定了「春斗」模式的人物。
⑧岩井净（1922-1997年），工人运动家。原「总评」事务局长。
⑨国劳（「国铁劳动组合」）日本国铁职员、社员的工会。国铁分割民营化后依然存在，而且没有改名，现属「全劳协」，2016年尚有约九千人。
⑩动劳（「国铁动力车劳动组合」）。以国铁火车司机为中心的工会。1950年组成。1960、1970年代，开展着比「国劳」更激进的工人运动， 有「小儿止啼的鬼之动劳 」之称。1975年「罢工权罢工」失败以后，「国劳」内部认为罢工战术已经无效，于是发出了放弃罢工的宣言，结果惹怒了「动劳」，引发了二者的路线对立。一方面，「动劳」自身也在右倾。
讽刺的是，1987年国铁分割民营化时，面对决定抗争到底的「国劳」，「动劳」却为了可以保证职员全部过渡去新公司，决定赞同民营化的方针。1 986年1月，更是与「铁劳」、「全施劳」一起，与国铁当局签订了「劳使共同宣言 」，之后脱离了反对民营化的「总评」。
这之后与「铁劳」一起组织了「国铁改革劳组协议会」，后来被纳入「全日本铁道劳动组合总联合会」（铁道劳连），也就是后来的「JR总联」之中。
⑪全递:（「日本邮政公社劳动组合」），英语缩写JPU。1946年组成，2007年解散，被统合入「全日本邮政劳动组合」（全邮政）之中，现在在「日本邮政集团劳动组合」（JP劳组）中。
作为传统的左派工会，先后在「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 （产别会议）、「总评」、「日本官公厅劳动组合协议会」 （「公劳协」）中发挥核心作用。然而，随着时间变迁，逐渐转向劳资调和方针。
⑫中立劳联（「中立劳动组合联络会议」），是1960、1970年代的日本四大工会（「劳动四团体」）（「总评」、「同盟」、「新产别」、「中立劳联」 ）之一。与左派的「总评」、「新产别」、右派的「同盟」不同，属于中道工会。
1979年与「新产别」组成「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总联合），在「总评」与「同盟」之间，为推进「全民劳协」（全日本民间劳动组合协议会）的组成而努力。随着1987年11月「全民劳协」改组为「全日本民间劳动组合联合会」，自行解散。后来「劳动四团体」全部合并入「联合」之中。
参考文献:
Wikipedia词条
《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华桂萍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
「日本社会党の路線問題」，森裕城
「幻の保革逆転——日本における連合政権成立を阻害した要因——」，山崎光
《日本社会党概况》（上）、（下），宋益民
图源:Google与Wikipedia
作为新手，对日本社会党史的了解可能不充分、不扎实，如有谬误，请多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