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主要评述的是社会大众党的「左翼军国主义」外交思想。
那么，如果简短地概括他们的「千言万语」中凝结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精神，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交给内务省警保局①来回答。他们在观察1937年党大会时，评价道：「民族、阶级、国家的三位一体主义 」。以及，是「同党遵循我国历史与民族性的社会主义，以实现以我国为盟主的东亚社会主义为目的 」。下面，本文将详细地论述社会大众党在外交方面「左翼军国主义」。
二、从国际主义到亚细亚主义
1938年，「日本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麻生久在党部一般报告中指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唯有通过民族(才能)振兴人类的文明、使其发展下去」的现阶段已经不具备现实意义。
他如此在否定了一遍「国际主义左壬」以后，又提出:
「这次的事变(七七事变）不是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战争、而是寄托着现状打开、日本民族兴亡的圣战……」
毕竟正在被「ABCD」包围圈包围、已经上了帝国主义战车的「日本民族」可能确实面临着“世界争霸之千秋大业兴亡 ”的危险。
回到1936年，这套思想已经趋于成熟。根据时人的记载，其表述是:
「国内机构彻底的革新之后，我民族有着将亚细亚弱小民族从英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将他们(英美)的军队交战后驱逐的历史的使命。 」
——「社通」，1936年3月
这里不妨比对一下正宗法西斯统治者的言论:1943年「大东亚会议」时，东条英机 鼓吹大东亚各民族 “共存共荣”，共同抵御英美外来势力 的重要性。这不就跟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亚细亚门罗主义」如出一辙吗？
这些想将嗯将「亚细亚主义」改造成「亚细亚社会主义」的言论，根本上还是立足于「保障日本的民族生存权 」这样一种观点的。就像安部矶雄在1930年所提示的一样，日本作为「后进帝国主义国家 」，受到「白人帝国主义国家 」的压迫，所以要确保「日本自身的民族生存权」，所以为了「打开艰难时局」(指日本陷入帝国主义争霸困局)，就可以发动「大东亚战争」了。就如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的一样，就算不为了自己，也是代表「黄种人之光」，「应当使日本民族不劣于白色人种之事周知 」(1934年)，代表黄种人出口气嘛！
而这种思路，还有一种内在的「东方主义」思路，即「殖民主义国家作为文明国家，负有将“野蛮”的殖民地国家的“后进民族”教化的使命 」。像对于安部矶雄来说，殖民地的解放不来自于民族解放运动，而来自于宗主国给予殖民地「完全的自治权」 。“日本作为当时东亚乃至全世界黄种人唯一的「文明国家」——或者说「威尔逊世界的优等生」，当然有资格「教化」当时贫穷、内战连绵的中国、沦为英美资本主义殖民地的东南亚诸国了，使之团结起来，自立自强！” 正是在这种帝国主义思路下，1945年9月陆军大佐亲泊朝省自尽前，还要留下题为「大东亚战争在道义上胜利了 」的遗书，文中写到「我们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为了从世界人类幸福、世界和平做贡献这种道义精神出发的 」。不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确实很虔诚地抱有这种想法，比如他们占领香港时还要宣传香港成为了「东亚人的香港」，要彻底扫除「英国残余的文化余毒」。
不管如何，社会大众党内不管是「日劳系」，还是「社民系」，不少人都中了这种「亚细亚社会主义」的毒——因为所谓「亚细亚主义政策」的本质，就是打着大义凛然的旗帜，做着侵略殖民、烧杀抢掠的恶事 。社会大众党大物议员们不是一直在日本国内，就只是对「华北战场」有浅尝辄止的体会(「慰问团」时期)，加上日本的国内的新闻封锁政策，自然是不会知道日军在国外恶盈满贯的作为。
这一时期，目前可查的除了麻生久作为日本特色社会主义大导师发明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理论，比如「俄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才要高扬国际主义，日本则不同 」，社会大众党内也涌现了一大批为自己向帝国主义政策投降辩护的谬论。
比如日本海员组合的松浦清一②，在1937年12月辩解道:
「这次的事变」是「经济上是为了确立日本民族的生存权」、「思想上，则是构筑防共的坚固阵地的一战 」，所以社会大众党要协力于「政府以及本府当局树立的一切之方针」。
社民系重镇安部矶雄，则将自己之前信奉的、「四海一家、世界和平」的「四海同胞主义」，换成了「共存共荣主义 」，1930年代开始鼓吹在政治上、经济上「中日两国间建立，紧密之共存共荣的关系。 」，把自己「国际民主主义」的方针换成了「东亚新秩序」之下的「大东亚共荣圈」方针。
安部在「日中战争与崭新的对中政策」(1938年)中，将「战败国的国民亲手再造政府」作为侵华战争的「新特点」 。将日本侵略者与华北与中国中部扶植的傀儡政府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看作「中国人的政府」。这很明显是追从了近卫提出的「东亚联盟论」与「东亚协同体论」。同时，这篇文章还提出「亚洲必须由亚洲人亲手治理 」。
此后在别的文章中，安部矶雄竟然还认为侵华战争的目的是「东亚联合国的建设 」、「日本、“满洲”、中国，正在想要将其化为一体的、崭新的联合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安部又认为「其他国家是因为英美(才)受到压迫。这是这次的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 」。通过这种借口，他在不留意间又跟日本政府主张的、为了「自存自卫」发动战争 的借口合流了。
安部甚至在1944年9月提出「如果是为了这场战争，我无论何时都想要献出生命、起到自己的作用。不，(我甚至还)想要积极地去承担起战争的责任。 」这与在日俄战争中坚决反战的安部相去几何！
同时，作为「日劳系」成员、醉心于麻生久人格的浅沼稻次郎 ③也提出「东亚联盟论」、「东亚新秩序」:
「那绝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是nationlism与nationalism之上崭新的东亚精神的确立、崭新秩序的确立。」(1939年9月30日)。
最厉害的还是角田藤三郎④这位。他在《资本主义财政还是社会主义财政》(「新评论」，1937年8月号)中指出:
「这次的事变如果是发展到一次战争，那恐怕不是日中战争，而潜在着发展到日本与英美的战争的危险性，这是不能看漏的……这不只是与在统一途中的蒋介石政权的军队的斗争，还会转化成潜在其背后的英美资本主义，与日本劳动阶级的决死的斗争，这是必然的。 」
一番鬼扯，竟然把「帝国主义战争」粉饰成了「人民战争」。
这些都是消极翼赞的言论，对于社会大众党一些法西斯主义中坚来说，他们还有更积极的想法。
比如龟井贯一郎 ⑤认为「日中事变根本的打结(矛盾)」，就在于「日本与中国的nationalism在同一层面上调整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应当「在更高的高度层面，立体的、也就是在作为世界新秩序一个单位的、东亚的方面，吸收双方的nationalism」，完成「东亚一体、东亚协同体乃至共生体」，实现「命运同一化的三国超国家体」。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就要「输出法西斯主义 」，不但要在日本本土组建「国民之党」，使日本成为「一党制国家」，还要加上伪满的「协和会」，甚至还要在中国组建「国民组织」(唯一的执政党)。 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春秋大梦，是要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学习，组建一个「囊括所有国民 」的「国内唯一的政党 」，以更好实现他们「化解社会矛盾、调和国家有机体」的心愿。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际联盟 」。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则变成了「全东亚人民联合起来」、超越民族主义、有着焕然一新精神的崭新政体……这一下，就见到了社会大众党内发明法西斯主义的奥秘所在:偷换概念。将「国际主义」偷换成「亚细亚主义」，「社会主义国际」偷换成「法西斯主义国际」 ，下面这种戏法还会再出现很多次。
最能体现社会大众党对外思想的，莫过于《社会大众党昭和十三年一般运动方针书》(1938年）。这本书里面展现出的「社大党宇宙 」实在过于神必，所以这里多花笔墨赘述一下。
这本书中对国际形势有一番奇妙深刻的评论。它在指出「世界战争已经以“散发的”形态开始」之后，认为即将来到的「国际的战争」，是英美的「人民阵线」，与德意日的「国民阵线」 ，这两种对抗的思想的阵营的大战。这之后就是一些纯纯的法西斯言论，这里特别翻译列出。
「其中抱拥着过剩的人口、资源遭到抑塞、贸易受阻、移民的自由也被夺去的日本，那付上生命的飞跃，难道不就正在呼唤着贯通内外的革新政策吗？我们在我国之大陆政策的“喷出”中，见到了想要踢破(这一）窒息的民族的本能。
然而，我们立国的大义，不是追从于经济的民族主义。通过集团化，又超越集团化;通过民族主义，又超越民族主义，那基于资源、通商、移民的自由的、万邦和协的实现，不就正是应许给我国的使命吗？日中事变(七七事变)那宝贵的牺牲，照亮了我们国际政策的理想，放出了灿烂之光芒。 我们政治的理想，不是遵从欧美一定的模型而前进之物。不论是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形态，还是英国、美国的政治形态，去直接采用、作为我之师表，都并不足够。从康米国际的祸害中防卫世界、断却一切想要两分世界的野望，并以崭新的理念去引导，是我国政治的理想。 并不是传教士的和平论、也不是和平(主义）、法西斯的强权，而是举国一致、不依赖于榨取、支配的民族的协和。……以使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理念，在内断然实行国内改革，在外划下调整国际关系的新纪元，难道不是我国尊贵的使命吗？ 今年六月，高扬社会正义与国际正义 公平相关性的近卫内阁的出现，是我之内外政策革新的序曲。……近卫内阁理应适当地根据组阁的方针，向在内具现社会正义，在外完成雄大的世界政策 而迈进……相信从1940年的危机中拯救世界的关键，就在日本的手中 。」
这之后，社会大众党厚颜无耻地对侵华战争胡说八道。鉴于对今人可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里继续特地选译如下:
「政府声明……日本并非对中国有任何领土的侵略的野心，(而是要）打倒危害日中两国国交的抗日、侮日势力，谋图中国的安定化，积极地确立远东和平的基础……」
「这次日中事变，虽然直接的发生原因在于国民政府最近的抗日、侮日政策，也不能漏看其根本上在于苏联以及康米国际的赤化中国、英美资本的中国殖民地化方略……」
接着，社会大众党这份报告书倒打一耙，说苏联的远东政策中心就是要阻止日本在大陆的发展 ;其具体的方针，就是要纠集感觉被日本威胁到的各国，「建立起集团的障壁」，确立对日本进入大陆的「马蹄形包围阵」。 甚至还污蔑苏联之所以支持在中国的国共民族统一战线，是因为想要赤化中国，指责西安事变后，是「加速了中国的赤化、使抗日侮日运动乱舞」。
「因而，英美资本主义阴谋着，将今日世界所剩唯一的，因而也是最大的市场中国，作为自己榨取的对象而纳入势力范围……从而蒋介石政府今天不过是英国资本的傀儡。这种英国资本对华经济的支配，与日本对华经济提携以及对华发展(政策）是正面冲突， (于是英国）宁可在抗日的一点上，与康米国际的抗日战线强化政策一致。」
「就这样，苏联及英国两大势力，各自出于掩护自己完成对华赤化、殖民地化的政策的战略，向国民政府煽动抗日侮日运动，导向了这次事变的爆发……」
社会大众党的胡言乱语还没有完。它提出中日两国关系密切，两国的和平是东亚和平的基础，因此东亚和平的先决条件在于「中国的明朗化与安定化」。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民众受到英国资本与半封建军阀的二重压榨与压迫 」，再加上苏联赤化中国、英美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于是就发生了不断的悲剧与混乱。
「这次中国事变，实际上是想要将作为殖民地化、康米化的傀儡的抗日、侮日势力打倒，使中国安定化、明朗化，从而把保卫日本民族。也就是想要通过灭绝中国的殖民地化、康米化，建设基于东亚固有的历史与民族性的、自主的民族国家，建设以日、“满”、中三国为枢轴的远东新和平机构，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日本民族的圣战。」 而这个「远东新和平机构」，是要「打倒欧美资本主义」、求得「亚洲民族文化自主的发达」的。
最后收尾时，社会大众党不忘自吹自擂一番，在这场「并非日本的帝国主义的领土侵略战争 」的战争中，他们「忠勇」的侵略者已经收到了「光辉的战果」。但是，在国内还有一番「日本民族的大事业」需要社会大众党来完成。那就是「日本基于东亚独自的历史与民族性，改革国内的资本主义机构， (实现）经济全面的计划化，使生产力的高度化分配合理化，确立国民生活的保障，必须达成既非康米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而是）适应于日本历史与民族性的新文明的建设。」
那正是社会大众党自许的、日本作为「世界文明之光」的依据——「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或者说「左翼军国主义 」。
①内务省警保局，内务省中主管警察行政 的部门，长期负责取缔康米主义、反君主制思想。
②松浦清一(1902-1984年)，日本工运活动家、政治家，曾任参议院议员。作为社民系的一员，先后参与了社会民众党、社会大众党、社会党、民主社会党的活动。
③浅沼稻次郎(1898-1960年)，日本政治家、社会主义活动家。作为「中间派左翼」的一员，先后参与了日本劳农党、社会大众党、日本社会党。
1930年代作为麻生久的追随者，积极参与了社会大众党法西斯化转向与协力战争的行动。战后历任社会党书记长、委员长，1960年在演说时被极右分子刺杀。
④角田藤三郎(1897-1951年)，日本工运活动家、政治家，曾任众议院议员。
⑤龟井贯一郎(1892-1987年)，日本政治家，曾任众议院议员。作为「社民系」的一员，1930年代是左翼阵营内法西斯化的急先锋，战后遭到「公职追放」。
参考文献:
日语Wikipedia词条
「社会大众党昭和十三年一般运动方针书(戦時体制下に於ける社会大衆党一般運動方針書)」，日本国会图书馆
「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ーー一九三零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ニ)」(有馬学)
〈論說〉社会大衆党の国家社会主義的画一化と小市民:大阪府連合会を中心に」(小泉洋）
「平和思想の暗転：十五年戦争期の安部磯雄」(出原政雄）
「浅沼稲次郎「列国議会同盟派遣団 訪米·訪欧日記——1939年6月30日～10月2日」翻刻と解題」(松本浩延)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注:本文中凡是在日语翻译中，都将侮辱性用语「シナ」翻译为「中国」;本文根据原文意思渣翻而出，句式可能有所变动，敬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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