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现在，我国必须要废除国内一切的对立、派阀、相克之事，立即达成全体国民之强力的举国一致。我们期望为了这举国一致的、以全体国民的组织化为目标的，真正的大革新政党的出现，为此想要竭尽自己的努力。”
1937年6月12日，就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社会大众党发表了这篇声明。从1933年成立，到1940年自动解散，社会大众党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法西斯主义化进程。但是如果将社会大众党的「左翼军国主义 」思想挑出一个成熟的时间点的话，那就是1937年。下面，本文将对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后的「日式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讨论。
一、社会大众党的三年历程(1937-1940年) 在1937年2月2日，林铣十郎内阁成立后不足两个月，于3月31日预算案通过后，内阁便冷不防地解散了国会。同年4月30日被决定为众议院进行选举的日子。
1937年选举中，社会大众党在全国62个选举区拥立了66名候选人，其中多达37人当选，而在选举区中得到最多票数而当选的多达19人。其中东京第六区的铃木文治得到了全国最多的个人票数而当选当地议员。落选的人中，被没收供托金的仅1人，而在当地选举区惜败的比上一年增大到8人，可谓相当地善战。①这也算是，逐渐将自己潜行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社会大众党的「报酬」。但或许这个时候，麻生久等人都尚不知道「社大党」的命运将在短短几个月后发生变化。
这次选举后，1937年6月4日上台组阁执政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明星」——近卫文麿 。那么，社会大众党对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内阁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社会大众党虽然已经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左翼社会主义立场，却没有放弃自己心里作为代表人民的 「社会革新力量 」的“傲气”，自居为「唯一的在野党」、「唯一的革新势力」。1932年「政党内阁」崩坏以后，对于作为第一任「中间内阁」的斋藤实内阁，社会大众党的评价是「第二次萨派海军内阁」。对于冈田启介内阁的评价，则是「……立足于既成政党基础之上，(有着)军阀、官僚以及财阀党，一系列旧有支配(统治)群体的协力工作」。即使是与政府关系比较良好的冈田内阁时期，麻生久②也拒绝就任「内阁调查局专门委员」一职。对于广田弘毅内阁，社会大众党更是不客气地将其评断为:「作为旧态依然的、现状维持势力的共同战线体，(是)……伪装的“举国一致”内阁」。社会大众党对于连续三任政党、军部、官僚等政界势力媾和而成的「中间内阁」，均加以白眼。对于近卫文麿内阁，社会大众党一开始也嘲笑其是「本质资产阶级的超然内阁」、「现状维持势力的傀儡 」。不过，社会大众党却指出“这一政权（指林内阁）的崩坏就是通向庶政一新 的道路。由近卫内阁而起的政治战线，存在明确的「革新、现状维持」的两种方向。”
然而，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发生，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由「准战时体制」转变为「完全的战时体制」。这对于近卫文麿践行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理想，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建设东亚新秩序 」、「构建总力战体制 」这些法西斯主义政治宣传口号可谓一时盛行。但这一体制的转换，却也使得包括社会大众党在内的一切「非官方势力」，失去了任何自主回旋的余地。或者说，失去了任何提出外于官方的「自主立场 」、「自主政策 」的机会。面对社会大众党的，只有彻底融入军国主义体制，或者像此前坚持阶级立场的「日本无产党」一样被碾为齑粉，这两种命运。社会大众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种，放弃了自己作为「革新政党」的傲气，选择无比积极地「追随时局 」，也就是积极协力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帝国国策，谋求「以图后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7月11日各政党的党首被召集到首相官邸，“请求”他们进行战争协力。社会大众党方面，则是委员长安倍矶雄③出场，表示同意“举国一致”政策。7月12日，在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安部的报告得到同意。7月13日，社会大众党对全党议员发出了内容为《就华北问题对全党党员自重的要求》的指令。这份指令要求全党议员、乃至全党党员拥护“举国一致”。
“党更是立于作为所定方针的「广义国防」的见地，要求真正的举国一致。在现代日本的资本主义结构之下，一旦惹起了国际间的纷争，一般劳动人民必然要求「举国一致」，而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则在举国一致的伪装下利用军劳企业调和(获取)利润；这样的经济结构反而会破坏举国一致。”
对这种突然转入迎合战争姿态的社会大众党中央，地方并不是全部第一时间跟上的。察觉到这一点的社会大众党中央于1937年7月14日就派遣了中央委员，想办法打住了这种可能出现社会大众党内反对势力的潮流。党的首脑部也在七七事变发生力图向下级组织传达不要“轻举妄动”的精神，并且决定假如有人反对党的方针，一定去开除他的党籍。并且，为了加强党组织的统制强化，社大党中央还推动了班-支部-支部联合体制的确立，以加强社会大众党各级对政府与地方自治体的“时局对策”的积极参与与协力。此外，社会大众党还对党内参加人民阵线的趋势心存忧虑，表示“对于反党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的处置 ”。
1937年12月15日「人民阵线事件」④发生后，社会大众党第一时间决定开除黑田寿男议员等一批牵涉入此事的议员，并发表了「关于抓捕人民战线派的声明」，赞同「根绝一部分人反国家的计划 」的举动。1938年2月「第二次人民阵线事件」发生后，1938年2月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开除被抓捕的党员。
由此可知，社会大众党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对「协力战争 」就实现了态度、举动的「全党一致 」。同时，预算委员会的片山哲等人，在卢沟桥事变后，又赞成了第一次、第二次追加军事算提案。在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政府变更为战争不扩大方针后，他们又赞成了扩充的「战时体制临时军事费」。由此看来，社会大众党在预算审议上也采取了积极的战争协力态度。
社会大众党于1937年11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全国大会。在这一大会宣言上，社会大众党将卢沟桥事变定性为:
「绝灭中国的殖民地化、康米化 ，从而在中国建设出基于固有的历史与民族性的、自主的民族国家，建设以日、‘满’、中三国为枢轴的远东新和平机关，(以)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的，日本民族的圣战 」。
同时，这次大会还打出了「战争体制的健全化」、「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举国一致的积极化」的“战时政策三原则”，并提议将运动从“阶级运动”发展成为“国民运动”。急于得到时局承认的社会大众党，甚至还提出了对「侵华日军」十分肉麻的「感谢决议」，决定派遣三个军事慰问团前去「慰问皇军」。最后，全国大会通过了这样的新纲领：
(一)我党基于国体的本义，谋图日本国民的进步发达，从而预期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党代表勤劳大众(劳动人民)，改革资本主义，从而预期产业的计划化与国民生活的安定。
这次大会上，社会大众党完全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点「阶级立场 」，而转向本题所说的「左翼军国主义」。这次大会并不是社会大众党的一个激烈转变，而只是社会大众党对自己将在军国主义时局中，试图“积极地”发挥作用的一种再次确认。同时，社会大众党也旨在通过这次大会，给国民留下同以前所不同的印象。可悲的是，大会上提出的各项议案，都无人提出异议而全体通过。
以上是社会大众党为了在军国主义体制中生存，而做的被动屈服。但是社会大众党不少人，更是主动地把这个「军国主义体制」彻底落实、浸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体制转换时期」，看作是自己“大显身手”，在法西斯主义的洪流中扩大党势、利用法西斯主义的空隙，「灵活改良 」的绝妙时机。
1938年7月，就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社会大众党发出了「关于时局日常活动之事」的全党指令。这份文件提出「为了响应国家与民族的飞跃，(要)提倡以全体国民的组织化为目标的、革新政党的组建」、「从而我党今后的运动、活动，都必须作为国民之党组织起来、活动起来。也就是应当以国家全体主义 的理念去组织、活动。」
社会大众党到这个时候，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时局与政府的批判能力，彻底转型为一个地道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这场巩固国内法西斯主义秩序的运动中，麻生久干脆提出社会大众党而今是「立足于近卫内阁的执政党立场」，甚至是「时代的执政党 」！
这话不假。在近卫文麿担任首相的时间里，社会大众党特别是麻生久等人，基本采取积极协力近卫内阁的行动。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甚至参与到了，近卫试图效仿德国、意大利，构建一党制国家的「近卫新党运动 」(「一国一党运动」)之中去。他们乃至还牵涉入「政党本部推参事件」⑤的密谋中去。近卫作为「民间法西斯主义运动 」中第一个成为首相的人，与此前统治阶级大多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限度内推行法西斯主义不同，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全心全意地实践着法西斯主义理想的日本首相。在他任内，日本法西斯化进程又有了「质的飞跃」。
社会大众党中不乏向来善于变通的人士，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宝贵的「体制转换期 」。1938年3月，社会大众党在议会表决赞同了「国家总动员法案 」与「电力国家管理法案」，这两个旨在授权国家为了战争，调动国内一切人力、物力的资源的法案。除此之外，社会大众党还积极地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再强化，以及促进「国民储蓄奖励运动」、「新国民生活运动」的落实。而以上的「法案」与「运动」，无不是近卫内阁的施政政策。这或许就是「既然不能抗拒，不如加入对方阵营」。
虽然如此，竭尽全力讨好近卫内阁的社会大众党并没有得到国内统治集团的一致喜爱。旧日本的统治集团，除了在战时一马当先的「军部」，还有「政党」、「官僚」、「财界」等。对于「国家总动员法案」，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都心存迟疑乃至反对的态度，而社会大众党却在表决中支持这一议案。这种积极翼赞的姿态，与社会大众党赞同「一国一党运动」的态度，无疑让两大「既成政党」感到不快。同时，国内的「传统右翼 」(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与一些法西斯主义者，也怀疑社大党这种积极向近卫内阁靠拢的姿态，怀疑这是又一个「赤化日本 」的阴谋。1938年3月16日，因为在议会激励近卫文麿去成为「像希特勒一样、像墨索里尼一样、或者像斯大林一样，成为满有确信力的领导者」，西尾末广被议会认为是在肯定斯大林，而被投票开除。这就是「西尾末广除名事件」。同在1938年3月，发生了社会大众党党首安部矶雄被人刺杀的事件，也就是「安部矶雄袭击事件」，原因还是保守派对社大党的不信任。
虽然如此，社会大众党并没有停下自己的「皇道征途 」。1938年社会大众党的「昭和十四年度一般方针」中，赫然写着:“立于在全体主义⑤的原则之上，以国家之一元的组织化为目标”。这其实是社会大众党企图利用「一国一党运动」，发动「国民再组织运动」，以成立一个囊括自己乃至政界所有政党的、全国唯一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型政党。而社会大众党成员作为「从龙之臣」，就自然可以在这个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唯一的政党 」中，得到显赫的地位，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过，这还是属于社会大众党想多了——即使从个人的角度考虑，社会大众党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入阁，「染指」过「日本最高决策中心」的权力。近卫的「近卫新党运动」最终失败了，他们的「国民再组织运动 」自然也遭遇了失败。
到1939年，社会大众党又试图与「东方会」、「国民同盟」等一干法西斯主义政党合并，实现「革新政党」的单一化，以组建“兴亚革新 的、举国的「国民之党 」”。然而，由于「国民联盟」的中途退出、社大党与「东方会」间对新党的人事纠纷，最终合并的计划流产了。⑥当然，合并的最大阻碍力，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党党内——以安部矶雄为核心的、旧社会民众党成员，也就是「社民系」。相比醉心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日劳系」，「社民系」更注重改良事业的实际进步，对于政坛上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更为疏远，这可能成为阻碍他们加入「法西斯主义大一统新党」的阻力。不管如何，「合并事件」激化了党内「日劳系」与「社民系」两派的矛盾。 ⑦
1940年，斋藤隆夫在议会发表指责军部的「反军演说」。因此，在「帝国议会」表决后，他遭到沦为法西斯化机关的「帝国议会」的开除。⑩就是否投票开除斋藤一事，也就是「斋藤除名问题 」，「日劳系」与「社民系」的矛盾终于浮上水面。安部矶雄、片山哲、西尾末广、水谷长三郎等「社民系」主体，与松本治一郎等共十名议员反对开除斋藤，在表决时选择离席。而「日劳系」却支持开除斋藤。借这个机会，麻生久将片山哲等八人断然开除，而安部矶雄、松本治一郎二人选择自行离党。社会大众党至此分裂。
离开社会大众党的十人得到了，不欲加入「产业报国会」⑧、希望保存自身组织的「劳动总同 盟」⑨的支持，准备成立名为「勤劳国民党」的新党。然而，他们在成立准备会上，就被帝国政府认为「有加入人民战线运动的危险」，结果遭到了「结社禁止」的处分。其实，当时作为全国唯一政党的「大政翼赞会」即将成立，怎么可能让这个新党来「添乱」呢？
与此同时，只剩下麻生久一派的社会大众党也终于要面临自己的末日。1940年5月9日，社会大众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承认:
「痛切地感到……贯彻同样的精神的时候，舍弃党名、标识等旧有的外壳是必要的……然而，作为国内革新体制的推进力量的我党，即使是有丝毫的误解，也必须拂拭(清楚)。」
面对「大政翼赞会」的迫近，社会大众党的解散已成定局——在法西斯主义政治体制下，全国只能有一个政党、「政出一门」。既然连势力庞大得多的「政友会」、「民政党」都不得不解散，已经投身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社会大众党更不可能抗拒这种压力。解党大会于1940年7月6日举行。社会大众党所留下的最后的言语就是: **“在今天，社会大众党被解散了、同志们再也不要提起社会大众党……” **
社会大众党从1937年到1940年四年间，完成了由「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向「左翼军国主义政党」的最后转型。然而，他们的「灵活」与「狡变」并没有得到日本统治者的谅解。而他们也始终没有被允许登堂入室，在政府内一展身手，开展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改良」事业，而只是徒劳地起到一个「帮衬」的作用。或许与其「竞周容以为度」，倒不如一开始就承认「夫孰异道而相安」，即使结局是「粉身碎骨」，至少不会落得「晚节不保」的命运。
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选举后，不少当选的社会大众党议员或其阵营成员被指控有违反选举法的嫌疑，而陷入官司纠缠中，须永好、片山哲、麻生久等人都在其中。对此社会大众党中央也不得不认为这是“当局……超过限度地，故意使其构成(有)犯罪行为的、露骨意图的非难”，要求进行抗议。换句话说，此前治安当局看不起党势弱小的社会大众党，而今其一跃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想起这竟然是一个「左翼政党」，便对其大抓把柄，百般刁难。 特务机关本身也在对社会大众党的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被以违反选举法为借口针对的棚桥小虎，自己处理了1937年选举期间的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②麻生久(1891-1940年)，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工运活动家。作为「日劳系」的中心，被视作战前「中间派左翼」的代表人物。曾就任日本劳农党党首、社会大众党的书记长，与多个无产政党的重要职务。1930年代逐渐倒向法西斯主义，并对社会大众党的法西斯化起到了「居功甚伟」的作用。
③安部矶雄(1865-1949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经济学者。作为「社民系」的中心，被视作战前「社会民主主义右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社会民众党党首、社会大众党委员长。他从「基督教人道主义」 的角度，从事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数十年，被称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参与了协力战争的「左翼」阵营。
④「人民阵线事件」 指的是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帝国政府对响应第三国际发起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企图结成日本的「人民战线」的劳农派、劳农系的政治家、社会运动家、大学教授等学者的大抓捕。
⑤1938年2月17日下午，防共护国团团员六百余人突然占领「立宪政友会」总部与「立宪民政党」总部的「右翼恐怖主义」事件。除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反多党制」理念以外，当时帝国议会正陷入国家总动员法案的纠纷之中，政友、民政两党对这一法案的消极反对态度也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理由。在占领了10小时后，警视厅抓捕了他们所有人。
麻生久、浅沼稻次郎、平野学、龟井贯一郎等「社大党」要员，多位近卫内阁要人，乃至近卫本人都牵涉入这件事的密谋之中。这件事实质上是近卫试图以「半武力政变」的方式，实现其「一国一党」的目的，但却遭到了其他统治集团的反对而失败——从这件事，乃至后来的「中野正刚事件」也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阶级与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微妙张力」。
⑤「全体主义」其实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 」的代称。
⑥据说也有民政党大物河井柳太郎劝说安部矶雄成功，使其宣布放弃参加合并后的新党，最终使得合并失败的「功劳」。
⑦1937年后，社会大众党内尚存在「日劳系」、「社民系」两派。「日劳系」，就是以麻生久为中心，旧「日本劳农党 」的成员，是一个战前「中间派左翼」的政治集团。「社民系」，则是以安部矶雄为中心，旧「社会民众党 」的成员，是一个战前「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的政治集团。两派虽然在1937年后一致赞同「协力战争」，却对于法西斯主义运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其实党内还有作为「合法左翼」的「劳农系」，但是经过1930年代与麻生久的对抗、军国主义政府的摧残，势力已经极端弱小，不足以与以上二者形成比较。
⑧全称「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日本法西斯政府统制工运、统一管理工人的「御用工会」。
⑨日本战前最大的工会联盟，1912年成立，1921年改名为“日本劳动总同盟”，1920年代中期开始倾向温和左翼立场，秉持反贡理念，1940年并入产业报国会。
⑩特别有趣的是，斋藤在议会发表这篇言辞激烈地批判军部与战争的演说之后，受到的攻击与压力主要来自于议会与军部；与之相反，一般国民不但没有攻击他的，反而还有给他发「感谢 」、「激励 」的信件与电报的。
参考文献:「社会民主主義と軍部・ファシズム:「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して」(増島宏） 「〈論說〉社会大衆党の国家社会主義的画一化と小市民:大阪府連合会を中心に」(小泉洋） 「1937年における棚橘小虎と社会大衆党」（中島さくら） 「東方会の組織と政策ーー社会大衆党の合同問題の周边ーー」(有馬学) 「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ーー一九三零年代おける「運動」と「統合」(ニ)」(有馬学) 日语Wikipedia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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