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5日，一篇名为「全国民に告ぐ 」的文章，在全日本的报纸上被争相转载。这份文章的作者，由头也不小:上面署名的，是公爵一条实孝①、头山满②、海军大将山本英辅③。那么，这份日本第一红文，其内容又是什么呢？
要做到「万世一系的庄严天皇作为国家组织的中心」，「亿兆之心合为而一，扶翼、恭奉天壤无穷的皇运，(做到）君子一体、忠孝一致」； (什么儒家君子神国)
「世界秩序坏乱、祸机蓬勃，正立在历史转换的潮头之上」 ；
「在国内，要将力量结合为一体，在国外，要置身于世界未曾有之变局」 ；
要排除「西方思想的余毒 」，即「理解成以宪法政治、搞政党对立的政治」一样的思想方式，而做到「全体国民结合入一致化的精神，化为一体」 ；
作为「皇国的政党」，则需要
「现在一切的各政党，应当迅速地……处于觉醒的境地，超越彼此相对的立场，做到浑然一体，完成强力政党的新组织」；
「如果怠惰于此，现存各政党在历史的铁则下粉碎的日子，必然不远矣」！
这份文章，无疑是以近卫文麿为重要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体现。而社会大众党的法西斯中人，反对这一思想吗？并非如此。与此相反，在近卫等人掀起法西斯一党化的狂潮时，或者说「一国一党运动」、「近卫新体制运动」 时，社会大众党为了可以博出位，如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人，是积极参与了1937-1940年「政党合一」、「国民再组织」的运动，或者用社会大众党自己的话说，「国民之党 」的运动。
四、社会大众党的「一党制」构想
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第二天傍晚，他进行了电台广播。其中，他指出，为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异变、国内体制的「一新」，政党在立党的宗旨上
「采取自由主义、采取民主主义、亦或者社会主义，其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已经与国体不再相容」 。
而执着于争夺政权，则「断然不是在立法机关的大政翼赞之道」。
这份甚至得到了信奉「宪政的常道」的西园寺公望嘉许的演说，其中体现的精神，其实早在1937年已有之。
1937年第一次组阁之后，近卫文麿经由木户幸一④向天皇上「意见书」。里面内容十分丰富，因此这里特地列出:
帝国宪法创制当时，所参考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是「表现在勃兴期之资本主义，肩负重任的所谓第三阶级的要求之物」，不过是「为了有产阶级的『夜警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所谓垄断期的阶段，自由贸易终止了，国内共存共荣的时代过去了，以至在一切领域上阶级的对立与矛盾尖锐化」，于是议会政治、政党、选举，变成了「显著的阶级之工具」，立宪政治也变成了金权政治。
到19世纪结束，世界的趋向是「国家不得不日益干涉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且「不得不从全体公益的立场，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行统制」，于是「抛弃了权力分立、牵制均衡，宁可谋求强力之国家权力的集中，强化那作为集中的政治机关的执行权，因此以至于议会不得不从政治的中枢中后退出来……」。而这一倾向，也使得「由于总体战的要求，所谓的国防国家体制的必要」 在今日愈发强化。为了适应这种趋势，欧洲国家要么修改宪法，要么活用宪法，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全体主义国家』 (法西斯主义国家)。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近卫跟希望强化天皇制国体，让「一君万民」、「天皇至上」理念深入人心的「传统右翼」不同。也跟此前相比更为「温和」的三任首相不同，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这种“灵活”运用阶级分析法，却用来为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做法，也是古已有之。
论题回到社会大众党。对于文章开头所述的「全国民に告ぐ」的这篇雄文，社会大众党是热烈欢迎:
「最近，在我国革新的气运之中，政治上生出了一种崭新的动向。也就是树立强力政权的期望，和作为其前提的一国一党运动的高扬。政治的统一与一国一党运动，正是时代特征的动向 。」、
「一国一党作为时代的一个趋向 ，与对此(认为）是好是坏、(态度）是喜欢还是厌恶的言论是不一样的……那国家革新的目标之下，同一动向的人(去）结成强力的政党， 不断突破所有的障碍，这就是一国一党的意义。」
在1938年12月的「思想月报」中，也指出社会大众党从此前自许「我党是国内唯一的革新政治势力，只靠我党的直接发展，就可以实现日本的革新」，变成:
「发展从来的指导方针，必须为了以全体国民的组织化为目标的、举国的革新政党的组建 而积极地前进」。
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党整体是在努力地强化党势。除了之前就打出的「勤劳议会主义的建设」 口号之外，社会大众党还在1936、1937年两次众议院选举中实现了量的突破。对此，西尾末广认为，已经与军部、政府关系密切的社会大众党最需要的是「涵养实力 」、靠「自重」来「获得一般大众的力量」，从而谋求在联合内阁中实现党员入阁、实行党的主张。
另一方面，在地方组织的扩张上，社会大众党也取得了不小的突破，新建党支部37个，重建党支部9个，重组党支部6个，形成支部准备会6个，支持团体新增八个。在拉拢农村左翼活动家入党时，还特别指出:「防止左右两翼的侵蚀作用，确立农民运动的正道」 。特别吸引人注意的是，不少属于「左派」谱系的旧「全农全会派」⑤农民活动家，在1938年的入党运动中加入了，其实建党时属于「中右合流」、现在已经法西斯化的社会大众党。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兵库县的长尾有，则吐露了心声:
「至少从现在的局势看来，即使成立新党，相比社大党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物……」
这批参加了社会大众党的「左派」活动家，一些人思想上也渐渐认可其「左翼军国主义道路」，行动上也成为了社会大众党忠实的党员。然而，就在1939年社会大众党与东方会合并期间，或许是因为拒绝加入「大日本农民组合」⑥(杉山元治郎、三宅正一等)，而去参与了「日本农民联盟」(稻村隆一、长尾有等)的活动，不少这样的「左派」活动家直接离党，加入了同为法西斯主义的「东方会」……
对社会大众党集体行动的介绍就此打住，对于实践「一党制构想」而言，更为积极的是麻生久、龟井贯一郎、平野学、三轮寿壮、三宅正一等人以其个人身份 ，在「近卫新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龟井贯一郎1938年4月归国，将「希特勒主义」传播到社会大众党以后，不仅风靡全党，麻生也觉得为适应「战争的意义」，很要必要强调「为了国家、民族之物」。为了具现这一方针，特意组织了中央青年队、发出了制服与制帽。在「七七事变」一周年，社会大众党还组织了中央青年队游行。顺着这个纳粹化的方向，党的方针一并刷上了一层纳粹主义的色彩。 尽管遭到党内一小部分“思想比较落后”的人的反对，但是在以麻生久书记长为核心的强力领导下，最终方针得到了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大会的承认。在这次党大会上，还通过了作为「一国一党」方针的「国民之党 」论。在党内也是如此，在党外也是如此——麻生久、龟井贯一郎当时同其他秋田清、秋山定辅、久原房之助等法西斯主义者一起，在近卫身边作为一个政界小集团，为近卫的「一国一党运动」出谋划策，出了不少力。
比如，当时龟井贯一郎还「受到了近卫首相的特命」，去作成了一份草案。其内容，是要将「一国一党」，也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党」构想具体化的，里面足足包涵了所谓「大日本党」的党名、纲领、党规、组织党则。这份草案1937年8月上旬被他向近卫提出，结果基本被全部采用。可见龟井在近卫身边的位置。
这种进言并非仅此一次。1937年9月20日，龟井又给近卫送去了一份长文书信。里面提出「国民之党」应当有五个特征:
①是「一国一党的新党」；
②应该不是既有国会议员合并而成的政党，而逐渐变化为涵盖全体国民 的组织；
③应当包括了新国家体制的各方面，也就是，一个与「作为有机的生产体的国家 」、「作为协同社会的文化国家」、「国防国家」、「法制国家」 相挂钩的国家，而「国民之党」是其中的负责「总动员」的实体 ；
④「国民之党」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不是一个阶级去「克服」其他阶级，也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去压迫其他部分， 而应当是根据「根据指导者与组织的运用」，也就是「指导者原理」；
⑤不是「国民之党」有作为自身政策的「大陆政策」，而应该说是「东亚共同体」与「大陆政策」本身具有「国民之党」的特征 (向全东亚输出法西斯一党制国家)。
而这个有着麻生久、龟井贯一郎二人参与的「大日本党」构想，内容也很有法西斯主义特色。纲领第一项就是「党部应当基于国体的本义，具体化一国一党的国家体制 」。第二项则是要通过「国民的组织」，做到「民意畅通 」。第三项提出，要使得「国家全然一体的目标与志向」深入人心，「其下则(应当）指导国民各种的组织」。这个「大日本党」，计划中将会取代日本国内的一切政党，成为「指导政党」、「先锋组织」，作为天皇与国民中间的中介，做到上意下达、下意上通。 而作为「对党一切指导的最高责任者」的最高指导者的作用也很大，比如规定「党议不依合议，(而是）竭尽议论之上，根据最高指导者的决定、裁定而决定」之物。除此之外，党下还会设立顾问会、评议员、「各省分科委员会」、作为武力装置的「青年队」。
这个基本照抄德意法西斯一党制结构、又融入日本天皇制国体元素的「大日本党」，人事安排上也颇有种论功行赏的感觉:麻生久任「政治部长」，龟井贯一郎任「宣传部长」 ，其他如秋山定辅等人也等到了这个新党的美差。可是构想终究是构想，落不到实处:他们的这个「大日本党」，是要将「新党」的组织渗透入全社会之中、政府机关之中，这其中的建设难度有多大就自不用提了，非得一个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家政权的组织来完成不可； 日本的国家政权由军部、议会、官僚、天皇等分享着，这显然不是单单一个近卫内阁，与近卫身边的法西斯主义者们可以完成的任务(何况构想中还要把这个无比重要的政党的重要职位，大量分给其身边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显然不是其他庞大的政治集团可以接受的)。
即使近卫成功整合了政界的力量，他依然要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新生的政党，目前基本吸纳的是既成政党的议员 ，至于吸纳日本国民作为其本来构想的主体，那基本是当时的近卫内阁力所难及的。但这样一来，这个新生的政党就会又落入已经解散的既成政党的控制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近卫最终对这一计划态度转为消极。 加上对于1938年9月「日德防共协定」强化、军事同盟强化的事项，陆军支持这一方案，外务省、海军却反对这一方案，这就引发了阁内分裂，对此近卫最后选择辞职，以保存自己「政治的生命」。随着近卫辞职，一国一党运动也就成为了泡影。
1938年当时，除「大日本党」外，麻生、龟井方面还有一个「一国一党」的方案是「日本国民组织党」。党内计划网罗几乎所有的「革新派」分子，也就是「民间法西斯主义分子」，除社大党要人外，还包括了后来「圣战贯彻议员联盟」、「东亚建设国民联盟」 的头目。除了组织部、企划政策部这两个重要部门由麻生、龟井入驻外，浅沼稻次郎 也被计划同三上卓一起，担任「党卫副队长 」。除此之外，同为日劳系的三轮寿壮、平野学等人也被安排担任重要职位，可见其中「猎官运动」的意味不小。
龟井也曾经更仔细地描绘了「一国一党运动」的实现方式。他认为应当先将「既成政党」的成员囫囵吞枣地吸纳入「新党」，使得党作为「国家的中枢」的角色得以通过上层合法的方式得到承认，比如「授权法 」、「国家组织法」；如此之后，再通过「二次革命」，进行「肃正」、「真正的变革」 。他还打比方说，明治维新也经历了「二段革命」的经历——虽然龟井这个方式，其中一部分都很像抄袭纳粹党上台方式……
近卫内阁倒台以后，平沼骐一郎内阁成立。偏偏平沼内阁又倾向右翼中比较传统主义的部分，对经济社会改革这些有「社会主义」嫌疑的政策是态度冷淡，结果法西斯主义社会改革一时陷入停滞之中。但是社会大众党没有放弃，1939年又谋划与政界的法西斯主义政党进行大合并，实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大一统。社会大众党计划要与安达谦藏的国民同盟 、中野正刚的东方会 、据闻有着近卫背景的革新农村协议会合并， 但最终只留下东方会一家陪社会大众党建立所谓「以血盟的同志为基础的，全体主义单一国民政党」 。就连东方会，最终也因为人事争端，宣告合并失败——中野正刚后来还自感到东方会差点被诡计多端的社会大众党吞并了。 麻生等人计划没成，还碰了一鼻子灰。
此后1940年，随着米内内阁的倒台，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于是成立「近卫新党」之事又被提上了政界热点话题。当然这次，社会大众党方面，就只能由几个人代表着参与到组建「近卫新党」——或者说，「大政翼赞会 」的活动中去。大抵是由于既成政党成员的大量加入、军部的积极参与、其他法西斯主义者如风见章的热切推进，社大党中人这次没有发挥特别耀眼的作用。1940年7月6日，麻生久也因病逝去。目前看来，三轮寿壮⑦在麻生死后，代替了他在社会大众党方面在「大政翼赞运动」方面的角色。后来，河上丈太郎⑧成为了大政翼赞会总务，三轮寿壮、龟井贯一郎也得到了部长的职位。
好梦由来最易醒。社会大众党1940年解体后，大部分议员零散地分布在「大政翼赞会」之中。1942年「翼赞选举」时，大部分原社会大众党议员都没得到「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的推荐。因为一旦获得「推荐」，就会得到选举资金的赞助、乃至军部等团体的支援，而如果候选人得不到「推荐」，甚至会遭到有形无形的干涉，比如铃木文治⑨、浅沼稻次郎就因此处于不利的境地，被迫放弃了继续参选的念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处于劣势的境地，河野密、三宅正一、川俣清音⑩、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都成功当选议员。 但是如果回头想一想，他们这些得到了民众如此信任的政治家，带头来却是以「翼赞」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回报了他们的选民……
战后，许多原社会大众党的议员都因为与法西斯主义勾结，遭到「公职追放 」，被逐出政界数年。
这个分为四部分的系列，终于在克服拖延症之下写完了。由于个人日语学艺不精、资料不全 ，还是很有可能出现翻译疏误、挂一漏万的情况，敬请读者谅解。
这个系列主要描写的是1937-1940年的社会大众党「左翼军国主义」历程。麻生久和他的同僚们，为了让社会大众党在军国主义体制下也能生存下来，煞费苦心地转变自己的信仰、创制自己的信条，并积极地实践自己的理念，最终发明了「左翼军国主义」。如果光看这些语言的描述，一定以为在「社大党宇宙」中，日本正以世界上全新的理念，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在国内推动国家革新、社会革新、经济革新，人民日子越来越好；在国外日本正征伐着「英美白人帝国主义」，作为东亚同胞的「带路人」，将团结一致的东亚民族引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可事实上呢？越到战争末期，日本国内越是穷途末路，国内人民越是苦困不堪；在国外则是烧杀抢掠，在「光伟正」的旗帜下侵略亚洲各国，戕害各国人民。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有着「独具慧眼」的能力，有着将自己心目中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与眼前苟且的国家社会，不断以精妙的言语缝合在一起的能力 。在日本，1945年之前，要做社会主义者，必然地至少在思想上 ，就要承认日本政府的性质——「资产阶级国家 」，一个在社会主义上而言，绝无合法性而言的国家，一个时机成熟就值得将其推翻的国家。
社会大众党已经解散了，不再来了；社会大众党那些响当当的名字，麻生久、龟井贯一郎、安部矶雄、西尾末广……也都已经随风远去，不再来了。但是社会大众党思想不朽。它至少在提醒人们，曾经在一个时候，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可以是多么地接近，而从社会主义到军国主义的直通车，却也的的确确地存在于世上 。只要时机成熟，轨道会重新接通，社会大众党的灵魂又会于某个国家复生……
①一条实孝(1880-1959年)，日本海军军人、政治家。曾任贵族院公爵议员。最终军衔为「海军大佐」。
②头山满(1855-1944年)，日本国家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者。曾经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 」，后来作为玄洋社的中心人物，主张对外强硬论，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也一度为日本侵略朝鲜的「日韩合并 」服务。
③山本英辅(1876-1962年)。日本海军军人，最终军衔为「海军大将」，出身鹿儿岛县，是日本海军最早关注航空战力的人之一。
④木户幸一(1889-1977年)，日本官僚、政治家。侯爵。曾经作为昭和天皇的一名「侧近」，推荐了东条英机作为首相。战后被GHQ逮捕，一度列为A级战犯，后来得以取保释放。
⑤全国农民组合(全农）本来属于亲日共、同时运动更为激烈的「左派」农民活动家 ；运动更为温和的「中间派」的日劳系农民活动家 、劳农派农民活动家 等共同存在的农民组合。1931年3月，在「左派」活动家遭遇大抓捕后，召开了全农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在大会后的「中央委员会」中、总本部中，「左派」成员被一扫而空 。
为了反击这种倾向，日共党员与亲日共的农民活动家组成了「全国会议派 」，也就是「全农全会派」 ，事实上与全农总部，也就是「全农本部派 」分庭抗礼。初期，日共对「全农全会派 」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帝国政府对日共一派的农民活动家，越来越频繁与强力的镇压与抓捕，1933年「全农全会派」内部兴起了要求运动温和化的呼声，尤其体现在「全农全会重建」与「本部确立斗争委员会」的设立上。
与此同时，本部的主导权从强调批判「非合法派」的日劳系活动家，转移到强调「统一」的「劳农派」活动家手中，于是全农开展了支持与「全农全会派」统一的行动。在双方的趋同化之下，「全农全会派」发生了「党本部复归运动 」，到1936年8月合并完成，「全农」也变为由「劳农派」与「全农全会派」主导。而旧「全农全会派」的农民活动家，也逐渐亲近作为当时唯一的「左翼政党」的社会大众党。
⑥「大日本农民组合」是社会大众党出力甚多、在1937年「全农」受两次人民阵线事件冲击后，组建的翼赞农民组合。这一「农民组合」除了主张「日、“满”、中综合的农业政策」、「生产力的维持增进」外，还积极地参与到了日本向伪满农业移民的计划中来，影响恶劣。
⑦三轮寿壮(1894-1956年)，日本左翼政治家、律师。曾任劳动农民党书记长、日本劳农党书记长、众议院议员，是「日劳系」成员之一，战后参与了右派社会党。
⑧河上丈太郎(1889-1965年)。日本左翼政治家。历任右派社会党委员长、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日劳系」成员之一。有「十字架委员长」 的美称，对战争责任悔罪积极。1959年社会党分裂时，留在了日本社会党。
⑨铃木文治(1885-1946年)。日本政治家、工运活动家，友爱会(即后来的「劳动总同盟」)创始者，曾任总同盟会长一职，是日本工人运动的先驱。作为基督教徒，是「社民系」的一员，曾任众议院议员。 1940年「斋藤除名问题」时，与其余九人一起采取了弃权的立场。战时遭到宪兵队的监视，作为「镰仓教会长老」进行奉仕活动。战后代表社会党参选议员时去世。
⑩川俣清音(1899-1972年)，社会运动家、农民运动家、左翼政治家。先后隶属于社会大众党与社会党。
参考文献:「日中戦争と社会大衆党ーー一九三零年代おける「運動」と「統合」(ニ)」(有馬学)
「近衛新体制:大政翼赞会への道」(伊藤隆）
Wikipedia词条
「全農全会派の解体:総本部復帰運動と共産党多数派の結成」(横関至)
「大日本農民組合の結成と社会大衆党ーー農民運動指導者の戦時下の動静」(横関至)
图源:Wikipedia与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