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日美安保条约 续约日期迫近之时，日本国内爆发了「第二次安保斗争 」，不仅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日本社会党 、日共也提出了阻止日美安保条约自动续约的口号。1969年1月18日，还发生了「东大安田讲堂事件 」，学生与日警足足对峙了72小时。这一年，全共斗运动 是在全国的大学中相继爆发、迎来高潮。
然而，就在这一年12月举行的、第32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中 ，日本社会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败。社会党从140个议席，直下滑落到90个议席。 就在同时，自民党、公明党、日共都迎来了大胜。经此一役，此前在都市区堪称强盛的社会党，在都市选区再也没有回复元气。
党员虽然号称5万人，经过1970年1月末的重新登记，除却未缴纳党费、不参与活动的党员外，仅余31058人，其中高达75％都是工会会员 。党的财政与机关报的发行情况也不容乐观 。社会党就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1970年代。
一、前言介绍
如果要了解1970年代的社会党，就必须了解此前的社会党——因为1970年代的种种，毕竟都是在此前事件的延长线上的。
1955年左右统一建立的「日本社会党 」，早在建立之前，就与日本最庞大的「左翼工会」——「总评 」(全称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建立之后，双方在选举、行动上更是寸步不离，社会党因此有了「总评政治部 」的称号。正是「总评」，为社会党提供了足量的选举候选人、资金、票源 ，为只有5万党员的社会党可以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总评也将青年活动家或干部以社会党党员的身份大量送入社会党（1960年代开始百分之五十以上都由工会入党 ）。也正是由于「总评」，1950年代末的社会党内，才会一时出现「左派优位」的局面。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党，并非是一个西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是一个以「护宪、和平」为支柱，保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党。②
然而，正因如此，「总评」几乎成为了社会党活力、势力与运动的中心。也就是说，日本社会党的底盘完全依赖于、以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传统工人 。随着196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期的开始，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名学者如此评价:
「但是，虽然（50年代的大众运动）给予了现实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下，（国民）对于战争与战败的回忆一年比一年的淡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的普及，使得（日本人民）对于中间阶层 的自我认知强化了很多。一边，由于被称为‘战后派’、’不知道战争的孩子’比率的增加，在青年人中，对于社会党等革新政党的支持快速降低。」
随着日本人口主流 的中产阶层市民化、工薪族化，日子人化的 日本选民对社会主义、护宪平和主义等意识形态日趋冷感，对政治、社会变革的意欲越来越低，日益变成「无党派层 」。这就使得日本社会党在都市区的势力趋于收缩。同时，1960年安保斗争 失败后，国民中政治冷感、专心发财的人数大为增加。结果，社会党在自己的支持底盘——「总评」上日益固化，越来越被隔绝在社会主流群体之外。
另一方面，社会党甚至在工厂劳动者中的霸权也摇摇欲坠。先是作为民间企业主力工会的「铁钢劳连」在斗争中败北、继而1960年有「总劳动对总资本 」之称的三池三井斗争 也失败，结果民营企业工会开始选择了保守化。鉴于1960年代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高速发展，在劳使协调方针下只要生产性提高，通过「春斗」等形式，工人的工资也能提高 ，结果阶级斗争逐渐缓和下来，变为劳资互利。即使不再采用1950年代的激烈斗争，也会获得一定利益，结果劳资调和路线在民间工会中日益占据了主流。 真实反映了这种情况的，是推动建立「金属劳联」的、宫田义二的证言:
「再进一步说，生产增加了，附加价值提高了，企业怎能不繁荣！要把这些利益还原到我们的身上，以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我们认为:不久就要使工资提升到欧洲那样的水平，而如果这样的分配是公正的，那我们就要合作促其实现。 」
面对这样的局势，总评的阶级斗争模式自然越来越不吃香。到1967年，民间工会中属于民社系的「同盟」的③，其工作人员总数已经超越了所属于「总评」的。从会员总数看，「总评」拥有4288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3万9千人；「同盟」则拥有1775000人，较上一年增加5万9千人 。以「总评」作为底盘的社会党，自然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虽说越来越不景气，但社会党内的派阀斗争可是从来没有停歇过。1959年，社会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分裂而出，组成「民主社会党 」，社会党内左派一时成为主流。然而，左派内部又发生了分裂。早在战前，日本合法左派阵营就分为「日劳系」、「社民系」、「劳农派」等政治团体，战后组成社会党时，又根据意识形态，分化为「社会党左派」、「社会党右派」，其中又分为以个人为中心的「铃木派」、「和田派」、「河上派」、「西尾派」等等，可谓山头林立。
195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传入日本后，对社会党书记局部分成员，如贵岛正道、森永宗悦、加藤正宣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1960年10月党大会上，就提到了「构造改革」，但当时影响不大。随着1961年1月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三郎在机关杂志阐述「构造改革论」，而支持这一理论的「构造改革派」④，又将「社会主义协会」⑤的革命理论批判为「贫穷革命论」、「等待恐慌论」，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协会」与「总评」随即开始激烈反对「构造改革论」。 为了可以获得全党的支持，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社会党的唯一指导意识形态，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由于社会党内部，本来就存在的铃木派、和田派、佐佐木派、河上派、松本派、野沟派等派系，理论之争迅速牵扯上派阀斗争，再加上双方的各种私人恩恩怨怨、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结果引爆了此后十几年社会党内的派阀大乱斗。
佐佐木派、野沟派、松本派支持协会的左翼方针，而江田派、河上派、和田派则支持「构造改革论」，结果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构造改革派，与定义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反体制势力的反构造改革派两大阵营之间，在历次党大会上开始发生了烈性斗争。为了掌握党的主导权，派阀们又纷纷向地方基层组织下沉以扩大势力，佐佐木派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壮大，成为了社会党的主流派系， 这又进一步使社会党继续僵化在协会的左翼方针上。也就是社会党执行部-社会主义协会-总评构成了左翼堡垒的铁三角。 构造改革派的贵岛曾经就此讽刺道:
「江田设想虽在国民中受用，在党内却不受用。不，索性是因为在国民中受用，在党内才不受用吧 」！
就在这样的斗争中，社会党接连迎来了1967年众议院选举、1968年参议院选举、1969年众议院选举，结果是由失败走向失败，不唯议席越来越少，党势也陷入停滞之中 。从1958年到1969年，社会党得票率由32.9％下降到21.4％。 1969年众议院选举大败时，是成田知巳 担任委员长、江田三郎担任书记长的「成田——江田体制」。本来为了承担败选责任，应当是执行部总辞职，但是由于左倾的成田知巳获得了佐佐木派与社会主义协会的支持，总辞职遭到了否决，国会选举败北的责任一时暧昧起来。在1970年11月江田为了竞选委员长、辞去书记长一职后(继续败选)，石桥政嗣 被任命为书记长。就这样，作为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社会党领导班子的「成田——石桥体制 」确立下来。
社会党不仅工会会员中党员所占比例并不高，财政更是年年出现赤字。党费收入还不到总收入10％，国会议员提供的收入占60％之多，每月都有约200万日元的赤字。
跨入1970年代的，是一个支持底盘萎缩与老龄化、主张难以得到市民阶层支持、派阀恶斗绵绵无绝期 的社会党。不过，总括的任务还是要交给成田知巳。1963年11月大选失败后，他批判道:
「第一，党的日常活动、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的组织及其独立领导能力不强；第二，作为议会党的素质差；第三，依然依靠工会。」
在社会党忙着内斗的时候，其他政党并没有闲着。1960年代中期以后，以都市青年、家庭主妇、工薪族为主体的市民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从经济成长主义转为关注自己的私生活，而注重发展经济与上层利益关系的自民党则对此大部分时间不管不顾，日本日子壬们因而开始不满自民党。与他们相接轨地，日共与公明党做起了基层服务，也就是通过与居民在地域、法律上的会谈与真挚的回应，以其强大的组织力改善问题。他们通过在地方政治上细致、地道的努力，成功地在地方扩大了组织，建立起了强力、坚固的地方组织，为选举提供了大大的优势，从而党的势力不断壮大。
在城市化、现代化飞速发展的60、70年代，新涌入的城市的人群中，除了能被工会组织化、进而纳入社会党、民社党两党的的工人阶级，还有各种纷乱的底层、个体户与工商业者。在城市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淡薄化，而公明党与日共却为有着相似境遇的、孤独的信徒与党员，提供了一个互帮互助的空间。有学者指出：“（他们）在具有引诱力的小型聚会上出席，与抱有和自己差不多的忧虑的人相处，相互交谈。……这样就能让初次参加的人感动，也正是第一次去倾诉自己的困恼，而因为有理解的人在这里，会感到一种获救的感觉。创价学会这种小型的聚会，提供了一种这样的环境，从而使人们变为热心的信徒，可以学习繁杂的教义，通过这样‘折伏’的方式巩固了在团内的地位。 ”日共也提供了类似的环境。加上日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公明党对于贫困人群的救赎思想对底层颇具魅力，日共与公明党成功吸纳了这些本来不能被社会党或自民党组织化的人群，从而在地方议会扩大了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自民党各候选人在地方建立起了牢固的个人后援会，除了全党形成「议员——政府官僚——商界」的铁三角关系之外，还构建面向地方的利益输送体系。主导着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的自民党，其开发地区的国会议员通过为地方选民争取公共工程建设、国家补助金等等，获得了地方选民的支持，从而建立起了牢固的支持体制。 这就是自民党得以长期执政的一大秘诀。自民党、公明党、日共、民社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党的竞争压力是越来越大 。然而，日子都要变，选民会发现草率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公明党、日共会谋求更进一步，这就是1970年代政治舞台的前奏了。
二、选举转折中的社会党
说到大选，不可不提的就是「革新自治体 」运动。由于自民党执政下一拥而上的地区工业大开发，重工业快速发展，不少地区污染日益严重。以1960年伊势湾“臭鱼”事件、196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为发端，「公害事件 」在日本全国相继发生。在产业大振兴的一边，住宅、学校、医院等基础建设却被搁置。同时，由于利益输送体系，自民党的腐败丑闻频繁地被披露出来，这就使得都市的市民们，对自民党是越来越不满。对此，就爆发出了“革新自治体运动”。新藤兵评论道:
「1967年到1979年的12年间，是作为对‘开发主义国家体制’的对抗运动的革新自治体，对地方政治与国政都具有非凡影响力的革新自治体时代。」
面对民众对公害事件的不满，企业的回应是:
「最近老是吵嚷公害、公害，有些过分。没有科学依据，可是硬叫企业出钱。依靠起哄吵嚷的方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下等的。」
——三菱化成社长
那就不要怪民众去选举的方式改变现状了。最先开始的，是1963年社会党的飞鸟田一雄当选横滨市长。1967年4月，美浓部亮吉面对“不能让红旗飘扬在都政府大厅之上 ”的自民党的狙击，得到社会党、日共支持的他，组织了「光明的革新都政建设会」等市民运动，成功得到大量浮动票与妇女票的支持，利用自民党的分裂当选东京市长。这场大众社会与市民运动结合诞生的胜利，只是一个开始。
革新首长们佩带着蓝地蛇眼花纹的臂章（美浓部设计的徽章），以美浓部的微笑(指仿效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批判以前的自治体行政当局不关心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福利，提出“市民本位”“与都民对话”等口号， 动员社会的流动无定型部分和无党派层的可动部分。
革新自治体的市长们，致力于地方住民福利的增进、对大企业跋扈行为的反击 。到巅峰时期，成为革新自治体市长的人，几乎达到了全国640名市长的四分之一(1976年)，三大都市圈的多数城市，十大都市的过半数，都一度成为「革新自治体」。
我之蜜糖，彼之砒霜。面对自民党在地方政治的败退，社会党在干什么呢？还在搞真理标准大讨论呢。
1970年3月，江田三郎⑥向小委员会提出了题为「推进改革，向着革命」的论文。这篇又有「新江田构想」之称的文章，其中公然提出:
「单一的价值观、单一的政党、集中的权力机构统制下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目标中的社会主义是半点关系没有的」、
「既然包容多样的价值观、以社会的自治与参加为原则，多党制就是当然的，应当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诀别」。
很明显，江田试图通过切割掉「无产阶级专政」，加入「多样化社会」的内容，向西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继续靠拢。
同年4月的第33回党大会上，又通过了深刻反映江田思想的「1970年度运动方针」。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样的，因此不会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承认多党的存在，保障言论、出版的自由。」
江田派想做西欧社民，佐佐木派、协会派不干了。1970年11月的第34回党大会上，江田试图与成田知巳竞选委员长，结果惨败。
与此同时，1960年代初开始，通过向党内活动家宣讲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功获得一大批活动家支持的社会主义协会，在1970年代初也到达了自己的高峰期。其在1974年的第38回全党大会上，拥有的大会代表人数，多达近200人 。在社会党党员不过只有4万多人的时候，社会主义协会人数多达一万几千人。可见社会主义协会日益成为社会党内第一大派阀。 协会派把自己此前起草的「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金科玉律、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当成要在议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政党，严防死守向着西欧社民化的倾向。
正如前文所述，1970年12月党大会上，以佐佐木派、胜间田派为核心，在「总评」主流派与协会派支持下，成立了「成田——石桥体制 」。在党的重建问题上，成田、石桥他们决定彻底推行以「机关」(各级党大会)为中心 的运动方针，重视一线活动家的作用，推动社会党向组织政党的发展。这本来是为了企图强化与所依赖的工会一同日益弱化的地方组织、扩大党势的举措，希望改变一方面国会议员们组成大大小小的党内派阀、一方面基层组织薄弱的局面。但这种举措，却与主张党的主体性、企图使得议会议员的「院内活动」从属于党机关的「协会」等左派主张不谋而合。 在1950年代末的改革已经使得中央执行部权力极为突出的 情况下，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党内一度落实了「民主集中制 」。
另一边，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民社党委员长西村荣一于1970年6月提出了「社公民路线 」，即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三党联合，呼吁除日共以外的在野党密切合作。江田三郎迅速做出回应，并与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民社党委员长西村荣一一起推动三党在国会活动中的共同斗争与选举合作。
这里不如小提一下，为什么公明党、民社党会在这时提出这种主张。公明党作为创价学会的政治部，其实一开始是一个追求建立国立戒坛的宗教团体 。结果，1969年发生了所谓的「言论出版事件 」。
藤原达弘在准备出版《斩灭创价学会 》之际，遭到了创价学会包括个人威胁、攻击出版社、发起对书店的不买运动等黑社会行为的骚扰 。创价学会甚至通过公明党，在此事上依赖田中角荣施加了压力 ，但是藤原达弘最终还是坚持出版了自己的书。日共将创价学会的这些不端行为曝光后，创价学会就其之前强暴的、吸引人群入会「折伏」的排他性，以及其类似法西斯的组织形态，遭到了很大的质疑之声。其他野党也一同就这个问题不停地批判与质问公明党，要求将创价学会的代表池田大作作为证人传唤出席。组织濒临灭亡的公明党，最后是依靠自民党的田中派避免了池田大作被传唤的命运 ——但池田大作也负起责任辞去了代表的职位，公明党执行部全体辞去了在创价学会的职位，以确保组织上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断绝。这对于追求建立国立戒坛的创价学会与公明党是很大的打击。这之后公明党基本从宗教政党转型为国民政党，加速了自身与国民的亲和程度，自身加强了革新的色彩， 以变求生。
公明党面对自己生存下去的危机，试图转型为「革新政党」，首先就要找到在野党中的友党。自居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社党，主要政策内容就是福利国家，这与公明党的“大众福祉”方针恰好契合，于是两党越走越近。鉴于社会党在国会坐拥第二多的议会议席，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提出了「社公民路线」。
社会党自己呢？长期停滞在100个议席左右 的社会党自然是野党内部具有压倒性的一流政党，即使是支持率下降的第35回众议院选举（1979年），社会党依然占据了野党总议席的百分之四十五。因为不管是选择与日共合作，还是与公明党、民社党合作，加起来的席位似乎都足够夺取政权，所以在70年代前期，社共路线 (社会党、日共合作)与社公民路线似乎都具有合理性。社共路线有过在1967年东京成功的先例。考虑到国民主流仍然不喜欢日共，社公民路线似乎则更可能夺取政权。再加上佐佐木派、协会派对江田派的敌视，工会内部的动向（「总评」与民社党的「同盟」之间敌对 ），甚至加上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与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两人的「政敌 」关系，路线斗争更加错综复杂了。
1971年的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在栃木、岛根、大分选区实行了社公民路线，在岐阜与滋贺则是社会党与民社党合作，结果除滋贺外都取得了胜利。1972年1月江田就这一胜利，在第35次党大会上提出了《有关社公民联合政权构想确立的决议案》，但是党执行部却认为这次胜利是社会党自身达成的，不承认公明党与民社党的作用，否决了决议案。无可奈何地，公明党与民社党本来指望江田派脱离社会党自立新党，但江田派又犹豫不决了。 此后，常年担任民社党书记长的佐佐木良作也一直试图促使江田派分出社会党，但他的这个努力还有几年才会奏效。
1971年10月 的「冲绳问题国会 」上，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与自民党内的「亲中国派」联合起来，开始了打倒佐藤荣作内阁的活动。社、公、民三党认为「撤走核武器，与本土同样化」是欺诈，反对归还协定，要求重新谈判。由于自民党试图强行通过表决，在野党拒绝妥协，国会陷入空转。于是，先后是11月10日冲绳爆发了战后最大的罢工，11月14日涩谷又发生中核派学生抗议，11月19日的「全国统一行动」中，日本全国共有52万6千多人参与。
但是，自民党通过分化「社、公、民」三党的联盟，使得公明党、民社党退出，孤立了社会党、日共，最终成功通过「归还协定」，有惊无险地过了冲绳问题这一关。
可能老天爷实在是对日本左翼的费拉看不下去，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到1970年代日本终于结束了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的过程，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而19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也被1973年度的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日本列岛改造论」而起的土地投机化投资，以及1971年开始的财政扩大对策，使得批发物价开始高升，到1973年消费者物价也暴涨，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又发生了通胀危机，从而出现了被称为「狂乱物价」的现象。整个1970年代物价都在上涨，在 1972-1974年、 1978-1980年尤为突出。同时以四大公害病为代表的公害也接连发生，开发优先主义的弊端开始不断暴露，国民的意识开始转向国民生活的质量提升、与福利的提高。 社会党不能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在地方政治上，议员们也常常尝试加入「革新自治体」运动的潮流，提出反公害、重视市民等口号——只是意识形态坚决不改而已。
1972年又是众议院选举的年份。此前上台的田中角荣 ，成功地完成了中日建交 的任务，又提出了「列岛改造 」计划，挟其高人气，在当年11月举行了众议院大选。社会党、日共则攻击「列岛改造计划」是优待大资本、散播公害灾难。 结果证明，大城市市民已经很是反感只会高唱经济发展调子的自民党。与事前预想地相反，自民党惨败，减少了17个席位。日共的席位则足足增大到38个，达到历史最高点。 社会党的席位则恢复到118个 。公明党、民社党则吃了败仗，席位后退。有记者认为:
「这一事实除了表现出，对自民党长期政权，国民内部对于包含日共在内的左翼政权的期待不断增大之外别无他物。 受日共转向柔软路线的转向的影响，国民向现实主义的判断倾斜，于是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结果。」⑦
回到社会党。执政在望的社会党，这个时候又在内斗了。因为民社党、公明党吃了败仗，社会党对内又出现了质疑「社公民路线」的声音。 主张「社公民路线」的江田派、与主张「社共共斗」的社会主义协会之间，又发生了持续的冲突。佐佐木派则投机地打出了「全野党共斗路线」的口号，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的成田知巳委员长最终选择了「全野党共斗路线 」。
这种社会党内倾向社共路线的风头就一直持续到1974年为止。然而日共对此并不领情。在1972年选举中大胜的日共在同年12月的党大会中称社会党是中派政党，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导致社会党与日共的关系一时恶化，这也被称为「社共战争 」。但是对于社会党来说，日共量质并优的下层组织实在具有其吸引力 ，所以在双方都抱有警戒的同时，社共共斗还在持续。
然而同是社会党，受到了社共共斗的恩惠而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切实感觉日共在和自己抢地盘的地方活动家对于日共的警戒度也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京都府知事蜷川虎三⑧的第四次选举中。京都在战后左翼势力就十分强大，1950年蜷川虎三借助社共共斗当选后多年连任知事一职， 然而在府议会中日共的席位在不断增大，社会党的席位却一年比一年少。再加上蜷川知事一度亲日共、冷落了社会党，使得日共在京都的势力快速膨胀、社会党势力则趋于萎缩。结果社会党京都府本部拥立了自己的候选人大桥和孝，尽管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社会党江田派都支持大桥，但佐佐木派却独断地坚持拥立蜷川知事，使得最终一开始不同意蜷川连任的成田最后也决定支持此事。在1974年京都府知事选举中的对立，只是江田派与佐佐木派对立中的一例。
尽管公明党在1973年9月发表了《中道革新联立政权构想 》，民社党在1974年2月发表了《革新联合国民政权构想 》，两份都在表明两党对社公民路线的支持。遗憾的是，社会党仍然举棋不定，白白错失了这一民众间对自民党的不满抬头、人心趋左、只要社公民联盟这种可能实现政权交代、政治革新的强力组合 出现就有可能为之大量投票，从而实现社会党执政的机会。
社会党内部是「全野党共斗路线」，那么民社党、公明党接受吗？他们坚决不接受。上述两份文件都提出要排斥日共，比如民社党提到:
「要克服歪曲了社会主义、罪恶罄竹难书的
ML主义，从而拥护我国的民主主义体制…… 」
公明党也提出:
「绝对否定作为政治、经济变革手段的社会革命或政治的急进主义…… 」
转机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1974年5月7日社会党设立了七人委员会。这是社会党内佐佐木派与协会派决裂的一个体现。势力不断膨胀的「社会主义协会」，侵蚀了佐佐木派的根基，促使其内部发生了分裂。在中苏问题上，亲中的佐佐木派，与亲苏的协会派，双方的对抗也越发深厚。1974年1月的第37回党大会上，佐佐木派认为，当今世界矛盾在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以中国 为首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
协会派却认为，在于
「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这两个体制之间的对立」
为了可以对抗协会派，佐佐木派开始向江田派靠拢，谋图「联江反协」。另一边，1973年2月初，以中间派、右派年轻议员为核心，组成了「新潮流会」，旨在使社会党摆脱对工会的依赖，成为广泛的市民政党。这个有20名左右成员的「新潮流会」，又与江田派关系密切。
就这样，社会党内逐渐分裂为「协会派」、「反协会派」两大阵营。
然而，「佐佐木派」与「江田派」的和好，换来的却是1974年参议院选举中的大败。这次选举中，社会党失去了十个议席。自民党虽然开动金元炮弹，甚至创造性拉企业、商界来协助竞选，却在选举中遭遇了失败。即使自民党全力以赴，这次选举足有百分之七十四的票数流入在野党之中，可见自民党的不得人心。 与之相反，公明党、日共都取得了进步。那么，为什么社会党会失败呢？一位学者曾经如此评价社会党:
「这样的工会（公劳协……日教组⑨、国劳、全递、自治劳）之所以(可以)运营强力的选举组织，那是在都市周围以及农村地区的比较小的选举区 。那里工会成员不仅可以期待强力的地缘亲和，而且他们还一般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是地方的精英，这就更加（加强了效果）。然而，(在)人缘淡薄、重视（流动的）选民的都市地区以及大的选举区，这样就做不到了。太过于依赖总评的社会党，还不能说是都市型政党。 」
缺少城市市民支持的社会党，不可避免时不时地要吃一次败仗。每每是在党内势力消长、路线转换的关键时刻，社会党的变革就会被选举的结果「打回原形」。选举的输多赢少，又一次次地冲击着社会党，使得内斗更加激烈。 这次参议院选举的失败，直接使得社会党内「协会派」——「反协会派」的斗争白热化了。
1975年，围绕着下一次众议院选举候选人预选的问题，千叶县的协会派与反协会派发生激烈对抗，以至于千叶县本部最终一分为二。反协会派在批判协会派的时候，讽刺道:
「社会主义协会纲领(向坂派)，那里面的内容，不是在日本写出来的。准确的说，是抄袭苏共22大(1961年10月)……的报告的 」。
协会派则反击道:
「这是因为诸君的非难，不过是对日本社会党的非难罢了。只要诸君自封日本社会党，中伤我党基本路线的诸君的行为，就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
内斗亡党，不内斗亡派。1976年2月18日社会党副委员长江田、公明党的矢野书记长与民社党的佐佐木副委员长三人组成了「谋划新日本之会 」，试图落实社公民路线。就在党内抗争不止的情况下，社会党迎来了1976年众议院选举。
1970年代是自民党丑闻不断、摆在明面上的派阀抗争一刻不停的时代。历次国会选举，也显示出「朝野伯仲」的局势。1974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失利后，「日经联」会长甚至失望地说:
「自民党单独执政的时代已经结束，即将进入联合政府的时代。」
有一段时间，日本资产阶级出于对自民党的失望，甚至停止了募集政治资金的行为。1975年，自民党又爆发了「洛克希德事件」贿赂丑闻。本来敌人失误，就是自己取胜的大好时机。
然而，1976年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还是没有得到应得的席位，反而降低了在在野党中的席位比例。由于世代更替 ，佐佐木更三⑩、江田三郎、胜间田清一等一批已经「夕阳红」的年老大物议员落选。佐佐木派、江田派、胜间田派的领袖同时落选，这对于他们是晴天霹雳，对于社会主义协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喜讯。因为这些派系全都是「反协会派」的，这势必意味着「反协会派」势力大削。
社会主义协会于是要借机彻底横扫反协会派，并批斗社公民路线。即使如此，江田还是没有放弃。1977年2月8日，在第40回定期大会上，江田三郎提出了，基于「社、公、民」三党，外加新独立出来的「新自由俱乐部」，之间相互协力，建立「革新·中道联立政权 」的意见书。但社会主义协会在大会前，就主张「在大会上粉碎江田意见书」，到大会上更是直接批斗江田。有人直接辱骂江田说：“老东西，去死吧！” 于是，同年3月26日，江田终于脱离了、他奋斗几十年的社会党。正组成了社会市民联合时，他却因老去世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社会党内斗的延长、与外部社会的脱节。卷入前面所说斗争的人们，比如江田三郎、佐佐木更三、向坂逸郎等，这个时候均已年过六十有余，但是为了自己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胜利，他们一般是干到自己不能干为止。
这种悲剧的死 ，使社会主义协会遭到了国民极大的非难。社会党执行部开始压制社会主义协会，已经是泥菩萨过江、放弃了阶级主义立场的总评也抛弃了社会主义协会。在由全体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党改革委员会」中，「协会」与「反协会派」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虽然协会在基层活动家中占优势，但是他们在中央委员一层就不占优势，结果「反协会派」在争论中获 胜。为了避免社会党大分裂，「协会」最终接受了「总评」的斡旋，于1978年全国大会上，通过了对纯粹「理论研究集团」的自我定义，以及控制自身党派活动的自肃方针。 此后，虽然社会主义协会还保有相当的势力，但是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孤立，社会主义协会开始采取「谨慎」的态度。从这个时候开始，党内右派终于开始在议员一层占优势了。
社会党左右的对立，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实力，也使得社会党在国民中得了个坏名头。1977年抗争以后，在同年9月的第41回党大会上，社会党做出了「解散派阀 」的决定。但是派阀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会因为突然解散就此消失。 除了在研究「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份文件时，又诞生的「新生研究会」(中间派)、「政权构想研究会」(中右合流)等团体，「佐佐木派」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也再次开始活动。这一时期，「议员派阀」的左右对立也终于淡化。作为国会议员，为了适应群众运动退潮、传统工农角色在社会上淡化的「右倾时代」 ，其主张也必须会要做出一定的温和化。到了1970年代，事实上石桥政嗣、田边纳这些「国家议员」，虽有护宪平和主义者之称，他们的态度已经在趋向现实主义化。比如他们就都很怀疑罢工是否能够带来革命，甚至觉得为了避免妨碍国民生活应该尽量避免罢工。
1977年参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再次失败。与之同时，民社党、公明党却是顺风顺水。对此背上责任的成田知巳委员长辞职，「成田——石桥体制」随之终结，以「横滨市的革新市长 」驰名的飞鸟田一雄接任了社会党委员长一职。社会党右转的新时代，就此开始了。
①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1950年7月在GHQ支持下成立。本来是GHQ为了在工会界扶植温和势力而被组建的「总评」，1951年却因为「和平四原则 」(反对再军事化、要求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再军事化)而快速左倾，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理念，1950年代成为日本最大的左翼工会，在日本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中扮演了不可磨灭的角色。19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日益向阶级调和转变，随着工人阶级的温和化、市民化，以及斗争的不断失败，「总评」日渐衰落。 1976年开始，「总评」主张也开始向温和左翼转型。1989年为了得以合流进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联合)，自行解散。
②社会党1964年通过纲领性文件《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份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反对福利国家，实际支持一定程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文中规定，日本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日本社会党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大众政党」。 其任务，是通过议会获得「民主的多数派」，从而掌权，实现「和平革命」。
③全日本劳动总同盟。1964年结成，获得反贡主义的民社党，主张「社民主义、民主的工人运动、克服左翼的工人运动 」，与「总评」长期对抗，1980年代合流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
④「构造改革论」主张一方面通过议会斗争与群众运动，力求改变政府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人民积极参与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谋求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扩大国有与公有的成分。目标(「江田设想」)是「美国的高生活水平、苏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
⑤社会党左派中的理论家团体，1960年代开始因为吸纳活动家、组织扩大等，日益成为社会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团体，实际上成为党内一大派系 。作为战前「劳农派马克思主义 」的直接延续体，自称「马列主义 」，反对极左派，提出了「平和革命论 」等一系列理论，对「日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份文件的制成影响很大。1967年发生了重视理论的向坂派，与重视实践的太田派的分裂。因此后太田派的几度分裂，向坂派事实上成为协会主流与主要代表。一说社会主义协会的意识形态是「考茨基主义」 。
1960年代、1970年代由于掌握了大量的活动家，在社会党内话语权一时无双 。1977年由于批判、辱骂江田，江田在退党不久后去世的事件，遭到了舆论的指责，于是被党内抓住时机进行「规制」。1980年代随着社会党右倾化，发生内斗之余，也逐渐失去自身权势。1998年、2014年再次发生分裂，如今分为阪牛派、细川派、佐藤派。
「社会主义协会」1960、1970年代主要主张:
- 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大幅度后退，现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 日本资本主义完成了金融垄断资本体制的重建，作为帝国主义复活了。虽然日本的主权受到美帝国主义的约束，但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还是基本地支配着日本。
- 日本国家权力集中于国会，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应当通过国会和平地实现革命。随着世界和平运动的扩大，和平革命也会成为一般条件。
- 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采取国有制与公有制，掌握了行政、司法、教育、军事等机关，并废弃之。一党制、多党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条件，但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存在。
- 资本主义的「特殊危机」出现时，才有革命。
⑥江田三郎（1907-1977年5月22日），日本政治家。曾经担任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副委员长、「社会市民联合」代表。
⑦日共1960年代末开始，有所淡化自身的马列主义色彩，一方面提出不亲苏、不亲中的「自主独立路线」 ，由意识形态政党逐渐转型成选举政党。
⑧蜷川虎三（1897-1981年），日本政治家、经济学家、统计学者，曾在1950-1978 年间连选连任京都府知事。
⑨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JTU），日本公立中小学、高校教员、学校职员的工会。作为日本最大的教职员工会，现属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是立宪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支持团体之一，也有不少两党内议员。2020年10月调查显示21.3％的教职员在「日教组」麾下。
1996年日本文部省要求强化升国旗，唱国歌活动时，曾经以思想、良心自由为由，表态拒绝升国旗、唱国歌。今天仍然有部分成员拒绝这一活动。
2006年安倍内阁提出强化爱国心、尊重日本传统的「教育基本法改正案」时，也遭到了日教组的大力反对。
⑩佐佐木更三（1900-1985年），日本政治家。历任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委员长。曾与江田共同属于「铃木派」。1964年就任委员长时曾经发表演说，其中提到:「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类之敌 」。
参考文献:
Wikipedia词条
《护宪和平主义的轨迹——以日本社会党为视角》，华桂萍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
「日本社会党の路線問題」，森裕城
「現代日本の選拳キャンペーン——草創期——」，河村直幸
「一九六九年の决定的選拳——日本社会党「得票構造の史的分析」，神江伸介
「幻の保革逆転——日本における連合政権成立を阻害した要因——」，山崎光
《日本社会党概况》（上）、（下），宋益民
图源:Google与Wikipedia
第一次写这方面的内容，作为新手对日本社会党历史的知识可能不是太扎实，如有谬误，请多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