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阶级战线统一，并不是泛泛地把左中右三派全然吸纳这种软弱的统一；而如果说，要把全体工农、小市民与大众吸引到一个明确的、宗派的指导精神之下，从而实现同化与吸收的话，那么在我国现在的客观状况之下、在左右两派中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才能在当前的斗争中获得最大的胜利呢？我们对此清楚明白地如此回答:那就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
——平野力三，《大众党的分裂与我们的斗争方向》（《改造》1929年7月号）
这份论文的作者，是日本战前、战后的知名农民运动家、左翼政治家平野力三。素以“反贡农民运动”指导者的身份知名的他，作出文章的当时，正为自己的处境而苦恼。将“极左分裂分子”(亲日共农会)视为“农民组合分裂的主角”的他，在1928年接任新成立的日本大众党的书记长一职。然而就在不久之后，他就因为曝出收受首相田中义一“相当额数”资金的丑闻，受到铃木茂三郎等劳农派少壮派狂风暴雨的攻击，因此被迫辞去书记长一职，最终遭到开除党籍的处罚。这也是他此后政界奇幻漂流的开始。
平野力三近乎受贿的行为似乎很奇妙深刻，但是他其实跟当时的不少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样，有着一定程度上比较“灵活的道德底线”，善于不择手段地完成自己的目的。正像既能从首相处得到活动资金，也能从法西斯主义者中得到资金，甚至会去从足尾铜山的资方中得到资金的麻生久一样(都发生在1928年)，平野力三也是一个活动的多面手。根据他人的回忆，平野力三是一个会到处活动以获取政治资金的人物。而这次，则是因为换取在皇姑屯事件上的表态，收受了田中义一的资金。田中义一何许人也？一个军界大物、1928年作为立宪政友会党首成为首相的人。1927年若槻礼次郎内阁执行“对华不干涉”的币原外交时，带领政友会猛烈攻击内阁对华政策，甚至提出弹劾案的人。一个公然提出满蒙分离政策、制造济南事件的凶手，镇压日共等左翼团体的“三一五事件”的元凶。然而平野力三毕竟可能比较“气魄宏大”，对于这种资产阶级刽子手的资金坦然受之了。除此之外，当时平野力三还与大将宇垣一成来往甚密。据学者分析，这是因为宇垣一成出于对康米主义革命的恐惧，想要阻碍工农的联合。当然，恐怕平野力三知道这一点也会选择继续合作，因为他与宇垣一成至少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坚决反贡。
在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下自许“反贡主义、现实主义”的他，1920年代的意识形态(“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为何物。身为早稻田大学高材生的他，在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加入了这一时期，日本左翼大学生投身社会运动、充当工农运动“指导者”的潮流。当时投身农民运动的不只有康米主义者，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等等。而平野在早稻田大学时就认为：“比起学习理论之类的，佃农们只要缴纳佃农租金不就活不下去吗？也就是从人道的社会主义出发的同情之心，这就是我基本的立场了”；“佃农地租减额的运动……(是)与思想上的运动的(那种)程度基本无缘的”。而纵观他的一生，也确实基本只以“改善农民生活”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不感冒。除此之外，他甚至还主张：“但是我们，在应当要更加重视农民实际利益之际，也想要一边唱着君之代、一边振兴日之丸，这就是我的想法”。如此赤裸裸地表达自己对“帝国天皇制国体”这种半封建制度的热衷，这在战前左翼中也是罕见的。
1926年时，他创立了被公称为“无产政党诸党中最右”的日本农民党。该党的纲领五条中除了“社会正义的实现”、“议会制度的改革”外，“日本国体的振兴”、“产业国策的确立”、“农村文化的树立”也赫然在列。纲领中就写着“振起我们纯洁的国本，谋图日本民族的繁荣与日本文化的发达”；“我们立足于日本特殊国情的现实，谋图产业的振兴、分配的公平，从而为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提高付出力量。”；“我们否定以都市为中心的、不健全的文明”。无怪乎缝合民族主义与农业改良主义的该党有“最右派”的名头了。《日本农民党的运动指导方针》一书乃至认为，佃农的地租本质上与交给大名的贡纳是一样的，是地主用来以备凶年之需、图谋农村经济的振兴的。当今之所以要与地主斗争，是因为地主没有把这份租税拿去做实事，而是去供自己的奢侈生活。因此，佃农取回自己租税的目的，就是承担地主放弃了的“乡村振兴”这一社会责任。“农民运动的目的，并不始终是‘直译左翼’说的一样，局限于对地主的榨取的反抗，而必须更进一步，导入到农村振兴的建设计划中来。”可能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爱农”、“干实事”的自己与日共等极左势力的不同之处吧。1929年7月时，平野又认为为了应对统治阶级的进攻，就要将自身的合法性运用到底——也就是合法斗争。“看看绝对拒绝利用合法性的极左派的斗争吧！虽称为‘地下建造’等等，实际上不就是全然手足都无法伸展吗？”(《大众党的分裂与我们的斗争方向》）。
此外，以他为中心、1928年7月结成的「全日本农民组合」，不但主张“反贡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三反主义，还认为农会的当下任务应当是与都市资本的掠夺作斗争，而非与地主等势力的斗争。而被日共指责为“破坏工农联合”的，也正是无产政党诸党中，唯一专注于农民、对工人阶级近乎无感的日本农民党。
不管如何，1929年被开除出大众党的他，正在面临窘迫的处境。此前他作为日本农民组合山梨县连主事，1926年退出全面倒向日共的日本农民组合，自己成立了全日本组合同盟。然而，他在辞去大众党书记长一职后，因为牵连入恐吓事件而被地方刑务所收押。在狱中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一生中的最低点之一，大概只有十几年后被GHQ“公职追放”可以相比。①
在这段他被关押的时间内，以他为中心的山梨县农民运动几乎趋于瓦解。即便如此，“平野派”的势力还是保持了下来，这一批农民运动的干部成为他坚实的支持基础。据《日本社会运动通信》报道，在他在狱中时，“以山梨为首，岐阜、富山的各地依然有五百乃至一千名组合员”形成了“右翼阵营”，并在山梨县八月的“町村议战”中，取得了远远高于日本大众党的选举成绩。这些日本农民运动的“右翼阵营”，就是平野力三赖以运动的核心。1929年12月13日他被保释出狱后，于12月15日出席山梨农民劳动党成立大会，会上号称“出席者(一)千二百余名”，可谓不丧其气势。跟不少战前左翼活动家一样，从学生投身运动的平野力三，从1920年代早期以来就成为了山梨县农民运动的中心组织人物，以此在地方颇是培养了自己的一方势力。以他的核心的这方势力，先后在“全日本农民组合同盟”(1926年)、“日农刷新同盟”、“全日本农民组合”(1928-1931年)、“日本农民组合”(1931-1940年)的旗帜下集合过。
在这种情况下，他代表全日本农民组合在山梨县参选了1930年2月众议院议员选举。遗憾的是，在立宪政友会、立宪民政党这两个大型资产阶级政党夹击下，他落选了。不久，他的农会势力、社会民众党的农会势力“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合并，在1931年1月又成立了「日本农民组合」①。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快速抬头，此时(1931年12月)，日本农民组合山梨县连大会被指“旗帜鲜明地高扬国家社会主义”。不必说，这其中恐怕少不了平野力三的笔墨。1932年4月赤松派从社会民众党中分裂出来时，从「日本农民组合」中带走了自己的农会势力，「日本农民组合」因此只剩下平野派一家独大。因此，日本农民组合在确立了平野力三担任总事、会计的新本部后，取消对社会民众党的支持，并发表了“向国家社会主义新党的树立迈进”的声明。毫无疑问，像赤松克麿这些日本左翼阵营中的“右派大员”一样，平野力三也在1931年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转向了“国家社会主义”。至于为什么这群人要转向，可以详见之前的拙作：https://zhuanlan.zhihu.com/p/463832632。
至此，平野力三不是与大多数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样，进入了大统一的「社会大众党」，而是走自己的路，进入了民间法西斯主义的阵营中去。这一时期的平野，被时人评价为“无产运动中迷路的孩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大抵也是秉持“反贡主义”、民族传统主义色彩较浓的他，必定进入的道路。带着自己麾下的农民与农会，义无反顾地投身而入法西斯主义运动之中，也算是对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全面胜利“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跟几年后的麻生久等人一样，倾力蒙骗工农加入统治阶级的对内专制、对外争霸的战车，他们无愧为转向的功臣。
1933年，平野力三参与组建了「皇道会」，并担任了常任干事。这是一个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体现“在乡军人团体”与农民联合的政党。对这一政党，平野也有着自己的评价：“皇道会是因直面这一时局、立足于皇道精神的，国家改造的使命而生的。”其纲领则是“以通过皇道政治的贯彻，发挥金瓯无缺之我国体之精华为主旨”。关于皇道会具体的政策，平野也列出了五条：「1，期望通过打破既成政党的积弊，确立公正廉明之政治」、「2，期望改革、废除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实现国家统制经济」、「3，期望谋求国民道德的振兴，从而肃正纲纪」、「4，期望充实军备，从而完备国防」，「5.期望谋求国际正义的贯彻，世界资源的平衡」。国内在经济上要建立统制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在政治上要扫清政坛腐败、建立皇道政治，国外则要“实现国际公平正义”，这大抵就是日本1930年代民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中心。
1933年6月，平野派控制的「日本农民组合」发表了题为“在皇道会旗帜下，展开农民解放的一大运动”的声明。1933年7月，日农山梨县连又正式决定支持皇道会。③1934年3月的日本农民组合全国大会上，将自身纲领修改为“皇道政治的贯彻”，并选出了会长平野力三、主事兼组织部长北山亥四三、政治部长稻富稜人、争议部长小野永雄、宣传部长松泽一等人。其中，稻富稜人、小野永雄二人在1935年分别当选为山梨县议员、福冈县议员。
平野力三为何会想到与军人合作开展法西斯主义运动呢？这就要归结到当时日本左翼眼中的“改革派军人”了，不少中下层军官见到农村的贫困化，是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来改良社会的。松泽一则如此回忆“五一五事件”之前的社会氛围：“军人在此时此刻，说‘即使是地主，也必须使其屈服，(要)从东京到本县与地主谈判……”、“军人的意见是地主是没有国家观念的，因此说‘必须做些什么’……”。虽然如此，在北一辉的计划「折戟沉沙」以后，旧日本帝国基本没有任何势力，进行过任何试图改良农民生活的尝试。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掷下豪言壮语的青年军官们痛恨的“米国”——反而是米国占领军的GHQ下发了土地改革的指令，这大抵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也是肯定的，旧日本帝国的青年军人本来也算是统治阶级的边缘，本质上与统治阶级——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是蛇鼠一窝的，指望跟原汁原味的他们一同发起革命恐怕只是痴人呓语。军人？长期植根农村、比他们有多的多资格说自己关心农民的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不但否定通过军部实现所谓“革命”的行为，还一针见血地此后指出“国家总动员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行为，本人也反对天皇至上主义。一个农本主义者比平野力三乃至于社会大众党里的“社会主义者”衮衮诸公还要明白法西斯的本质，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在1936年，日本举行了第十九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参选这次选举的平野力三，在《皇道会与农业政策》(《农政研究》15卷4号，1936年4月)中提及了自己的选举公约。“我国的农民阶级……直视不甚(他们)被惠及的、其生活的状态，以及困于社会底层的现状的时候，为了正义、为了人道，农民解放的信念即使是1天也不曾离去”；“之所以一定要得到当选的光荣，是因为想要将农民运动的体验，深刻地反映到国会议场之中的热情燃烧的缘故”；“将自己的孩子已经处于濒死的状态，却不能求得一服之药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之事，痛烈地在国民面前倾诉的农民的代表，就终于没有吗？”这是平野力三的言语。可以看出，他对旧日本帝国苦痛不堪的农民阶级的理解也是相当深入的。对此，他就提出了四大农业政策：佃作法的制定、耕作权的确立、佃农地租的合理化、米谷的国家管理，以及林林总总14个项目。农业改良政策虽好，即便当选，一个人微言轻的国会议员又能如何推进呢？他个人摆出一副为农民死斗的样子，却把佃农发展到(皇道会)法西斯组织里面去，很难不绷得住。
在1936年众议院选举中当选后，他开始提倡“通过制定佃作法，实现佃农土地国有化”。他主张的佃农土地国有化计划，就是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并发行土地证券。地主会得到证券的利息，而农民则转而向政府交付地租，在这个时候对地租“进行彻底的、合理的改正”(减租减息等)。他认为这一计划，既兼顾了地主、农民的双方利益，又使得佃农得以实现对国有土地的长期耕作，基本达到了他心中的要求。这个构想，这后来米军的土地改革也有类似之处——这也难怪，毕竟他也有参与土地改革的方案制定。
在国会中，他为了佃作法的制定、佃农土地的国有化，以极其委婉的语气对农林大臣进行了质询。对此，时任农林大臣的岛田俊雄回复以“深重的研究”、“需要你们的协赞”等一堆空话，基本避实就虚，打了个哈哈就算过去了。1937年的第二十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代表皇道会的平野又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到此，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他即使成功地实现了个人选举上的跃进——以及自己政治阵营上的“华丽转身”，却没有依然没有改善他念兹在兹的农民生活半分。
时间点很快就来到了1940年。1940年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大获全胜、以近卫文麿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日本国内全面建立起囊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新体制”的年代。最后还算得上保留了自己节操的无产政党、左翼工会、左翼农会、左翼学者都已经相继于1935-1937年间被法西斯主义狂潮橄榄，剩下的“左翼势力”基本都“社民失格”，完成了与法西斯势力的合流与共存。尽管如此，平野力三跟不少人一样，还是要在法西斯主义的“左翼框架”下，努力地为自己抠出一些社会改良的空间。
1940年，社会大众党、东方会、皇道会这三个左翼法西斯团体中的“农民运动家”，一同建立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而平野力三作为这一组织运营的中心，担任主事兼会计一职。这一组织的活动中心，就是他们所提出的、以“农田国家管理”、“佃农土地国有化”、“创造家产制自耕农”为三大支柱的「农地国家管理法案」。
至于平野力三自己的构想呢？经过十年的转向，他的“在军国主义专制下继续农业改良”的理念也基本成熟了。他继1940年提出农业改革是将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后，1943年1月发表了大作《日本农业政策与农地问题》。在继续鼓吹“作为自耕农化手段的佃农土地国有化”的同时，他也介绍了纳粹的“世袭农场制”与日本的“超集约的农业经营”(精耕细作)与“水田家族耕作的农业经营”。“现在就直面非常的困难局面，一方面突破这一时局，另一方面在使作为皇国悠久发展基石的皇国农村，归于合适于皇国的气候风土，与国情的农村体制——也就是皇国的本然之体制这一点上，就不得不说应当断然实行农村的改革。也就是说，使得全体农户成为合适规模的家产制自耕农，这必须是农村改革的重大使命。”好一个田园牧歌的小农经济！这种不得不说是前现代的构想，可以与当时日本学界“现代的超克”相媲美了。
同时，在1936、1937、1942年三次众议院选举中连选连任的平野力三，对于自己的国会议员身份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在议会新闻社刊的《翼赞议员铭鉴》中，就有着平野的《代议士观》。“议员是代表国民与国民的意志，常在国民的心中，(并)应当真正地为国家大事挺身而出的人。”；“战时议员的任务是极为重大的。在对于坚定的国策，要对政府极力鞭挞、支持，丝毫不误国家的大计的同时，也要为了经常通过下意上通，不使政府与国民间产生隔阂，不使得真正一亿一心、举国一致的体制产生间隙，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我相信这就是议员的任务。像以往一样，只是利用时局、追随权力，不能陈述自己的真实的人，不如说应当被唾弃。”看来平野力三对法西斯主义者提倡、传说中在战时下全民扭成一股绳，上意下通、下意上达的举国体制——“举国一致”，理解是十分充分。只可惜这个时候，平野君似乎有点忘记了七年前自己“为了真实反映农民的意见，必须进入议会”的口号了。
那么，平野等人打算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呢？答案是：主要靠成立组织与劝服、游说的方式。农地制度改革同盟里面的干部，除了平野力三自己以外，还有须永好、三宅正一、田原春次等战前知名的农民运动家。他们再加上中村高一、沼田政治、横山健吉、恒次东洋等人在1940年8月、10月商讨了不短时间，就是通过了要把同盟扩大为在城市、农村设立支部的组织的决定，其他基本没有进展。然而警觉如虎的军警宪特机关早就察觉到这个组织的一举一动。④
1940年10月，警视厅以“不符合新体制运动”为由，禁止了「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制作的海报的发行。宣传海报上写着的是什么呢？「米谷的增产优先于土地的安定」、「农村新体制优先于农地制度的改革」，再加上这个组织的一贯主张：佃农土地国有化、佃作产粮的国家管理、耕作权的确立。这也是当然，由上而下的强制性阶级调和体制就要建立了，自然不允许对抗性的社会运动扰乱大局。1940年10月30日，警视厅劳动课把三宅正一、平野力三、川俣清音四个人叫去喝茶。在这期间，平野正面回答了他的认识：“本同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主张土地制度根本的改革，首先……向议会提出农地国家管理法案，让政府为之努力，本同盟可以说是这个任务的期成促进同盟”。平野同时提出：“因为新体制采纳本同盟主张时，本同盟就不存在必要性了，那个时候我想就是解散的时候，更不用说那时帝国农会、产业工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然而，平野力三最“露骨”的还是这一句话：“虽然今天的农民已经在不断协力于非常时期的国策，但是为了求得更深一层的协力，我认为使得农民有一个盼头的事情是绝对有必要的”。平野力三说出这句话时，无愧为统治阶级的赤胆忠心的臣子。他把话都挑明了，为了挑动农民服务于军国主义战争的积极性，怎么能不让自己改良，为这台军国主义机器增加“润滑剂”呢？虽然如此，军警宪特机关并不理解他的煞费苦心，而是继续监视着这个同盟的一举一动。
根据特高的记录，这件被传唤的事情直接激化了支持解散同盟的三宅正一、三轮寿壮等人，与支持保留同盟的平野力三等人的矛盾。在1940年12月18日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第二次大会上，三宅正一、三轮寿壮、杉山元治郎三人缺席。这次大会过后，副会长三宅正一辞职，而平野力三则成为了这个同盟内最为有力的指导者。
1941年7月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全国代表者会议」上，采纳了“……发挥高度国防长期综合国力的政策断然不能一时糊涂，而应当涉及作为真正粮食增产的根基——土地问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期待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的断然立即实行，实现向恒久的粮食增产迈进。”的决议。为了军国主义战争，必须粮食增产，必须土地改革……可惜统治阶级自己家里也有土地。
1941年10月22日，平野作为同盟代表的一员，参与了与井野农林大臣的恳谈会。对于平野的要求，出人预料的是，井野大臣回答说：“我们考虑到土地制度改革，在其目标上，与您虽有着全然的共感，现在直接施行有着种种的困难。”此后，他不但以“世袭农场”的方法，事实上赞同了同盟“创造家产制自耕农”的主张，还说“我想是看时机(成熟)就实施的程度”。这之后，在1941年11月井野就在议会提出了世袭农场法案，这让「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好一阵兴奋，他们觉得自己的“农地国家管理法案”也可以通过，于是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本同盟主张的农地国家管理法案……不再单单是终于文书与言语，而是明天的实现就成为必要的事物。”平野力三更是说，要以「决死的觉悟」，在第七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一法案。
遗憾的是，统治阶级没有给他们这个时间。就他们试图推动土地国有化的问题，统治阶级一直疑心重重。就像社会大众党即使至迟在1937年就向法西斯主义运动全面投降，不少统治阶级依然怀疑他们是赤色分子，乃至发生了党首安部矶雄因此被人刺杀的事件一样，平野力三其实也注意到了社会上怀疑他们的农村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氛围。他自己在1941年10月29日的座谈会上指出：“因为在议会的空气，是把全部国有论看作社会主义，暂且只推进佃农土地的国有化论。”虽然作出了让步，帝国政府终究还是无法容忍这个鼓吹土地制度改良的组织。
1942年3月17日，「农地制度改革同盟」被迫解散。其依据的法律，是1941年12月19日公布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这部法律规定，即使是现存的结社也有申请许可的义务。《特高月报》最终判定，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是一个“典型的佃农组织”。“搭着伴随统制经济运行的时局的便车，作为企图实现其多年主张——土地制度改革的佃农组合，以变革作为我国农业机构的根本的土地制度，谋求直接生产者的福利为目的，为了……农地国家管理法案的作成与其在议会的通过，从而议会势力的扩大成为必须条件，势必会要策动……在地方议会、土地委员会等公的机关获得多数的佃农代表……”看来，特高看的很明白。这个平野为之呕心沥血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无非是他打着“协助军国主义体制”的旗帜，谋图继续自己的社会改良事业。
受到解散命令书的，是干部三人平野力三、野沟胜、须永好。须永好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时刻。“农地同盟被结社禁止了。据说理由是：①是社会主义的结社；②是阶级的政治思想结社；③是斗争团体；④从当下我国国情看，是维持治安上的障碍。”可怜「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的诸君们栖身于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下那么久，还是被统治阶级的卫士一脚踢开了。须永好记载说：“(我们)没有抱怨，也没有争辩。微笑着接过了命令书，与野沟、平野君等说着话回去了。微微吹来了暖暖的晚风。”就在1942年翼赞选举即将进行的前夕，这一组织遭到解散，从而使得《农地国家管理法案》胎死腹中。
从这个时候开始，即使平野在194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再次当选，他除了参与交友会、在众议院的小问题上偶尔与军国主义主流作对(赤尾敏「不当发言问题」)、出书以外，没能干其他事情。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平野力三才与后来成为首相的东久迩亲王发生了关于土地方面的交谈。也就是说，在战败前，平野力三再也未能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土地改革中来。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农民运动家的须永好，长子作为陆军航空曹长死于基地事故。河上丈太郎、平野力三、中村高一这些战前大名鼎鼎的社会运动家都来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平野力三又变得活跃起来，参与了日本社会党的组建，在其中历任常任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2月还成立了全国农民组合。在片山内阁中，他担任农林大臣，却因与西尾末广的对立遭遇罢免。在1948年2月，他又因为自己在「皇道会」的履历，被GHQ公职追放。不满的平野派拒绝协力片山内阁，2月17日离党组成了「社会革新党」。1950年他重回政界，1952年与右派社会党合流，但却在「保全经济会事件」中卷入贪腐疑云，吃了自己交友过广而去“政治献金”的亏，被迫离开了右派社会党。此后，他在1955年参议院选举、1958年众议院选举、1967年众议院选举中相继落选，就这样淡出了政界。
在平野力三等为虎作伥的「左翼」分子的努力下，日本因农村矛盾十分突出而富有战斗性的战前农民组织，一变为鼓吹“勤劳奉仕”、协力农业报国运动，向农民宣传爱国心，要求他们为军事生产更多粮食的御用农会。在这种被背叛的情况下，日本的佃农斗争仍然一刻也没有停止，光是1941年日本全国就爆发了3308起佃农斗争，1942年又爆发了2756次佃农斗争。这些平民相比于一心为国体大局着想的平野力三、麻生久等人相比，可谓大局观与爱国心俱无了。在法西斯分子所谓能为底层带来更多利益的统制经济的另一边，工人也忍受着漫长而苦痛的工作。
因为旧日本帝国的长期高压体制，如果选择像经典理论一样，大胆地发动工农、开展斗争乃至于暴力革命，极有可能遭遇帝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严酷镇压，结果“欲改良而不可得”。很多看到这一点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干脆选择了“合法斗争”的道路，视激进斗争为“放弃大众性、公开性”的行为，嘲笑他们是“秘密集会与秘密派发出版物的拜物狂”。然而，由于法西斯主义化，旧日本帝国的“合法空间”是一步步缩小的，缩小到最后，法西斯密布于整个社会的管制体制已经不再留出“社会斗争”的空间。这个时候，不少社会主义者就暴露出了自己是彻底的改良主义者的本色，苦心孤诣地为法西斯与军国主义找出“左翼色彩”，一方面为自己的变节提供借口，另一方面也以此为自己的社会改良事业努力提供空间。然而，统治阶级最后也没有让“老鼠上桌”，他们被拒于最高权力决策机构之外，就连改良也基本无能为力。
用平野力三自己在20年代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吧:“在应该要更加重视农民实际利益的方面之际，也要一边唱着君之代，一边振兴日之丸。”君之代是君主的，日之丸是大地主与大资本家的，而工农是一无所有。
①当时麻生久与平野力三一起被卷入受贿丑闻中，结果党内占多数的日劳系弃卒保车，保麻(生)弃平(野)，将批判的焦点聚焦在平野身上，顺手踢走了批判两人的劳农派，这样日本农民党系、劳农派势力都被清除出日本大众党。这之后，日本大众党乃至被人评价为“日本劳农党的复活”。
②1920年成立的“日本农民组合”是1920年代前期全日本最大的统一农会，经历1926年两次分裂后完全落入亲日共势力之手。1928年镇压日共以及其附属组织的“三一五事件”之后，受到打击的“日本农民组合”选择与中间派的“全日本农民组合”合流，成立全国农民组合。
③众所周知，日本战前、战后的左翼政党都非常依赖工会、农会等社会团体的支持，可以说“无组合不成其党”。有了社会团体的支持，一个左翼政党才得以进行选举等政治活动。
④特高、警视厅等治安机关、俗称的“军警宪特”机关，对战前乃至战时左翼组织的动向基本一清二楚。对于坚持合法斗争的，他们会直接派人旁听；对于坚持暴力革命的如日共，他们会打入间谍内线。因此，这些机关储存了相当多的左翼资料，甚至很多时候在某某次大会上的发言，记录能保留下来都靠这些机关的“煞费苦心”——《特高月报》也是不少人研究战前日本左翼的一大史料。
参考资料：
「平野力三の戦前・戦後(上)ーー農民運動「右派」指導者の軌跡」(横関至)
「日本農民党の運動指針」(高橋亀吉)
Wikipedia有关「平野力三」「権藤成卿」的词条
「社会民衆党の精神」(中村勝範)
「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全日本農民組合の解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