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众党在1930年代，由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已经是一个周知的事实。但是这其中右转的时间，事实上并不能算得上很久：从社会大众党成立的1932年7月，到1934年社会大众党大举法西斯化开始的标志性事件——陆军小册子事件发生，中间不过两年。这种法西斯化，并不是晴天霹雳的突然转变，而更像是一种渐变而突然浮出水面的结果。这种浮出，则可以追究到社会大众党成立之前，乃至更久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上来；其法西斯化的思想准备，则可以集中放在1931-1934年来考察。
要想考察社会大众党的右转准备，首先要从有“最后的反战左翼政党”美称的全国劳农大众党(1931年-1932年）说起。作为左(新劳农党）、中(全国大众党)、右(部分社会民众党成员)三党合并的产物，全国劳农大众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内外的困境：在内，早在合并大会之前，当新劳农党的代议员听到麻生久要就任新党的书记长时，他们骂声顿起，乃至愤而离席；合并大会当天，作为合并的三党之一——新劳农党的党首大山郁夫都不曾露面。在外，在合并大会召开前，警视厅特别关照，训令删除了商议好的，新党的纲领、政策等中若干内容，比如：
纲领第二条中“我党期待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的改革，解放无产阶级”，删去“根本的”；
政策中“废除贵族院，废除戒严令以及紧急敕令，废除参谋本部与海军司令部，废除宪兵制度、军法会议”被删去；
核心口号中，“土地给农民”、“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军备”、“解放殖民地民族”、“打倒资本家地主政府”、“建设没有压榨的社会”遭到删除。
以上作为一个例子，大概足以说明在当时，左翼政党的活动是多么举步维艰。后来，该党也在谈到选举时，承认“在现实的战争面前的(反战斗争），是在反动的气氛中战斗得最为艰难的口号。”对于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活动而言，会议有警官临席“旁听”、演说大会遭到中止，更是家常便饭。
从这里，引发出社会大众党右转思想准备的第一大点：对法西斯认识的失误。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1931年10月30日全国劳农大众党发表了一份《对中出兵反对斗争方针书》。内容中一方面指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是“达到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以军阀的、单独的武力行动为发端的战争”。这些判断，是很深刻的。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十分耐人寻味的内容：
“自不必说，因为法西斯的经济基础是一部分产业资本与中间层阶级，中间阶级就成为了他们的基本的经济基础，而在世界经济的风暴之中，随着金融资本垄断的强化，阶级分化激化，中间阶级逐步急速地没落起来。也就是在此处让人见到了作为法西斯基础的客观情形的发展。因此，陆军的法西斯势力是为了满蒙的中间阶级层而奋起的，……陆军外部的法西斯势力，是为了想要确立国内中间阶级层的支配，而作为大众政党的敌人奋起的。”
这里的“中间阶级层”，可以大致理解为“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然而，把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只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固然从阶级的经济基础上有其正确性，却无视了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已经越来越变为其国内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在经济危机前稳固自身统治的工具的一面。同样，他们在分析时，也忽视了军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封建势力在社会与政治上最坚实的堡垒这一点。这种对法西斯势力危险性的不察觉，为其后来面对法西斯主义一系列荒谬的举动，埋下了深远的伏笔。甚至这里引发出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如果说按照经典理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以联合“分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那么现在分析得出，军部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可以联合同样不满现状的军部？这个论题固然荒谬，在当时对法西斯的认识不能彻底化的情况下，却或许存在一定的欺骗性。
这份方针书的做成过程更加耐人寻味。方针书现在被认定为是河野密起草、浅沼稻次郎与铃木茂三郎加以修正的。河野密的草案中写道“满蒙问题”、铃木则修改为“满蒙战争”；河野写道“满蒙的特殊权益”、“我国在满蒙之筑起的权益”、“满蒙是宛然之我之半殖民地”，铃木则改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在满蒙筑起的权益”、“满蒙是日本资产阶级纯然之殖民地”，个中身为日劳系的河野密与身为劳农派的铃木茂三郎，一个相对而言而倾向于面对现状含糊其辞，一个坚持阶级的立场，两种不同的派别特征隐约有所浮现。日劳系，就是出身自日本劳农党的一批左翼人士。对于日本劳农党（简称日劳党），法政大学的学者增岛宏有过很犀利的评价：“日劳党……其指导部的大部分，足是根本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可以大致地说，即使在日本劳农党合并入他党以后，日劳系这一集团的大部分成员的内在，依然存在某种意义上“本质机会主义”的面目；结果也可以推测出，这为他们后来1930年代较为轻易地顺从于法西斯主义势力创造了一定条件。这大概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右转精神准备”。这里可以顺便指出，劳农派就是一些拥护“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们，他们同日劳系一起，随着全国大众党的合并而进入全国劳农大众党。他们因为曾单独组建无产大众党，也被称为旧无产大众党系。除劳农派外，坚持“党内左翼”立场的还有合并而进入的旧社会民众党系与旧劳农党系、以及因为左翼政党与作为支持组织的农民组合而入党的全农（全国农民组合）本部派左翼。除中间派的日劳系、左派的四派外，党内还有一些后来受九一八事变以及左翼内部国家社会主义势力膨大的冲击，选择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新党”的极右派。
（这里提一句，日本大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与法西斯势力的勾结早已有之。军部的“机密费”、政界与财界的赞助大把大把地流向民间与军部的法西斯分子。政界的包括久原房之助、安达谦藏，财界的包括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小财阀所谓用于收买情报的“情报费”、“预备费”，光三井财阀的情报费，就能一个月进账十五万日元。陆军法西斯分子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九一八事变等法西斯阴谋中，都有着军界、政界、财界的大额资金流入。可见甚至在法西斯分子还尚未完全夺权之时，统治阶级已经在较为积极地招揽他们作为自己的新统治工具。）
在上文所述思想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由劳农派主导下作成的《昭和七年运动方针》的实质的改变，（日劳系的）田所辉明起草了《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1932年3月全国劳农大众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具体而言，包括「党運動方針の具体化に関する件(党運動方針解釈の確定統一と若干の発展的補遺)」、「党運動方針の具体化案注釈書」等文书）。其中的《方针书具体化案》，在（4）“法西斯的粉碎”的部分下，写着以下文字：
“（イ）法西斯的主体是，为了实现金融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的统制之政治形态。
（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中必然为前者所吸收，成为国民法西斯或社会法西斯。
（ハ）从而打倒法西斯的道路，唯一在于与无产阶级化、反资本主义化的中间层的联合的方向——依靠与康米党的对立、（对）国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击破、（对）教条主义的清算，来具体地与中间阶层结合。”
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国民社会主义，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给自己的命名。这份理论单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个中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被法西斯主义吸收的批判，也是恰如其分的（例子如革新党）。然而讽刺的是，日本法西斯高喊的一大口号正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法西斯化正是“中间阶层”的“反资本主义化”的动向。在旧日帝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没有办法去使广大小资产阶级变为社会主义的拥簇，来实现“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以及在当时，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相对而言最突出、有力的代表力量，与法西斯主义大多关系不浅的情况下，这份理论最终只是把“联合小资产阶级”偷换为“联合法西斯势力”，为以后社会大众党吸纳一部分意识形态明显法西斯化的小市民，以及与“反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即军部法西斯势力合作，不幸地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已。这些联合的中产阶级，身份恐怕正是“小市民、军人、官公吏（公务员）、教师、学生、工薪族”（语出社会大众党大阪府连）。后来学者小泉洋的论文中即指出，社会大众党吸纳的中产阶级，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习惯也死守着传统的道德”、有着即使再穷困也想要交税的“忠君爱国的感受”，目的旨在“巩固社会秩序、促使国家安泰”。内容中还有一点，就是反对教条主义——从后来来看，这一点较大程度上沦为右翼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借口。难怪学者增岛宏评价这份以左翼的言辞精心装点的新方针书，是在“解释的确定统一”的一边，“极为巧妙地抱有使党滑入支持军部（法西斯）的方向意图。”这种团结一切力量的思想，还可以追溯到在社会运动界影响颇广的山川主义，即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思想。他早在1924年就提出要团结“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反对势力”的“一切要素”，甚至还考虑到未来为了招揽小资产阶级，可以在无产政党的纲领中加入考虑小资产阶级的利害的内容。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不良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份文件的苗头，早在1931年12月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党大会上就初现了：铃木茂三郎记录下了作为这份文件起草者——田所辉明的发言：“现在帝国宾馆的沙龙里也有社会主义的存在，这是不可看漏的。少壮军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小资产社会主义者，有协力他们的应该。”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没看出来——党内左派如铃木茂三郎、加藤勘十、黑田寿男、吉川守邦等人，与全国农民组合就因这份《具体化案》产生了强烈的反扑，因此党的干部们被迫暂时扣住了这份文件，转而开始谋求与社会民众党的合并（这一点下面谈）。铃木茂三郎就在自传中回忆说，他认为这些文书的中心，就是要根本地颠覆昭和七年运动方针、颠覆对法西斯势力与对中出兵问题的斗争方针。
不久，麻生久在《改造》上发表了《政治の影を追ふた総選挙》一文，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依照坊间所流传的，据说此势力抨击资产阶级政党，也在抨击XXXXXX的点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据说对满蒙的问题，也是排斥像从来一样XXXXXXXX财阀经营，是宁可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XX新国家的。……
此势力以是几何确乎的科学的信念，倾向XX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属于不明之事。如果此势力如同所流传的一样，真正是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话，大概就不能说以此势力为目标是反动的了。”
这份写作于1932年3月5日的论文，已经可以说“对军部的革新表示出很大的期待”。这里的“此势力”，大概率指的就是法西斯分子。1931年底-1932年初，可以说是一个麻生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他对于军部的看法除了是“反政党政治”、“对外的最强硬派”、“封建的国家主义”以外，还逐渐对军部有了暗暗的“反资本主义”的期望。若此，麻生久已经对法西斯势力误判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到此，思想上与军部的合作已经基本不成问题，唯一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性”还不够。如果说自认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农派、本来就源出于左翼谱系的旧劳农党系等“党内左派”，还能坐得住的话，有“机会主义”之称的日劳系就坐不住了。全国劳农大众党内“法西斯化”的潜流暗涌，除了已经将其表面化的极右派外，就是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日劳系的动摇。从大众党乃至全国大众党而来的日劳系作为左翼政党中的中间派，每每能使得各派联合式的政党呈现出中间派自己的色彩，这次也不例外，日劳系的麻生久、田所辉明、三轮寿壮等人扮演的是全国劳农大众党“主流派”的角色。法西斯分子刺杀时任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当时，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书记长三轮寿壮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五月十五日的下层军人的恐怖行动的要因之一，在于榨取与颓废的财阀资本主义、收买选举与渎职贪污事件的金权政治。
对于这一我国的现状，虽与恐怖分子（注：指袭击首相的军人）一样抱有难以忍耐的愤懑，由于我们一切的政策都要保有大众性，其变革的方法与彼等不同，然而对于在懦弱盖世之时，抗击时流、这种革命的气魄与牺牲的精神，（我们）认为这是壮行。”
这里更进一步，从思想上暗中要联合法西斯，变为言语上明着同情法西斯分子了。
在这种思想中，麻生久、田所辉明、三轮寿壮等人开始谋求与社会民众党的合并。上文的《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谋求与社会民众党的合并。鉴于当时全国性的无产政党只剩下全国劳农大众党与社会民众党两家，他们作为主流派，在对“无产政党大统一”与恢复党势的热切愿望中，不顾地方组织左派的反对，强行决定与社会民众党合并。东京、大阪、京都、爱知、冈山、广岛等地都传来了反对与素称右派的社会民众党合并之声。眼见合并不可避免，中村高一、山花秀雄、山崎常吉等人离开了全国劳农大众党。1932年7月24日，两党正式合并，社会大众党成立。一个虽称社会运动的左翼，但是“主流派”法西斯化已经潜流暗涌的政党，与素称“议会主义”、“右派”的社会民众党合并，从一开始就为社会大众党埋下了阴影。
1932年12月8日，《昭和九年度一般工作协力方针书》被向党大会提出。由田所辉明、龟井贯一郎等人慎重地作成的这份文件，虽经修改后才被通过，原内容的一部分还是略显露骨的。“以往被限止于‘经济的不满’的中间国民层的不满被升高到‘政治的不满”、“巨大之中间国民层，（开始）反资本主义化而表现出来”、“血盟团事件以及五·一五事件等恐怖行动，就是最尖锐之政治的表现”、“（军部的）下层部（尉官级）……今后有了更多社会主义化的可能，而且批判五一五事件的经验，对大众运动逐渐频繁地加以参与的激进派，影响力在其内部逐渐扩大。这一派代表的观点就是五·一五军法会议上，三上上尉、伊东少尉的主张。”“现在我们有三个权力中心。财阀、军阀、官僚，以及在那里的无产大众。”、“向着时时刻刻不断反资本主义化的农村大众，三者开始了争夺战。”这种略显荒谬的主张，虽然最终遭到修改，但可以堂而皇之地端上社会大众党的党大会，已经可见其严重性。
在参与“五一五事件”的军官接受审判时，社会大众党的机关报《社会大众新闻》也发表了社评，主张：
“吾人同感于青年将校的牺牲的精神，深重地认识到作为这个时代的警钟的，行动的社会的价值。……想来青年将校……还没有到达以经济的批判为基本的社会认识……因此，在其救国济民（之念）燃烧时，诉诸于恐怖主义之主观的手段。
青年将校在以，这种如同燃烧着一样的牺牲的精神，做到科学的社会批判时，相信彼等大概必然会作为我等阵营之同志，在同一伍列中奋起。相信这就是想要来到的形势，吾人也期望于这（一点）。”
他们大概觉得只要给法西斯分子带来“科学的批判精神”，带来点社会主义的理念，就可以使他们变成同志……这不就是后来麻生久一派将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三结合的理论尝试吗？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全国劳农大众党与社会民众党这两个社会大众党的前身政党都注重与小资产阶级与市民这些“中间阶层”团结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党积极地吸纳这些“中间阶层”入党也是理所应然了。然而这些人的政治素养是未必能保证的。比如社会大众党在大阪府的小市民党员庄健一就曾有过以下的发言：
「マルクスとレーニンだけで、日本を革進しやうとする、民族無視の公式論から脱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左翼闘士の所謂転向は官権の圧力による空言と見るは日本人の本質を知らない小児病者である。」——1935年6月『大阪都民新聞』
“必须从只有马克思与列宁（的词藻），（却）想要实现日本的革进的、无视民族的教条论中脱却。左翼斗士所谓转向是由于官权的压力的谎言，只不过是不知道日本人的本质的幼稚病者。”
被庄健一评价为“与社大党的市民部方针完全一致的”，同为小市民的中田政三，则有过以下的发言：
「……今より、皇道日本精神を鼓吹し、唱道し、而して遂にこれを以て文化に経済に軍備に全世界を風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即ち新興日本民族の天より与へられたる使命……」
ーー『大阪無産新聞』、1934年12月15日
十足皇道派的味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众党遭到部分新入党的、带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小市民，在思想上的“侵蚀”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最关键的转向依然发生在社会大众党的上层——党的干部之中。
1934年10月，陆军发表了一篇名为《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其内容其中一段，是“只有国民的一部分享有经济上的利益特别是不劳而获的所得、国民的大部分尝受着涂炭之苦，从而生出阶级的对立……是一般国策上，当然也是国防上的见解不能忽视之事”。这本小册子的发行，以及其后引发的骚动，史称“陆军小册子事件”。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下层军官的盲动，而是经过了时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许可的、代表了军队高层的统制派的经济观点。然而这种“左翼”的言语，却迎来了成为社会大众党书记长的麻生久的激赞。他写到：
「今回の軍部の改革的態度は五・一五事件当時の如き軍の一部と所謂愛国団体の一部との通謀的非合理性のものでなくして、飽くまで合法性のものである。更に今回の軍部の改革的態度は前回の如く非民衆的な独裁的態度でなくして、先づ軍部の政策を天下に訴えて、民衆の改革的政治勢力の結成を促し、この勢力を援助して目的を貫徹せんとする民主的態度である。前回の改革意見が非科学的であって等しく資本主義に反対するも、その根拠は単なる道義的精神的批判の上に立脚せるものに過ぎなかったに対し、今日それは科学的態度に発展し、率直に資本主義的機構を変革して社会国家的ならしむ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の点が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の最重要点であって、資本主義的諸勢力が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に依って深刻なる衝撃を受けた所以である。我々は満州事変、五・一五事件以来、当時のファッショ的反動勢力と戦いつつも、日本の国情より観察し日本の軍隊の本質より推して、ファッショの不可能を確信し、同時に日本の軍隊がその本質に沿ってやがて今回のパンフレットに盛られた思想にまで発展し来るべきを確信したのであった。而して我等の見通しは誤らなかった。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の中には資本主義治下においえる民衆を生活苦の中に追い落す軍事予算が決して国防を完うする所以に非ざる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更に我等が一切の誤解のうち死を賭して反対を戦い来った、全無産階級の犠牲として其結果を自己の中に奪い去る資本主義的戦争が決して真の民族的発展に非ざる所以をも、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は明かに承認している。日本の国情に於ては資本主義打倒の社会改革に必然を激成して行く以外に道はない。而して今回のパンフレットは、公然としてその道を開いた。単に軍服を着せるが故にこれを恐るるは自由主義時代の虚妄である。背広が我々の味方ならば、ブルジョア政党財閥あまねく我等の味方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党員諸君はその開かれた道を正視し、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を仲介として研究会を開き、勇敢に在郷軍人会、青年団、産業組合の陣営に進出し、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の内容に沿って反資本主義勢力の拡大強化に努力して党の拡大強化を図るべし。その必然に開かれた道に対して勇敢に突進し得ざるものは、社会改革運動の落伍者である」
这里特意将这篇古今未有之奇文贴出来。好一个“将陆军的政策诉诸天下，促使民众的、改革的政治势力的结成，并援助这一势力”、“今日则发展为科学的态度，率直地主张变革资本主义的机构、社会国家化”、“资本主义的诸势力因为这本小册子受到了深刻的冲击”，好一个“从日本的国情观察，从日本的军队的本质推出，（而）确信法西斯（化）是不可能的”、“承认资本主义的战争不是民族的发展”、“单单因为身着军服就对之恐惧是自由主义时代的虚妄。”、要“沿着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努力于扩大、强化反资本主义的势力而图谋党的扩大与强化。”最后来一句：“对这条必然开辟的道路不勇敢地突进的人，是社会改革运动的落伍者。”这里因为陆军言语的“左翼性质”，从同情法西斯更进一步，已经彻底将法西斯势力理解为实现社会革新的力量（或者说进步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力量了。或者说，这里就是麻生久，乃至社会大众党法西斯化真正浮出水面的第一步，如果以前只是以“联合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化/反资本主义化”等字词隐藏起来的话，这里就直接表达对法西斯势力的赞美了。就在这一年，麻生久还说：「日本の国情に於ては、資本主義打倒の社会改革に於て、軍隊と無産階級との合理的結合を必然ならしめてゐる。目的を達するためには此必然を激成して行く以外に道はない。」
“在日本的国情中，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中，军队与无产阶级合理的结合成为了必然。为了达到目的，除了激成这种必然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同一时期，社会大众党的重要干部龟井贯一郎也说：“国粹会与少壮军部的伙伴燃着国家改革的念头啊。今日比起入党这所谓的形式问题，是要与志向相同的人相握手，将资本机构的改革实际化啊。显摆口号与马克思主义……是没法使国民跃动的。不做实际的工作就不是政治了。”（刊登于《大阪无产新闻》，1934年10月15日）
1934年以来，以陆军小册子事件为契机，社会大众党内，以麻生久为中心的日劳系许多成员，将自己的法西斯化思想明面化了。日劳系作为社会大众党三派之一，他们的法西斯化，导致社会大众党的思想距离直接法西斯化只有一步之遥。对此特别有代表的是与麻生久同为日劳系的田所辉明。他也不谈阶级斗争了，将社会斗争简化“现状维持”与“现状打破”之间的斗争。他认为，在世界上，是英美为代表的现状维持势力与日本、德国（！）、意大利、中国、殖民地诸国的对抗；在国内，则是财阀、军阀、官僚等现状维持势力与劳动者、农民、下层军人（！）、官吏等现状打破势力的对抗。“是现状打破还是现状维持。这一斗争正是……使世界与民族、社会与国家前进到更高高度的进步之母。”
他评价说，陆军小册子中贯通的原则，是“为了国防力的编成，不可不对榨取与盈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之……根本加以革新的斧钺”，而这本小册子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投下的一个炸弹。”从而是：
“回转着‘国防国策’的财阀、既成政党与军部的对立斗争正意味着资本主义政治支配的最大的动摇。……无产运动将军部先进分子的国策提倡，领受为‘反资本主义批判’……使革新气运急迫化，同时也切断军部有关本问题的退路，从而使之与财阀、既成政党的对立战争扩大、加剧到最大限度一事，必须成为现实政治的使命与方略。”
将资产阶级政党与军部的统治阶级内斗把握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最大动摇，“支配机构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分裂”，而将这种分裂扩大化就可以打倒他们，这又是一个严重误判。而这种误判，也许还是可以归咎到，他们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法西斯运动是要根本地强化日本地主资本家政府这一点。
在二战前，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着一个共识——日本社会存在其特殊性，或者说后进性，与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支持日共的讲座派也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在这种观点下，社会运动也有其特殊性了。而如前文所说一样，这种国情特殊论，使得让广大的中间阶层反资本主义化、并利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危机实现革命——这种思路，甚至是像麻生久所说一样，无产阶级联合军部实现的“革命”似乎也显得有其特殊的“合理性”了。
在1934年，社会大众党内除了积极推进法西斯的麻生久一派以外，还有社民系、劳农派，还有例如棚桥小虎这样较为沉默的党员。虽然与麻生同为日劳系，棚桥小虎此时正退出政界，隐居在淡路岛。日记中他对“陆军小册子”事件的感想，内容大致如下：
“（有关陆军）小册子的记述，是立足于这样的思想的：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发展与恣意，激发了全体无产阶级与之的对立，从而阶级的分化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要）除去这种流弊，（就要）在产业经济的发展，能有利于无产阶级福祉的增进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去）第一次构成二者（指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调和。大致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在军部强力推进的军部独裁若果实现，到底是要以什么为目标的话，不得不说将这本小册子囫囵吞枣（地理解）未免有些太过乐观了。”……
“但是反过来想想，反对这本小册子的话，转瞬间在军部的镇压下不费吹灰之力，组织（指社会大众党）就要重蹈日共、全协（注：激进左翼工会）的覆辙而云消雾散了。虽然可以像劳动总同盟一样发出《罢工独立宣言》、加上在大后方，提高生产力的运动方针，（以这种）不涉及、不触及（的态度），在合法存在的余地苟存下来；但如果看到，随着战争的进行，自由的最后余地也不会被允许存在的话，像麻生久那样第一时间支持军部的方针、军部不管去到哪里都与之同调，采取协力体制的同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利用它，采取一种伺机发展的对策，这种时代里、这大概也是一种不得不的方策。”
棚桥的这种感想，大概也能解释出这样一个事实：较为冷静的党员，他们出于对法西斯认识的不彻底、对军国主义的恐惧选择了一定程度的默认，结果人数并不占压倒性多数的麻生久一派可以将自己的法西斯化思想公然地加之于社会大众党。他们这种选择沉默的态度，与麻生久一派较为狂热的态度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大众党最终彻底右转的思想准备。
不管如何，到1934年为止，社会大众党的思想开始在明面上地法西斯化了。这其中还有较少提及的一点，就是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交友问题。日本社会主义者在二战前就交游广博，不仅是彼此之间，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还与青年军官、国家社会主义者之间也关系不浅。增岛宏就曾经指出，1931年时，社会民众党的赤松克麿、龟井贯一郎，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松谷与二郎、麻生久与田所辉明，能够通过与法西斯主义者大川周明的关系，联系着桥本大佐，桥本再联系上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九一八事件的始作俑者，从而提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种两党干部在颇早已经得知消息的情况，使得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的1931年9月18日当天下午，全国劳农大众党就在得知事态即将发生的情况下，召开了本部会议。其中不仅提出要发表反战声明书，设立反战特别委员会，还提出要在反动军官的秘密结社中发行机关报《兵火》而团结他们、乃至于加入反动军官的秘密结社去劝导他们。（这种团结法西斯主义军官的想法或许可以从这里看出早已有之）。
一方面，这也并非是一种好事。就拿社会大众党右转的核心人物麻生久做例子。1928年大众党的“清党事件”中，就暴露了长期为党的活动资金苦恼的、日劳系的核心人物麻生久收受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国家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日元的秘闻。事件中收买左翼政党领导人的意味十分浓烈，而麻生久本人的“无底线”的性格特征也可见一斑。这里有点偏题，所以先按下不谈。“清党事件”中还包含了一个“锦旗事件”。所谓锦旗事件，当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麻生久收受了高畠素之的五千日元。对此麻生久确实承认存在与高畠素之的交际，只是否认收受日元，然而如吉川守邦，就对高畠素之承认曾经“借”给麻生久日元并嘲讽了麻生一事有很仔细的指认。不管收受国家社会主义者日元是真是假，这件事对于后来而言，更为重要的，其是暴露出了麻生久与国家社会主义者密切的关系。麻生久对“锦旗事件”的《自述》中，还透露了他在1928年的当时，就大致意识到过“像日本一样特殊的国家中，立即开展革命运动的话，先与在天皇之下结集的封建势力联合，打倒资产阶级”这种俨然暗示着未来1930年代法西斯化道路的构想。虽然麻生久当时并没有光明正大地加以肯定，但是麻生久对此也没有明确地加以否定——其中的危险不言而喻。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这很大可能来自于麻生久个人与高畠素之、宇垣一成、有马赖宁等国家社会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不清不楚的联系。（①）
1931年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两次法西斯主义政变的阴谋策划集团、由法西斯军人组成的“樱会”，其中的部分将校就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发生过接触。在《关于所谓十月事件的手记》（通称《田中少佐的手记》）中，有一段如下的记载：
“樱会的激进派想要获得军部以外的同志，与社会民众党、大众党的干部屡屡会合，交换意见。结果是他们无产党明白了军部少壮将校的一般意向，认识到军部绝不是资本家的爪牙……”
这里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年后，社会大众党中，西村荣一认为“军部绝不可能与资本家阶级握手”。而这种危险的认识，无疑为社会主义者的法西斯化趋向又减轻了不少思想的约束。
这份田中少佐的手记中，还记载了一段法西斯主义者大川周明的构想：无产政党（主要是全国大众党）动员大约1万人，以此募集敢死队而参与其中。具体地说，是在劳动法案提上议程的那一天，无产政党大联合，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内阁弹劾大会，向议会四面八方地发动游行，趁军队以此保护议会时，趁机包围议会，让一位中将进入议会，逼迫内阁总辞职。虽然这一计划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但也足以看出法西斯主义者，与当时依然高唱社会主义口号的部分左翼人士关系之“亲密无间”。
接下来再看整体。
前文所提及的1932年全国劳农大众党《方针书具体化案》这样一份重要非常的文件，其草案的作成是由田所辉明负责的。然而田所辉明却声称，在文件做成时受到了“新潟的同志”的影响。这位“新潟的同志”是谁呢？对此，社会民众党/总同盟系的杂志《内外社会问题调查资料》中，有过以下一段文字：
“他（稻村隆一）从去年开始带着与杂志《日本社会主义》一派勾结，企图实现全国农民组合及大众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化的样子，从去年到今年初，首先隐秘地将自己的地盘新潟全部国家社会主义化，此后与党本部的田所辉明协作，让人见到他使党本部国家社会主义化的努力。其结果是，据说三宅正一、河野密、浅沼稻次郎等同党的中坚干部也在最近，向稻村、田所等国家社会主义派靠近了。”
这里不但揭示了“新潟的同志”就是稻村隆一这一事实，还可以看出某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的人传人”。
更重要的证据来自于稻村隆一自己在1938年离开社会大众党的《声明书》：
「仝じ運動方針書を全国労農大衆党提出した時、田所輝明君ほか少数は賛成して私を支持し、麻生久氏もその意見には賛成であるが、時期未だ早しと云った。」
这段话不仅承认了方针书（即《方针书具体化案》）的做成有着他的影子，还指出这份文件的支持者包括田所辉明与麻生久。他自己还在声明书中承认：“我计划全社会运动的国民主义的转换，实际上是从昭和六、七年以来的事。”这里的“国民主义”（②），在当时的语境下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向的形态，而昭和六、七年正是1931、1932年，与文件的作成时间一致。这份《具体化案》之中，正巧妙地隐藏着法西斯主义的影子。全国劳农大众党，作为一个在立党之初，在纲领中声称“代表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其他一切被压迫大众利益”的政党，其核心党干部中不少人不但公开或私下地与法西斯主义者过往甚密，还把这种法西斯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带到党内来了，也是一大奇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法西斯的警惕性之低下。
综上所述，日本社会主义者中对法西斯的批判、对法西斯危害性的认识恐怕都不够深入。如果在批判法西斯时，还抱着“陆军法西斯势力是满蒙中间阶层的代表”、“法西斯是要确立小资产阶级的统制”的想法，自然难以意识到法西斯作为稳固日本国内资产阶级统制的工具的危害性；如果只是批判帝国主义，那法西斯分子事实上也在开动宣传机器，将帝国主义包装成为“亚细亚主义”，以一种“提携东亚诸民族”，某种意义上具有“国际主义”的方式使之出现；如果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强制性的阶级调和，将以带有“改良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形式出现，那么他们也无法意识到其危害性；如果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法西斯的重要目的在于阶级调和，结果将起到压制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话，那么有些人甚至还会将这种阶级调和视作一种“进步的改革”。如果只是高喊“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日本法西斯分子却以“全体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话……当然，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主流共识”中，由于认识的不全面，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对法西斯是要根本地维护天皇制专制国体、维护地主资本家政府的危害性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在这林林总总的认识的缺陷下，1934年前，本来内在就有其部分“机会主义”性格的日劳系，其中的麻生久、田所辉明等人，接受了错误的分析理论，并进一步产生了动摇，对法西斯分子产生了一定的正面评价；乃至于因为他们本来的、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交游，无意间受到了他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影响，大概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对此劳农派的猪俣津南雄甚至有更惊人的爆料。他在《自述》中声称，田所辉明曾经向他坦白，麻生久在日本劳农党昭和三年年度大会上力主让党通过“皇室中心主义”甚至“国粹主义”的纲领，并游说称事成以后有数十万日元供给。然而，日本劳农党作为无产运动中的中间派政党，1926年立党前声称其根本方针是“严守阶级的立场，勇敢地前进”，1928年与其他党合并前也还在高扬“阶级的正道主义”，认识上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此事依然不知真假，然而其中浓厚的法西斯主义色彩仍然令人诧然。
②：比如1932年1月社会民众党第六次大会上通过了代表赤松派意见、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新运动方针要纲》，内容包括“尊重日本国体的精神”、“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榨取的国家观，将肯定作为拥有纯正统制机能的权力机构的国家观的立场明确化，并期这种统制机能的民众化。”对此，警保局调查室就提出「これは、急角度の国家主義の方向をとらんとする赤松派の主張を現はし国民主義な革新の立場を強調せるものである」。
参考文献：
「社会民主主義と軍部・ファシズム:「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して」(増島宏）
「田所輝明と満州事変期の社会大衆党一ー九三零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ー」(有馬学)
「全国労農大衆党結党の検討」(福家崇洋）
「社会民衆党の創立」(中村勝範)
「〈論說〉社会大衆党の国家社会主義的画一化と小市民:大阪府連合会を中心に」(小泉洋）
Wikipedia有关「陸軍パンフレット事件」的词条
「麻生久伝」
「日本型社会民主主義的形成:1920年代前半の山川均」(米原謙)
「西尾末広とその時代」（梅澤昇平）
「1937年における棚橘小虎と社会大衆党」（中島さくら）
「満州事変と無産政党」（岡本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