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日本左翼与法西斯势力相似点的增加”，包括①反贡主义的增强、②反议会主义的强化、③亚细亚主义的色彩的凸显、④国家改良主义的重大转向，四个要点，并将以时间顺序的方式加以梳理与指出。
一、反贡主义的增强
在1931年12月，全国劳农大众党召开了昭和六年年度大会。在大会中，经劳农派的山川均、铃木茂三郎与日劳系的河野密起草，诞生了《昭和七年运动方针》。虽然铃木、山川一方与河野各自起草了一份草案，但其内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反贡。河野草案中写道：
“七、现在日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依然颇具影响力。但是，现实的斗争力却使其势力日渐狭小了。
八、全然不认为，在日本，日本共产党是应该来到的变革的主动力。”
铃木的草案中，则写到：
“全然不认为，在日本，日本共产党是应该来到的变革的主动力”、日共“身姿隐没在大众的斗争的场面之中了”。
在这次党大会的答辩上，也有人提到“全面地排斥康米党是（昭和）七年度当面的、具体的方针”。
讽刺的是，在最终成书的方针书中，并没有反贡的言语，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在大会的方针书审议过程中，一旦稍微提到日共，就要遭到“注意”、“中止”的外加之强行命令与警告。日本统治阶级甚至不愿意人提起日共——哪怕是在反对日共。
以后作为《昭和七年运动方针》的重要解释文件——《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也坚持了这一方针，如下文，其中的②一样，被评价为“明确了对‘反对日共、反对第三国际’的表达，却弱化了对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表达”，毋宁说是强化了反贡的方针。①（注）
1932年的日共，正处于风间丈吉的极左派领导之下。对于在这一年中以武装革命为目的，为了获取活动资金甚至考虑动用恐吓、抢劫、诈骗、美人计等手段的日共，坚持走合法路线的其他左翼派系自然不可能加以青睐。然而这种对自身反贡主义性质的强化，却不幸地为他们与日本法西斯们增添了一丝相似度：著名的法西斯分子五来欣造，1932年就在他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中主张彻底取缔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者从社会中排除出去。而这一点，后来将在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亚细亚主义”性质增强时更为明显。
二、反议会主义的强化
九一八事变以降，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越发猖獗。不独在政坛上，造成第二次若槻内阁倒台的“协力内阁运动”，在社会领域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西斯主义组织“大日本生产党”制造的阿久津村事件；在无产政党领域内，则是1932年4月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赤松派从社会民众党分裂出来。受这种风波不断的状态刺激，全国劳农大众党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兴风作浪，追求创立国社新党。《昭和七年运动方针》发表以后，党内就这份文件的解释争吵纷纷。1932年3月11日，同时作为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干部与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安芸盛、望月源治、岩内善作等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意见书》，从右翼的立场对党进行了批判，指责全国劳农大众党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活动停止，使党指导下的大众在“恶俗的机会主义中仿徨”。其中有一段话更为直接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仔细想来，就应带来政治危机的主体势力的完成上（而言），看到在日本，如今无产阶级的组织势力比较的弱势之（这一）事实，是有其必要的，由此就不得不说决定的势力的完成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将国民所有阶层中的反资本主义势力集合起来，完成主体势力、这一实践的战略就是当面的重要问题了。”
到底什么叫“国民所有阶层中的反资本主义势力集合起来”呢？这里不妨看看他们的同路人、赤松克麿同一时期的言论:“即使是军人、即使是官员，是赞成国家社会主义并加以协力的人的话，（对于）将他们引进其中而（参与）协力的事，不应有任何的踌躇。”跟军部法西斯势力、革新官僚以及民间各路法西斯势力搞大串联，如此“联系大众”，就是他们的实操。
这样一份意见书发出以后，党内外流言满天飞，都在传闻全国劳农大众党要转向乃至“法西斯化”了。于是中央委员会于1932年3月14日发表声明书，就这一事进行辟谣，并声明绝对反对这一份《意见书》。然而此事，却使得全国劳农大众党中央意识到必须释出一份有关运动方针的解释书来。于是经3月23日～24日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诞生了。这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在相当意义上标志着日本左翼思想的一大暗中转折。其中主要内容即涵盖在第五项之中，其大意如下:
①以政权获得为目的。扬弃共同战线党论，明白地否定大众政党储备论、共产党自然发生论，党在个中发展时以获得政权为目的。
②与日本共产党的对立。与日本共产党的对立，不只是要与否定大众政党的组织论相对立、与妨害无产阶级与中间层相结合、助长法西斯势力之事对立，（而且）是要与以日本共产党为支部的第三国际，和将别个的组织明确化而（起到）取消、分裂的作用相抗争。否定作为共产党自然发生论、共产党极左论的共同战线党论的便宜主义与对其的发展。
③反对议会主义方针（社会民主主义），不只是反对议会主义之、凭依于资本主义（议会的变质）的发展阶段，还要从，因收买、干涉，资产阶级的选举之无效；与党的颓废化（这些）现实的见解来反对。并且这也包含了（对）第二国际否定的理解、“选举是部分的斗争”之事。
④即前文所提到过的“粉碎法西斯”部分，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提的是③。③的意义，即反对社会民众党的议会改良主义方针、试图保持马克思主义对议会的看法的同时，又为自己在议会选举的事业留下空间。日本左翼诸党，没有一个是满足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大正民主主义”的，即使是被公认为诸党中最右、喊出“选举第一主义”的日本农民党，也在自己的党纲中提出“议会制度的改革”。面对混沌的民主政治，在在当时，最有资格被指责为“议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政党则是社会民众党，他们更是把议会制度改革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追求使议会由资产阶级支配，转而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日共等极左党派，当然是对“资产阶级议会”持严厉的否定态度。总得来说，除了右派与极右派，左翼政党内部的中派与极左派都更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乃至不可能主义的观点。而全国劳农大众党，作为一个中派与左派的合体，对议会的态度则比较晦暗不明。在他们1931年出台的《府县会选举斗争方针书》中，提出所谓选举斗争，第一是暴露、煽动；第二是组织扩大、第三是对大众政治的训练与教育。可以看出，这段话是很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1932年该党的选举口号之中，“打倒法西斯”、“帝国主义战争绝对反对”、“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字眼赫然在列。（与之对比，更温和的社会民众党在“国家管理金融、产业、贸易”之外，最激进的选举口号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日本”）
而一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者到了1930年代，对议会的失望是十分明显的。全国劳农大众党在1932年众议院选举中仅得2个席位。麻生久在1935年就认为：“没有为了组成劳动者的组织的《劳动组合法》的劳动者阶级、没有为了组成农民的组织的《农民组合法》的农民阶级、即使是在普选进行的时候，在实际上，进入议会之事变得如同不可能一样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日本是不存在政治的民主的……在政治上，我认为社会大众党，在今日的选举制度下，能拥有30人、50人的议员，在十年乃至二十年内都是不可能之事。”大正民主主义下的宪政政治中，资产阶级政党间相互勾结、腐败丑闻之声不绝，国民对自由主义政治日渐失去信心；一方面，左翼诸政党在选举上取得的成绩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1930年总选举中，全部左翼政党得票数加在一起不过是52万票。
对于议会中所谓两大“既成政党”，即作为大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政友会、与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民政党，左翼诸党的批判之声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很讽刺的是，到日本真正军国主义化的时候，成为抵抗军国主义的“最大势力”之一的，正是部分来自于两大既成政党的议员，如1937年的“切腹问答”、1940年的“反军演说”，就是部分自由主义人士意图在军部法西斯主义面前捍卫议会政治的表现。但是，这些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反对军国主义之外的另一面，是怎么样的呢？这里就拿1940年在议会演说中公然批判军国主义、结果遭到除名的斋藤隆夫来说。在他的著作里，视“生存竞争”为“进步之母”，并批判不去奋斗反而只是“徒然地埋头于社会改造的空想”的“不平家”。在之后，他写下了以下一番话：
“社会は生存競争、適者生存の天則に依り支配せられて居るから、競争に打捷ちたるものが優勝者となりて上流の地位を占める、競争に破れたる者が即ち下層に沈むのは当然の天理である。故に競争に破れたる者にして若し怨む者ありとせば己自身を怨むべく、決して他人に怨んではならぬ。是と共に国家も亦人間の自由競争に向かって不当の干渉を為すものではない。”
“适者生存”、“竞争中的优胜者占有上流的地位、在竞争中的败者沉于下流是当然的天理”、“败者应当怨自己而不是别人”、“不应该对自由竞争加以不当的干涉”，自由市场的社达味可谓太浓了。对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想必日本社会主义者很难给什么好脸色看。这样两重相加，这种左翼人士内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政治腐败的一大体现，就是1938年的政党本部推参事件：法西斯分子组团袭击政友会与民政党的本部，而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社会大众党重要成员，则在这一事件的策划中扮演了、据闻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对于社会大众党1937年协助近卫内阁、通过带有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而不顾反对这一法案的政友会、民政党的意见，可能也有部分影响。1928年旧日本帝国第一次众议院普选以来，议会中比较倾向改良主义的当然是作为国内小资产阶级代表的立宪民政党与革新党，但左翼诸党一方面厌恶作为既成政党、深陷政坛丑闻中的民政党，一方面又经常与革新党陷入选战，这样它们想要在议会“与小资产阶级结盟”，或找到左翼政党盟友的构想，是基本上不存在的，这也使得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之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第58届议会上，统帅权干犯问题成为国会争论的焦点，结果人微言轻的左翼政党所提出的，《劳动组合法案》、《失业手当法案》等法案都遭到了埋没，以议案不成立告终。
不仅是这种侧面的影响，在反议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转向之间，还存在着一条直接的暗线，这就是社会民众党内的亲军派动向。1930年总选举中，向往着通过议会改革而实现改良的社会民众党遭遇了大败，不过得到了两个议会席位。在当年12月召开的社会民众党党大会出台的报告书中，他们不得不承认：“没办法对议会斗争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我们要诉诸于议会外的社会斗争，除了想要打开直面的生活穷困（现状）外没有别的。……我们所痛感的，是我党的斗争比起是‘议会的’，（更是）‘社会的’之事。也就是我们的斗争重点，是直接的生活斗争所在之事。……我们承认，在这里含有对我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动向的一种暗示的事物。”向来反对直接的暴力行动、激进派运动，向往成为“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众党，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院外运动”。而活跃在军部与民间的法西斯运动，就可以是这样的“院外运动”。（事实上，1930年代中，立宪民政党内都有这样的寻求议会外势力的动向）。
作为法西斯主义政变阴谋的“三月事件”，就是法西斯势力一方与左翼政党一方，双方反议会主义最初的交汇点。“三月事件”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左翼政党“使议会陷入混乱状态”、让世人见到“政党政治也就是这样了。议会政治到底还是不行的”的样子，再发动军事政变，使宇垣一成成为临时的总理与独裁者。三月事件的主角、法西斯军官团体——樱会在成立之初，就因为有着同样“对统治者追责的姿势”，对左翼政党给予了一定的评价。此后，以樱会为活动中心的部分青年军官，就通过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与左翼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了多次秘密的接触，其意在通过左翼政党接触大众、“获得大众”。而“三月事件”阴谋的重要策划者、大川周明本身也将陆军与无产政党的联合称为“萨长同盟”、认为“无产者与军队合一的时候，就能第一次成就日本革命”。使得社会民众党内部部分人士积极地参与到“三月事件”阴谋之中的，正是党内“议会主义悲观派”向陆军法西斯势力的靠拢。这些“议会主义悲观派”中，最知名的就是赤松克麿与龟井贯一郎。作为社会民众党重要干部龟井贯一郎的就曾回忆说：“我们在理论上也好、实际的也好，陷入劳苦的时候，向樱会的同志投去了目光。”注目于“樱会的同志”的动向，就是二者间私下在东京的接触。1931年2月18日社会民众党、全国大众党、劳农党三党联合的大规模示威之中，就有着樱会通过左翼政党干部，“测试”左翼政党对大众动员能力的影子。社会民众党内，还有干部在党的广岛支部大会上公然发言：“现在的军部显著地对我党有好感。将官级、尉官级假如不是我党一贯的支持者，也是共鸣者。特别是传闻中央部中，有为了打倒既成政党组织会派的”。
那么，社会民众党中，亲近军部、联系军部的核心人物龟井贯一郎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呢？他自己说：“军部一方中，如此革新的气氛正在推进。但是，我们社会民众党即使总觉得这样的革命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主体的情势、被军部驱使之事是我们无法赞成的。”左翼政党的“亲军派”，根本上是想利用军部法西斯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一点青年将校田中清也是承认的。考虑到“陆军佐官级中坚”等法西斯军官的计划是“通过青年军官的蛮撞达成国政混乱的先制攻击以防未然的一边，促使政党、财界的反省，以宇垣一成内阁为过渡暂定内阁”，龟井对于“三月事件”，也有自己的计划：”为了使国民的舆论和大众奋起，一方面（要）控制军部政变的无方向，另一方面也感觉到民主的改宪（所需）的物理力量，所以决定（自己）要分担起国民的舆论与大众的动员”。决心为法西斯政变担当起动员大众的角色。
三月事件失败以后，以赤松克麿为首的一部分社会民众党成员依旧与樱会保持关系，并参与到了第二次法西斯主义阴谋——十月事件之中。这之后赤松克麿提出“国民社会主义”，集结岛中雄三等赤松派，打着“社会民主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的旗帜，宣扬自己的“国民社会主义”；事实上，这种将原本的社会改良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国民社会主义”，就是由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过渡的一种形态。此后他们大闹社会民众党，试图迫使该党转向自己的主张，直到1932年4月因为新党结成问题上主张“党先行解散，再组织得以拥抱广泛大众的一大政党”，与主张“立刻与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的“片山派”发生激烈冲突。结果1932年4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就此事进行投票时，片山派胜出，于是赤松派全体离党。而赤松克麿在1932年1月向党大会提出的《新运动方针书》中，就写着以下文字：“我们虽然从来所尊奉的，并不是议会万能主义，但是在与绝对的议会否定主义的共产党对立的关系之上，往往我们的运动方针，给一般人就像存在着议会万能主义的印象。今日，我们在感到将如此的印象一扫的必要的同时，也更加是直面现在的客观状态，承认开展，与我们的议会政策相并的、议会外更为活泼的大众运动的必要。”离党之后的赤松克麿谋图建立“国民社会主义”新党，将议会看做是抹杀国家特色的舶来品，主张“议会主义无法解放无产阶级”，为之需要与军人、官吏这些“非选出势力”相提携，走法西斯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放弃通过被资产阶级政党主宰的议会来实现社会改革，而选择通过与社会上不同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联合，而促成社会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一边，同样作为潜在亲军派的龟井贯一郎到了1932年依然觉得“事实上立足于宪政常道的内阁……是没有最后的”，谋图与军部要人永田铁山相合作。他对麻生久这样说：“麻生君，我虽然这样做、社（会）民（众）党内（这样做），（无论）如何西尾（末广）与片山（哲）的英式费边主义在日本是实现不了的啊。……与你一起成为潜藏在暗处的人，不是该将七个无产政党统一起来吗。这里不是再想与党的家伙一个个谈话，摇摇晃晃地骚动（起来），（这样）二人做到吗。”这里就是龟井贯一郎与赤松克麿相不同的地方：赤松立刻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转向活动，而龟井选择把自己与军部的关系隐藏起来，先实现当时分裂的无产政党的大统一，再谋图通过这一个更大的左翼政党进行秘密的法西斯主义活动。龟井与陆军合作的具体目的，则是建立“上意下达、下意上通”的“国民组织”，实现加入“直接民主主义”等内容的新宪法。这里就可以看出，龟井的法西斯主义转向依然是建立在补足不全的议会主义这一主张、也就是建立在反议会主义的延长线上的。这样一直到昭和十年永田铁山遇刺，有学者认为龟井已经与永田搭上线，而他的军部提携路线也取得了具有一定“实效性”的成果。
在这一点，可以看出由于左翼诸政党因为自己在议会党势始终未能扩大、议会腐败、党派纷争不断，对通过议会实现改良失去了信心；在逐渐转向反议会主义的延长线上，踏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三、亚细亚主义色彩的突现
所谓亚细亚主义，就是鼓吹亚洲诸国团结起来，在日本领头下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日本历次帝国主义战争以至于二战侵略亚洲诸国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亚细亚主义思想并不只限于法西斯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之中——事实上，这一思想在不少自由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中都有体现。作为日共“合法马甲”的劳动农民党，其机关报《劳动农民新闻》在评论国民大革命时，就大谈：“作为东洋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的日本无产阶级”。这种亚细亚主义的另外一面，就是五卅事件爆发时，铃木文治、松冈驹吉、麻生久等工人运动活动家对此的评价仅仅是“在华纺织业的劳动争议转化为了排外运动”，对日本资本的帝国主义行径是绝口不提。社会主义阵营在就此事召开演说会时，麻生也只把帝国主义限定在“西洋列强”之中，而不提日本帝国主义；东京学生的“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也只是提到中国的解放需要“各民族的提携”，而不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说，在战前将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坚定，而努力地引入日本社会主义者视野之中的，一直是日共系的成员与劳农派的成员，其他派系或多或少地，出于忽视与害怕被橄榄，对这一问题是不提的。
前文所提及的《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这份文件，事实上还有更为露骨的地方。由田所辉明起草的草案，有一部分是被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中央委员会“保留”（削除）的，那就是《极东社会主义国际——亚细亚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里面的内容后来被田所以《亚细亚合众国》之名，在商业杂志上发表。里面在提到反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与国民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提到“必须开始作为不可避的进路的、对极东国际线的突破”。要做到“打倒日本资本主义、打倒中国军阀与资本主义、打倒印度、菲律宾的英美资本主义及土著资本主义等”，还要“付出精力地与英美资本主义战斗”、“立在亚细亚合众国的见地上，反对排日、侵华，支持社会主义战争”。全国劳农大众党当时在日本国内都很弱小，提到要“反英美”、“反排日”其意何在呢？这种理论中，无疑埋藏了以后以“打倒英美资本主义”、“打倒中国军阀”的名义，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侵略亚洲诸国而辩护的危险。事实上，就是直接以社会主义的精美词藻，包装自己转向大亚细亚主义、翼赞军国主义方针的“祸心”了。这样的一份“法西斯主义”文件，当然也不只是田所辉明的一人之功。
田所辉明自己承认在写作草案时，“决定要反映，受了起草全农大会方针书命令的新潟的同志，在新潟府连，有关国际主义的议论”。正如前文（1）所揭示的，这位“同志”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稻村隆一。原来稻村隆一在1932年3月为全国农民组合第五回大会起草的运动方针书中，就有《（对）极东农民的国际的提携的提倡》一节，而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田所辉明方针书中的“亚细亚合众国”论。这一节在当时，在大会前的全农中央委员会上引发纠纷后，就被删除了，结果却又差点在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方针书中复活。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左翼社会主义阵营“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社会大众党立党不久，所主张的是反对脱离国际联盟与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政策。但是这种所谓主张国际和平的外交政策里面已经有着莫大妥协的意味，比如党的委员长安部矶雄就把日本“国际和平的国策”视为“为了‘满洲国’的独立绝对有必要的东西”，可见个中折衷的意气。那么其国际政策都是哪些呢？其宗旨是“一扫战争的危机”，其手段是“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要求对中国、‘满洲国’给予完全的民族自治，归还租界与治外法权”，以及一系列以“资源、通商、居住、移动的自由”为基调的一连的政策。其自述则是：“立足于亚洲诸国共通的特殊农业社会构成上的日本，应当以，与在南洋诸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贯彻‘国民革命’、‘民族独立’、‘农民反抗’、不断要求自主的、自治的解放——的反抗主体的联合，为目标的一连的（对）东洋政策为出发点。……在日本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就以这些国际政策作为基调，并且也作为出发点。”（《当面的国际政策》，《社会大众新闻》1932年10月25日）然而，日本当初侵略印度尼西亚时，不也被当地人视作打倒荷兰侵略者的“解放者”吗？
社会大众党国际部的《我党当面的国际政策（草案）》中也注明：“打造作为世界反资本主义中心的工农苏维埃联邦、‘满洲国’、中国等加入（国家）的联合，（是）作为以，想要建筑打倒英美资本主义的街垒，为基调之物。”这样扭曲的话语。思想逐渐倾向法西斯主义的田所辉明，所参与起草的，《昭和九年一般工作协力方针书》中更是标明：“应当成为废弃英美资本主义追随外交，为了人种平等、东洋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超世界史的远东民族工作的前驱，应树立革新国民外交。”“废弃追随外交”、“人种平等”、“解放东亚被压迫民族”、“国民外交”，几乎全部都是近卫文麿等根正苗红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国际政策口号。在1934年，与麻生久等亲军派的理念一起右转的，还有社大党的外交政策。既然跟敌人喊出差不多的口号，就理所应当就此做出解释，表达自己主张中的真正左翼意味，如果不加解释，那么投降投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一理论并不是就此沉沦，而是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主义者集体转向后，又被发掘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旗帜。其发展到极致，就是《社会大众党昭和13年一般运动方针书》——里面声称“日本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的野心”、支持所谓“打倒阻碍日中两国国交的抗日、侮日势力，为中国的安定化图谋，进而确立极东和平的基础”的方针，句中的“抗日、侮日势力”，除了所谓服从康米国际、企图“赤化”中国的CPC以外，还指责作为“英国资本傀儡”的蒋介石政府，大谈什么“英国资本对华的经济支配（方针），与日本对华的经济提携与发展（方针）的正面冲突”；是由于苏联与英国两大势力要实现各自对中国的“赤化”与“殖民地化”政策，让国民政府煽动抗日侮日运动”，才诱发了七七事变、“中国民众受到英国资本与半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日本的目的是“建设基于东洋固有的历史与民族性的、自主的民族国家与以日‘满’华三国为枢轴的极东新平和机构，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可谓完全的颠倒黑白。如果说日本真是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有这一说，当时日本作为一个纯粹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那么强大的条件下，还要闭着眼睛迎合官方的军国主义论调，声称日本是东亚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真是又蠢又坏了。其实这里也可以体现战前不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惯式，他们特别擅长用一些革命的、理论的词藻，包装自己投降后退的姿态，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们坚持不追随日共的暴力革命的方针，采取与之正相反的合法斗争方针，那只能是在军国主义狂飙席卷日本社会时，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化进一步，他们就退一步了，直到最后退到无路可走，只好直接投奔军国主义“以图后计”了，只可惜军国主义统治者们并不给他们这个改良的机会。
这一节中，可以见到不肯承认本国是帝国主义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的变质，以及包装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亚细亚主义方针，是如何逐步完善以至于浮出水面、赤裸裸地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
四、国家改良主义方针的转向
1932年7月社会大众党建党以来，到1940年7月解散之中，虽然建党以来全党就不断右倾，朝着与法西斯妥协与让步的方向前进；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社会大众党暴露出自己拥护军国主义的面目之前，该党还是勉强保有自己“无产政党”的姿态。成立之处，自吹是“政治战线的单一结成、强力无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很快就面临了内外的重压：在外是军国主义狂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摧残，在内是下中弥三郎、赤松克麿等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压力，与下层组织中坚持反法西斯、反战的左翼活动的陷入困境。内外的重压，使得社会大众党失去了继续活动的活力。一个例子就是社会大众党试图在因经济危机而穷困化的农村，发起“农村穷困打破请愿运动”，带领农民进行要求请愿运动；结果反而是在这一时期，农本主义者的“饭米斗争”活动开展了起来，农本主义对农民的影响力扩大了。左翼政党先前带领工农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路线，在镇压体制下似乎行不通了。这种情况，社会大众党逐渐把重心放在了提出改良对策上。在昭和八年年度预算中，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社大党第一次提出“不反对公债政策”。社大党又在《社会大众党非常时政策》中提出，要对各政党防卫资本主义“非常时对策”给予“根本的革新”。在这份《非常时政策》中的《产业经济的计划化》一节中，社会大众党提出：
“イ、产业经济最高统制部的设置、
ロ、金融统制中央委员会的设置、
ハ、失业对策事业计划中央委员会的设置”。
这是不是社会大众党面对长期左翼势力不振，自己活动左支右绌，以至于急功近利地想提出一些政策呢？到底是社会大众党畅想自己不知多少年以后才可能实现的上台，还是社会大众党在为日本资产阶级政府度过经济危机出谋划策呢？相信是答案很明显的。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1933年6月，社会大众党发行了名为《无产阶级的新日本建设大纲》。同以往不一样，这本书里甚至也没有什么犀利的时政评断了，其核心就是改良对策，而此书中最出名的就是《转换期建设政策》。《转换期建设政策》是在1933年7月22日在第三回中央委员会上提出，当时负责对这份文件进行提案说明的人中，龟井贯一郎提出了“相当大胆的内容”，而委员会席上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三宅正一、野沟胜、西村荣一，这是为人所知的。当时的提案理由说明中，就把右派将社会大众党“对案势力化”的企图赤裸裸地表露了出来。
“对于现在政府所施行的，法制审议会、铁道会议、土木会议等，（它们）并不是强力地拒绝我们的意见与提议。不如说在这些会议中反映我们的意见，是有其必要的。现在无产党只是单纯地表示出反对意见，没有具体的政策。”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嫌弃先前左翼政党在议会等代议机关中“固执”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只是对资本主义政策提出反对意见，而不会提出改良的政策，所以现在要“拨乱反正”。那么，被党内左派指斥为“法西斯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的《转换期经济对策》到底是什么呢？
1933年6月24日，党本部做出了对政策委员会（委员长龟井贯一郎、委员片山哲、浅沼稻次郎、田所辉明等人）制成的《转换期建设政策》的提倡决定。这份《转换期建设政策》以“国民经济会议”、“东洋经济会议”、“大众通货膨胀的彻底化”、“财政均衡增税”四大政策为轴线，个中内容如“国民经济会议”由学者、劳动者团体、农民团体、资本家、地主、政府、军部等不同势力的代表构成，是一个“经济参谋本部”，要求“政府提出的重要法律案在议会提出前，要先咨询这一会议”、“本会议的决定事项三次向帝国议会以法律案的形式提出时，议会有通过该事项的义务”，谋图以此代替议会的部分职能。“东洋经济会议”则提出东洋民族自主化、劳动问题、“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恢复·治外法权的撤废”等事项，直接指涉到强力地抵制欧美对东亚的经济入侵。这种法团主义、亚细亚主义色彩浓厚的方针，固然是从社民系、日劳系一贯的国民生活改善的方针出发的，个中却隐藏着莫大的法西斯主义危险。不，不如说，这一份文件就是赤裸裸地将带有浓厚阶级调和主义与亚细亚主义色彩的改良主义政策摆到社会大众党的台面上来了。他们还在这份文件中鼓吹“今日的正义”论。
“我党之所以要求断然施行大众的通货膨胀，并非协力于资本主义的安定化、或者放弃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自由，而是为了大众的‘今日的正义’的‘今日的必要’，想要与支配阶级今日的政策具体地对抗。”
他们又在第三回中央委员会的本部报告中这样谈到：
“一般大众是只基于’今日的必要’而行动的。为了动员组织这样的大众，我们与直接‘政权获得’的确乎理想一同，一个个对现实的问题，从‘今日的正义’出发，决以明确的态度，展开具体之实践，以此必须扩大我党的组织力。”
“政权获得”这样的话早在1932年的《方针书解释的确定统一》中就有提及。这样说，无非意思是我们不再满足于只是积蓄社会主义势力的力量了，只是展开民众运动了，我们要志向远大，以在选举中上台为目的。遗憾的是，社会大众党在近卫内阁、也就是最辉煌的的时候，距离政权也差的不只是一点。鼓吹“今日的正义”，其实就是、一切向改良看。在1933年，党内的部分社会改良派与法西斯派合流，逐渐将党要导向国家改良主义的方向了。这一变更，除了在当时党上层中得到了欢迎之外，在党内引发了强力的反对运动，大阪、京都支部认为这一方针是要“变革党的指导精神”，通过了强硬的决议，要求撤回这一份方针。最终，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决定通过这一方针，而是设置了“政策特别委员会”继续进行审议。最终，在党出台的“秋期斗争政策”中，将争议很大的“国民经济会议”与“东洋经济会议”删除了。
然而就在1933年12月的党大会上，党干部又提出了《昭和九年度一般工作协力方针书》。这份方针书又是一次改良主义的进攻。里面充斥着田所辉明“战斗的”言语表现，如“由守势一转攻势，由从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出来，策划政策的具体化、立体化，向获得多数者迈进”。事实上，内容就是强化了对战争、军需经济通货膨胀的支持；在城乡都放弃了以“工农同盟”为基础的政策，而选择更加依靠于“法西斯主义化的中间阶层”。《农村经济五年计划》也好，《全体农民运动方针》也好，都是将“市民团体结成运动方针”等努力向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层靠拢的政策合理化，使社会大众党淡化自己的阶级色彩。渴望社会大众党走出困境的人中，特别有代表性的田所辉明，口中批判“自我封闭于消极的经济行动”，“被长期的自己阵营的弱势与资本主义的优势的优势的败北主义所压倒溃败，而丧失了动的世界观”，“将‘政权’与‘胜利’看做无法企及的‘高岭之花’”诸消极的行为。而对此，他们的积极对策就是将社会大众党“改良主义政党”化。
自不必说，1932-1933年社会大众党的国家改良主义转向是一次重大的动摇与冲击。从来日本左翼政党的范式，都是带领处于穷困的工农大众展开斗争，由下而上地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今社会大众党转向提出政策，期望通过运用国家机关，由上而下地进行改良，为大众提供利益。这里先不提赤松克麿等国民社会主义者做了他们的先知，无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机器性质，“基于对国家本质的认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榨取的国家观，将肯定作为拥有纯正统制机能的权力机构的国家观的立场明确化，并期这种统制机能的民众化”。如果是已经通过选举上台，从事改良还有可能性；现在是在1933年的日本，面对着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政府，期望通过这个反动政府、乃至进入这个反动政府从事改良事业，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不如说，是为自己打着“为大众改良”的名义、卖身给法西斯政府提供了绝好的借口。为开辟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突破点。曾经的左翼政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特地列出全国劳农大众党纲领的草案全文：
一、序言
大众政党的纲领，是必须由大众政党的真正本质之基础决定的。我党规定大众政党的本质如下；
（一）大众政党是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等其他一切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日常政治斗争的组织。
（二）大众政党是这样的社会阶层，因对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资本家与地主为同盟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支配，有着共通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作为（它们）结合的基础的大众政党。
（三）因此，大众政党不会以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过程的特殊教义为条件限制党员的资格，（而是）凡是认同阶级利害的一致，继而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为这种利害关系，想要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切势力的结合。
二、纲领
一、我党，代表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等一切受压迫大众的利益，为了拥护、伸张（这些利益）而斗争。
二、我党对有产阶级垄断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制度彻底改革，从而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
三、我党为了劳动组合、农民组合、其他无产大众组织的统一、扩大与强化而努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奋斗。
为了大众斗争运动而存在的政党，这才是日本左翼政党的本貌。放弃了斗争的左翼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向着法西斯主义的狂潮滑落。社大党的国家改良主义，本质上与近卫文麿试图通过“基础上的举国一致、一切势力浑然融合的有力集团”以“优化施政”，来实现“国民生活的安宁向上”，有什么区别呢？何况，法西斯主义的包容性是很强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东方会”党首、中野正刚能喊出：“在作为综合国力的增进的阻碍的限度上应打倒资本主义、在基于作为使得这综合的国力的崩坏的毒害的认识上，扑灭康米主义”。为了提高日本恶劣的劳动条件、劳动环境，就要“扩大日本自身经济的支配圈”。法西斯主义党派大日本生产党，更是可以喊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根本的改变”、“确立生产者立国的国家统制的新经济政策”、“打倒金融资本家”、“勤劳国民大众的生活保障”、“劳动权的保障、耕作权的确立”，如果没有后面的一句“展开立足于大日本主义政权的强硬外交”，可能有人还以为是个左翼政党。为了国力的振兴与战争的进行，市川房枝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可以被吸纳入国家组织中，石原莞尔甚至可以在战后宣称因为“军阀与官僚束缚并抹杀了言论与结社自由”，“在国民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挥的情况下战争就结束了”。一切为了国家与战争服务，这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总力战主义。只要可以为了国家与战争动员起大众，法西斯主义不吝让一些社会主义者进入国家政治，以提供一些改良主义的“润滑剂”来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当然到最后，这种国家改良主义的努力也几乎没有任何收效，而是在大政翼赞会中被埋没了。以战败为起始点的一刻，日本左翼运动才得到了新生。
麻生久曾在1924年《二个的偶像——不要弄错了转换期的方向》中写到：“虽被称为失去了其革命的精神，慢慢地运动向政府与资本家接近，这时候出于改良的手段、甘甜的蜜汁垂落的时候，谁也想保证不遗失自己革命的精神。”他在带领日本左翼运动转入法西斯主义洪流以“找出生路”时，有想到自己曾经的语句吗？
综上，①反贡主义的增强、②反议会主义的强化、③亚细亚主义的色彩的凸显、④国家改良主义的重大转向，四点招致了社会大众党的法西斯主义转向。这四点就是1930年代社会主义势力与法西斯势力，双方主张相似度得以上升的原因。
但是，以上都只是内因，对于社会主义者们来说，如果不是有外在的因素，又怎么会选择转入自己一直反对的法西斯主义呢？对于不少法西斯化的人来说，他们见证了坚持暴力革命的日共，在帝国政府面前粉身碎骨的过程，因此秉持着“反对先锋化、到大众中去”的理念，相比于革命的口号，更看重实际的利益；这样，当军国主义体制逐步将大众吸纳入其中之时，他们就有一种“被与大众隔离开来”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促使他们谋求迎合时代潮流、投身法西斯主义，以便在严厉的镇压下继续“深入大众”；他们或许是害怕，一旦反对这个越来越反动的体制，他们辛辛苦苦缔造的党、工会或农组就要归于毁灭，这样子全日本甚至连一个为民众说说话、争取利益的人都没有了；又或许是觉得，强化自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性质才可以避免被消灭。对于不少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心里明白，参与反抗就要被投入大牢，小林多喜二就是这样牺牲的，他们对此心怀恐惧；但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舍弃自己曾熟习的社会主义认知。结果，他们努力地为自己找到借口，为军国主义体制涂上“左翼”的色彩，好像这样可以调和自己的良心与恐惧一样。因此，受军国主义的压迫才是最大的外因，在外因的诱发下，上述的四个内因一齐爆发出来，最终促成了臭名昭著的社会大众党投身法西斯问题。
参考文献：「社会民主主義と軍部・ファシズム:「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して」(増島宏）
「田所輝明と満州事変期の社会大衆党一ー九三零年代における「運動」と「統合」(一)ー」(有馬学)
「全国労農大衆党結党の検討」(福家崇洋）
「社会民衆党の創立」(中村勝範)
「〈論說〉社会大衆党の国家社会主義的画一化と小市民:大阪府連合会を中心に」(小泉洋）
「共産主義派と社会民主主義派の競合と対立ーー赤松克麿を中心にーー」(松澤哲成)
「社会民衆党の中国国民革命への対応:南京政府成立まで」(中村勝範)
「一九二零年代日本思想史と第一次国共合作」（「日本思想史学46<2014>」)
「「大正デモクラシ」の政党化構想のゆくえーー社会民衆党の「議会主義」を注目してーー」(渡部亮）
「東方会の組織と政策ーー社会大衆党との合同問題の周辺ーー」(有馬学)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日语Wikipedia关于“赤色帮派事件”的记叙
「近衛文麿像の再検討ーー第一次近衛内閣期までを中心にーー」(古川隆久）
「満州事変と無産政党」（岡本宏）
注：①根据kotobank百科，中间派的日本劳农党（1926-1928）也主张“阶级斗争主义”，同时反对康米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而日本劳农党系组成的“日劳系”正是全国劳农大众党中的“主流派”，党内如劳农派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对于他们不同人而言，到底具体是什么意思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