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稚乎不允许恢复显示，关于大选的回答只能转战至此了。原文如下：
日左自灭，中道自爆，高市早苗与自民党大获全胜，理固当然。
高市早苗历史级大胜的背后，主要有两点原因：
①高市早苗的选举战略相当成功，完胜在野党。她在选举前就消灭了各党之间的主要政策分歧，甚至连自己最爱的右翼政策也几乎闭口不提，将大选的唯一焦点锁定在自己身上。如此，她得以逼问日本选民「是我适合做首相，还是野田佳彦适合做首相」，使众议院选举变为针对自己的人气投票。
正是这种战略，才能最大程度地将高市早苗空前绝后的人气转化为选票。在日本这个多数选民不辩左右、厌恶政治，只根据模糊的「印象」决定投票给谁的政治冷感社会之中，高市本人悉心打造的政治巨星人设：「引领日本革新的第一个女首相」、「亲民勤政的克里斯马」，足以引发选民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若不是自民党耗费天价资金的新媒体宣发攻势、选前已经严重右倾的日本网络政治宣传体系、中左翼政党在新媒体选举上的极度无能，高市是不可能进行这种人设中心的选战的。
②本来可以阻止高市早苗的最大势力——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在选前一个月临急抱佛脚建立新党「中道改革联合」，却完全没想到这种老人政党不顾一切只为选票野合的行为在选民眼中有多糟糕，过去投给立宪民主党的外层支持者几乎全部外流，该党的选民群体「融解」了；公明党虽然的确有很多组织票，但也无法抵消立宪民主党大量流失的选民。因此，「中道改革联合」的候选人在最关键的小选区纷纷低票落选，使高市自民党得以狂揽316席。
正如选举学者估算的一样，高市自民党的得票水平其实与2021年岸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位于同一水平，小选区得票率甚至稍低于21年。高市这位极右翼的女性政治明星，其获取选票的能力其实只是与无聊死板的传统建制派岸田文雄等同。高市早苗可以获得之大的胜利，其首要原因在于「中道改革联合」的自灭。由于公明党的负面影响、相当丑陋的合并过程、选举战术的失算，该党既流失了12％的选民——即过去的立宪民主党支持者，又完全无法在小选区发挥在野第一大党的选票集中效应，导致中道改革联合在小选区遭遇毁灭性打击。正是过于弱小与分散的在野党，才使得不甚强大的高市自民党利用小选区制实现了空前绝后的选举胜利。
因此，一名自民党干部在开票时说出了那句名言：「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大胜，可能是中道改革联合太弱了吧。」国民民主党的干事长榛叶贺津也则讥讽道，这是「第一大在野党莫名其妙地自灭了」。
的确，2月8日的众议院大选以日本右翼的全面胜利、日本左翼的毁灭性惨败告终，日本离政治右倾化的自灭结局又近了一步。然而，以此断言「日本人已经普遍右倾」或「多数日本人已经成为高市早苗政治主张的支持者」依然是为时尚早的。
可能不少人会觉得这里相当矛盾：既然选举结果就是右翼的全面胜利，怎么能说多数日本人没有右倾呢？这是因为，这种认识是建基于两大主张的：
- 大选就是最好的民意反映载体，可以最准确地反映全体选民的公意。
- 选民都是在充分了解各大政党政策、政治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为他们投下自己的选票的。
遗憾的是，以上的两点只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真空球形鸡，不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之中。在大多数场合下，选民并非根据意识形态，而根据自身的党派性、地域性或者利益纽带进行投票才是常态。（1）需要建基于（2），而（2）的前提必须是大多数选民都知道左右是什么、每个政党的左右立场与政策是什么。在日本，（2）的前提是完全不存在的，21世纪以来的历次选举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大多数选民既不清楚、也无法根据意识形态进行投票。即便是政策导向的投票行动，在近年的日本也已经出现了衰退的征兆。
治乎上的很多人平时在抨击欧美民主体制与自由主义时滔滔不绝，一到真实选举时却如此迷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理想存在方式，实在让人费解。即便是欧美最热爱这种代议制的人，恐怕也不敢断言（1）、（2）都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机制。仅举一例而言，在日本的选举文化中，「党派性」对选民投票行动的重要性远大于政策与意识形态。早在安倍时代的2014年大选，堀内勇作就发现若果去掉自民党的名字，自民党竞选纲领中的不少政策反而会降低选民投给该党的欲望；在2021年众议院大选期间，堀内的研究团队再次进行了一场实验，他们将随机生成的竞选纲领附加上实际存在的政党名称以供人们选择。实验结果确认，只需附上「自民党」这一标签，无论其具体的政策内容如何，得到受访者选择的概率都会提高大约10％。
正如菅原琢在2020年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一样，自从197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屡屡出现将选举结果或政党支持率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社会「保守化」的言说，但这些话语却往往没有的确地检证社会是否真的存在「保守化」的倾向，以至于在「自民党进入衰退期时，这些言论就会降温；而随着自民党重新抬头，讨论就会重新发酵并再次流行。」所谓的「日本青年保守化」理论第一次登场就是因1963年的政党支持率调查而起，然而短短几年后的新左翼运动就让这个理论变成了笑话。如菅原琢所言，选举结果与政党间关系、选举制度等多种因素相关，即使自民党赢得选举，也未必是因为社会「趋于保守」。然而，从自民党赢得选举的「结果」出发，探寻民意「趋于保守」之「原因」的主张却层出不穷。可以说，这些言论目的都是试图维持「选举结果反映民意左右倾向」这一空想的框架。
在很早以前，研究代议制民主政治的西方学者就已经否定了「代议制结果＝政治性民意的反映」的简单理解，如Eulau and Karps（1977）指出代表概念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选区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政策反应性」只是其中之一，代表为选区特定个人或集团提供便利服务的服务反应性、面向选区进行利益诱导的分配反应性、选民对议员个人信任度的象征反应性也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发生的「代表制论转向」则进一步质疑了认为代表反映先验存在日民众偏好或意愿的看法，Thomassen（2007）就提出了这种观点的三个命题：①不应该把代表视为民众意志的存在，而应该将其置于「民众意志是什么」的判断领域来把握；②不应该将代表视为将已经形成的民众意志与政治决定衔接起来的制度，而将其视为他们的言行在民众间构建「我们」这一意识的构成性存在；③不将代表限定于通过选举选出者，而将其视为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的存在。
与此同时，选举产生的代表如何行动也与选民的关系不大。Bernstein（1989）即断定选民控制议员仅为空想、议员是选民的「自由代理人」，只有在能源政策、福利政策、经济政策上，选民的偏好是能产生影响力的。日本选举学者谷口将纪从这一视角出发，指出日本选民比较关心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政治家的定位接近民众的偏好；然而，在民众关心度不高却能长期规定日本左右对立政治轴的外交·国防领域，政治家会采取偏离选民偏好的政策立场。以上的这些理论概括看似相当抽象、难以理解，但下文会通过针对2026年大选的绵密分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代议制研究的问题意识。
另一方面，（1）还必须要求一个前提：选举制度与政治文化可以反映（至少）多数人的民意。然而，由于日本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与强大的政治冷感文化，这个前提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以这次大选为例，本次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为56.26％，其中自民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为49.23％，在比例代表区的得票率为36.72％。这里且不分析人们为什么投给自民党，权当自民党选民全都是极右翼。一般而言，比例代表的得票率才是用来测量各党基本盘的数据，小选区得票率中包含了大量的水分；即便如此，自民党在比例代表区的绝对得票率也只有20.66％，在小选区的绝对得票率也是27.7％，二者均是选民中的少数派。
这里的27.7％得票率，就是高市早苗用自己号称60～80％的民调支持率选出来的结果。显然，即便我们再笃信代议制，也无法用20～28％的选民代表全体日本人的意见。即使再把明确是极右翼政党的日本参政党计入其中，两党比例代表得票的绝对得票率也只是24.84％，依然是选民中的少数派。
尽管高市自民党只得到了略多于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该党却毫无压力地拿下了86.2％的议席，这首先要归功于对大党特别有利的小选区制；其次，2026年大选的在野党候选人比较2024年选举更为分散，各党在小选区相互分票的现象极大普遍化，使自民党得以渔翁得利地夺得绝大多数的选区。根据选后一周的民意调查，62％的日本人认为自民党拿的议席「过多了」，即便是在支持自民党的受访者之中，也有44％的人认为自民党议席过多。
日本政治中存在一个术语为「放大效应」，它的衡量方法是用政党占有小选区议席的比例减去它在小选区的相对得票率。此次自民党的「放大效应」为85.8％-49.1％＝36.7％，这一数值达到了日本1996年引入小选区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中道改革联合的小选区议席占有率为2.4％，比它的小选区得票率（21.6％）低了19.2％，这也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这两个最高值意味着：尽管小选区制已经经常被批评为产生大量无法转化为议席的「死票」，但这次的死票之多也是史上第一的。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
即便如此，投给右翼政党（其中也有反对高市宝岛发言的政党）的人，不也是投票者的多数派吗？
这次投给自民党的选票比上一次多了那么多，还说不是高市自民党右转的功劳？
高市早苗一个如此臭名昭著的极右派，怎么可能成为上面所说的政界偶像呢？
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费尽心思地想给日本人洗白？你之前说的「日本年轻人左转」不是笑话吗？
笔者明白对于大家而言，面对这么一个左翼全败的结果，得出「日本人已经完全右转」的结果是相当理所当然的，否定这一点看上去就像是否定自然规律一样。然而，笔者认为「大选结果＝日本人集体右转」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大多数日本选民是否是因为欣赏高市的极右翼立场而投给自民党的」。经过仔细的考察以后，笔者认为从此次日本选举的实情中得不出这一结论，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笔者想在这里提前予以答复：我的结论没有改变。日本年轻人群体确实存在着再次转化为左翼支持者的可能性，但这需要日本的左翼组织做出切实有效的行动。在现实中，正是因为他们相比强大的右翼阵营做的方式错误、做的也太少，才会导致日本年轻人倒向右翼政党的现状。
相比于日本社会政治冷感的大多数人而言，右翼民众确实是少数派，极右翼更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仅举一例：尽管右翼言论主宰了日本的网络空间，但根据永吉希久子、木村忠正、高史明等人的调研，网络右翼仅占全体日本人的5％左右。因此，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何日本人全都是极右翼」，而是——为何右翼阵营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得心应手地动员与操控政治冷感的大多数日本人？
笔者下面的文章，其目的即在于剖析这次大选中的高市胜因与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篇文章可能会有些长，但请耐心地看下去，你的疑问会得到解答的。这篇回答的目录也已经制作完备，如果想直接看其中的某一部分，也可以直接跳到你想看的部分。
高市中心的胜选方程式
这次高市早苗的战略性胜利，在于她成功地将大选替换为针对党首的人气投票。高市这次是作为偶像来打选战的。她能这样做，是因为她作为首相的实绩几乎为零。选举期间，她避免详细说明政策，缺席NHK的党首辩论，具体想做什么也完全不清楚。但是，这反而更符合偶像的形象了。
——宪法学者长谷部恭男，2026年2月10日
长谷部恭男的这番话固然精辟，但对于读者来说，一开头就给出这番话或许有些难以理解。幸好，长期评论日本政治的小仓健一也对这次选战做了深入的剖析。简单来说，高市早苗的选举战略如下：
- 在选战正式开始前，高市早苗已经处理了大多数的政策焦点。针对国民民主党的招牌政策「降低汽油税」、「突破年收入壁垒」，她在选前一个月已经予以实现。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建立的「中道改革联合」试图将食品消费税减税作为自身的核心政策，要借减税民粹主义的东风压倒曾经对这一方面较为消极的高市政府。然而，高市迅速地抄袭了食品消费税减税的政策，并宣称减税是「我的夙愿」。就这样，至少在选民最为重视的经济政策上，这场选举本身的争论焦点已经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 高市早苗在削弱了政策上的对立轴后，成功地将选举的论点设定为——正如她本人所言，「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这样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小仓健一看来，高市此举的目的是引导选民进入一场心理战，迫使选民作出「是否信任高市早苗这个人」的二选一抉择。
- 面对这一格局，「中道改革联合」正好落入高市的陷阱之中，开始集中火力批判高市政府。然而，「在政策辩论消失的战场上，只会进行人身攻击和煽动不安的在野党，在选民眼中不过只是『没有替代方案的批评者』。这是落入高市首相的计谋、在她掌心起舞后的惨败。」
以上的论点并非只是小仓一人的观点，而是大部分日本政治研究者、观察者的共同论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当各党的政策上拉不开差距、政策论战未能出现时，选战就会聚焦于领导人自身的观感，其选举结果最终往往由领导人的个人印象、稳定感、期待感决定胜负。而只要一旦进入人气比拼，面对最大在野党的野田佳彦、齐藤铁夫两人时，高市便会占据相当巨大的优势。在此次选战之中，她始终坚持不打破这一遥遥领先的做法：在消除选战的争论点之后，她便公然宣称宣称选举的目的是「现在必须由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决定高市早苗是否适合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命令全党发动以高市个人形象为中心的宣传战，最终赢下选举。
曾任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的山本一郎也在选前指出，在执政党、在野党几乎全员都异口同声地要求消费税减税①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融洽地淹没在了这个口号里」，缺乏具体而有效的政策作为争论焦点，导致出现了一种雪崩式的集体性消极支持现象——「那干脆就选看起来在努力做点什么的高市吧」。在这次众议院选举演变为「支持高市」还是「反对高市」的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对政治家个人的印象与情感使选民纷纷流向高市自民党，最终「陷入了类似原教旨主义民粹选举的状态。」
当然，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了：政策也不只是只有经济政策的吧？高市早苗作为极右派政治家，她最突出的国防政策、外交政策与宪法政策呢？
首先，根据NHK与日本电视台在大选当天所做的出口调查，投票时最受关注的政策依次为「物价与经济政策」（47%）、「养老金与社会保障」（15%）、「儿童政策与少子化对策」（10%）、「外交与安全保障」（8%）、「外国人相关政策」（6%）。由此可见关注经济政策的选民相比其他领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正是高市转向减税就足以取消政策论战的核心因素所在。其次，正如记者小田尚所说的一样：「由于中道改革连合转向现实路线，经济、减税政策及安保政策均未成为重大对立焦点。」在选前俨然「两党制」化的情况下，「中道改革联合」作为足以对抗自民党的大党，党纲却是由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多年的公明党主导编写。故而，即便是在经济政策以外的其他政见上，该党与自民党的政策分歧也变得模糊起来，无法与自民党产生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政策论战。
其次更重要的是，高市早苗本人在选战期间巧妙地隐藏起了自己极右翼的政治面孔。『每日新闻』在选举将近时已经指出，高市早苗将竞选演讲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介绍自己的招牌经济政策——「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上面，表现得不愿谈及自己过去炒作已久的反间谍法、排外主义政策，乃至不时在辩论避免谈及具体情况。举例而言，高市政府在25年末不止一次地暗示自己将放弃非核三原则，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于1月26日举办的各党党魁辩论会上，高市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只是淡淡地说道：「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无法提前作出判断。」
在消灭财税政策的争议点后，高市早苗在街头演讲中对消费税减税只字未提。在选举期间，高市个人知名的各种极右翼政策如反间谍法、国旗损毁法等等，都被隐藏了起来。一位高市政府的官员对外透露道：「首相的风险管理工作就是不说多余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持高支持率。」在大选日前夕，立场对立的『朝日新闻』、『产経新闻』都指出高市早苗通过沉默来「模糊焦点」、「安全驾驶」、「难掩回避姿态」。有自民党人士认为，高市的目的是以首相人气为背景，将政治手法与自身的「信任投票」挂钩，以此在「获得『空白委任状』后再加强鹰派色彩」，此语果真不假。不可否认的是，高市的确在选战期间提及了一次修宪事项、一次宝岛发言（尽管其内容比去年十一月的发言保守了一些），但高市的修宪政策与对华政策自始至终没有成为这次2月大选中的辩论焦点。
去政策化的高市人气
与之对应地，高市的支持者们在接受采访时也极少谈及她的政策，就连保守派学者先崎彰容也承认「了解高市具体政策的人恐怕不多」。在选举期间，『朝日新闻』采访了广岛市内200名支持高市自民党的选民，询问他们为何支持高市。最多人首先说出的理由就是「女性」，常见的回答是「同为女性，所以能够支持她」、「因为是第一位女性首相，所以希望她能努力」。17％的人首先谈及高市的政治作风「干净利落」，认为她「说话干脆」、「诉求清晰明确」、「其他人含糊其辞的事情，她也能明确说出来」。11％的人提到「感觉高市会为我们做些什么」，如「期待她能带来改变」、「具体不太清楚，但感觉她会做各种事情」；此外， 21人（10％）首先评价高市有「执行力」或「行动力」，17人（8％）首先提及高市「有活力」、「开朗」等个人品格，15人（7％）首先表示高市「做事快」。与此相比，只有33人（17％）能首先指出自己的支持原因在于高市早苗的政策，如高市对华强硬、高市的减税政策与经济政策等等。
正如这份调查所体现的一样，大多数日本选民支持高市的原因首先在于她的个人形象，而非她的政策。其实，早在大选前长达的几个月时间里，日本媒体就一直在统计人们支持高市内阁的理由，其中「信得过高市的人品」这一选项一直位列第一，长期位列第二的选项也是与具体左右政策无关的「她有领导力」，「她的政策好」（并未区分是经济政策还是国防·外交政策等）往往屈居第三。
当日本各大媒体采访高市支持者——尤其是采访那些年轻的日本选民时，他们经常收到一些单纯指向高市个人形象的回复，如「让人感觉她干净利落」、「视频中的高市很亲切」等等②。举其一例而言，『每日新闻』描述一名年轻的东京大学生表示自己「无法根据个别政策或实绩来判断高市」，但莫名对她「抱有好感」。他说：「我周围的人也普遍认为，她强势又总是面带笑容，那句成为流行语的『工作、工作、工作……』的发言莫名给人一种信赖感。」『东京新闻』记者戎野文菜、森田真奈子针对选战的报道更加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
1月27日是众议院选举公示日，在东京JR秋叶原站前，一名荒川区大学二年级男生（20岁）前来聆听高市首相的街头演讲，他在亲眼看到高市首相后显得非常兴奋。「我以前觉得她是极右翼，印象有点可怕，但担任首相后，笑容变多了，我开始喜欢她了。」
在高市首相表明解散意向后，我们询问了人们为何支持，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模糊的期待。「感觉她会把日本变得更好」、「感觉会做点什么」。追问其根据时，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她说话直截了当」、「感觉坚定不移」、「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很少有人能举出高市早苗具体的政策或实绩。
对于这种人气，目黑区一位女公司职员（22岁）感到违和感，称「感觉像『推偶像』一样（推し活）」。她说道：「周围的朋友都在发视频说『小早苗，好可爱』之类的话，感觉就像在无条件地支持偶像一样。」……政治记者角谷浩一推测道：「这是一种并不诉诸政策，而是诉诸情感、让期待先行的战略。」他将高市首相的做法比作「推偶像」活动，并分析道：「『推偶像』的弱点是容易对偶像的言行无条件赞同。而这次选举时间短，更不会给选民留有思考的时间。选民可能在无法仔细审视政策内容的情况下，就去投票了。」
事实上，尽管日本年轻人普遍支持同性婚姻与夫妻别姓政策，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高市反对这两项政策。市民组织的领导人能条桃子即表示：「高市成为首相后，给年轻人传递了『焕然一新』的印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是女性以及所传达的信息层面，而非政策或意识形态。当我们告诉年轻人高市反对同性婚姻时，他们常会感到惊讶。」选举过后，日本网络上多有人士指出，在支持高市早苗时「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关心什么政策」，他们尽管在经济政策与性别政策上意见与高市相左，却依然热烈地支持高市早苗；事实上，甚至有年轻人期望高市政府可以实行避免年轻人陷入贫困的政策，然而这是一个高市根本没有提出过的政策。
选后，『日本经济新闻』为这种去政策化的高市人气做了总结：在支持高市早苗首相的网络热潮中，甚至连政策都消失了，存在的只是基于简单易懂框架的「偶像应援活动」。通过视频网站算法而在网络空间扩散增殖的「早苗视频」数量庞大，但其中几乎没有解释政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短视频中高市早苗仿佛轻小说设定般的鲜明形象：「以与生俱来的开朗笑容面对逆境的女主角」。
伪神的外貌
正如上文所示，高市早苗的选举战略如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回避政策论战，突出个人形象。然而，如果她的个人形象如同去年的石破茂一样糟糕的话，这种策略只能导致高市大败而归。
然而，从高市早苗长期维持在60～70％的超高支持率，而这种支持率主要来自于其个人形象的现象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高市为自己打造的公众形象有多杰出。总体来说，这种形象可以分为三点：
①叛逆的女性首相
所谓政治家，就是守护既得利益、回避责任、言语暧昧的「大叔」集合体。对于持有这种印象的年轻人而言，不糊弄、直言不讳的女性首相显得格外清新。
——日本千代田区议员、评论家白川司
尽管高市早苗的权力之路少不了森喜朗、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三个激进保守派男性政客的提携，尽管高市早苗的绝大多数政策与进步、左翼、女性主义毫无关系……尽管如此，高市早苗还是因为自己「日本第一个女性首相」的身份而备受瞩目。
在许多选民眼中，高市早苗是「旧体制的挑战者」、「从自民党内部走出的叛逆者」，并因此饱受期待。不论她是否真的如此，至少她的公众印象正是如此。如日本评论家所说，「『极右』、『保守』等称呼，对于理解她（在选民中的地位）反而会起到妨碍作用。可以说，她作为首位女性首相这一属性已经品牌化，并起到了正面作用。」
在高龄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本政界中，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高市早苗能够因此宣称自己是「革新的象征」，尤其是与实际上一名女性领导人都没有的「中道改革联合」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日本政治学者中北浩尔也指出高市早苗的平民出身、关西腔、在首脑外交中与众不同的直率举动，都为她赋予了一种「民粹主义式的局外人性格」。的确，高市早苗与李在明一起打鼓、用意大利语为梅洛尼唱生日歌的举动，都在日本年轻人中很受欢迎。
②亲民、勤政、爱日本的克里斯马
我认为，聚焦政策来思考年轻人的支持动向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单纯被「强大且看起来可靠的领导者形象」所吸引。因为这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怀揣着对日本淡淡的绝望。看看周围，我真的没见过因为高市早苗的政策而支持她的人。
上面这段话，是一名曾经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日本年轻人——在他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人这么做——的感言。自从小泉纯一郎的改革旋风以后，对日本现状感到失望、对政治深感不信任的日本选民，一直在呼唤着一个可以强力推动日本前进的克里斯马出现。比起说他们指望克里斯马可以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不如说他们只是希望可以有这样一个强人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政治世界的侵害。成功扮演这个角色的小泉、安倍都完成了长期执政的夙愿，未能扮演这一身份的民主党政府则以惨败告终。
正如日本政治学者秦正树所言，年轻人认为有能力的政治家是「用强势措辞坚持自己信念，直抒胸臆的人」，而不喜欢「重视充分讨论、能将多方声音反映到政治之中」的传统建制派。安倍、高市都属于前者的类型，而岸田文雄、石破茂乃至于2021年后的立宪民主党则被列入后者的谱系之中。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江河日下的现状，21世纪的日式克里斯马往往需要细心雕琢自身言行，为他/她的听众营造出「日本正在变得越来越光明」的强大氛围。法政大学教授杉田敦即指出：「在弥漫着闭塞感的氛围中，高市成功散播了积极的形象。」不谋而合地，同志社大学的吉田彻教授也认为：“高市女士或许也有失言，但她向国民传递的基本上是积极、正面的信息。对未来感到悲观、抱有不安的年轻人与现役世代对此抱有好感，或许将高市女士视为能够变革现状的『强有力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高市的最大挑战者——中道改革联合则在选战中重复「守护您的生活」、「保卫和平」、「坚持慎重商议的民主主义」等陈词滥调，甚至制作怀念昭和年代的政治宣传片，给选民一种该党意在维持现状、面向过去的强烈观感。与宣称自己能带来某种未来性变革的高市相比，他们正好在政治冷感人群的新旧对立格局中被打成怀旧保守派。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刻意表现出的亲民作风、勤政特质，也为她博得了绝大的人气。客观而言，与前几任首相相比，高市早苗的话语风格更为明白直快、幽默风趣，甚至曾在演讲引用日本动漫中的台词。与此同时，她也能巧妙地通过自己的言行，向大众反复凸显出自己「为国民勤奋工作」的一面。『朝日新闻』记者在2月7日的高市街头演说现场进行采访时，就遇到了一对初次前来观看政治家演讲的年轻男女情侣，其中男方说道：「（前首相）石破先生看起来没什么干劲，但高市女士说着『工作、工作』之类的，虽然简单但感觉不错。我对政治不太了解，所以印象也是评价的一部分。」这种形象战略似乎看起来相当不起眼，但在选民对政治家的观感、印象直接决定投票行动的今天，它能起到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举一反例而言，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安住淳饱受抨击以至于最终落选的关键原因，就是他在车上翘起脚吃奶油面包的视频广泛流传，而安住被普遍认为其吃相、坐相的一举一动都相当粗俗，以至于在网上迎来了强烈的抨击。
选战末期，安住淳在自己的宣传车上怒吼道：
我早餐吃个奶油面包，盘腿坐着就被人批评，这是怎么了？！这算什么事啊，各位！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奇怪吗？太奇怪了吧！难道阿猫阿狗都来憎恨我们中道改革联合吗，混蛋！！！
结果，这段不雅的名言也被录下来在网上广泛流传，使其形象进一步急剧恶化。在2月8日当天，老牌议员安住淳在自己经营了数十年的选区，以数万票的差距惨败给了一名空降此地的自民党新人。
化作偶像的高市早苗
自去年十一月以来，以这种光彩夺目的人设为中心，被俗称为「サナ活」的高市应援活动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对于不少日本的年轻女性而言，高市早苗是「职业女性的榜样般的存在」，即使不了解具体政策，她们也「憧憬她的工作姿态」。有受访者听说高市女士使用韩国化妆品后感到亲近，并觉得她在外交场合落落大方的样子「很酷」。
在这次二月大选中，为中道改革联合担任志愿者的东京大学学生百濑海回忆道：「总之她在年轻人中印象很好。简直像是不可批判的偶像。」他表示，自己在中道改革联合实习这件事甚至无法宣之于口。选举期间，日本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截取高市早苗街头演说片段而制成的视频和笑脸照片，并配以诸如#高市早苗、#サナ活等话题性标签，下面往往是赞美高市的评论。在街头演说的会场上，也有一些身穿校服的女高中生手持印有高市照片的传单。专攻年轻人消费文化论的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研究员广濑凉指出：「年轻一代与政治的主要接触点是社交媒体。在那里，其个人品格以及看起来努力奋斗的姿态更容易获得好评。越是喜爱高市女士的年轻人，就越容易对批评性的帖子或激烈的言辞产生『她好可怜』的维护性情绪。」
这种偶像般的人气，甚至将这次大选的街头演讲都变为某种特殊的偶像应援活动。高市的演说会上往往没有日本传统的观众喝彩、齐呼口号之声，有的只是听众们仍一致地用智能手机放大画面，将眼前的高市收入视频之中，而这正是偶像演唱会上极为常见的场景。与此同时，记者城本胜也指出：「在演说会场上拍摄的短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扩散，像自我增殖一样以超乎寻常的播放量传播。看到这些视频的人会去查找高市的巡游地点，自己随之去往当地。越来越多的人像为偶像应援一样，跨越选区前往演说地点，并将现场情况拍成视频上传。」
「这次选举完全变成了针对高市首相个人的『应援活动』式选举。」政治评论家有马晴海如是说。「高市首相在解散国会时曾宣布，这是一场『决定高市早苗是否适合担任首相的众议院选举』，事实果然如此。街头的热烈气氛恐怕已经超过了2005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邮政解散』选举。高市首相在街头演说中也呼吁『请支持我』，不知是否有意，她很少提及自民党这个词。她完全打出了一场『高市品牌』的选战，而国民对此趋之若鹜。」
选战末期，爱知县的一位自民党候选人对媒体表情明朗地说：「在街头演讲中，我只要反复高喊高市首相的名字，偶尔穿插着『让日本列岛变得强大而富饶』、『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实现经济增长』这样的内容，反响就很好。总之，『高市首相』这个名字的反响格外好。……我担任议员秘书时代时，小泉纯一郎首相高喊着『摧毁自民党』，其气势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我感觉像是回到了那个时代。这不是小泉剧场，而是高市剧场。」
支配网络的女王
高市早苗如何塑造自己的人设，取决于她的苦心孤诣。然而，要想让这种人设深入人心，则需要高市对媒体具有压倒性的统治力。正是在这次大选中，高市在新媒体领域将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根据Chikilab的社会调查，若将人们对高市的好感度表现为0-10，则选民观看油管政治视频的时间每延长一小时，他们对高市的好感度就会上升0.164。与此同时，日本选民在油管上浏览政治视频的时间越长，他们对中道改革联合、日共、令和新选组、社民党领导人和石破茂的好感度就越低。
社交媒体的影响是压倒性的。有关自民党的短视频片段被不断转发，播放量达到惊人数字。自民党宣传部门制作的广告播放量超过1亿次；匿名用户发布的、支持高市和自民党的视频，其播放量也以数万至数十万为单位持续增长。根据选举前后的各次调查，「重视」社交媒体与视频网站上的政治信息的人们已经将自民党作为了自身的第一选择。
「本次社交媒体选举的特点是靠数量压倒。」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西田亮介如是说。自民党官方油管频道于1月26日上传的视频《【高市总裁致辞】让日本列岛，变得强大而富饶》到选举前一日，其播放量已经突破惊人的1.6亿次，成为选战的热门话题。与其他政党相比，这个数字尤为突出，大幅领先于3000万次播放量的参政党。遭遇惨败的中道改革联合仅仅拥有330万次的播放量。
在选举视频期间，自民党相关视频的总播放量达2.7亿次，与第二名的差距近3倍。然而，从自民党视频低于1％、位列所有政党倒数第一的点赞率来看，这场「空战」的目的只是自民党在选举开始后耗费巨额资金大规模投放视频，使自身强制进入无党派层选民的视野之中。与其他政党相比，这种压倒性的曝光量带来了强大的认知效果，使原本并不关心政治的无党派选民纷纷流向高市自民党。
集英社记者河野嘉诚在采访时，听到一位匿名的前自民党副大臣如是说：「晚上睡觉时，我开着电视播放YouTube，但『我是高市早苗。不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这个视频会烦人地不断播放……毫无疑问，自民党在社交媒体的广告宣传费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来自中道改革联合的相关人士甚至向河野嘉诚哀叹道：
「在推特上，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高市首相的视频广告，甚至在油管上搜索中道改革联合的候选人时，也会出现（这则广告）。只要肯砸钱，想怎么做都行，结果就变成了纯粹的数量战。」
以无所属身份参选众议院议员的青山大人，在落败后也对媒体表示：「（选举）期间，一打开自己的手机、社交媒体，必定会看到自民党高市女士的广告。」正如各方所指出的一样，这是只有高市自民党才能使出的手段——在新媒体宣传上投入如此之多的金钱，确保选民对自己入脑、入心、入魂。
事情还不仅如此。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与初创企业Searchlight的联合调查，在1月27日～2月8日的选举期间，油管与抖音上共有1万多支视频，他们的总播放量达到九亿次。其中，由匿名投稿者发布的视频总计5亿次播放，占整体的55％，这些视频多为对电视节目或网络视频进行第三方再剪辑，后通过AI技术添加字幕或解说语音的「剪辑视频」。这些视频大多极力赞美高市、贬低左翼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与「令和新选组」遭遇完全一边倒的抨击，淹没在这些视频的负面评价之中。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则出现在接近1800万支剪辑视频之中，这些视频显著提升了人们对自民党的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赞扬高市早苗的剪辑视频大多专注于诉诸情感，而非说明高市的政策。其中有高市对支持者的声援报以微笑的视频，也有题为「震撼人心的原声演说」的视频，内容为高市未用麦克风而大声演讲的场景。甚至还有视频捕捉到了高市被支持者拉扯的一幕，附上「首相受伤」的说明。
「选举.com」进行的统计显示，选举期间赞美自民党的视频其播放量为6134万次，约是否定自民党的视频的播放量（3494万次）的2倍之多。在直接针对高市早苗的视频中，赞美者占大多数的78％，批评她的视频却只有可怜的3％。与此相反，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社民党、令和新选组、日共等政党遭到了一边倒的打击，他们几乎总是在油管的短视频上扮演丑角、恶人。
研究网络舆论的立命馆大学教授谷原司指出：「在这次选举期间，油管上的趋势是『赞美自民、贬斥中道』。」据谷原分析，油管上传播最多的剪辑视频是自民党的，其次是中道改革联合的。而且，与自民党相关的视频几乎都是正面内容，而以中道改革联合为题的视频绝大多数是批判性内容，呈现出「中道改革联合淹没在负面宣传之中」的局面。「实际上，中道改革联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彦答辩不顺的场面、共同干事长安住淳傲慢讲话的场面都被大量地剪辑出来，并配上写有『播出事故』、『中道完了』等字眼的封面，播放了数万次。」
谷原司分析道，不少油管上的政治频道大量生产赞美高市早苗的视频，包括了众多介绍高市首相「宛如少女般的微笑」、「早苗完全是妖精」的短视频。这些短视频的内容往往是高市的亲民举动：
有很多剪辑视频介绍了高市首相与同属保守派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亲密交流的场景、保守派评论家赞扬高市首相的一幕。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温馨」的场景。比如，高市在演讲中忍俊不禁、高市与维新会代表吉村洋文闲聊等场景——将高市首相塑造为亲切女性的视频大受欢迎。
正是这些在网络世界满天飞的政治宣传视频，让高市早苗主宰了日本的网络媒体，使自己成为选民眼中象征革新、亲民勤政、光彩夺目的「偶像」。
在『读卖新闻』的报道中，一名住在东京都北区25岁男性职员尤为具有代表性。「社交媒体上播放着高市首相抱病却仍然奔走全国各地演说的视频，她的拼劲传达了出来。」他表示，自己不停在智能手机上看到高市的演说视频及其剪辑片段，故而在小选区投票给了自民党候选人。他理解社交媒体的特性——一旦观看某类视频，相关内容就会接连推送，但也同时表示，「每天都能看到的话，就会产生亲近感」。TBS在街头询问人们为何投给自民党时，也频频得到「受到网络视频影响」的回答。一名20多岁的自民党选民回答道：「高市女士现在势头正劲。我作为年轻人之前很少有机会接触政治，但在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她，就想着要不也投投票吧，于是投给了自民党。」与此同时，另一名40多岁的自民党选民说道：「我看社交媒体时，支持高市女士的声音非常强烈，说实话，感觉我们有点被那种氛围带动或者说裹挟了。感觉不太能听到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的声音。」
尽管这些大量制作第三方剪辑视频的「剪辑匠人」对这次大选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但他们的目的往往却只是以此牟利，甚至未必支持高市本人。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赚钱的职业，最高月收入甚至可以达到400万日元以上。他们过去曾配合制造了国民民主党在2024年、参政党在2025年的热潮，但自从他们明白维护高市首相的短视频能引爆流量，逐利的剪辑匠人便大量制作拥护自民党的视频，再配上批判在野党的视频。谷原司认为：
所谓的「剪辑从业者」们一旦锁定特定候选人并大量制作视频，该候选人的视频就会激增，油管空间仿佛被「霸屏」。……就像股票买卖一样，只要力挺高市、贬损中道改革联合的视频能获得大量播放量，剪辑从业者们就会一股脑地制作力挺高市的视频。就这样，支持高市首相的视频激增，形成了可称之为「高市泡沫」的状态。
当然，「高市泡沫」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剪辑匠人发现了高市早苗在日本网上的超高人气，「相关视频的传播情况相当好」，才开始一窝蜂地制作起了赞美高市的视频，从而进一步抬高高市的社会风评。那么，高市为何会拥有这种可怖的人气呢？
就此，专职分析选举的米重克洋列出了三个理由：
- 保守派的评论员与名人本来就在油管、推特与其他社交媒体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 将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群中，很多人偏向保守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保守派占优势的网络信息空间。
- 高市早苗很早就开始在油管等平台发声，致力于培育自己的网络基础。
然而，细心的读者读到此处，想必会在心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如下所示：
区区网络，它的政治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夸张吗？这是你为日本左翼轻易被击败所找的借口吗？
为什么只有保守派的网红与评论家在日本网络上强势？属于日本左翼的网络名人呢？
为什么热衷于社交媒体的人会比较保守？日本左翼不上网吗？
难道只有日本右翼政治家会去培养自身的网络基础吗？
如果不是日本大多数人都在支持高市早苗，怎么可能产生这种规模的网络人气热潮？
事实上，笔者也曾长期抱有这这种疑问，为此阅览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以下的部分，即是笔者在反复分析、思考这些媒介研究材料后给出的回答。
在当今的日本，网络已经成为60岁以下人群接触政治信息的主要媒介。根据2025年进行的第18次全国舆论调查，18~59岁的日本人接触重大新闻的首要途径就是网络，30岁以下的人群中只有3.3％中通过报纸来接触重大新闻的。青年人与中年人的主要媒介已经变为网络，60～69岁人群表现为混合使用网络与传统媒体（电视台与报刊），只有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传统媒体才明显占据优势。
就网络而言，人们接触新闻的一般途径是雅虎、谷歌等门户网站，但近年来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了解新闻的人群在强势崛起，在18-29岁人群中更是高达76.8％，反超了只剩下58.5％的门户网站。可以说，互联网已确立为日本青年人、中年人的核心新闻流通渠道，社交媒体更是日本青年人接触政治信息的最重要途径。不仅如此，在18-59岁的日本人之中，还有一批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得知社会的真相」，其数量在18-29岁人群中高达45.9％，在30-39岁人群中也达到了44.5％，甚至在50-59岁人群中仍然保持32.8％的数量。
在越发原子化的日本社会之中，疏离各种社会团体的单身人士、三人家庭越发增加。过往的日本左右政党往往以町内会、工会、家长会、商会等地区组织为抓手动员选民，但若想要接触到这批年轻的选民，政党唯一的手段只能是网络空间的宣传。
与此同时，在日本网络上传播政治言论的现象也是早已有之。早在1999年网络匿名论坛诞生后不久，网络上反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大众媒体的「嘲讽式反权威主义」就因一系列事件的冲击而以反韩、反左翼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些右翼议程在当时尚属狭小的网络空间内不断扩散，奠定了右翼言论在日本网络上的霸权基础。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流行的新闻聚合网站则在发现右倾话题能吸引更多访问量后争相量产极右翼的文章，迅速走向右倾化。聚合网站的泛滥和竞争的激化，使其文章的标题和内容变得更具煽动性，与此同时18-29岁男性通过这种聚合网站了解过新闻的比例则高达七成以上（2019年）。在2010年代期间，运营网络媒体业务的平台型企业，如脸书、谷歌、雅虎也正在将易于吸引人们眼球、即能获取流量的右倾化言论「商品化」，以此获取广告收入。正是以上这种极为畸形的结构，使仅占全体网民1-2％的网络右翼（与此同时，不发布信息但支持网右的网民则为5％）得以完全垄断日本网络的政治言说空间。
正如学者松谷满所言，「若仅观察网络，会感觉这个社会已被右翼掌控也不足为奇。」他在2017年的调查显示，左翼的主要活动方式至今依然是社会运动，右翼的主要活动场地则是网络；与此同时，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的主力军——年轻人中，右派在网上发声的热情远超左派，这或许也正是极右派在网上获得远超其实际规模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片沃野的价值所在，安倍政府在2013年力排众议开放了「网络选举」，首次允许在网络上进行选战。尽管如此，或许由于推特、博客等社交媒体本身的限制，各种政治学研究一直显示网络舆论对现实选举影响不大。根据立命馆大学教授谷原司的统计，在2021年众议院大选、2022年参议院选举中更是出现了反自民党的左翼言论在推特上占压倒性多数，但沉默的大多数却纷纷投票给自民党的局面。或许是由于信息茧房效应，有接近一半的选民很少看到过这些反自民党的言论。
然而，日本网络政治的关键转折点也正是发生在人们被迫闭门不出的疫情时代。以2021年大选为契机，仅一分钟的短视频开始成为选举活动中的重要工具。与此前的社交媒体不同，油管与抖音的媒介形式使其相当适合政党的正规军面向原本政治冷感的人群有效输出海量的宣传信息。在2024年大选中，长期积累网络经验的玉木雄一郎首先抓住这波新媒体转向的契机，通过被他称为「网络宣传板活动」的短视频型政策宣传活动一举开拓网络地盘，让自己领导的国民民主党的议席翻了四倍。也正是从这一次大选开始，推特上对不同政党的正面/负面意见数量开始明显与这些政党的得票高低产生高度关联；与此同时，上文提及、以剪辑视频为谋生手段的「剪辑匠人」群体也开始逐渐成型，日益成为日本选举政治宣传中的重要角色。进入2025年后，早在2020年就开始投身于短视频领域的参政党也不甘人后地掀起了一波狂热的排外主义网络高潮，借此快速提高自身极端主张在年轻人生活世界中的曝光度，最终在参议院选举中迎来跃进。
在以右翼议程为中心的网络民粹主义旋风之中，日本的网络政治完成了自身的「视频转向」与「右翼转向」，并开始强烈地影响现实的选举政治。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建制派作风明显的立宪民主党依然沉浸在过去的议员王国式传统选战方式之中，对新媒体宣传缺乏关心、敷衍了事，使中左翼势力在网络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严重落伍，最终为中道改革联盟在二月大选中的惨败埋下了远因。
高市人气的土壤——去政治化中的人设政治
高市早苗的选举战法，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根据横滨商科大学教授田中辰雄的长期跟踪调查，高市早苗在选战中不但夺回了岸田、石破时期流失的极右派选民，还成功动员了2024年大选中并未投票给自民党的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这两部分「新选民」，达到了2026年自民党选民的五成之多。
田中辰雄分析发现，过去曾流向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的极右派选民的确已经回归自民党，但由于高市相较石破茂太过右倾，在2024年的自民党选民之中，有大约30％的人脱离了该党。前后两批人只能在数字上相互抵消，无法为自民党新增得票率；而如果自民党依然是2024年大选的得票率，它将迎来类似当年的惨败，高市政权将随之崩溃。
让高市政权浴火重生的，正是在被高市本人吸引而来的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他们达到了全体自民党选民的两成。这批在2024年大选中选择弃权的政治冷感选民，在这次大选中为自民党投下了自己的一票。观察其性别与年龄，女性明显较多，年轻人也比较多；他们的意识形态虽然微弱倾向右派，但还远远比不上高市本人的右翼程度。田中根据数据研判分析，这些选民投奔高市自民党的原因在于高市本人的人设光环，相信她的人品、廉洁、诚实可靠与政策，认同她是十多年来最好的首相（甚至比安倍还要好得多）。田中辰雄评价道：
这一高度评价令人想起被称为「特氟龙总统」的里根总统。里根总统在任期间虽有伊朗门事件等诸多失败，但支持率却不可思议地没有下降。里根总统这一不可思议的特质，被比作不易粘锅的特氟龙涂层煎锅材料，因而得名「特氟龙总统」。关于其支持率为何不下降有几种假说，其中有力的一种是认为里根总统除了政策之外，作为一个人被认为是「好人」。……这可以解释为，因为存在高市女士是值得信赖的好人这一评价，所以即使有些政策失败，人们也继续支持。这堪称「特氟龙首相」。
暂且不论里根到底为何能保持高民调，但「特氟龙首相」的这一称呼却相当适合高市早苗。毋庸多言，维持这种特氟龙性质的不是高市早苗的政策进展顺利，而是日本选民对其人品的坚信不疑。
早在2012年大选时，远藤晶久与Willy Jou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即显示40岁以下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坐标轴变得模糊起来，难以将不同政党定位在左右的政治坐标轴上面。他们在2010年代进行的各种调查，也显示六十岁的日本选民已经对「左-右」、「保守-革新」坐标轴已经不再敏感，他们不倾向于根据一个人是「左翼」或者「右翼」来做出投票的判断。正如米重克洋所说，选民已经在「基于完全不同的维度来判断投票对象」，比如信息来源、世代差异等等。对现代的日本选民而言，他们在投票时的参考对象往往不是该党的意识形态如何——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关注这一课题，而是该党的「形象」即人设、外表、社会风评如何，擅长打造自身人设者才能在选举中胜出。这种脱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态正是「高市人气」可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政治学者村上弘指出，「保守派-自由派」的坐标轴在日本已经发生变质和模糊化，许多人甚至认为日本维新之会或者自民党是自由派。人们比较政党的标准变成了「执政党-在野党」、「传统政党-新兴政党」、「势头上升-停滞不前」，或是党首的「外貌」与演讲能力，而不再关注政党的实质层面——理念与政策。就理念与政策而言，或许选举政治的理想情况是选民主动对比各政党发布的竞选纲领，但实际上大多数忙于工作的选民很少有机会在选前把各党的数百条政策看完以后再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更接近现实的情况是，他们会依据自己对政党相对模糊的印象来决定大选时的投票行为。
在应用社会心理学中，存在名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的概念。该模型根据人们处理信息的意愿与能力之有无，将信息处理过程分为两种：一种是被称为「中心路径」的、对信息内容和根据进行仔细审查的类型。就选举而言，这相当于选民仔细考量各党、各候选人政见的信息处理过程。反之，缺乏意愿或能力时，则会通过「外围路径」处理信息，即信息发送者的可信度、魅力、信息本身的表面印象等周边线索成为判断的关键。这种模式意味着，政党、党首或候选人的魅力和形象优先于选民与政党的政策的一致性。在21世纪的日本政治中，政治信息的流通与处理过程长期按照「外围路径」进行。
曾长期在极右派群体中活动的评论家古谷经衡在大选后一阵见血指出，日本选民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做出投票行动，因为他们甚至不清楚左右的定义：
英国媒体评价高市人气时精辟总结道：「赢得选举的方法：明确表态，实则空无一物。」如今多数日本选民并非依据政策，而是依靠印象（源自网络视频或图片等）判断政治家的可信度。不，或许这种现象早自过去便已存在。
然而当前绝大多数日本选民，在理解中道之前，甚至不知右翼与左翼为何物。日常生活中虽习惯以「保守」代指右翼、「自由」代指左翼，但实际上连保守与自由这些词汇的含义都一无所知。
我年轻时曾在名片上印有「保守主流」字样。这是我为赋予名片些许冲击力而做的独特设计。某位收到此名片的中年企业经营者面露困惑反问道：「保守？古谷先生是负责哪种管道的维修保养？」理解「保守」一词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素养，但现实中这种素养为零。因为学校连政治思想的「政」字都没教过。在这种环境下步入社会的人，就会误将政治保守理解为建筑物的维护管理。既然这样的人才是「普通大众」，他们自然无法理解中道是什么。本应是左右之间的中间路线，却因左右概念模糊而导致中道同样意义不明。
正是这种拒斥政治思想与政治知识的现象，造就了日本如今去政治化的「人设政治」：选民不根据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根据某一政治家或政党的社会风评、人设、个人仪态的「形象」来做出判断，一窝蜂地为人设精妙、风评良好的政治家投下选票。
为何与其他西式民主国家不同，唯有日本会出现这种怪异的状态呢？其根源正在于日本社会严重的政治冷感现象。在美国等地，个人往往在青少年的社会化时期就会因学校、家庭、地区社会的环境而拥有自己的政治倾向；然而在日本，自从新左翼运动落幕以来，一切政治化的内容都被排斥出日本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之中，甚至可以说「他们生存的社会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不存在政治的契机，因此他们极度难以理解政治性的主题本身。特别是对于学龄期的青少年而言，政治化的土壤近乎于无。」
专门研究日本年轻人政治倾向的日本学者中西新太郎，在安倍晋三时期的2019年进一步指出：
年轻人不关心政治这一「常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教条。自70年代中期以来，支配日本年轻人形象近半个世纪的这一教条，是缺乏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社会化模式（日本型青春期）的产物。而将这种模式颠倒为「不关心」的认识操作，其本身便尖锐地反映了日本社会颠倒的政治性。简而言之，这是在系统地追求一种「无需持有政治关心即可生活」的「教育」。旨在将新毕业学生顺利输送进入企业秩序的日本型青春期，其不可或缺的一环正是排斥政治化的进程。……在这种关系中，不关心政治本身，才是安稳度过社会生活所需的处世术，而「教育」正是旨在让人们切实掌握这种处世术的工作。
即便政治化在「长大成人」后得到允许，这种去政治化的基因依然影响了众多日本人的一生。准确而言，日本的市民社会是排斥讨论政治、思考政治、参与政治的。早在2010年代末，日本学者已经发现政治被显著地理解为「麻烦事」、「对立」、「争吵」。林香里与田中瑛的社会调查发现，人们普遍避免倾向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政治，认为「政治话题还是少谈为妙」。在调研的结论中，他们指出：对日本市民而言，政治是「吵架的话题」，或者最多是学习教养的一部分，而不认为自己应该对其持有主体性的意见。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完全不存在政治会「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印象。进入2020年代以后，这种排斥政治、厌恶政治的倾向更为强烈，使日本人距离政治知识与政治思想越来越远；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现象却在上文所提及的「新媒体转向」中被极右派政客所巧妙利用，以选民每日都能接触的社交媒体与短视频为工具，用看似不涉及政治的「常识」完成了选民的政治动员。
在2026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被高市早苗所运用的「常识」就是「新旧对立」的框架。在1990年代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然停滞了数十年，期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导入也让许多人的生活深陷命悬一线的危机。即便安倍经济学似乎的确在纸面上极大改善了就业的情况，日本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危机依然持续深化。由于不存在可以展现变革方案的左翼势力，不少日本年轻选民虽然怀抱着一种「勉强维持平常生活都很困难、不知何时会从那里滑落下去」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却以「极度希望维持一如既往的平凡生活」的形式展现出来，演变成了一种强烈的现状维持欲望。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生活保守主义」，许多选民在安倍时期倾向投给象征稳定的自民党，而对主张弱势群体互助共赢的日本左翼不屑一顾；也正是因为这种「守护（过往以来一直如此的、如今却岌岌可危的）宁静生活」的激进意识，排外主义的价值观可以相当轻易地以「非政治常识」的方式融入去政治化的社会之中。
然而，面对日本社会与经济在各方面遮掩不住的衰颓氛围，日本选民也会希求维持现状的同时，希望出现一个可以革新日本的强人打破衰颓的旧式政治，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带领日本人走向未来。只有这样的强人，才可以通过强硬的言行来让这些对生活心感不安的日本市民感到「安心」，将国家政治放心地交给他/她来大刀阔斧地革新——当然，具体的「革新」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治家能让人产生「安心」与「改变」的感觉。
这种21世纪日本的克里斯马，往往通过与众不同的言行来彰显自己的「革新性」。日本青年协议会的理事佐佐木悠翔即认为，高市早苗、玉木雄一郎、神谷宗币的共同点在于「党首个人的个人魅力」和「不揣摩、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
他们最大的特征是，摒弃抽象的理念和拐弯抹角的表达，以明确的言辞直指面临的课题与解决方案的「断言姿态」。年轻人在这种「敢于断言的勇气」中看到了真正的领袖形象。相反，始终拘泥于暧昧理念、重复永田町术语「正在研究」、看不清决断所在的旧式领袖形象，已无法打动如今的选民，特别是年轻人。
长期以来的日本政界现状——腐败无能、老人政治、一潭死水，既是加速政治冷感的推进器，也是让日本选民呼唤象征「新政治」的强人出现的重要动机。学者松谷满指出，不关心左翼、右翼思想的日本人占社会的大多数，他们判断政治的标准不是左右对抗、而是新旧对立，即「政治家、官僚等精英或专业人士主导的传统的旧式政治，与非专业人士的普通市民主导的、或代表他们的新式政治之间的对立。也可以说是围绕政治方式的对立。」
在松谷满看来，这些政治冷感的日本选民本来就对政治价值观的对立缺乏实感，新旧对立的坐标轴反而更贴近他们的感官。当这一坐标轴受到重视时，由于认定维持传统政治即可的人很少，对「新政治」的向往会导致戏剧性的选举结果。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抱着「新政治总归更好吧」的态度，一窝蜂地支持民粹主义政治家——或许这就是为何，象征革新的高市自民党击败了代表陈旧、保守、过时的「中道政治联合」，彻底摧毁了后者。
作为知名作家与政治家的乙武洋匡在这次大选后，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感慨地发文表示：
去年参议院选举时，我偶尔看到一些留言说「我在令和新选组与参政党之间犹豫不决」，最初我还有点不敢相信。如果用传统的「左右」轴来看，这两个党本应处于对立的两端，所以我很疑惑为什么有人会在这两者之间纠结。
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选民不仅仅是基于以往的「保守派vs自由派」框架来选择投票对象，他们也开始用「旧势力vs新势力」这个框架来审视政党。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日共，许多人都抱有「以往的政党、政治家们什么都没能改变」的挫败感，这种情绪或许就转化成了对「新势力」的期待。选举前就不断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年轻人的价值观趋于自由化，为什么左派政党却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正如我在开头所说，我认为其中一个答案或许是，不仅限于年轻人，选民的评价标准本身已经从「保守vs自由」逐渐转向了「新势力vs旧势力」。
恰如乙武洋匡所言，如今的日本选举结果「不是取决于政策，而是被这类形象战略所左右」。保守派理论家先崎彰容也提出：「如今，选民已经不是用『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这种框架，而是用「新-旧』这种视角来看待政治了。参政党、未来团队等能增加议席，是因为它们具有新意。而中道改革联合大概也和日共、社民党一样，被视为老旧的政党了。」领导层全是男性老人、毫无新意与亮点的政治纲领、仿佛是日本政界不良传统集大成之作的两党选前匆忙野合……种种细节，早就让日本选民在心中给「中道改革联合」打下了守旧派的烙印。
在新旧对立之外，政治冷感的机制还催生出了这次恰如其反面的狂热的「粉丝团政治」。在新媒体转向的驱动下，本来就具有深厚的「人设政治」传统的日本选民，作为千代田区议员的评论家白川司认为：「近年来，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正以社交媒体为中心『追星化』。政治家的言行、态度、行为方式——而非政策，成为了他们重要的评价对象。」
上文所提到的「サナ活」、追星式听高市演讲、将高市视作人气偶像的行为，都是这种「粉丝团政治」的具象化。文芸评论家斎藤美奈子语带讥讽地说道，粉丝团政治甚至不是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是需要政纲的，而高市热潮连政策都不需要：
民粹主义仍然牵涉到候选人、党派的主张和政策。而粉丝团政治则不存在这些东西。它是100%的印象、100%的氛围、100%的情感。「推活」的感觉接近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恋爱或宗教，因此即使被劝说「那个人不行」、「还是放弃比较好」，粉丝不仅不会动摇，反而可能会刺激其粉丝的心理。至于政治献金问题、高市与统一教会的勾结问题等，自然也如耳边风一般。
粉丝团选举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恐怕是参与者自身并未意识到的「无自觉的政治活动」。
其实，又何止粉丝团选举是「无自觉的政治活动」呢？自从去政治化的政治冷感氛围浸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日本选举政治中的绝大多数选民行动基本都是「无自觉的政治活动」。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现代日本政治的绝对主题。
为何日本年轻人不支持左翼？
通过如上的解说，想必读者已经能理解日本选民的现状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只是日本人不知道自己右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严重右转了呢？
正如笔者在此前文章（饱受抨击的两篇）中指出的一样，现有研究很难断定现如今的日本年轻选民发生了激烈的右转现象；即便存在右转，他们的右转幅度也远远不足以支撑安倍、高市的右倾化政治。
根据2023年的FNN舆论调查，赞成同性婚姻的20-29岁人群高达91.4％，30-39岁人群也保持了88.8％，到40-49岁是79％，50-59岁是75.9％……一直到70岁以上，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才不足一半（47％）。根据2024年的FNN舆论调查与2021年的内阁府调查，在18-29岁、30-39岁、40-49岁的人群中，支持夫妻别姓的比例高达85％、76％、82％，一直到70岁以上，反对夫妻别姓制度的人才达到过半数之多。2019年的NHK调查指出，18-19岁人群中有90％支持女性天皇，20-29岁人群为85％，在30-39岁人群为82％，呈现出随年纪上升而递减的现象。就连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厅2025年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年纪越小的日本人越倾向于欢迎外国人来到日本。在各年龄段都有30～60％的人「我不好说」的情况下，一直到45～49岁的组别，「欢迎派」才被「不欢迎派」所反超，18～19岁人群更是欢迎派直接过半。
2025年的内阁府调查指出，在18-29岁人群中，表示自己爱国之心「非常强烈」与「比较强烈」的人仅占36.9％，这个比例在30-39岁人群为36.3％，40-49岁人群为43.7％，50-59岁人群为46.6％，60-69岁人群为55.5％，70岁以上为65.3％。越是年轻，表示「我不好说」或拒绝回答、直言「我的爱国心比较弱」甚至「非常弱」的比例就越高。事实上，2025年9月的外交舆论调查甚至显示，即便是被问及「对中国的亲近感」时，回答「感到亲近」的比例也是在18-29岁最高，这一比例随年龄上升而逐渐下降，到60-69岁时降至最低。
另一方面，BIGLOBE在2024年3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在18-19岁人群中，期待「进行财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的比例高达71％；这一比例在20-29岁为66.8％，在30-39岁为74％。与此同时，希望「少数群体也能在社会上过得舒心」的比例，在18-19岁人群中为82％，在20-29岁中为59.6％，到30-39岁人群中更是高达72％。由此可见，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不是自在的右派、也不是自为的右派，看不出来他们有右倾化的迹象。
根据上面的各种舆论调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日本年轻人明显是在经济上支持左翼政策、在文化上支持进步主义改革、日本爱国主义意识比较薄弱……如此说来，现实的日本应该是年轻人支持赞同同性婚姻、夫妻别姓与女性天皇的左翼政党，老年人支持社会政策保守、强调爱国主义的右翼政党才对。然而，近十五年来的日本的选举政治却完全相反，呈现出年轻选民纷纷投给右翼政党、老年选民成为左翼政党主力军的怪异状态。不但如此，针对右翼政党推行的各种政策，日本年轻选民的支持率也明显比老年选民高出不少。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一样，日本选民越是年轻，他们的去政治化就越是严重；去政治化越是严重，年轻选民就越难以将政治坐标轴与具体的政党联系起来，遑论根据不同的政策坐标轴而做出自身投票的判断了。由始至终，他们判断不同政党如何的标准只能是对该党的模糊「印象」。年轻选民的确在不同问题上有着自己的一定看法，但这些问题意识却没有被「政治化」，转变成他们投票的根据。年轻选民对左翼政策的「支持」确实存在，但这只是一种漠然的支持，对他们而言远不如政治家的人设、形象来的实在。因此，重要的不是这个政党的真实政策与政治立场如何，而是这个政党给人的「印象」到底如何。
这么说起来可能很抽象，简直就像是给年轻选民找借口一样。那么，下面的两个例子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上面的这一点。北海道大学教授桥本努等人在202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在听到相关词句时，回答「印象中感觉最为贴近的政党」。
他们的结果如上。一到与左翼有关的词句，如「经济弱势群体的伙伴」、「积极支援育儿」、「积极援助女性与弱势群体」，最多人就选择「没有符合的政党」，次多人选择自民党与当时时兴的「日本维新之会」，左翼政党如立宪民主党、日共、令和新选组等等位列第三。这一点有力地说明，即便是在大部分日本人的印象中，左翼政党也不被视为左翼政策的代表，如果硬要找一个代表性政党的话，这个代表也会是自民党。这一点与自民党确实推行了部分左翼政策相关（下论），但也与日本左翼政党极其糟糕的宣传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这次大选期间，朝日新闻与大阪大学三浦麻子教授（社会心理学）合作开展的网络意识调查发现，在自认为政治立场偏左翼（或自由派）的人群中，40岁以下人群的投票首选是自民党。在18～3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达到34%，其次是国民民主党的10%，选择「中道改革联合」的仅有9%。
正如上文已经说明的一样，即便年轻人支持某一政策，这一政策也不会成为他们投票的焦点。根据日本财团2025年8月的调查，在投票时最重视「夫妻别姓」议题的年轻选民仅达5.3％，表示「与其他议题同等考虑」的人不足三分之一，表态「未作考虑」的人更高达50.2％，还有13.2％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各党的竞选政策。综合来看，大致呈现如下格局：强烈支持的人最高估计约一成左右，强烈反对达到20-30％，剩下60-70％的人只是消极地支持夫妻别姓，感觉「无所谓、要实行就实行吧」。日本财团的调查发现，在17-19岁的女性之中，只有4.7％的人明确表示希望自己未来结婚时可以保留自己的姓氏——甚至连「愿意跟对方姓」的男性受访者都有9.2％之多。由此可见，在日本年轻选民之中，真正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其实很少。这一点足以说明，为何如此之多的日本年轻选民纷纷为反对夫妻别姓的高市自民党投下了自己的选票。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年轻选民在其底子上比较倾向于左翼政策，但因为他们比起不甚了解的政策与政治思想，更关心政治家人设、政党形象的特点，只要可以影响他们生活世界——就现在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网络媒体——中所见的「人设」、「形象」如何，就可以带动他们支持某一政党，随之爱屋及乌地支持这一政党的政策，如减税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对华强硬等等。在过去的两年间，国民民主党、参政党与今天的高市自民党都及时乘上新媒体转向的快车而相继做到了这一点，使众多日本年轻选民表现出一种「人云亦云的右倾化」。正因如此，日本左翼政党在新媒体转向中的严重落伍，要对这一最终的结果负上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正如本文在终章也将指出的一样，这种「政治主导」而非「社会主导」的右倾化是2010年代以来的右转基本模式：日本右转的震源不在于社会本身，而就在于右翼政党内部。正因如此，各种意识调查中显示的选民自身的右倾化才表现得相当微弱与缓慢，根本追不上日本政界实际发生的右倾：根据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的调查，2024年大选中的大多数选民将自己定义为「中间派」；按照秦正树、田中辰雄所做的长期跟踪调查而言，如用0-10来衡量左-右程度，过去几年日本选民的右倾化仅仅停留在0.5以内，可见其右倾幅度相比高市政府相当微弱。而谷口、竹中佳彦等学者多年以来的各种调查也已经证明，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远比投给他们的日本选民要来的右倾。
小熊英二在论及这种右倾化时，曾将其称为「缺乏左翼的多元化」——比起说日本人整体出现了「右倾化」，不如说情况更像是单纯的左翼衰退。在最后一章中，本文将简单回顾日本战后70年来的左翼政治，剖析「左翼消亡」的根本原因。
「中道」的灭亡
2026年1月10日，高市早苗突然宣布即将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大选。就在短短六天以后，日本最大的“左翼”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突然宣布建立「中道改革联合」，成为拥有167个议员的大党。
两党在选举前夕突然合并是欧亨利式的结局，既让人大感意外，仔细一想又似乎合乎常理。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长期民调低迷，若分开参选或将十不存一，两党议员认定报团取暖才是最好的选择。立宪民主党及其前身政党长期取得大约20％的选票，而又背靠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工会「联合」；公明党则仰仗日本最大的组织票团体「创价学会」，在每个小选区都坐拥足以决定胜负的2～3万选票。
因此，两党的合并也被视作两大组织票团体最强联合，组建「高市包围网」。不少人通过简单的票数相加而认为高市自民党即将惨败，『每日新闻』甚至预测两党合并之下，自民党只能取得七十多席。曾任自民党事务局长的久米晃如此评价「高市vs.中道」的选战格局：「高市本是突然解散发起突袭，却反遭对方突袭。这正如武田信玄清晨袭击上杉军潜伏的山地，却扑空而反遭逆袭的『川中岛之战』格局。」领导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也在1月15日的党内会议上表示：「感受到了公明党方面『想让高市总理吃不了兜着走』的强烈意愿。」
然而，2月8日的大选结果宣告了这一臆想的彻底幻灭：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的1+1没有等于2，而是等于0.2，远远低于野田等人的最低估计。在各地小选区与比例区的选举之中，中道改革联合已经彻底破盘，得票显著低于原本估计的两党选民之合。
与此同时，过去曾大比例投给立宪民主党及其前身的无党派层选民也大范围倒戈：他们被高市热潮所裹挟，在日本全国各地投给了自民党。这一点直接导致了高市自民党空前绝后的胜利——以及「中道改革联合」（下称中道）实在是惨不忍睹的选情。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投给立宪民主党的无党派层（46％）是投给自民党者（22％）的两倍之多；但到了这次大选，无党派层中的自民党选民一举飞跃到40％，超越了「中道」选民的33％。
中道改革联合的这种苦战，在选战初期就已见端倪。候选人阵营中不时传来「听众反应平平」、「我们的党名尚未普及」等声音，甚至有候选人上前想握手却遭拒绝的情况。比起选战初期，中后期到终盘的情势报道对「中道」更为严峻。一名立民出身的候选人沮丧地表示：「感觉街头演讲时，自己的反响绝对不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到选战后期，一名立民人士甚至透露道：「参选的候选人，以及支持候选人的职员和秘书们都快撑不住了。……这是近年最痛苦的一次选战，年轻职员甚至担心得脸色发青，害怕『自己的雇佣合同还能不能续下来』。」他们的预感成真了：选举结束后，过去的民主党系大物议员如冈田克也、枝野幸男、小泽一郎等纷纷落选，一般的候选人也遭遇灭顶之灾，使该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打击。2月8日当晚，一名在立宪民主党开票中心守候结果的政治记者回忆道：「现场完全如同守灵仪式」。
「放眼望去尽是焦土」，一位年轻候选人的这句话，道尽了该党的惨状。但也正如一句日语谚语所言「負けに不思議の負けなし」（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中道改革联合」的灭亡是合情合理的。
高市胜利的第一大功臣
或许会令不少人感到惊讶的，是本次高市自民党的得票水平只不过与2021年的岸田自民党持平。
的确，自民党的比例代表得票率为36.7％，似乎达到了1996年以来自民党的第二高的得票率。然而，我们都知道在2000～2026年的自民党、公明党合作时期，作为公明党动员创价学会会员在小选区投给自民党的回报，自民党议员也会呼吁自己的选民在比例区投给公明党。若以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出口调查而言，公明党18％的得票都来自于自民党选民。如用2025年参议院选举的得票计算，这部分选民为1.8％；用2024年众议院选举的公明党得票计算，这些投给公明党的自民党选民为2％。
用36.7％减去2％，我们得到了34.7％的数字。这个数字，正是2021年的自民党比例代表得票率。与此同时，本次自民党候选人在小选区的平均得票率为50.4％，低于2021年自民党录得的51.1％。由此，我们最多只能说高市人气使日本选民对自民党的支持率恢复到了岸田文雄内阁刚成立时的水平；而如果说存在一种单独地使自民党大胜的「高市人气」、「高市旋风」，就要承认被日网广泛嘲讽为「增税四眼仔」的中间派政客岸田文雄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岸田人气」（？）、「岸田旋风」。所以，高市早苗并不存在远超历代首相的人气。
此外，本次的「高市人气」也与被公认为掀起旋风的小泉纯一郎明显不同。如果选民对执政党领导人的高评价直接与投票行动挂钩，这种人气热潮应该在政党的比例得票（而不是在小选区的候选人上）中更直接地表现出来。然而，2026年众议院大选的高市自民党得票结构与这一假说明显不符。
由于此前公明党选民会在小选区投给自民党人，自民党的小选区得票率总是大幅超越比例代表得票率，因此要想观察首相人气对全体选民的溢出效果，就要用自民党+公明党的小选区得票率减去比例代表得票率。在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小泉纯一郎的领导下，自公联盟在2003年、2005年大选之中，都实现了比例代表得票率对小选区得票率的反超，这正是小泉人气在比例代表中的溢出效应。与此相比，高市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之会的小选区得票率较比例得票率高出10.5％，达到200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这与小泉纯一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主张高市人气只在小选区得到体现，却在比例代表得票中消失不见，这未免有些过于荒诞。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粗暴的估算：自民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比例得票率为26.7％，加上上面2％投给公明党的自民党选民，说明自民党的基本盘选民比例应为28.7％。随着高市早苗吸引右翼选民从国民民主党等地回流自民党（以及用被她吸引而来的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填补流失的中间派选民），自民党的比例得票率成功回升到了2021年水平的36.7％。与此同时，根据朝日新闻的出口调查，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投给公明党的选民中，有73％在本次大选中投给了中道改革联合。若用2024年公明党的10.9％得票率计算，即8％的选民脱离自民党，转而投奔中道改革联合的怀抱。
那么，自民党候选人在小选区的平均得票率应该比2024年下降8％，来到34.6％；而中道改革联合候选人应该在当年39.5％得票率的基础上提高8％，收获47.5％的选票。在现实中，自民党候选人在小选区拿到了比这一预想高出15.8％的得票，中道改革联合的实际得票率则要低上足足17.2％。那么，这个估算到底是在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答案就在基本盘与「党外票」的变动之中。如用2024年公明党的得票率减去2％，可得公明党拥有9％左右的选民；以这些选民加上立宪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21.2％的比例得票率，故而中道改革联合至少应该拥有30.2％的基本盘选民。
在现实中，中道改革联合在2026年大选的比例代表区只收获了18.2％的得票率，这意味着11.9％的选民——过去的立宪民主党支持者，选择了离开。毋庸多问，这意味着极其严重的破盘。一般而言，部分相对倾向于反自民党的无党派选民会在众议院选举中策略性地投票给第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使其得到大约20％的比例得票，这一点在过去的几次大选中都顺利实现了。然而，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这些温和的、外层的立宪民主党支持者离开了中道改革联合，使其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在2021年、2024年两次大选中成功发挥了身为第一大在野党的「集票效应」，使在比例代表投给其他在野党的选民在小选区投给自己，甚至出现了国民民主党比例得票率越高的地区、立宪民主党小选区得票率越高的情形。在这里，我们将这种非该党基本盘，却在小选区投给该党的选票称为「党外票」。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由于国民民主党领导人不承认过去与立宪民主党私下签订的「选举协定」有效，在以东京为中心的各个选区大肆拥戴候选人；与此同时，过去同为在野党的日本维新之会加入执政联盟，并在大选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给自民党，而长期与立宪民主党保持合作的日共也激烈批判中道改革联合的政治右转。一系列事件消除了中道改革联合的「集票效应」，使其小选区得票率仅仅比比例代表得票率高出3％，即中道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党外票」。
与此同时，即便自民党的基本盘选民回到了36.7％的历史高位，缺乏过去公明党8％的选民支持，这也可能导致自民党在小选区的惨败——在2024年大选中，自民党、公明党37.7％的比例得票率，就造成了两党的兵败如山倒。然而，大量在比例代表中投票给他党（如参政党、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之会，等等）的选民在小选区选择了高市自民党，使该党的小选区得票率较比例得票率高出空前绝后的12.51％，打破了自民党「党外票」的记录。
如上所示，「中道改革联盟」在基本盘陷入崩溃的同时，几乎无法在小选区收获任何「党外票」，导致该党的小选区得票率足足比2021年的立宪民主党低了8.33％，导致第一大在野党与自民党的得票差距扩大了接近9％，使其候选人在小选区遭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惨败。因此，正是中道改革联盟的自灭，造就了高市自民党走向大胜的道路。
每日新闻的出口调查显示，在去年参议院选举中投票给立宪民主党的选民中，只有六成人在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中道改革联合。，其余四成流向了自民党、未来团队、国民民主党等其他政党。「立民票」的流出方向，在全国11个区块的平均值（加权平均）中，以流向自民党者最多，占8.7%。 其后依次是未来团队（8.1%）、国民民主党（6.9%）、日共（4.2%）、日本维新会（3%）。
在过去夸耀为「民主王国」的北海道，「中道改革联合」的候选人差点在12个小选区全败。这一结果显示了「高市旋风」的威力，但自民党北海道联合会干部认为：「单凭如此无法取得如此大的胜利。是中道联合自己走向了失败。」立宪民主党相关人士也指出：「我们失去了无党派的自由派选民。」
下面，笔者将分三个部分解释立宪民主党的选民群体为何出现大规模的「融解」，将「中道改革联盟」的政客从天堂打入惨败的地狱之中。
背叛的苦果
对于不少人而言，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完全是天方夜谭之事。正如立宪民主党议员藤原规真所说：「一直与自民党紧密合作的公明党，和始终作为强硬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突然合并。这种违和感比自民党与维新党的联合执政还要大。」
促成两党合并的马渊澄夫尽管在自身选区拥有极其深厚的选民基础，但依然失去了自己的议席。一位相关阵营的男性在选举后期早早地低语道：「败因是新党。」每周都会接收马渊政策宣传单的好几个住户，在新党成立后立即贴出了「谢绝」的告示。「比起公明党的选票，立宪民主党的支持层和无党派人士流失得更多吧。」对此，东京大学教授牧原出认为：「研究人员和媒体都在关注『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联手合作了』，但对许多选民来说，他们不明白这是个怎样的新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原本的支持者，对于突然说要合并这件事，也很难顺畅接受下来。反而是排斥感表现得更为强烈。」
即便是长年投给左翼政党的日本自由派选民，也难以否认中道改革联合是「两党在选举前夕，为了选票连忙野合而成」的事实。立宪民主党、公明党匆忙合并本已是一件极其出人意料的事情，在此基础上，新党的诞生过程也显得相当不尽人意。
1月9日高市即将解散众议院的说法流传开来之后，两党的关系才开始急速拉进。据相关人士透露，立宪民主党的安住淳、公明党的西田实仁等人于10日进行了协商，其中安住提出了在比例代表选举中优待公明党候选人的方案，进而促成了12日的党首会谈。公明党干部回顾说：「组建新党这种事本来不会谈拢。正因为是这个时机才得以实现。」在短短四天之内，立宪民主党的野田执行部就通过密室政治的方式，为全党独断地决定了合并的道路。
更糟糕的是，野田执行部对公明党让步实在太多，使新党看上去已经被公明党所完全主导。党名的「中道改革联合」来自于公明党的选举口号「中道改革」与创价学会的佛教理念「中道主义」，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一夜之间丢掉了过去坚持了30年的「民主党」党名；在最关键的基本政策上，立宪民主党全部任由公明党做主，甚至新党的党纲也由公明党人起草，其中还有自民党人参与集体创作。
具体而言，立宪民主党的建党理由——废除违宪的『安保法制』、反对集体自卫权，被修改为公明党式的「承认安保法制与限定的集体自卫权」；立宪民主党关键的零核电政策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公明党式的稳健推进核电政策；立宪民主党对修宪态度谨慎，公明党出身的新党政调会长冈本三成却表示「有必要的话就会修宪」……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几乎只字未提，留下的是以公明党理念为主的模糊表述，立宪民主党的左派议员只能勉强声称道：「我从党纲中解读出了过去的左翼理念」。
为这一切火上浇油的，是公明党人的态度：在安保法制的立场上，该党相关人士态度强硬地表示「无法接受公明党想法的人可以不加入新党」。公明党的领导人齐藤铁夫在1月17日的记者会上多次发表了如下的言论：「是认同公明党理念的议员离开立宪民主党，来到新党」、「『中道』是继承菅义伟意志的政党」。以上的这一切，都让立宪民主党的支持者深感自己曾喜爱的政党被公明党瓦解了。
事实上，公明党在安保法制与核电上提出的政策，也是它在安倍内阁时迎合自民党的违心之举。公明党之所以坚持在新党成立时这么做，是因为「在舆论右倾化的背景下，不愿被贴上左派势力标签」（公明党元老语）。与此同时，主张「中道保守」路线而在2024年9月当选立宪民主党代表的野田佳彦自上任以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将该党的政治路线从左翼方向调整到中间派、建制派的道路上，本次新党成立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良机。有党内中坚人士表示：「在党势低迷的情况下，要化解党内对立，只能通过组建新党来重新制定党纲。」
在路线激烈转变的情况下，只有两名议员宣布离开立宪民主党单独竞选，其他人都选择加入新党。一位立宪民主党的左翼议员语带讽刺地坦言道：高市早苗设置的超短选战帮助他们下定了加入新党的决心。「在核电政策、安保法制上，野田代表和安住淳干事长独断专行，党内也有不满。我们也有不少事情想提醒他们，但现在已经没时间发牢骚了吧。……在通常情况下，左派议员会激烈抵抗，但阻止极右势力抬头、集结中道势力的大义名分占了上风，大部分立宪民主党议员都决定加入新党。选举准备能否来得及，这种紧迫的局势也推动了决断，这都得『归功于』高市那乱七八糟的解散。」
然而，这无疑意味着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为了选举的利益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一直固守的政治路线，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政治形象。在三重县选区连任多年的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在本次众议院选举落选之后，他的一名支持者对媒体表示：
「我们本以为原本流向自民党的公明党票源若能转而支持中道改革联合，会产生『1+1>2』的效果，结果却完全相反。人们对为何要在选举前夕匆忙组建新党产生了不信任感。中道改革联合在安保、外交等重要政策上采取了『选举后再说』的敷衍态度，总而言之，被认为是为了选举而仓促组建新党。民主党时代以来的支持者也态度冷淡，这种疑虑直到最后也未能消除。」
在选战中，为中道改革联合担任志愿者的东京大学学生百濑海则回忆道，选举事务所的工作人员疲于应对支持者询问中道改革联合政治立场的来电，候选人不得不在街头演讲中一边解释为什么要修改政策、一边呼吁人们支持自己。百濑海回顾道：「候选人连详尽说明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对我们与曾和自民党携手合作的公明党联手这件事抱有反感。」他感叹道，「候选人甚至显得有些可怜。」
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妥协的结果——「中道改革联合」的党名也糟糕透顶。野田佳彦以为日本的中道选民最多，故而大力呼吁中道就足以打动他们，但事实上这里的「中道」只是政治冷感者不知左右的近义词。恰如一名集英社采访的年轻落选议员而言，「这次的结果，真的糟透了。组建新党、不自然的党名、宣传口号。所有战略都是错的。」基层的候选人直到最后都不得不耗费宝贵的竞选时间，反复解释「为什么不以立宪民主党名义参选」、「中道是什么意思」。长妻昭也认为，选民「完全处于一种『中道是什么？』的状态」。选举顾问大滨崎卓真认为，中道改革联合「轻视了贴近选民情感、用引发共鸣的话语进行沟通这一过程……（在他们）未能用选民能理解的话语解释『何为中道』的情况下，选战便开始了，也结束了。」
这里仅需要引用一段齐藤铁夫解释何为「中道主义」的话语，就不难理解为何野田佳彦希望争取的「中道选民」根本无法理解到底是「中道」：
这是以人类幸福为第一要义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认同存在比人类幸福更重要的事物。换言之，是最大限度尊重人类生命、生活、生存的理念。我们主张的政治手法，并非以分裂对立为动力，而是倾听各方不同意见，通过坚韧不拔的对话谋求共识。这并非简单的左右折衷主义，而是具有包容性的统合主义，致力于实现共生社会——这也是中道主义的重要侧面。
在选举期间，野田佳彦、齐藤铁夫的演讲中也只是一味强调「从分裂走向对话」、「审慎讨论的政治」，甚至缺乏上台后将实行的具体政策。麻生太郎讽刺道：「所谓中道，就是什么也不决定的意思」，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一针见血。
纵使立宪民主党的选民不对新党产生排斥，他们也会对其感到陌生。恰如菅原琢所言，「立宪民主党从支持者以外聚集了许多选票，所以他们投票的所占比例可能更大。对抗自民党的在野党消失，出现了一个他们不了解、立场也不清不楚的势力——对于许多因为是在野第一大党就暂且投票给立宪民主党的选民来说，这应该就是他们对中道改革联合的印象。如果一直买的番茄酱突然改了品牌名，颜色也变成了茶色，想必会很难购买吧。这时候，如果觉得以前不太选的品牌（注：自民党）反而看起来更好，选择那一边的消费者会很多。」
被嫌弃的公明党
立宪民主党对公明党让步如此之多，归根到底在于其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创价学会的会员是可以拯救立宪民主党议员选情的救星。然而，大选过后立宪民主党议员只剩下七分之一的幸存者，甚至连公明党的28名当选者都比立宪民主党人要多，呈现出一副「立宪民主党被公明党吃干抹尽」的惨状。
对于这些声音，公明党人感到相当不满，制因他们认为自己在选举中已经拼尽全力。从各家媒体的出口调查来看，这一点的确属实。那么，中道改革联合在选举中「尸横遍野」的原因到底为何呢？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公明党本身，他们吓跑了相当一部分原本可能投给立宪民主党的无党派选民。不少无党派选民虽然不具有正面的党派性，却具有负面的党派性，会显著地厌恶一些政党。善教将大在2024年大选前所做的社会调查发现，在几个主要的政党之中，日本选民显著地厌恶公明党、日共、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参政党五个政党，强烈地抱有「不想投给他们」的选民超过50％。与此同时，议席较多的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之会则并未出现这一倾向。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这种「负面的党派性」，善教将大将其分成「政党与自身距离的远近程度」、「政党支持者与自身距离的远近程度」、「引发负面感情的程度」三点进行调查，其结果如下：
正如人们所知，日共与公明两党长期以来都是被主流选民群体所拒绝的政党，针对两党的负面党派性根深蒂固。不过根据这次调查，在被人厌恶的程度上，公明党还是比日共更胜一筹：在「政党与自身的距离远近程度」、「政党支持者与自身距离的远近程度」、「引发负面感情的程度」上，公明党都胜过了日共；公明党更在前两项上以相当优势超越了其他的政党，成为最被日本选民讨厌的政党，又与第三项上与石破领导的自民党并驾齐驱。
与此同时，秦正树的政治调查也观察到了这一微妙的现象。为确认日本是否存在「负面的党派性」，秦在25年参议院选举及26年众议院选举的调查中，向受访者询问了以下的问题：「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因为讨厌这个政党的世界观，所以绝不会投票给它』这种感觉？」，并请受访者在「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的五项中进行选择。
其结果如上所示。如图所示，在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各年龄段选民对公明党的负面情感都相当之深，全体而言高达55％，在立宪民主党的票仓——70岁以上群体中更是高达60％以上。与此同时，选民对立宪民主党的负面情感并不强烈，停留在不足40％的低位，低于全体选民而言高于40％的石破自民党。正如笔者去年所认为的一样，去年立宪民主党的败北并不是因为该党有什么负面特性，而是因为该党被埋没在曝光率极高的参政党主导的旋风之中，其社会认知度相对地下降了。
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这一情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在自民党因高市早苗的人气而下降到不足30％的同时，中道改革联合的「负面党派性」却被公明党拉高，上升到了逼近五成的地步。秦正树推测道：中道改革联合可能旨在用公明党的中道色彩淡化立宪民主党的左派色彩，并用立宪民主党的政党背景覆盖公明党的宗教形象。然而现实却是，中道改革联合变成了设想之中最糟糕的混合体，既在选民面前突出了自身宗教政党的特质，又被多数选民认知为「换皮的左翼政党」（下述）。
在自身的长期跟踪调查中，田中辰雄试图寻找立宪民主党选民放弃中道改革联合的原因所在。针对接近三千名受访者中的一百多名「立宪民主党脱离者」，田中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们为何没有投给中道改革联合。他的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由上而下的六个选项，1是「因为无法接受新政策（重启核电、承认冲绳基地搬迁、接受安保法制）」，只有两个人将其列为最重要的原因；2是「因为不太理解什么叫中道」，这也是最多人选择的理由；3是「因为过于轻易的路线转向损害了党的公信力」，选择者同样很多；4是「比起说是政策的问题，只是不想投给公明党主导的政党」，最多人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原因；5是「因为下雪了」，只有很少人选择；6则是「因为出现了更好的政党与政治领袖」，其选择者并不多。浅蓝色是「有些符合」，深蓝色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可见，中道改革联合流失选民的主因正是2、3、4，轻易的路线转换让选民对该党的信任荡然无存，该党新给出的路线也让人一头雾水；最重要的是，过去曾投给立宪民主党的日本选民并不想投给公明党这个宗教政党。为了分析三个原因中的主要原因所在，田中辰雄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追问脱离者会在什么情况下投票给中道改革联合。
图中的黄色指「我会投票」，蓝色指「我不会」。由上而下的6个选项，1为「花费时间细心解释中道的理念」，2为「中道改革联合的党魁换成年轻人」，3是「中道改革联合的政策不是由公明党单方面决定，而是大家共同商讨决定」，4为「立宪民主党掌握新党的主导权」，5是「议员们放弃新党、回到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像是自民党-公明党联盟一样主导与公明党的合作」，6为「放弃新党、回到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保持距离」。
显然，上述三个原因中的主要原因正是「公明党」，而且立宪民主党的这部分选民是相当厌恶公明党——除非中道改革联合解散，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保持距离，他们才会重新投给立宪民主党。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部分脱离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民，是过去立宪民主党的左翼基本盘选民。不过，田中辰雄的分析显示，中道改革联合失去的其实是中间派的左翼选民。他的调查结果如下图：
如图所示，2024年的立宪民主党选民为-0.35，然而2026年的中道改革联合却拥有平均为-0.65的左翼程度，可见中道改革联合只获取了立宪民主党的左翼基本盘选民——投给中道改革联合的人，平均下来居然比令和新选组的选民更为左翼！
与此相比，脱离立宪民主党的选民其平均左右分数为-0.264，属于较为温和的中间派左翼选民。诚如田中辰雄所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中道改革联合在政策上大幅度右转以后，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在更为靠近中间派选民，而非相反。若是被新党所舍弃的左翼选民脱离，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选举的现实恰恰相反，脱离立宪民主党的选民正是它想要争取的中间派左翼选民。
根据田中辰雄的调查，这些脱离中道改革联合的中间派左翼选民事实上是反对这种路线转换的，甚至比起含泪投给新党的左翼选民更为反对。如下图，超过一半的脱离者不认为「立宪民主党议员在政策上改变态度是件好事」，只有14.1％的脱离者认同这一说法，低于中道选民中的这一比例（25.2％）一半之多——虽然，即便是在投给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民中，反对这种改变的人也占多数（33％）。
田中辰雄还发现，脱离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民大多倾向于认为这种立宪民主党议员的转向相当「令人遗憾」（57.1％），这一比例显著高于投给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民（40.9％）。恰如田中所说的一样，这些选民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议员们像是为了选举而舍弃了自己的信念、接受了公明党的路线。
对这些中间派左翼选民而言，尽管立宪民主党转向的结果是新党的政治路线更为接近他们，但这种「为了选举的转向」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可耻的表现，让人无法信任该党未来提出的任何政策。因此，本身就只是立宪民主党外层支持者的他们——很多人本就是不断流动的无党派选民——顿时感到中道改革联合索然无味。这些政治理念缺乏执着感的无党派选民更看重政党的形象如何，不会愿意投给一个形象崩坏的政党。在转向、背叛发生之后的如今，自民党、国民民主党等政党都显得更具魅力，故而这些选民便毫不犹豫地投给了他们。
与此同时，正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左翼基本盘选民的左翼倾向较强，他们才具有「即便投给背叛自己的政党，也要阻止高市早苗」的觉悟，愿意为中道改革联合而含泪投票。然而，失去了中间派左翼选民的中道改革联合孤木难支，形势呈现出「立宪民主党选民溶解」的现象。当时间转向2月8日大选时，失去左翼无党派选民支持的中道改革联合候选人在各个选区相继以数万选票的差距迎来大败，毁灭的结局顿时降临在该党之上。早在新党建立之时，立宪民主党的不少议员就在心里清楚自己的行为等同变节，只是他们没有预想到变节的苦果竟然如此苦涩与沉重，直接葬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
地狱般的选战
从一开始，中道改革联合给人的观感就糟糕透顶。
为了对抗主打个人魅力的高市早苗，中道改革联合本来也应推出一名女性的年轻领导人。然而，作为该党门面的却是老态龙钟、形象陈旧的野田佳彦与齐藤铁夫。在中道的建党记者会上，野田、齐藤两人与立宪民主党代表代行马渊澄夫、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安住淳、公明党干事长西田实仁并排站立的样子，被网民广泛揶揄为「五个老头子」。
对此，文芸评论家斎藤美奈子语带讽刺地说：「恕我直言，仅『大叔组合』这一属性（视觉形象）就已经输了，而且这两人都是『看腻了的面孔』，说白了，看起来就是固守永田町权力的守旧派。」2ch创始人西村博之也在节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说「在普通家庭长大、非世袭的女性首相」和「一群靠宗教团体上位的老头子」哪个更好，对年轻人而言，前者会看起来更具改革色彩。……落败是理所当然的。在自民党执政的「失去的几十年」之中，少子化和经济低迷绵延不绝。当人们将此归咎于「老头子政治」时，中道改革联合看起来却像是在延续老头子政治。……年轻人不了解政策，就依据「首位女首相」和「一群老头子」这种简单的议题来选。而中道改革联合的核心群体之中，有人不认为这是个「议题」，这就是他们的败因。
早在选战开始的一瞬间，中道改革联合已在形象上远远落后于自民党。他们寄以重望的政策论战，也根本打不起来。在高市早苗喊出「降低消费税」、消灭经济政策争论点的时候，中道改革联合最重要的政策箭矢已经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了。此后，他们也无法继续射出第二支箭、第三支箭，反而因为「日本基金」（公明党的长期主张）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而被人嘲笑。这是因为，中道改革联合虽然在成立后立即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却缺乏自己的核心议题；立宪民主党与曾为执政党的公明党合并以后，中道与自民党的政策差异难以凸显，给选民留下了新党「为选举凑合而成」的印象。中道改革联合明明可以端出立宪民主党在福利政策、教育政策上的长项与自民党的减税政策打擂台，却选择了雷同的减税政策，这在使该党自身失去亮点的同时，也导致其更难反对高市的积极财政路线。
中道改革联合的口号「生活者第一」是抄袭参政党的；中道改革联合的领导人与政策毫无新意……正如选举评论家伊藤惇夫所言：「中道改革联合的最大败因，就在于被选民看穿了它的本质：『说到底中道就是个选举互助会吧』。」与此同时，国学院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山本健太郎也认为，中道改革联合「在高市首相打造的政权选择选举框架下，未能向选民展现包括党首形象在内的明确对抗轴心。……他们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依靠选举导向的组织票和中老年群体组建的新党，这可能也导致了立宪民主党赖以依靠的无党派选民背离。」
形象极其糟糕、政策一无所有、缺乏基本竞争力的中道改革联合，又因为第一章第四节的原因而在日本网络上遭遇了一场围剿。在油管上，积极评价中道改革联合的视频仅占6％，否定中道改革联合的视频却高达87％，可见该党饱受抨击的程度。
自从立宪民主党在2021年大选中惨败以来，该党一直是所有日本政党中最不善于与网络打交道的政党。重视传统选举方式的该党领导人几乎不在数字营销广告上投放经费，也不懂得如何塑造适合网络粉丝向叙事，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与运用更是一塌糊涂。立宪民主党中比较熟悉网络的米山隆一，即指出自己提出的建议完全没有被野田执行部所采纳，甚至被认为是「多管闲事」。他沉痛地说道：
就好像骑兵队的队长在指挥时，我无论怎么说「制空权很重要」，他都听不进去。感觉就像是我被告知，「我们把骑兵战力翻倍了就能赢」。在丧失了制空权的状态下，无论做什么都很难扭转局面，但这个道理他们听不懂。
在这次大选中，面对自民党旗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战，中道改革联合却连应战的态势都尚未能摆出，野田佳彦等人依然沉浸在过去的议员王国方式之中。在信息流通的主战场已完全转向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的时代，中道改革联合的选战方式依然试图依赖传统的街头演说和组织动员，这不仅未能打动至关重要的无党派选民，也更加无法触及不在现实中接触政治活动的年轻选民。评论家古谷经衡嘲讽道，中道改革联盟似乎固守着一种想法：「只要主张正确的事情，明智的选民就会凭良心判断并支持本党」，然而选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政策。
上文已经提及的选举活动实习生百濑海鞭辟入里地评论道，中道改革联合的议员「对自己如何被看待毫无自觉。也完全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在自民党阵营乘着高市早苗的高人气，利用社交媒体广泛争取支持的同时，百濑所在的事务所内部却没什么人积极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仍然依赖着传统的选举模式——发传单和街头演讲。中道改革联盟的领导人聘请旧公明党专业团队试图加强网络宣传，但在爆炸性的内容供给量上不及对手，面对强大的负面宣传攻势，只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被敌对阵营不断散播该党傲慢自大、媚中反日的谣言。
一名落选的中道改革联合议员回想道：「简直就像是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战斗。……感觉像在做噩梦，这一点也不真实。」在东京落选的前立宪民主党议员五十岚衣里也感叹道：「在政党上，我们完全无法抗衡（网络上的负面宣传攻势）……我感觉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起宣传政策，如何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反而成了活动的主要方向。」在宣传力、传播力上的致命不足，成为了压倒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般而言，当选情极端不利时，民主党系的候选人会选择隐藏自己的党名、单纯突出议员个人的特色。然而，由于该党糟糕的宣传力，他们直到选举的最后都忙于宣传「中道改革联合」的党名，以保证选民能正确地投下比例代表的选票；另一方面，候选人们必须吸引公明党的选民，这就令他们更加无法隐藏自己的党名了。新党的招牌已然受损，若要稳固公明党的选票，其他支持者就会流失；若要争取其他支持者，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公明党的选票——候选人们陷入了地狱般的零和博弈。
在选战的最后时刻，中道改革联合终于意识到自己变节的所作所为触怒了立宪民主党的选民，故而开始大力宣扬和平主义的反战叙事，宣称投给高市早苗就会导致战争爆发。左翼支持者在推特上散播的著名口号——「妈妈去阻止战争了」，就是这种反战和平主义宣传的一个例子。然而这句口号本身就透露着强烈的自我陶醉色彩。左翼知识分子雨宮处凛在选举后发现，「身边非左翼的朋友和熟人无人知晓这个说法。……现实情况是，能精准理解这句话指涉内涵的人，恐怕在那一刻就已经通过了这个国家的『左翼资格认证考试』。再者，当我询问前述那些非左翼友人对这句话的感想时，多数人表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觉得这像是游戏或某个故事里的台词？没有人将其与选举或自民党联系起来。」
当自民党候选人在宣扬自己的福利政策、外交政策时，中道改革联合却在选战末期一心宣传「要是高市上台，日本就要打仗了」。遗憾的是，大多数日本选民无法理解这种过于跳跃的逻辑。选战最后的努力确实使左翼基本盘选民成功归队，却也使该党被视为明确的「左翼政党」——甚至比之前的立宪民主党还要更为左翼——这在选举的最后时分赶走了一些原本可能投给中道的中间派无党派选民。
「选举过后，尸横遍野」，中道改革联合的议员人数从167下降到48，这个数字甚至不足以允许该党在众议院提出不信任案。立宪民主党得到了公明党的创价学会，却失去了日本选民的信赖、几乎所有的大物议员、作为民主党继承者的正统性、财政基础、党内团结、与国民民主党和日共的长期合作、小选区与比例代表中的立宪民主党选民……大选过后，被烧为荒原的中道改革联合已经一无所有。
回到一开始，中道改革联合的成立意图正是集合日本政坛的反右倾中道势力，阻止急速右转的高市早苗政府。然而，他们完全误判了这一点——秦正树的长期跟踪调查显示，2026年的日本选民并不认为高市早苗是极右派。事实上，如以1-5为左翼、5-10为右翼，他们给高市早苗的评分为6.72，这一数字显著低于日本选民在2021、2022、2023年给予岸田文雄政府的评分（7.20、7.29、7.12）。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一样，这一点与高市早苗上台巧妙的印象操作社会工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与此同时，受访者平均将中道改革联合定位于3.65，这一数值比任一时期的立宪民主党都要更左，甚至比2021年时与日共深度合作的立宪民主党（3.87）还要更为左翼。至少在选民看来，中道改革联合完全不被视为「中道」。秦正树甚至认为，只是换了一层皮的立宪民主党却自称自己是「中道」，这种反差感进一步加强了新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左翼形象。野田佳彦赌上一切的中道化战略，终究只是满足了他可悲的自我陶醉而已。更可悲的是，因为这场愚蠢的「大赌注」（菊田真纪子语），日本左翼阵营已经输得什么都不剩了。
到这里，想必各位读者已经理解了中道改革联合崩溃的原因。也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在秦正树的图表中，全体受访者从2021年的5.39一路右倾到2026年的5.75，这不恰恰说明了日本选民的右倾吗？既然如此，为什么笔者要在这篇文章的最开头否定这种选民的右转与这次自民党大胜之间的关联性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已经详细分析了以下的五个方面——高市实际采用的选举战术、高市热潮的实质、网络极右化的背景、高市人气的土壤、中道改革联合的败北原因，指出绝大多数日本选民并非出于欣赏高市早苗的极右派立场而投给自民党。
「既然如此，为什么秦正树的调查还是显示出了选民的右转呢？这不矛盾吗？」不，这并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对于那些依然感到疑惑未解的读者，笔者将以日本现代政治史的视角补上最后一块拼盘，在最后一章回答这个最后的疑问。
左翼败北的谱系
日本左翼曾经辉煌过。不过，那已经是很遥远的时候了——在五五年体制下，受到考茨基主义影响的日本社会党曾长期控制超过国会三分之一的议席，撑起了日本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片天。然而，此时距离日本社会党的崩溃，也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在漫长的五五年体制下（1955～1993年），日本的政治社会形成了自民党一党主导、社会党与公明党等多党竞争的法团主义格局：在社会上，自民党政府直接向支持自己的社会团体与业界协会分配经济发展的利益，换取这些机构动员民众支持自己；在选举中，各家政党都拥有支持自己的各大社会团体、压力团体，并极度依赖它们接触民众、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以护宪和平-修宪强军为主题的「保守-革新」政治坐标轴，是依托于这种法团主义体制而存在的；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模式下，社会党才可以一直依靠左翼社会团体的强大支持，在抛开护宪和平主义就没有任何议题能够吸引选民的情况下——足足存活三十多年。这些左翼工会对社会党影响如此之大，使其一直拒绝西欧式的社民主义转向。最后，当这个名为「总评」的巨无霸工会解体时，日本社会党也轻而易举地走向了灭亡。
在时代转向的洪流中，不慎跌入漩涡的并不只有社会党。在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这种法团主义的政治社会逐渐崩坏，日本选民从「各大团体中的成员」演变为「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的原子化市民」。进入90年代后，日本政治的左翼阵营与右翼阵营同时陷入危机之中，在政治改革运动的旋风中经历了一轮激烈的政界重组，最终在2000年代勉强形成了自民党、民主党的两党制。
在1990～2000年代间，自民党的经济政策一直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与保守政策回潮之间徘徊。期间，小泉纯一郎政府时期的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彻底摧毁了日本法团主义社会，但也使得过去支持自民党的社团系统陷入崩溃，从此以后只能依赖原子化的小市民。趁着小泉改革引发的短暂社会危机，日本社会上兴起了一波反新自由主义、反自民党的东风，民主党——以及置身其内的日本左翼——乘此东风崛起，在2009年完成了历史性的政权交替，投机成功的左翼政治家也终于进入了日本政府。
然而，2009～2012年的民主党政府因为激烈的内斗、上台前预想的政策窒碍难行、政治立场朝令夕改、丑闻连环爆发、执政水平过于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噩梦。到野田佳彦政府结束时，民主党已然空中解体，与此同时日本选民也对左翼政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一直到今天，民主党的后继政党（如立宪民主党）依然摘不掉「噩梦的民主党政权」的帽子：直到2025年，秦正树进行的调查依然显示52.1％的选民认为民主党政权的失败是立宪民主党人气低迷的原因，49.6％的人一听到立宪民主党就想起「噩梦的民主党政权」。
在2000年代的两党制化进程中，随着较为左翼的民主党崛起，自民党为巩固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党员、支持团体的内部团结而开始实行政策差异化战略，强调自身的右翼理念。在2009～2012年的在野党时期，自民党更是为了对抗民主党政府而急剧右转，他们将民主党政府斥为「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与文化政策上实行极右翼的议程。那部臭名昭著的自民党修宪案也正是在2012年诞生，里面不但大幅削减了原本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极大强化国家权力，还声言要设立国防军，将天皇确立为日本国家元首。正如这一时期的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所言，「我党成为在野党的原因之一，是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导致我们的身份认同变成了单纯的『执政党」。」为了「明确自民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明确与民主党的对立点，并通过彻底的辩论来凸显这一对立点」（2010年安倍晋三语），过去曾包含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自民党选择了全面极右化的命运。
这条道路走到极点，就是党内极右派的代表安倍晋三击败还不够右的谷垣祯一，此后领导自民党在2012年大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不得人心的民主党。自从民主党崩溃以后，日本左翼阵营的力量也变得极为薄弱，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之中。在接连的政治战败中，左翼势力唯有接受自己本已弱小的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进一步萎缩的事实。结果，两党制下的左右两极化已经使自民党完全蜕变为右翼政党之时，本应打擂台的左翼阵营却极度弱小，这使日本政治进入了右倾化的快车道。正如中北浩尔所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由以下的二者叠加而成的：自民党的右倾化，以及民主党政权崩溃后，反对党势力低迷导致的自民党高议席率。」
不过，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事实上，这种自民党的右转并不来自于自民党选民群体本身的右转，它是一种高层政治家主导的组织改革、一种「自上而下」的右倾化。如图所示，自民党选民的确比一般选民群体偏右，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依然远远跟不上自民党国会议员的右翼程度：如在强化国防力量上，自民党候选人及其选民曾经观点相近，但如今后者已经无法追上前者不断激进化的观点。
与此同时，浅野良成制作的表格更鲜明地体现了自民党两院议员与其选民在国防政策上的相互背离。
2019年读卖新闻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自民党党员比起日本右翼念兹在兹的修宪政策（40％），显著关注政府会如何振兴自己所在的农村地方（73％）。他们加入自民党的原因也大多是地缘因素、亲友邀请，而非受意识形态所影响。正如上面所说，2009～2012年间自民党右倾的原因首先是其领导人主动为确保党内团结而选择的重建组织战略，而非来自下层选民或政党活动家的压力。全党右倾化时的总裁正是曾经以自由派政治观点而知名的谷垣祯一，也侧面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日本选民的右倾也并未发生。赞同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选民比例，自开始调查的1970年代开始便一路下降；反对同性恋的人的比例，也自1980年代以后减少，自2000年代以后大致在两成左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在2010年代从六成上升到七成，但认为有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比例反而下降了。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实施的ISSP调查显示，自1999年以来一直有五成人认为「缩小贫富差距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比例并未下降。赞同上层和下层少、中层厚实的「橄榄型」社会的比例也几乎没有变化，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橄榄型」社会是理想的。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未渗透到民众之中，且近半数的人一直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理想的。
当安倍晋三在2012年末成为首相时，他既怀有自己利用日本国家机器而推进右翼议程的雄心壮志，也为此而需要面对四个相互交织的课题：
- 2000年代以来的两党制进程已经终止，左翼阵营彻底崩溃，社会极度不信任左翼政党的执政能力，左右两极也只剩下其中一极，日本的政党政治正在回归过去的一党霸权时代。
- 虽说如此，自民党的右转已经进入了已经不可逆转的地步，终止这一进程会引发党内动乱。安倍本人的政治信条也不允许他因为没有两党制就让自民党回到过去的中道大帐篷状态。
- 尽管如此，自民党极度右转的态度并非建立在坚实的选民基础上，仅仅是因为民主党过于失败才重返执政。如果行差踏错的话，安倍有可能重演自己第一届政府（2006～2007年）的悲剧，因为意识形态显著过于右倾而下台。
- 经历民主党政府的打击之后，日本的原子化市民社会正式进入了政治冷感的冬天，排斥思考政治、讨论政治、参与政治。安倍要推动日本右转，就必须跨越这道政治冷感的高墙。
为此，安倍晋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日本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采取了两种相互结合的政治战略。
①安倍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推进右翼政治议程，使日本彻底转变为一个右翼全方面主导的国家。与此同时，他端出的招牌政策却不是右翼擅长的国防、文化政策，而是日本选民最重视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这套号称要「取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实行极其大胆的金融政策、凯恩斯式大政府主义的财政政策、基于「一亿总活跃社会」和「女性活跃社会」愿景的经济增长战略。事实上，甚至有人如石原俊认为安倍政府的反紧缩议程直接来自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尽管安倍经济学依然含有对外资开放等一定新自由主义的成分，但在2012年后的日本，早已不存在比安倍经济学更激进的左翼经济政策空间。
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并未挽救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将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给劳动者，而只是通过量化宽松与赤字财政推迟了债务问题。然而，他毕竟是日本陷入经济停滞以来唯一一个成功让人们感觉「火车动起来了」的首相，大部分选民对此感到满意：到2018年，表示对生活满意者已经上升到74.7％。考虑到日本年轻选民实际上几乎除了经济政策、景气政策以外不在意任何政策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支持安倍内阁了。
安倍经济学是安倍苦心孤诣的亮点政策，每到大选时，安倍晋三就会把自己的「经济三支箭」推到选举宣传的最前方，而将国防、文化与外交的右翼政策悄悄地隐藏起来。与此同时，考虑到左翼阵营已经崩溃的现状，他甚至陆续在福利、文化与雇佣方面出台了一些左翼政策，以求吸引中间派左翼选民：当托儿所名额极度紧张，绝望的年轻母亲发出「日本去死」的网络名言后，安倍政府开始积极面向年轻家庭推行育儿福利补贴制度；当过劳死问题成为社会焦点时，安倍晋三也主动推行「劳动方式改革」，开始着手限制加班问题。安倍政府甚至推行保护阿伊努人民族文化的政策，2014年一名自民党的北海道地方议员在网络上辱骂阿伊努人后，对此零容忍的自民党执行部迅速开除了这名议员。
高市早苗上台后，在集英社的采访中，一名自民党的资深议员感慨地回忆道：「安倍先生具备出色的平衡感。他在人事安排上始终用心布局，既以右打者为核心，也注重配备左打者与擅长技巧型击球的选手。而高市早苗女士组建的打线却清一色是同类右打者。这种缺乏灵活性的阵容，虽然目前凭借高支持率获得民意支持，但若一味偏向单侧，恐怕难以实现如安倍先生那般的长期政权。」安倍晋三尽管不断推出右翼政策，但也是在国防、文化、经济这种相对而言较为外围的右翼领域下手，避免直接触碰日本左右决战的焦点——修宪问题，以俗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步步推进日本右转。
清水（2018）指出，安倍政府将长期的经济社会愿景搁置一旁，通过每年更换主打政策，致力于重视内阁支持率与维持股价的经济运营。尽管如此，安倍晋三不断推出的政策，使自民党政府获得了深厚的「政治存款」（政策信用度）。正因如此，大多数去意识形态化的日本选民不管安倍的右翼程度如何，依然愿意现实主义地做出「抛开意识形态的业绩评价」（岛泽谕语），称赞安倍的执政绩效，愿意支持这个「正在干事」的政府。因而，即便大多数政治冷感选民未必发自心底地拥护安倍晋三的右翼纲领，他们依然容忍甚至欢迎安倍不断推进日本国家与社会的右转，默许安倍利用他们的支持实现自己亲美反左、建立日本保守国家的政治议程。
正因如此，投给安倍自民党的主流选民在意识形态上远不如自民党议员右倾。如下图所示，2017年大选中的自民党选民比起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安倍晋三本人，相对而言要左翼得多：
在安倍政府漫长的八年之中，深陷内斗与分裂的日本左翼阵营无法抵抗安倍自民党巧妙的进攻。他们甚至无法反驳安倍提出的经济政策，即便最激进者如令和新选组也只是在安倍经济学上打了再分配的左翼补丁；在本应最拿手的福利政策、劳动政策上，他们也无法证明自己比安倍政府做得更好，反而给人一种偏袒老人福利、无视年轻人福利的印象。在各大政策战线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左翼唯有端出五五年体制留下来的王牌议题——护宪和平主义，缩回到社会党过去的护宪派老人基本盘。由于护宪和平主义只适合冷战体制下的法团主义日本，这注定是一个不断萎缩的意识形态生态位，但日本左翼政党已经别无选择。就这样，日本左翼被安倍培育的「右翼选民-中道（政治冷感）选民」大帐篷所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
②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既然是一个意在推进右翼议程的政府，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自己过度右翼的一面。与此同时，安倍晋三本人作为一个党内政治手段较为老派的政客，在其执政期间也频频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如森友·加计事件、赏樱会事件等等。如果左翼政党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的话，他们并非不可能突破安倍晋三设下的重重包围。
事实上，安倍晋三在2014、2015年强推安保法制以「事实修宪」，就导致护宪派的民意支持率数十年来第一次反超修宪派；安倍政府的上述丑闻，也导致自民党在2017年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惨败。在很大程度上，左翼在野党正是通过反复攻击安倍自民党政府的丑闻，才在政策议题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维持了一定的民众支持率与内部凝聚力。
为了避免安倍政府「务实能干」的形象崩坏，安倍晋三将国家机器的权力发挥到底，着手控制日本媒体，导致日本的新闻自由指数在安倍上台后迎来一波暴跌。对于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安倍直接向其施压，迫使其控制针对自己的批判力度：在2014年大选前的11月26日，朝日电视台的『报道STATION』节目认为安倍经济学「似乎仅惠及大企业和富裕阶层，而未惠及其他国民」，就导致总务省向电视台发送了一份文件，要求其「致力于公正、中立的节目制作」。同年11月20日，自民党的副干事长、报道局长公然要求东京的各大电视台「确保选举期间报道公平、中立以及公正」，实际上赤裸裸地对他们发出威胁。总务省掌握各大电视台的执照审批权，而当时在安倍内阁担任总务大臣的高市早苗就曾受首相官邸之托修改『广播法』的解释，暗地里向电视台施加压力，当时的高市更宣称自己要「与TBS和朝日电视台对抗到底」。
除了这种硬性的压力之外，安倍还会向电视台施加软性压力。此前的历代首相都会均衡地向各家电视台和报纸透露信息，遵守着不成文的「公平原则」，但安倍晋三有意识地只接触日本电视台、读卖新闻、富士电视台、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几乎不与TBS、每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朝日新闻来往。对于希望「不被其他媒体抢先」、「尽早确认消息，立即进行追踪报道」的日本媒体来说，这种不被政府告知消息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惩罚。除此以外，安倍政府还曾经因为『东京新闻』的左翼记者在首相官邸的公开记者会上提问得过于尖锐而对其进行打压，对此官邸记者俱乐部未能做出反击。
一般而言，日本的传统媒体喜欢采取人海战术追踪政治家、官僚的一举一动，极力追求能从政府处第一时间获得消息、第一时间报道出去；他们并不追求做出差别化的报道，而希望自己能在任何版面、任何频道迅速地网罗一切信息，这两点导致「他们在个人行动层面、组织编制层面的各个角落，都牢固地适应着现有的统治机构，结果导致难以进行超越当前政治系统预设的讨论。」与此同时，新闻记者专业职能组织在日本的缺失、总务省的牌照审批制度，也严重加剧了日本媒体的亲体制特性。因此，当「体制」（即自民党政府）本身右转时，传统媒体也会随之一同右转。换言之，媒体与政治系统联动地发生了「左翼弱势、右翼强势」的现象。
另一方面，安倍晋三治下的自民党大胆地开展网络新媒体战略，如不仅通过J-NSC塑造自民党的网络大军，还以「真相团队」详细分析候选人的网络评价与进行网络公关，甚至在选举中率先导入现代网红营销手法的形象战略；就2010年代的日本政坛而言，以上这些政策都是相当先进的选举战术。与此同时，上文所提及的日本网络右翼霸权构造，也使得网络新媒体上充斥着支持右翼阵营的言论。
透过以上的手段，安倍自民党成功地控制了日本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用马尔库塞的经典定义来说，到201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右翼阵营已经彻底控制了本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政治冷感、不辨左右的顺民，家庭、法律、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压倒性有利于自民党，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然毁灭，传媒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广播、电视等等）被右翼阵营所完全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本来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但日本左翼早在上世纪就迎来了工人运动、社会运动的总破产，此后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运动为其注入生机与活力，导致它在民主党的政治投机失败后不得不在所有战线上不断退缩。
如桥本努所说，「2010年代的日本舆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左翼的高潮，对左翼势力的批判在2018年达到顶峰」，以『朝日新闻』为首的左翼机构在宪法第九条问题、随军慰安妇问题、冲绳人集体自决问题上遭遇排山倒海的抨击，使他们的主张在日本市民群众面前彻底失去了公信力。
日本左翼文化阵地战的失败致使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彻底落入右翼手中，让右翼阵营有机会利用强大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共同观念，这正是日本右翼阵营可以突破政治冷感之壁，以「非政治化的常识」的方式给原子化小市民逐步灌输右翼思想的方法。与此同时，日本左翼只能被这道政治冷感的高墙拒之门外，被主流市民群体视作难以理解的怪人。
具体而言，安倍自民党政府在灌输「反左翼」、「自民党执政能力论」上尤为成功，在安倍反复登坛高呼「噩梦的民主党政府」之际，他们成功使大多数人一听到左翼的理念就条件反射地想起民主党政府的失败。事实上，安倍晋三最大的遗产不是安保法制、教育基本法，而是重新设定了整个日本市民社会的政治议程，将日本右翼极具优势的经济政策与国防政策设定为社会最上位的政治地位，而日本左翼具有优势的福利政策、性别政策则不被选民重视，从而彻底巩固了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霸权。
在法团主义社会解体多年之时，以安倍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阵营终于找到了应对政治冷感的原子化市民的方法论——通过自己掌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播日本右翼政治的「常识」，如中韩不可信、再分配政策不可行、左翼没有执政能力。去意识形态化的日本市民不知意识形态，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正因如此，他们愿意支持安倍政府这个「稳定而业绩出色」的政府，愿意把国家政治全权委任给自民党，以免政治的烦恼；正是小市民的这种依赖心理，使他们支撑起了这个远比自己右翼的政权，而这一点又反过来牵引起了他们极其微弱而缓慢的右倾化——根据秦正树的长期调查报告，若以0为最左，10为最右，到2019年安倍政府即将结束时，日本选民的平均值为5.37。
尽管存在着日本年轻选民已经不识保守、革新为何物的问题，但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公明选举推进协会」的多年调查，观察到保守阵营人数的缓慢上涨与革新阵营人数的缓慢衰退。如下图所示：
在社会整体并未明显右倾化的情况下，自民党持续赢得选举，其影响波及了媒体与右翼阵营，制造了超出实际的右倾化印象。恰如政治学者中野晃一所言，「现代日本的右倾化是政治主导（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精英主导），而非社会主导的。」正因右转的震源不在于日本社会、而就在于自民党的自身，这种社会的联动性右转才会如此缓慢。
在2018年时，安倍晋三曾对自己的亲信表示，他认为日本人大约「三成右翼、两成左翼、五成中间派」。根据这一推论，小熊英二研究认为2012年后的众议院大选和参议院选举中，围绕着日本的大约1亿选民，形成了约2700万票投给自民党与公明党、约2000万票投给旧民主党系、日共、社民党等「广义上的左翼政党」、约5000万票弃权的固定格局；在此之上，若在野党处于分裂状态，则议席数的差距会比总得票数的差距显得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给「广义上的左翼政党」的票数不断下跌，从20％的基点下跌到15％以下；与此同时，投给自民党的票数却始终能维持在2700万的格局，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势力差距不断拉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左翼声势与政治资源的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若将日本右翼的意识形态分为「爱国、传统、反左、排外」四个矢量，安倍政府最重视的方面是「爱国」与「反左」，最不重视的是「排外」，安倍甚至在2018年主动扩大来到日本的中韩移民群体。正因如此，松谷满曾在2017年测得25％的日本排外主义者给安倍晋三的政绩打零分的奇特现象。如将日本右翼选民分为爱国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反左主义者、排外主义者四个组别，则2017年投给自民党的主力军正是爱国主义者与反左主义者，半数传统主义者支持自民党，排外主义者的投票则平均分摊在各党之中。这一点或许解释了，为何2020年代初的日本极右翼势力会选择「排外主义」作为自身崛起的突破口，而非过去极右翼小党所偏爱的「爱国」与「传统」。
当安倍晋三有条不紊地在日本这个政治冷感社会逐步进行右倾化宁静革命时，2022年7月8日，山上彻也的数发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安倍死后，出身于自民党左派的岸田文雄无法维持过去的「右翼选民-中道冷感选民」大帐篷：岸田以增税和再分配为主旋律的「岸田经济学」让日本选民感到不满，2023年通过的『LGBT理解促进法』则决定性地使右翼选民开始远离自民党。同年年末爆发的黑金事件席卷了右翼议员的大本营——自民党安倍派，检查机关与岸田政府的应对使过去不可一世的安倍派土崩瓦解，过去右派与中间派的权力平衡彻底倒向中间派一方，这导致党内中间派的代表石破茂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在2024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中，高市落选总裁使右翼选民拒绝了自民党，黑金事件的丑闻则使得中道的政治冷感选民抛弃了自民党。在安倍构建的选民联盟彻底崩溃的同时，自民党的选情也一溃千里，时隔12年失去了议会过半数的议席，沦为岌岌可危的跛脚鸭政权。
面对自民党霸权的崩坏，日本左翼政党本来有机会大胆地吸纳离开自民党的左派与政治冷感选民，确立自身对30％右翼选民的多数派地位。然而，由于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日本左翼政党在长期的选举败北中不得不依赖护宪派老人基本盘，这种依赖反过来又导致了左翼政党在政策议题上的「老龄化」，在国防、外交、福利、能源政策等方面，左翼政党所提出的政策与议题大多要么面向老人选民，要么已经严重脱离实际、被大多数年轻人认为过时。与此同时，他们的选举战术、政治手段与新媒体传播手段也在全党「老龄化」之中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跟不上2020年代以来进一步远离传统媒体、高度依赖新媒体的日本选举政治，越发陷入加拉帕戈斯化的境地之中。故而，当右派政党开始大规模利用油管、抖音进行政治宣传时，左翼政党这一波新媒体选举浪潮中却只能碌碌无为，使局势变成左翼被右翼单方面碾压的文化战争。即便令和新选组等少数左翼政党试图进军新媒体、实践网络民粹主义战略，势单力薄的他们也因为安倍留下的右翼意识形态霸权而无法取得很大作为。
在建制派分裂为中间派与右派的政治危机之中，日本的国家机器一直被岸田、石破为首的中道建制派政客所控制。与此相比，被排挤出日本政府的极右派政治家则利用右派选民离开自民党的绝佳机会，在以视频网站为中心的新媒体选举热潮中大胆实践网络民粹主义战术，招揽右派选民与政治冷感选民。此时，日本左派与中道建制派的过于无能，使极右翼势力很轻易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霸权，得以大肆传播有利于自己、不利于自己敌人的假消息。与此同时，安倍经济学留下了2020年代日元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和实际工资下降的遗产，形形色色的生活危机促使中产市民寻求一个形似安倍的克里斯马救世主；2024年以来全球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也加强了日本国内的类似动向。
深谙日本社会本质的极右翼分子虽然将日本新媒体化作自身的宣传机关，但却并没有急于直接向市民社会传播他们最为核心的教义，而是在主打具有自己鲜明政策的右翼政策（如减税、排外）的同时，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新旧对立」形象，大范围动员政治冷感选民投给象征「新政治」的自己。进入2020年代以来，经历疫情封控的打击，日本市民社会的去政治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就连过去安倍时代的政策投票导向也逐渐被形象、人设主导的投票行动所取代。在这种格局下，参政党、国民民主党采取了类似第二章第二节所言的人设政治策略，最终在2025年成功刮起吹向自己的民意风暴，引导选民从非政治化的理由出发，在爱上自己政党之后再爱上自己政党的右翼政策。在这种爱屋及乌式的右倾化中，右派政治家为夺权而发动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以远超安倍时代的速度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右转。可以说，这是再次实践了安倍时代政治主导的右倾化——从参政党选民虽然比总体选民右翼，但其右翼程度依然跟不上参政党领导人的现象来看，这的确是「政治主导」模式的梅开二度。
在田中辰雄的长期跟踪调查中，日本选民群体的政治倾向从2024年大选时相对倾向于中间派的0.068，逐步上升到2026年比较右倾的0.121。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以下是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各党选民的左右政治倾向。0.121，也就是类似于国民民主党选民的立场——重视经济政策，对排外主义、爱国主义政策的关注度不太高，但依然愿意支持一个右翼的政府。可以说，日本社会自2024年以来的右转并非是在两年以内加速到了远超之前的右倾程度；这种相对微弱、缓慢、政治主导的右倾化进程，就其本质而言依旧是跟不上自民党与参政党本身右倾程度的。
为了解决极右翼崛起的政治危机，自民党及时转向，通过将石破茂拉下马、选出高市早苗，挽回了脱离自民党的右翼选民。作为自民党这个日本最大建制派政党的领导人，高市无法像参政党、保守派一样轻易地喊出极右派的口号，也深知极右翼政党的困境：即便运用人设、形象的各种要素以掩饰自身强烈政治色彩，在日本这个政治冷感社会中，他们的极限便是取得15～20％的选民支持，有可能无法击败数量类似的左翼选民。因此，高市早苗在选战中采取了类似安倍晋三的策略，并未突出自身的极右派政治家色彩，而是突出强调自己卓越的人设、形象，在新旧对立的格局下，以偶像应援式的人气投票刺激政治冷感的日本选民投给象征「革新、亲民、勤政、敢言」的自己。与此同时，她通过巨额的资金投入，成功为自民党夺回了一度被参政党、国民民主党所控制的新媒体政治空间。
高市的判断是正确的。排除政治色彩的高市旋风比去年以排外主义为核心的参政党旋风更加成功，几乎席卷了左翼老人以外的全体选民。与此同时，左翼的自灭也使高市的选举战术得以丝毫不受影响地发挥出来，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人气投票的最大效果。为此，在2026年初的时间点上，一个持续4～8年的高市长期政权或许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面对自民党高达316席的巨额议席，不少人也开始推测高市自民党或许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近两三年内完成日本右翼的悲願——修改宪法。不过，就2025年5月『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来看，大多数日本人依然是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
可见，如果高市政府单纯一味地推行诸如修宪的右翼政策，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可能引起类似于2015年那样的反安保运动，以至于政党支持率下跌乃至于政权交代。因此，极右翼还必须进一步的通过其他手段深入群众，通过类似于安倍时代的战术来迫使民众在这一方面能够支持自民党政府。
到这里，我们不妨回到一切问题的中心——日本人民为什么支持高市早苗政府？在文章的以上部分，我已经花费了五万字来描写此事发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的前置性问题：「什么是日本人民」？
字典会告诉我们，所谓「人民」就是「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然而，在政治领域中，「人民」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某种左翼政治行动的主体或政治共同体。对于前者而言，日本「人民」的确右倾了，但任何地方的这种「人民」都不可能因为这种政治倾向而因此背负罪孽。当1914年欧洲各国人民举国欢庆开战、当1936年西安事件结束后举国欢庆蒋介石被释放时，俄国与中国的革命政党不可能为此指责人民有罪、人民该死。毕竟，「人民群众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有人要为此咒骂人民的话，ta首先已经不是左翼了。
对于后者而言，在1990年代以后，作为左翼政治行动主体或者政治共同体的「日本人民」早已消失，日本现如今作为政治共同体与行动主体的「人民」是被右翼阵营所创造并牢牢掌握的，里面既包括了积极发声的右翼选民，也包括了消极追认右翼政府既成事实的大多数政治冷感选民。通过指认中国、朝鲜、移民与左派政党为敌人，日本右翼得以通过敌我识别的方式强化这种「人民」的政治共同体。理所当然地，势单力孤的日本左翼只能在这种「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次次战败。
正因如此，现在正是布莱希特那首名为『解决』的诗歌中的名句「解散人民」发挥作用的时刻。对于世界上的左翼政党而言、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而言，他们总是追求重新划定「人民」的边界，去识别、判定谁是人民内部更积极的部分、谁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谁是正在积极行动的政治主体，并对这些主体进行动员。即便日本左翼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唯一出路也正是学会如何「解散人民」，重建作为左翼政治行动主体的「日本人民」。不然的话，目前日本这种右翼强势、左翼衰败的趋势，大概只会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直至目前的「人民」被外力或内力彻底重组为止。
①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21年岸田政权诞生之前，高市早苗一直是一名增税派政治家，曾在2011、2012年多次发表拥护消费税增税的言论。她并在2020年12月强调「与其他国家相比，我认为国民对各种支援性服务的负担是较低的」，认为日本10％的消费税税率太低，希望可以使其提高到北欧、英法的水平。然而，高市早苗也很清楚自从2022～2023年以来，财税政策一直是日本政治对立的核心所在，故而提前为自己打造了减税派政客的人设，努力使其深入人心。自去年10月上台后，高市曾因日本国家的现实财政压力而一度搬弄各种理由拒绝减税，但眼看着减税问题即将成为选举焦点时，她又在1月中旬丝滑地完成了转向，从而将在野党动员选民的最大动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②选前，日本记者池田和加采访了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日本男女，发现其中支持高市首相的人很多，他们这样说：
「高市不像以前的那些老爷爷议员，不会在银座的高级俱乐部吃喝，而是在家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我对此很有好感。」（26岁男性，东京美容师）
「她解释的东西很容易理解。」（19岁女性，横须贺，美甲师）
「她说话时面带笑容，开朗，有礼貌。」（20岁女性，东京大学生）
「她和那位在G7上玩手机的前首相不同。」（20岁女性，高知公务员）
「为了向世界证明日本能够改变，作为男性，我想支持女性首相。」（38岁男性，德岛教师）
「感觉高市会做一些新的事情。」（18岁男性，北海道高中生）
参考文献：
『「あの選挙」はなんだったのか』（荻上チキ[编著]）
『日本は「右傾化」したのか』（小熊英二、樋口直人）
『「右派市民」と日本政治 愛国・排外・反リベラルの論理』（松谷満）
『民度 分極化時代の日本の民主主義』（善教将大）
『「ネット世論」の社会学 データ分析が解き明かす「偏り」の正体』（谷原つかさ）
『日本人は右傾化したのか データ分析で実像を読み解く』（田辺俊介）
『賛同·許容·傍観された自民党政治』（浅野良成）
『新しいリベラル──大規模調査から見えてきた「隠れた多数派」』（橋本努、金澤悠介）
『若者保守化のルアル——「普通がいい」というラジカルな夢』（中西新太郎）
『二大政党制と政権担当能力評価』（山田真裕）
『徹底検証 日本の右傾化』（塚田穂高）
『イデオロギーと日本政治——世代で異なる「革新」と「保守」』（遠藤晶久、Willy Jou）
『左派・右派イデオロギーと経済政策選好:日本，西欧，米国の比較分析』（岡部智人、野際大介）
『有権者のイデオロギーと 多様化する野党への認識』（秦正樹）
『イデオロギーと若者の置かれた政治的コンテキスト』（遠藤晶久）
『新しい中間層の可視化に向けて（4）』（橋本努／金澤悠介／坂本治也／吉田徹）
『2021年総選挙における有権者の政策選好 および争点の重要度と投票』（三輪洋文）
『2025年参議院選挙における政党の政治宣伝——多党化、リベラルの停滞、参政党の「SNS ポピュリズム」——』（村上弘）
『なぜ日本の左派は金融緩和に反対するのか サーベイ実験による政策選好の「ねじれ」の検証』（安中進、加藤言人）
『ネット選挙運動の「効果」は変化したか？——2013年参院選と2016年参議院の定量的比較分析』（小笠原盛浩）
『2022参議院選挙における政党の宣伝――自民「一強」，立憲民主の弱点，維新のポピュリズム技術――』（村上弘）
『世論は野党に何を求めているのか？——2021年総選挙を事例としたヴィネット実験による検証——』（秦正樹）
『現代日本人のイデオロギー再考——対立·拘束力·规定力——』（竹中佳彦）
『2021年衆議院選挙における政党の宣伝——立憲民主の宣伝の課題，維新の議席回復と 「身を切る改革」の問題点——』（村上弘）
『2026年衆議院選顛末１－高市自民党の勝利』（田中辰雄）
『2026年衆議院選顛末２－中道改革連合の挫折』（田中辰雄）
『2026年衆議院選顛末３－チームみらいの躍進』（田中辰雄）
『自民党圧勝を生み出したのは「高市人気」でも「小選挙区制」でもない【2026年衆院選分析】』（菅原琢）
『マス・メディアによる自民圧勝予想の背景を考える――衆院選情勢調査の数字からわかる選挙構図の変化』（菅原琢）
『「中道」訴え、逆に際立った左派色 有権者の意識から見る大敗と希望』（秦正樹）
『「若者にとってリベラルとは？」SNSにみる政治意識の変化を聞いた』（小村田義之）
除此以外，参考文献还有分别来自『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报刊，『AERA DIGITAI』、『集英社Online』、『周刊新潮』、『FRIDAY』等杂志的几十篇新闻报道与文章。为防文章过长，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其标题了。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从2月8日到现在花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笔者在各方搜集资料、重新理顺思路，并在许多朋友的积极帮助与直接指导下写出直接文章。或许部分人会以为笔者这一个月的沉默是被日本大选的结果吓破了胆、「道心破碎」了云云，但笔者如今回来了，而且笔者必须说，从2月8日大选到现在为止，过去到如今的思路一直没有改变，而是经过这一个月的探索变得更为清晰、实在了。这篇文章全长大约五万三千字，读完或许需要几个小时，但请细心阅读其中的每一部分。如有问题的话，也请在阅读完全以后再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