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时，初出茅庐的吕秀莲已自夸「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为自己的书籍「充满了中国的儒家思想」而自豪，有着鲜明的中华认同。
当时，吕秀莲1971年夏天留学归来不久，于年末开始提倡「新女性主义」，开始备受瞩目。此时的她自认是「接受了20多年正统中国教育的女孩」，将新女性主义与清末民初的妇女运动结合在一起。
1974年春，她将自己的报刊专栏文章集结成书，并在『再版序』中写道：
有位朋友说的话：「刚健中带着妩媚俏皮，革命中带着和平中正」，有位读者则谓此书「充满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前者我固愧不敢当，后者则欣然承受。我这样说，并无意为自己的狂肆放烟幕，乃因我已体认到生为中国人，死必为中国鬼的事实，我于是更加努力于使自己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更为现代，更为逻辑，更为活化的中国人。 或许这正是此书能引起高速度共鸣的原因所在吧？斯时斯地，你所追寻的，所需要追寻的，不正是一条现代的，逻辑的也活化的中国之路吗？
由于吕秀莲提倡女性主义，国民党不断通过情治单位对其施压，这反倒使吕开始转向政治运动。在1978年年末的选举中，吕秀莲以党外候选人身份，投入桃园县的增额国大选举之中。
在竞选期间，吕秀莲出版了『宝岛的过去与未来』一书，并于美台断交、选举停办后的1979年再度修订出版。这本书接近250页，分别讨论了吕眼中的宝岛历史、宝岛问题与宝岛的政治前途。
此时的吕秀莲已经萌发宝岛本土意识，在书中提出要「大胆地超越传统中国本位的立场，只单纯地站在宝岛本土以及居住在宝岛本土的人民的立场」，去看待宝岛历史。在她眼中，过去来到宝岛的移民者在此寻找安身立命之地，能「有宝岛认同，老死宝岛」；反之，殖民者却搜刮剥削，压榨人民，「既不认同宝岛，临危则三十六计逃为上策」。
基于此，吕秀莲指责西班牙、荷兰、明郑、清廷与日本都是「外来政权」，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都是与人民之间利害相反的殖民者。于是，她强调：「综合宝岛的历史主体，一言以蔽之，在土地、人民与政府的三角关系中，我们赫然发现，宝岛历史的基本特色是，它是一段三百年来没有主权，身不由己，任人摆布的悲惨历史！」。
吕秀莲回顾古今，认定宝岛在被美断交、在国际上深陷孤立之际，宝岛人民必须「当家做主」，摆脱如同孤儿、养女的历史悲运，争取对土地与政府的主权，自立自救。至于谁是宝岛人民，她则强调：「宝岛历史指出，宝岛上的住民无所谓本省外省之分，只有移民先后的不同而已，凡是认同宝岛，愿意与宝岛共存亡而同甘共苦的都是宝岛人。」
可以看到，此时吕秀莲早已提出许多在40年后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外来-本土政权论」、「认同宝岛的就是宝岛人」……这些都是独立派长久以来的主张。然而，此时的吕秀莲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独派分子。相反，她相当自豪地宣称：
不错，宝岛是中国的一省，宝岛同胞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国大陆，正就因为如此，爱宝岛即是爱中国，讲宝岛话就是讲中国话，珍惜宝岛文化就是珍惜中华文化！讲解宝岛的历史，当然也就是讲解中国的历史了。
何况，我爱宝岛绝不等于我不爱中国，更不等于我不爱世界，正就因为我们爱世界，爱中国，所以我们必须爱宝岛……。
……
「我爱宝岛」并不存有偏狭的地域观念，它既无损于宝岛人是中华民族的事实，也无损于宝岛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是反贡复国的堡垒的基本国策。国父不是说过吗？没有国族主义，哪有世界主义，同理，没有乡土意识，哪有民族意识！以为反○大陆便应该消灭宝岛意识的，以为恢复中华文化就必须抑制宝岛语言的，是本末错置，是不谙三民主义，换句话说，是违背国父遗教的措施。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在1979年的吕秀莲身上，本应相互对抗的本土意识与中华认同极其玄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不过，在当时的吕秀莲看来，这一切都是自身极其自然的主张，毫无违和感可言。
事实上，这本『宝岛的过去与未来』被后人评价为「最有系统地呈现70年代党外特殊而强烈的历史感」，吕秀莲的论调也只是党外运动集体主张的一个缩影。这种复合的历史感与文化认同，来自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人士的世代身份。事实上，他们十分注重自己这一世代的身份。许信良即强调，党外运动是「新生代的政治改革运动」，作为党外人士的「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一代」。吕秀莲在1978年竞选增额国大时即归纳道：「其实『党外人士』也者……这群人都是在国民党制式的教育中长大，他们对民王的信念与为民王而作的担当，正是三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在宝岛生聚教养的造化」。
这一世代，是「战后受教育成长的一代」，用姚嘉文——他是第二代民进党主席，任内通过「宝岛主权独立案」——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光复前后出生的本地人，彻彻底底地在ROC的教育环境中长大」。与他们的祖父辈相比，他们没有经历过日本统治的年代，从小就接受国民党的中式教育，也不会像父亲世代的人一样，因二二八事件而「闭口不谈政治」，相反对自由主义化有着很大的热忱。
对吕秀莲而言，她认为「尤其三十年来在宝岛长大的新生代所受教育的普遍及完整，是香港史无前例的」，后来成为美丽岛系代表人物的张俊宏则认为「百年来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在最长久的安定中受过最完整成熟教育的一代青年」，因而「毫无疑问的，他们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代」。在1980年代成为极端独立派的陈婉真，在1978年时尚是国民党党员，但已经倾向于党外运动，有意参选立委。她从中国几千年「屡遭君主专制之苦」说起，期许自己「替下一代国人搭起富强民王的伟大舞台」。当时也参选立委的吴嘉邦，竞选口号是「为宝岛民众谋天下大利，为中华民族立千秋大计」。
正如宝岛学者萧阿勤所说，到『美丽岛』创刊前后，以本省人士为主的党外人士因其对自身世代身份的强烈自觉，抱有「既是宝岛人、又是中国人」的主体位置，以此为基点思考政治。当党外运动的领导人去理解历史、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针时，他们「显然依赖一个以中国民族主义为本的历史叙事，尤其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中期后，近百年抵抗外国强权」，追求自主发展的叙事。事实上，对当时的党外人士来说，宝岛人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认同，以中华民族主义为本的历史叙事，与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要求民王的改良主义行动是互相关联、彼此交融的完整组成部分。
当时身为党外运动领导人的许信良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昭示他们：一个优秀的民族不能没有民王，因为它既不容别的民族压迫，也不容「自己同胞中的政治上蔑视、欺负大多数人」。1978年美台断交后，国民党取消当年的选举并加紧压制党外运动，使得岛内政局进一步走向激化。值此之时，黄信介等『美丽岛』的核心人物宣称：
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王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宝岛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寻的方向。
他们并强调道：
一百多年，勇敢的中华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怀抱着被侮辱被伤害的灵魂，以勇毅的信心，用自己的信心，粉碎了：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历史积累下的黑暗与腐败；
——阿谀文人的扯淡：中国不适合民王。
我们相信，民王是世界的潮流，……怀疑我们民族实行民王的能力就是怀疑我们民族的优秀。一百多年来，勇敢的中华儿女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血泪的梦就是：民王。
当时的党外人士普遍自视中国人，黄煌雄认为1977年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是「中国历史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选举」，姚嘉文批判国民党政府时说道「我国施行共和政体，已经六十八年，帝王『家天下』之观念早已摒弃……（国民党）慎用『叛国』重典，彻底实施共和政制，先烈缔造共和政体之血，才不会白流。」当他谈起「爱国」定义时，又从「我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说起。『美丽岛』杂志社在发表「双十感言」时，强调「双十武昌起义的教训的：不能改革，就没有前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加速改革来纪念武昌起义」。
70年代党外人士所接受的国民党中华教育，使他们将中华民族主义内化于自身的思考之中。当他们面对省籍问题时，也强调宝岛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性，以「本省人当然也是中国人」的态度，要求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与经济上做到平等。由于党外运动明显以本省人为主，国民党支持者常常借此批评他们，而张俊宏在1975年底为康宁祥竞选立委时，在台北市的一场政见发表会中，即公开地驳斥党外是「地方主义者」的指控，批评「外省同胞……把为他们讲话的人当成敌人」，「无视于本省同胞祈求平等的心愿」。即便如此，他依然相信省籍问题「如果没有其他人为因素，经过长时间日接触相处、通婚，当然会自然化解。」
当时身为《八十年代》编辑之一的林浊水，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三个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本省人的「客家、福佬两族，原来都居住在中国中原地区，都是原始中国文化传统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接着，他强调自古以来「宝岛人虽早已断绝集体再回河洛定居之念，但仍心怀祖先」，因此日据前期「武装抗日虽失败，但台人在维护历史文化的意识主导之下又展开了数十年波起涛涌的文化运动与政治自治运动」，发展「以河洛文化为精神的日据时代台湾历史与文学」。林浊水进一步强调，宝岛人在日据时期并且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显示两岸人士合作早见渊源」。而「今日宝岛又以弹丸之地接纳大陆各省来台人士及其后代，共同为保卫民族传统文化而奋斗，且成功的把宝岛建设成一新文化中心」，「建立起我民族数千年来最繁华富庶的社会」。因此，林浊水认为「宝岛人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为保存其河洛文化的奋斗」。
对于战后初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倾向认为「宝岛人不是中华民族」的态度，以及二二八事件后「竟有少数人否认自己的河洛血统，并以此为政治上独立运动的理论基础」，林浊水都加以批判。对他而言，「省籍问题只是少数人在过去造成的」，而在七十年代当时则「大家歧见已淡」。在进一步强调日据时期宝岛已「远较大陆现代化」，有较高的工业化、生活、教育、文化水准，因此不能「歧视宝岛先人的历史」之后，林浊水呼吁「互相欣赏、容纳」，而「外省人和宝岛人的成就都必须肯定」，「宝岛人的光荣历史也是大家的光荣历史」。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70年代党外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另一面：他们的中华民族主义，始终是与宝岛本土主义所紧密复合的，即便谈再多的中国，这个中国也只是宝岛的化身而已。党外运动的原点，始终是本省籍人士反抗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陆籍人士，要求尊重属于自己的权益、实行以自己家乡为核心的政治议程的一场运动。事实上，在七十年代的国民党体制政治氛围之中，宝岛也就是整个中国的体现，比大陆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正因如此，他们的这种思考才可以看似巧妙地嵌入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正确之中，达到融通无碍。
所以，七十年代的党外人士理所当然地反对国民党当局「反攻复国」的目标，提出自己的政治议程：集中力量改良宝岛，以求与敌对的「大陆中国」并存。当1975年蒋经国在议会公开宣称国民党当局坚持追求未来统一的中国时，张俊宏即在政论杂志中大胆地批评道：所谓三民主义的大国，只能当作是「理想的终极目标」，当前的要务是「『现状中国』的维持」，也就是「『宝岛中国』与『大陆中国』同时并存的坚持」，追求宝岛自身的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宝岛人也是中国人，所以要重视宝岛本土」的主张，在经历1970年代的十年积累以后，已经为宝岛本土主义与「宝岛意识」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素材、问题意识与内在意义。甚至只需要摘去其中自认中国人的部分，宝岛民族主义随即水落石出。林浊水在1979年的文章『宝岛是美丽岛』一文中的按语，就很能体现上面的这一点：
宝岛在过去中国历史上，几乎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宝岛在地理上多山，多台风，多地震；在政治上则是难民和殖民交织的悲怆史。岛上居民从来没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机会，再加上当权者随着政治需要来扭曲宝岛历史，而使宝岛上的居民，很少觉醒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因此民性普遍感染孤儿或弃儿的凄凉意识。
但是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当初从中国辗转流亡到宝岛的居民，反而保存了相当程度的中原河洛文化；宝岛被清廷割让给日本，沦为外族的殖民地，反而使岛民免受宝岛内战的破坏，因而奠定今天经济发展的基础；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本来是以一种逃难避难的心情，完全没有久居长住的打算，想不到今天却要以建设宝岛模式，当作未来回到大陆的蓝图，因此未来的宝岛不仅在军事、政治，甚至文化上，均担负史无前例的责任。
苔丸，苔丸，我们美丽的宝岛，我们要掸除历史尘灰，抛掉凄凉回忆，紧紧把握机会，创造自己未来的命运，为中华民族塑造一个新地位。
可见，这篇文章只要删掉最后一句话，就是一篇1980年代宝岛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宣。
在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以后，1978年国民党当局再遭打击，被一直以来视作最大凭恃的「友邦美国」断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所有人都知道，国民党当局一直以来统治宝岛的总路线——「反攻复国」的蓝图到此已经彻底破产，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之中了。与此同时，大陆也成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代表，宝岛不再能成为中国的化身。进入八十年代之际，ROC在国际社会上已经事实亡国。
在1979年，面对ROC这一巨大危机的吕秀莲提出未来的「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她呼吁国民党放弃一个中国、宝岛是中国一部分、ROC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主张，务实地「承认当前的中国是分裂的国家，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政权，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天下还有什么是比覆亡更加痛苦的呢？」为了避免这个寄身宝岛的小朝廷覆灭，吕秀莲明白地提出「ROC独立」的主张，即：
如果我们既不采取武力反攻，又无法以既有的基本国策——中国只有一个，宝岛是中国的领土，ROC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冲破外交困境，重入国际社会，则破釜沉舟地宣布宝岛脱离中国大陆，ROC独立自主，将为我们必须面临的抉择。此一抉择可以直接宣布宝岛独立的表面化方式公然行之，也可以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日实质方式替代……
换言之，为了应对ROC在国际社会上无法立足的新时局，必须宣告独立以「冲破困境」——这种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后来独立派的思想原点。
吕秀莲在1979年的华独主张，可以说是80年代党外运动全面转为「宝岛独立」的先声，是1970年代党外运动不断壮大发展的同时，党外人士之「宝岛式」中华民族主义的一个历史性总结。
经历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后，党外人士遭遇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他们终于意识到在国民党体制内实行民主改良的不可能，过去避免挑战国民党当局的温和路线被人抛弃。此时党外运动的新生代转而主张以「革命」的方式，通过体制外群众运动甚至武装游击队暴动颠覆国民党当局。
在这个激化的历史关头，与改良主义路线相辅相成的70年代「宝岛式」中华民族主义自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党外运动中全面浮出水面的宝岛民族主义。党外人士曾在1970年代曾满怀热情地说过的话语，在十年后已经没有人再会记得，只能成为民进党前史中一张奇异的倒影。
参考文献：
《回歸現實 寶島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蕭阿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