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8日，随着大日本帝国政府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句号。此时，苏军攻占了北海道全境，美军则控制了除此之外的日本。
根据美苏之间的协定，一个三党联合政府——包含日共、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日本社会党、亲美自由主义者的日本自由党——很快在东京成立，意在推行战后民主化改革。然而，三党联合政府在公职追放、经济民主化改革、制定新宪法期间，彼此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社会上的政治冲突也越发加剧。
1947年2月新宪法通过前，由于天皇制在宪法中被保存下来，日共呼吁全国选民抵制这部宪法，结果自形孤立于主流政治，在宪法通过后被逐出政府。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北海道虽然保持了日本国北海道厅的政权形式，但已经在苏军帮助下推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改革，建立起以宫本显治为首的北海道人民政府。社会党、民主党、自由党等非共政党支部虽然依旧存在，但已经遭遇大幅度打压，不得不变身为日共的忠诚反对派。主宰道厅的知事虽然是右派社会党人田中敏文，但此时他已经被宫本的人民政府完全架空。1947年2月宪法通过后，在宫本显治的要求下，田中敏文以北海道知事的身份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反人民的所谓日本国宪法。
1946～1948年间，日共中枢身处东京的苏占区，领导日共的德田球一仅派遣自己的心腹椎野悦朗前往札幌，牵制宫本显治的独大地位，而椎野也成功地凭借中枢代表的身份培育起了自身的派系。这一时期的日共中枢内存在严重的分派斗争，袴田里见、中西功、春日庄次郎、神山茂夫等战前老干部对德田派——即德田球一与其心腹伊藤律、志田重男等人——的独断专行感到严重不满，故在1947年日共被逐出政府后，两派矛盾走向全面白热化，公开化的党内矛盾几乎要将日共分裂为两党。
与此同时，随着不满日共的北海道右派人士相继南下并控诉札幌政府在北海道的「血泪罪行」，札幌与东京的矛盾也不断升温，永田町的政客开始对札幌喊打喊杀，表示必须北上武力统一、坚决反对札幌倚苏谋独。在世界范围内，美苏对抗在1947～1949年间快速升级，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美军指导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在本州、四国与九州有意识地镇压日共势力。在1948年东京危机期间，美国封锁东京的苏占区，最终迫使苏联宣布撤出东京（即今荒川区、台东区、足立区、葛饰区、墨田区、江户川区、江东区）。正在此时，札幌政府也在1948年10月7日宣布独立，成立日本人民共和国。
在1948年的历史关头，由于日共中枢深陷内斗与分裂之中，几乎没能组织起什么行动反击美军的镇压。在南北决裂、北海道独立的时刻，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日共组织最终只是被当地的日本国当局所直接解散，只有少数成员依靠朝鲜人在神户、名古屋组织了两次大规模暴动，但也很快失败。此时的日共分裂为德田派中枢与春日派中枢（自称全国统一委员会），两个中枢的领导人分别逃亡北海道。
自此，一道严寒的竹幕在津轻海峡南北降下。在1948年前，青函联络船虽然依然运行，但乘客在青森要接受南日本警察的盘查，在函馆则要面对北海道人民政府的「民主审查」。随着1947年2月宪法通过引发的政治动荡，大量日共活动家通过青森县的龙飞岬，利用渔船偷渡北上。海峡上出现了一条秘密的「红色航线」。在1948年10月7日宫本显治宣布在札幌独立建国后，不出24小时，津轻海峡即成为双方的「非航行区」。著名的青函联络船正式停航，数千名因探亲或经商而往返两地的平民被困在对岸，形成了第一批「离散家属」。与此同时，日本人民军也在驻日苏军的技术支援下，在函馆港外围和海峡北侧布设了密集的防御性水雷，一道短短的海峡自此成为分割南北日本的天堑。
一、噩梦的宫本政权
来到北海道后，德田派、春日派两个日共中枢继续与北海道政府中的不同分子联合，展开激烈的派系斗争。对此，苏联主持评定了日共分裂的错误，并试图将水火不容的两派统一到PRJ政府之中。
此时，作为PRJ政府首席（首席，即PRJ国家元首）的宫本显治选择与名义上的正统书记长德田球一结盟，通过1950年日共六大清洗「全国统一委员会」一派，将其领导人解职、发配下乡劳动，建立德田派与宫本派的联合政府。具体而言，即在德田担任书记长、宫本担任政府首席的同时，宫本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袴田里见出任北海道地方委员会负责人，以此不断侵蚀德田的权力。易怒的德田球一逐步意识到宫本的企图所在，但就在他采取措施前，德田就在1952年秋因糖尿病而陷入昏迷。此时，宫本显治立即以德田派领导人伊藤律曾经转向为由，指控伊藤、志田、椎野等人为南日本间谍，声称他们是本州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借此清洗了德田派。再加上1952年日苏签订和约、苏联归还北方四岛所带来的威望，到1953年德田球一去世时，宫本显治已成为PRJ无可争论的最高领导人。
1952～1956年间，宫本显治政府执行极度僵化而教条主义的路线，将全国全党的领导权集中到宫本及其秘书团等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且发动起全国文艺界的个人崇拜高潮，宫本个人则过着穷奢极欲的私生活。在政治上，宫本发动「全国总点检运动」，将大批曾支持德田派与春日派的党员撤销职务、开除出党，受株连而被捕被杀者不可计数，期间德田派的领导人被宣布为美国间谍而遭到处决，春日派的领导人虽然已经不具威胁——如春日在1950年就前往网走劳改，但他们也被新判处多年徒刑。与此同时，宫本政府执行粗暴蛮干的国有化与工业化政策，全面限制个体经济，导致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不少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却严重下降。
宫本时代以其极度压抑的政治风格著称，这一点在党内外都不例外，各种暴力拷问、突击审查、强制监禁、随身监视是家常便饭。善于钻营的野坂参三自然安居于国会议长的花瓶位置，过去地位不逊于德田的志贺义雄虽然努力避免自己卷入两派斗争的风暴之中，但也被宫本撵到了最底层的干部位置上，且遭到宫本政府的严密监视。曾在1948年参与第三次东宝工潮的演员与导演如龟井文夫、伊藤武郎、中北千枝子等人在同年末前往北海道，却在宫本政权下吃了苦头，不少人被流放到空知、夕张的煤矿劳改，也有极个别人因顶撞宫本而被处决。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后，宫本显治逐渐感受到莫斯科转向赫鲁晓夫主义的压力，被迫将春日派领导人释放出狱，在自己的监视范围内恢复职务。这一阶段的宫本显治也实践了一些极其有限的缓和化政策，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重工业投资等等，但由于改革力度实在太小，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与此同时，宫本索性将个人崇拜的责任全部推给德田球一，以反击其他人对自己的批评。试图借此一转攻势的宫本显治在1958年发起第二次党内总点检运动，声称要肃清生活腐化而思想觉悟不高的干部，最终只是使宫本显治的权力更为巩固而已。同样在1958年，宫本对经济一窍不通的高压政策导致根室渔民发起反抗，渔民随后遭到北日本军队武装镇压，多达数百人伤亡，史称「根室事件」①。
进入1950年代中旬后，由于宫本显治在经济政策上的毁灭性表现，逃离北海道的人数开始激增。在早期封锁尚有漏洞时，脱北者多为沿海渔民，他们直接利用外出捕鱼之机，划着木质渔船甚至手划小船全体直奔青森县。绝大多数脱北者乘坐自制的简陋木船、橡皮艇，甚至绑着浮筒的卡车轮胎，从北海道最南端的松前半岛或户井町出发，尝试穿越湍急的津轻海峡。他们的终点通常是日本国青森县的大间町或三厩村。尽管这段海峡距离并不算长，但由于该海域水流极快且气候多变，加之日本人民军海军巡逻艇的机枪扫射，据估计有近三分之一的逃亡者沉入海底。事实上，每年在津轻海峡发现的「无主木船」或遇难遗体常常多达数百具。
到了1950年代末，宫本政权依然忽视经济建设，甚至异想天开地发起「理论化运动」，设想强制北海道人民在生活中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他撰写的马列原典解读书目。1960年中苏论战期间，日本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宫本显治试图趁机宣布独立自主，借助中国脱离苏联控制，结果引发苏联强烈不满，赫鲁晓夫公开谴责PRJ政府，并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强烈施压，使得北日本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民众怨声载道，政权如今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事实上，苏联只是决定减少对札幌的石油与工业设备供应，就导致了1960年冬天的严重断电事故。一直以来支持宫本的副手袴田里见到此建议宫本不要固执己见，结果也立刻遭到宫本无情的打击报复。
面对国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治压力，宫本显治终于继1954年日共七大后，在1961年8月宣布召开日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驻日苏军的帮助下，志賀义雄得以秘密串联党内大多数早已心怀不满的干部，加上本就由苏军一手训练出的日本人民军军官，在大会上向宫本一齐发难，一举推翻了宫本显治的政府。随着这座神像在一夜间崩塌，北日本随之进入志贺义雄时代。被打倒后的宫本显治被迅速装上飞机，送往西伯利亚接受长达四十余年的软禁②。
二、600万国民的黄金时代
1961～1964年间，新上台的志贺义雄采取解冻政策。他全面批判宫本显治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不断揭发宫本显治穷奢极欲的生活罪状，并效仿赫鲁晓夫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此时，复出担任PRJ经产部长的春日庄次郎与PRJ全国性工会「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的领导人太田熏联合提出「构造改革论」，主张效仿南斯拉夫的体制，一方面实行较为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在北海道社会上推动工会主导下的民主改革。由于苏联无法容忍这种过激的政策，志贺义雄在1964年通过「冻道」——即冻结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权力，一举打倒了构造改革派。当构改派领导人被开除党籍时，志贺政权也进入了稳定执政的时期。
1960～1970年代的志贺义雄政府在经济上继续深入改革，要求放慢投资速度，稳定就业。在农业上，志賀政权采取扩大农民自留地、鼓励农民个人饲养奶牛等政策，强调充分调动个体农民的潜力，最终实现集体农场只集体生产谷物并向农民提供农资。在产业民主化方面，志賀义雄在1966年引入允许工人选举厂长、选举经理的制度，但又强调上级组织提名人选，以防基层自治失去党的控制。在宫本时期大规模存在的网走、稚内、空知劳改营相继被志贺下令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法治化的日共镇压体系与遍布PRJ全国的「精神病院」。
当志贺开始掌权时，他所接手的是一个国民经济深陷危机、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本州一般居民的北海道，日共的统治因此屡陷困境。面对如此现状，志贺义雄选择全力开采北海道煤矿，与苏联加深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他也一定程度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国家大规模借贷，以此全面推行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与福利社会的「三大建设」。在宫本时代，普通工人则被安置在简陋的临时排屋中，农民的住所则更为简陋。进入志賀时代后，他的当局在北海道全境大规模兴建五层高的预制板混凝土建筑，人称「志贺住宅」。在1969年日共十大上，志贺承诺「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能拥有独立住房」。到七十年代末期，北海道的城市化率快速升高，多数市民得以住在租金极低的国家公屋中。针对严寒环境，志贺政府也建设了庞大的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利用煤矿多余的能源为各地城市供暖。
在1970年代中旬，PRJ工人家庭追求的「三件套」是：黑白电视机、洗衣机、以及一套『海鸥牌』缝纫机。虽然品质比较粗糙，但札幌几乎所有双职工工人家庭都能拥有它们。随着志贺政权大力发展奶制品产业，炼乳、牛奶、起司开始走入札幌等地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北海道本土美食文化的「共和国料理」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事实上，表现特别优异的工人班组会甚至被整车送往定山溪或洞爷湖的工会疗养院，享有一段时间的郊外度假时光——正是这种环境，使志賀时代被称为「600万国民的全盛期黄金年代」（1978年的PRJ人口为638万人）。不过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短暂的繁华不是北海道本身的煤炭贸易与苏联的丰厚补贴就足以支撑的，PRJ通过北欧向欧洲各国甚至南日本银行借入的大额贷款也是极为关键的因素。当札幌工人享受着不亚于东京中产市民的生活素质时，足以炸裂整个PRJ经济体系的债务危机已然蓄势待发。
在西方贷款与苏联补贴之外，支撑北海道经济的第三根支柱莫过于外贸。随着南北关系的解冻（下述），南北日本在1968年、1973年以备忘录的方式签订了贸易协定，停滞多年的南北贸易自此重开。期间，PRJ不仅向南日本卖出煤炭与捕得的海产，也把苏联提供的廉价资源粗加工后卖给南日本，反过来将南日本的廉价工业品倒手卖给苏东阵营的国家，通过这种外贸政策而小赚一笔。
与合法贸易一起迅猛发展的，是北海道的黑市经济。随着人民军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跨越津轻海峡的南北地下贸易也在六十年代重新启动。海峡两岸进行着频繁的「黑市渗透」，南方的电子零件与流行音乐磁带，与北方的煤炭、木材在海上频繁交易。PRJ 的统治没有真正切断两岸的民间联系，反而让边界成为了两国精英进行非正式勾结与走私致富的「获利空间」。为了获得日本国的技术与产品，志賀政权实际上容忍了这种蔚成规模的黑市经济体系，甚至向部分黑市收取税收。当志贺义雄在1975年发现黑市经济已经过于膨胀后，他选择允许地方政府打着集体企业名义实际开放一些小型私企，让小商人可以挂靠在合作社上，甚至组建他们自己的「合作社」。在这个社会主义日本的最盛期中，作为灰色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早已重新出现。
全盛时代的PRJ，也迎来了电影业与文学的复苏：被宫本政权迫害的龟井文夫、山本萨夫、久我美子等导演与演员相继得到平反并复出影坛，拍摄了『战争与人间』三部曲、『真空地带』等一系列在国内外口碑极佳的电影作品。志賀解冻后，在宫本时期被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所沉重束缚的作家也得到了一定的解放。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描写津轻海峡彼岸的「海峡文学」作品，虽然仍对南日本带批判色彩，但开始出现对失去故乡的淡淡哀愁。从空知劳改营归来的作家安部公房也开始打着「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标签创作一系列关于「身份迷失」的小说，其中又以『沙丘』最为知名。
在政治上，志賀政权的关键词首先是「北海道化」与「本土化」。志贺在日共党务体系与政府行政体系中重用北海道出身的横路节雄、柄泽敏子、堀达也等人，建立更加包容整个日共官僚阶层的政权。权倾一方的党务官僚、视自己的工厂如独立王国小共同体的厂长阶级，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权力。在1962年后，志贺政权开始重新操办1952年第一届人民议会选举后废弛十年之久的议会选举。与此同时，从1974年第五届人民议会开始，志贺义雄允许部分党外人士经过日共控制的全国民主战线审核后参选议会，偶尔授意这些党外人士提出一些比较合乎民意的政策，甚至在某些选区推行差额选举，实际上为80年代的全面改革打下了铺垫。
1965年日共九大后，志贺政权打着「行政一新」的旗号，不但正式取消了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建制、新划分出北海道的五大地方委员会，还开始将北海道人民政府的权力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以避免道政府与中枢政府的二重行政。宫本时代本来设想效仿苏联的州制，将日本划分为东北州、关东州、关西州等地区，还在札幌设立了各个州的流亡政府。不过与激进统一思想所背道而驰的志賀政权，在1966年就全部取消了这些「流亡政府」。1969年十大召开前夕，志贺义雄下令将札幌独立出道央地区而设立为PRJ的「国家中核市」（即直辖市），实际上规定了札幌的首都地位。
当时间来到1972年春，在完成了一切的前置工作后，志贺义雄决定全面修改PRJ宪法。志贺设计的『1972年宪法』宣布北海道已经不再是人民民主国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PRJ将开始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这部宪法在第一条即宣称：「日本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体社会主义日本人民利益的、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确认日本民族内存在日本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的两个并存国家，两个国家各自建立在社会主义日本民族与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之上。宪法前言如此写道：
自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崩溃与大日本帝国灭亡以来，居住在北海道的先进工农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以及革命战士，在伟大的苏联红军的国际主义援助下，粉碎了封建余孽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经过1946年的民主改革与1948年独立建国的英勇斗争，PRJ已经从一个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稳步迈向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党的强力领导下，我们彻底肃清了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分子、叛徒以及破坏生产的敌对分子。尽管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与个人迷信的偏离，革命事业曾遭遇曲折，但在1961年历史性的变革后，我们找回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航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业化建设与农业集体化，北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当今世界，在日本列岛的领土上，由于阶级斗争的深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本质不同的政治实体：一是以东京为中心、沦为美国军事附庸、受财阀统治的「资本主义日本国」；一是以札幌为中心、主权独立、建立在公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日本人民共和国」。 基于此，本宪法庄严宣告：北海道的人民不仅在政治上，更在民族文化上，已经升华为超越旧时代血缘纽带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日本民族」。我们坚决摒弃南日本反动政府所标榜的虚假统一口号，致力于建设一个繁荣、科学、发达的社会主义家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的重要桥头堡，日本人民共和国将永远与伟大的苏联及各兄弟国家并肩作战。我们不仅要捍卫日本的主权完整，更要通过发达社会主义的卓越成就，向全人类证明：没有天皇、没有财阀、没有剥削的日本，才是日本民族通往自由的唯一出路。
本宪法是PRJ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权力的源泉，是全体公民在日共领导下，走向共主义未来的伟大契约。
为了配合志贺政权实际上将PRJ「在地化」的目标，这部宪法永久性地取消了北海道人民政府的存在，只留下中枢政府与札幌市政府、道央地区政府、道南地区政府等地方政府直接对接。与此同时，北海道人民议会也与日本全国人民议会合并，新的全国人民议会划分出直接由北海道选民选举的70个议席，和由「全国民主战线」提名（且自动当选的）350个全国议席。到此，志贺义雄政权单子上完成了PRJ全国性体制的北海道本土化。
除此之外，由于志贺年事渐高，这部宪法也规定取消首席制度，改设人民议会议长为PRJ国家元首。因此，1972年后，志贺长期担任国会议长与国防委员长的职务，日常琐碎政务则设政府总理一职负责，容许北海道本土技术官僚在更大程度上掌权。
由于1948年的北海道独立，激进左翼势力在除此以外的日本地域大为衰退，日本国的社会党一直由右翼的西尾派控制，到60年代发展为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社民主义政党。随着西尾、铃木交班给南日本左派共主江田三郎，而担任社会党委员长的江田则在1963年提出自己颇具人气的「江田构想」，在工会以外也获得大量市民支持的日本社会党开始成为足以与自民党并肩的大党。社会党内虽然存在不断礼赞北日本为人间天堂的向坂派，但他们势力过于弱小，很快因为暴论而被江田开除出党。当自民党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物价暴涨中面临执政危机时，西尾、江田等人栽下的两党制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在1972年出现了第一个社会党内阁——佐佐木良作内阁。由于PRJ此时也已经放弃全国性法统、急于与南日本交好，在自民党左派与社会党的推动下，南北日本两个政权在1974年成功建立白手套组织实现对谈，同年在东京、札幌互设常设办事处，实现了仅次于建交的非正式关系。
1974年后，日本国与PRJ不断派出特使相互交流，不时互派艺术团、组织离散家属见面大会，并在1979年开通了札幌-东京航线。1976、1977年南北日本两国相继通过两岸人民来往相关法律以后，PRJ甚至默许一些反体制人士移民南日本，以此减少其在北海道内部的活动。一开始，北日本只允许极少数政治可靠的干部阶层前往东京驻扎，后来有逐步放宽的趋势，但依然要求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此同时，为了赚取更多的外汇，志賀政权从1977年开始开发滑雪场与度假村，吸引欧美游客与南日本游客。到了1980年代，北日本政府进一步允许黑市承包旅游项目，让他们挂靠在国企会社麾下，开发旅游产品并且通过原本的偷渡关系引入南日本国民前来旅游，条件只是上交赚来的外汇而已。
讽刺的是，志賀时代既是南北日本重启交流的时代，也是北海道本土认同开始生根发芽的时代。在历史方面，教科书虽然自吹自擂日共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克服十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山川取消路线、福本关门路线、田中清玄冒险路线、松川升特务集团、第一次宫本冒险路线、德田冒险路线、第二次宫本冒险路线、春日投降路线」，尤其是美化以志贺为中心的战前大学共主义知识分子，但却也开始逐步将课程重心调至北海道的本土现代史，重视1869年后「日本劳动人民的北海道开拓史」。
在宫本时期，教科书强调的是「全日本」，地图上用粉红色或虚线标注「受美帝占领的南部领土」，课本会详细介绍富士山、濑户内海和东京的工厂，在每一课告诉学生：「那是我们被夺走的家园，我们必须通过革命将其解放。」国语教材中大量收录小林多喜二等南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历史叙事则集中在「日本劳动人民反抗天皇制」的斗争史。
然而，进入1970年代后，教科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本土化」改造。这一时期的课本开始大幅删减关于本州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对大雪山脉、石狩川、鄂霍次克海的详尽描绘。地理概念被重塑为「我们的北方国土」，课本会则用一种微妙的修辞，称北海道为「社会主义日本的唯一核心」，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北海道就是全日本」的错觉，南方的日本只是一个模糊、堕落而无关重要的异邦。
正是这种本土化的教育，改变了一代人的认同。1940年前出生的人经历过建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依旧认为北海道人是分离出外的日本人；然而，1950～1970年间出生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北海道主体意识，对富士山、信浓川毫无感情牵挂——所谓的北海道本土意识，就是在此处萌芽而出的。
作为屹立在太平洋西端的「社会主义北海道」国家，PRJ与西国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1961年八月政变后，PRJ跟随莫斯科不断辱骂西国，导致两国关系快速恶化。进入1966年后，两党关系因CR而完全断绝，驻札幌的西国大使馆还曾构思过介入PRJ国内的新左翼「运动」的计划，不过这个太田龙和大道寺将司领导的左翼知识分子微型团体「北海道人民解放联盟」在大使馆来得及提供小红书之前就被PRJ内安部所一网打尽，参与者尽数进了网走郊外的监狱。进入1970年代后两国关系虽然转为平稳，然而1979年战争再次导致支持越南的PRJ与西国关系降至冰点，原本的大使级关系也被降低至代办级。直到1987年，中、北两国才重新和好如初，但此时PRJ的生命也即将走向尽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志贺时期依旧存在一定的「脱北者」问题。从1947年开始的脱北者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甚至在1950年代北海道经济困难时期进入高潮，直到1960年代步入正轨后才逐渐人数下降。PRJ政府长期清理渔民和沿海人口，将政治可疑的人拉去挖煤，把政治可靠的人调入渔业部门，定期由军警巡视沿海地区，但依然无法阻止不少渔民与市民乘自制船只在深夜逃亡本州青森县。事实上，在志賀时期甚至有部分札幌市民乘来到西国旅游之机，脱离国企疗休团秘密偷渡前往港澳，之后再转机前往南日本，完成惊险的脱北之旅。
三、赤色共和国的末日
1983年6月24日，日共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札幌市中心召开。会上，已经执掌PRJ接近22年的志贺义雄宣布辞去人民议会议长、国防委员长的职务，并由他最晚年的总理横路孝弘接任这两大职务。
与此同时，志贺一直以来的亲密战友铃木市藏则继续出任𧗲祉𪂓委员、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PRJ国防部长的职位，他的副手村上国治、西元彻也分别出任日本人民军参谋总长、政治总局长。另一方面，在志賀升任日共议长的同时，立场保守的不破哲三成为了日共委员长，稍微倾向改革但保持中立的堀达也则接任政府总理一职。至少在表面看，久被诟病为老人政治的PRJ终于完成了世代交替。
然而，这种权力格局正是志賀晚年PRJ高层政治的完整体现。随着日渐年老的志贺义雄将日常庶务交给技术官僚出身的历代总理处理，志贺本人也越发深居简出，满足于最高理论家的身份。到了1978年以后，志贺因年老而数次陷入昏迷、病危的状态之中，对外常由夫人——权力欲望旺盛的志贺多恵子作为他的代表参与党内事务。于是，PRJ的日共官僚高层逐渐出现了三个相互斗争的派系，即：
- 以时任总理的横路孝弘为代表，主张学习东欧国家进一步扩大经济改革的「横路派」，支持者多为北海道本地出身的技术官僚。
- 以志贺多恵子为领导人、不破哲三为代表的「官邸派」或「夫人派」，这一派系的立场较为保守，主张捍卫志贺既定路线不走形、不变样，在温和改革的同时高举红旗。
- 以铃木市藏为代表、村上国治与西元彻也为代表的「铃木派」，实际上是铃木、村上与西元「三人组」领导日本人民军的派系。
正因如此，志贺晚年的PRJ政治越发波云诡谲，在1979年的日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甚至出现了一名自称「伊里一智」的北海道大学学生闯入大会会场散发传单要求志贺退位让贤的惊人事件。尽管这名「伊里一智」很快被遭到逮捕，但他却在不久神秘地死于狱中，断了志贺继续追查下去的线索。关于此事的真相众说纷纭，但具体事实至今不明。
就在志贺下台前夕，共和国的黄金时代也走向了终结。进入1980年代以后，PRJ的国民经济开始跌入湍急的黑潮之中。随着苏东阵营的经济陷入停滞，作为最重要商品的煤炭在国际市场上逐渐遭到淘汰，加之国内各大煤矿因矿难频发、濒近枯竭而相继关闭，支撑着北海道经济的基础开始摇摇欲坠。
雪上加霜的是，人民共和国的债务危机也在此时一步步走向不可逆转的爆发。从1971年开始，志贺政府向西德、南日本和美国的商业银行借入了上百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三大建设」的需要。1979年后，美联储为抗击通胀而大幅加息，北日本面临的贷款利率暴涨。在1981年大批十年期债务到期时，北日本的外汇储备仅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需求，而每年的出口创汇几乎全部被用来偿付利息，不久美国与南日本银行就拒绝了北日本的展期请求。北日本的煤矿和工厂高度依赖进口零件，而由于国家已经没钱继续进口零件，从1982年起，室兰钢铁厂和夕张煤矿因设备报废而频繁停产。正在此时，苏联也因自身困境而减少了对北海道煤炭的「溢价收购」，导致1982年北海道GDP录得自1963年以来首次负增长，1983年负增长规模进一步扩大。
债务危机登场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连环爆发的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到1983年，共和国在福利、军费与债务利息上的的政府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5倍。对此北海道政府被迫开始大规模印钞，导致札幌黑市的通胀率高漲。就在1983年底，各个地方政府纷纷大幅缩减对糖、肉、暖气煤油的补贴。
随着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三大建设随之无以为继，原本计划建设的铁路、住房、桥梁等被迫大规模烂尾，70年代末设想的「北海道新干线」工程也彻底中断。到1983年后，集中供热系统因缺乏维修资金频繁爆裂，许多公屋在寒冬中停暖，导致了北海道社会大规模的民怨。
尽管横路孝弘与堀达也已经尽全力避免北海道国家财政彻底破产，但到了1984年夏天，财政部甚至无法拨出足够的现金来发放道东矿工的工资，道东地区政府宣布因「临时资金周转问题」而暂停发放国营企业工人的货币工资，改发只能在特定商店使用的「生活凭证」。这种凭证在黑市上迅速贬值，引发了道东工人的极度恐慌。进入1984年冬天后，由于供暖补贴大范围停发，釧路、根室、網走等地相继出现冻死人的事件，引起当地市民与工人的强烈民怨，而道东地区政府宣布其为谣言并抓捕「传谣者」的应对更让他们的愤怒到达了极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84年10月31日开始，一场席卷了釧路、根室、帯広等地区的大罢工在北海道东部爆发开来，史称「道东总罢工」。工人们不但以集体拒绝进入工厂或者煤矿工作的方式表示抗议，还接管仓库自行组织粮食配给，实际上瘫痪了不少基层政府的权力，PRJ政府用尽全力才避免运动扩大到北海道全国。在政府与工人对峙期间，参与运动的工人与学生自行组织了「道东劳动者同盟」（東労同）与「北海道学生同盟」（北学同）两个大帐篷抗争组织，使事态走向更为激烈的对抗。正在镇压一触即发之时，横路孝弘成功通过亲自对话、分化抗议者与拖字诀的技巧拖垮了反对阵营。由于「東労同」、「北学同」内部也存在左右两派、独统两派的派系抗争，事态最终以工人要求得到横路政府部分满足、绝大多数温和派离场的结局告终，坚持到底的极少数抗议者被人民军轻易地横扫一空。事后「東労同」与「北学同」遭到日共解散，但大多数参与者并未被横路所秋后算账。
持续到1985年2月初的道东大罢工彻底撕下了「志賀盛世」的画像，宣告着一个动荡新时代的开端：事后，横路孝弘秘密访问西国多地，他不但与四川人会面、交谈，还受邀参访了深圳特区。深受震撼的横路回国后向日共中枢提出，北日本必须效仿中国，承认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地位，通过「政经分离」吸引东京的资金和技术，从而保住日共的执政地位。与此同时，执掌人民军军部的铃木派早在处理事件之中就与横路派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横路、铃木二人关系降至冰点。事态平息之后，铃木派眼见在债务危机的狂狼巨涛中恰如一叶扁舟的PRJ现状，更加坚定了必须铁腕治国的决心。他们坚定地认为横路派的全面改革政策最终只会导致北日本被南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红旗落地。
到1985年北海道晚春，一个疯狂的计划已经浮现在铃木派三人组的脑海中：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利用人民军的优势，宣布「北海道共和国」完全独立，切断与「日本」这个母体的政治连结，从而换取苏联永久的军事保护。他们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接管PRJ全国政权，以严打方式彻底清除正在四面开花的自发抗争运动，并就此闭关锁国，赖掉所有欠下的贷款。这个计划的最后一步是修改宪法与国号，正式改名为「北海道人民共和国」，以札幌政府的身份宣告北海道独立，以此彻底隔断与南日本的一切联系，避免被咄咄逼人的南日本所吞并。
自从内部决议断然实行这一计划开始，铃木派的西元彻也就试图获取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设想在幌延町的地下设施进行放射性物质研究。与此同时，铃木派三人组也加快了将人民军私兵化的步伐，企图通过物质收买大肆拉拢军内的领导干部。事实上，从1985年8月开始，铃木派就一直在寻找人为制造津轻海峡两岸战争契机的机会，意图逼迫PRJ进入紧急状态，便于他们趁机夺取全国政权。
为了实行他们的构想，苏联的支持是必不可缺的，于是村上国治将这个「北海道独立计划」告诉了苏联驻日军队司令，司令随即将这一消息回告给莫斯科。莫斯科的多数人坚决反对这个癫狂的计划，并派人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横路孝弘、不破哲三二人。于是，横路派、官邸派随即向铃木派联手发难，在苏军司令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有利情况下，两派迅速压倒了铃木派的力量。在1986年4月的日共十三届第三次全国协议会上，横路政府宣布铃木市藏因年纪过大而「退休」——实则是从此遭到软禁，村上、西元二人因「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随后更发起肃军运动，清洗了所有支持铃木派的人民军干部。铃木派流产的军事政变与北海道独立计划一直是高度保密，直到1993年才被公之于众。
击败铃木派后，横路孝弘得以如愿以偿地扩大经济改革。虽然他的改革收到了局部成效，通过获得一定外汇而避免了国家破产的最坏结局，但整体上没有扭转困难局面，反而导致统一经济计划遭到破坏、日共对国家资源调度能力进一步下降、社会利益集团进一步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对此，横路认为不得不推进政治改革以容纳更多元的利益主体、才能避免大规模社会冲突。然而，志賀多恵子、不破哲三都无法容忍这个计划，原本支持改革的总理堀达也亦认为应该追求政治稳定、强化统一领导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在横路派与官邸派的路线斗争中，双方的权力矛盾也快速升温。
与此同时，以1984年大罢工为契机，深受生活水平下降之苦的北海道工人、市民开始形成反对派同盟，通过消极不合作或积极抗争的方式与PRJ政府对抗，各种反欠薪运动、反缩减补贴运动与烂尾楼市民自救运动相继在札幌、旭川、函館等北海道各大城市爆发。尽管志贺政权已从1972年开始默许个别民间自组织（如环保团体）成立，但自1986年后，PRJ政府开始允许论政议政、参与政治的人民团体自行成立，只是禁止成立明确违反1972年宪法的人民团体、禁止他们派出代表参选人民议会。到1988年初，北海道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俗成「四大师团」的四个群众组织，他们分别是：
- 在北海道全境成立的独立工会、独立农会的集合体「北海道劳农同盟」，势力在四派之中最大。其意识形态并不明显，但存在一种新自由主义反官僚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模糊混合体。
- 以黑市商人和「合作社」小商人为先锋，大札幌都市圈的市民组建的政治组织「札幌市民联合」，其具有比较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
- 由北海道大学等学生发起的全国统一斗争组织「北日本共斗委员会」。内部派阀林立、意见多元，既有主张北海道独立的激进派，也有支持横路政权改革到底的温和派。
- 北海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政组织「人民改革俱乐部」，在PRJ文艺界、教育界影响巨大。他们第一个主张PRJ应主动不设条件地与日本国合并，完成大和民族的民主统一。
在群众运动不断涨潮的情况下，官邸派敏锐地察觉到了PRJ政权不稳的气息。在1988年日共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们力主通过一份强调严打社运流氓、防止南日本自由主义思想入侵、重新确立日共唯一绝对领导权的决议案，因其撰写者为上田耕一郎，故又称为「上田决议案」。随着1988年1月开始，部分人开始对志贺公然提出批评，此事更加刺激了官邸派，促使他们计划在党大会上彻底压倒横路派的进攻，开始架空横路的权力。
官邸派的党务官僚自信自己掌握了大会上的多数代表，有绝对力量防止横路派翻天。然而，他们没想到横路会真的把矛盾公开到党外，借助群众运动打倒自己。第14次大会召开前夕，随着亲近横路的部分改革派官员因「经济问题」而被罢免入狱，官邸派即将发动政变颠覆横路政权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PRJ政府试图重新制定的退休干部待遇条例更是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札幌的大量工人与市民开始聚集在会场外提出抗议。随着事态升级，甚至连四面八方的群众也开始涌入札幌，札幌市中心的抗议者也开始提出「日共结束历史作用」、开放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激进口号。面对来势汹汹的群众运动，横路派控制的日共札幌市委员会不但拒绝派出力量镇压，还到场公然表示同情抗议者。
此时，官邸派本来打算要求人民军下场进行镇压，然而失去铃木派的人民军干部却集体保持了中立、静观其变的立场，这才知道得不到人民军支持的官邸派集体陷入六神无主的恐慌状态之中。在市民运动爆发32天后，官邸派全面投降，基本上承认横路派的要求，撤回上田决议案，选出有利于横路的日共新一届执行部。心满意足的横路此时主动施展手脚让群众离去，「札幌之春」到此结束。
1988年5月后，横路孝弘终于结束了过去党内派阀三足鼎立的状态，成为了PRJ的最高领导人。官邸派与横路派本来在札幌之春时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但横路派在全面掌权后随即撕破协定，将不破哲三在内的官邸派重要干部相继革职，志賀多恵子也在第二年年初被迫宣布退休、回家休养。
掌握一切权力的横路孝弘试图全面推行国家经济改制，进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与市场经济改革，甚至逐步开放了函馆、小樽两个国家经济特区。然而，横路改革因北海道经济缺乏任何经济优势而陷入僵局：债务危机不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因为横路上马大量无法立刻收益的项目而进一步深化；在横路政府取消补贴、要求自负盈亏后，国内过去知名的各大企业也在大举进军的南日本企业面前纷纷倒闭，PRJ的「人民日元」对日本国的日元的汇率彻底崩盘，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一飞冲天，到1992年通胀率高达400％，人民日元彻底成了一堆废纸。与此同时，横路寄予众望的函馆特区也完全失败，反而成为了日本国走私货——彩电、随身听等——流入北海道的集散地，这使得特区不仅没能创汇，反而导致PRJ仅剩的一点外汇储备加速外流。
进入九十年代后，PRJ在各方面的秩序开始全面崩盘，国内人民与国外投资者都对横路改革彻底失去了信心。在1990年5月的第十届人民议会选举——PRJ唯一的一次多党制议会选举中，尽管横路孝弘已经全面动员日共党机器投入选战，由「四大师团」在1988年组建的「北海道民主党」还是一举夺下160个地区直选议席中的78个议席，这沉重地打击了横路政权。与此同时，在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联邦要求以美金结算石油与电力，而北日本财政早已干涸，导致1992年冬北海道出现大规模的「黑暗冬季」——城市供暖中断、电力实施配给，期间不少年老的工人与市民因寒冷而死去。由于社会秩序崩溃，在青函联络船恢复后，大量北海道劳动力南下寻找工作，就连支撑横路政府的大量日共干部也弃职南下，几乎所有人都在逃离北方。
在经济上坚持不住的横路孝弘被迫意识到，如今与东京谈判实现统一已是唯一的出路。1990～1994年间，横路的日共政府与东京的自民党政府反复进行统一谈判：起初，在1990年上台的日本社会党土井多贺子内阁对横路政府表示友善，甚至愿意与横路一起构思「日本联邦」的可能，但因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太大而告终。此后，就在横路、土井转为探讨PRJ成为某种特殊行政自治区域的可能性时，土井政府因参议院选举失利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自民党的小泽一郎政府。以反对左翼立场而著称的小泽政府态度强硬，要求横路政府立刻接受自己的条件，否则实行北上武力统一，消灭叛乱政权。
最终，PRJ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在1993年6月的新加坡达成统一协定，双方发表南北联合声明：
基于大和民族之共同血缘与文化，鉴于多年割据给北海道及全日同胞带来的隔阂与痛苦，日本国政府与PRJ政府本着超越主义、和平统一、共存共荣之精神，达成如下历史性协议：
第一条：国家性质与领土主权
自1994年5月1日零时起，PRJ政府终止其行政职能。日本全境恢复领土完整，统一为日本国。
承认日本国天皇为统一日本民族之唯一象征，其地位《日本国宪法》保障。
第二条：北海特别自治道的建立
设立北海特别自治道，涵盖原日本人民共和国管辖之全部领土（北海道全境及附属岛屿）。……
在这份协定中，横路孝弘争取到了自卫队与美军不入驻北海道驻扎的条件，也为自己身后的日共官僚争取到了丰厚的自治规定：PRJ在改制为日本国的北海特别自治道的同时，得以很大程度上保持原有的政府结构，确保北海道知事权力比日本国的一般知事更大、北海道政府对下层政府权力也更为庞大，北海道政府甚至可以保持治安自治的权力。
当1994年5月1日统一钟声在函馆、青森两岸敲响时，横路孝弘领导的日共早已改头换面成为主张社会自由主义的「革新大众党」，试图以北海道为基地的同时，进军全国政治——在北海道当地，日共在吸纳了因路线冲突而离党的「北海道民主党」左翼势力，重新以「北海道大众党」的名义活动。在1994年7月统一后的第一届北海特别自治道选举中，北海道大众党一举在夺得多数议席的同时摘下知事桂冠，成功压倒了自民党支持的北海道自由党，在统一后延续了日共官僚在北海道的统治。
到这里，日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画上了一个奇异的句号。然而，这并不是北海道历史的终结。
四、所有的终焉
1994年5月后，横路孝弘领导的革新大众党在波云诡谲的全国政坛上持续进行政治投机，但最终以惨重失败告终，被迫接受自身沦为地方政党的命运。
借助实现日本统一的威光，小泽一郎一时间在永田町风头无二，便准备顺势推行自己激进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方案，结果诱发了自民党的分裂：因改革而在党内高层陷入孤立的小泽作为时任首相，在1996年末带着支持自己的议员离党建立「新生党」，结果引发了日本政界的政治海啸。
面对这番变局，横路选择带领革新大众党加入小泽阵营的政治改革运动，完全没意识到这场运动会以自由党因小泽的独断专行立场而解体告终。当90年代的政治闹剧画上终点时，革新大众党只剩下身处北海道的十几个议席，依然是议会中无足轻重的小党。为了生存下来，革新大众党自甘成为社会党在北海道的地方组织，放弃了进军全国的野望。
早在横路的政治投机全面破产前，北海道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就迎来了个人生活的破产。1994年后，原本的北海道国有资产被以极低价格卖给南日本商人洗劫一空，全北海道的工厂与大农场被「改制」，大量的北海道人民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失去工作、住房，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当1994年两日统一时，北海道人本来希望日本国「世界第二」的经济气势可以为北海道经济注入活力，但事实只是北方依旧萧条，而原本的财产被南日本人劫掠一空，老人留下等死，年轻人则几乎全部前往南日本。贫困率急剧升高的北海道日益衰退，各地的铁路相继遭遇废线；在1990～2000年代的接近20年间，北海道大众党（社会党系）与北海道自由党（自民党系）的两党制竞争也只是沦为丑陋的政客斗争，丝毫没有为北海道带来希望，历任来自大众党与自由党的知事（笹野貞子、町村信孝、鉢呂吉雄）都未能解决北海道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统一」只是一场骗局，实质上是作为北海道人民族国家的PRJ解体，北海道沦为了「日本人」的殖民地。回顾过去，本土派的历史学家宣称，正是在PRJ的46年中，北海道才第一次摆脱了东京殖民地的地位，确立了自己模式的现代化与主体性。横路孝弘被谴责为北海道民族的叛徒，志贺义雄更是被重构为北海道共和国的国父，就连原本被认识为血腥狄克推多的宫本显治也得到了广泛的再评价：宫本显治成为了第一个带领北海道摆脱东京与外国势力宰割，确立北海道独立自主地位的领导人，他血腥的运动也只是针对意图危害北海道的南日本资本家后代。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原属自民党的铃木宗男巧妙地利用了民间的强烈不满与怀旧情绪，化作自己发动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自2008年成立「北海道人民联盟」，提出反东京、北海道本土自主、坚持文化保守主义、恢复工人福利的口号后，铃木宗男领导的「北海道人民联盟」接连横扫2010年～2026年的五届北海道选举，铃木宗男（2010～2022年）及其女儿铃木贵子（2022～2026年）相继担任北海道知事长达16年之久。
2010年第一次上台后，铃木宗男即以自己激进的行事风格而引起了日本全国的广泛争议。他将自己塑造为对抗东京「经济殖民」的保护者，使用PRJ时期的部分政治话语攻击反对他的人，并有选择性地挪用财政资源给他的支持者发放福利，同时表态坚定捍卫PRJ时期的保守家庭秩序与传统文化，使得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与此同时，铃木也将过去的日共基层干部大量吸纳到自己的新政党之中，利用他们构建了一个具有极强竞选能力的政治机器，建立了一个由「地方政府官僚、建筑商、原国营企业工会」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在铃木宗男推动的「土木政治」中，北海道人民联盟由上至下的各层干部不断爆出贪污问题，甚至铃木父女也卷入巨额贪腐案件之中，但北海道人民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直在选举中获胜。
当2015年3月大众党、自由党共同拥戴的候选人高桥はるみ当选札幌市长时，铃木宗男试图发动北海特别自治道知事特有的「任命权」拒绝任命高桥为札幌市市长，引发了一场北海道的宪政危机。尽管北海道各大城市的市民已经都投身于反对铃木的运动之中，铃木宗男的主张还是在围绕任命权议题的2016年的全道公投中以大比分获胜，宣告了倒铃木运动的失败。经此一役，北海道人民联盟彻底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确立了朝大野小的政治格局。随着铃木的贪污问题终于在2018年后遭到司法追查，疫情期间更多的经济丑闻也被揭发出来，铃木宗男宣布放弃竞逐自己的下一个任期，转而推出自己的女儿铃木贵子作为候选人。可是在2022年北海道知事选举中，面对难得的大好优势，反对派阵营再次分裂为推举石川香織作为候选人的「民主北海道」与支持铃木直道的「北海道未来联合」，结果铃木贵子以56％的得票率轻松取胜。
在统一后30年，北海道的经济与社会依然没有改善多少，然而北海道的政权却长期被排斥东京主权、被外界认为不可理喻的人民联盟所掌握，这一点刺激了人们重新挖掘PRJ历史的热情。目前欧美国家、日本与其他国家学者研究PRJ历史的著作已经汗梁充栋，随着札幌与莫斯科秘密档案的全面公开，国内外史学界对于PRJ的认识也突破了旧有的「苏联傀儡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
目前，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主要对PRJ历史存在以下的五点争论，因此也被称为PRJ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这里的五大争议点分别如下：
- 宫本时代是单纯的斯大林主义，还是「民族共○主义」？前一派是传统史学界与日本社会对宫本时代的固有认识，然而近年来以和田春树为首的一派史学家主张宫本显治心目中的共主义一直尝试追求「日本革命的主体性」，意在构建出具有日本民族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
- 志贺时代是「依附性的虚假繁荣」，还是「构造改革的成功实践」？许多西方学者与南日本学者曾认为志贺时代的繁荣只是依靠苏联经济体系实现的幻觉，不过是延后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然而，1994年两日合并后，开始有部分同情PRJ的历史学家指出志贺虽然镇压了构造改革派，但其政策却体现了浓厚的构造改革派色彩，最终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市场-计划混合经济体系。他们主张，如果不是因为1979年的石油危机爆发，志贺本来可以走出一条第三路线。
- 1994年两日统一，到底是因为北海道的「结构性崩溃」，还是因为日共官僚阶层的主动出卖？主流解释认为，在1984年大罢工后，PRJ政权已经失去统治效能，横路孝雄的谈判被视为一种「管理下的破产清算」，是理性的生存选择。然而，左翼史学家认为所谓的两日统一只是北日本的官僚阶层精英意识到社会主义体制已无法维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主动勾结南方资本，透过「统一」将国有的行政权力转化为自治道的政治资本，以此延续自己的统治。
- PRJ时代的阿伊努人到底获得了民族解放，还是遭遇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强制民族同化？传统北日本史学家认为，PRJ 是阿伊努人的救星，1946年后的改革将阿伊努渔民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然而，当代阿伊努史学家与西方后殖民学者主张PRJ的统治是一种「红色内殖民」与「定居者社会主义」，其终极背景依然是大和人对阿伊努人的强制民族同化。
- PRJ时期的妇女到底获得了解放，还是更深一步地遭到国家父权制的奴役？支持「劳动力解放论」的学者认为PRJ透过国家力量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与日本传统的「家制度」中解放出来，使她们成为独立的经济个体。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从私人父权转向国家父权」，只是国家需要女性进入工厂，所以提供了托儿服务，但女性同时背负了「生产者」与「革命母亲」的双重剥削。
至今，PRJ历史依然是现代亚洲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2010年代后期引起了部分西国网民的好奇，令不少西国人对此具有一定认知。
结语
本文是笔者与 @当代张敬轩 共同讨论得出的架空结果，应当说没有 @当代张敬轩 的贡献，就不会有这篇架空。同时，笔者也在推演架空时得到了 @sjj78903 的指正，故而在这里深深感谢 @当代张敬轩 与 @sjj78903 对笔者的大力帮助。
笔者知道1945年的苏军实际上没有登陆北海道的能力，但为了使PRJ这一最基本的设定得以成立，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设定苏军在此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具有了登陆作战的能力。本文中关于架空经济史的部分，特别是1980～1990年代的北海道经济变化不少是笔者与Gemini讨论的成果，因而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谬误，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
①值得一提的是，宫本时代也是PRJ脱北者问题发端的时代。在建国的短短几天后，脱北潮已经开始爆发，1948年底，北海道的右派、地主和旧官僚开始大规模南逃，他们大多选择在深夜利用简陋的木质渔船穿越海峡。在1950年代初，南北两军（注：日本国为应对人民军的威胁，恢复了日军）在分别在本州最北端的龙飞岬和北海道最南端的白神岬修筑了大规模的雷达站和远程海岸炮阵地。在军事对峙下，这种物理上的隔绝，使得北海道在1950年以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北方的孤岛」。
1953年开始，新一轮的脱北潮再度爆发。自1953～1994年间，脱北者尽管在政治上受到欢迎，但在南日本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受到歧视，被视为「受过共主义毒害的人」，随着逃亡人数剧增，南日本社会开始排斥脱北者。他们被认为「缺乏竞争意识」、「性格死板」、「带有浓重的北日本口音」，大多只能从事建筑工、清洁工等社会底层工作与底层体力劳动，可以成为中产者不在多数。
在PRJ的四十余年统治中，共有10万人成功逃亡南日本，也有上万名工人、农民或者左翼活动家陆陆续续地从南日本偷渡前来北海道。大规模逃亡潮不仅源自北海道的巨大历史变革，也给一水之隔的青森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龙飞岬是布满远程对海雷达、巨大的防空导弹阵地和超长程岸炮的军事禁区；大凑则成为了日本国海军的神经中枢，常年驻扎着专门应对人民军潜艇的驱潜舰编队。
从1954年开始，青森县的最北端矗立着功率惊人的电视和广播发射塔，它们夜以继日地向函馆与札幌发送南日本的流行歌和新闻，试图瓦解北方的思想。在1950-60年代间，青森的平民和军队干部会合作发放数以万计的氢气球，上面吊挂着收音机、大米、尼龙袜和印有东京繁华街景的画报。
作为接收脱北者的第一站，青森县的下北半岛和东津轻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森市和陆奥市建立了大规模的「北方国民安置中心」，数以万计的脱北者在这里接受政治审查、心理疏导和职业培训。这为青森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但也引发了不小的治安问题。1950年代，由于担心北日本间谍渗透，日本政府国在青森实行了严格的『北方入域限制法』，非本地居民前往沿海地区需持有特许证。尽管如此，这对青森县也并非都是一件坏事——在分裂时期，青森因为庞大的驻军消费和政府的「边境开发补贴」而异常繁荣。专门为难民和士兵服务的餐饮、娱乐业极度发达，青森港也被扩建为超大型军民两用港口。然而，在1994年两个日本统一后，这种虚假的繁荣随即消失，人才和资源开始越过海峡涌向土地更广阔、机遇更大的北海道，青森县民忽然发现自己又变回了那个贫穷的农业县。
②此时的宫本尚不知道，他下一次回到札幌已是47年之后。给宫本留下最后一分颜面的志贺义雄政府一边对外宣称宫本前往苏联进行文艺研究，一边散布宫本抛弃国家给他们擦屁股、自己跑去苏联享乐的宣传，一度多数人民信以为真。1991年苏联解体后事情才真相大白，人们发现宫本还在西伯利亚活着，部分群众发起「宫本回国运动」，宫本也积极申请回到札幌安度晚年。遗憾的是，一直到1998年宫本显治才被俄罗斯允许归国，此时的他早已彻底老年痴呆，终于沦为一尊无害的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