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余进行这种翻译的时候不多，所以可能下文会有疏漏之处、文意不够通顺之处，敬请读者加以谅解。本文要加以翻译的，是『伊藤律回忆录——北京幽禁27年』此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前二小节。
伊藤律（1913～1989年）是日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尽管他在日共高位活跃的时间不过短短七年，但伊藤律却是德田球一生前最信任的亲信之一，可谓党内德田派的首席大将。从战后德田派独擅党权，到1950年情报局评论一声炮响，所感派、国际派分裂，以至于在日共中枢流亡中国的产物——北京机关，伊藤律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战后新崛起的小卒子，正因德田的扶持，伊藤律才会有如此炙手可热的地位。然而，1952年冬的惊变，使他自此身陷异国之囹圄，孤独地度过了27年的人生，直到1979年才得以回国。
正因伊藤律的这种地位，他的回忆著述作品『伊藤律回忆录——北京幽禁27年』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地位。由于相当程度上缺乏其他当事者的回忆，历史学者对日共「北京机关」的了解几乎都离不开这本书。伊藤此书的内容，也正是从1951年他遭到志田重男的国内指导部排挤，因而来到中国；一直描写到1979年落实政策，伊藤得以离开中国为止。正如上文所暗示的一样，到了北京机关，他依然是德田最重要的亲信。考虑到其他人的沉默，这本书几乎就是「北京机关」最重要的历史证言。
上文所谓的「北京机关」，就是1950年日共走上武装革命路线，选择在国内发动暴力抵抗运动之际，与留在国内的志田重男、椎野悦朗等人的日共指导部相对立，由秘密潜逃到中国的日共大员们构成的「海外中鸯」。某种意义上，这里才是1951～1955年的日共心脏所在地。正如国内指导部多派斗争、国内指导部与国际派斗争、国际派内部也多派混战一样，日共的北京机关也有着德田派与野坂派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德田球一的首席亲信，伊藤律自然也深深卷入了这场派系斗争之中。
过去，伊藤律曾背负着「出卖尾崎秀实的间谍」等重重罪名。这个罪名在1946年就开始流传，1949年被GHQ用作打击日共的工具，1953年伊藤律被开除党籍后几乎成为定论。但经1990年代日本学者渡部富哉等人的精密考证（详见渡部富哉作品『偽りの烙印』），他的这一罪名已被洗刷，历史在伊藤死后证实了他的清白。事实上，此书虽在伊藤死前写成，但得以在1993年出版，也离不开90年代的突变：将伊藤打成间谍、将他送进中国监狱的野坂参三被宣布为苏联间谍，在1992年被日共开除党籍。与此同时，渡部富哉也在1993年4月出版了『偽りの烙印』。1950年代末日共放弃革命路线以后，丧失日共党籍已久的旧德田派大员们得知这一切，就明白彻底洗刷伊藤律罪名的时刻已经到来。过去同为德田亲信的椎野悦朗在当时说道：
「（这本手记）的公布，有着若干问题……（我们）有着一种不安：“伊藤律间谍论”流传于世，在这样的土壤上，公布这本手记，也不知道内容能否被信任。然而，先是渡部的努力使得洗刷伊藤律间谍罪名的调查获得成功，……继而『周刊文春』也刊登了告发野坂参三的（文章）。野坂才是给同志强加冤罪、背叛（同志）的元凶。审问伊藤律的人已经被开除出党了。我感到，公布伊藤律手记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尽管如此，可能是由于被关押了太久，满怀怨气的伊藤律也在自己的书中，描述了一些明显属于阴谋论，又或者加以历史演绎或戏剧化的内容。对于这一点，笔者也请读者注意自行辨别。
为示自我规制，一部分词汇作暗语处理，而一部分词汇则全文削除，惟以○代替，但当请读者放心，这样有所改动的地方只占极少部分。
日本作为对当代中国及网络世界有极其特殊之意义的国家，其过去的革命左翼运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浮想联翩：「原来日本也……」。然而，与十多年后的新左翼运动相比，日共在1950～1955年倾尽全党之力的暴力革命运动却奇异地少有人知——在日共的党史上，这场运动堪比日共的Révolution Culturelle。更少有人知道的是，一场决定了日本革命运动历史的重大事件，就于1952年深冬时分，在中国的土地上静悄悄地发生了。而且，我们应当说，这一可用「国内外势力共同绞杀」来形容的事件对当代的人们有极大的冲击意义，绝非老套的国际主义友好剧可言。
在伊藤律被幽禁的岁月里，他有时会想起日本诗人岛崎藤村的名篇『千曲川旅情之歌』。其中的数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幽暗的27年：
往昔当静思，
百年若昨晨。
千曲川水日夜流，
川岸早春漫柳烟；
孤身绕山崖，
忧思逐浪翻……
第一章：事情的发端
1 突然的隔离审问
野坂的突袭
1952年（昭和27年）12月末的24日。
位于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西郊，是日共在外代表部（俗称「北京机关」）的秘密宅邸。四栋两层楼的建筑物隔着约50米的间隔，排成四方形的形状，周边是拉起铁丝网的高墙，门只有一个。颂安部队的士兵在那里守卫着。
工作部门的全体支部成员定期会议结束以后，我回到干部专用的建筑里。那是一如既往的早上10点左右。入口尽头的接待室，是敞篷车对外联络部（略称「中联部」）的干部赵安博，与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默默地坐在那里。赵安博的表情非比寻常地凝重。我上了二楼，照例到野坂的房间——就在前往我的房间的拐角处——汇报情况，顺便露面。
于是，野坂立刻站了起来。他说：「那边（莫斯科）说了重要的事情。召开紧急干部会议」。那里有西泽隆二、高仓辉、中联部副部长李初梨三人。在德田书记长专用的广阔接待室兼会议室中，全体干部聚集在一起。德田书记长在三个月前病倒了，正在北京医院。他病得很重，完全脱离了党务。作为工会代表，常驻全总的金子健太，不知为何也被叫了过来。
会议的出席者，是主持会议的野坂参三、西泽、高仓、听涛克己、土桥一吉，以及我。还有一个人——中联部副部长李初梨，就坐在我们对面，野坂与西泽之间的位置。他是赵安博的日本留学生前辈，日语相当好。野坂先解释，为什么敞篷车的干部要出席我们党机关的会议。「问题重大，所以李初梨是作为敞篷车中枢的代表而同席的。」这是一种不问缘由的说法。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为什么问题重大就必须要有友党干部参加会议。是一种不由分说的态度。野坂经常将李初梨称为敞篷车的「日本课长」，两人自延安时代就很亲密。他也被称为北京的「苏联代办」。
野坂取出了一枚纸片。他说道：「这是苏共中枢对我党的劝告，得到了敞篷车中枢的同意。说是劝告，其实是指令。不可以违反。」
苏共中枢的话，明显意味着斯大林。野坂看了一下手上的纸片，宣告道：
「伊藤律是没有节操的人。正直局大概已经找到了证据。立刻接触他的一切职务，处理问题吧！」还加了一句：「合作的话，得到的只会有利益」。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记得有跟苏共发生过对立。然而敞篷车中联部，特别是李初梨，围绕着我党的方针，跟我意见不同。
除了野坂、西泽、李初梨以外，其他人都吓了一跳，口瞪目呆。
野坂以辩解般的语气，缓缓地说道：
「在德田书记长入院的时候，我干这种事情，就像是瓜田李下一样，并非我的本意，但……之前也有过伊藤君是间谍的说法，但我一直觉得这是敌人与分派（因50年问题而分裂的国际派）的谣言。」然后，野坂又说：「在日本潜入地下的时候，苏联代表部的要人秘密地跟我会面的时候，问我：『伊藤律在党中枢，这合适吗？』」接下来，野坂做出了决定：「这里杂音太多，就拜托李初梨，将（伊藤）带到其他地方反省吧。」
这个时候，坐在野坂对面、我旁边的土桥，从沙发上站起半个身子，对李初梨发出了诘问。「伊藤会有性命问题吗？能保证他的安全吗？」李初梨回答说：「不，我们也是受野坂（没有说日共）所托而已。」
这个时候，听涛以愤怒而轻蔑的眼光瞪着野坂，面带嘲笑地说：「这是阴谋。是德田书记长入院了，才搞的阴谋。我绝对反对。」以此为契机，各人依座位顺序，开始发表赞同或反对的发言。下一个位置的我，作为问题的当事者，没有发言权。再下一个的土桥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律是一直不眠不休地为党而工作的。」接下来，高仓模棱两可地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已至此……」最后，西泽似乎是有点着急，觉得很麻烦，就打断了议论。「总之将伊藤带到其他地方再说吧。」
要来的事情终于来了。一瞬间，战栗如闪电般传过我的全身。特别是想到书记长入院以来，我跟野坂、西泽的激烈论争，愤怒就涌了上来。然而，在这里争辩也没用。在因为野坂的突袭而面临处分的混乱头脑之中，我判断道：野坂不可能出示苏共中枢的「劝告」之类的东西。很明显，这是野坂，以及和野坂亲密的敞篷车中联部亲手设计的阴谋。他们的背后是武装的国家权力。抵抗是没用的。万事休矣。
我沉默地站了起来。就算辩解，又能怎么样呢？听涛走了过来，握住了我的手，激励我说：「斗争吧，去斗争吧。」我只回答说「嗯」，点了点头。我出了会议室，来到隔壁的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要带过去的东西。跟过来的野坂，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保险库的钥匙」。保险库里面，保存着野坂在北京的自我批判书、审问西泽的文件、「国际派」寄给苏中两党的文件等等，一切党的重要文件。从党内反对派寄给苏中两党的文件，都会被斯大林与猫原封不动地交给德田。保险库的钥匙，就因德田书记长的要求，仿造他的隔壁房间、我的房间里面。之前是冈田文吉在整理。这些文件，没有德田同意，谁都不能读。
整理日用品的时候，野坂在书桌和衣柜里翻来翻去。已经认定我是间谍了啊。我被他催促着走下楼梯。在那里等着的赵安博和另一个干部陪着我走出玄关，坐上了车。分别的时候，野坂告诉我：「很快我就会来跟你谈话」。我第一次见到的年轻干部，就是之后的中联部第七招待所所长郑惠卿。
车子从西郊一路开向东面，穿过tin1 on1 mun4前面，离开了东单。然后车子进了略偏北的小路，再行驶一会，就停在了一栋右侧高墙围住的院子的大门前面。没有警卫，也没有跟来的车。
中庭的两侧排列着勤务员们的房间，正面高出一截的地方是客人专用的主邸，外面分为宽敞的起居室和卧室。全都是平房，客厅旁边有厕所和浴缸。房子虽小，四周的围墙很高，上面还围了铁丝网。唯一的出入口，也就是正面的大门，是严密的栅格门，上有屋脊，常常紧闭着。旁边的小屋里住着「收发员」，也就是看门人。该招待所的所长郑惠卿是东北（旧满洲）人。除了年纪较大的厨师外，几个勤务员都不到二十岁，大部分是贫农子弟，谁也不会说日语。
不一会儿，野坂和赵安博一起来了。一起吃午饭的时候，野坂说：「我们那里的料理很奢侈，但偶尔去外面吃饭，也很美味。」赵安博说，「不，这是附近买的便宜食物」，但我紧张得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不久，野坂对我说。「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清算过去的一切吧。那样你就有救了。希望你就战前、战后犯过的错误，特别是你与特高、GHQ、政府等权力机关的关系，以及佐尔格事件进行自我批评。」
野坂的这种说法，半是说给身边的赵安博听的。日共与GHQ内的原美共党员和左倾人士的秘密聚会，不都是德田、野坂和我三个人搞的吗？除此以外，擅自与其他美国人见面的不就是野坂自己吗？这是为了让敞篷车方面看到自己的「立场」。
自那个时候，整整一年的软禁生活开始了。之后是27年的下狱、完全的秘密监禁，也就是被从社会上抹杀、埋葬。那个时候，我39岁6个月。
事情的前兆
脚下的大地突然塌陷，仿佛坠入漆黑的地狱深渊——这种挫折感包围着我。这就像是1932年（昭和八年），我得知以鲜血守护的党与共青（共○青年同盟）中枢的三船留吉与今井藤一郎实则是间谍时的冲击感一样。
但是，这次可不是晴天霹雳。1951年（昭和26年）10月，我秘密离开日本、前往中国时，心中就已经有这种可能陷入走投无路之困境的不安感。在此之前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协议会指导部会议（五全协）上，国内的主要负责人志田重男说：「虽然现在如此同座，但或许不久以后，是敌是友可就不知道了。」这简直把我当成敌人了。到北京后，这种不安逐渐加深，在德田书记长住院后，不安更是片刻也挥之不去。这是因为，各种前兆陆续出现了。
1951年秋，我偷渡来到中国，时间上比德田晚一年零三个月，比野坂晚一年。一进北京的党机关，我就发现那里的情况异常复杂。敞篷车的安排尽善尽美、相当热情，在优厚而无可指摘的生活中，表面上一切都很平稳。然而，德田与野坂、西泽之间，有着一条深深的沟壑。德田书记长，对野坂依然有着强烈的批评与不信任。尽管如此，表面上他努力保持着平静的态度。谁都看得清楚德田的态度——为了党的态度，就慢慢地去改变他吧。冈田文吉、听涛克己、土桥一吉都全面地支持德田。土桥交替我回国去了，但他在上海乘船回国的时候，给了我一封分别的信件。这是一封致书记长的私信，其情感相当热烈。
高仓与西泽一个房间，就在野坂隔壁房间，又都是文学家，所以容易倾向于他。尽管如此，高仓还是忠实地追随德田的。
但是德田每天都会在大家面前斥责、批判西泽。有时是西泽的中山装挂钩跟扣子没扣好，德田就骂西泽不检点。这对我来说，也是很令人吃惊的。西泽是德田的女婿，战后一直与德田家住在一起。也因此，他跟德田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宫本显治、藏原惟人集团曾经指责，西泽在家里甚至可以推翻正直局的决定。我到北京以后，很快就从德田口中听到了，如此亲密的两人关系遭到破坏、产生尖锐分裂的原因。德田表示，要与西泽彻底切割：
「我长期在狱中，对社会上的事情有点不熟悉，为了多少缓解一下，时常询问西泽的意见。然而，这也是一种会有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到我的危险合作关系。我差那么一点点就要被他害得耽误了一生。他与野坂君的思想是一样的。让他滚回日本吧。」
我与一个房间的听涛合作，开始批判野坂、西泽，强化对书记长的支持。德田说完那番话以后，听涛将迄今为止的事情经过详细地说给了我听。我这才知道，已经发生过几次相当激烈的党内斗争事件。
问题的本质，是党内一贯存在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一直被视作德田书记长「参谋」的西泽，完全被德田放弃了、与德田产生对立，转移到了野坂一边，就使得北京指导部的情况更为复杂起来了。之后我发现，西泽来到中国，并不是党中枢的决定，而是志田、西泽擅自搞的。我完全误解了，还以为是德田把关系亲密的西泽叫到中国来。
让上面的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些问题与敞篷车的内部问题结合在了一起。就日共内部的纷争，斯大林曾对德田说：「只要日本人民支持你，我也支持你」。而猫也对德田说：「我之前还没见过你，但有斯大林同志的话，我们党也支持你。」猫、邵琪、粥、等敞篷车首脑，都是支持德田的。
然而，平时负责与日共机关联系，负责管理与照顾工作、生活的中联部主要干部，打心底对德田敬而远之，亲近野坂。形式上，他们也给德田和野坂一样的待遇。猫不喜欢野坂，野坂来中国一年多了，也没有见过他，曾对德田说：「野坂同志在延安吃了那么多年粟饭，到底都学了什么回去？」然而中联部的副部长李初梨等人，只与野坂、西泽关系亲密，避开德田。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原因，即野坂与中联部干部是延安时代以来的老相识。日共机关在中国的大宅第，是中联部第一招待所，其所长杨正在延安时代，是野坂的“弟子”。负责与日共机关联系事务的赵安博，经常一在宴席间醉酒，就说：「在延安时，我在野坂同志的指导下……」
李初梨对野坂奉之如神，野坂也夸奖李初梨是「敞篷车中枢的日本课长」。他们都自认野坂的弟子，以此为豪。而且，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高度评价宫本显治，每次来都要问宫本的动静如何。
这里，又牵涉到安齐库治的问题。1949年，○○○○○○○和平解放北京以后，德田和野坂将时任党总部经济调查部代理部长的安齐库治作为特使，派赴北京。他出身于过去的东亚同文书院，中文说得很好。（但）他随意向敞篷车中联部透露日共内部情报。（安齐说的都是）「德田是连党报告都写不好的蠢人，伊藤律是间谍」等等内容，主要是赞美宫本显治和野坂。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大多倾向于「国际派」，但协助安齐的人，特别是就连横川次郎也反对安齐「盛气凌人」（横川语）的越权行为和傲慢态度，向德田和冈田告发这一点。干部、工作人员前后三次召开全体会议，对安齐进行了讯问。但他却没有明确做出回答。这些讯问是在我到达北京之前发生的，但德田对我说，安齐只是说：「听到了不能置若罔闻的话，所以向中联部报告了」，但没有透露其内容。其内容之一，恐怕是在战争末期，在旧满洲国入狱的的满铁调查部成员发智善次郎，从检察官那里听来的故事吧。这是因为，在华日本人之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闻：日本检察官说，将佐尔格、尾崎透露出来的人，是伊藤律。
德田曾正式要求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向他汇报安齐向中联部所说的全部内容。但是，中联部对德田要求的书面回答是——「没有必要」。德田为此勃然大怒。德田说，他跟猫单独会面时，要直接跟猫说出这件事，以求解决。但是德田没能找到机会这么做就去世了。野坂和西泽与中联部保持一致，不管发生什么都袒护安齐。日共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律享受与敞篷车中委同等的待遇，只有安齐比大家多一个烟草费用，有时要送去给日本家属的美元纸币，也会发给安齐。
德田对我激烈地批评野坂和西泽两人。他主张让西泽和冈田一起乘我们来时的船回国，但最后放弃这么做了。因为西泽回国后的动向令人不安。不久，德田直接说，要西泽离开党机关，到中国文艺界随便他干什么。但这件事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一直养到西泽死了为止。
综合德田与野坂的说法，德田与西泽的对立关系激化，似乎是从1951年初春（日共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开始的，当时两人每天争论到深夜。齐主要原因，是西泽迎合中苏两党部分干部的意向，主张与宫本显治等人妥协，德田坚持反对这一点。在那以后，德田甚至说，西泽已经不是自己的女婿了。
访苏结束后，大家在德田的提议下，对西泽进行了讯问。野坂、冈田、听涛等人也参加了讯问，但由于讯问的负责人——野坂与西泽很熟，这场讯问就草草结束了。听涛对我说，本来有七个问题要问西泽，但野坂一直在安慰西泽，两人看起来十分意气相投。尽管如此，西泽还是认了两个。西泽说是非转向者，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1月底（?）春节期间，李副部长把西泽约到正逢节日的大街上。但党机密机关的人外出游玩，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西泽回来以后，责备我和敞篷车处不好关系。我回答：「中联部或李初梨有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之后，李副部长在野坂的房间里对我说：在我们看来，宫本显治等人并非宗派，而是日共的一部分，大家是“同等”的。
德田对我说。「王稼祥、李初梨等人对付你，是为了让野坂和西泽包围我、孤立我，把宫本抬出来。要小心宫本。」然后，他又反复地说道。「虽然在这里，我看上去是被孤立了，但有日本工人和苏中两党首脑部的支持，他们是成不了事的」。他还说：「中苏两党都向我强调了他们对你的看法。对此，我说：『伊藤虽然战前有过错误，但战后进行了反省，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干部。』」
我和德田的这些谈话都是在他的房间里进行的。这个房间有中庭和走廊（兼食堂），还有设有台球桌的宽敞客厅，离其他干部的房间隔开了一段距离。没有其他人会听到他的话。我回国以后，两人在故宫、长城或汽车里有“密谈”进行的奇怪传闻满天飞，甚至被印上报纸，这是为什么呢？就连招待所所长杨正与开车（车上有敞篷车la Commission militaire centrale的号码）司机向敞篷车首脑部秘密报告了这段“密谈”的故事，都就像是真的一样流传起来。的确，野坂的“弟子”杨正对德田敬而远之，抱有近乎反感的感情。他还敌视我、包庇安齐，不时进行密谈。但他不可能知道我和德田说话的内容。
1952年5月，德田为见斯大林，人生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本来西泽应该随行，李初梨副部长也希望如此，但德田希望为人耿直的土桥随行。德田不在北京期间，我有三次与敞篷车中枢的重要会谈。
第一次，是我们同王稼祥部长商谈关于在华日本人回国的问题。我向他介绍有关这个问题的日本国情时，他冷冷地说：「只要有船过来，随时都可以回去。」当时日本同样处于美国占领之下，又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向遭到敌视的中国派出船只的。迎合中联部的西泽也对王部长歇斯底里的态度感到吃惊：「王部长在闹脾气啊。」野坂在会谈中，以及会谈之后都没有说什么。
其二，是我们同粥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会谈。在准备会议的过程之中，中日两党对刚刚签订的美日单独媾和条约，在评价上出现了分歧。两党的代表团长彭真和龟田东伍之间谈不来。受粥委托，野坂和我，与彭真、廖承志进行了会谈。讨论到最后是两党意见统一了，但野坂在会谈中照例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接下来，是中联部申请让邵琪与野坂见面。主要的事情，是关于将入了敞篷车的日本人党员转移到日共，以及培养日本人党干部的问题。德田去莫斯科前，就指示说，野坂与敞篷车首脑会谈时，我一定要陪同出席。因此，我反对野坂单独会见邵琪，主张说，如果不让我同席，我对会谈的结果不负责任。结果，野坂和中联部商量后，同意了让我陪同。野坂来到中国一年多了，毛还是不肯见他，我到达中国后，中联部也只在德田见毛时，让野坂同行过一次。
那时野坂和我之间的争论已经开始了。1950年春天，医生通过心电图等精密检查的结果，诊断出德田即使静养，也只剩下四年的寿命。这个诊断是由庆应大学的北泽医生进行的，除了在场的野坂、志田、西泽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在德田时日无多的今天，我下定决心要彻底克服野坂的思想和路线，进行保卫党和书记长的斗争。同时，这也是要清算自己心中残留的野坂式思想。我是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样会引起中联部李副部长等人的反感，增加外压之困难的。
野坂在我的转向问题上进行了反击。对此，我强调说：「我会反省转向，但是这是个人的错误，野坂的错误则是党的基本方针问题，有必要得到彻底解决」，由于野坂的自我批评只是敷衍了事，我要求他从根本上重新来一次自我批评。德田支持我的争论，特别强烈地指出野坂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思想。听涛全面支持我，土桥也在陪同德田访问莫斯科时，听说了很多关于野坂的事情，与我步调一致。
结果，野坂重新写了一份自我批判书。其中，他认为自己在情报局评论时，就应该退出正直局，承认自己有拘泥于面子的小资产阶级性格。但他对阶级立场、思想路线的自我批评还很浅薄，我就继续追究这一点。我指责他有议会主义和平革命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轻视日本党和工人阶级的实践，以及他倚仗苏共的威信而对我党居高临下的态度及其思想根源。但是，我自己对当前的日本革命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批评得并不彻底。
随着激烈争论不断加深，我与亲近野坂一方的一部分敞篷车干部的关系，也发展到了情感破裂的地步。这也有我的态度性急、激动的原因。
1952年秋德田病倒住院以后，我和他们的关系骤然恶化。德田原本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烟酒都戒了。自从初夏时候，他被苏联和中国的医生诊断出患有糖尿病以来，每天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不放盐和糖的无味食物。九月末，德田正在他的房间里和我、李初梨聊天。突然，德田说不出话来，表情变得呆滞，意识逐渐模糊起来。
救护车来的时候，德田已经昏迷不醒，被抬上了担架。他穿着穿着莫斯科特产的旧棉质睡衣。德田被抬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以自己的脸蹭了蹭德田的脸。野坂将我一把推开，斥责说：「你在对病人干什么！」我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目送德田被抬进大门前的救护车。
我对野坂此前对德田病情的处理感到非常不满。不，我甚至产生了怀疑。德田书记长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没有直接告诉野坂。野坂和中连部商量以后，选择了一直看病给德田的医生，好选择了日本的护士。那位北京医院的力伯畏医生是一位与未婚的女性，会说英语，所以她给德田看病时，由野坂担任翻译。力医生总是在野坂的房间里聊天，有时聊得连午饭都不出来吃。因为她会从医院拿出各种各样的药，就在野坂的房间里开了个小药店，从那里拿药给德田和其他干部吃。有一次，德田的臀部上出现了一个小疙瘩。但力医生是个年轻的未婚女性，所以他有些顾虑要不要给她看病。于是我找了药膏，每天给德田涂三次，三四天就好了。当时德田说，虽然年轻的女医生不太方便，但野坂已经跟中联部决定了，所以也没办法。
在护士方面，野坂也从人民革命胜利后留在中国的原日本红十字团从军护士中挑选了一个人，决定由她来做德田的护工。那时我刚到北京。德田说：「你去反对，去把这件事搞黄了吧。」德田说，自己的生活起居有专属的招待人员，这就足够了，而且自己精力旺盛，如果出了差错，会对不起阿立（德田立，德田的夫人）。我就按照德田说的办了。招待员都是20岁前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战火、工人、贫农出身的年轻战士。德田把他们当作孙子一样，喜欢听他们的斗争经验，他们也把德田当作慈父一样，敬慕德田。虽然语言不通，但我到北京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有灵犀了，所以这并没有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德田入院后不久，在中国的日共机关搬到北京西郊新建的专用大宅。因为，一开始的招待所是西单北面，过去国民党国务院总理的宅邸。新宅邸占地约200平方米，四四方方，构造宏伟，干部专用的两层建筑物，分别位于锁型走廊的东南两侧。德田的房间是拐角处的两间大房，附有浴室。东侧是野坂用的两间稍小的房间。德田隔壁也有两个房间，野坂提议让西泽和听涛住进去。负责事务的土桥决定住在靠近楼下玄关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房间。野坂打算让我住进去。他打算把我和与西泽相邻的听涛分开。因为听涛协助我，经常批判西泽、野坂两人。我以书记长出院后，身边没有我会不方便为由，坚决反对野坂的方案，最终住进了德田的隔壁房间。此时高仓作为党干部学校的校长，已经搬进了这间大宅邸里面。
搬进来时周围没有房子，只有田地和荒地。将近十年后，当我被带到建在监狱附近的公安部直属医院看病时，它的样子已经完全变了。柏油马路两旁高楼林立，昔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也看不出当时的日共机关在哪里。
搬到新宅邸后，野坂与伊藤、听涛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从谁住哪里的问题就开始就争论起来了。为了「自由日本电台」，原NHK记者藤井冠次、原属东宝的河崎夫妻来了中国。藤井说，他身在祖国的家人日子过的不安定，委托国内的同志加以照顾。此外，我们对于来自旧“满洲”的石田精一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野坂和西泽攻击了这件事。说是我用钱收买同志，拉帮结派。对于广播内容，他们也说挖苦话，威胁道苏中两党也有意见。我要求道：那么就提出意见来加以改善吧，这两人就不说话了。
「自由日本电台」是从1952年5月1日开始的。5月德田出发去莫斯科时，就“预言”野坂会对广播内容有意见。不过，德田回来以后的报告，只提到他在莫斯科对日广播的问题上被征求意见。来北京的时候，德田准备让西泽帮忙写一份「新纲领的基础放在哪里好」，但出于德田的希望，改为由我来帮忙。我根据德田的口述，一边提出修正意见，一边做笔记，一部分由我来写，他来修改。原稿让全体成员讨论的时候，野坂只是在检查从斯大林著作中引用的句子是否跟原文一模一样。
野坂跟西泽就这样逍遥岁月，什么都看中苏两党以及事务当局的脸色，什么党的工作都不干，只是不停地挑刺、抱怨，让我跟听涛更为愤怒了。思想与路线上的论争依然在继续。然而，加深分裂的，毋宁说是很多时候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
德田外出时，北京机关就由我和听涛来主持一切实务问题。然而在对外的时候，特别是从中联部看来，野坂取代了德田，成为（日共）的领导人。双方思想、路线有所对立，每天都发生意见冲突。比如一开始是由第一招待所所长杨正担任德田在医院的警卫兼护工。但是野坂建议把他叫回来，让原东工大学生陈某（中国人）来干。我们一直反对，野坂这种想让个人关系上亲密的杨正留在身边的任性自私行为。
让这些论争和纠纷走火入魔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是我不成熟的感情态度，想要守护书记长和党的“悲壮”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我由于精神压力而睡不着，于是每晚都要找隔壁房间的听涛，一边喝伏特加，一边相互发泄心中的郁愤。
在自由日本电台调查、写稿的工作组似乎接近30人，其中有河上肇女儿芳子的丈夫铃木，过去“满铁”的安齐、横川、石田等人，都由我来领导。似乎有20人左右的电信组由听涛来领导。两人在领导的时候，虽然不会点名，但会反复批判野坂与西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绷紧思想的行为，往往是通过强行的办法。
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与我跟中联部发矛盾结合在一起。德田入院前，在野坂和我的面前，与李副部长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中联部对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地大。野坂常常只是袖手旁观，说：「外国的情况很复杂呢」。
日共的北京机关与中联部干部之间感情上的对立，并不是起源于个人性格的原因。之后会详细叙述，但它的根源在于两党间的路线斗争。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尤其是副部长李初梨反对○○○路线。王部长在1930年代赶走了○○○，在极左路线上暴走，是让中国革命陷入濒死境地的王明○○○的一员。因此，他当然反对德田路线，对○○○○○○的方针阳奉阴违，而寄期望于野坂、宫本路线。德田老是对我说：「我在这里陷入孤立了。因为中联部的家伙喜欢野坂、宫本。但是，猫先生等首脑支持我，所以不用在意。」
党内路线斗争的根本在于阶级思想的不同，这一点就在伙食问题上清晰地凸显了出来。我来到中国不久，野坂就说：「我已经吃惯中餐了。吃点法国料理如何」，西泽也赞成这一点。于是，从不在吃饭时说些高深的话的德田就发怒了。
「我曾经被邀请到猫先生的家里来，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但猫煮熙吃的比我们简朴得多。被人家如此珍视地对待，就不应该沾沾自喜。不要忘记了在国内斗争的同志与工人的生活。说想偶尔吃吃日本料理还情有可原，法国料理又算什么！这是崇拜欧美的资产阶级趣味。既然受中国人民照顾，就当然应该吃中餐。你们不觉得应该感恩吗！」
野坂无言地低下了头，但也没有认错。
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上一整条长达30厘米以上的煮鳜鱼。大家都是挖胸部、腹部的肉来吃。但德田会吃得只剩下头跟尾巴，他把骨头和鳃放在一个个大碟子里，花很长时候来嗦小骨头和鳃。谁来笑这件事时，他就一定会说：「你们可能觉得白肉好，这是不知道吃鱼的方法。小骨和鳃才有最有营养的脂肪啊。」
德田无论什么都是这个样子。野坂曾说，要拜托苏联给一台最高级的收音机。话音刚落，德田就反驳说：「到现在，收音机也还是日本工人买不起的高级货。对友党撒娇要乱花钱，是我党的耻辱」。德田读书时划线的红铅笔用得很短，用到用不了了，他也不扔掉。谁说要换只新的，他就严肃地说明道，想想为了生产一只铅笔，需要多少工人的劳动吧！
对立的氛围日益恶化。我感到，这段时间里，他们似乎要对我施加某种打击。出于不安，我打开保险柜，重新阅读党内反对派寄给中苏两党的文件。宫本等六名中委的「诉状」中并没有点名批评我。只不过，志贺义雄另外送来的大量文件中，详细叙述了我与佐尔格事件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战后不久（1946年初？），党从警视厅拿到的——旧特高伊藤猛虎寄给内务大臣，请求给自己赏功的会签文件。当时志贺邀请我到他位于阿佐谷的家中，给我看了这份文件。我加以否认，表示这份文件是特高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做的夸张化报告。志贺回答说：「敌人的文书是完全靠不住的，袴田等人却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因为这份材料不能被用来赶走你，所以就交给我保管了。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你放心吧。」然后将它藏在书架后面。
1949年，美国陆军部公布了佐尔格事件的详细情况。其中提到的我参加情报组织、出卖了佐尔格等人一事，被当作反苏反共攻击的材料。然而，当时志贺却自告奋勇地召开国内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党已经调查过这个问题，伊藤是无关的。
日共寄给中苏两党、现藏于北京机关保险箱的文件，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50年分裂以来，伊藤是美国间谍的说法被「国际派」所广为流传。中联部的干部之中，也有人明显是把我当成间谍。有一天，住院的德田说想见我，于是我去看望他之后，就急着要赶回去参加党机关的会议。然而，陪在一边的招待所长杨正特意要送别我，约我到庭院里，说有话要说。而且他都是一直说一些并不重要的话，并不想放我走。终于坐上车的时候，他命令司机立刻送我回去。我甚至觉得他们会跟外部的谁约好时间，在中途截停我，只能认为杨正的行为是为了妨碍我去开会。
这个时候，听涛曾愤怒地对我说道。「到底丁先生（野坂的中文名是丁一之）在偷偷地写些什么呢？我有事进他房间的时候，他就慌慌忙忙地用报纸或者书盖住桌子上写到一半的纸，摆出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说道：『嗯？有什么事？』真让人觉得恶心。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从德田住院前开始，党就没有将任何要写东西的工作交过给野坂。但那之后，我就明白了野坂为什么要把杨正留在身边的直接原因。野坂拜托我说：「把石田精一借给我一下，我要把信送到苏联大使馆。」石田会说俄语，是北京机关工作组的核心，在我的管理之下。与苏联的联络一直由杨正负责，野坂也不和德田说，一个人负责日共与苏联的联络。当然，野坂经常会向德田和党机关做出报告，但我知道野坂有时会默默地悄悄联络苏联。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召开。敞篷车派出以邵琪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团员中还有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西泽主张让野坂作为我党代表，公然出席。迄今为止，西泽都夹住尾巴小心做人，仿佛安静地躲在角落里，但德田一入院，他就变得活泼起来，开始不断地在各方面奉承野坂。这个提案遭到了以我为首的所有干部的反对，就此流产。但西泽的盛气凌人也有点太异常了，让人感觉背后有着什么。恐怕是有着李初梨的支持吧。
不久，苏共大会结束了。中联部说，邵琪团长因为养病而去了南方，王稼祥等人留在莫斯科了。
那是差不多12月20日的时候。工作组晚上的定期会议结束，我回到自己房间时，已经过十点了。桌子上还留着野坂的笔记。他突然被叫走，去中联部了。西泽也同行了。对此，听涛与土桥一无所知，说是没听说这件事。负责管理外出的人是我，这两人却趁我不在出去，是为什么呢？要瞒着大家，计划什么吗？
深夜两点多，两人回来了。我敲了敲野坂房间的门，打开一看，他样子很狼狈，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三步，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去见不会来这里的敞篷车干部，就去了中联部。」我问他：「有什么事吗」，野坂就说：「认识的在日华侨要回国了，是问他的事情。」
那个在日华侨，是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驻日大使馆”的参事官，但却在秘密地帮助日中两党。50年夏天，德田、野坂都曾短暂地躲在日本警察治外的本乡西片町“台湾大使馆”宿舍的大宅邸里面。我也与这个华侨，以及杨春松见过。后来，在北京的杨春松，曾向冈田文吉报告说，他将志贺义雄托付给他的文件交给中苏两党了。我无法认为，有必要为了这个华侨而在半夜见面。野坂是瞒着我，去跟中联部的谁见面了吗？很明显，野坂说的是谎言。听涛也和我意见相同。
从各种情况来看，只能认为，是有人在进行着某个针对我的阴谋。前一天（?）的『Le Quotidien du Peuple』报道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被苏共揭发为间谍，遭到逮捕（不久被处决）。野坂和西泽深夜去了中联部，第二天早上吃饭时，西泽提起了这件事的话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党从上面开始轰隆隆地崩塌的话，那可不行啊。」他的态度一反常态地意气昂然。我将其理解为对我的讽刺。我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如前所述，我从中联部处得知，苏共十九大之后，王稼祥等人留在莫斯科，邵琪则前往克里米亚疗养，但这个在感情上反感我和德田的中联部部长留在莫斯科，让我感到了一种阴森森的不安。
几天后的突然措施——针对我的审问，揭开了所有谜团。在那次瞒着我偷偷进行的深夜会谈中，讨论了将我隔离审问的问题。我后来回日本后，野坂一再撒谎说「粥为此事而来过北京机关」，但野坂当时是在中联部见到他的。
西泽得意洋洋的挖苦话和讽刺，让我想起了苏联大使异样的态度。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新来北京的日共干部举行欢迎宴会时，他向高仓、土桥干杯，却无视我。
德田入院后，野坂曾和我去医院看过德田，但途中的时候，野坂让司机停在苏联大使馆前面。进到里面以后，他自己一个人下了车，叮嘱我说：「我只是将信交给大使，马上就回来，所以你就车里等着。绝对不会出去，可以吗！」他的表情前所未有地凶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件事也很奇怪。于是，他就将外套口袋里的厚厚一沓信拿到手里，消失在大使馆的门口处。他不久就回来了，将钥匙插到车门里，打开了车门。这是把我锁在了车里面。这件事也很奇怪。但我什么都没问。虽然很确定他在策划着什么，但就算我问了，他也不会说真话的。
来的时候，德田在睡觉。他失去了发声能力，虽然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即使说出口，也似乎听不懂他的意思。这位自从我党创立以来，在狱中斗争长达18年，战后成为重建党之先锋的共主义革命家，看到他因积年累月的劳累而造成的苦痛样子，我就感到一种难以名状而严肃的悲痛感。三年前，他就在日本被诊断出只剩四年可活，却一直隐瞒着这件事。很遗憾的是，这个诊断说中了。诊断以后还不够四年，1953年10月14日，这位不屈的领导人怀着忧虑着党的前途，离开了人世。
这是发生在我被隔离审问的前一天的事情。吃过午饭以后，我刚按照中国的方式来钻进睡午觉的被窝里面，高仓突然来了。因为野坂把他叫去了，所以我想他应该是从那家学校来的。事情是关于，我要不要去那间日本人干部学校说一些话。学校有两个校长。中国那边的校长是李初梨。高仓说，李初梨的意见是，这件事还是等等再说吧。我感觉很怪。这里的学生都是从留在中国东北地方（过去的满洲）的日本人青年中，由高仓前去选拔，再加上后来从日本派过来的青年。高仓是想委托我说一些关于日本形势的事。
更奇怪的是，高仓的举动不同于寻常。与平时随随便便的态度不同，他显得极其郑重、小心翼翼，一副想要逃避什么的样子。野坂特意把他从学校叫出来，要对他说什么，这也很奇怪。但，这也是在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时，我就明白了。大概是野坂和西泽在前一天把高仓叫来，做了他的工作吧。不跟我商量就把高仓叫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两天前，我和野坂激烈争论党的方针时，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尚且不说，何先生也不懂（听涛的中国名字叫何雨川），这就麻烦了。」
高仓离开后，我去找隔壁的听涛，和他交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件事很奇怪，应该是野坂和西泽要联手，计划什么针对我们的阴谋。
听涛气鼓鼓地说：「丁先生（野坂的中国名）打算趁孙先生（德田的中国名是孙子强）不在的时候，把你赶下台。我要和他战斗！」
既然如此，就只能战斗了。但是，不安在心中扩散——我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攻击。那天晚上一直到很晚，我都睡不着。战后我在党中枢同野坂的亲密关系、反过来我跟他在北京的论争，都萦绕在我的心间。被野坂利用战前的转向问题来沉重地打击我，我也不后悔。我与他的论争并不彻底，还有着感情上的错误，但本质上这是守护党与书记长的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底，就是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在与野坂论争时，特别是是德田入院后，我可能会被野坂采取什么组织措施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德田入院以后，野坂一方面以中苏两党的权威为靠山来暗示威胁我，一边谋划着用蝇头小利来怀柔我，将我拉过去他那里。敞篷车中联部在衣食等所有方面，都给野坂跟德田一样的待遇。野坂会将多余的衣服，以及当时在中国很稀少的毛线袜子、皮革手套等等东西拿给我。「因为这跟你的尺寸差不多，所以就给你了」，野坂拿了几件高级货给我。这种做法，用眼前的蝇头小利来假仁假义地驯化对方、拉拢对方，是野坂的一贯手段。
我想，中了他的怀柔计，就此放弃论争的话，虽然可以保住自己生命的安全，但放弃党内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向资产阶级、向敌人的权力投降。是在和平、自由的条件下“转向”。我不能再犯“转向”的错误。我就是带着通过实践来克服、清算这种错误的觉悟，才在战后再次入党的。
野坂给我的东西，我都毫不客气地收下了。但是，我不会因此而放松路线斗争，要继续越发严厉地进行下去。我跟野坂的关系日益紧张。几天前，在结束战争时作为NHK报道部长而成为党支部建立者的战前地下活动家Y，从日本过来了。他跟我从战前就认识，所以我和他说，我正在反对野坂理论，进行守护党和德田的斗争。他对此欣然同意。
我睡不着，就到了隔壁德田专用的房间。房子里没有主人。我打开东边的门，站在阳台上，皓皓的月色照在澄澈的严冬天空上面。难以言喻的感慨向我袭来，我伫立了很久。我忘记了严寒，只是想着德田书记长。想着留在日本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是种仿佛一生的终结即将到来的悲壮感。日本的工人，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各同志的斗争，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告诉自己，我为了这场斗争而要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回到了房间。
1951年秋天，志田对我说。「北京的老头子叫你过去。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我深思熟虑以后，回答说：「我去」。于是，他握着我的手，与我告别，严厉地对我说：「出发前，一步也不许踏出你家的门」。他从那个时候，就把我视作间谍了。他似乎是想着如何赶走我。我从前途感到不安，对去北京产生了动摇。然而，我下定了决心——只要跟随党的指示，就不会有坏事，也只能这样了。
然而，出国当时的这种不安，果然变成了现实。
野坂突然召集了干部会议，把我强行隔离审问，是在翌日早上10点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