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当时，日本殖民者有许多谵言妄语，比如事变是「王道革命」、「民主革命」、「伟大的思想运动」、菩萨道与皇道联邦的千年大业云云，本文将他们截取出来，以供今人一笑。
比如，「满洲青年联盟」的金井章次，『三十年后的满蒙』之中，就宣称要实现这样的满洲国：
「废除旧有省政，结合蒙古和东三省成为自治国……新自治区内的各个国籍者，不论汉人、满洲人、蒙古人、鲜人、日本人皆无分别，同为自治区的市民，一同参与政治、共同负担义务……以实现人类相爱、共存共荣的理想境界。」
还有主张实行「农民民主主义」的「左派」橘朴：
「满洲王道国家的使命是，敲醒王道民族的生命警钟，更是把全世界人类从唯物资本主义的压榨，和共主义的破坏中解放出来，是带来大同生命、王道革命的唯一源泉。」
到了「大雄峰会」这群日本王道主义传教士，其言辞更为疯狂。「大雄峰会」的领导人笠木良明（时任满铁大连总公司人事股长），早就表示：「国家的目的、理想，在于体现理法之处。」那么，什么是「体现理法的国家」呢？
「不是为了利己，以统一世界之野心为目的之旧式国家，而是拥有统治世界的正确力量、拥有正义之人，以及王道国家，即神能够对现实虚伪的世界进行审判的正直国家。」
他心中的伪满不仅是兴亚的、解放人类的，也是这样的「体现理法的国家」。笠木良明很早就主张兴亚主义，呼吁日本民族成为「兴亚大导师」，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有色民族，并将兴亚主义与佛教结合起来，笠木教主以此吸引了众多青年。
笠木在1933年10月的文章中认为：「满洲王道建国的圣业是一项伟大的思想运动……即使从别的角度，把这项运动称为精神、伦理，或是宗教运动也没有任何问题。」人们在这项「千年大业」中，必须以「无所求之行」、「菩萨道的行者」为己任，以身为「建设王道国家的牺牲者」，不惜生命，舍弃世俗的一切烦恼以遵从圣业。
不仅如此，笠木还把满洲建国当作是继承明治天皇的遗业，以发展日本皇道」。事实上，笠木确信「明治天皇的大心和观音的大慈悲，将发自亚细亚，广及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大亚细亚。」
九一八事变后，他所领导的大雄峰会在奉天的妙心寺召开总会，呼应一同出席的板垣、石原等关东军幕僚的要求，决定协助建国运动。具体来说，就是他们配合关东军的军事侵略，通过日本人占主导地位的「自治指导部」来「指导」各地实行「自治」，以此让东北各县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治指导部员先后被派到吉林、奉天共58个县。
这是日本人吹捧他们的经历：
他们既要带人去勤匪清贼（笔者注：杀害抗日人民），又要充当法官审判案子。其他如：发放春耕农业贷款、开设学校、调查非法捐税、救济贫民、组织自卫团（笔者注：汉奸组织）、直至检举日本人当中的不良分子等，都要坚决去执行。他们一直深入到远离铁路沿线的后方腹地，真是不眠不休地工作。正象山口重次回忆的那样，那股干劲竟达到了这样程度，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说不出究竟是什么精神，在支持他们那样拆命地工作”。
光看他们的布告，就可以知道这些日本殖民先锋有多狂热：「自治指导部的真正精神，志在消除天下一切苛政、误解、迷惘与纠纷，以期建立极乐之邦。贪官污吏不得容其身，民心之背离，反感或猜疑固不可有。全体居民，不论其为何国人士，皆应焕发其内心之大慈悲，重信义、互敬互爱以完成此划时代之伟业。故必须具有竭诚奉公之胸怀与决心。」这群人鼓吹「无我至纯、挺身赴难」，他们仿佛传教士的态度甚至吓到了「自治指导部」里的其他日本人，让其他日本人与他们保持距离。即便如此，这群人还是成为了伪满「建国」的中坚。
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日本民族——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世主——的先锋队，必须带领愚昧落后的东北人民前进。在实际殖民东北的问题上，大雄峰会也提出了日本「法三章」、「不需要现代法制」、「佛教治国」的理念，反对法治，具体则是幻想让各地的自治指导部成员做东北人民的「牧民官」，实行人治、德治、自治的善政主义政治。
又比如：
考试委员问道：“将来，如果满洲出现甘地式的人物，你将怎么办？”潼本这时刚巧想起了罗曼·罗兰的《甘地自传》，于是答道：“甘地的出现是英国在印度多年以来施行暴政的结果，而直接的原因是在上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欺骗了甘地，所以激起了他的抗英运动。我将在满洲施行德政，绝对不使它出现甘地式的人物”。
伪满「建国」以后，日本殖民者很快陷入争权夺利之中。笠木一开始就伙同松木侠（伪满政制设计者）、和知鹰二（关东军军官）等人，成功让自己的王道主义传教士成批进入伪满当局，高呼民族协和的「满洲青年联盟」成员则遭到排挤，之后不得不因成员四散各地，而于1932年10月解散。
笠木打算设计的，是一个以「资政院」掌管地方自治行政、以「弘法处」宣传王道教义的「政教合一」国家。但大部分日本殖民者都倾向于伪满实行「国务院」下的中央集权制，导致笠木最终只能成立下属于「国务总理」的「资政局」，地方行政与地方人事管理被「国务院民政部」拿走。
结果这样一来，大雄峰会与其他日本殖民者的矛盾就激化了：进入资政局的大雄峰会系自治指导员们，都自恃「自治指导乃奉天命执行之神圣任务，非唯总务长官之命是从」，在笠木旗下对抗「国务院」。时任总务长官的驹井德三认为「资政局纠结原地方各县的旧自治指导员，众人集结于奉天及新京，组织县参事会，企图借此获得直接执政的权力……这个计划产生的问题，在于一国之内组织了两个政府，表面上以执政的威严来掩饰各自企图，实际上却是将刀刃挥向当下政府的叛逆行为。」
此外，大雄峰会高呼「兴亚志士不需要六法全书」，他们志在打造的伪满，是一个儒教复古国家，不利于实现大部分东北日本殖民者的目标：通过现代中央集权政治实行高效殖民统治。这种所谓的地方自治（虽然本质上只是王道传教士主政），也不符合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抗日游击队的需要。
之后，大雄峰会窝藏「五一五事件」的领导人橘孝三郎；资政局训练所未经关东军司令批准，就私自招募人员，主试官还是大川周明。种种事件刺激了关东军与国务院总务厅的神经，他们最终决定赶走大雄峰会人士。1932年7月，伪满当局开除笠木等32名资政局成员、县自治指导员，解散资政局，公布新的县级官制，改县自治指导员为县参事官，笠木等人被驱逐出境。就这样，大雄峰会系的野望可笑地灭亡了——「以王道主义为基调的理想主义者失势，现在只能躲在暗处」。
曾在资政局从事「弘法」工作的石原岩彻在他的『大陆宜传工作散记』中，将这件事称为伪满的「六月政变」：
“笠木派的人物多是些纯情热血之士，一心想要建设真的“王道乐土”。其中在地方担当县参事官的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把人民（所谓满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去考虑，对军方的一些无理要求坚决抵制。军方的立场是，“王道乐土”只是个招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满洲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对苏军事战略基地。为了这个更大的目的就顾不得人民的利益了（中略）。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导师笠木良明，曾经表示东北中国人的现行自治是假自治，地方自治必须得到「具有道义、勇气的年轻日本人」领导，才能获得「真自治」。
把这群理想主义者迅速撵出伪满当局，避免他们更长时间地蛊惑东北人民，或许可能是关东军干的为数不多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