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越南，这里主答伪满。
1932～1934年的「满洲国执政」，法理上对标的是共和国的强权总统，是『中华民国约法』里的大总统。正如伪满洲国的主人关东军所说：
「新国家应避免复辟色彩，以溥仪为首脑，表面为立宪共和国家，内面实则为嵌入我帝国政治威力的中央独裁主义。」
至于1934～1945年「满洲国皇帝」，则是按照『明治宪法』，对标的是低仿天皇制。与「执政」相同的是，皇帝也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权限可言。
就像袁世凯从大总统过渡到皇帝一样，1932～1934年的「执政」也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制」。由于日本国内外的激烈反对，一开始的伪满国家制度处于一种「既非共和、也非帝制」的悬空状态。直到1934年，溥仪的日本贵人来到伪满并出手相助，他才得以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帝」。
通向「满洲国执政」之路
从一开始，侵略东北的日本人就把「九一八事变」得意洋洋地称为「王道革命」，要在东北建立他们的殖民理想国。1932年3月1日『建国宣言』中，就有「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模型」的字句。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伪满一开始就是奔着帝制去的。只不过，支持复辟清朝帝制的一方，确实是角逐伪满政制的各方之中，最强的一只潜力股，贯穿了中国的复辟野心家、日本的军阀，与蒙古贵族。
日本的帝国主义军人很早就参与到宗社党的「满蒙独立运动」之中，后来大名鼎鼎的小矶国昭就是其中的一员。而溥仪一方也早在1927年开始，就积极地向日本政界、军界献媚，走遍了东京的高官宅邸、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支持复辟的「宣统派」已经自成一派，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渊源，这点无人能比。与溥仪复辟一事利益相关的人，在中、日都不是少数。
不过，作为伪满的主人，关东军也并不是没有其他备案。他们考虑过恭亲王溥仪、孔子的后代、张宗昌、唐绍仪、吴佩孚等人。另一方面，关东军也不是非要让溥仪做伪满元首不可。假如溥仪在逃出天津的过程中被国军所发现，以至于逃不出去，就往溥仪坐的船上浇汽油、点火，消灭这件事的历史证人。当时，关东军已经为此准备了汽油桶。
然而，关东军毕竟也没有更多选择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等人，一开始想的是日本直接占领满蒙，而不是建立伪满。事实上，当时的东北傀儡政府有三种可能的构想：一个日本操控的中国地方政府、一个日本操控的「独立国家」、日本直接占领满蒙。最后选择建立伪满，是由于陆军中央坚决反对直接占领满蒙，关东军最终「吞下万斛之泪」（石原语），不得不接受的「最后之阵地」。既然如此，关东军的将校们一时也手里没有更好的牌，就干脆以溥仪这张现有的牌突破到底，建立一个「以宣统帝为盟主，受到日本支持的独立政权。」
虽然关东军的将校才是决定伪满政制的主角，但日本毕竟不是只有关东军。不论是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政治阵营，还是反对九一八事变的政治阵营中，都出现了反对溥仪复辟的声音。比如，同情关东军的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就在1931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宣统太老旧了，而且也不应该抬军阀出来。希望（满洲政府）尽可能由新势力成立。」
当时日本的民政党若槻内阁从一开始就试图遏制关东军，不断试图阻止他们进军、要求他们撤军以内，一开始甚至反对关东军建立任何形式的傀儡政府。若槻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在1931年12月1日，致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信中写道：
「鉴于现在的满洲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汉族，而拥立宣统帝这件事，在满洲本身也不受欢迎；何况其对中国本部乃至于世界各国的影响，（也会笼罩在事变是）反革命、反民主主义阴谋等的标语之下，（情况）可想而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日后就永远不可能达成日中之间的谅解。不管怎么说，拥立宣统帝的计划完全是悖于时代的，恐怕会成为将来帝国经营满蒙的严重祸根。」
就这番话来说，币原还是看的很透彻的。
若槻内阁牵制关东军的唯一手段，就是对可以直接接触的陆军中央高层施加影响。因此，1931年11月15日，时任陆军大臣的南次郎也曾经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打电报表示，以满蒙民众之名拥立溥仪，
「让世界对帝国军的所思所想抱持怀疑……此举恐酿成帝国外交政策上极为不利的情势……因此请关东军负责指导，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暂时都不许溥仪干预任何政权问题。」
此时陆军中央的中坚军官与关东军将校同出一根，这些一夕会的军国主义者才是真正足以主宰军部的人。若槻内阁很清楚：自己并不是没有下狠手阻止关东军的手段，但是假如这么做，就会导致军部将校大反扑，届时自己唯有下台走人。结果若槻内阁只是做了一些外国人根本看不出来的抵抗（如阻止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除此以外一直被关东军拖着走。一直到若槻内阁因年末的协力内阁运动而突然倒台，他们都未能丝毫阻止溥仪复辟。
此外，裕仁也在1931年10月8日，对自己的侍从奈良武次表示了反对之意。就在四天前，关东军司令部发出声明表示「要为了住在满蒙的三千万民众而实现共存共荣的乐土」，对此裕仁认为：「本庄司令官的声明有干涉内政之嫌。今后不要这样……我认为陆军的意见不恰当。」相似地，裕仁也确实可以阻止溥仪复辟，但除非危及根本利益，他一向不会冒着得罪任何主要力量的风险而出手。此后，他在1932年1月8日的敕语中照样宣布：
「先前爆发满洲事变，是出于自卫上之必要，关东军果断迅速、以寡击众、制敌机先……奋勇战斗，以拔除此祸根，宣扬我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感欣慰嘉勉其忠义。」
来到东北，就连倾向支持的溥仪的张景惠都反对溥仪复辟，汉奸之中推举臧式毅作为伪满领导人的声音不小。日本贵族院满鲜视察旅行团归来以后，在12月的报告中指出，「一般民众不欢迎落伍于时代的宣统帝，就算以他为领袖建立独立国家，人们也认为（这个国家）不能统一，不久就会瓦解。」
参与到九一八事变的日本人除了关东军以外，还有几派伪满理想主义者，他们既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民的自治革命运动，也对伪满政制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满洲青年联盟」的山口重次就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三千万民众的民主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比较独特，是由关东军领导的；而橘朴则高唱着王道革命、农民自治国家的口号，提议伪满各级分权，在市、省、国三级开设公民议会。
正因如此，「满洲青年联盟」与「大雄峰会」系的伪满理想主义者都认定，推戴溥仪是否认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努力的成果，会激怒中国人，也是抹杀自己在各地推行的伪满民众自治运动；因此，他们激烈反对溥仪复辟。金井章次就认为伪满建国既然满洲三千万民众的自发独立运动，让关内的溥仪来做元首就是不可理喻的，倒不如请于冲汉来搞保境安民主义。「有谁愿为溥仪之流的老古董卖命？」，或许这才是他们这些王道运动家的呼声。
除了溥仪复辟以外，甚至还有请张学良回来的声音，一些日本的中国通军人（如柴山兼四郎）就向关东军司令官建言，只能让张学良来主持大局；支持关东军的汉奸之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张学良回来，就连裕仁都曾表示能不能让张学良来做。
最可笑的是，石原莞尔在被迫放弃「满蒙领有论」（日本直接占领满蒙）之后，很快又转向沉醉于王道乐土的殖民理想主义之中，鼓吹成立「满洲协和会」主导的一党制国家。1932年6月25日，他在写给矶谷廉介的信中，提出：
「目前主权者为军司令官，由其决定最高决策……军司令官决定的最高政策，交付长春政府实行。亦即只把国务总理、总务长官当作军司令官的政务总监……但军司令官不该永久作为满洲国的主权者，而应尽速培养后继者。且该后继者不可是专制君主的溥仪，也不宜交付基于自由主义的民意代表机关──立法议会。我们必须基于统制主义组织一个作为民众代表机构的政治性团体，而满洲国协和会便是基于此一目的所设立的团体。只有当该会经过坚实且顺畅的发展，并获得三千万大众支持时，军司令官便应将主权让渡于该会，并由政府执行该会立案与企划的最高政策。」
但异想天开的石原在关东军参谋之中也逐渐陷入孤立，1932年8月更与片仓衷等人一道被调出伪满、回到日本，他所策划的协和会自然也沦为空壳。
不管如何，既然此时主宰伪满的是关东军中足够清醒的日本殖民主义者，溥仪出逃也是木已成舟，溥仪最终还是乘坐火车，在1932年3月8日抵达长春城。第二天，溥仪接受「三千万人民再三推戴」，成为满洲国执政，同日『政府组织法』、伪满官制伪满首脑名单公布，伪满政制尘埃落定。
「立宪共和」的「满洲国执政」
关东军在设计伪满政制时，有着一个明确的假想敌——那就是中华民国。伪满一方面强调道义立国、王道政治，要「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试图点出自己与中华民国的断绝与异质性；另一方面，伪满却剽窃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与法政思想，试图用这种扭曲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独一无二性。
如『建国宣言』就着力攻击国民党：
近则一党专权，把持国政，何曰民生？实置之死；何曰民权？惟利是专；何曰民族？但知有党！既曰天下为公，又曰以党治国，矛盾乖谬，自欺欺人，种种诈伪，不胜究诘。
此外，林君彦也在1932年8月13日号的『满洲评论』中写道：「满洲国成立的意义有很多种，但就建国的重要目标——实现王道政治而言，笔者相信将其解释为对中华民国的一种儆戒、或者示范，可以最正当地为满洲国给予伦理意义。」
这种王道政治，一开始却是以「立宪共和制」的构想所呈现的。松木侠第一次计划伪满建国构想时，在1931年10月21日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中注明，伪满国体是立宪共和制，伪满元首是大总统——大总统产生的方式，要么是各省选出的委员再选出总统，要么是伪满议会选出总统。他在11月7日的第二次构想『满蒙自由国建设案大纲』中，继续强调：「没有必要硬是固执于民主政体的形式，关键是要采取——能够施行实际上基于民意的政治——的制度。所以，元首是必须代表民意的。」
伪满元首的名字「执政」，一直到1932年2月24日才确定下来。在这之前，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构想：除了总统以外，还有大统领、委员长、监国等等，但这些都是以民主共和制度为前提的。显然地，显然，「执政」这个名字也是剽窃了段祺瑞的创意，毕竟他曾在1924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这是因为，关东军也明白，就这么让溥仪复辟大清，实在是有点太开历史倒车了。此外，关东军操作伪满建国时，打的是东北各省民众自治、联省自治的旗号，君主复辟与这种形式是矛盾的。关东军在1932年1月与陆军中央签订的协议中，表示即便是让溥仪来担任伪满首脑，但「首脑要附上总统等适当的名称，避免看上去像是有复辟的倾向。」
此外，早在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就根据关东军拉拢东北各地军阀「自发性宣布独立或自治」、而成为独立政权，再促进他们联合成「独立国家」的计划，有标题云：「拥立宣统帝，建设独立国家？东北各省串连」，甚至具体预测：「东北四省的主权者，最终应该会拥立宣统帝为大统领，成立袁金铠内阁，建设联邦共和的独立国家。」
一心支持溥仪复辟的罗振玉、郑孝胥等人或许是感觉到了关东军的这种态度，立刻向南次郎、头山满、政友会领袖小川平吉等人派使求援，另一方面也不断恳求本庄繁与板垣徵四郎帮他们完成复辟。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就连汉奸内部也无法摆平。
在1932年2月16日的「建国最高会议」上，汉奸们因政体问题而爆发激烈争端。熙洽的使者张燕卿、邰湾人谢介石、作为溥仪亲信的万绳栻、凌陞的使者邵麟等人强烈主张溥仪复辟。对此，臧式毅、张景惠、赵欣伯、马占山的使者赵仲仁等人，认为开历史倒车的帝制是愚蠢的，应该断然实行立宪共和制。帝制派与共和派持续纷争不下，一直到『新国家独立宣言』公布的2月18日依然没有分出高下。
关东军实在等的不耐烦，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伪满元首是「执政」，他基于民本主义而行善政，假如几年以后人民都称颂执政的德行，就进一步推戴他为皇帝。两边都感到满意：溥仪就任执政的条件，就是他只暂时当一年执政，制定宪法、确立国体以后就成为皇帝；另一方面，共和派则认为只要溥仪无法得到民众支持，他就会因此失去地位。不管如何，这个方案通过是2月24日，此时距离伪满「建国」，已经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
执政的法理地位，是根据3月9日的『政府组织法』确定的。我们可以发现，这部『政府组织法』对执政的规定，与袁世凯在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相当类似：
『政府组织法』第一条：执政统治满洲国。
『中华民国约法』第14条：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
『政府组织法』第二条：执政代表满洲国之人民。
『中华民国约法』第15条：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政府组织法』第三条：执政对于人民之全体负责任。
『中华民国约法』第16条：大总统对于人民之全体负责任。
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约法』中规定的大总统是权力极为强大的强权总统，是袁世凯为下一步复辟做准备的。然而，执政的权力还要更为强大，甚至可以某种意义上对标日本天皇。
正如驹井德三所说，「共和国必须选举出大总统，而新国家难以举行选举。因此，国体采取了既非帝制、也非共和的准帝制结构。」在这个「准帝制结构」之中，满洲国执政的权限是这样的：
①根据『政府组织法』第五条，执政依立法院之协赞，行使立法权（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五条）；
②根据『政府组织法』第六条，执政统督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六条）；
③根据『政府组织法』第七条，执政以法院行使司法权；
④根据『政府组织法』第8、9条，执政发布命令、紧急教令（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九条）；
⑤根据『政府组织法』第10条，执政奠定官制，任免官吏（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十条）；
⑥根据『政府组织法』第11条，执政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13条）；
⑦根据『政府组织法』第12条，执政统率陆海空军（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11条）；
⑧根据『政府组织法』第13条，执政命令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显然来自于『明治宪法』第16条）。
恰如橘朴所评价的一样，「实际上有着执政以此（政府组织法）为根据实行独裁的可能性」。不过，参与设计这些制度的松木侠也在1961年坦承：
「让满洲成为完全的独立国家；让（满洲）听日本的话；由此说是共同防卫，（满洲）的国防交给日本……可以实现以上的三个条件的话，无论是帝国、王国、共和国都无所谓。」
他在自己的『满蒙自由国建设案大纲』中也说的特别明白：「以满蒙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话，就无法与（满蒙）缔结条约或者约定了……既然不能与独立政权缔结条约，就绝对无法随心所欲地摆布它了。」在这个可以被日本人「随心所欲地摆布」的伪满，「执政」溥仪也只是日本的傀儡而已。
1932年3月9日，溥仪的就任仪式「非常庄严地进行」。片仓衷回忆时，说道：「新五色旗在晴天中翻飞，让人感到前途的光明与希望。」不过，前来观礼的吉林领事石射猪太郎却冷冷地吐槽说，「会场十分狭窄，装饰也很朴素，就像是中专的毕业仪式。」他是这么记录的：
「（溥仪）虽然是曾经就任过中国帝位的人，但并未给人洋溢高贵气质之感，其脸庞只流露出凶狠之相，让我著实吃惊。他自幼年即帝位以来，波澜万丈的坎坷命运所造成的阴影，再加上遭强制带来至今依旧前途不明的满洲国，对于未来的不安，或许也造就了他这般不幸的相貌。」
的确，这只是溥仪傀儡十三年的开始。
支撑「执政」的空架子国家
前面所说的『政府组织法』，毕竟不是真正的宪法。它在自己的前文之中，就宣布：「是治理满洲国国政的根本法。但本法在采取将来人民的智慧大意、制定完满洲国宪法之时，就会立刻废止。」
在制宪问题上，日本人也不忘踩中华民国一脚。在1934年11月10日的『满洲评论』上，岸田英治指责「担负着和平统一责任的社会实际势力把持者，只不过是呼吁着护法、护宪，以将他们作为维持名分的口号，事实上几乎脱离了制定宪法的轨道。」
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伪满还是表现得很重视宪法的。1933年的「建国一周年」纪念教科书中，明确地写道：「近代立国，首重法治，法治之本厥惟宪法……如宪法一日不成，则国本一日不固。应即可筹备修订宪法之事宜，观其早日成立，以肇国基、以齐民心。」当时，伪满不但宣布必须早日立宪，还成立了宪法制度调查委员会。
不过，伪满始终没有诞生真正的宪法，一直到它灭亡的一刻，也只有伪满统治的基本法——1934年溥仪称帝，『政府组织法』随之改订为『满洲帝国组织法』。这也是当然的，日本人殖民东北，并不需要一部花架子来妨碍自己殖民。
就像宪法一样，伪满的其他国家机构也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在设计国家制度时，说好看不起中华民国的伪满终究还是照抄了中华民国：伪满实行中央集权制，有作为立法机关的立法院、作为行政机构的国务院、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作为行政监察机构的监察院，「四院制」构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从属于四院体制。
为了掩盖这种抄袭中华民国的问题，陆军省调查班特意在1932年发行的小册子『满洲国成立的经过及其国家机构』中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孙文的五权宪法构成的南京政府，采用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的五院制；与此相比，满洲国政府不设立考试、司法两院，对司法关系有特别对待，更将行政院改称国务院，并将监察院直接隶属于执政，使其对于国务院有独立的地位，以兼用其防止新政腐败的权限。」
不过，中华民国也有过国务院，中华民国的监察院也是独立于行政院的，所以依然没什么说服力。国务院下属的民政部等部，也是中华民国用过的。
在四院体制中，最空虚的当属立法院，正因为它是代表民意的机构，而日本殖民者最不需要的就是东北人民的民意。即便是国民党训政的情况下，立法院依然根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拥有决定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条约的权力；而伪满的立法院即使是在纸面上，也只有审议法律案与预算案，「协赞」法案通过的权力。或许明治宪法对于帝国众议院也是如此规定，但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党势力强大，依然撑起了这部宪法中的议会权能。然而，在官僚与关东军就是一切的伪满洲国，立法院只能什么都不是。正如片仓衷所说「立法院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实行独裁中央集权制。」
就算什么都不是，关东军还是特别内定，不让立法院召开。立法院始终未能开设，伪满的预算也一直由国务院主计处的日本官吏决定。早在1931年11月，关东军就强调，伪满的立宪政体只有法律意义，没有政治意义，绝对不会开设议会，实行议会内阁制。至于理由也是归咎于东北人民政治素质太低，「这是因为满蒙民众的政治意识还没有达到那个领域」（片仓衷）。毕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日本殖民者，都相信东北人民政治水平低下，需要被自己「指导」来形成现代国家，走向幸福。
顺带说一句，这种共识是普遍的：1932年昭和天皇在亲自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兼特命全权大使时，口头给予训示，要他「努力施行比张学良时代更好的善政」。显然，裕仁也在承认满洲国存在的同时，很清楚政治上的实权究竟归属何人掌中。
在这套伪满的政制班子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当属国务院总务厅。日本官僚不但自诩「和平义勇军」，一批批地渡海前来伪满，接管伪满当局的大部分职位，还设立了总控伪满当局的核心——国务院总务厅，人称「总务厅中心主义」。一切行政权力归国务院，而总务厅又独控国务院。
这套「独裁中央集权制」的构想，首见于1932年1月15日关东军政治部召开的座谈会，据推测当时东大教授蜡山政道提出了这个构想，随后被松木侠正式设计出来。23日，蜡山在满铁俱乐部演讲时，再次强调东北无法摆脱殖民性质，民众的政治意识低下，必须设计与之响应的政治制度。他认定：
「在这里建立的政治组织，不论如何都会有些寡头制、独裁制，而且也必须是某个民族指导另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
蜡山还扬言：「建立有效率的公正政府、没有腐败的政府，比公民权更重要」。当时蜡山构想曾经引发一场短暂的论战，上文所提及的橘朴就在『满洲评论』上表示「或许独裁制不如民主制，民主制效率低下、效果迟缓，这样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应该避免独裁所伴随的可怕的破坏作用」，坚持伪满的政治制度应该实行民主。
不过，由于蜡山构想是最适合日本殖民者的，他的想法成为了最终方案——主宰国务院总务厅的十几个日本官僚决定伪满的所有国政机密、人事、财政、资源分配、一切行政，每周开个小会决定一切重要政务并执行。且如赖永五朗在1939年所说：
「（国务院总务厅）在满洲国的政治组织之中，是最为独特的存在……在日本强求（国务院总务厅）类似例子的话，就像是企画院、法制局与内阁情报部合并了。但，其权限也好，工作的内容也好，都比这三者合并起来，还要大很多。可以说，（国务院总务厅）起到了满洲国中枢神经的作用。」
即便是在日本本土，日本官僚都没有这么大权力。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在1933年8月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之中：「（帝国）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制度下，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层统辖之下，主要通过日本人官吏来实质性实行的……日本人官吏应该作为运营满洲国的核心……为方便统制，维持总务厅中心体制的现行制度。」
于是，支撑溥仪这个「执政」的「国务总理」郑孝胥，自然也被国务院所架空。过去的帝制复辟派罗振玉、陈宝琛、宝熙、胡嗣瑗等人不满溥仪无法称帝的现状，自命宰相，公然斥责、攻击郑孝胥之行动。而郑孝胥本人只是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离开办公室，三年间一直在国政最高决策机构的国务院会议上保持沉默，不发一语。
即便如此，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宣传处依然恬不知耻地吹捧这种确实古今罕有的畸形制度：
「我满洲国是基于三千万民众之总意，依顺天安民之大宗旨实施王道政治，实现民族协和，为增进人类永远之福祉而生的新兴国家。满洲国的建国理想与精神，是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之事。……满洲国的出现，为世界政治形态新增了最为新鲜的道义模型，以至于世界政治学者不得不为满洲国设计新的政治学说。」
比起溥仪执政的共和国，此时伪满已经更像是一小撮日本殖民者的独裁帝国。
从傀儡执政到傀儡皇帝
众所周知，关东军到最后也没有让溥仪成功复辟大清。不过，最终让溥仪成功登基的，还是一早就与溥仪复辟运动利益相关的小矶国昭。他早在29年8月，就对身边的军官表示：
「对于宣统帝来说，本来满洲就是清朝的旧领土。因为（满洲）被军阀所篡夺，（满洲）还给爱新觉罗氏也是当然的。假如宣统帝回到满洲的话，我们也有理论让烦人的国际关系不容置喙了。」
1932年，本庄繁离任关东军司令官，同年小矶国昭成为关东军参谋长。小矶不但修改了原本的殖民经济政策，从本庄时代的「财阀不得进入满洲」修改成大力欢迎日本财阀进入满洲；他还开始帮助溥仪圆梦，推动伪满国体更改为帝制。
1933年2月23日，他向陆军中央打去电报，表示「可以预见事变结束的这个时期」，适合让溥仪登基。但直到当时，陆军次官依然表示：「关于让溥仪称帝这件事，只要没有非常的事情，还是不要议论比较好」。同年8月8日，日本内阁决定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也表示，「满洲国以君主立宪制为终极目的，现在暂时维持现行制度。」
尽管东京已经摆明了自己的态度，被小矶推荐上任的伪满总务长官远藤柳作，还是将溥仪称帝作为伪满政治的第一要务来推进。远藤与小矶、国务顾问宇佐美胜夫、溥仪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伪满宫内府次长入江贯一、日人参议筑紫熊七与田边治通一起，设计了一份伪满转向帝制的方案，并开始与日本政府交涉。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派了参谋部第三课长原田熊吉到东京工作，向陆军中央宣传伪满当地民众多么渴望溥仪登基。
最终12月23日，日本内阁确定伪满将实行帝制。这次内阁会议认定「建国」两年以后，「时至今日，还只是过渡性的执政制度，而今后应采用如何之政体也还未被决定，因此给满洲国要人乃至一般人心都带来了相当的不安。」为了安定人心，必须确立政体，因此确立君主制「颇合时宜」。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重视安定人心」，毕竟就在同一份内阁会议决定之中，也表示要：「排除主权在民的思想，并消除满洲国国务进展、实现帝国国策的阻碍物、牵制物」，强化伪满国务院，进一步在伪满洲国全面从严推行日本国策。
伪满的帝制派日本人之所以能打动东京，或许有着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1936年危机」将近——所谓的1936年危机，就是军部大力宣传，在1936年前后，日本会因为伦敦海军条约和苏联五年计划，而在国际上陷入国防危机之中。特别是伪满作为日帝国防圈的对苏最前线，日帝在治理伪满时，永远会对可能的苏军进攻而提心吊胆。
日人参议筑紫熊七就在1933年8月的『关于制定满洲国宪法』中表示：「日本可以预见到昭和十一年（1936年）前后，会有危机100％的国难。（日本）至少有必要在那之前，使日满造就的天业发展到不可动摇的地位。」
同年10月18日的『关于筹备拥戴满洲国皇帝事宜』，也做出了类似的强调：
「1936年是帝国非常时期的最高潮，面对时局的千变万化，我们需要将满洲的事态置于统一安定的境地。虽然为此而应该采取的手段不一而足，但确立满洲国君主制是最恰当的措施。……而早一天确立君主制，就多一天有利于1936年满洲国事态的稳定。而这一（确立君主制的）时期，最好是在近期寻求。」
的确，对于日本殖民者而言，早该取消「执政」这种模糊不定的制度——及其所伴随的「既非帝制、又非共和」的悬空制度，转而通过正式确立帝制，将日本殖民东北的政治架构彻底固定下来了。先前的共和派大员臧式毅，在伪满内已失去了自己的地盘，被人评价为「令人想起秋天的夕阳」。
当时曾造访伪满的埃德加·斯诺也认为，这样一来，「将日本这边的意图全部说成是皇帝的想法，就可以简单地处理满洲国的各种事情。无论是（需要）溥仪签订正式的领土合并协定，还是（需要）满洲国对中国、苏联以及其他列强宣战，都可以用比较少的工夫与花销解决。」
另一方面，帝日出于自己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反感，也不愿意建立一个傀儡共和国。田边治通在『实施帝制与王道政治的真谛』之中就明确地表示：「日本也是帝制，最好这边也是相同的形式」。相似地，蜡山政道也在1934年4月指出，既然伪满都与日本一心一德了，「满洲国的国家机构与政治形式不可能与我们日本有着明显的差别。」伪满实行帝制，有利于更方便地移植日本官僚、日本法律、日本制度，实行所谓的日满一体化政策。
说是有着这么多的好处，但也只是对于帝日而言的。对于溥仪而言，这依然没有改变他傀儡的地位——特别是，他根本无法如愿复辟清朝。
1934年1月24日的『帝制实施总理声明』明确表示：「如错误地复辟清朝，是忠于建国理想和使命的政府所不能采取的措施」。就连溥仪自己在即位时发布的『皇帝即位对外声明书』，也是：
「我满洲国皇帝奉天承运新创满洲帝国，而为第一代皇帝。自与清国之复辟迥异。」
执政时代的结束，就以一场萧瑟冷寂的「即位典礼」告终。
1934年3月1日早上八点半，溥仪的郊祭仪式在在新京郊外的杏花村顺天广场设立的天坛举行。当天虽然天晴，却也是零下12度，吹很强的西南风，溥仪完成仪式以后就匆匆回宫了。就连热心的帝制派石丸志都磨，都在他的日记中记叙道：
诸事极其简朴，在肃静中进行。一路上零星有几个地方，堵满了前来庆祝的人。日本侨民多，满洲市民比较少。从大同广场到郊祭场的这段路，只看见警戒的军警，一个参观者都没有，有些寂寞。
埃德加·斯诺也在他的『远东前线』中，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
「在半个人影都没有的半英里宽道路两旁，五万人的军队面对面地站着，并成两列。持刀把枪的日军，站在没有刀枪的满洲国军后面。这就是迎接皇帝的队列。面对皇帝的行进，民众没有鼓掌，也没有欢呼。……一切都静止了。」
当天正午，溥仪在勤民楼举行登基仪式，结束以后发布『即位诏书』。这份诏书里，写的已经是：「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此后，他接见清朝旧臣时，也是坐在日本制作的黑檀御座上。
长期担任伪满总理的郑孝胥，曾经希望溥仪登基以后，可以拥有政治实权。在法理上而言，成为满洲帝国皇帝的溥仪，确实拥有比肩日本天皇的权力。这是稍加对比，就可以发现的。
『满洲帝国组织法』：
第一章 皇帝（明治宪法：第一章 天皇）
第一条 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帝位之继承依他处之规定。
明治宪法第二条： 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
第二条：皇帝尊严不可侵犯。
明治宪法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皇帝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法规定实行之。
明治宪法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
不过，如果再认真一点，就会发现溥仪成为皇帝以后，相比执政时代，在纸面上的权力还收缩了。尽管根据『满洲帝国组织法』第11条，依然是「皇帝统帅陆海空军」，但根据『陆海军条例』，皇帝的统帅权也委任给军政部大臣；与其相似的是，根据『满洲帝国组织法』第四条「国务总理大臣辅弼皇帝，负其责任」，明确规定皇帝在政治上无责任，国务总理大臣则担起一切责任，成为伪满行政元首。岸田英治曾经在『满洲国宪法刍议』中表示，如此将权力集中于国务总理大臣，「老实说是极其变态的，（在此之上）是冠绝古今的国家」。
溥仪将军政大权与行政大权，在法理上分别交给军政部大臣与国务总理大臣，随后日本人又架空这两个大臣，以此完成架空的逻辑。关东军派出的军政部顾问负责架空军政部大臣，控制伪满军事。作为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就在回忆录之中说：
「没有公然的官制。但实际上，（军政部）最高顾问与军政部大臣是同等规格的，只要没有最高顾问承认，军令、布令、所有的命令、训令等等，惯例上都无效。在这件事上，满洲人没有人有疑问。」
至于国务总理大臣，他的最高权力则实际上属于日本人总务长官。溥仪大力支持的臧式毅没能成为郑孝胥的后任总理，反而成了参议府议长；一直是帝制派的熙洽，也因为反对日本官僚的横行霸道、反对汉族、反对协和会，试图联合满奸、蒙奸组成「满蒙民族协进会」，而日本人被一脚踢去宫内府。臧、熙两人都因为省制改革，失去了自己的省长位置，被日本人夺走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1935～1945年间担任总理的张景惠「不懂日语、不读古书、不对国政发言，因此被关东军看中」（神尾弌春语），向来鼓吹「日满共荣」。担任张秘书长达十年之久的松本益雄说，张「一有时间就会一个人坐在房间（总理室）之中，静坐或者抄写佛经。他的样子，甚至让人想起大彻大悟的高僧……（张）几乎从来不对人事等问题发表意见，也全然不会在面上流露出对人的好恶。」日本官僚通过行政改革而控制了原本属于汉奸的职位时，张也是「跟往常一样不为物动。（他）好好看了（方案），回答说：『好，就这么干吧』。」
因为伪满是「没有宪法的国家、没有宫殿的宫廷、没有皇族的皇帝」，所以也有「三无国家」的说法。毕竟当初力挺溥仪登基的筑紫熊七，也在1942年11月的『满洲现状报告』表示：「为了日满两国国际关系的亲子化，只要满洲国在政治、经济、文教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上，不与帝国建立类似的体制，就无法体现一心一德的实际状态。」
其实，关东军也早就在规定了溥仪这个伪满儿皇帝的地位。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就宣布：
「满洲国皇帝是基于天意，也就是天皇的大御心即位的，侍奉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与天皇的大御心所心心相通，是在位的条件。」
这，或许才是日本人眼中的溥仪「法理」地位。
参考文献：
『キメラ 満州国の肖像』（山室信一）
『満州事変と政党政治 軍部と政党の激闘』（川田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