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曾经说，日共需要武装斗争；或者构想过，日共用暴力行动一举推翻了美国傀儡政府。然而，昔日的日共真的试过这么做。
1951～1955年之间，日共的纲领主张通过暴力斗争，将所有美军赶出日本，并废除天皇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共的青年们上山下乡，在最偏僻的乡村组织革命队伍，也在大城市的街头与机动队搏斗，还有人翻山越海来到中国参加军事训练。
然而，这段激动年月的背后，也有着暗黑的一面：日共的党组织在国际派与所感派的内斗中彻底崩溃，各种残酷的查问反复上演。随着日共在反美革命中日益陷入孤立，主导日共而走投无路的主流派向宫本显治等修正主义者投降，1955年夏天的「六全协」彻底结束了日共的革命历史。
发生在日本的武装革命是有可能的。但对于任何真心实意想实践这条纲领的人们来说，恐怕都必须重新检视这段日本革命「失去的历史」。
一、最初的革命危机（1945～1946年）
德田主义的冲击波
1945年10月4日，美国占领军废除『治安维持法』。六天之后，日鲜两国人民数百人的夹道欢迎之中，受囚已久的日共领袖昂首踏出了东京、仙台、北海道等地的监狱。秋雨潇潇，红旗飞卷，国际歌与「万岁」之声高扬，德田球一意气风发。
一意气风发，德田就高呼美国占领军是解放军了。德田等人也知道日本政府是在美军强令之下，才不情不愿地释放他们的。为了这三千名政治犯，东久迩宫的皇族内阁都为之倒台；因而他一出监狱，就对盟军政治顾问埃默森断言道：「日共的目标之一是，我们以与苏联没有任何关系来求得美国的理解……共主义在日本也许今后100年也实现不了……共主义者将全面支持英美的政策……」
迎接德田出狱演讲的群众，在演讲结束后的狂热之中，来到盟军总部前高呼「解放军万岁」。同年10月19日的人民大会后，德田也在带领游行队伍经过占领军总部时，率众高呼三声「麦克阿瑟元帅万岁」。正如这两个口号所暗示的一样，将美军视作正义「世界解放军」的观点，是从一开始就有的。
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正式出狱前，就拟好了一份『告人民书』（出狱时发表），要将这份文件作为凝聚全党基本路线的基础。然而，『告人民书』的第一条就是「将世界从法西斯及军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盟军进驻日本，揭开了日本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这里的「解放军规定」并不是没有激起其他人的质疑，和德田同时出狱的山边健太郎、袴田里见都感到有些滑稽、不正常。不过，要「利用美军」推进日共改革的想法，还是若有若无地在全党弥漫开来——至少我们可以明确得知，德田本人是清楚麦克阿瑟反汞，但依然想要利用美军来推进日本革命的。
尽管除了德田等人的「府中组」——即在府中监狱受囚的日共政治犯——以外，还有中西功的「丰多摩组」也几乎同时出狱，但由于府中组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日共重建的主导权，德田的革命理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战后日共的总路线。
从一开始，日共党内就对总路线存在怀疑感。将这点更淋漓尽致地推向内爆的，是重建时期的日共在革命战略、战术上的剧烈争论。10月10日当天离开监狱的日共领袖们，在被征用为美军骑兵师司令部的中野宪兵学校中渡过了一晚。就在那里，德田球一与中西功，在众人面前进行了白热化的辩论。中西功后来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的记录：
「主题是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统一战线）、『八·一五』后日本形势的特征、现在的课题和斗争形式等等。我们的讨论在任何主题上，都是牛头不搭马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牛头不搭马嘴的性质，那就是（日共）1932年纲领与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方针的不同，我至今认为，这就是战后日本人民运动的分水岭。」
正如中西功所暗示的一样，德田球一等人1928年已经入狱，因此许多社会主义新方针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其中就包括1935年第三国际七大极其重要的人民战线理论。德田的时间依旧停留在『1932年纲领』，其中就包括打倒天皇制与社民主义主要打击论。对于前者，是要建立推翻天皇制的「人民解放联盟」，以及「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德田看来，人民战线、民主战线的中心纲领就是打倒天皇，实现共和。组建这个组织的一大手段，就是在其他左翼组织内部推动「反干部派」壮大，「排斥（组织上层的）堕落干部」，令他们屈服于自己。
对于后者，是猛烈攻击1945年11月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一边前去邀请他们合作，一边辱骂他们是「堕落干部」。志贺义雄早在10月18日，日共与社会党都尚未建立时，就特意前去社会党建党总部，邀请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日共却辱骂社会党中心人物是「工会流氓、政治流氓的头头，堕落干部的元凶……恶性的战犯」；社会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国民组织」、「为垄断资本而设的国民组织」、「带着封建军国主义招牌的赝品」、「以社会主义为招牌的御用（阶级）调和会」，是「社会天皇制」、「纯粹法西斯主义的萌芽」。
椎野悦朗曾说，德田在出狱前对他表示：「目前，就32年纲领吧。」『告人民书』和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书也清楚地体现了『1932年纲领』的观点。然而，这份极左纲领实际上在人民战线运动中是遭到否定的，因此1935～1937年曾经参加过这个运动的日共老干部神山茂夫、中西功都对这份文件感到不满。神山代表战前以来的日共工会人士，是质疑日共群众组织的构成方式，认为不将所有的工会合并进全国统一组织，就算不上人民战线。
另一方面，中西功则与户田慎太郎等人一起，主张：「日共单独地组织自己，且不能将自己的独自性消解到统一战线里面去。这是原则，但这不等于将日共的所有基本口号强加于民主联盟。打倒天皇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虽然是日共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但在今天将这样的口号强加于民主联盟并非良策。」结果中西功被德田等人狂批为右翼机会主义。由于中西功的质疑，他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被德田拒绝入党；而神山也在1946年2月的日共五大上被逐出正治局与书记局，变成了出版部长。
除了『32年纲领』以外，「德田主义」还有一些自己原创的成分，首先比如上文已经提及的亲美视角——最开始的日共，是要与美军「共同斗争」的。这一时期的日共还频繁出入GHQ（占领军总部）的民政局，对外宣传美国人是支持日共的。1945年末，德田在大会报告中亲自宣布：
「盟军不是我们的敌人。不仅如此，它还是民主革命的有力伙伴，对我们来说，它就是解放军。」
在这一点上，有論者曾经在三十年后，如此谈论道：「（狱中）认为自己将永远无法仰望太阳的德田、志贺等人，将释放他们的美国占领军规定为解放军——有这样心情也许也是不得已的……」
除此以外，还有德田极其重视工农运动的「德田流战术」。一个关键的细节，足以表现出德田的运动主义为日共所打下的烙印。神山本是日共的工会部长，但德田在1946年1月就将工会部与农民部合并，成立自己亲自统率的「组织活动指导部」，即「组活」，还自任「全国组织者」，对工农运动一把抓。「组活」在之后的日子里膨胀成为日共独一无二的最大机关，除了受到德田直辖以外，还因为德田将发动工农运动放在日共重建方针的第一位。
在『斗争的新方针』中，德田如此描述自己「在运动中快速建党」的思路：在目前形势下，发动群众自己从下面准备起来、组织起来，「实际上是来不及的，而且不这样做也可以直接大胆地集合群众」，现在日共自己就要作为突击队，在群众聚集的地方到处宣传煽动，「当场从群众中选出积极分子，然后由下而上地巩固组织。总而言之，首先打个底，然后从显露出来的地方迅速地建立起组织。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绝对不能被陈规陋习所压倒。宣传也好，煽动也好，提出当前要求的直接行动也好，这条原则适用于一切场合。」
另一方面，德田更喜欢专属于日共的党工会、党农会。神山茂夫相信，所有民众组织应该合为一体，德田则坚信这样的全国总工会、总农会、全国青联是危险的，必须阻止它的成立。在德田规定的「工会运动的紧急核心口号」中，第一条就是「打击堕落干部与出卖工人的家伙！我们在这里不仅要揭露堕落干部作为阶级叛徒的旧恶，而且要揭露堕落干部是军国主义的走狗，是战犯，抨击他们的天皇主义，必须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民主主义的敌人。」另一方面，农会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因为它有「由堕落干部的横向结合发展为全国性组织」的危险，所以日共反对全国性农会；相反，农会「要在地方上尽可能小范围内与工会合并，组成人民解放委员会」，也就是排除地主与富农的农民委员会。
由于日本刚刚战败，旧支配阶层的统治陷入混乱之中，底层人民与广大工农为求生存、求自主，迅速由下而上地掀起激烈的群众斗争风暴。正因如此，德田的工会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社会党领导人还试图通过战前的关系由上而下地重建工会时，日共却以工人代表会议的战术，在各地纷纷自发组建工会的狂潮中，得到了大量工人的支持。到1945年12月，工会数量已经超越战前的最高峰。然而，德田所鼓吹的「农民委员会」战术却并不成功，几乎没能在任何一个地区成功地组建起来。最终，日共只能被迫在1946年2月9日，让「农民委员会」合流进入温和派主导的「日本农民组合」。
农民战术的败北，无疑为德田流战术蒙上了一层阴霾；然而，在战后人民运动的高潮之中，毕竟是德田的战术才让日共可以在革命亢奋的群众之中，像吸水的海绵一样快速胀大。我们应该说，德田的人格，德田流战术，德田的日共，是专属于德田的三位一体探戈舞。德田为人不修仪表，生性乐观，情感热烈奔放，幽默风趣，常常不计代价地帮助他人。德田曾经在前往声援争议的途中，发现有人掉入河中，就跳入水中救人。他把自己的鞋子给没有鞋子的高仓辉，自己穿着草鞋到国会去了；听说同志们缺衣服穿，就把自己的西装给他们，自己则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诸如此类的轶事不胜其数——是德田富有人情味的人品，给日共带来了光辉。
比起什么左翼理论与文艺，德田球一更喜欢「直接诉诸肉体的舞蹈」，很喜欢西泽隆二推荐给他的社交舞。更重要的是，德田是一个天生的群众运动家，极其擅长以他富于煽动性的演讲，以烈火般的气势调动听众的情绪，「狮子般地大吼大叫」，使台下的群众沸腾起来，以至于德田自己也得意忘形起来。战后初期，德田在皇居前召开群众大会时，能让下面的几十万听众都盛赞他无所畏惧的风度。不幸的是，德田热情似火的人格，也有着所伴随的一面：刚愎自任、独断专行、脾气暴躁如雷……但至少，在战后新生的群众运动也跟他一样热情似火的时候，德田的风格就是最好的风格。
随着「府中组」——同被关押在府中监狱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西泽隆二等人迅速掌握了战后日共重建的主导权，德田的革命构想自然也为战后日共注入了主义的形体。经过短短两个月在国分寺「自立会」临时总部的忙碌，他们很快在全国各地收获了一千多名党员。1945年12月1日，「狱中十八年」的英雄们时隔十三年再次召开了日共的大会。在这次日共四大上，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金天海、袴田里见、宫本显治、神山茂夫、黑木重德被选为中委，这也就是所谓的「重建七干部」。
其中的德田、金天海、志贺、黑木都应算是德田的的亲信。自不用说，包括袴田里见在内的不少人是感到不满、不服气的：由于战前的日共中𥒞不断遭到大逮捕与转向的摧毁，不同革命老干部之间是有活动时间的层次的，这里就拿宫本与德田为例。宫本入党时，德田已经入狱了；宫本心高气傲，相信战后的日共核心领导人舍我其谁；偏偏德田又在战前因为表现不佳，被第三国际钦定为不可重用的人物……也因如此，德田曾有意借题发挥，与宫本、袴田两人发生矛盾，闹得德田大动肝火。
通向「马列主义日本化」之路
眼看日共党内无人可以抗拒德田主义，此时一位远在万里之外的挑战者，却出人不意地出现了。他的名字，就是野坂参三。
「数据删除」
而事实也是这样。1945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就对斯大林表示「我们考虑，在未来日本新体制的树立过程中，可以考虑利用冈野同志（即野坂参三）及其组织。」当年十月，野坂再次前往莫斯科，与红军总参谋部的库兹涅佐夫大将进行了交谈。具体的交谈内容，则就像国内研究者所说的一样：
会谈中的野坂已经表示，希望就苏联未来的对日政策、新时期日共的纲领、组织、人民战线方针、机关刊物出版、日本新政府性质及日共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苏联方面的说明和指示，并提出了获取苏共资金的请求。之后，野坂又向苏联方面提出了自己关于民主战线和日共纲领的意见书。苏共方面在比较了野坂的主张和同时送达莫斯科的德田、志贺的意见之后，在天皇制问题、新宪法制定、对待大工业态度、民主战线多方面都表现出对野坂的倾向。
于是，1946年初的野坂穿过满洲、朝鲜，坐船于1月12日，在博多登陆，并在记者的拥簇中进入东京。汽车中的野坂，对四面涌过来的记者表示：「今后必须成为受人爱戴的共○党」。「受人爱戴的共○党」，这句话随即成为了流行语。从港口会见记者，到开往东京的列车上的谈话，再到东京车站的盛大欢迎，针对野坂的报道一步步走向高潮。
就在野坂抵达东京的1月13日，币原内阁也因盟军的公职追放政策而不断失去阁僚，政权摇摇欲坠，不得不在当天进行内阁改造。然而面对这么大的新闻，前来首相官邸采访的记者只有寥寥几人，只因大部分人都去日共总部采访野坂参三了——他正在巨大的人气之中漂浮。当时的报纸也说：「看上去，就像是日本政治的胎动，从首相官邸转移到了代代木（日共总部）。」1月16日的『朝日新闻』，则在名为「蓝铅笔」的专栏中写道：
「有的男人会感叹，牵着美国士兵的手走的少女是『道义的颓废』，但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迎来野坂先生的日共总部前面，穿着洋装、和服的美丽姑娘们就像是窥视进入舞台的水之江滝子一样，前来观看野坂。……神风号从欧洲回来时，最受欢迎的是饭沼（飞行员）；在摔跤场连胜时，大家都爱双叶山；美军堂堂正正地进驻时，受欢迎的是进驻的士兵；而野坂参三备受瞩目地回到日本的话，人们就会一下子变成野坂迷。也可以说是机灵的少女气质？」
前来看热闹的男女群众纷纷对野坂高呼万岁，就像日本已经进入赤色年代了一样。看到这一幕，身为保守派的松本烝治也为之震动，感到「再这样下去，日本的未来要不得了了」，加速了自己修改明治宪法、制订新宪法的步伐。
不过，野坂其实是带着自己的独特使命回来的。1935年第三国际七大宣布采用人民战线战术时，就是他在大会上作为日本代表，亲口批判了日共在天皇制斗争中的极左倾向，亲自宣读了日共应该执行的政策——有些甚至右的惊人，比如解散一切工会，大家都加入已经法西斯化的社会大众党。正因如此，野坂参三比谁都清楚人民战线的重要性。
在野坂看来，德田与志贺这群人，就是不懂人民战线的老古董。他曾放话说：
「对于德田和志贺，我都比较了解。他们并不清楚反法西斯斗争和民主力量统一的经验，对于日本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持『左』的立场。他们连法西斯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理解目前形势下共主义者应当采取的战术。因此，我很担心他们是否能给予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以正确的指导。」
与此相对，德田也不喜欢这个抢了他风头的野坂，就连野坂坐火车回到东京，也故意拒绝前往车站迎接野坂，觉得「你算老几」。他如此抱怨道：
「野坂在延安，吃着可口的中国料理：我们呢，就在监狱里忍受了十八年残酷的迫害。这也就罢了，更为奇怪的是，他在战前干的工作，充其量也就是个调查员吧。让这样的人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在他指示下工作，实在是办不到。」
两边之间是有路线冲突的。比起德田、志贺，野坂在天皇制与人民战线的问题上，更倾向于中西功的态度。早在1945年夏季的敞篷车七大上，野坂就创造性地发明了「天皇两个作用论」，他就天皇的「宗教性」评论显然给予敞篷车领导人很大影响。野坂主张：「过去七十年来根植于普通人民心目中的对于天皇的信赖和敬仰，是相当深刻的。假设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打倒天皇』的口号，那么就会有从人民群众中被孤立出去的危险。……如果大多数人民强烈要求保存天皇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关于天皇制存废的问题，可以交由战后普通人民投票来决定。」
然而，同一时期的志贺义雄却在日共大会上明确质疑野坂的观点，强调道，「天皇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为了完成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一贯坚持必须剥夺天皇的一切权力，将天皇从神坛的宝座上拉下马来。未来民主主义的新日本，君主立宪制度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的。」
双方的火药味不小。野坂回国时，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重申自己的两个作用论，德田中央则自信地回应道：「野坂的这种不肯全面否定天皇制，允许其以宗教信仰存在的态度，是战争结束前的态度。一旦野坂同志归国之后，与日本民主变革的实际情况相接触，我们毫不怀疑，他一定会完全赞同我们彻底打倒天皇制的方针。」然而，就在野坂真的抵达代代木总部的当天晚上，他与德田、志贺展开秘密会谈的时候，德田却屈服了。三个人擅自以日共中𥒞的名义发表了『联合声明』，结果日共在天皇制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转向由国民意志（公投）来决定是否保留天皇制；不但如此，要废除的只是天皇制，皇室是可以保留的。
博多港一声汽笛，给日本送来了野坂理论。不仅如此，人民战线也至少在表面上全盘采用了野坂的理论。就在野坂回国后两天，老左翼理论家山川均发表倡议，号召成立民主人民战线，对此各界反应极其热烈。作为这个构想的第一步，山川均等人在1月26日召开了「欢迎野坂参三归国国民大会」。会上众宾咸集，不要说社会党左派的荒畑寒村与加藤勘十、社会党右派的水谷长三郎与片山哲，就连老牌自由主义者尾崎行雄也表示「欣然参加人民战线」、石桥湛山也登上了主席台，日共的德田球一与细川嘉六也强调建立民主战线的重要性，可以说日本进步势力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出席了大会。
会上，野坂参三表示：「（统一战线）应由一致的程序形成，各党各派基于这个程序，可以自由地选择党派的立场。应当不固执于一个党派的立场，相互妥协。」并且，野坂有意代表日共宣布，这个人民战线应不再硬性要求「打倒天皇制」，只要支持废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就可以加入其中。到此，两个引发论战的课题都以德田败北告终。
为了适应野坂带来的冲击，德田等人随之在2月24日召开了五大。在大会上，日共宣布自己的党员数目已经翻了六倍以上，达到了六千多人，这也是战前党员最高值的十倍以上；『赤旗』（日共机关报）则来到了25万份，是战前的25倍。理所当然地，日共也在大会上重申：「联合国进驻军……在消灭我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这些势力的同时，以援助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日本为目的」。
但与此同时，一个更耀眼的变化也悄然降临，那就是「野坂理论」。野坂在大会上宣布：
「日共的当前基本目标是，以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不会使用暴力，也将反对独裁，建立适用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政府，以和平教育的手段来实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革命论」。野坂从此不断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宣传自己的革命观点，并在1948年的著作『为了日本的民主化』中宣布，「和平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日本化」。结果，和平革命论由此成为了日共的正统革命观点。从1946年2月开始，到1950年1月『情报局评论』为止，包括后来的宫本显治等人在内，日共所有人都支持和平革命论，认真地幻想日共可以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和平地、非暴力地建立人民政权。
野坂这么做，苏联确实不清楚吗？非也。一名党员回忆道：
「从1949年初开始……我以书记局事务的身份每天在本部工作，但令人惊讶的是，野坂一直偷偷地出入GHQ，同时通过『赤旗』的高桥胜之，一直与苏联大使馆内的苏共组织保持联系。」
不可否认，这种和平革命论很有可能来自于野坂所观察到的东欧「人民民主主义革命」。东欧有苏军驻扎，野坂则看上了有着苏联代表的「对日远东委员会」，大概是想要通过这个机构，让苏联助力日本建立「民主政党与组织代表者构成的政府」。然而，现实却是盟军对日本的占领权被美国所垄断。
正如小山弘健所批判的一样，和平革命论的前提是无条件地肯定美国占领军为解放军，无视英美的帝国主义本质，也无视日本作为美国特殊军事领有国的地位。和平革命论回避对美国以及占领军的本质分析，根本上剔除「美国是革命之敌」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和平革命论尽管给予了所谓人民政权的远大光明未来，实际上却是毫无未来视野可言。作为一种战术，它只适合在美军依然施行改革措施的短暂时间段，然而由于野坂错误地将其上升到革命战略的高度，导致此后即便美军已经暴露出自己反日本人民的本质，日共依然无法做出理论的回应，只能反复强调不会与美军为敌。
即便是德田，也在大会上对和平革命论感到不安，试图限制和平革命论的高度：
「由于社会形势之中，存在着这种以和平、民主的方法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采取这种方法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这并不是要否定有组织的斗争。……和平、民主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削弱斗争力量，否定我们的斗争力量，也不意味着仅仅通过议会的方法把议员们召集起来聊天，就可以实现革命。我们的议会方法论，当然一步也不会脱离革命的议会主义。」
1946年的日共，就此奠定了自己野坂理论、德田流战术的双头革命路线。和革命路线一定奠定的，是比路线还多一个头的「三头政治」体制：德田、野坂、志贺三人主持日共。如果说野坂负责理论，那么被大会选为书记长的德田则一手主持党务。
当年4月10日的众议院大选中，日共获得213万票，得到了五名众议院议员。另一方面，由于社共相争不可避免，野坂回国以来的人民战线终于陷入分裂，进步势力大联合的运动走向流产。
德田的朝日，在党内升起
德田是一个「感情先于理性、行动先于思考」的人，不但在群众运动上的执行力非常强，似乎也相信一切为了运动，工农运动就可以通向革命。可能是为了与运动主义建党方法论所适应，德田设计的日共结构也比较畸形。首先，日共的入党条件非常宽松，甚至不需要入党推荐人。1946年3月的『赤旗』说：「入党的话，向大家所住地的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递交入党申请书就可以了。邮寄也可以。地方委员会的邮政地址在『赤旗』第18期刊载了。……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党员就是发挥自己才能、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办法。」
其次，日共长期存在党组、党部二元对立的现象，仿佛是分裂的两个组织粘合到一起一样。1945年12月的日共四大，「群众团体中有超过三个党员，就可以组成党组。」换言之，群众组织里的所有党员都要加入党组。而且，所有群众组织里的每一层（中央、地方、府县、地区）都有自己的党组指导部，而每一层的党组指导部，又都从属于那一层的党部，比如某某工会的关西地区党组指导部，就从属于日共关西地方委员会。这样一来，德田中央在由上而下地领导时，就出现了正规组织一条线，群众组织里的党组又是一条线。德田是这么说的：
「党的机关必须有着两条线：一条是中委会、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党支部，一条是从党组的中𥒞，到地方、地区、支部。」
德田之所以这么搞，首先是他要通过「组活」来领导群众组织里的党组，而且他也将领导各种群众组织作为党活动的最重要部分。为了领导——或者说控制——群众组织，德田有意阻止群众组织内部成立中央集权制，让他们保持分权松散的状态，而通过中央集权的党组来操控他们。对于德田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做到这样的水平：主要他一声令下，就连最底层的群众组织也如臂指使。结果这样一来，不仅「组活」在中央膨胀，党组也在下面膨胀，普通的党支部融化到群众组织的党组里面，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党组支配群众组织的现象。就拿工会来说，工会执行机构中的党小组经常越过党支部，直接同党本部联系，让该地区的支部形同虚设。
早在1946年5月，德田球一就不得不承认：「假如无视群众组织的性质，也就是其规章的范围，将其与党支部混为一体，将党全部的活动都由党组来执行的话，这样反而是有害的，会导致党组脱离群众，变成小宗派。现在，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都可以在党组的活动中看到这样的倾向，而（这样的倾向）会产生令人大吃一惊的弊害。」这样的问题不断发酵，之后终于在产别问题上造成了灾难。
更大的弊病，是德田的领导体制。为了适应大力工农运动的局面，德田大力发掘战后涌现出的群众运动家、鼓动家，并将他们吸纳为自己的亲信，大力提拔为中央的要害位置上。这些人的典型就是伊藤律、椎野悦朗、志田重男的三幻神。在五大上，战前名不见经传的伊藤律、长谷川浩、春日正一、冈田文吉纷纷成为中委，而他们都作为德田亲信，被德田委以党务的重任，而伊藤律权位极重。日共最重要的正治局、书记局之中，正治局六人中四人是德田帮，书记局全员五人都是德田帮的成员，作为异己分子的宫本与袴田则被赶出书记局。
举个例子，「组活」恐怕是日共最重要的机关之一，而伊藤律说，「组活」的「责任人虽然是德田，但实际业务是由[长谷川]浩日常负责，我[伊藤律]协助。」
德田独断专行、刚愎自任，而德田帮的成员也独断专行、刚愎自任地垄断党务，垄断组织的话事权。由于德田帮大多是战后崛起的新人，这样一来，就造成党内老干部的巨大不满，特别是伊藤律的转向疑云，让他们质疑德田帮都是一群成分可疑的人。
袴田里见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抱怨道，伊藤律与志田重男来见德田时，都要带两瓶威士忌给德田，攻击德田帮的这些人都是不计代价向上爬的野心家：
「书记局除伊藤外，还有志贺、野坂等人。志贺摆出一副德田发言人的架势，野坂处处迎合德田。实际上党的实权操在德田、伊藤、长谷川和德田女婿西泽隆二手里。可以说是『德田家族』。德田起初似乎把我看作他的『部下』，所以当我顶撞他时，他就发脾气说：『你别翘尾巴！』……他对我越来越凶了，仿佛我的所作所为是在反抗『长辈』。……同一时期，宫本显治也和德田关系不佳。宫本虽然担任『前卫』的编辑负责人，也在文化方面有所活动，但处于默默无闻，寄人篱下的状态。」
德田为人爹味很重，喜欢乾纲独断，这也是他后来被人指控的「父权制领导方式」的来源。
不管如何，战后的日共就在这种路线、组织、活动方式内外的重重危机中扬帆起航了。复活的日共如同一叶扁舟，试图在高涨的群众斗争中「争做弄潮游」，然而它的船身内外早已布满漏水的裂痕。
二、「革命烤串论」的悲剧（1947～1950年）
所谓的「革命烤串论」，也就是「串刺し論」，是一种讽刺的比喻法。它所想要讽刺的，就是德田、野坂指挥下的日共不敢与美国占领军发生直接冲突，只想着通过打击美军支持的反动政府——有时连中𥒞政府都不敢打击，只敢打击地方政府——以此，曲折地与美国占领军作斗争。
一言以蔽之：战后五年是日本无产阶级最接近革命的时代，然而为此革命党就必须做好或多或少地与美军公然兵戎相见的准备，此时的日共却别说反美武装暴动，就连公开与美军作斗争都不愿意。
对于日共来说，似乎既然美军不是要完全将自己逐出合法空间；相反美军看似不是彻底拒绝左翼政府，自己并不是没有上台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每一个革命高涨的时机，都会被他们判定为「武装自己是为时尚早」。然而，暴力革命的最好时机，却也就在这种和平革命的幻觉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陷入崩溃的「波茨坦工会」
随着美国占领军奖励工会的改革措施，日本列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会激流，而这些工会也因『波茨坦公告』，被称为「波茨坦工会」。1945年12月，工会会员不过38万人，到第二年6月便增到375万人，半年之间激增9倍。按工人总数931万人来计算，组织率由4.4.%激增到40.4%。
这种工会化的狂潮，也只是群众革命化的表现而已。从1945年末开始，日本的工人、农民、市民就为自己的生存权和民主权益而展开了猛烈的斗争，新旧共○主义者无不活跃在群众斗争的最先锋。战前一度成为日共党员的工人领袖们在战时蛰伏已久，他们纷纷组建工会，展开经济斗争。
工人斗争不仅迅速扩大，而且迅速地激进化。短短几个月之间，斗争形势就经1945年10月「第一次读卖争议」的刺激，公然发展为各地夺取企业管理权的生产管理斗争。1945年秋开始的两年之间，罢工高歌猛进，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的8、9月有国铁工会和海员工会的大型斗争，10月有电产工会、煤矿工会与报业工会的大型斗争。几百万工人进行激烈斗争，一起罢工、一起要求建立人民政府，这是日本史无前例，以后也不再有的革命图景，可以说日本工人阶级来到了历史性的时刻。
在这背后，除了群众的自发斗争高潮以外，还有日共工会战术在起作用。战后的日共党员们常常利用午餐休息时间来到工厂食堂，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讲、号召建立工会，而他们都受到工人热烈欢迎。通过集中各地工厂代表会议的方式，他们顺利地让日共党员控制了大量工会执行机构。这些工会内的党组受到德田中央直接指挥，总是站在工人行动的最先锋，很多时候还故意拽着工人走，不断地煽动他们进行剧烈的斗争，激发群众去搞政治大罢工——因为日共全会也说：「政治斗争就是大罢工」。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8月19日，拥有42％有组织工人、163万会员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产别）终于诞生。其实，早在当年春天的日共五大上，德田就否决了神山与党工会部的全国统一工会方针，决议成立对抗右派的左翼工会，为「产别」的成立埋下了伏笔。
这个由21个单一产业工会构成的巨无霸左翼工会，是日共的赤色工会。1947年末时，「产别」的19名干事之中有13名党员，49名执行委员中有30多名党员。就在「产别」成立的十一天前，右派也成立了分庭抗礼的「总同盟」，但仅有86万人——此时的美军不喜欢右翼工会。此前，总同盟左派的高野实，与作为日共代表的长谷川浩也曾经就建立全国统一工人组织而举行谈判，但计划终于因为左右两派的积年对抗与相互不信任而流产。
德田球一在领导工运时，经常被人指出，他似乎极其相信罢工对促进工人革命化的作用，也将罢工作为工运的几乎唯一目的，特别是将罢工作为打倒现任政府、建立左翼政府的最重要手段。作为日共党员、同时也是「产别」事务局次长的细谷松太，当时也明确表示：「工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明显是政治斗争了，必须打倒吉田反动内阁。」进入1946年11月下旬，日共一方成立了「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总同盟左派也提议一起进行倒阁运动。工人激进化的波涛高涨，而领着工人走的日共领袖比他们更激进，就这样，事态一步步向着打倒吉田内阁的全国同时大罢工前进。这场罢工，就是后来所说的「二一大罢工」。
1947年1月18日，全官公厅共斗委员会（共斗）发表总罢工宣言，决定从2月1日开始实施无限期罢工。在此之前的1月15日，包括产别、共斗，乃至于一向反汞的总同盟在内的「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全斗）宣告成立，于是民营企业的工会也开始预备投入到这次空前绝后的罢工之中。罢工一旦发动，所有交通停顿，电报电话关闭，学校、邮局、市町村全部关门……这是600多万日本工人——几乎是有组织工人的全部——在沸腾的氛围中，被左转的旋流推向最接近革命的一刻。
当时日共已经沉醉在自己马上可以上台的喜悦之中，据说甚至拟定了一份内阁名单：社会党的松本治一郎担任首相，野坂参三担任外务大臣，德田球一担任内务大臣，伊藤律担任农林大臣。大桥秀雄在『一个警官的回忆』中，如此叙述当时的场景：
「警察中也有很多人相信共产革命必然到来，就连署长级的干部也会迎合日共。所以像我这样有特高经历而免于公职追放的人，简直就像战犯一样，不但被告诫不要再佩戴因佐尔格事件的功绩而被内务大臣授予的功勋章，而我因功绩而获得的特权也全部被剥夺。
在署长级集会时，也有公开赞扬共主义的人，日共或第三国人（注：中国、韩国人）会通过施压，强迫警方释放、或者劫走被逮捕的嫌疑犯。甚至有人从警视厅的拘留所堂而皇之地逃了出来。
在第一线的警署那里，因为署长会被日共或第三国的人批斗，所以警视厅下令将署长室搬到二楼，在建筑物的窗户上围上铁丝网，在围墙上栽满玻璃碎片和钉子，通过守城战术防止外部人员侵入。形势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二一』大罢工得以实行，民主政权得以建立，那么警察就会向革命政权投降，或者垮台。」
毫无疑问，1947年1月就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然而，美国占领军果不其然地，还是在1月22日要求他们终止罢工。社会党、总同盟属下的100多万工人随即退出，而日共掌握下的产别依然试图继续：这不是因为产别已经做好了被镇压也要革命到底的觉悟，而是因为日共领导人到1月29日，还在嘴硬。野坂坚信：「盟军总部不能发表正式的罢工命令，科恩和麦克阿瑟只能威吓而已」，长谷川浩直接断言：「占领军绝对不会伸手镇压大罢工」，只有日警会镇压罢工。据说，这是因为德田从占领军「要人」处，得知：「GHQ还没决定是禁止罢工，还是保持沉默。」
除此以外，德田本人对二一大罢工的认识也相当玄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幼稚。曾作为日共东大党支部成员的渡边恒雄回忆说，他曾听到日共领导人发表演讲时，公然宣称全国大停电就可以通向革命。时任中劳委第一部长的贺来岁二郎也回忆道：
就在产别下属的工会相继决议「断然进行罢工」的1月30日，当天晚上10点，德田或许是意识到占领军一定会出手镇压大罢工，他还是屈服了。第二天午后2点半，盟军总部正式下令终止罢工。日共大员也相继前往各大左翼工会，下令结束罢工。同一天晚上，罢工领袖伊井弥四郎终于在德田球一的指示下，含泪播放了「终止罢工」的广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退一步，进两步」。他是如此回忆的：
我虽然最终服从了麦卡特的要求，答应来电台广播，但我到了广播局后，心中仍未平静。我想：“事到如今，不得不广播中止罢工了。”另一方面，我又在心中问自己：“虽说这是占领军的绝对命令，但对数百万工人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能跟工人们商量，而且作为党员的我也没有同党研究，就答应广播中止罢工，这不是不正确吗？”我觉得好像有人在什么地方低声对我说：“麦克阿瑟的禁止令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应当鼓起勇气敢于拒绝，诉诸罢工行动。”我的头脑混乱极了，实在无法恢复冷静了。在狭长的走廊里，我被人领着，茫然向播音室走去。在一个拐弯处，德田球一突然出现了，吓了我一跳。他把嘴贴到我的耳边，小声而急促地说：“知道了吗，是要播放中止罢工。”他好像要向没有作答的我再次叮嘱“知道了吗”，就神出鬼没地消失了。这时，我也从胡思乱想之中清醒过来。
根据日共内部的回忆，德田当时是如此判断的：「（工会）不分裂的话，即使是敌人打炮弹也能罢工，如果分裂，我们就会血本无归。要退的话，为了不在混乱之中，中了敌人的激将计，应该果断地停止罢工。」然而，终止罢工的冲击是巨大的。
当时担任斗争委员、控制国铁青年行动队的国铁统制部长铃木胜男，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这样说道。
「国铁的委员长是加藤阅夫，副委员长是铃木市藏。我听说妨碍『二一』大罢工的暴力分子会涌过来，于是组织行动队进行防卫，但参加会议时，明明即将播放伊井弥四郎停止罢工的广播，气氛却很奇怪。『是停止斗争，还是怎么办？』我主张：『不能接受停止罢工』，但当时党内已经确定了『二·一』大罢工的方针，党的指导部就在在运输省的地下室。当时德田球一正坐在那里。他们根据党的方针，为平息『二一罢工』而召开国铁中委会，而我也被叫进了会议。我主张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停止罢工的主张），我们不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会被美军镇压吗？哪怕伊井弥四郎会被杀，也不应该就此结束斗争。』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认为国铁中委会的九成都是党员。去年反对8万人被解雇的时候，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也背叛了我们，或者说是想要妥协。……于是，我……对当时担任议长的铃木市藏冷嘲冷讽道：『又要背叛我们了吗？』然而，在表决中，国铁以18比1的票数，决定中止罢工。我实在难以接受，但实际上已经开始罢工的电车区工会成员却来抗议说：『事到如今，停止罢工是什么意思？』当我说以18比1的票数决定中止时，对方又说：『谁投了反对的一票』。他们知道那是我时，我才没有被他们批斗。」
就像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革命的时机很多时候就差那么一口气撑着。革命党一旦错过了那么一口气，让无比宝贵的革命时机白白丧失，一直以来支撑着革命阵营的气势本身就会崩溃，革命战线也会后退，以至于顿然瓦解。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盟军总部是否真的能在2月1日断然流血镇压大罢工，只知道日共确实在这场日共与日美统治阶级的生死决斗中先退了一步，从此不断地向后退却。日本最接近革命的一瞬间，就这样消失了。
「二·一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加强了自己的进攻势头，产别也人心涣散。在1947年4月的众议院大选、参议院选举前，德田球一放下豪言壮语，要让日共当选50名议员，最后只当选了四人，就连志贺义雄也落选了。拥有160万会员的产别，居然没能让铁定当选的产别议长听涛克巳成为议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尽管日共三令五申，产别的工人们还是投给了社会党，让社会党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以至于顺利成立社会党政府。与日共保持共斗关系的社会党左派，也在5月14日为了社会党大局，宣布与日共断绝关系。日共陷入孤立之中。
1947年5月，号称东京最大工厂党部的「三菱小丸子工厂」爆发了日共支部长亲自带队，几十名党员集体脱党的事件。与此同时，产别的新闻产业工会也爆发内乱，『每日新闻』、『朝日新闻』、NHK、『中部日本』等新闻工会相继脱离产别。与此同时，印刷出版工会、化工工会、煤矿工会、邮政工会等工会，也爆发了工会会员——其中很多人都是日共党员——批判产别方针的热潮。印刷出版工会的干事长松本慎一（老日共党员）提出「产别必须认真地自我批评，工会民主主义很重要」，产别会议的执行委员龟田东伍（新日共党员）也提出「无论谁来看，产别会议都是采取罢工主义。只靠罢工，工会是无法支撑下来，也无法发展的。」
这是因为，德田中央对「产别」的错误领导方式早已在「产别」内部造成了很大的不满，待二一大罢工失败后，这些矛盾就一起爆发出来。正如袴田里见所说，这一时期的日共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直接搬进工会组织并发号施令，不待工人自己做出决定，就将党的方针强加于工会；罢工很多时候不是工人自发罢工，而是根据德田等人的判断而强行煽动、发动的。很多时候，大量的基层党员和积极分子因此被开除、起诉和吃官司。这样一来，工人原本已经高涨的革命积极性就遭到了扭曲。
日共直接领导工会的参谋本部，每星期三在代代木本部举行的「星期三会」，参与者包括德田帮的一群大学精英、产别中枢的党组、各大工会的领导人，而这个会议也常常把正治局、书记局撇在一边，只有德田、伊藤、长谷川和二、三名「组活」成员出席会议。因此，德田等人在设计罢工、并由上而下地使工会执行罢工计划时，常常把工厂的情况，工人群众的意愿置诸脑后，甚至连基层工厂党组的党员意见也不考虑在内。另一方面，假如工会执行部内的党员不够，日共就通过青年行动队和斗争委员会来向执行部施压，逼工会跟着自己走。
如此一来，各种各样的弊害就爆发出来：偏重罢工，忽视日常斗争；德田帮在工会搞小团体专制统治，产别内部没有工人由下而上的民主，导致工会机关脱离群众……本来，这一切在工会因德田的罢工方针而高歌猛进时，还可以被胜利遮掩下来，但当德田中央强行发动罢工，又强行结束罢工时，日共长久以来的工人堡垒也要轰然倒塌了。
形形色色的矛盾，最终导致产别的工会领袖、日共党组成员以「自我批评」为尖锐问题点，在1947年夏天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自我批评运动。此时，就连德田派的土桥一吉，都对这场运动表示赞同。然而，由于三户信人等战前以来的日共系工会干部早就具有相当的工团主义倾向，试图建立独立于日共的全国统一工会，这场运动的目标又逐渐向产别民主化、脱离德田帮统治靠拢。对此德田担心自我批评的外部政治观感，拒绝让「产别」做出自我批评，想方设法压下了这场运动。这样一来，包括产别党组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日共完全失望。
在三户等人看来：「代代木的家伙们算什么，他们懂工人运动吗？」产别内部的非日共系委员、产别书记局的党组，再次与德田中央爆发了激烈的对立。在GHQ与反汞势力的阴谋资助下，以细谷松太为首的一群日共工会干部最终在1947年12月与德田中央决裂，隔年二月决定自行建立独立于工会、政党、资本的统一工会，这就是「产别民主化运动」。由此，归属于产别的各大左翼工会相继脱离产别，日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基础。①
就在几乎同一时间，日共的农民基础也严重萎缩。随着GHQ的土地改革逐渐实行，战前以来的农村矛盾——垂死挣扎的地主阶级，与以富农为首的新农村中坚阶层争夺农村主导权——终于结束，日本农村自大正以来历时二十余年，然后完成了农村社会的重组：以垄断资本主义为顶点，以新中农名望家为统治中坚的战后农村社会诞生了。最终成为自民党战略伙伴的「农协」，就是这个社会的体现。
这样一来，过去中农领导、佃农景从的农会运动也就失去了方向，日益衰退萎靡。不过与此同时，德田与伊藤律等人却死抱着『1932年纲领』不放，相信土地改革以后的日本农村依然是地主统治，依然保持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依然要「深夜外逃」。这种滞后的认识自然造成了日共势力的滞后，1948年「日农」第二次分裂，跟「产别民主化运动」一样追求自主性的人们成为了日农「同盟派」，日共则维持在日农「统一派」之中。
以1948年为分界线，日共在群众斗争战线上的民众组织相继崩溃，日共就此将群众运动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社会党。
拒绝反美的革命党
1945～1946年的日共，曾经是美军刺激日本社会推进改革的工具。然而随着美苏冷战激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具体到日本，是美国一方面通过新上台的社会党政府加速完成最后的民主化改革（教育基本法、劳动基准法、禁止垄断法、地方自治法，内务省与司法省解体等），另一方面强化反汞措施（逐步扩大罢工禁制、公布国家公务员法等）。日共既然将美军改革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应该也知道改革的结果，是一个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美国主子）当家做主的社会，然而日共却表现得好像改革结果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样。
二一大罢工惨败以后，日共依然假装自己的「美军占领下和平革命论」是可行的。他们宣布「（GHQ）只是通知总罢工应该停止，并没有限制为实现合法目的而起之行动的自由」，试图说服大家，社会主义合法斗争依然是可行的。
为了应对二一大罢工失败以后，政治路线上的危机，日共在1947年5～6月召开了「第四次中委会全会」。在会议上，野坂对「和平革命论」略作修改，把「和平革命」一词改为「革命的和平发展」：即，和平革命并非具有战略意义，而是「限于战术意义」。比起在这次会议上直接主张和平革命是一种革命方式的神山茂夫，野坂参三确实算是日共中道了，但他依然一口咬死，绝对可以和平地实现革命。1947年7月的『赤旗』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关于战略战术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今在占领军的统治之下，能否革命。能革命吗？可以革命的。」
上述的「第四次中委会全会」上，野坂参三更大胆地说：
「社会上有人恶意宣传党至今仍在推行暴力革命方针……日共与议会外的大众活动相结合，由此通过议会，以民主的方式掌握政权，建立民主人民政权，从而完成民主革命的完成，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野坂做出的「这一系列报告，正治局和中委会都毫无异议地批准了。」
这一时期日共的书记局三令五申，要求党员一定不要与美军发生冲突。这些不断发出的指示，恰恰极其完美地体现了日共当时的行动思路：
「最近，前卫同盟及其他反动势力为了使我党和联合军对立起来，正在不断策划激将计。……应充分注意……不要攻击盟军的各项政策……关于国际问题，日本从目前所处的立场出发，是极为微妙的，不要加以处理……把一切问题集中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上……」（1947年3月6日）
「全体党员必须特别注意国际问题的解说……特别是候选人没有必要讲解敏感的国际问题……重点放在批判、指责日本政府的政策。」（1948年12月16日）
查看当时日共选举宣传委员会使用的「宣传要点」，可以发现在「敌人的谣言」一项中，有「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命，人民协议还是双重政权」的语句。
日共在1947年12月召开的「六大」，也是继续围绕着政治路线的精巧调整而展开。此时党员数目已达10万的日共，却在路线上越形艰狭。
在这次大会上，日共宣布现在是「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与此同时，德田、野坂为了应对美苏冷战越发表面化的现状，也有意强调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不同国家独立运动之间的矛盾，并在书记长的『一般报告』中表示：
「党现在最重大的任务……是拥护本国主权，使其保持完全独立，在此基础下确立国际和平……要将完全实行波茨坦公告，放到行动纲领的最前面……」
与之并行的是，日共也放弃了「与解放军共同斗争」的说法，但没有明确表示，要与美军展开反帝斗争、民族独立斗争。德田、野坂在日共六大上奠定的新理论，一分一毫都没有突破和平革命论，反而给人一种感觉：只要完全实行波茨坦公告、和平地（？）建立人民政府，日本就会自动地从美国占领军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对此，中西功正确地指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结束，权力已经转移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日本现在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像德田、野坂一样继续团结「进步的民族资本家」。野坂将中西理论作为他批判的重点，反驳说：
「如果采取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话，敌人就不仅仅是封建势力和垄断资本，还会把各种资本主义势力团结在一起，导致我们的敌人大量增加。我们的盟友只有工人和贫农了。（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会陷入分裂，富农和中农退出我们的阵营或保持中立。另外，一部分中小企业家、产业资本家也会从我们的阵营中脱离出来，成为我们的敌人。」
中西也对此反驳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导致中间阶层脱离阵营，是人民战线战术之前的古老想法；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团结大多数中间阶层才是日共民主战线的意义。尽管如此，中西功的建议还是被日共领导层所直接无视。
德田中央为了应对危机，首先干了一件事：强化自己的绝对领导。中委会增加到25人，统制委员会增加到9人，正治局9人中的7人是德田帮成员（徳田、野坂、志田、伊藤、绀野与次郎、长谷川、金天海），书记局五人中的四人是德田帮（德田、野坂、长谷川、伊藤）。「伊藤律系统的进军是压倒性的」——作为德田左右手的伊藤、长谷川都同时成为两局成员，特别是伊藤律还兼任农民部长与『赤旗』主编。袴田里见与春日庄次郎失去了正治局的位置；志贺也不如以前那么威风，实际上从三头政治上掉了下来，实现了德田一尊化。
到六大为止，德田帮的权势达到了压倒性的地位，反对「野坂理论、德田流战术」的神山等人日益孤立，而德田的几个亲信则将党的大权控制在手中。由此，德田帮主导的官僚主义、盲从主义、事大主义愈演愈烈，党内民主日渐消失。1947年夏天大阪地方会议改选了一批党干部时，德田却宣布选举无效，自己重新任命了一批人。他是这么认定的：
「工会的民主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党作为阶级的先锋与司令部，党内民主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如果将党与工会混为一谈，让所有干部都由下面普选出来的话，党就会被事前做好选举运动的野心家腐化，变成像社会党一样的乌合之众。」
当时的日共党员，大概很难想象，六大将会是十年内的最后一次大会，下一次大会要等到11年之后的1958年方能召开；另一方面，1947年开始，日共开始从罢工第一主义，转向「地域人民斗争」与「民主民族战线」两大战术。
所谓的「地域人民斗争」，就是日共转移进攻重点，从1947年前重点炮轰内阁与中𥒞政府，到47年以后注重抢占基层政府（町村一级），号称是从权力的末端破坏权力，由下而上地建立民主政府。我们的确不能因此就说日共不与东京政府、美军作斗争了②，事实上在1948年日共指挥的工运中，也有工人直接与美军发生冲突的例子（东宝争议、「全递」三月斗争等），但总体来说，德田、野坂还是极力回避公开反美斗争的。
而所谓的「民主民族战线」，则可以理解成又一次日共发起的统一战线运动，只不过这次的主题是民族独立、和平民主、反对美军长期占领日本，而日共希望统战的对象也还是日本社会党。
另一方面，这也是日共一种曲折的反美斗争表达方式。1948年8月，日共的「第十二次中委会全会」确认了「全面媾和」的目标，与日共认为的「公正的媾和条件」。从这些条件来看，日共的民族战线不失为革新民族主义的先声：「完全恢复主权」、「将民族上与历史上属于日本的岛屿归还给日本」、「（外国）军队完全撤出日本领土，反对日本的军事基地化」、「阻止产业军事化，而赔偿应不至于妨碍自力重建与和平产业」、「参加联合国」……然而，日共尽管已经在反美斗争的道路又进了一步，却还是不肯承认日本殖民地化的危险来自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却声称这样的危险来自于国内反动势力的买办政策；因此，民族独立的斗争不是对抗占领军，而是对抗这种国内买办政策。
多重暗斗的总爆发
正如某些读者或许已然猜到的一样，在日共一点点隐秘地转向反美的背后，有着德田的努力。
德田从一开始就不信任野坂——他曾与身边人多次说过，野坂右倾，需要他亲自看管。亲美确实是德田开的坏头，但他从来没有真心放下过对美国的警惕。在建党初期谄媚美国的问题上，正如德田的女婿西泽隆二所说的一样：「一个（狱中）十八年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的人，在判断国际形势上稍有失误之时，又有谁有资格来责备他呢？」
在化作废墟的日本之中，德田中央早已在筹划建立日共的武装组织。1945年11月16日，日共中委会就「自卫组织一事」作了如下报告。「不单独组织自卫组织，而应与党务并行，在组织中穿插（自卫）组织」。同月24日，在该会上又提到了「自卫团」，其报告如下：「（自卫队）隶属地方委员会，目前不考虑特别行动队，不持有武器」。会议记录上还有「党的活动是合法和非法的结合」、「非法保管党员名册复印件」等字句。
根据伊藤律的说法，德田早在1946年2月的日共五大上，就「从根本上批判了野坂的理论。」德田批判的重点，是野坂的「受人爱戴的共○党」：
「『受人爱戴的共○党』论……是『什么都按照顾客的喜好去做』，就会陷入讨好群众的倾向。长此以往，党的战斗性就会丧失，队伍就会腐化。」
面对野坂的「和平革命论」，德田针锋相对地主张「以和平民主主义的方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斗争对手，「我们要以组织的重量，不断地压倒他们……只有拥有这种斗争力量」，革命才能成功。这种「斗争力量遭到否定，而只是单纯地用议会的方法把议员召集起来聊天」的方式是无法完成革命的。
德田的这种看法根植于他的「群众运动主义」。事实上，根据德田亲信长谷川浩的回忆，在野坂式的——不触及天皇制的人民民主政府，成为日共的目标前，日共的政权目标曾经是这样的：根据德田的构想，工人有工人委员会，农民有农村委员会，城市有争取粮食的市民委员会，三个委员会构成人民协议会，实现人民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个路线，当时也被称为「苏维埃方式」。
四大结束后，德田在对党内宣传队做演讲时，依然强调：「最后，在选举斗争的同时，必须计划发动群众，工厂和农村一旦发生问题，就立即出动，发动群众性斗争，使之发展成大型政治斗争。在此期间要宣传这次选举斗争的重要意义，但不能将其直接转化为争取投票的运动。因为这样一来，党的所有运动都有可能被误解为争取投票的运动。」
1946年7～8月之间，德田球一在GHQ的书报审查政策之下——我们都知道，这种审查比战前特高还严——依然坚持在『赤旗』上加强反美色彩，比如强调吉田内阁「要让日本化作外国的基本材料市场」，通过「半殖民地」、「奴隶化」的字句来暗示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对此，野坂立即警告道，这样可能导致占领军的镇压，应该不这么做。
在1947年10月的「第六次中委会全会」上，德田发表了暗里藏针的『一般报告』。他批判不具备实际行动的战略战术论、议会主义的和平革命论、民主战线论，本质上是屈服于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列主义完全无缘」。然而，『一般报告』要发表到『赤旗』上时，却因GHQ审查而被全文删除。
进入1947年12月的「六大」，德田的秘密反美行动达到了一个顶峰。大会前夕，他向志贺指示道：不要让和平革命论在大会上得到明确承认，「不要让论战从『分析美军占领日本』，转移到『和平革命论』的方向」。在大会上，虽然原则上延续了「和平革命论」，但德田有意提出「具体的行动纲领和战术方针」来应对新形势。具体来说，他强调「现在最为重大的任务……是拥护本国的主权，保持完全独立。」与此同时，野坂也不得不承认：
「不是说有一种新型革命叫和平革命，而是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它只是一种战术，客观主观条件变化了，它也会随之变化……」
德田之所以不在大会上通过反帝独立斗争的章程，继续采用「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依然是因为不想与占领军发生冲突。
就在表面上的「六大」之外，召开大会前一天的1947年12月20日，还有一次不为人知的「秘密会议」。伊藤律在将近四十年后，回忆道：
「正治局会议上，德田在大会前一天提议召开秘密代表会议。虽然野坂和宫本都保持沉默，但还是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通过了……这是我根据德田球一的指示秘密准备的。……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上，无论如何都有三四个公安，所以不能在大会上公开发表（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心），于是在大会的前一天，在党部后面的（食堂里）只召集了党代表中可以信赖的人。因为这是战斗性的会议当时，所以只召集了三分之一的人。……虽然记得志贺主持过会议，但是野坂和宫本好像都没有出席。」
在那次秘密会议上，德田似乎在极力鼓吹「无论如何都要让」一般群众「树立起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心」。即使在大会上「不能公开地说」，也要「巩固敌人是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与之响应的的组织体制，这是党组织的基础。要准备好从（支部）开始巩固思想和组织。」但是他说：「绝对不能犯极左错误。要慎重地巩固体制。要巩固体制就必须巩固思想。最重要的是要在工作岗位上建立能够承受任何镇压的支部。」他还补充说：「现在还没有起义的必要，是重新构建党组织的时候了。」
德田确实说到做到。1948年2月担任日共大阪市委组活部长的吉田四郎回忆道，「正式地建立（非法的警备体制）的，就是六大」。进入1949年3月，甚至有更具体的「志田构想」，要求对之前的相互分立、各自为主的日共机关进行彻底改革。
当时，志田重男从关西地方委员会，调任组织活动指导部部长。这份规模相当大的改组方案，是「中央从上面经由各级机关加以直接领导的大胆构想」，废除所有对策部，将党的基础组织（支部）整理为平原、山村、河海三个区域。他试图「实现他一流的独创性组织构想」，使党组织能够被「统一领导」。例如，除了「在平原的大企业、交通机关……『自卫』」之外，「在山村建立『山岳据点』以形成游击态势」，「在河海地区由海员、渔民组成组织」。在志田的构想中，「隐藏着编制『人民舰队』，『打造能够肩负革命的党』的意图」。后来在四全协（1952年2月）上发表的「军事方针」，也是根据这个方针来建设「山岳据点」，这个计划也被认为是「志田构想」的一部分。不过，由于当时负责农民、渔民的袴田里见表示反对，志田构想最终没有面世。
遗憾的是，根据日本学者加藤哲郎的研究，战后五年之间GHQ依然派了一大堆间谍入党，就连中委会秘密会议上的内容都被GHQ记录在案，有关野坂、德田的秘密档案多达几千条。很显然的是，这一时期的日共根本不是准备好革命的先锋队。
不过，除了德田与野坂之间的矛盾以外，还有德田与宫本之间的强烈矛盾。两人根本相性不合——如果说德田是热情如火的演说家，那么宫本就是冷酷如冰的理论家。宫本推崇理论，并因此而得到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支持，德田则厌恶这些论争，甚至连宫本的夫人宫本百合子都恨屋及乌，说：「她的小说，我读两三行就头痛。」另一方面，日共建党伊始，宫本就自认为战前最后的中委会代表，认定这个中委会依然存在，也应该以这个中委会为核心重建日共，结果惹得德田勃然大怒。
德田帮的高干大都有一些日共战前以来的恶习，比如在女性问题上生活糜烂。有一次伊藤律因为这个问题，被闹上正治局，要求处置伊藤律；德田对此再次勃然大怒，「一方面以政治局的名义指责统制委员会，另一方面对指出伊藤律丑闻的『赤旗』编辑局小野义彦等人加以处分，让他们停止上班。」
进入1949年，双方的对立达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特别是在「文化运动的形式、统一战线的问题、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这几个课题上，两人各持己见。当时，宫本已经被从党机关报『前卫』主编的位置上赶走，而青山敏夫（关东地方委员会文化部长）在『前卫』上就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反对意见。就在1949年的12月29日，日共代代木总部的食堂召开了「宫本、青山两篇论文的讨论会」，但「讨论会不能成为平等地讨论双方想法的讨论会，大家都抛开正题，就德田书记长和宫本显治之间的关系，仿佛成了竞争官僚主义的『谁来支配谁？』的舞台。」第二天日共召开了党员文化人会议，德田、伊藤、西泽等人在会议上对宫本显治进行了「批判」。「德田、西泽等人对[宫本]百合子的批判……极其尖锐」。
双方之间的政斗，甚至蔓延到日共的学生阵营上来。事实上，战后的日本学生本就是革命势力的沃土，堤清二曾说：
「直到昨天都还是军国主义辩护者、天皇制道德教育指导者的老师们，一夜之间变得好像一直都是『民主主义者』一样。这种丑陋让青年们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一定要创造自己生活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最能作为依靠的，就是破坏自相矛盾的『大人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
宫本重视知识分子与学生，与他们关系良好；德田却一门心思要搞工农革命运动，他的学生工作只是通过成立校内党部，动员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德田这种忽视学生运动的态度，导致左翼学生运动发展缓慢，一直到1948年9月18日，后来大名鼎鼎的「全国学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才在与宫本关系紧密的武井昭夫等人领导下成立。事实上，此后「全学联」也服膺于宫本的路线。
自然，「全学联」不会喜欢德田中央。1949年5月「全学联」二大召开时，「地区人民斗争」战术成为了众矢之的。「全学联」主张「地区人民斗争」有着「自治体社会主义的偏向」，「忽视了与中𥒞政府、美国占领军的斗争」。有「在日本这样中央集权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这是『错误的战术』」；也有这样的呼声：「我们要求中央『立即承认错误！』这是以东大为中心的全学联中央派多数人的批判。」学生中甚至有人极端地说：「宫本同志是党内唯一的理论家，德田球一的追随者都是毫无理论的罢工机器人，毒害着党。」
进入1949年，德田帮的统治似乎也显得摇摇欲坠。1948年7月，德田在佐贺演讲时，被右翼分子所袭击，因此负伤。以此为开端，党内开始认真探索起了「后德田时代」的布局。德田的亲女婿——西泽隆二在1949年2月说：「德球在佐贺差点被杀，身体虚弱了许多。接替德球的应该是宫本显治，他完全不懂群众运动。我觉得他和志田（重男）搭档是最好的。」的确，西泽也回忆道，德田和他在1949年论及下一任党领导人时，觉得宫本是最合适的；不久以后，志田就从关西调任中央，成为了「常驻中𥒞的正治局、书记局员」。另一方面，党内也进行了不如德田所愿的改组，「所谓『远离德田』的工会对策部复活了」，这种工会部的复活，无疑削弱了德田的「组活」专制。
正当德田-野坂体制风雨飘摇之时，日共却骑上了一匹奔向暮雨彼岸的快马。
崩坏前夜的「九月革命」
随着美国资产阶级对日本提出要求，吉田茂内阁埋葬了「经济安定本部」与「经济复兴五年计划」，转而拥抱了「道奇路线」。由于「道奇路线」的「超紧缩方针」，1949年的日本社会陷入名为「道奇恐慌」的经济动荡之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经济上的激烈混乱，自然让日本人再次联想起了革命。山田风太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美国）把日本绑着，用鞭子打日本的屁股，骂道：『快干、快干』。日本已经在贫困的极点奄奄一息。在经济上，日本走向共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在精神上，投靠与美国相反的共主义也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1948年末、1949年春的日共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东京花。随着社会党政府的施政陷入泥潭，社会党快速失去民心，而贪污丑闻又让社会党与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陷入崩溃，日共开始笑纳社会党崩溃时分的残骸。
伊藤律等人趁机发动「社共合并运动」，策动社会党人反水加入日共。1948年11月末，「日农」青森县联合会通过「社共合并决议」，策动社会党员大量入党；1949年1月的众议院选举前，日共又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党员入党（日共）运动。趁着社会党的下层机关与地方组织动摇之时，日共成功地吸纳了大泽久明、大塚英五郎（青森）、小原嘉（长野）、深泽義守（山梨）、山口武秀（茨城）、菊地重作（茨城）等一批社会党农运干部，带着自己的支持者集体入党。特别是山口、菊地带着1500人的「常东农会」入党，成为运动的高潮。
根据龟山幸三所说，伊藤还派秘密党员松本健二打入社会党——松本在担任社会党左派机构「五月会」的事务局长之后，又担任了劳动者农民党（同社会党左派政党）的事务局长，而松本只是日共打入社会党的无间道人士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日共是打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来吸纳社会党组织，这样一来留在社会党的大部分人就彻底与日共决裂了，并且「民族民主战线」的名声也坏掉了。
不管如何，在日共看来，1949年是他们最好的年份。在国外，东欧的赤色政权相继诞生，中国革命节节胜利。野坂参三宣布：
「毫无疑问，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霸权羁绊中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的独立国家，这对于邻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朝鲜则呈现出更为紧迫的局面。以金九被暗杀、美军从南朝鲜撤退等为契机，建立南北统一人民政府的气氛越发高涨。人们一般认为，这样的政权将在本年度内诞生。
如果整个朝鲜都遵循中国的先例，那么这对日本的影响将是极大的。日本这个岛国的三面，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资本主义和反动所包围，而是被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包围。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同样地冲刷着上海港、釜山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潮水，正向日本的岸边涌来。日本绝不会有阻止这些潮水的墙壁。」
在国内，『赤旗』描述的则是这样的一幅图景：「狂犬卖国奴」吉田茂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妖怪，要帮美国把日本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在卖国政府的压迫下，民族资本全部受到买办金融垄断资本的收割，已经奄奄一息，工人也落入贫困的深渊，在奴隶的境地中呻吟——只有日共才能拯救日本。
1949年1月23日的大选之中，社会党惨败，从111席跌落到48席；与此相对的是，日共一举夺得接近300万票（占全体票数的9.8％），较上次翻了三倍，获得史无前例的35名议员。特别是日共在东京、大阪、神奈川、京都、兵库等重要府县取得很大突破，甚至拿下了大阪5区的全部议席。显然，这是因为部分社会党选民投给了日共。
选举后两天，日共正治局就在『赤旗』上欣喜地宣布，自己的议席翻了九倍，「在这次议会选举中，人民给予我党重大的革命性期待，全党在此发誓将为此献出一切，奋斗到底。」
2月5～6日召开第十四届中委会全会时，日共还算是比较冷静的。德田在『一般报告』中正确地指出：
「在此次议会选举结果上，党内出现了陶醉于胜利的情绪，这实在令人遗憾。『可以蔑视社会党了！』……这样的心情表现得相当强烈。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正面对抗的敌人——保守反动势力，与上次相比，得票率增加了14％，议席增加了25％，明显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野坂却亢奋地强调，日共已经由此进入了「反政府斗争」的阶段：全球的资本主义体制都在快速崩溃，民主势力在东欧与中国收获了胜利。不但如此，日本统治阶级的堕落腐败一天天严重起来，日本人民的觉悟一天天高涨起来，「民主人民政权的问题已经是现实的问题了！」野坂强调：
「我党的国会新对策，应当成为反政府斗争的一环，特别是我们要强调建立民主人民政府这一点……社共联合也好，统一战线也好，都是建立民主人民政府这一目标的手段。我强调这一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鉴于目前国内外革命的客观、主观条件都日趋成熟的事实，深感这种行动的必要。」
进入2月9日，野坂再次如此发言：「政权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国会外的群众力量是基础，这一点没有变，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国会内的斗争在我们的夺取政权斗争，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之一。」结果，野坂的倾向战胜了德田的倾向，日共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
这一时期的日本政府开始终止大量流向经济界的补助金，反向地实行增加税收的超均衡预算，加速整顿民间企业。随着道奇恐慌越发深化，罢工此起彼伏。仅以4～5月为例，日共就目睹了这些罢工：
4月15日，东京金属工会举行反对修改劳动法规的24小时罢工；23日，日本电气宣布开除3600人；26日，印刷出版工会罢工；29日，冲电机发表开除42％人员的方案，工会全面拒绝；30日，内阁会议最终决定，定员法修正案开除26万7300人。
5月1日，劳动节；3日，全国掀起罢工浪潮；7日，通信产业组建防卫会议总会；9日，三井化学工会举行无限期罢工；11日，全矿开展北海道地区罢工；12日，东芝劳联举行反对修改劳动法规的罢工；14日，煤矿工会第三次48小时罢工；16日，国劳工会表示拒绝加班；25日，东京土建在东京都厅静坐；30日，为了阻止东京都议会通过公安条例，以东交（东京都交通工会）为首的众多劳动者涌向东京都政府，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桥本金二被杀（后来被称为五三零事件）。
『赤旗』的报面一天比一天地激进，有关工会的报道越发夸张。6月1日的『赤旗』兴奋地做此报道：
「东京都交通工会各支部对30日东京都政府的同僚遭到屠杀感到愤慨，以柳岛支部338人从31日上午10点半开始……拒绝业务命令，开始二十四小时罢工为首，目黑230名工人、广尾328名工人的各支部紧随其后。目黑支部自然进入瘫痪状态，到下午三点电车完全停止。各工会成员组成行动队，号召都劳联、田町电车区、东急、明电舍等各工会以实际行动展开战斗。广尾支部从上午9点开始召开职场大会进行协商，决议为了为桥本报仇，必须粉碎公安条例……
东交工会总部于31日上午10点召开执行委员会，讨论了阻止公安条例、追究政府责任等今后的措施，认为单独罢工会招致政府的镇压，因此下令立即罢工及怠工……在反对公安条例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屠杀东京工人事件立即提出革命抗议、进行罢工的立场，将革命统一的精神注入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心中，卷入了民同的群众、总同盟的群众。」
在日共看来，这就是工人阶级革命化的标志，自己的革命＝通过议会上台，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已经不远了。6月5日的『赤旗』高声呐喊道，现在已经是革命行动的时候了：「在革命的高潮期，以革命党的纲领来统一群众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现在的形势，正要求全党的机关去实行此事。像现在这种危机四处加深，从根本上震动群众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明确日共针对危机的具体、正确的纲领和战术。因而，我们就有必要对民同、劳农党、社会党下的群众施加压力。对此含糊不清、加以掩饰，或者放水妥协，只在最小抵抗线上工作，是决定性的错误。」③
这种异常的狂热来到6月18日～19日的「第十五次中委会全会」上，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在大会上，德田球一喊出了「九月革命」的口号：
「阶级的决战正在接近，工人的斗争表现出以革命为目标的政治性……人民的要求以非常的速度，从身边的日常斗争，发展为打倒吉田内阁、建立人民政府。我们主张必须在九月打倒民主自由党，就是基于这样的条件。」
野坂在6月19日的发言，更是让人仿佛以为1950年日本就赤化了：
「群众间也有疑问：那么，打倒吉田内阁后怎么办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此大胆明确地做出回答。即，打倒吉田内阁，我们就掌权了。我么么必须回答的是，这是一个由日共、劳农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以及工会、农民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人民政府。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
也有人对我们在美军占领下，能否建立这样的政府表示怀疑。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这样回答。
第一，日本的占领是被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如果出现和平的民主政府，占领军就会撤退。由此可见，外国的占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国际形势正在改变，民主势力日益强大。考虑到中国新政府加入对日管理以及联合国的可能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我们只要有群众的压倒性支持，就可以建立政府，同时也可以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举个例子，由于中国性新政府得到了群众压倒性的支持，最近的新闻显示，无论是英、澳、法、苏联各国，还是美国，都不得不承认新政府。这也适用于日本。」
大会随后的『前卫』37号上，『对政权的斗争与国会活动』一文也强调道：「日本的统治机构破产了，群众中的不满和斗争气焰高涨。有三百万人对日共投了票。人民对政权的斗争提上了日程。只有机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看不到这一事实，但他们总是会提出以下问题：日本现在处于美军占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建立人民政权吗？我们可以确信地回答说：『可以！』」
整个1949年夏天，日共都沉醉在革命将至的狂喜之中，不仅是党内，各大报刊都连日报道此事，日本政府似乎也神经过敏起来。就举一个小例子：当时刚刚成为东芝鹤见工厂工会委员长的寺崎茂，被党要求成为鹤见地区委员长——是当地的日共市委员长亲自请求他不搞工会，搞党务。对于这样可能会导致工会弱化的疑问，市委员长强硬地回答说：
「现在是革命的时候。现在不是工会与鹤见工厂裁员计划作斗争的时候了。如果鶴見工会无论如何都需要寺崎同志的话，在革命结束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寺崎多年后说：「那时候我真的相信九月能革命。我坚信着这一点。所以我以为革命斗争结束后，我还能回到鹤见工厂。」当时国劳（国铁工人工会）福岛支部的干部也说：「九月要革命。那样的话，我要再次回到国铁，将把我们赶跑的民同们打走！」『暴力革命论』的确在日本社会上蔓延开来。时人评论道，当时社会上的氛围是这样的：
因为日共提倡九月革命说，所以似乎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相信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即使不相信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不过分张扬，引起日共的反感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因为是日本战败以后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所以应该好好珍惜——但我总觉得这样很愚蠢。从各种情报来看，日共要在8月前后以官公、产别为中心，首先发动全国性的罢工，持续下去，导致社会不安、群众混乱，最后决定发动革命。而先前的国电工潮、广岛工潮等事件就是其预演，带有明显的暴力色彩。……
同年8月『文艺春秋』组织「盛夏权力斗争」的专题座谈会时，伊藤律也得意洋洋地说：「今年七月以来，『暴力革命』的童话又从各政党和报纸上大肆流传开来。从迄今为止的内阁垮台经验来看，这本身就是吉田内阁垮台的前兆。因京滨国电罢工而不知所措的吉田内阁及其发言人们，慌忙开始散布这个古老的童话故事。……只有吉田内阁的下台才能拯救这一危机。……吉田内阁已经无能为力了，再这样下去只会变成东条式的暴政，所以必须倒台了。现在大多数国民都真心反对吉田内阁。」
哲学家久野收当时去采访日共中委高仓辉，他也畅想道：「日共执政后，煤气和电也许会停了一个月左右。虽然这可能会引起混乱，但之后会比现在好多了。」不过，日共要人们只是畅谈革命，却甚至没有谈及革命以后要干什么，就连德田、野坂也没有在大会报告上说任何相关的东西。
根据GHQ后来的档案解密，他们当时甚至收到了一份所谓的「莫斯科指令」。当时，或许GHQ劳动科确实相信日共有这个夸张的计划：
1、在八月十五日到九月十五日之间，组织全国统一起义。
2、现在日共和敞篷车成功建立了联合支援关系。包括日共党员在内，大约有五十万人开始行动，敞篷车的组织者和朝鲜人的组织者已经秘密登陆日本。
3、用12、3万支手枪武装自己。通过收买海上保安厅的官员，可以更容易、可靠地获得更多的武器。
4、先在海岸线附近的城市开始行动。
5、用失业的自由劳动者，破坏发电站和铁路。
6、加强职安斗争。以涩谷职安斗争为例，两位领导人成功地让100名失业者采取了行动。
7、妨碍日本向朝鲜运送军事物资。④
然而，「九月革命论」在盛夏结束前就漏气了。作为「全学联」领导人一员的安东仁兵卫，回忆说：「我虽然放弃了1949年的暑假来进行斗争，但无论是总罢工还是九月革命，都不过是字面意思的画大饼罢了。」他「理所当然地，对中枢的领导与路线产生了怀疑。」同在学生组织的上田耕一郎（身在东大党支部）也向伊藤律诉说了自己的疑虑，但伊藤只是冷笑着说：「不与地区人民联系起来的罢工，就和醉汉一样，不脚踏实地，摇摇晃晃，很快就会向后倒退」，劝他们别搞罢工了。
政治家田邊忠男也在8月就看破了「九月革命论」的虚实：「尽管如此，九月革命论仍然是白日做梦。因为有两大障碍，使即将结束的罢工本身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处于被占领状态，右美军负责维持秩序。其次，为了贯彻他们的要求，即便拥有最有力组织的劳动者也……即使他们平时积攒了大量的争议基金，恐怕也无法支撑不了半个月。如果像我国的工会那样，借助于临时的同情捐款，那么罢工者马上就会陷入饥饿。」
野坂不得不在1949年9月的「第十六次中委会全会」上，紧急为自己挽尊：
那么，现在日本存在着革命的形势，也确实存在着走向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条件。例如，就经济方面来看。日本的资产阶级仅靠自己已经无以为继了……远东的形势也很有利。如果人民群众以强大的团结和斗争给他们当头一棒，日本的统治体制就会更加动摇和混乱，这就会影响到国际条件，革命危机就很有可能到来。不愿意看到这一事实——不仅否定这一事实，还认为世界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正在向着稳定方向发展的，是厌恶革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者。
例如，就今年夏天的斗争来看，如果没有吉田内阁的粗暴镇压政策和社会党、民同的无耻背叛，巨大的革命浪潮会以国铁斗争为契机高扬起来，再与国会内外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内阁瓦解。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我们可以预想到，即使我们不能立即建立以全国民主势力为基础的政府，也能推动建立这个政府的内外条件进一步发展。大家至少那时应该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竭尽全力地进行斗争。日共是按照这个方针前进的。我在十五届扩中委员会上的报告中，阐述这个问题时，大意也是这样的。
然而，现实远比野坂的美化更残酷。就在野坂等人沉醉于九月革命论时，虎视眈眈的美日资产阶级已经发动猛攻，逐步打垮了日共的工人战线。
这是因为，1949年同样是反葛明势力整装待发，开始痛击日共的一年。早在前一年的1月8日，美国陆军长官就宣布，要让日本成为远东的反汞防波提，当年7月麦克阿瑟令芦田内阁极具针对性地宣布禁止公务员罢工。1949年2月16日成立的第三次吉田内阁，根据GHQ的指示，颁布了『团体等规制令』，这部恶法宣布可以解散反抗占领军的团体。
GHQ与吉田内阁，在经济与政治上设定的战场，是『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之际，空前地解雇27万政府雇员，特别是建立「国铁」、解雇铁路工人近十万人。对于国铁工会（全员60万人）这个当时日本最出名的战斗性工人阶级堡垒来说，这不吝于裁掉自己20％的会员。日本学者指出：「整顿国铁职员，并非单纯出于独立核算制或定员法等经济上的理由，而是出于美军作战的强烈目的，绝不是日本方面的政治……造成的。在G2提出的强力作战计划中，整顿国铁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裁员计划，国铁工会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军在日本国内进行的秘密作战……GHQ的作战计划之一」，只是在当年四月的琴平大会上毅然宣布，要发动强烈斗争，为此不排除行使武力。国铁工会的这一斗争方针备受世人瞩目，尤其是他们的方针「立刻展开行使武力的斗争」，也让日本社会感到不安，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弥漫着不稳定的空气。但这种氛围却正是GHQ民间运输局的官员沙尼翁所欢迎的，因为「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引发某种什么冲击性事件的准备，而国铁工会的不稳定气氛正是他为之欣喜的背景。」
GHQ的G2一直在考虑：「急需改变日本的民主氛围……有必要在日本国民面前引发，或者创造使其畏惧红色的冲击性事件。」就在斗争一触即发之时，GHQ暗中策划的「国铁三大案」（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相继爆发，占领军当局成功地将杀人悬疑事件嫁祸到了国铁工会头上，使得他们在日本人民之中陷入孤立。作为阶级斗争天王山的国铁工会彻底败北了，日本政府几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顺利清退了一大批左翼工人。
另一方面，「九月革命论」没有在其他的左翼工会中引起振奋，反而造成了他们的惊讶、怀疑、疑惑、不安。就以上文的国铁工会（国劳）为例，在他们夏季召开热海中委会时，日共系的成员相继提出激进的方针，如铃木市藏说：「在现实中，如果没有对政府的斗争，我们就无法前进一步。……国内形势，就是革命已经正式地进入轨道之中。」
对此，社会党系的「民同」派成员纷纷提出各种反驳的异议，比如：「指望民自党的政策会自然地陷入僵局，这是过于乐观的观测。资本主义在解雇计划施行之前就会崩溃，是无法想象的。」也有人提出，工会不应该感情用事，提出打倒政府的暴力革命斗争，而应该专注解决自己的被裁员问题。
与此相比，日共系的反驳却显得相当苍白无力，比如铃木市藏只是一味地回答：「我们为什么不超越越过将我们拖进苦难困境的敌人，将其击垮，让社会变得更加光明呢？」菅原中委也只是说：
「如果进行反对解雇的斗争，公司就会倒闭。这种现象在各地都在发生。这是资本主义框架内斗争的悲剧。只有否定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才能防止我们被解雇。……我们并没有考虑过暴力革命。只是因为政府要镇压日共而已。因为我们否定暴行、暴动，所以才主张正确的罢工。」
这些话并没有能消解工会内部，对于「九月革命＝暴力革命」的怀疑。「九月革命论」已经导致工会内部就形势的判断、斗争的方向发生激烈的争论，乃至于从感情上的对立走向分裂，实际上产生了与日共预想相反的效果。然而，工会内部的对立和抗争一旦扩大，反而被日共认为是革命形势深化和发展了，所以才会有这种社民主义者的抵抗性机会主义现象。于是『赤旗』继续大谈：「形势在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吉田内阁濒临绝境」。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正当日共大谈「九月革命」之时，现实的工运阵地却在走向崩溃。1949年夏天到秋天之间，日本的工人运动相继败北。在「东芝职场斗争」这个「战后一贯的工会运动基地」，坚山利文等人在9月带走了三千多人成立新工会，原本的工会斗争随即无以为继。旧工会还想继续斗争，但最终只能在11月向公司投降。「全递」这个大型左翼工会反对解雇电通与邮政工人的斗争，也无法阻止日本政府顺利在8月末完成计划，开除2万6500名工人，只能默默地停下了斗争的呼声。
面对工运战线的惨状，日共提出的方针却显得相当脱离实际，只顾着大谈：「工人群众管理车间……使进步的民族资本（有这样的民族资本吗？）服从群众的要求，同垄断资本的集中生产政策作斗争。」甚至还不忘唱高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各地斗争，发展为打倒吉田内阁的政治斗争，与政府进行团体交涉，要求召开临时国会。」
『赤旗』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只是以大本营战报来振奋人心。6月9日的『赤旗』，头版头条刊登了『用武力拒绝镇压：国铁的斗争、神奈川的所有工会奋起』的大标题。根据这篇报道，在东神奈川列车区七日召开的工厂代表会议上，东芝鹤见工厂的代表这样说道：
「最近，我的工厂宣布不会支付专职人员的工资，有个车间的二十多名员工开始游行示威，后来人数增加到五百人、一千人、两千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的斗争，需要的是现在就要奋起的决心。」
然而，现实不过是三四名年轻的党员一边呼吁「支援东神奈川的国铁工人」，一边竖起红旗，在全厂巡回示威。甚至没有工人鼓掌欢迎他们，更别说有工人加入其中了。
产别会议的『劳动战线』在6月12日的头条上，也有题为『罢工浪潮不断扩大：先是鹤见，横滨线与京滨线全面停止运行』的报道：
「东芝的堀川町、柳町两个工会分会，与川崎地区劳联下属的各工会，一起参加了拒绝国铁神奈川列车员区分会新工作制度的斗争，并决定如果受到镇压，地区的所有工厂将以武力进行防御。东芝劳联下属的所有工会进入了随时进行罢工的体制。」
然而，现实是被评价为东芝劳联旗下最左翼的堀川町工厂工会，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处于分裂状态。对于解雇计划的事情，工人连一天的罢工都没能进行，大家在工厂宣布解雇的第二天就辞职了。领补偿金的队伍几乎包围了整个工厂。
所有工会的状况都大同小异，在大规模解雇的呼声面前，工会们即使表面上活动活跃，例如成立共同斗争会议或产业防卫会议，但内部的气氛却很沉闷。在这种氛围下，工会干部的焦躁感不言而喻。
现实是惨淡的。1948年当时，还拥有125万人、15个单一产业工会的「产别」，到1949年末只剩下76万人、12个单一产业工会。隔年受到「赤色清洗」所打击以后，更是一路走下坡路，到1951年居然就剩下五个单一产业工会，41000名工人。面对日本政府的镇压，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民拍手叫好——在大解雇计划完成的1949年10月，吉田内阁的支持率上升到战后最高的43％。面对九月革命全面崩溃的现实，德田中央不得不在1949年9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确认日共「要根植于群众」，承认德田、野坂的时局判断是错误的。
党内的情形更加严酷，德田帮的统治不可避免地激烈动摇起来。宫本与德田的对立彻底白热化，志贺开始批判德田中央，组建了自己的志贺派。面对德田中央的路线破产，党内的不信任波澜激烈起来，其中一大反映就是中西功在9月提出的万言书。
这份500多页的『中西功意见书』凝聚了中西功五年以来的批判心血，概括了日共重建五年以来的乱象。中西的批判重点，尤其放在官僚主义上：
「（党内官僚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极其令人忧虑的重大问题。……各级机关没有真正的选举；各级委员会只有名头，没有实际的机能；责任人与上级机关不负责任；缺乏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级说多少次『不搞官僚主义』都没用。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家）正在官僚主义地呼吁『反官僚主义』。说到各级机关有官僚主义，就将它作为『下级机关』的事情，不过是将（反官僚主义的要求）从上级传递到下级。问题必须更根本地解决。」
德田中央对于中西功万言书的回应，只有一句话：你的意见书太长了，缩到10页以内再交上来。
随后日共又在9月23日的国会议员会议、9月25日的本部会议上召开中西功意见书批判大会，在28日的第十七次紧急中委会会议上，由志贺做出结论『有关中西功同志的倾向』：
「中西被自己才是正确理论家的自恋所支配了……（中西功）是左倾机会主义……中西功同志不明白党内纪律与党内民主主义的关系。今后党要充分考虑到这点，好好指导中西同志。」
到1949年冬，日共内部的派阀斗争已经潜流暗涌，一发不可收拾。据参与『赤旗』编辑的内野壮儿说，「1949年秋冬，『赤旗』编辑局内部弥漫着批判中央的氛围……尤其是不信任伊藤律的领导」。伊藤的女性问题「在本部的细胞委员会上成为问题」，然而大家「想要谴责伊藤的事情被统制委员会知道了，于是统制委员西泽隆二把小野叫出来，宣布让他停止上班」。此后，在本部办公大楼工作的内野等7、8人「为了结成党内斗争集团，在吹田秀藏的家里举行新年宴会」。
新年宴会当天，正好就是『情报局评论』发表的日子。这篇文章即将震动所有日共党员，让一场空前绝后的党内斗争海啸粉碎日共的党组织。
①松谷松太在公开发表的笔记中控诉道：
「按照德田的想法，不同产业的工会产生全国统一联合体的话，对于日共来说是一种威胁。要问为什么的话
，是因为在美国、英国，共党不强大的原因就是工会势力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组织。产别成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话，产别自己就会产生政党的力量。这样的话，就不能任共党随心所欲了。倒不如说，工会的全国组织应该尽可能地松散。只要不同产业的单一工会强大就行了。这样的话，就可以随便摆布产别了。」
他也在1948年4月15日的『脱党宣言』中宣布：
「去年十二月，日共的统制委员会在三风寮召开了产别事务局的支部会议。来自党的野坂、长谷川、伊藤、白川、松本（统制委员），与产别中央的有力成员聚集在一起，从早争论到晚上。然而，我又能如何期望于这个完全把我作为被告的黑暗秘密审判呢？结果，『离开产别，到党的基本组织工作』这个正治局的决定，再次成为了多数决的判决。」
1948年3月11日的『赤旗』谴责道：
「所谓的细谷理论是一部分工会的机会主义的典型。是拒绝日共的正确工会政策时，不管个人意愿如何，都会流于细谷理论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与此同时，也是反汞的路线。」
但日共已经无力阻止工会阵营的分裂。
②不过，这也不等于日共无视与中𥒞政府之间的斗争，比如志贺义雄就在1947年6月5日指出：
「即使彻底实现了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只要中央政府由垄断资本、地主势力御用的政党、官僚支配，地方政府内部的改革就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一点我们要亲自让群众理解；我们也要让群众切身体会到将大量党员送进国会的必要性，同时组织和领导斗争，使地方性斗争发展为全国性斗争。」
③日共当时的时局判断是这样的（『赤旗』1949年6月22日）：
「大选后民自党九项原则的实行，使买办性垄断资本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之间的对立，已经严重到无法淡化的地步。这样一来，民自党、日共二者必择其一的局面就明确化了。……民主党在野派、国民协同党以及其他小党派，早已无法维持原来的状态，陷入了非常大的动荡之中。它们代表的是中小资本家、小地主和富农的立场，在反对垄断资本的同时不断动摇，显然无法取得局面的主导权……
很明显，社会党的主流派已经得不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了。所谓左派，不仅与右翼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不时地摇摆革命言辞上，反而有着危险。他们与右翼势力一样，是金钱驱动的选举政党：现在，这一点已经无法掩盖，明确地表明他们是垄断资本的走狗……
劳农党……没有作为一个政党的明确纲领和组织。工农党内的战斗分子开始竞相大量加入我党。今后该党将迅速分解，大部分将加入我党。……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第五届国会，使民自党的反动作用极为鲜明。……关于第五届国会通过的各种法令（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修正、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预算相关法令等）的性质，没有必要一一说明。但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的决定是由吉田内阁背后的财界战犯集团操纵的。虽然社会上还没有明确记载，但有一个名为「番町会」的财界巨头团体。这是一个世界战争开始前，就在日本财界叱咤风云，与黑暗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组织的翻版。吉田民自党内阁成立以来，政界、财界的腐败和堕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黑暗组织的活动，今后该内阁将成为买办政策的据点。与此相对，人民的革命组织正在迅速地统一起来，这是阶级矛盾正在激化的雄辩证明。
……
在国际经济迅速陷入危机的形势下，工人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因此，局部的斗争正在带动全体工人及其家属。在东京发生的『五·三十事件』所引发的工人斗争，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工人斗争的性质已经不同于以往，表现出了以革命为目标的政治性。
……
工人的斗争已经发生了质变，正在堂堂正正地正面对抗民自党强加的反动法规。对此，农民、渔民和中小工商业者都予以支持，任何反动的动向都无法冷却这种斗争，政府的法西斯恐怖行径也因全国人民的反击而不得不萎缩了。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培养的这种反抗力，自五月三十日事件以来正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很明确，人民的要求正以极快的速度，从身边的日常斗争发展到打倒吉田内阁、建立民主人民政权。总同盟、民同等的堕落干部，虽然还在为垄断资本挣扎，但已经无法抵抗这场巨大的革命浪潮了。我们所提出的、必须在9月之前推翻民自党吉田内阁的主张，正是基于上述条件而具有充分的可能性。问题只在于我们要如何诚实、勇敢地完成这项任务。」
④「莫斯科指令」还有另外的一部分：
（一）破坏发电厂、输电线路、输电设施等。
（二）监视妨碍日共活动之重要人物的行动，暗杀反动人物。
（三）谋求渗透民同派工会，抨击反动干部。
（四）粉碎吉田-李承晚协定将共主义者进步朝鲜人遣送回国的意图。
（五）党员退出斗争第一线，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内部领导。
（六）为了应对GHQ、吉田反动内阁公然的镇压政策，尽快准备行动计划。
显然，这并不现实。
参考文献：
『日本共○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強制と自主独立の間－日本共○党 「軍事方針」をめぐる国際環境 （1949 〜 55）－ （1）』（松村史紀）
『私の戦後史』（袴田里見）
『一九四九年「謀略」の夏』（佐藤一）
『戦後日本共○党史 党内闘争の歴史』（小山弘健）
『昭和史 戦後編』（半藤一利）
『日本共○党の戦後秘史』（兵本達吉）
『吉田茂と昭和史』井上寿一
『産別民同がめざしたもの――三戸信人氏に聞く』（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
『朝鮮戦争と吹田・枚方事件』（脇田憲一）
『1945年10月10日の「政治犯釈放」』（井上學）
『日本共○党の研究』（立花隆）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
《“北京幽闭二十七年”的背后——伊藤律事件初探》（陈浩）
《日本社会党史》（小山弘健、清水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