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着大中华圈最大的社民主义政党、当地最后一个“碍事”的反对派政党，终于宣告解散了。
社民连曾有两个议员最出名，一个是黄毓民，另外一个就是长毛，二人是该党的创党成员。
2008年时，黄毓民曾接受RTHK节目采访。当时，女主播问他：「你爱国吗？」他先是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爱」，接着又补充了下面的这句话。
「数据删除」他是在八十后保育、轧铁工潮发生，反贫富差距之声高涨的00年代宣布自己的「中间偏左」身份，攻击新自色彩强烈的财政预算案会导致「穷人堕深渊」；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又在攻击新移民与内地旅客的政治狂热之中转向本土主义，多次毁党造党。这一切的行动反而他的影响力快速下降，一切政治投机破产以后，从政前已经是国民党支持者的黄流亡对岸，如今正在电台节目反大罢免。
与黄毓民类似地，长毛也反对民进党。不过，他是从左翼的立场出发而进行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下，（对岸）依赖美、日（资本）是自然的，民进党也只代表著另一批长期受压、八十年代开始崛起的另一批资产阶级。……民进党虽然代表大批受苦的低下阶层，但与国民党比较，最终只会反映这批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还是会出现另一种堕落。」
20世纪中叶的香江曾是对岸阵营、此岸阵营冷战对峙的前线，黄出身于对岸阵营，长毛则来自于此岸阵营。他出生在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之中，母亲是工联会的积极会员，舅舅更是党员。很小就成为猫派的长毛，9岁就支持驱逐殖民政府。然而，他却在1971年的9月惊变中产生怀疑，开始不再相信京都的理念。在70年代初的香江，新左翼运动席卷当地的少数先锋青年，长毛终受此赤色浪潮影响，在1975年加入托派青年的组织「革马盟」，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当时，后来的地产大亨施永青、同为立法议员的梁耀忠（其时自许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也在「革马盟」之中。
托派虽曾组织「四反四不交」等斗争，但这股「火红年代」的小火苗，很快就在76年后的时代狂风中熄灭了。运动陷入低潮之中；1979年中越开战、1981年吴仲贤事件发生，给小小的托派群体带来巨大的冲击，后者更导致「革马盟」走向衰退。
此时的长毛唯有做起洗车的工作，他后来的妻子陈宝莹（也在1975年加入托派）则做制衣女工。这本身也与第四国际希望学生转向产业工人有关，但在他们工作场所的斗争也没有起色。八十年代的当地虽已兴起市民阶层的反对派运动，但托派人员永远不被允许加入其中：如长毛参与反核电站运动时，立即就被联委会开会决议不许其加入会议。
1988年，长毛与其他人组建了「四五行动」，此时港托还剩下大陆来的老一代「十月评论」、向青与区龙宇等人的「新苗」，以及长毛等人的革马盟-四五行动系统。九十年代要求○○的市民运动越发高涨时，尚有行动力的「新苗」与四五行动都积极投入到运动之中，但「打入」成功的只有长毛与梁耀忠两人，其他人大多已被遗忘，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长毛与梁耀忠的原本立场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二人越来越与市民运动主流派的立场趋同，实际上转向为社民主义者。
1983年1月5日，长毛曾化名小兵，在新左翼刊物《战讯》上发文逐一批判社会派理论家曾澎基所描绘的改革图景：香江回来以后，大陆的社会主义与香江的资本主义可以逐渐共同汇流为某种民社主义国家的前景。针对曾澎基认为香江在过渡期应长期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长毛提出：
要踏出过渡的第一步，关键在于劳动者能否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把后者拥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并且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并实行社会主义民王政制，使劳动群众得以民王地管理社会，运用他们智慧和创意力建设社会主义。假如连这一点都办不到，所谓过渡只会是一个空谈。……
曾澍基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改良的措施 而是他把这些改良当成了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制度。……由于这些压迫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必须在参与斗争的同时，一定要指出基本出路，促使人们在现实经验里认识革命的必要性，从而发展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运动。现在，曾先生却反而肯定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良，更符合劳动群众的利益，甚至倡议实行长时间的改良资本主义，简直有点「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的气味。
1983年长毛说他不反对改良的行动，但反对将这些行动与根本的革命割裂开来。不过，当他迈入20世纪的终点，他的立场却逐渐软化了。据同在四五行动的刘荣锦，他认为长毛已经放弃了坚定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立场，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
2004年，长毛凭靠自己政治明星的名气，第一次当选议员。当时，他即表示自己不支持在现阶段实行暴力革命：「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但马克思说得很清楚，革命是助产士，即是说革命只是协助社会剪断脐带，与旧社会决裂，是否革命，要看社会发展的。……即使是切·格瓦拉在他的（玻利维亚日记）中也说，如果在拉丁美洲国家里还有形式上的宪政，就不能提出暴力革命，就不能展开游击战了。」在他看来，当下的香江连群众运动都没有，更谈不上革命了。
长毛的主张，是当下应组建一个中左立场的政党，发动社民主义的群众运动。故而在2006年，他联合电台名嘴黄毓民，以从民主党出走的左翼少壮派为成员，组建了社民连。虽然社民连曾一度依靠他与黄、陈伟业在议会的激进行为而大出风头，但只是依存于一时的网络人气、缺乏坚实群众基础的社民连终究还是因2011年黄、陈等人的分裂而走向衰落，逐渐光芒散尽，回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当时，全党已经只剩下长毛一个人可以当选，而长毛的得票数也在逐年下降，16年下跌到末尾惊险当选。一向坚持大中华立场的长毛总是与本土派唇枪舌战，但这也使他被日益全面致胜的本土派所厌恨。光环尽失以后，长毛得到的就连一碗红豆汤都没有。
当长毛刚进入议会的时候，他就是全议会里最左倾的人士，当时民主党还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政治立场放到欧洲只算是中右派，而长毛换到欧洲也是比大多数社民党左不少的。然而，长毛被驱逐出议会时，他依然是全议会内最左倾的人，而议会的右翼界限向右边又是移动了许多。长毛刚当选不久时，2004年10月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问题，其时民建联的梁君彦议员针对这一议案，宣称：「香江一向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建议，肯定不符合香江整体利益、长远的发展。……劳工界过分迷信最低工资，以为立法制订了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后，便可以保障基层劳工的生活水平，这是不切实际，亦罔顾香江一向赖以成功的自由经济体系、工资应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典范。」面对他的说话，长毛反击道：
梁君彦议员说劳资是同坐一条船，不错，这是对的。然而，现在稍为有些风浪，资方便说劳方太过重，要抛他们下海，认为要这样做，那条船才能够浮起。这是怎么样的同舟共济呢？
我手上这两条红色的带，左边代表工盟，右边代表工联。各位工人兄弟姊妹，只有在两个大的工会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今天是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最低工资、工时上限的时候，即使我们在议会里输了也不要紧，公道不必在议会内。
当长毛尚在议会时，他依然尝试在坚守某种意义上的孤垒。他一直坚持「香江议会就是一个平台，不是提供改变的地方」，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泛闽渚派阵营，与其他激进派议员坐在最后排的议席。他曾多次争取长者生活津贴与全民退休保障，在议会为社会福利议题摇旗呐喊，但每次都大败而归。在2014年5月底，长毛争取的福利法案即将再次在议会流产时，他的老友曾钰成给了他15分钟的发言时间——那时，长毛向全香江的穷人、老人道歉，表示自己又一次失败了。与此同时，他的行动也被新一代的本土派青年质疑为无用、过时的行为。的确，社民连在2006年成立后几年，社会主义曾在部分青年之中有所流行，但那也只是无疾而终的一阵风而已。风向顺即变化，从倾向左翼与基层，变成仇视左翼与外来者时，社民连的意义就消失了。
社民连的时代过去了，早在它最终消失之前。在反对派的阵营之中，它的组织源流是最早产生的，来自于港英年代的反殖民地运动，而它也是最后一个解散的反对派政党。如果香江存在一个「政治的季节」，它的起点应在保钓运动，终点大概就在社民连的最后一日——不管它到底是好是坏，历史上都曾确确实实地存在过这样的一个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经已毫无留恋地远去无踪了。
自你遠去不再回頭
青山綠水不再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