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不能。片山潜1912年就出国了，在一般日本工人与国内左翼运动之中几乎毫无影响力，再给他续命十年也无法阻止战争爆发。
这里想要借用这个回答，描述一下战前日共在它的最后一年，如何一步步迈向组织分崩离析的悲惨命运。日共进入1934年以后，时隔四年之久，终于将潜伏在高层中的特高间谍全部撵走。宫本显治等人将这次反间谍斗争称为「划时代的斗争」，认定此后日共会走向「隆盛的发展」。
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就在短短一年之内，日共中央走火入魔的反间谍运动、拷打间谍运动，逼反了大多数党员，终于产生了日共党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大分裂：党中央与全国大部分党员水火不容。地方上的党员们组建了自己的「日共多数派」，与只剩下一个中央委员的「党中央派」公然敌对。这种分裂开启了组织解体的潘多拉盒子，日共组织开始走向千零百碎，随即被日本政府一扫而空。
日共在1922～1935年的历史，到此画上句号。1935年3月袴田里见被捕后，日共从未能正式重建中央，就此再起不能。于是，「在危机中，国民回到历史，被天皇所领导的战争所吸引」，法西斯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随之爆发。
上一篇在此：
本篇就是「日本共○党的灭亡」系列的最后一篇了。当我们在讨论战前日共时，总是被它鲜血淋漓的牺牲所震撼——如小林多喜二、岩田义道等人，钦佩它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反战斗争，随即感到满足，「即使是日本，也有我们的同志」。
然而，历史不是日共的党史博物馆，不能就停留在日共党员被特高残忍地拷打致死的那几个瞬间里面。上面这种态度对今天我们正确地认识日共的历史，是有害无益的。正如开篇丸山真男所说：
现在的问题是，日共到底是打赢了还是输掉了与法西斯的战争？政治责任是严肃的后果责任，而且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日共的立场不同于一般群众，既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更不是旁观者，而是最能动的政治敌手。这场战斗的失败，与日本发动战争不无关系。败军之将无论他自己如何坚持到最后，也依然是败军之将，不能因为敌人炮击的激烈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阵营的背叛，就逃避作为指挥官的责任。
重新以「为什么日共没能阻止战争」的态度来审视日共战前史，才能重新找到现实意义的突破口，捡回那把日共遗失在历史深处的反战革命钥匙。
一、『遥远之城』：日共的大分裂
前言——绝境的1934年
战前日共组织崩溃近五十年后，日本学者西川洋用庞大的内务省档案还原了日共末期组织的原状。
1930～1934年，是战前日本革命运动参与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时刻。『社会运动的情况』显示，1930年有121名党员被捕，随后1931年、1932年是373名，1933年606名，1934年265名，合计1486名。党员与非党员合算的话，单单是1932年7月到1933年12月的一年五个月之间，就集中了63.8％的被捕者 。根据内务省的统计，这些日共党员中，在1931～1933年入党的高达95.1％。在日本六大城市地区以外，1934年加入日共的只有19人。
这里似乎有一个令人费解的数据：在被捕党员的入党时间统计之中，那些入党一年以上的被捕者，占1931年全体被捕党员的2.7％、1932年的8.2％、1933年的17.3％，1934年的39.4％。西川解释说：
1931年，有大量入党的人，其中很多人在一年以内就被逮捕了。但是，到了1931年，入党人数远远超过了被捕人数，因此有些人躲过了逮捕，继续参加了一年以上的活动。可以推测，1932年也是这样。但是，从1933年上半年开始，被逮捕的人数超过了入党人数，自1931年以来逃过逮捕、继续活动的党员也开始全部被捕，到1934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被逮捕完毕 。因此，从1932年到1934年被逮捕的人，其活动时间超过了1931年到1932年被逮捕的人的活动时间。
1933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而被捕的人达到顶峰，但到1934年即下降到三分之一。原本左翼被捕者大多集中在六大城市地区，但到了1934年，被捕人数增加的地区是青森、宫城、大分、栃木、宫崎这些农村地带，而六大地区所占的被捕人数比例快速下降。正如田中真人所说，这其实暴露出，日共的都市组织已经在1932～1933年被严重摧毁，就连作为日共组织底层的农村党组织也被挖掘殆尽。
西川还根据『特高月报』，分析了每个时期的残余党员，也就是未被逮捕，依然在活动的党员。排除入党时间不明者，这个数据在1930年6月末是69人、1933年6月末是223人，1934年6月末是9人。
仅仅九人的党——这就是灭亡前夕的日共。
左翼农会的叛离
正如（四）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日共不仅丧失了党组织的左右臂——工会与共青团，剩下的触角（下属群众组织）也被日本政府一个个地砍断。到1934年初，日共只剩下农民组织「全农全会派 」，与消费者组织「日消联 」还算完好了。
「全农全会派」拥有接近29000个会员，算日共相当强大的群众组织了。它自然也跟那些组织一样，有着日共的党支部。其领袖宫内勇 ，就是通过中央委员逸见重雄与日共中央联络的。他与逸见之间，是全农全会派与日共中央的唯一一条联络线。
宫内勇回忆说，1933年临近年末，他与逸见照例于晚上七点，在本乡的帝大赤门前面碰头。两人彼此向对方走去，随后进了一家旁边的年糕豆汤店。一进到里面，他就收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逸见）用前所未有的兴奋的语气突然说：『大泉和小畑是间谍哟。』说起大泉，他是昭和六年我们全会（全会）党部从新潟县连提拔出来的人物，对我们来说不是很熟悉的人物吗？他虽然是个品性低劣、令人讨厌的男人，但我没想到他会是间谍，如果他真的是间谍的话，我自己自不用说，全会的所有成员都在日警的监视之中，事情可就严重了。」
宫内勇虽然是农运老手①，但也感到很不安。「我吃了一惊。逸见这个人……是个文静、懦弱的知识分子。如此文静的他，说话时却一反常态，是战战兢兢地一边注意着周围的情况，一边慌乱地听着我说话。我首先想的也是『果然如此啊』，接着，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感在我的背上蔓延。」宫内回家就烧掉了所有文件，要将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
从1933年12月末到1934年2月，他们两人碰头了十多次。逸见第二次来碰头时，已经是1934年新年。这一次，逸见告诉宫内，中央委员会打算让全体党员重新登录。具体来说，就是为了清洗党内，全体党员要向 中央提交详细的经历书，并由 中央重新审查党员资格；如果怀疑身边某某人是间谍，就向 中央告发他。 而且，如果有党员一个月内不重新登记，就立即停止他的党员资格。
宫内感觉这样很不对头：
「进一步想来，要求党员再登记，本身会不会就是间谍有计划的阴谋？展开审讯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内部是否还有间谍，所以才在其煽动下做出了党员再登记的决定？这样的疑惑瞬间掠过我的脑海。」
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正如下面所说，大泉、小畑被清除出党以后，日警的大逮捕依旧接二连三地发生，让许多党员怀疑党内依然有间谍存在。
全农全会的党支部召开了全体会议，全体党员都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么干。即使 中央让党员重新登记，如果是真正的间谍，就不会在履历书上写下让别人怀疑自己是间谍的内容，因此这样做对揭发间谍毫无意义。真正的党员写的是真正的履历书，一旦交到敌人手里，敌人就会知道党的全貌，组织就会被一网打尽 。而且，中央很有可能还残留着间谍。
于是宫内通过一直保持联系的逸见，口头地向中央提出要求：取消再登记运动，党中央进行自我批评以恢复下级的信任，详细发表审讯间谍的内容等等。但是，中央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宫内也说，由于他执拗地向逸见提出各种意见与建议，本就因反碟运动而消瘦的逸见，「陷入困惑和沉默之中」。
就在这时，大泉逃亡事件爆发了。由于大泉就是中央看管的，这件事让下层党员越发加深了怀疑。「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让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明确表明了这件事的原因，我和逸见的『谈话』，也从那时起变得相当深刻。大泉逃亡事件包含着更多的问题，不能仅仅说是因审讯委员会力量不足，而发生的意外过失。这件事可能与残存间谍的存在有某种关系，也是理所当然的疑问。我执着地问逸见这件事，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应该说，党中央确实有回复他的建议，那就是在『赤旗』上，暗指他是「新型挑拨离间者」。感到不安的宫内勇，觉得搞不好自己也会被审讯、拷打。他想到自己作为全农全会派的党支部负责人，担负着很多党员的命运，于是坚持不懈，就是要抵制党员再登记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和逸见断了联系……我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按照之前的约定，在他失联后两天后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次尝试碰头，但逸见始终没有出现。」1934年2月27日，逸见重雄被捕了 。
由于整个日共都是地下党，日共的党组织就是通过一条条联络线构成的，就仿佛是蛛丝构成的蛛网一样。就以上文提到的木岛隆明为例，他从江东地区负责人继任东京市委员长一职时，由于前任委员长荻野增治被捕、另一名东京市委员曹喜俊被捕，他虽然名为东京市委员长，其实也只联系得上江东地区的党组织而已。这还只是地方组织而已，像逸见这种中央委员，一旦失联，就会导致这个网络的中心失去联络线中的干线。
这次，日共中央失去了与全农全会派的联系 。平时全农全会派会想方设法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但是这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二月下旬逸见被捕后，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我们失去了逸见这个唯一可以信赖的渠道，一下子与中央委员会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宫内勇认为，首先，逸见被捕这件事很可疑，为什么在反碟斗争如火如荼时，逸见还会被捕呢？不管如何，既然现在他唯一见过也信得过的逸见已经被捕了，他是不知道中央还剩下了什么人的。全农全会派与其急着恢复联络线，结果把间谍惹来，不如暂且静观一下党中央的表现，再做决定。全农全会派的全体党支部成员也赞同他的想法。
就这样，日共中央失去了他们的农民组织。
将大多数党员开除出党
另一方面，日共中央那边也忙得很。1934年2月候补中央委员木岛隆明、中央委员逸见重雄被捕以后，2月被紧急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的谷川严也在三月七日被捕。4月2日，中央委员秋笹政之辅也被逮捕，整个日共 中央只剩下袴田里见一个人 。
由于日警不断追捕，日共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下层组织的联络线。菅原克己后来在自传体小说『遠い城』中描述道：
「松本君被捕以后，我在党内的熟人，就只剩下『大叔』（袴田）、『大叔』的党内伴侣『婶婶』（田中歌）、ちい公（谷口翠）和知井公的堂兄，一个……叫做叫阿广的青年，这个青年大概是ちい公的恋人吧。『那是ちい公的情人吧』，『大叔』这样形容过。有一段时间，党内只有这四个人和我。大概当时所有组织、所有党员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我环顾四周，感到有些吃惊。『五人的党』 。我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地方？曾经那么热闹的党去了哪里？支部、地区、市，还有各个党部，还有很多文化团体中的党员都怎么样了？大家都被抓了吗？」
袴田里见继续孤军奋战，与川内唯彦、古川篓子等人一起，再一次重建了小规模的党组织。然而，它几乎在三个月内又全军覆没，终于从七月开始陷入连『赤旗』都无法发行的状态。这一年以来，『赤旗』改为誊写版，尽管有时停刊，但从1月到6月好歹发行了十五期。但是，1934年6月以后，『赤旗』终于发不出来了。这以后，直到1935年3月4日袴田被捕为止， 党中央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实际上此时已经停止了作为 中央的功能。
日警逮捕并不是这种惨状的唯一一个原因。更大的问题是，日共中央自己切断了自己与不同个人之间的联络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员再登记运动之中，有些人上交材料或者被其他人举报以后，被中央认定为间谍，切断了联系；有些人和组织比如「全农全会派」、「全协本部派」拒绝党员再登记运动，也被中央切断了联系；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党员再登记运动这件事，因为他们的联络线早就断了，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再被日共中央联系了；还有人想要上交材料，却在途中断掉了联系，于是也被日共中央决定不再与他联系。
大量的党员就此失联。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3月22日的『赤旗』中写道：「作为日共清洗历史性事业的总决算而实行的全体党员的再登记工作成功地结束了。」然而，这是锲而不舍地舍弃掉巨大多党员，来实现的「成功」。此时日共本身已经很小了，还要主动放弃大量党员，不得不说这位袴田里见的领导水平着实不一般。
「日消联」的领袖山本秋后来这么说：
「再登记运动时因联络中断而被（党中央）割裂出去的党部，绝不仅有关西党部，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其中通过『多数派』恢复了联络并加入了战斗行列的党部很多。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尚未恢复的力量就这样永远失去了联络，简直无法想象。再登记运动是（党中央）在间谍审讯后，（政府的）集中性逮捕破坏行动以后进行的，目的是以重新集结党的力量，但实际上只能在极其接近党中央以至于能够判明身份的党员之范围内进行。令人遗憾的是，在政府的镇压下，这是理所当然的。
觉得再登记运动反而会伤害党自己、开始对党中央的信赖感到不安，是我后来加入多数派的动机，但也有事例是有人过于诚实、纯真地批判了自己的弱点，结果被党中央要求『重头再来』，结果『走向了多数派』。」
山本秋说，在再登记运动的时候，一位党员说：「我时常想到，我的父亲是相当有财产的人，即使我不参与运动了，也有充分立足于社会的方法。而且因为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所以无法想象白色恐怖是怎样一种东西。」他如实描述了自己的软弱，结果党中央以此为理由，撤掉了他的党籍，「决定从最基层开始锻炼他。」（『赤旗』）。结果，那个党员走向了多数派。
二、回光返照的革命火炬：「日共」多数派的命运
多数派的双百方针
在这种日共组织大崩溃的情况下，宫内勇和全农全会派决定从下面出发，由下而上地重建日共。
他们是这样想的。不能在间谍嫌疑很大的党中央领导下，重建日共。首先，大家需要认清现在的党中央是否值得信任。话虽如此，由基层党员亲自对党中央进行调查是不可能的。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唯一可能的是通过文件进行讨论。暂时全党组织切断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全党通过文件自由地互相讨论和批评党的政策、方针。而且，也要批评中央的实体和能力。因为，如果中央掌握在间谍手中，其提出的方针政策肯定也会偏离轨道。如果中央只是间谍的中央，就在讨论的过程中，揭露它，追究它，使它无力化。他们主张，应通过全党的彻底讨论，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上的统一。他们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党的生命。
为了实践他们的双百方针，宫内自己首先撰写了长篇论文来抛砖引玉。宫内说：
「好不容易完成的原稿，长达七十页，每页470字。这篇稿子，虽然是以反批评『秦某投稿』（将提出意见的宫内称为挑拨离间者的『赤旗』论文）的形式写出来的，但越写我越感到，问题不仅仅在于间谍或者中央委员的这一点上，毋宁说是产生了如此之严重混乱的背景。更确切地说，是我针对近两三年来运动的性质、党的形态本身，深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根本性的反省。这就是宗派性的唯我独尊主义，机关中心的街头主义，出版物过剩的不负责任主义，形式上的官僚主义。」
宫内写的论文后来被称为『△△××细胞会议的声明』，成为了多数派运动的原点，也是一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政论文。宫内指出，党「与间谍、挑拨离间者的斗争」仅仅是「对天皇制统治『巧妙的挑拨离间』燃起了憎恶」，而不是质问「是什么让这种挑拨离间者的入侵成为可能？是什么让这种挑拨离间的政策成为可能？只有彻底挖掘这一原因，才能对我们全体内部的缺陷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批判和改善」，这才是必要的，才是对间谍与挑拨离间者的「真正群众性的定罪斗争」。
第一个内部缺陷，是「宗派性极左主义」。「最近有了一种倾向，只将『正确的部分』小小地聚拢起来，自己越发陷入孤立」、「党的口号、党的宗旨，被孤立于群众要求的浓厚教条化所支配」，有着「令人无法理解的宣传文件和新闻报道的洪流」 。因此，「党的运动每每都会做出几乎相同的形势分析，并由上至下地要求举行示威」，这就是「运动偏重主义」的表现，代表了「党不能代表大众真正要求的偏向」。日共是正确的，这是好的，但是「如何让群众理解这种『正确』，难道不是问题所在吗？」然而，日共没有从这种视点出发的活动，「把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正确的人』不顾群众的自然成长，把自己所理解的『正确』立即强加给群众头上，在此产生了一切的极左主义；『正确的部分』小而僵化，内部同志之间相互控诉对方是『机会主义者』，在此有着一切的宗派主义」。其结果是，「今天，以『总同盟』为首的庞大的工会战线之外被徒然地空置在我们的影响力之外」，日共在「总同盟」外围「有一种甚深的『狗吠』之感」。 他还指出，「特别是近一年来，转向、没落的潮流滔天，失败主义泛滥」，其原因在于这种极左主义所导致的党的孤立化、宗派化。
后来宫内组建的『多数派』，其机关刊物为『理论与实践』。在它的创刊号上，有大厂区工人写了一篇『转向群众化的战术』，其中具体地指出了日共极左派系主义在工厂群众中引起的矛盾。
「（这些）宗派自己不过几乎都是小工厂的小小组织，街头、半街头分子的机关，都是些东凑西凑镶嵌而成的（红）旗之友会，将一些毫无发展性，仿佛古代落武者（注：代指被工厂开除的左翼工人）一般的人聚集在一起。（党却）一直把这些宗派当作宝石一样带在身边。金属工厂也好，化学工厂也好，这些宗派在大工厂里都是没有基础的，即使偶尔有人加入，也是毫无影响力的一两个人。然而，这些宗派却被党组织如此地重视。
街头上的机关也纷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就像倒立的金字塔一样。
对大工厂的游说只靠一纸传单，一听到有募款就立刻想象发传单和行动队。」
这些日共工厂传单「一如既往，多年来玩弄着一成不变的命令性言辞」，反而阻碍了日共工厂组织的发展。结果，「从上到下只进行碰头活动，以命令发动阶级斗争为目的的街头活动，导致党组织脱离群众」，使党陷入了混乱。
这种极左宗派主义所导致的脱离群众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内外批评日共时，会首先提出的论点。在狱中转向的日共领袖，也以这一点为借口，为自己转向拥抱天皇制与殖民主义的「现实主义路线」做借口。因此，宫内与他们旗帜鲜明地划清界限，严厉批判转向者的代表人物——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宫内表态支持1932年纲领，并承认第三国际的权威，但同时认为佐野、锅山的主张「有部分相当值得倾听」。他提出，日共对他们只是官腔官调地反驳，然后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根本上是错误的。
以上这些都是日共一直以来的老毛病，正是这些老毛病让日共越发衰退，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然而，过去针对这些问题的批判要么流于表面，要么暗藏右转话语。在坚持立场的同时，又能畅汗淋漓地批判日共过去的错误，提出正确的日本革命方法论，这是独属于宫内勇一人的历史性功劳。
这些话早应该有人说，早应该在日本革命阵营中，被毫不留情地指出。宫内勇说的都对——可惜的是，他说的太晚了。这不是1928年，也不是1932年，这里是日共列车即将坠下悬崖的1934年。
左翼反对派：「多数派」的诞生
宫内论文在党内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支持他观点的一批派，很快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多数派」。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党内有很多人一直以来受到指导部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所压制。
其实，早在此前，党内已经广泛存在着批判日共的声音。1932年3月8日的『赤旗』上，就已经刊登了一篇沉痛的控诉：
「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是十分具体的。原因在哪里？不消说，是因为中央过于浮在空中，脱离群众。我们时至今日，还在送上具体的报告，以至于语近责难地请求中央不要那么浮在空中，希望中央可以与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即便如此，这件事还是完全没有得到实践。」
宫内把写好的论文放提交给「全农全会派」党支部成员讨论，得到全体成员的赞同后，又找「日本无产者消费组合联盟中央」的熟人山本秋商量——「日消联」是当时幸存下来的日共系群众团体中最大的组织。山本当时还和日共中央有联系，山本和袴田保持了十个月的联系，所以山本并不认为袴田一定是间谍，也大致答应了党员再登记运动。不过，袴田也曾怀疑山本是间谍，所以山本也担心自己不久会被当作间谍，驱逐出党。于是他读了宫内的论文，完全赞同其内容，决定和他行动一致。
宫内和山本见面是在三月中旬。三月下旬，他们以「△△××支部会议」声明书的形式，将宫内论文寄给了三百多个可能与残存党组织有联系的地址。在混乱与犹豫之中，化作碎片的日共党组织，开始逐渐向宫内勇与山本秋靠拢。
进入1934年4月，「日消联」、江东地区党支部会议发表了支持声明，反响有所好转。与此同时，1934年初才重建的「日共关西地方委员会」因与东京中央的联系中断，而陷入困境，于是他们向东京派遣了联络员。因为此人是日消联的成员，所以他首先就与山本取得联系，然后通过山本的介绍，他与宫内也见了面。这件事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号召全党讨论，让志同道合的人有组织地集结起来，大家一起决定把党中央从间谍手中夺回。然而，知道这件事的关西地方委员会一致决定，要有组织地参加这个运动。
于是，5月25日，△△××支部会议、关西地方委员会、江东地区支部会议、全协关东地协分会、全农全会派、日消联分会、中国地方团志愿者，一共七个团体联名发表了正式声明，要组建「多数派」。他们打算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夺回党中央——为了扩大组织，他们在东京都内成立了突击队，向地方派遣了组织者。一睁眼的功夫，多数派的组织已经扩展到了日本全国。
由于这一时期，日共中央直接统帅下的组织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全国的残余党组织都向多数派聚集。1934年7月，袴田里见的中央被逼到不能出版『赤旗』的七月，多数派开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份机关报『多数派』。它的发行量是一千份之多。
三、日共的灭亡：没有明天的世界
多数派与中央同时殉死
面对多数派的迅猛崛起，袴田里见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袴田将多数派命名为：「与警视厅步调一致，热衷于破坏党的新挑拨离间者」。只要他的中央还能发行『赤旗』，每期他都要对多数派进行猛烈的攻击。1934年6月20日，日共中央将全农全会派的党支部成员、山本秋、江东地区支部全部认定为「间谍」，一律开除。
多数派对此感到不齿。他们在1934年5月1日的「第二次声明」中，已经断定袴田就是间谍 。他们的第二次声明内容如下。
首先，党中央对多数派第一次声明所进行的反驳，只有威逼而已。他们由此判断「以『中央委员会』为名的间谍团，在我们的一击之下，暴露出了早已掩蔽的自相矛盾之处……是的！我们现在把他们『中央委员会』称为『间谍团』。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终于到了必须揭露让『中央委员会』昏昏沉沉的间谍元凶，其真面目的时候了」。接下来，他们指认袴田是间谍。文中罗列了许多袴田的可疑之处，并断定「实际上，他，袴田才是我们党创立以来最严重的挑拨离间者元凶……现在 『中央委员会』被以袴田为中心的间谍所独占」。「我们把他的相貌告知同志们，以备日后警戒」，他们连连袴田的相貌、衣着、走路的特征都写了出来。
这里袴田里见的所谓可疑之处，其实可靠度一般——大概就跟他们当初指认小畑达夫是间谍的「可疑之处」差不多。这些可疑之处没有一个足以决定袴田是间谍，但都放在一起就好像他的确是间谍一样。事实上，宫内勇、山本秋都在战后承认自己误判了，袴田里见并不是间谍。然而讽刺之处就在这里——袴田里见被自己曾经用过的手法打倒了。当初他是怎么说服逸见重雄的，现在多数派就是如何向全体党员说明为什么他是间谍的。
多数派对此深信不疑，坚信袴田里见就是间谍，这个论调也在党内广为流传 。其实，这也就是袴田的党中央在1934年5月以后无法东山再起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日共老党员寺尾敏再次现身，协助袴田。战前日共的高干基本都是男性，即使有女性入党，大多也被派作男性干部的「house keeper」，遭受到他们各方面的剥削。而寺尾敏罕见地没有去做这种工作，而是在很早的时候（20年代末）就入党了，一直活动到这个时候——对于日共来说，一个活动时长高达八年的党员确实是很稀有的。她之前因为被秋笹、袴田怀疑为间谍，愤而退出党内活动。但袴田由于没有同志可依靠，向她低头道歉，于是她又重返革命战线。
然后，袴田里见想让多数派的人知道自己绝对不是间谍，于是就找了一位与多数派也有联系的同志，委托他帮忙调停，结果那位同志对他那边的人说：「你这是不可能的。袴田真的是间谍，你也要快点切断和他的联系，不然马上就会被逮捕的。」
袴田、寺尾等人认为，只要『赤旗』不出版，党就会被认为已经完蛋了，只剩下多数派，因此试图继续发行『赤旗』。虽说他们是党中央，但组织只是一小撮人，也没有钱。「搬到世田谷后，妻子做起了缝纫的副业。而剪裁『赤旗』誊写版的女同志谷口绿同志，在ウテナ化妆品工厂工作。妻子的副业收入一个月有六七日元，而谷口同志一个月的工资是十五日元，最多二十日元。这样还得付八日元的房租，三个人还要吃饭，还要继续发行『赤旗』。」。这样实在不够，于是袴田也找到了制作狗项圈的副业，一个月有七八日元的收入 。
在这种状态下，1934年10月3日，寺尾敏参加了『赤旗』的复刊。只印了一百本。「我至今忘不了看到印刷得脏乎乎的『赤旗』时的喜悦和感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三个人完全脱离了群众，仅仅制作了一百本『赤旗』，虽然只是通过个人传播，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寺尾敏『传说的时代』），即便如此，10月以后，直到第二年3月袴田被捕为止，三个人总计发行了七期『赤旗』 。
袴田等人重新出版『赤旗』的时候，多数派在全国遭到了大逮捕。多数派的活动也逃不过特高的眼睛。1934年10月初，山本、宫内相继被捕，其他多数派中央指导部成员也相继被捕。接着一直到11月，好不容易成立的地方组织接连遭到大逮捕。只剩下关西的党组织，之后多数派的活动中心都转移到了关西。机关报『多数派』也在关西发行。
多数派的困境就在于，他们绝对支持第三国际。然而，袴田的中央是得到第三国际认可的中央，而自己却不是。因此，他们打算直接向第三国际汇报日本的情况，争取第三国际承认自己的组织。他们自称「多数派」的理由也在于此。「直到全党大会和共○国际的决议落到我们头上为止，我们心甘情愿地作为党内分派」（第二次声明）。
宫内勇为了尽快与第三国际取得联系，首先在塔斯社东京支局的邮筒上，将多数派的声明全文翻译成英文，投入其中：「请将此文件火速传达给共○国际日本代表部」。但是，这些资料直接落入到特高手中，没有传到莫斯科。另一方面，宫内勇自己也制定了偷渡苏联的计划。但是，他在秋田县准备租用渔船时，就被逮捕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不过，袴田倒是成功地与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系。这是通过英国左倾人士比克顿。比克顿在一高担任英语讲师，他从非常时共○党时代开始就是日共党亲，曾经为岩田义道提供过据点。到了1933年，他还通过古在由重等人与党保持着接触，每月给党提供一百日元。1934年3月，他提供革命资金这件事被曝光，结果遭到逮捕和起诉，但在英国大使馆的抗议下，被人保释出狱。在此期间，他化名从横滨秘密出境，成功逃亡。经由加拿大、美国回到伦敦后，他仍与古在由重保持联系，送来了第三国际的文件。古在将这条联络线告诉袴田，袴田利用这条线路，成功地与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系。
当时在莫斯科负责日本事务的，是日本代表团主席野坂参三。他在1934年9月就根据此事写过一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只是在『朝日新闻』上看到日共分裂，于是他也只是提议，要形成一个多数派与党中央派共同构成的统一委员会。
然而，野坂不久就收到了袴田的来信。1935年8月，野坂发布了文章：『为了日共的统一』，全面支持袴田里见，要求多数派立刻解散。
然而，袴田里见的日共中央早已不存在了。当时袴田被多数派称作间谍，又没钱又没有组织，还得了胃溃疡，身心俱疲，但他仍拼命出版『赤旗』，为重建党组织竭尽全力。1935年初，他成功联系上了很久没有联系的「全协」的相关人士，两人约定在驹込神明町的咖啡店见面。然而两人分手后，袴田里见就被逮捕了。那一天，是1935年3月4日。
自此以后，日共再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存在 。日本历史一般认为——日共党史也这么认为——1935年3月以后，战前日共的故事已经画上句号 。之后尽管依然零星在各地有重建日共的尝试，但他们都很快被警惕万分的特高迅速扑灭。
因此，野坂参三下令解散的「日共多数派」 中央，实际上是日本国内唯一的日共 党中央。 宫内勇当时已经入狱，当时他正在接受预审审讯。有一天，预审法官把他叫出来，说「有东西想给你看看」。于是，宫内就读到了这篇野坂的文章。
「冈野同志的论文批判多数派的运动时，是一种简单的、笼统的、官腔的批判，语气是『分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谬误』。我看了一遍，心想从遥远的莫斯科的天空，根本无法弄清复杂的真相。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第三国际的裁定是最后的唯一希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多数派』的运动已经结束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含辛茹苦的分派运动之苦恼，也将就此一并化为泡影。我开始担心外面的同志们。」
「外面的同志们」无条件地服从了这一裁定，因为多数派始终是建立在第三国际革命旗帜下的组织。
当时，美共日本人部的小册子、太平洋劳动者工会的文件，以及野坂主办的『国际通信』，不断流入到日本国内的合法工会之中。这些文件无一不是要求多数派解散，回归正统日共组织的。于是，多数派关西地方委员会于1935年9月召开会议，决定解散自己。但即便他们已经解体，他们应该服从的中央，早在半年前就因袴田被捕而崩溃了。
事实上，多数派自己的组织也并不安宁。正如1934年「全协」解体一样，多数派的分裂开启了日共组织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党内不仅有多数派、中央派，还有试图调和的中间派组织。此外，多数派自己也在分裂。就以多数派最强大的关西地方委员会为例，岩本严、平葦信行等人怀疑关西地方委员会是「右倾机会主义」，结果被多数派的关西核心人物吉见光凡等人认定为「间谍」，将他们开除出多数派，此举反而导致岩本等人控制的京都市委、大阪东部委员会等党组织分裂而出。
日共党组织的分裂不断发生，日警的天罗地网不断降临。最后，第三国际的裁定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结束了日共多数派的运动②。
1935年8月之后，再也没有全国性的日共组织。
来得太晚的悲喜剧：最后的人民战线运动
残存在关西与关东的党组织，在1936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消息：第三国际正式离开了之前两届大会的极左路线，转向人民战线。身在莫斯科（实则在当地进行着你死我活斗争）的野坂参三、山本悬藏在1936年2月化名「冈野」与「田中」，向日本寄去了『致日本共主义者的信』。
这份历史性文件指出，
「我们没有考虑到，广大群众还没有准备为打倒天皇制而直接进行公开斗争的事实。因为，我们没有清醒地看到，广大群众还没有完全摆脱排外主义偏见和有关天皇制的一切幻影。」
他们自我批判说，日共强加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是「宗派主义谬误」。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法西斯军部。他们要求日共党员采取加入战术，加入到一切合法的群众团体、群众政党中去，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要努力促成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具体的战术，是加入日共一直以来视作「社会法西斯」的社会大众党，将社大党作为人民战线的核心。
在工人运动方面，像全协那样进行非法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解散全协，全体成员加入合法工会，扩大工会，在日常斗争中站在最前头，争取普通工人的左倾。并且，包括工会在内的所有群众团体都应该加入社会大众党 。
野坂参三在第三国际七大上的演说中说：「现在在党内根深蒂固的、使党的活动变得狭窄起来的宗派性倾向，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大障碍。」关于多数派问题，他说：「我认为，多数党员对宗派性的残余及此因此引起的我党的落后产生不满，是理所当然的。」野坂以此对多数派政府表示一定的理解，并对党的体制进行了自我批评。
多数派干部对此感到既感激又心情复杂。其实，他们当时也在筹备转向更具体的合法运动，试图以不显眼的方式，争取日本广泛人民的支持。战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他们说：
「宫内勇：读了那篇译文，我非常吃惊和感激。这不就是我们说的那样吗？简直一模一样。第三国际也搞了一个大转变……
河合勇吉：那时候真是太感动了。与多数派完全相同。连字句都一样……。
吉见光凡：其实我们也完全是这么想的，而且在大阪也已经付诸实施了。搞什么嘛，原来世界权威人士聚集在一起协商的第三国际，也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嘛（笑），我们反而感觉是自己走在了前面。
原全五：多数派在当时给予了文化团体和文化人极大的勇气和刺激，可以说这与人民战线的思想相连。」
的确，此前日共已有不少人转向类似人民战线的战术③。宫内勇说：「当时所谓『科普』（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鹿地亘等人，正好在同一时期以与多数派相同的立场表明了相同的意见。他们虽然与多数派没有联系，但却出乎意料地一致。最终，他们被从党的主流中开除。另外，全协当时也提出了与多数派相同的问题，从昭和八年年初开始，这种批判的气氛就一直潜在地存在着。所以多数派的运动，我认为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阻挡的。国际上有这样的机缘，国内各种组织也有这样的萌芽，最终由多数派象征性地表现出来。」
这一时期，残存的日共党组织纷纷投入到人民战线运动之中。著名的『劳动杂志』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然而，就连这场运动也已经来的太晚。假如日共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转向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运动，它多半能得到大的多的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日本统治者将日本人民投入战争之中。然而，1936年的日共组织已经在1932年以来的极左路线下备受摧残，所剩无几。第三国际的转向，对于日共来说，是来的太晚的福音。
组织人民战线运动的主力军依然是左翼四派，即残余的日共党组织、由第一次日共干部组成的「劳农派」、与日共关系密切的「劳动农民党系」残余分子、加藤勘十领导的合法左翼工会。除了日共以外，其他三派都属于日本无产政党运动中的左翼谱系。除此以外，他们还争取到了一些进步自由主义者参与其中。
第三国际的方针，要求日共争取民政党左派，然而日本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政党左派」，民政党里面关心人民权益的人，基本也同时支持法西斯主义。被莫斯科视作日本人民战线核心的「社会大众党」，早在1933年就开始不断地法西斯化，它的领导层——麻生执行部，所追求的正是左翼法西斯主义。领导社大党的麻生久等人，过去虽然是支持反帝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跟上风靡日本的国家革新运动，抓紧乘上法西斯主义的快车，好让自己伸展改革社会的手脚。
这正是日本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最大的讽刺之处：被运动参与者视作核心的政党，是一个法西斯政党 ④。社大党多次三令五申，禁止地方组织参与人民战线运动。人民战线运动的参与者之中，有看穿了社大党面目的，也有死抱着社大党不放的。前者的代表是加藤勘十、荒畑寒村等人，后者的代表就是残存的日共党组织。铃木徹三回忆说，当时加藤系的「劳协」拼命组织反战宣传，前来捣乱的有在乡军人会、社大党的组织，还有日共的组织。
岛上善五郎也说：
「日共系的组织针对东交等左翼势力较强之工会的下属组织，游说他们支持社大党，并散布意见说，与社大党对立的劳协不是左翼。虽然日共系的势力并不大，但在社大党两方面的煽动下，反劳协运动与工会内部的个人势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这变成了一场复杂的运动。」
同样是岛上善五郎，他也曾在访谈中指出：「有人问我：『是不是加入社大党，就能阻止它的右倾化、法西斯化』，我从理论上、假设性的角度考虑，回答说『可以的』。但像你这样实际地问过来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根本做不到。社大党的领导层以麻生久为中心不断右倾。即使我们加入了党，也只能被这样的党甩在后面，在它的下层稍微抵抗一下吧。加入社大党之后，到底能斗争到什么程度呢？说实话，我不得不说很悲观。」
就在这样的诡异氛围之中，1936年12月5日，日本政府的铁拳终于降临。遍布全国的大逮捕，摧毁了继续为人民战线运动而活跃的日共党组织。这次逮捕，同时也摧毁了日共很可能是最后的中央。
1936年1月吉见光凡等人被捕以后，和田四三四继承了他们在大阪的多数派组织。和田、奥村秀松、宫木喜久郎等人也继承了吉见等人的希望，一边参与人民战线运动，一边继续尝试重建中央。1936年6月，和田、奥村等人再次组成了「党中央重建准备委员会」，甚至在8月1日再次发行了『赤旗』，这份『赤旗』还被美共的机关报报道了。
然而，1936年12月的大逮捕将他们一扫而空。就在一年以后，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两次「人民战线事件」之中，日本政府的大逮捕，也将这场运动的其他参与者全部铐进了大牢。
革命运动的转向，已经来的太晚。指望着温和方针可以让革命起死回生，终究是白河夜船的幻想。
尾声 战前日共的执拗低音
现实的贫穷
战前的日共，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里，我们不妨回到西川洋的分析。他根据被捕者分析指出，1930～1934年之间，东京、神奈川、京都、大阪、兵库、福冈集中了被捕者之中75％的党员。其实，这也相当于表明，日共在东京、神奈川、京都、大阪、兵库、福冈的六大地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党组织存在。
『特高月报』的「治安维持法违反起诉调查」显示，在入党时间、起诉时间都清楚无疑的1291名党员之中，39.4％的人活动不足三个月就被逮捕；22.9％的人活动了4～6个月就被逮捕。得以活动一年以上的党员，居然只有17.8％。也就是说，60％以上的党员，入党不足半年就被逮捕。
西川总结说，这一时期的日共党员一般是这样的：入党不足半年、20～25岁、大部分人没有固定职业、学历很高。
「1930～1934年，在党员之中，工人的比率明显下降，无业游民、职业不明人员的比率明显增加，不难想象活动的街头性会相应增强。
另外，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固定的支部组织的情况下，在仅仅半年多的入党时间中，想要掌握高度的理论武装和活动技术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个大问题，在这样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之中，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答案是，日共灭亡了。
1970年代出版的『日本共产党的五十年』，将日共的崩溃原因归纳为：①政府强化镇压；②由于「三一五」、「四一六」事件，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入狱，经验少的小资产阶级占据了党的领导层，积极分子的素养也下降了；③受到第三国际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祸害；④革命的战略从1927年纲领，到1931年政治纲领（草案），再到1932年纲领，发生了很大的动摇；⑤被间谍、挑拨离间者扰乱了党；⑥1933年6月，佐野学、铜山贞亲等原党最高领导人转向，并以此为契机出现了大量的转向现象；⑦1932年纲领「革命将近」的主观主义判断。
一直以来支撑着日共的，无非是共主义的光环与群众自发的激进性。栗原幸夫说：群众「看不到党的具体样子，反而让他们心目中党更为理念化、理想化……他们被作为幻想的党所迷惑。」
伊藤晃也说：「当时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使工人、农民动辄激进化，运动采取激烈的形式。感到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自己将来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牺牲自我，加入到运动之中。这种自然产生的激进性，往往成为对日共的支持。总的说来，党正是依赖于这种激进性而存在。」
诚然，马克思主义在战前日本社会影响极大，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不可思议的多。在知识分子之中，马克思主义也具有神圣的地位。是这样的理论，支撑起了日共光辉的虚像。
然而，光耀万丈的赤色理论，与屡屡濒临破灭的共主义运动的「现实的贫穷 」，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一个日共之中，党＝中委会，党员是实现中枢方针的一次性消耗品。中委是随意任命的，他们从未在群众面前展试过自己的力量。尽管他们的领导能力令人怀疑，但「将党神秘化的权威主义凝聚了党员和支持者」，导致他们缺乏对干部的反思能力。结果是，党将「把各种运动的领导机关整理成整齐的体系，与革命运动混为一谈……越是党直接领导的运动，越变成缺乏意识形态的街头活动」。因此，党员从入党到被捕的活动时间极短，而且大部分党员都是不属于党支部的街头分子，与群众的结合能力较弱。
总的来说，日共灭亡的悲剧，还是来自于两个问题：革命运动实操水平的拙劣（技术问题），以及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混乱（战略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在这个系列的前五篇看到的一样，日共的组织技术、保密技术、斗争技术、地下党技术、审讯技术均十分拙劣 ，几无可称道之处，才导致日共的组织样态被特高摸索得一清二楚，造成日共一次次地被日本政府连根拔起，而这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在战略问题上，日共总是被两个方向撕裂。一个方向是日本革命在即，要集结一切力量，对日本政府发起决死冲锋；一个是共主义运动日本化，革命运动要现实主义化，结果就是取消革命，取消马克思主义，滑坡到天皇制改良主义。不能把握好两个错的平衡点，是日共的致命点。
渡部彻的分析
渡部彻的『1930年代日共论』指出，四一六事件后日本共产党的极左偏向、街头分子化、党与群众团体的混淆，导致了30年代日本共产党最根本的弱点：①党组织的缺陷、②对群众意识与动向的片面把握、③混淆党和群众团体、群众团体被视作党的附属物。日共缺乏工厂支部，大企业内的党员极少，片面强调各种纪念日的公开街头示威，支部对于中央的这些指令也几乎没有反应。而且，「革命迫在眉睫」的主观主义形势评价，导致许多群众团体，逐渐变作党的附庸物。
下面我们就从渡部彻的分析来审视日共。战前日共顽固的老毛病就是极度缺乏工厂组织 ，1931年初～1931年9月之间，日共在全国范围内，居然只有五个工厂党支 部。对于日共来说，维持它的工厂党组织是极度困难的，比如神户市营电车的组织生存了五个月、三菱电机的组织只生存了四个月。
不仅如此，军队组织也很少。虽然日共在「武装共○党」时期就设立了军事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的最大成果就是拉拢了一名士兵、一名干部候补生。「武装共○党」之后的「非常时共○党」也继续试图发展军队党组织，要「在兵营军舰内，损害所有天皇军官的威信，妨碍他们的战争煽动计划……以士兵群众的日常不满为基础，发动士兵群众参加反战斗争。」⑤然而，这一时期的军内党支部，只有吴海兵团的三个党员。被称为「全国最大的阶级反战组织」就在那里，这个组织一共争取到了十个水兵 （党员加上左倾人士一共十个）。这里的十个，是两年各自有五个现役水兵，合计十个水兵。
『日本共产党的五十年』就30年代初写道：「在这一时期，党在兵营和军舰中建立了党组织，如东京、大阪的陆军各联队，横须贺、吴港的军港，战舰长门、榛名、山城等。」但是，如后面所讨论的那样，其中能够确认为党员的人，是少之又少，大部分不过是与党有联络的军人，建立党组织，拥有多名党员的，只有吴海兵团而已。
即便如此，日共却沉迷于自吹自擂。1932年10月28日的『赤旗』号外声称：
「日本军队内部现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化过程。在全国兵营军舰内，在枪毙的威胁下，许多革命士兵和广大士兵群众一起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士兵群众对党的支持显著提高。天皇的军队现在面临着内部崩溃的危机。」
就在号外发出两天后，日共的党组织就在日本政府的大逮捕下（热海事件）溃灭了。
正如前述，日共老老实实扎根在工厂与农村等生活斗争场所的党支部很少，反而有一大堆街头党支部、作为街头分子的党员，街头联系变成了整个党最重要的活动。地区党支部稀少，它所支撑的党机关却人数众多，呈现出头重脚轻的样子。毫无疑问，这其实正是日共脱离实际民众革命运动所造成的结果——大量知识分子流入其中。
1928年「三一五事件」、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将日共工农活动家苦心经营的网络连根拔起，日共与基层工人农民的联系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逮捕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一次在重建中都会轻而易举涌入党内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则进一步加强了日共的非合法主义与激进主义。
难怪神田文人认为，战前的日共运动：「极端地说，最终没能超越思想集团的范畴 」，30年代的日共并不是处于革命态势的党。日共所处的主体形势是非革命状态⑥。在这个阶段，直接谈论革命只能说是梦想，此时扩大党势和保存组织才是必要的。然而，现实却完全相反。
日共指导部病态地沉迷于进行各种花里胡哨的行为，甚至这样会损害党组织也在所不惜 。日共的党组织与它指挥的群众组织一旦做出了什么成绩，或者即将要发动什么行动，指导部就仿佛生怕日警不知道，就是要在『赤旗』上刊登此事（他们将此视作党对组织内外运动的「领导」），结果日共的组织自然一次次被日警无休止地摧残。
另一方面，日共总是沉迷于命令党支部组织各种街头非法抗议活动。日共最珍重的财产——工厂党组织，当然也有组织街头抗议的任务，1929年的『关于日共当前组织事业，特别是支部组织及活动的决议』就提出：「（工厂支部）的重要任务是，（根据）每时每刻的政治和经济运动（例如全国性大罢工、农民运动、反对失业、解散议会、选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劳动节、俄国革命纪念日、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纪念运动、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动员工厂群众参加……式微运动。」
这样的抗议活动总是没完没了。1931年7月7日第一次日共政治犯公审时，就有：
党的公告：
「释放先锋！上午十点全体罢工参加街头式微！……上午十点！……要约定在这个时候…各厂根据形势罢工，五分钟罢工，以罢工向统治阶级发起抗议！……7月7日，立即释放先锋，举行集体罢工式微。」
日共东京市委公告：
「七月七日全市一齐罢工式微！……紧紧握着双手，从工厂、车库走向街头！和失业者一起占领街头，举行一场大游行！」
日共的公告：
「七月七日！罢工一整天，示威一整天！7月7日，所有的工人、农民、劳动民众全都走上街头式微！」
日共中委会公告：
「排除万难，组织游行!……日常斗争是如何激烈地进行的，日常斗争的公审运动是如何成功地与之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同志们能动员多少工人农民参加这场大众的政治式微，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
就像『赤旗』自己在1933年7月21日的『论说：发挥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克服「八一」斗争的滞后性』指出的一样，这些「以往的式微，……不仅对单位内部斗争的发展没有帮助，甚至还出现了把好不容易在单位内部获得的积极分子白白让给敌人的情况。」抗议活动导致日共损失党组织是常态。
即便如此，日共还要唱高调：「即使一个同志被夺走，也要获得几百、几十个新同志。如果害怕白色恐怖，什么也做不了。」的确，这样不停地直接现身的日共确实很耀眼，在报纸上时不时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不知道的还以为日本马上要革命了。然而，这一切却是以不断牺牲党组织为代价的，辛辛苦苦争取入党的工人农民党员，被当做了街头抗议的一次性消耗品，草率地被捕、被投入监狱。
在这种情况下，日共组织的疲敝不言而喻。1932年12月24日的『劳动新闻』承认，这种街头抗议「活动萎缩，变得不活跃，甚至出现了聚集成小集团的倾向。例如，最近在活动中，有一次成功的全市性、全区性集中统一游行吗?……（游行）状态多是，只有少数工会成员，配上极少数他们影响下的工人参加了。」
1933年小林多喜二牺牲之后，日共本来准备在3月15日当天举行小林的劳农葬，借此机会再次发动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向日本政府展示自己的力量。然而，「尽管中委会的指令明确表明了党的方针，但在某个地区、某个支部等地，3月15日要如何奋战，甚至还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问题。有人甚至还不慌不忙地说：『因为失业反对斗争太累了。』」
当年4月1日的『赤旗』，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为组织反战行动所做的积极努力，从去年秋天开始一步步地后退。」其实，何止「去年秋天」呢？
1933年8月1日的「国际反战日」，野吕指导部本想着将其作为一次大规模的反战斗争。然而，现实却极其惨淡，日共只不过在东京街上插了几面红旗、扔了几个摔炮而已。即便如此，日共指导部依然不放弃这种自沙性活动：
「『八·一』式微……由于没有充分成功地斗争起来，所以两三个同志之间，产生了只在劳动节、八·一、革命纪念日等重要节日时举行式微就可以了的主张。
但是像今天这样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进行罢课、罢工、式微的群众行动是绝对必要的。」
这一切的结果，直到日共灭亡以后才显露出来。1937年9月的『国际通信』说：
「在满洲事变的两三年间，反战群众行动倾向于高举具有高度革命性的反战口号，来进行非法街头式微。……进行有效的街头式微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此时，为了将牺牲控制在最小限度而做好周到的准备，是绝对的必要条件。因而，反反复复地这么示式微，一般是不可能的。……保护党组织是第一位的，不惜牺牲党组织也要进行式微，是本末颠倒。然而过去的错误，是无视了其他合法的群众行动组织，高估了非法式微，『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断然进行』式微，结果给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日共的极左盲动方针也是日共衰退的重要原因。与他们所幻想的革命宇宙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在日本统治阶级的宣传下，「日共＝赤色＝国贼＝非国民＝不可接触者」的念头，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部分日本人民的脑海之中。
1931年5月31日的『赤旗』说，在专卖局烟草工厂工作的「利荣」，花了很长时间说服一个朋友，甚至借给他『战旗』，对他进行教育。终于那个朋友也开始说服周围的人，但这样的时候，「在公司里，大家都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谁也不会靠近他」。利荣自己也说：「我只跟两三个人说过这样的事，却让大家深信，我去其他单位的话，也一定会说赤色的事情。」
『党建設者』第一巻第二号（1932年8月29日）也刊登了「××军港××舰三等水兵」的描述。海军士兵对上级、前辈以及日常的训练、作业等有不满和反抗心理。然而：
「那是针对直接命令自己的眼前的指挥者，而不是看清了背后的主人公（资本家、地主、天皇的国家权力）。我指出这一点，不断举例说明『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他们』，他们也会说：『这也许是真的，但说这些的话，宪兵就来了』，开始转移话题。大家的意思是：『老老实实待到兵役结束』，他们顽固地相信所谓社会主义是俄国的激进派，是企图使日本国家崩溃的可怕之物。被打上『赤色』烙印的人说的话效果很差，不被打上烙印是参加军队活动最必要条件。」
『劳动新闻』第35号（1931年10月8日）指出，日共的工会成员没有「站在群众的前头」，结果普通工人「说『全协说得对，但是不见它的影子』。他们说『加入工会就会变成不良职工……我们没有学问，头脑也不聪明，所以不需要加入工会』，『工会成员处于脱离群众的某种特殊存在的状态，被排挤的状态』绝非少数。」全协在1932年『工厂内活动的诸问题』中也说：「让人们产生错误的想法——认为进入全协是困难的，就要有学问的，全协是可怕的，全协是错误的——的事物，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吗？」然而，他们坚持全协指导部和产别工会指导部进行了正确的指导，可以说是把这些问题的罪责归于基层工会成员。
现实是，日共统率下的日本工农，只是日本工农的极少一部分人。日共最鼎盛时，也只不过有着500～600个党员。这个最鼎盛的时代，还是一个特高特务在主持党务。即便是温和左翼的政党，每次大选也只能拿到可怜的几个议席，与政友会、民政党这种巨无霸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
正如1935年的野坂参三承认的一样：「我们必须清楚地记住以下几点。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广大普通群众，其绝大多数还没有被政治所吸引，或者即使到现在也信赖自己的阶级敌人，即社会爱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天皇制政府。……」
尽管如此，日共却在『1932年纲领』下，根深蒂固地相信「革命将至」，想象自己身处一个革命一触即发的日本。为此，他们所描述的日本，与真实世界的日本，仿佛就像两个世界线的日本一样。
比如『兵士之友』第一号（1932年9月15日）就说：
「曾经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皇军纪律早已不复存在。天皇的军队正面临崩溃的危机。……在日本内地，兵营、军舰等反战情绪也像波浪一样扩散。……『工农兵合作』的思想正在俘获全体士兵的心灵。」
1932年7月15日的『赤旗』：「尽管天皇政府和资本家地主发动全体机构宣传鼓动，对天皇制和天皇一族的公然攻击和反抗，还是日益普遍化。」
1932年6月15日的『赤旗』（『论说：通向农业革命的道路』）：「劳动农民占『全体人员83％』的军队，在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现实教育下，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天皇、资本家、地主的忠勇军人了。（在兵营与军舰上，发行着士兵被狼吞虎咽地阅读的『赤色』报刊）。这不仅使得他们不可能进行侵略战争，而且是直接颠覆他们统治的决定性前提条件。」
当然，也少不了对天皇制的严重低估：「我们把集中的目标定为政治中心（在东京是宫城）是完全正确的。在公共食堂、电车、公共汽车、食堂等地点，工人群众都把这个问题作为话题的中心，支持日共反对天皇制。被宗教般教授的天皇崇拜，相反地转化地反对天皇的斗争，这种大众风气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自号『一天万乘』的天皇崇拜，只不过是用暴力来支撑的。」
终于，1932年末的大逮捕，终结了风间丈吉的指导部。然而，日共指导部换人以后，情况依旧。
「最近日本政府的最大特点，其实就是他们的一切政策如果不把镇压共党作为第一要义，就无法推行下去。……镇压的利刃挥舞在挨饿的群众头上。
然而，这无疑明确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危机是如何地进化，显示了日共是如何在广大群众的带领下组织飞跃性斗争的。它告诉我们，革命形势正在时刻逼近，只要我们现在一跃而起，就可以把敌人的镇压转化为我们镇压敌人。」
——『赤旗』1933年4月26日，『评论：五一劳动节前夕，如何组织反攻以抵抗新的敌人镇压』
「决定性斗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日本的整个经济、政治形势都充满了爆炸物。内外各种矛盾的极端激化的结果，就是这种不知何日何时就会因为任何突发情况的爆发，处于革命危机形势的状态……最紧要的主要行动口号是……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打倒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
——1933年八一反战斗争方针书
尽管『赤旗』也有时会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激情将更加高涨，它将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但）现在我们还不能谈论革命危机的存在」（1932年1月21日）、「我们还不能谈论我国革命形势的存在」（1932年6月5日），但大部分时间，日共都在以华丽的词藻，极力为日本涂上革命将至的革命色彩。如：
「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向全日本的农田喷洒了石油。只要一根火柴，帝国主义日本的整个农村就会燃起革命的火焰。」
——『赤旗』1931年3月1日
还是『赤旗』，1932年6月20日的：「斗争尖锐而加速度地发展……经济恐慌引起劳动群众的生活破产，导致日本阶级斗争领域进入了革命高潮的深刻新阶段。」
当然，也少不了经典的「武装保卫苏联」。
「天皇的军部宣称将于5月1日侵略苏维埃同盟，但至今仍延期，这其实上是来自于工农的殊死反战斗争。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暂时中断侵略上海，也是因为战线上的日本士兵拒绝战争。……
我们应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向工农的祖国苏维埃同盟发起攻击的时候，把武器反过来，指向强盗战争的元凶天皇。」
——中委会宣传煽动部，小册子『工农与战争』，1932年7月20日
又如『赤旗』1933年5月26日的『论说：为反对日本强行夺取华北，应组织群众反战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今年反苏战争的拖延。预定的秋天正在步步逼近。8月，最晚10月必须『举国一致』，把全国人民群众都卷入反苏战争的风暴中。」
以及6月11日的『赤旗』：
「如果诸位以为华北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争就告一段落了，就此松懈下来，那么你们一定会被反苏战争爆发的号外震惊得狼狈不堪。」
9月6日的『赤旗』：「日本帝国主义谣言的全新之处，即有计划地集中于『赤军侵入国境』，表明他们企图使中东路谈判破裂，在原定于九月的干涉战争开始之前。为开战找借口。」
正如渡部所评论的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无比想要保卫苏联，不如说是甚至希望日苏战争马上爆发，只有这种爆发，才能打开日本革命的道路。
就连远在莫斯科的野坂参三，也在高唱革命调子：
「现在日本政治形势的特征是，反革命势力总动员的同时，革命势力抬头；日本事实上正处于伟大阶级冲突的前夜。我们完全赞同库西宁的这种见解。党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家的小集团，而是一个正在逐渐赢得工人大众支持的政党。」
其实，日本的现实是什么样子，他们自己并非不清楚。1931年12月的『无产者新闻』小册子就指出：「这里只写一件事，是日本无产阶级在进行反战斗争时，一定要牢记在心的。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一次赤裸裸的战败经验。民众一般并不会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希望有强盗战争，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制定反战斗争战术。抽象的、机械的、自以为是的反战斗争，是绝对不可能启蒙群众、赢得群众、发动群众的。」
然而，日共的革命斗争与反战斗争恰恰是抽象的、机械的、自以为是的。正是这种革命高潮的认识，让日共过大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以至于一次次地实行各种万岁冲锋战术、玉碎主义战术，真正让日共除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
越是极左，日共越被人民群众孤立；越被人民群众孤立，日共越是左倾。然而，在日共看来，被群众孤立反倒证明了群众需要极左路线：
「『党孤立化』的危险，是否意味着大众开始丧失对我党的信任？绝对不，事情正相反。群众日益增加对我党的信任，热忱希望参加我党，痛切要求其革命的领导。然而……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太薄弱，不能适应这一群众的要求。一言以蔽之，群众的革命压力正在超越党的领导力量。这就是『党孤立化危险』存在的根据。」
除此以外，日共还有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将组织内的群众团体与自己混为一谈。共青团（青年组织）暂且不谈，全协（工会组织）、全农全会（农民组织）、反帝同盟、赤色救援会、『无新』支局、『战旗』支局（都是文化团体）等等，这些群众组织都是名副其实的外围团体，是党的附属品。
群众组织的作用，本身是帮助日共争取更多人民群众，形成社会上坚持阶级斗争作用的堡垒，而这个方针主张更为宽泛的堡垒将以坚持革命方针的先锋队为中心，形成一片广袤的城池。尤其是这种日共完全不合法的情况下，群众组织本该是在合法空间之中，暗地里帮助日共统战的机关。然而，现实却是日共一方面通过群众组织内部的党员，极其生硬粗暴地命令群众组织干这干那，一方面不由分说地要求群众组织提出党自己的极左方针，让他们全部蒙受非法化的命运。最终这些群众团体都被党机关完全侵蚀，真正与党同生死共命运，一同在1934～1935年陷入彻底崩溃之中。
就以日共最重要的工人组织为例。「全协」指导部在1932年自我批评中，已经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国协议会并不是真正的工会。因为工会必须把所有倾向的工人组织起来，而现在的全国协议会，可以说没有一个工会成员不是日共的支持者。」
其实，第三国际对日共的这种现象并不是没有批评。1930年7月，第三国际西欧书记局的『日本的经济危机与罢工运动』指出：「左翼领导人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化做了很多论述，直到今天还在讨论这件事。然而，迄今为止，他们并不把这种政治化看作斗争的政治化，而认为给左翼工会组织加上政党的性质就是政治化。这件事在实践上，成为了对左翼工会组织基础的限制，以及对政党和工会职能的有害混淆。」
一个月后，赤色工会国际五大在『日本革命工会的任务』中，再次批判了日共的这种态度：「在右翼机会主义的合法主义出现的同时……左翼宗派的倾向也暴露出来。那就是：左翼工会在群众面前，不再是包容具有各种倾向的全体工人的广泛非党组织，而是作为在政治上持有相同意见的人的组织而发展，把自己与日共视作同样的东西。」
莫斯科指定的日共『1932年纲领』，再次提及此事：
「党对工会和其他所有党外组织的领导方法，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也就是，必须停止对这些组织的命令方法，不再混淆这些组织与党本身。对这些组织的指导应该限于以下几点。即共产党人要靠自己的精力，靠自己的思想影响（而不是靠宣扬自己是党员等）在这些组织内争取领导作用，并经常用说服的手段（只是靠说服）使其成员群众赞成革命倡议。……这样做可以保证在群众组织内活动的党员态度端正，在群众组织内建立有活动能力的日共，加强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以及党在群众组织内的纪律。」
事实上，事后日共自己也有做自己批评，反对居高临下地命令群众组织⑦。然而，批判一过，日共照样死性不改，继续这种顽劣的作风。1933年甚至出现了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全协日本东京xx支部常任委员会」（这里注意，不是全协里面的党支部，是全协自己）公然在『赤旗』上刊登文章，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过于软弱……加强工会内部的软弱党组织！大胆地让革命工人入党！」而日共中委会书记局反而赞美这篇文章说：「日本革命工会的领袖们正确理解我党的布尔什维克式群众政策，为克服其偏向、竭力实行其政策而表现出极大的阶级热情，我们对此表示最大的阶级敬意。」
1931年7月20日的『赤旗』小册子，还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你们也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因为『这是党的决定』而强迫工会分会做事……非常遗憾，最近听到如下的不满：××君最近以『党的工作忙』为由不做工会的工作……这是绝对错误的。甚至对当时还不是党员的同志公开说『因为党的工作很忙』，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这还是上层干部的情况。一个在日共阵营内的普通工人，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1932年3月，20岁的原全五以车床工的身份进入大阪炮兵工厂，随即加入全协日本金属工会，三人组成金属工会分会。他回忆道：
（加班两个小时，晚上八点）一出门，几乎每天都有街头联络。先是金属工会的人，然后是共青的人、反帝同盟的人、党的人、党的『赤旗』分发员。每次都会收到传单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全协机关报『劳动新闻』、党的『赤旗』自不必说，而且这些报纸还要争取新的读者。这种事情要如何实际实行，是由工厂三人组来商议与工作的……（准备组成临时工会）也当然要在碰头时，报告这件事的情况和计划。正当此时，外面突然飞进传单，机关报也进行了大量报道。「炮兵工厂红旗飘扬！」「我们炮兵工厂分会势如破竹的进攻」、「发动总罢工吧！」。
上班途中，特高和宪兵突然包围了工厂周围，只要发现有可疑之处，就毫不留情地进行审问和搜身，工厂内部的警戒也变得严格起来。……我们动弹不得。……
年末的某一天（我当时还没入党，党关西地方委员长）就严肃地向我宣布：「机关决定录用你。」第二天，金属工会的人：山六（山田六左卫门）来和我碰头了。……正月在东京召开金属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你和株本也要参加，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说：「我不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他说：「不，是中委会决定让你和株本当中央委员。」……我接受了这件事。
下次党的人来和我接头时，我报告了这件事……党立刻下令不要这么做。我抗议说，金属工人为什么不能参加自己工会的会议，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反对到底，强行参加了会议。（我出席金属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当时），讨论持续了两天。热烈的讨论。但是我几乎不知道讨论的内容。（一月四日回到大阪，五日被捕）。
日共工会系统的草台班子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日共对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方式极其生硬粗暴。就连日共自己的『赤旗』都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胜不胜数的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本着公平态度起见，就以日共自己的批判，来还原日共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方法：
「对于一部分党员来说，身为党员意味着……在还没有读过『赤旗』的工人面前摆架子。举个例子吧。……我们把一名工会成员聘为党干部。但是工会的地区或支部的干部…还没读过『赤旗』。于是，这位新党员很好地说明了党的政策，并让他们接受……与此相对地，他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什么啊，他们还没读过赤旗吗？』摆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赤旗』1932年4月1日，『就工厂支部的活动』
『赤旗』1932年4月23日的『强化工会运动』：「党员对工会成员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工会的工作人员一旦成为党员，在党组织的一定岗位上工作……还没找到后继者，就对工会的活动置之不理……（这种事）不是一两个。」
「打破过去把群众团体视为党的附属物的宗派性方针，为了群众团体的发展……，我们要带头努力。……无论是变成最高级的宣传煽动部的下属机关，作为宗派而缺乏群众性的反帝同盟，还是与基本的阶级斗争结合不够充分的赤色救援会，都是如此。而且为了实行这件事，我们不能去找赤色救援会和反帝同盟，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的样子，就仿佛老爷子一样指示他们要这么干，那么干……」
——1933年8月1日，『论说：为了党的加强与扩大，在群众斗争中学习群众活动战术吧！』
「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充分理解并活用了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与群众团体相互作用的原则？……没有群众团体工作经验，从『赤旗之友会』吸收来的组织者，不是自己进入群众团体，与群众一起生活和斗争，而是『居高临下』地暗示自己是党员，大吹党员风，只在每次有活动时，通过命令、强压来实现党的方针。他们无视团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企图以命令性、强制性的方式将党的方针与决定带入群众组织……由此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极端恶劣的官僚主义和极左的宗派主义，他们不经说服，依仗党的权威，暗示自己是党员，以此发号施令……（另一方面），群众团体内的党员，看上去与一般党员相比，权利与义务都要低一级……」
——1934年1月31日，『就领导群众团体』
这些群众组织即使将自己规定为「超党派的群众团体」，也经常变成日共的别动队，比如1930年的「选举斗争同盟」就变成了日共候选人的后援会，在派发的小册子中说明日共为什么好，「选举斗争」就是投票给日共的领袖佐野学。
本来这些群众组织应该「改掉『提出纯正左翼的口号，只组织纯正左翼』的方法论，提出右翼、中间派、未被组织的工人们也能赞同的口号」，却被大部分工人认定为「只是日共领导的组织」⑧。就连相对具有自主性的赤色救援会，也逃不过这种日共指导部无条件的支配：
「2月12日『救援新闻』号外，煽动群众应该投票给佐野学等人，东京地方委员会以此为基础，发表了推荐佐野学等人的公开信，作为具体的活动方针，发出以下口头指令。
……
2、二月十八日各班进行模拟投票。其方法是利用公司工厂学校等中休时间，加上未组织者进行模拟投票，会员投k.p.（即日共）票，当场开票，以恳谈会的方式，宣传党员的经历，或者宣传党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以此引导大家投票给k.p。」
以上的这几个因素，或许才是日共悲剧的根源。
已曾设想的道路
不妨设想一个不同的时间线。这里说的不是日共在30年代革命成功，将旧帝国余孽赶到满洲去的时间线。我们应该诚实一点，承认日本比起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欧洲国家那种常见的革命者「失去的胜利」。战前的日本从来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工潮，没有一次发展成暴动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争取到大多数工人支持的左翼政党。旧日本的国家机器从来没有一次因为左翼运动而有了较大程度的动摇，大部分时间它都巍然不动。日本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确实不小，但战前日共并不是那把可以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
这里说的不同时间线，指的是日共延续了第三国际在20年代中旬曾提出的建议，继续沿着劳动农民党模式前进，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后来的人民战线战术，凝聚起日本人民的反战浪潮。日共在左翼运动中的势力被总同盟等改良主义者后来居上，乃至遥遥领先的事情本可以不必如此。日共与新劳农党的悲剧，本可以不必发生。被日共的愚蠢举动推走的日本人民斗士，本可以留在日共阵营里面。因此，不少学者都曾经设想过这样的路线：日共成功了组织了人民反战斗争，遏制了法西斯战争。
无条件地夸赞战前日共的英勇牺牲，显然是错误的。1945年日共复活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为自己的反战斗争而自豪，为自己的（少数）高级领导人在狱中坚持到了日帝灭亡的一刻而自豪，称呼自己是唯一反战的日本政党。然而，那些1937～1945年期间，即便过去领导他们斗争的组织已经被日本政府取消，也依然坚持斗争的工农在工厂与农村奋战到底时，日共又在哪里呢？有组织的日共，早就在日本投降前十年溃散了。日共不仅是坚持反战的政党，还是大多数党员转向拥护战争的政党。
一度出任日共副委员长的上田耕一郎，曾经在1950年代指出：
「正如丸山真男在战争责任问题中尖锐提出的那样，日共对自己未能组织反战斗争的政治领导责任缺乏反省，妨碍了日共深入把握当时（战争结束后）国民感情，可以说是让日共未能作为国民共识的组织者、作为国民政党而出发的根本原因。
在1945年12月8日召开的追究战争罪犯国民大会上，日共被理所当然地视作战犯。第一次战犯名单公布，其中除了军阀、财阀的领导人以外，还包括天皇一家；河野、三宅、浅沼、河上等社会党干部；以久米、菊池为首的，吉川英治、西条八十、狮子文六、吉屋信子等四十二名文学家在内，共一千六百余人。他们预告将公布第二次、第三次的名单时，日共不仅没有结成人民战线，反而让自己不得不直面被国民孤立的危机。」
当然，本文的主题并不是日共有多么愚蠢。从这段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容易滑坡到论证にし大国的革命多么正确，以这次革命为基础的レジーム，以及这个レジーム主导的资主义现代化是多么正确；反之，也有可能一转论证到「幸好」日本革命没有成功，还是自民党资本主义好的话术。
战后复活的日共并没有对多数派报以宽容之心，而是将其毫无宽恕地作为叛党分派来看待，要求回到日共的多数派领导人做严厉的自我批判。已经成为社长的宫内勇并未回到日共，而山本秋在回到日共时，是这样批判宫内勇的：
他曾经自诩为历史车轮上的一个齿轮……却没有做出自我批评，而是执着于自己的自我意识，婉拒了同志们的几次温厚回党劝告。他宣称自己是背弃历史的悲剧主人公，永远地背叛了他的过去，对此我不会幼稚地报以极大的愤慨，而愿报以一掬同情，作为诀别之语。
真正的革命者在面对战前日共历史时，会如何在「报以一掬同情」的同时，回顾这个被历史所背弃的悲剧主人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会在永远地背叛了他们的过去，而将要活用他们失败的经验，在革命运动的未来追寻。
①宫内勇，在1928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已经被捕，当时被判一年徒刑，三年缓刑。出狱以后的宫内在1931年加入日共的农运俱乐部『农民斗争社』，当时里面有堀谷雄高、松本三益等人。
大泉兼藏就是在1932年1月来到东京、4月成为日共农民部长的，因此时任全农全会派中央书记局成员的宫内勇也见过大泉。他后来说：
「他是个胖乎乎、满脸通红的人，纯粹农民出身。因为有新潟口音，把『一定的任务』发音成『诶定的任务』，所以『诶定、诶定』这句话在农斗社内部开玩笑似的流行开来。」
宫内1932年作为东北地区负责人，被派到那里四处环游，因此反而躲过了1932年10月的大逮捕。他在1933年初回到东京，不久就成为了全农全会派的党支部书记。
②岩本严回忆说，多数派当时的意见是：
「党的机关报『赤旗』根本不给我们斗争指导方针。全协也对党的领导表示不满，双方处于对立状态。领导层几乎都被逮捕，只剩下袴田里见一人，只剩下袴田一人，他的身份值得怀疑。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底层党员是无法信任他，并接受他领导的。我们必须召集可靠的同志讨论中央领导的指导方针，召开代替全国大会的代表会议，以确立正确的领导。△△x x细胞会议是负责这项活动的志愿者的集会。它没有指导和控制等权力。我们想互相取得联系，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一定数量后召开代表会议。」
关西地方委员会一开始的决议是：
（1）宫内等人的全国代表者会议分派包含着右翼右倾主义的危险性。
（2）这个分派只看到中央领导斗争的负面效果。
（3）大泉•小畑讯问事件以后，也不断发生大逮捕，令人怀疑是不是党内还有间谍。
（4）虽然中央应该知道关西地方委员会的组织还在活动，但却不来联系，这很可疑。
（5）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决议参加全国代表会议分派。
多数派解体时，是这样的：
大家以这个决议为中心召开了『多数派』扩大筹备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在9月20日发表了声明书：『多数派』解体，但不组成党中央，也没有资格组成党中央。如果有人在地方上确立了中央，我们将以『多数派』以来的批判力量来监视它；解散『多数派』，重新组织了关西地方委员会。成为组织中心的是国谷要藏、吉见光凡、种村义匡等人。
③在关西组织运动的宮西直輝也回忆说：
日本的文献学者似乎认为，日本的人民战线运动是根据野坂在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命令，才兴起的。但实际上，在文化战线领域，自作家同盟解体后，大家就开始采取分散战术。所以关西地区也没有采取统一的联络体制，京都和神户保持联系，大阪则不联系。我想这是辰已经世的领导方针，辰巳的意见是，在敌强我弱的时期，如果采取统一的中央集权组织形态，就会马上受到镇压，这时就应该彻底分散。所以在京都有『星期六』『世界文化』等独立的活动，在大阪也有各自的活动。有人在东京成立了独立作家俱乐部等统一组织，但我对此表示反对。如果统一成这样的一个组织，就会受到镇压，一下子垮掉，我觉得还是要游击队的形式。
在这样的动向中，昭和十一年（1936年）第三国际七次大会的人民战线决议公布了，对此最高兴的应该是特高吧。也就是说，被称为人民战线的运动全部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符合，成为合法运动非法化的最大原因。所以，我对第三国际决定建立人民战线的方针本身抱有很大的疑问。」
④当时参与运动的内野壮儿，在战后描述了他们的方针：
「在世界范围内，人民战线是以共○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同斗争、共同战线为中心形成的，但在共○党没有合法活动自由的日本，人民战线采取了特殊的形式。即在日本共主义者影响下的工会、农会一起加入社大党，将反动干部从群众中孤立出来，使社大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共同斗争组织。在此之中，建立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群众和群众的共同战线。」
⑤方针全文如下：
阶级斗争前所未有的尖锐化，内地与在外的士兵群众前所未有的革命化……我们要在这一天（9月18日），必须以这样的核心口号：反对天皇政府的一切战争煽动，反对一切战争示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与中国革命，满洲、朝鲜、○○完全独立，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打倒资本家地主的天皇制，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工、农、兵革命合作万岁，进行革命的群众反战示威。
一、我们必须在兵营军舰内，损害所有天皇军官的威信，妨碍他们的战争煽动计划，举行群众性集会，举行游行示威，以士兵群众的日常不满为基础，发动士兵群众参加反战斗争。……只要我们大胆谨慎巧妙地去做，反战斗争决非不可能。
（二）为了实现这种群众反战斗争，必须立即召开支部会议，决定当前士兵大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以及要以什么样的斗争形式进行斗争。我们要为巧妙地捕捉士兵群众每时每刻的情绪，抓住敌人的弱点，抓住公开斗争的契机，而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广泛地发动革命士兵的参与。为此，支部要站在前线，和革命士兵一起创建『九·一八』斗争委员会、暴露敌人在『九·一八』企图，具体地决定如何与之斗争，明确各自每天的工作，并给所有人分配工作。只要有计划性的群众准备，反战斗争就一定会成功。
……
二、战线上的党员、革命士兵必须站在士兵群众的最前头，拒绝与被说成是匪贼的满洲工农游击队交战，反对日军侵入苏维埃同盟的国境以内。……把枪反过来，先指向指挥官吧！应驱逐指挥官，建立士兵群众自己选举的士兵委员会，以此决定军队的一切行动，与武装起来的满洲工农握起手来，参加红军，把日本帝国的将军驱逐出满洲，积极地参加满洲工、农、兵建立的苏维埃。……军队支部成员和革命战士平时的行动，会得到群众的信赖……只要不断地进行准备，我们在九月十八日就可以粉碎天皇政府的对苏维埃战争计划，成为走向终结战争的第一步。」
——『将天皇政府的「九·一八」爱国战争示威转变为工农兵的「九·一八」革命群众反战示威斗争』，1932年9月5日
此外，日共是这么组织党支部的：
「没有支部的扩大和强化，就没有党的群众化……为了精力充沛地完成支部的工作，党要求由被选中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党要求选定组织进攻的目标工厂，派出突击队员迅速组织群众行动，把支部组织起来。
我们必须觉悟到，这必将是资产阶级用他们的一切机关发动总攻来迎接的最艰苦的斗争。因此，如果不是耐心、巧妙、殊死搏斗的无产阶级英雄，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满洲占领战争与日共的当前任务』，1931年10月7日
「我党领导层决定以下事项，并将作为大家的义务。……
一、将中央、地方、地区的优秀党员派遣到重要目标单位，直接接触单位支部的组织生活。组织者必须废除过去那种只为单纯的碰头而花费时间的做法，以拥有的单位为基础，为组织群众运动而工作。
二、所拥有的工厂、企业必须因此最小化。重要的地方一个人一个地方就足够了。……
三、在有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地方、地区指挥部应留一至两名同志，其他全部负责直接领导群众运动。
四、从接受此的方针的那天起，必须着手实行。」
——『站在群众运动的前沿！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和极左宗派主义的偏向』，『赤旗』（1932年1月21日）
⑥「怎样才能推翻现在的政府，建立工人农民的政府呢？……无产阶级和农民紧紧地结成同盟，对现存国家进行斗争和暴动，就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武装起来，向政党发起群众起义，无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军队才有可能把手中的武器转向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议会与工农政府』，『赤旗』，1929年2月14日
因此，1931年末的赤色工会国际第八届评议会也要求全协建立自卫团，而且是「基于民主集中制选出的，具有单一中心的永久性组织」，但全协却只在罢工与示威时，准备了局部地区的暂时性自卫团。党也主张：「走向胜利暴动之路的我们，应从现在开始，把武装起来的、决死的群众性自卫团组织与具体的阶级斗争场面相结合，将其提上日程。今天已经必须广泛宣传，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来了」（『赤旗』1932年3月），但在现实中武装还没有开始。
⑦比如：
「党领导整个工会、团体、青年同盟等群众团体。而这种领导不是依靠党命令党外群众团体来进行的。……只有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以感化力、以说服力』，让这些群众团体『自觉地服从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活动才能进行。我党……一直强调党的独立性和独立活动的重要性。而且，然而党与其他党外群众组织的正确相互关系，其理解并没有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去。党和工会的混淆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
应该注意的是……不能以『这是党的决定』为由强制工会分会做什么。党员在工会分会的聚会上，为了他们接受党支部的决定，必须向不是党员的其他工会成员进行说明，使其接受。如果大家力量不够，而方针没有被工会分会采用，就应该在行动上告诉他们党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也许会令人焦急起来。但是，即使是赤色工会成员，只要不是党员，就不能以党的纪律来对待他们。」
——『就日共独自活动的重要性』，『赤旗小册子』，1931年7月20日
远一点来说，日共在规定群众组织内党支部作用时，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群众团体的具体形势，在其内部宣传、鼓动党的口号和各项决议，以扩大和加强党在组织内部的势力和影响。但这件事，也是以党支部最热心参加其所属群众团体之日常斗争，并带头活动……来作为前提条件的。这样，就能在群众中知道我们党员在为那个群众团体的发展与革命化而最忠实地工作，从而得到他们的信赖，并取得那个团体的领导地位。」
——1929年，『关于日本共产党当前组织事业，特别是支部组织及活动的决议』
⑧典型的例子，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也就是日共强行让「全协」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当时被日共换上的全协指导部，在1933年1月7日的『全国协议会目前的任务』宣布：
「我们不但没有前进一步，而且还要坦率地承认已经退却了几步……日本的工人受到过于残酷的殖民地式的剥削，长时间的劳动……他们几乎没有文化修养，文化水平极低……大部分劳动者来自农村，他们想攒点钱回到乡下，或者有个家可以回去，想由此产生近代无产阶级的意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封建、奴隶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但）大众的左倾化和激进化正在迅速发展，……将在我们日本的工会运动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打倒天皇制』问题光明正大地提出来，规定所有的斗争都要发展成，结合成，集中成『打倒天皇制』的斗争……在这一点上……这对我国工人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日本共○党の研究』（一、二、三）（立花隆）
『日本共○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一九三〇年代日本共○主義運動史論』（渡部徹）
『1930年代日本共○党史論』（田中真人）
『戦前期日本共○党に関する聞き取り稿本』（寺出道雄）
『日本における人民戦線史観の批判的研究——オルタナティブ運動の模索』（千本秀树）
『「左派」農民運動指導者の戦中·戦後——旧全会派の場合』（横関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