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其实也一直处于炽烈的内斗之中。面对事变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对立，内阁、陆军、海军、议会政党、财界各怀鬼胎，争吵的争吵，摆烂的摆烂，耍阴谋的耍阴谋：你把我寄给东京的抗议信偷偷烧掉，我就故意截住你的电报，不让关键消息及时传到东京。
事变扩大派早就跃跃欲试，试图借七七事变为全面战争的起点，快速打垮蒋介石政府，变华北为日本殖民地，甚至想着一举打垮中国的反日势力，解决日本后顾之忧；事变的不扩大派则各怀理由，试图阻止七七事变转向全面战争。在这场统治集团秘而不宣的斗争中，力不如人的不扩大派最终战败，纵使扩大派将日本开上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快车道。在事变不扩大的大合唱之中，事变迅速扩大，变成了长达八年的法西斯侵略战争。
因为大家都已经了解七七事变时的卢沟桥当地情况，本文的主旨，是七七事变时的东京。
一、幕外的推动者：财界与媒体
日本工商资产阶级本来就对中日贸易规模缩小感到不满，希望借七七事变强行扩大对华贸易。时在中国驻屯军担任参谋的池田纯久就回忆说，当时日本各地的商工会议所陆陆续续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打来电报，强烈要求他们讨伐中国。钟纺、大阪商船的社长等大资本家 ，也都渴望打垮中国，驱逐英美资本主义，让日本资本主义独霸东亚。
另一方面，日本各大媒体受到陆军省新闻班 的「指导」，而陆军省新闻班正是事变扩大派的基地之一，主张对华强硬：新闻班的班长秦彦三郎、成员雨宫巽等人，都是极其明显的扩大派。
陆军省新闻班不但处处做足，确保报纸论调倾向扩大派，还故意让报纸不报、少报不利于事变扩大的消息。比如7月1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中国驻屯军达成停战协议时，当天深夜各大新闻社本来想出号外报道此事，陆军省新闻班却跟他们说：「这则报道可疑，暂时不发行。」第二天『朝日新闻』也将这则消息安排在第二面，第一面是大大的标题：「政府断然派兵华北」。不仅如此，陆军省新闻班还很贴心地，在这则新闻旁边注明了「陆军当局谈」：「虽然有传言说中方接受了我驻军的全部要求，但由于中方一再的不讲诚信，如果仅凭这一句口头承诺就相信中方，肯定又要被背叛了。」
7月11日当天深夜，东京电台宣告「恐怕协议将来也要被撕毁」，让29军更加相信「日本在为撕毁协定找借口。停战协定，也不过是为准备开战而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当时日军北平特务机关头子松井大久郎气的打电报向东京抗议，后来松井才听说，这是陆军省新闻班擅自让电台播放的。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一年以后，陆军省新闻班的岩崎茂春大佐在『朝日新闻』的座谈会上说：
「不管怎么坚持不扩大主义……我们认为，如果日中全面爆发冲突，不给中国当头一棒， 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日中合作，而且为了就地解决，国内的强硬舆论对解决事变时极为紧要……但内地的舆论还是日益强硬化……以至于屡屡提醒我要善于指导报道。」
媒体能传达出什么信息，自然是由日本政府决定的，因而日本的媒体自然也只报道「日军如何看待七七事变」的视角，外国媒体与中国媒体的报道当然传不到日本国内。当然日本媒体早已有比较高的自我规制，大局意识较强，懂得积极主动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靠拢，乃至于主动为前线的日军募捐，声称这是「讨伐中国军队的正义炮火」。
就像宪兵司令部当时的评论一样：「此前的普通报纸上……也有要求事变和平解决的，但到了15日，这种论调消失得无影无踪，（新闻的论调）变得明显激进起来，强调坚决要武力解决事态，与右翼报纸的论调大致相同。……从20日的论调来看，依然主张积极强硬论的是『东京日日新闻』、『万朝报』、『晚刊帝国』等，『东京朝日新闻』、『中外商业』等报刊，对和平交涉还抱有一线希望。」
即便也有不少冷静分析七七事变的报道，也已经被淹没在各大报刊煽情、华丽的标题之中 。从当时的主流新闻报刊中，当然看不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再退让，也看不到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扩大派-不扩大派内斗，只看得到中国一意孤行，执意要挑动中日大战。比如『东京日日新闻』在7月的大标题是这样的：
7月9日（晚报） 日中两军交战
7月9日 卢沟桥事件终于重大化
7月10日 中央军主力，待命北上
7月11日 华北的危机·到达爆发点
7月12日 断然·发动自卫权
7月13日（晚报） 中国的战意越发明显
7月13日 日中全面危机迫近
7月14日 终于要直面最坏的事态
7月15日（晚报） 中国·快速偏向开战
7月15日 冀察正在解决交涉·中央狂奔于开战
7月17日 毫无反省之意的中国
7月19日 日中和战的歧路
7月21日 为讨伐暴戾的中国军队而三度交战
7月21日（晚报）最后的『决断』
7月21日（号外）蒋介石·抗日参战命令
7月22日（晚报）我方全体战线蓄势待发
7月22日 国府蹂躏「不扩大」
7月24日 在假面下摩拳擦掌的中国
7月25日（晚报） 华北形势明晰化
7月25日 上海果然发生了抗日恐怖袭击（宫崎事件）
7月27日（晚报）29军·全面抗日挑衅
7月27日 日中终于在北平交战
7月28日（晚报）断然展开自卫行动
这样的新闻口径自然制造了狂热的舆论。不少人对此当时都有在日记中记载，外交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记录了：「应举全国之力讨伐中国」，老牌军部政治家宇垣一成记录了：「讨伐中国以后，吞并华北或华中的好地区是理所当然的」，后来的陆军大臣畑俊六记载说：「根据参谋本部的情报，在乡军人及右翼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得到彻底的惩罚。」当地的侨民也态度强硬，在天津当地、1937年7月20日左右，甚至有一名自称日本侨民代表的男子，向第二十师团长提出：「现在的司令部极其软弱，不可信赖，请发动二二六事件。」
如此强硬的舆论自然让中国确信日本就是上下一心要搞全面侵华战争，另一方面也让近卫内阁投鼠忌器，害怕政府对舆论失去控制。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中日终于兵戎相见。从这一点来说，陆军省新闻班的扩大派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二、摆烂联盟：内阁、政党、外务省
日本的文官政府与议会政党一向被认为可能阻止法西斯战争，事实上却在七七事变中表现极其拉胯，反战的决心甚至不如石原莞尔坚定，绝大多数人都在碌碌无为地随波逐流。
尽管客观来说，二二六事变以后，军部权力业已极大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宰了日本的外交与内政；尽管如此，内阁依然不是束手就擒的：比如内阁始终可以通过不给军事行动批预算，来阻止军部独走①。但这样会很大可能导致陆军大臣辞职，内阁即随之倒台——在保住自己的权位，与阻止对外侵略战争之间，日本文官政府显然会选择前者。
首相：近卫文麿
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一直试图把中日全面开战的责任推到军部头上，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撰写近卫传记的矢部贞治（近卫亲信）在书中强调，同为内阁一员的陆军大臣「完全是超内阁的存在……控制了内阁的命脉」，他还引用了近卫手记的一部分内容，大谈「政府和军队之间完全没有沟通，政府方面也不明白为什么事变会渐渐扩大」。近卫本人也在说，「如果反对派兵，内阁也许不得不倒台……与其说是内阁抑制军队的力量不足，不如断言说是军队的首脑部缺乏控制军队的力量。」近卫文麿甚至在1944年4月的回忆中说：「明明是不扩大·就地解决，却不知为何，实际上越来越扩大了。」
然而，他对七七事变所负的责任实则甚大。近卫文麿之所以会做上首相，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军部相信，近卫可以帮他们执行他们想要的法西斯「革新」政策，就连裕仁都知道这一点。裕仁的弟弟高松宫也在1937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嘲讽，「感觉近卫完全是在依靠军部。」 就连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大佐，都指责近卫「仰军部鼻息」。近卫自己也在1938年4月，对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感叹说：「陆军一直以来的做法，实在让人头疼。我简直就像被当成橱窗模特一样，危险不堪……」
事变前夕，陆军疑似要在华北制造侵略阴谋的消息，已经在东京政界高层到处流传。不要说「日本有人要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甚至「陆军将在七夕制造第二次柳条沟事件 」的消息都已经传出，裕仁也在事前即表示「日中关系一触即发」；然而，近卫文麿却在1944年表示，自己在1937年6月初就任首相时，「对危险一无所知」。
近卫本人的发言也左右漂移不定。根据他的回忆，他在事变刚爆发时感到「我当然不知道，中国的问题要严重到动用武力」，但到7月12日，他就对小川平吉说：「如果派兵可以威慑中国是有利的话……我表示赞成。」7月15日，他又抱怨说：「外务大臣也完全不向我报告，陆军大臣也挺靠不住的。」此后近卫的无厘头发言依然不断持续：
「如果可以用2亿日元笼络蒋介石的话，就可以不打仗解决问题了。」
——1940年3月4日，近卫对原田熊雄
「抛弃我国大陆政策，就是要抛弃国家百年大计……我终究不能接受。」
——1941年1月21日，近卫在贵族院秘密会议上
正如庄司润一郎所说，近卫长期「无视中国民族主义，认为错在中国方面，要求中国反省」，改变过往的林内阁「佐藤外交」的退却姿态，「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承认作为手段的武力，但在目标和结果上，与军部内的武力一击论是一致的。」
纵观1937年7月8日～7月28日的内阁会议，近卫文麿只能用「无能」来形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七七事变刚刚爆发，到7月11日近卫内阁声明派兵的这段时间。
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近卫文麿就跟东京的众多政坛人士一样，怀疑这是陆军「有计划的阴谋」。根据西园寺公望秘书的记载，7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已经第一次提议出兵，要求将派兵「全部放手交给军部来做」，当时近卫说：「我绝对反对出兵。因此，不能把所有责任托付给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都赞成近卫，而陆相撤回了申请。但从海军军令部部长对这次会议的记叙来看，似乎内阁会议最终决议不出兵，是来自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强有力的发言——「如果从内地出兵，后果很严重，要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觉悟……应在事态更加紧张时，再做决定」。近卫本人只是含糊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管如何，随后展开的四相会议上，内阁还是做出了以下决定：
（一）本次事件的原因完全基于中方的非法行为。
（二）我方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三）希望中方反省，使事态得到圆满解决。
（四）如果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表现，导致令人担忧的事态危机，我方将采取适当迅速的机宜措施。
（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责任人，中方谢罪及做好今后的保障。
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上村伸一说，他从第四项感到了「军部反击的征兆」。 此时的文官政府依然比较乐观，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然而，情况很快急转直下，陆军大臣突然要求内阁「临机应变」。时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后来回忆说：「看来大概形势可以乐观一些了。然而，我想应该是7月10日晚上九点左右。陆军大臣给我打来电话，说当地兵力不足。这样的话，从之后的发展来看，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有一定程度必要派兵，所以，想尽快决定派兵……让我去找首相商量。」
7月8日～10日当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已经发生了第一轮交锋（后叙），以不扩大派的退让告终，其结果就是7月10日陆军决定先动员几个师团到华北来震慑中国，这个决定将在第二天传导到内阁会议。7月10日当晚杉山元来找近卫时，近卫并没有出言反驳；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面对杉山元提出派兵，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都曾出言表示担忧，但近卫却没说什么，结果内阁就这样批准了陆军的方案：一共派五个师团到华北，当下先派三个师团去华北。当时在军部办事的高松宫观察道，「总之，内阁基本上是按陆军大臣的说法来进行了。」
在这次会议上，杉山元的借口是：当地兵危战凶，如果再不派兵，当地的中国驻屯军与日本侨民，可能会被中国军队全灭；杉山元的说辞是，「达到目标以后，当然会迅速撤兵」——就连这句话，还是在米内光政追问之下，杉山才说出来的。
近卫为什么没有出言反对呢？根据他在1944年的回忆，原因是：「不管怎么说，陆军是打着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名义，对之我一时无法反对。」然而，或许更真实的原因，是他畏惧陆军大臣会因此辞职。正如他在1937年7月11日上奏裕仁，表示内阁同意派兵时说的一样：「如果陆军不同意派兵，陆军大臣就必须辞职，内阁也必须总辞职。」
此后近卫内阁做出了更加愚蠢的事情——尽管近卫明知道派兵是自己半推半就的事情，近卫内阁却在派兵声明中表现得极其强硬，还在声明发出后，制造出一副全社会同心协力准备对华决战的样子 。
7月11日内阁会议结束以后，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相继前往叶山御邸，相继向裕仁上奏。就在四人上奏途中，晚上18:20分，近卫内阁公布了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份著名的声明指责中方「命令中央军出动，推进武力准备，并无诚意进行和平交涉，以至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的交涉……已经毫无疑问，这次事变完全是中方有计划的武力抗日。」尽管近卫内阁在声明最后表示：「希望通过中方迅速反省来圆满地解决事态」，但11日内阁会议中的关键要点——何时终止派兵，以及什么时候终止派兵，都没有公布出来。
仿佛是要刻意火上浇油一样，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向社会宣布，内阁把这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冠以「事变」这种一般大型冲突才会用到名字，让日本社会更加感觉到战争的氛围。
当晚九点，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财界、议会、报社的代表，表示「关东军、朝鲜军以及内地都会派出相当的兵力」，希望各界支持政府「举国一致 」，代表也纷纷表示，支持政府，要举国一致。深夜时分，政友会与民政党也发表了支持政府的声明。就在极短的时间内，日本即将对华开战的氛围不但弥漫在日本社会之中，还很快地传导到了中国。
对此，近卫内阁内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风见章就感到，这是「顾前不顾后的强硬论爆发了」，他向近卫提议道，「应该尽快通过和平的手段，谋求两国外交的调整」，但近卫并没有重视他的建议。
在7月11日夜的各界代表会议上，石射猪太郎感慨说：「我一去那里，首相官邸就跟节日一样热闹。看上去是政府亲自炒热气氛，要让事变滑向扩大化的方向。」他也听到有人说，「不如政府先出手，反而可以压制军部，有效解决事变」，对此批判说：「说什么胡话，这是向野兽投去生肉！ 」
事情确实就像石射猪太郎说的一样，事情从7月11日的派兵声明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讽刺的是，就在同一天的晚上，中方的张自忠等人已经妥协让步，与中国驻屯军的桥本群参谋长等人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协议是晚上八点签订的，声明是六点发的；批准朝鲜军、关东军独走，前去支援华北侵华日军的命令，是18:35分与21:40分发出的。但凡近卫内阁可以拖住杉山元一晚，让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到东京，陆军的出兵论就会丧失很多理由。1937年7月11日是决定日本命运的一天。
此后近卫第二次做出明确举动，已经是7月20日内阁第二次决议动员的内阁会议上。在当天早上的内阁会议上，近卫表示，希望等8点半开始进行的日高·王会谈结束后再做决定。于是这段注定毫无成果的会谈失败以后，在晚上的内阁会议上，近卫等人就默许了陆军第二次动员三个师团到华北。
近卫最后一次做出努力，已经是7月底。早在7月11日，石原莞尔主管的参谋本部第二课就向石原提议，应该让近卫或者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亲自到南京去谈判；这一方案在当天，就经风见通知了近卫。近卫马上表态：「我要赌上这条命，立刻去中国。尽管我现在卧病在床，也可以让一个护士随身。」但近卫在16日找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商量时，米内则忠告他，如果陆军不能统一自己到底是扩大论还是不扩大论，那么谁去南京都没用。第二天，近卫试图找作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跟他商量将广田派去南京的事情，但明智的西园寺通过秘书原田熊雄跟他说：你去还行，广田是不行的。的确，广田自己也对这个方案犹豫不决，不能决断。
这时近卫优柔寡断 、每逢大事必惜身、生怕麻烦的特质又派上了用场。他本来都跟原田说：「广田不在的话，我自己去也行」，但近卫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派西园寺公一和宫崎龙介跑去跟国民政府交涉。由于近卫自己对于事变如何发展也没有一锤定音的能力，他派出的代表自然说不出什么，7月26日西园寺公一与宋子文谈判时，「是还是不，都回答不出来」。7月24日时，近卫的另一个特使宫崎龙介更是在船上，就被宪兵逮捕了，不得不为了被释放而写了一封经过书：「我将近卫私人的嘱托，误以为成官方的嘱托了」。
石原之所以会找上近卫，要让他亲自去南京，是因为对他有所期待：近卫的家离皇居很近，还是日本最有人气的政治家。这也是近卫刚刚出任首相时，许多人对他的期待。然而，众人的期待却被近卫干大事而惜身的性子所糟蹋了。时任外务省东亚课长的石射猪太郎就说，近卫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非常时期首相」，就连跟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看到这样以后，也说：「近卫还不如辞职了 。并不是说总理大臣就必须是近卫。」
就这样，近卫完全没能起到阻止侵华战争爆发的作用。这里更不用说，1938年1月就连参谋本部都一心想着如何与中国谈和，近卫内阁却主张先打打，让中国提出对日本更有利的条件了。近卫不但这么主张，还亲自要求裕仁不要接受参谋总长的要求（即在御前会议上发言支持参谋本部），推动裕仁无视了参谋本部继续交涉的意见。
将他视为战犯之一，是理所当然的。
外务大臣：广田弘毅
二二六事变以后，日本陆军已经在包括中日外交在内的外交政策拥有了决定性的话语权，外务省自身的功能已经半身不遂。时任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的守岛伍郎就说，「对华政策就是对陆军政策 」。二二六事变前，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依赖当地军队「就地交涉」，让外务省出面直接与南京交涉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或许是因为这种惯性，时任中国大使的川越茂明知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还要执意离开南京前往天津，就好像已经对南京的两国政府交涉彻底摆烂了一样。
而二二六事变后出任首相兼外务大臣的，就是广田弘毅。他所主导的广田外交自然也因此毫无结果，针对国民政府的协调外交变成了完全的侵略政策，让他在中国看上去就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政治家。其实这也正常，因为日本再主张与华和平共处的文官政治家，他们也有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就是一切要以保障帝国权益为前提。假如军部独走扩大日本在华帝国主义权益，那自然也是只能有进无退，相当于他们永远是在军部设定好的场地上和谈——更不用说广田本身就是一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 了。
1937年1月，广田内阁由于内外矛盾激化而倒台。之后登场的是林铣十郎内阁。这虽然是一个军人内阁，但其中出任外务大臣的佐藤尚武却能以比较积极的和平态度对待中国，表示「在抗日精神下统一起来的中国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了……日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确信日本无论何时，都能回避（中日开战的）危机」（1937年3月12日）。佐藤外交的样子引起了国际上如英国的好评。
然而林内阁很快也在议会大战中倒台，继而出人意料地登场的，是近卫文麿内阁，而广田弘毅再次出任外务大臣。由于广田之前的失败，他已经在国际上被视作歧视中国的人、不主张协调外交的帝国主义者，国内外普遍对他有所幻灭，尾崎秀实就认为他不会推动日中友好。事实上，尽管佐藤在交接时特意嘱咐广田长达两小时日中问题已很严峻，广田还是无动于衷，无意继续佐藤外交的方略（通过英国推动日中交涉），让驻英大使吉田茂无能狂怒。
在七七事变的全过程中，他只比近卫积极那么一点，绝大多数时间消极不作为，让他的下属石射猪太郎怒斥广田弘毅是「机会主义，毫无主见的人物……让他当上外务大臣是日本的不幸…… 」
外务省第一次收到七七事变的消息，是7月8日凌晨3:40分北平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加藤传次郎所发来的电报，说辞无非还是那一套：「根据松井机关长打来的电话，七日晚十一时，在卢沟桥遭到正在进行夜间演习的日军，遭到中国兵（冯治安的部队）的十几发射击，目前两军正在对峙。」不过根据北平大使馆6:20分再次发来的电报，似乎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目前可以回避两军冲突」。
石射猪太郎如此回忆，7月8日当日外务省内的气氛：
不久，广田大臣来到机关，堀内次官、东乡欧亚局长和我三个人围着他聚在一起。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对此谁都不会有异议……虽说事情的起因是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但对于了解柳条沟事变的手法的我们来说，（感到陆军）『又干了吗』 。不过，先不论是谁搞的，当务之急是迅速解决事件。
那天上午，陆军的后宫军务局局长和海军的丰田（副）军务局局长在我的房间会晤，提出不扩大事变。在不安中过了三天，到了11日……
由于事变主导权完全捏在陆军手里，外务官僚也无事可做，只是将7月9日的内阁会议方针「事变不扩大、就地解决」传达给了中国大使而已。东亚局第一课长上村伸一说，「在此期间，我们和陆军省军务课进行了沟通，得知军队中央也和我们持相同意见，就先放下心来了。」遗憾的是，这个陆军省军务课，恰恰是陆军中的不扩大派之一。
就在决定命运的7月11日早上，陆军省军务课打来电话，对外务省的事务官说：「陆军大臣提出了请求动员的方案。虽然军务局内部反对意见强烈，但军务局局长迫于形势还是盖了章。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请外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努力阻止这个决定。」正如后述的一样，这其实是陆军内的不扩大派败战之际，请求外务省出手拦住方案。
石射听到这件事，回答说：「你们不来拜托，外务省肯定也会坚决反对的」。此时外务大臣因为要来东京开内阁会议，正从神奈川坐火车过来，广田一到站，石射就陪着他一起上车坐到外务省，全程游说他要反对动员方案。广田进到外务省以后，外务省事务次官、欧亚局长东乡茂德也来「极力主张，这次出兵应尽量避免」，原因是「在宋哲元方面表示愿意与我们交涉的情况下，现在决定出兵还为时尚早；如果出兵华北，就等于出兵华中……」面对他们的劝说，广田也点头了。
然而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广田干了什么呢？他在会议上正确地指出「这件事可能已经在当地解决了，所以最好之后再审议这件事，直到能够确认当地的报道。」但是，广田或许是害怕只有自己在孤军奋战，结果轻易地就同意了动员方案，说服自己相信陆军大臣的说明，这个动员确实是「暂时的准备性想法」。回来以后，他就对自己的下属解释说：「只是为以防万一而做准备，实际是否出兵还要看今后的形势，就这样的话还可以——所以我同意了。」不过，假如他或者近卫再坚持抗辩几个小时的话，或许七七事变的历史就改变了。
上村伸一听了广田的这番话，哀叹说：「敌人首先填平了外护城河。本丸的命运也就可以预见了。 」石射猪太郎也慨叹于外务大臣的软弱无力。
或许是意识到广田弘毅太过软弱无能，石射在7月15日提出了自己的「东亚局长私案」，即日本政府承认就地停战协议，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日本宣布复员自己所动员的兵力。②于是石射就拿着这个方案，前去找陆军省与海军省的军务局长商量，他们一开始都表示赞成。但第二天，陆军省军务局长又以内部反对意见过大为由，取消了自己的赞成。其实陆军、海军、外务次官本来预定在16日晚上有恳谈会，但海军有鉴于这件事，还是主张「陆军得先做到内部统一」，恳谈会流产。
石射一计不成，又希望广田代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然而广田就当没这回事一样，在会议上对此一声不吭。内阁会议与五相会议在16日、17日、18日接连召开，会上广田几乎是一言不发，还沉默地接受了陆军大臣在17日五相会议的新提案——给中方来个最后期限，最后期限前不答应我们决议最新加码的条件，就行使武力。广田的同事、内务大臣马场锳一都说，广田也「太消极了，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不主动发言，像我这样的外行人看了，都急死个人。」广田不但一言不发，还不将这几天的会议内容告诉外务官僚。石射心态崩溃，在日记里说：「这人也太懒散了，对他绝望了 。」
这一时期外务省的大使馆与南京政府外交部门的交涉也是无果而终，但由于日方坚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认识（即中方非法射击），还没有展现退让一步的善意（这也正常，东京都还没决定），所以根本谈不拢。不仅如此，外务省还成了给陆军方案传信的，要通过南京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参六郎，威吓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就地谈判，还给他们列出了日方比起7月11日协议明显加码的四个条件，即宋哲元谢罪，罢免冯治安，国军离开八宝山一带，宋哲元再次签订11日协议——相当于在中方看来，外务省的态度与陆军根本没有区别，都是铁了心地吃掉中国的，进一步让南京国民政府决意反击日本、决心抗战。东京的外务官僚在这个问题上内斗了那么多，一点用都没有。
7月19日的「最后期限」，国民政府外交部终于提出中日两军同时撤退，但也为了防止冀察政务委员会擅自对日退让，要求双方的任何协定都必须得到南京的批准。外务省认定这是「顾左右而言他，难以认定这是接受了我方的要求」，终止了外交交涉。第二天军部被庐山声明激怒，随即决定对华动武，内阁会议也被牵着走，批准了这一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大藏大臣贺屋兴宣都表示「无话可说」，广田倒是难得地比较硬气，说了一句：「我不赞成派兵。但出于作战上的需要，不得不这么做。但有一个条件。从下达动员命令开始，出发需要一周，到达也需要几天，如果能在这段时间内和平解决，就让军队复员吧。」于是，陆军大臣也表示说「我会复员的」。
不过，对于外务官僚来说，广田的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背叛。石射等人在20日的内阁会议之前，就递交了表示反对的「请愿文」，而广田弘毅却在会上爽快地同意动员，这染发他们的愤慨达到了顶点。石射和上村联名提出辞呈，对此广田大喝一声：「闭嘴， 连内阁会议的情况都不知道，别说多余的话……」。石射转念一想：「在看到出兵与否之前，我决定先不辞职」。
或许是因为这种部下的施压，广田在7月24日～25日表现得异常地积极，他对原田熊雄表示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自己直接跟陆军交锋的话不太好，所以通过海军大臣跟他们谈了很多，但现在干起来不想再顾虑他们太多了。」马场锳一也说，「大概从昨天开始，外务大臣非常积极地表示『这种时候必须采取重大外交措施』，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然而这都已经是7月24日以后了，挽回局势早已为时已晚了，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开始爆发。
在东京审判时，广田弘毅拒绝为自己辩护，由始至终保持沉默。但其实，他在开庭前的预备询问中，相当能言善辩地讲述了当时的心情。当时，广田说：「陆军左右了当时的状况，所以没办法」。
但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得不在检察官的逼问下，承认说：「如果内阁会议停止预算支出，大概就可以阻止陆军的行动了。」 广田弘毅是最好的例子，足以证明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府要阻止军部发动战争，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
国会政党：政友会与民政党
七七事变前，占据国会绝大多数议席的政友会与民政党刚刚经历了一场畅汗淋漓的恶战：一向敌对的两党前所未有地携起手来，打倒了林铣十郎内阁。 面对这样一个全面抗拒议会政党的军人内阁，两党在1937年5月13日组建「倒阁实行委员会」，并在会上宣布：「一天也不能允许现在的内阁存在。所以为了达到倒阁的目的，必须采取一切方法。」
在他们的压力下，林内阁终于崩溃。然而出乎议会众人意外，自1932年犬养毅内阁覆灭以来，属于他们的政党内阁还是没有复活，西园寺公望向裕仁举荐了近卫文麿作为下一届首相。对于这种意外的人选，两党态度冷漠，民政党机关杂志表示：「两大政党怀疑近卫新内阁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九千万国民大众可以安心、共鸣。」
对于两党来说，七七事变是一个绝对的晴天霹雳 。尽管他们都在第一时间跟上近卫内阁的号召，表示坚决拥护举国一致，但他们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政友会的议员小山完吾，就很好地在1937年8月3日对牧野伸显的谈话中，表现了这种态度：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政府采取的、所谓鼓吹举国一致的态度，在我们看来，犹如晴天霹雳。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想要对中国表示全国舆论一致的话，这么做能得到几分效果。因为这样而不必要地煽动普通民众的对华强硬态度，刺激了当地的军队，更使失去强势的进攻论越烧越旺。我感到非常遗憾。」
曾经担任外务省精英官僚的芦田均，则在7月10日感到政府已经下定了「开战的决心」。7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几年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全都化为泡影，我感到很悲观。」
然而，两党在明面上还是必须坚决拥护近卫内阁的对华强硬态度 。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在两院议员、评议员联合会上，发表演说：
「面对今天的重大时局，我们必须以举国一致的力量努力克服当下的困难……对于近卫内阁，只要其主义、主张没有大的差异，就必须诚实地予以援助，这是公党为了国家而应该采取的态度。……在此国际危局上，我党要对政府的决意给予国民是援助，使其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华北事变；与此同时，要让中国改正其错误的对日态度，以期实现东亚安定。」
然而，政党与内阁却在相互猜疑，都怀疑对方才要扩大对华强硬论，推进全面侵华 。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在7月11日的日记中，认定议会政党由于失去人民信任，已经在不断没落，但他们为了寻求改变现状的机会，就要在七七事变之际，大肆鼓吹毫无责任的强硬论，刺激国民的舆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影响到近卫内阁迅速解决七七事变。
就在相互怀疑之中，全面战争的炮火终于轰鸣而起。不过，议员们依然看透了近卫内阁彷徨不定的情况，9月6日的众议院预算总会上，政友会的冈田忠彦说：「我一直在观察政府此后的所作所为，于是深深感到：政府并未下定决心，令人无法看透。」同属政友会的滨田国松也说，「必须从现在就做好准备迎接战争的结局」，对此广田弘毅表示，自己对此不予回答。
正如滨田国松所暗示的一样，热衷于争权夺利的两党都没有因为七七事变就被击垮。相反，他们要通过「战后经营论」与政界重组，建立他们的战时新党，再次尝试建立自己的党人内阁。简单地来说，他们要在战时体制中继续尝试夺回最高权力。
三、和战两派的决战战场——陆军与海军
与前面上述的几个政治主体不同，「军部」才是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真正激战的主战场。是军部内的不扩大派的战败，真正为全面战争敞开了大门。
陆军：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一：开始）
陆军中央最早收到七七事变的消息，也是在7月8日凌晨，此后又不断有相关消息传来。由于日军此前已经在华北出现了无数次这样的类似事件，因而陆军中央并没有因此而震动。时任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的河边虎四郎说，「这与首次获悉柳条边事件的刹那，是完全不同的平静。」
然而，作为老事变家的石原莞尔却察觉到这件事不同寻常。 7月8日当天，他来到参谋本部第三课（作战课），要求他们「今晚开始，暂且留在参谋本部待机」。对此，当时最年轻的大尉今冈丰回忆说，他当时还觉得：「这件事有这么重大吗？」
或许已经像很多人知道的一样，这一时期的石原莞尔反而是反对中日开战的。石原莞尔曾经在这一时期放话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派一个士兵到中国」，就连外务官僚也因此对他抱有冀望。在第一部内，石原直属的第二课（战争指导课）基本都支持石原的观点，但武藤章 领导的第三课则主张对华一击论，在部内公然地与石原莞尔搞对抗。
陆军省内也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这种分裂在陆军省中枢机关的军务局特别明显：军事课主张对华强硬，军务课则反对事变扩大。7月8日早上，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 对自己的陆军大学同学（24期）河边虎四郎 说，「麻烦的事情发生了……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扩大派那边刚好相反，武藤章说：「发生了愉快的事情呢。」面对柴山、河边两个不扩大派的联合，武藤章也联合他的老同学、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 （同为25期），一起兴风作浪。田中新一后来说：
虽然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彷如晴天霹雳，但果然还是有「该来的还是来了」的感觉。南京被认为企图全面战争，我方也各有所思，吵吵嚷嚷……（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和军事课课长）都觉得：「只有动武了。也就是增强我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不失时机地予以一击。只有这样才能收拾残局」，于是我们首先就紧急派遣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作为骨干部队，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在作战班的井本熊男大尉说，「柴山感到麻烦，而武藤感到事情有意思，这样的话语恰恰体现了当时部内的氛围。」武藤、田中两人交替着使用两种理论，一是「以防万一」，要向华北派兵；二是应该趁机一举荡平华北乃至中国的反日势力。比起柴山-河边的组合，武藤-田中的组合显然更加强力，今冈丰就说「事变的大势被武藤作战课长和田中军事课长强有力的合作和领导能力牵着鼻子走。」
除此以外，当时参谋本部的部长之中，除却总务部的中岛铁藏 、第四部（战史·战法）的下村定 是中间派以外，第二部的本间雅晴 、第三部（补给）的塚田攻 都是事变扩大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因为此前石原一直在试图让第一部来领导第二部，引来了第二部人员的反感。事实上，第二部大多是激进派的扩大派。参谋本部的中国课，更是聚集了一大群狂热的侵华分子，成为了「反石原派的一大城池。」就陆军省内而言，最高位置的两人——陆军省的事务次官梅津美治郎 也是倾向中间派的，然而陆军大臣杉山元却是明显中间偏扩大派的 。而且，陆军省的大量中坚军官都是扩大派。在外的朝鲜军、关东军、台湾军都是扩大论者。这样一来，尽管参谋次长今井清 等大量人士都是中间派，但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其实是相对孤立的。然而，石原莞尔作为第一部长，任何派兵的决定都要经他批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就是如此僵持的。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石原莞尔。石原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此前就已经是「陆军第一的实力者 」、「事实上的参谋总长」，裕仁也在回忆录『昭和天皇独白录』中说：「当时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石原莞尔指挥的。」实际上，石原确实威信很高，但也并没有高到那种主宰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转变的中国观。
石原莞尔此人在依然是青年军官时，就信仰田中智学的「国柱会」（日莲宗的分派），而田中智学鼓吹的正是「只为侵略而祈祷吧，为能在侵略中死去而祈祷吧……侵略是天地的公道 。」石原莞尔一向是侵华急先锋， 他自1920年代就开始狂热地鼓吹吞并中国，如：
「吞并满蒙……中国本部的主要部分也归我所有……占领范围……预定为华中以北……汉族没有能力自行维持治安」（1931年4月）；
「在中国本部，要根除反日、反日货运动……为此要行使武力……」（1931年10月）；
「必要时占领全中国的要点……国策是先完成东亚联盟……」（1933年6月）；
一直到1936年，他依然没有放弃「覆灭中国的政治中心……驱逐抗日政权」的梦想。然而与此同时，西安事变、绥远抗战让他惊醒起来，意识到此时的「对华战争对我不利」。跟其他的陆军中国通军人一样，石原也一直怀疑中国人并无组建现代国家的能力，并以此为心安理得地侵华的理由；然而，随着1936年日军在绥远被中国军队击败，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抗日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石原莞尔感到中国「国内统一」与「反对内战」的氛围高涨，已经不是过去的「军阀斗争时代」。
1936年的石原莞尔，正在为了自己最终对苏对美的决战③，计划在日本国内推行超级军备扩充计划，而他敏锐的意识到，此时贸然对华开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正如时任作战班少佐的西村敏雄所说，当时石原的想法是：「当前的任务是专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完成对苏军备，由此安定国防。不宜染指中国，使其支离破碎。」
日本学者高橋久志也指出，石原当时的认识是：
中国民众的面貌已经与九一八事变时大不相同，正在觉醒为现代国家的国民……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就会立即扩大为全面战争……陆军最重视的针对苏联的军备充实计划，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计划会因此遭到破坏。石原的这种想法，是基于他「东亚联盟论」和「世界最终战争」等独特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为此，石原突然转向，从1936年8月就开始声言：「只以苏联为敌人……避免与中国开战……对华战争……颇为不利……（中国参战时）用兵范围为华北，山东，需要时华中，不得已时为华南」。
进入1937年后，他进一步夸张地主张，日本要「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应该「纠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性、垄断性居高临下态度……清算华北是特殊地区的观念」（1月6日）、「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的统一运动坚持公正的态度……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1月25日）。不过，石原也没有忘记在最后加上一句：「当日中关系不能协调而进一步恶化，真正到了不得已之时，于充分忍耐之后应予彻底痛击。」
石原威望虽高，但他的主张就没有因此就变成军部的全体意见，陆军总体而言还是倾向于激进的侵华政策。关东军自不用说，他们看到苏联的退让，认为这是苏联在大清洗后内部虚弱，认定此时正是先除去中国的好机会；为此，要「强行进行内蒙与华北工作……为了在对苏作战前，先处理中国，在华北行使武力」（1937年2月）、「眼下中国的情况……在我武力允许条件下首先对其予以一击，使之不能再度站起，以除去我背后这一威胁，则不能不说这是最为有利的对策」（1937年6月9日）。在东京而言，1937年2月20日的「第三次华北问题处理要纲」也还是坚持，要将「华北作为防共亲日满的地带……改善冀东政权」。
正如前面所说，1937年初开始，日本高层政界就开始流传着陆军即将在华北搞事的消息。当时海军与陆军内部都有人对此感到担忧，横井忠雄等人就此进行了调查，但并无结果，感到「即使万一真的有，也应该是青年士官和浪人一起搞的小计谋……」石原莞尔也感到害怕，在6月18日与陆军省军务局长商量以后，派遣军事课中佐冈本清福到华北去，要他对中国驻屯军「在再次传达中央方针的同时，严厉指示当地军队不得搞阴谋。」
冈本辗转山海关、唐山、天津等地，还在北平举行了恳谈会。他对旅团副官表示：「即使现在在华北发生了柳条边事件那样的事件，中央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现在正是充实军备五年计划所实行的第一年度。」但中国驻屯军的将校都对他表示这里不会有事的，特别是河边虎四郎的哥哥、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长的河边正三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特别是我的属下的部队，我也严厉地劝诫他们不得轻举妄动……请安心地回东京复命吧。 」七七事变时极其狂热的侵华分子、日军丰台大队长一木清直也对他说：「（河边的意图）已经彻底贯彻到士兵之中。现在，部下们一心一意地训练着针对赤军（苏军）的战术」。
于是冈本在1937年6月底回国，对石原莞尔汇报说，华北没有任何阴谋。然而就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石原莞尔后来懊悔地说：「我不得不说，当地多少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亲自去华北的。 」石原莞尔此后一直怀疑，是参谋本部的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与中国驻屯军的和知鹰二搞的鬼。然而不管如何，事变已经发生了。
陆军：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二：第一轮攻防）
7月8日当时，久病缠身的参谋次长今井清依然在请了病假，于是石原莞尔说明了自己的方针：「事变不扩大、就地解决」， 并得到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批准。那天晚上18:42分，参谋本部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然而，当时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昏迷在床，不久去世）发去了临时命令400号：
参谋总长指示
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动用兵力。
这是日本陆军中央关于七七事变的第一次指示。这是不扩大派的第一个行动。
与此同时，扩大派也迅速行动起来。第三课作战班很快制定了一份『时局处理要纲』，表示尽管「要在不扩大方针下努力将事件限定在平津地区，陆军不出兵华中、华南」，但「假如事态恶化、扩大的话」，就要增派关东军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朝鲜军步兵四大队的混成旅团，内地也要增派飞行部队。在武藤章的鼓励下，第三课的野心很快再次膨胀，7月9日早上，他们已经主张从关东军派出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派出一个师团、从内地派出三个师团，以对应「北上的中央军」。
与此同时，陆军省的头头们也迅速决定，要增兵三个师团到华北。时任军事课少佐的西浦进说：
虽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好像在大臣官邸有高层秘密会议。编制班长吉田（喜八郎）中佐回到课里，就传达了大臣等上级官员的想法：「面对中国方面的增援，这次将动员3个师团，在较早时，对中方进行彻底打击，进行讨伐，请做好准备」……参谋本部的领导层当然也同意这点。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陆军省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其实，这并不奇怪。杉山元始终是倾向扩大派的，正如后述的一样，他对「以防万一、必须派兵」的逻辑有一种执拗的坚持。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杉山本身也支持「对华一击论」 。7月11日杉山元觐见裕仁，请求裕仁批准出兵时，他就说要「一次性派大军打垮中国，然后迅速撤回国内」，裕仁对此都不禁发问：「真能这样吗？」
不管如何，在陆军省比参谋本部还激进的反常状态中，到底要不要派三个师团到华北的问题，很快被摆上了桌面。7月9日，柴山、河边为了阻止这个方案被内阁会议批准，提出了迅速就地解决的相关条件。与此同时，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就条件鼓吹：「现在要彻底地剔除祸根」，「要么将何梅协定适用于29军，要么29军退到永定河20里以外。」所谓的适用协定，其实就是要将29军撵出河北省。田中心里明白29军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但他也清楚正因如此，日本才可以趁机宣布中方不接受自己的条件，因此趁机动武。根据河边的回忆，当时参谋本部就此吵闹不绝，有人主张宋哲元必须下野，也有人主张处罚大队长就可以了；有人主张中国军队写一张字据保证之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就可以了，也有人强硬地主张中国军队必须撤退。
就在两派纷争之中，参谋本部最终拟定了抽象的四项条件，决定其他的就交给当地军队决定。7月9日傍晚，参谋本部以参谋次长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通知了以下的条件：
为解决卢沟桥事变，此时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体提出以下要求，希望能在短时间内使冀察方面承认并实行。
一、中国军队停止驻扎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
二、保障将来的日军所需：
三、处罚直接责任人；
四、道歉。
正是这四项强硬的条件，成为了7月11日停战协定的蓝本。然而，陆军中央都等不及看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否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就急吼吼地宣布，要向华北大规模增兵。
『作战日志记录的中国事变』（下称日志），是这么说的：「参谋本部连日举行首脑会议。据说当时重病的今井次长，当天乘汽车到达（参谋本部）玄关后，被担架抬到二楼的次长室，躺在椅子上主持会议。笔者当时偶然在楼梯上，与在担架上前往次长室的今井次长擦身而过……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对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的方针。……」那么在这次会议上，石原莞尔做了什么呢？
出席会议的下村定回忆说，「（石原莞尔）在部长会议上没有强硬地反对派兵，某种程度上违背本心地同意了这件事……在这一点上，我为石原少将感到惋惜。」上述的『日志』也认为：「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扩大事变的措施。（石原）作为部长，由于这是自己部门内部提出的方案，再加上他的个人性格，所以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对此表示了同意，这就是他同意这个方案的真相吧。」
根据稻田正纯回忆，主持会议的今井清确实内心倾向于事变扩大派，但他也害怕石原说这说那的。何况当时本应静养的今井因为连日来到参谋本部而病情快速恶化，不久离任，1938年1月就去世了。1940年石原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您当时一边主张事变不扩大，一边决心动员是因为……」当时，他回答说：「因为派兵还需要几个星期，我虽然希望不扩大，但为形势所迫的话，为了做好万一的准备，动员也是有必要的……不扩大是政治的希望。」石原到底为什么会如此突然地屈服呢？或许，答案来自于他的亲信河边虎四郎的回忆。
当时，河边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石原要这么轻易地投降。但石原对他说：「你读到今天早上的情报了吗？中国的中央军不是正在向北方移动吗？」河边反驳说：「我认为中央军的北上只是你的想法而已。」石原拿出地图说：「看看这个部署。你觉得我可以就这么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全军覆没吗？」11日早上，石原对出发前往当地的中国驻屯军新司令官香月清司也说：「希望您能认真考虑如何拯救河边旅团，而非让他们全军覆没。」或许答案正是，石原莞尔受当时日本报刊新闻社所大肆炒作的中央军北上所影响，错误地以为中国军队已经大举北上，为此需要增援一部分兵力以示威吓。
于是，石原亲手将参谋本部的第三课派兵方案交给了陆军省的事务次官梅津美治郎。梅津犹豫地说，「不是不同意，只是现在马上动员派遣三个师团会成为恶化国际关系的诱因。」但是，他还是批准了。石原莞尔后来也对采访者竹田宫，就此辩解说：
「为了以防万一，需要动员……动员即不是放弃不扩大主义……（但）少壮军人之间……立即动员的气氛是支配性的……部长及以上的官员，决心容易动摇。」
就这样，陆军的全体意见变成了极其激进的派三个内地师团到华北。在翌日的五相会议和内阁会议上，杉山元也以同样的理由说服了不愿派兵的主要阁僚：「我无法忍受对中国驻屯军5500名士兵见死不救。」就这样，近卫内阁就在7月11日发布了宣布动员的政府声明。由于动员兵力数目并未公开，中方不得不认定，日本上至内阁，下至媒体，都支持日军向华北派遣大军，开始侵略中国。
其实就在7月10日早上，石原莞尔似乎反悔，为此特意来到近卫文麿府上，说：「今天陆军会提议派兵。请您否决。」然而他都没有阻止的事情，比他更加软弱的近卫又怎么会加以阻止呢？
外交官森岛守人评价说，石原的决定是「不聪明而又不必要的」。池田纯久则更加鲜明地批评说，这是「石原一生最大的失败 」。7月11日是七七事变发展成为全面侵华战争的最重要节点，石原作为几乎唯一可以阻止这件事的人，对这件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石原莞尔自己也在1940年坦白说，他自己对此感到「负有相当的责任」。
就这样，不扩大派在第一轮交锋中战败了。
陆军：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三：第二轮攻防、最终的决断）
1937年7月11日深夜，中国驻屯军与29军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东京。当天晚上10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问及：那我们已经决定的动员怎么办呢？杉山元不得不回答说：「关东军已下达动员命令，朝鲜军预定明早下达动员命令。内地部队应暂缓动员，中方若以文书答应我方要求，可全部复员。」
海军军令部次长嶋田繁太郎在7月12日的日志中写道：
内地师团预定十二日上午奉天皇敕裁进行动员。但「为了在当地贯彻要求，应当暂时等待，监视当地情况」的意见，与立即行动的意见发生了对立。上午参谋本部未有做出决定。动员工作将根据十三日9:00的形势而定，一直延期到那个时候。钟纺股价因动员暴跌十余日元。
正如他所记录的一样，参谋本部决定为此暂不动员。不过，参谋本部却必须面对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 的问题。香月清司此前在教育总监任职，对华北情势所知不多，他从上任到就职的一路上，几乎都受到事变扩大派的影响，特别是朝鲜总督小矶国昭表示要「打到黄河」。他坐飞机一落地，就被中国驻屯军的强硬侵华派参谋所包围，下达了「为对华全面作战做准备」的指令。
于是，香月清司开始着手对7月11日的停战协议加码，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多达七条的「协定细则」，要求29军撤出北平城、国民政府各机关撤出冀察、取缔学生与民众的抗日运动等等。他还威吓道，不接受的话，那就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29军撤出冀察；这也不接受的话，那就在河北行使武力。看到香月清司如此激进，已经有些冷却下来的东京又试图拉他回来。除了派遣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告诫中国驻屯军最新方针以外，参谋本部还制定了新的政策。
于是7月13日晚上八点，参谋本部第二课制定了『华北事变处理方针』：
1、陆军今后也将坚持不扩大局面、就地解决的方针，极力避免陷入全面战争的行动 。
为此，应承认第29军代表提出、11日晚8点签字的解决条件，监视解决条件的实行情况。内地部队的动员暂视形势之发展，再做决定。新航空部队之大部集结于锦州、山海关附近地区，由中央直辖。
2、然而，中方无视现行解决条件、没有诚意实行解决条件，或南京政府故意使中央军北上。企图攻击我军时，则下定断然之决心。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屯军必须预先得到中央的批准。
当天晚上，这份文件即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联名上奏裕仁并得到批准。这里的「暂视形势之发展」，以及对于扩大派来说依旧未作规定的「解决条件」，随即将成为扩大派反攻的契机。
尽管中方已经退让，但扩大派并无意放弃自己咄咄逼人的态度，因为他们本来的目的就是对华一战。河边虎四郎回忆说，中国课的军官曾对他说：「反对出兵……的你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只要塘沽海上有一艘载着军队的日本船，事件就可以平息了。」田中新一也在视察归来以后，在7月16日记载道：「日本的隐忍，早就使29军骄傲于错误的胜利感。一定要给他们一击 。」甚至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7月13日～15日之间，军部已经在从内地动员有力的飞行队与兵站部队。
于是，扩大派的第三课在7月16日炮制了一份『情势判断』，一边说自己「依然保持事变不扩大的方针」，一边又提出「解决条件」（包括宋哲元道歉、罢免37师师长等），并要将「解决条件」交给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如果无法在限定的时间内得到「有诚意的答复」，就「立刻动员三个师团及其部队……讨伐中国军队」。就在前一天，参谋本部第二部的『情势判断』也送到了参谋总长手头上，这份文件更是大谈「踌躇要不要出兵，只会被中国的拖延策略玩弄」，要求立即出兵。
扩大派为什么那么激进呢？因为相对于石原莞尔等人重视对苏问题，扩大派口上说不用害怕苏联，实则是将侵略中国（而非苏联）摆在第一位，并不在意与中国、苏联同时开战。与此同时，尽管他们大多乐观地认为可以将作战范围「尽量限定在华北」 ，但也不在意对全中国发动入侵。
由于石原作为第一部长，他既是不扩大派的第二课的直属领导，也是扩大派的第三课的直属领导，他被夹在中间很是苦恼。作为第二课课员的高嶋少佐说：「下午石原部长又提出动员论，在第二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辩论。」这之后，石原又与杉山元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他经过一夜苦思冥想，被杉山所说服，同意了第三课的方案。于是，陆军省事务次官通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与冀察当局以19日为最后期限进行交涉，如果交涉破裂，就开始动员内地师团。然而，对于香月清司来说，这里的交涉条件，就是他提出的七项超级加码条件。
7月17日的五相会议上，陆军大臣说明了这件事，然后也得到了内阁的批准。18日的五相会议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又提出了陆军省军务课的『对华政策处理案』，这份文书更是要求①禁止中国在平津驻军、②再次确认所谓的华北特殊性、③实行广田三原则。历史学家户部良一推测道：「这可能与柴山课长在华北出差，不在东京所导致的」。时任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的保科善四郎哀叹说，这份文件「欺天欺人，失信于中外，将使国家自灭 」。身为扩大派的田中新一也在7月18日记叙道：
「现在，我们在彻底不扩大而放弃所有权益；与为了维护权益而放弃不扩大方针，只能二选一的两难境地之中。」
就在事态向全面侵华战争一路狂奔时，石原又反悔了，以「刺人肺腑的气魄」（田中新一的形容），提出近卫文麿与蒋介石直接会谈，与此同时中国驻屯军自主撤退到山海关，解决此事。然而，石原的反悔已然太晚了 ，东京并未将延迟动员一事广而告之，而朝鲜军、关东军的军队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华北；不管不扩大派做了什么，事实上在中方看来，事情就是日本要通过动武，彻底吃掉华北了。
就在最后期限的7月19日，蒋介石发布了庐山声明；与此同时外务省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回复，这样的回应则被东京评价为「傲慢」的拒绝，让军部与政府感到愤怒。20日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第二部提出了终止交涉、开始动武的议案，对此第三部长塚田攻、第四部长下村定也赞成。孤军奋战的石原还是妥协了，不得不赞成这个议案。在20日早上的内阁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都反对动武，但杉山元说：在前几天的内阁会议（十一日）上，已经决定派遣五个师团……动员派遣的时机，请交给统帅部判断。
正如前面所说，到20日晚上，内阁会议再次召开。陆军大臣说：「中方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和军队自卫，有必要动员派兵。形势很紧迫。」外务大臣、大藏大臣表示「这是迫不得已」，海军大臣表示「没有办法了。」于是，第二次动员内地师团得到了内阁的批准。
讽刺的是，就在东京快速地倒向全面侵华之时，华北当地却态势缓和了起来。在柴山与中岛的告诫下，香月态度为之一变，不再赞同动武，转而与不扩大派的桥本群参谋长一起推动「协定细则」的交涉。与此同时宋哲元也在7月11日赶回天津，以绝对忍让的姿态与日军进行和谈，终于在1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七项细则协定。然而，东京居然足足到7月21日 ，才随着柴山、中岛、西村三人从华北赶回东京，得知了没有必要增援兵力这件事。
可笑的是，杉山元此时才刚刚向裕仁上奏，请求他批准动员内地师团。不管如何，他听到这件事以后，又回答说：「我一直认为天津军危险，有从内地驰援的必要，但如果中国驻屯军可以放心的话，就不出兵了。」随后，他请求参谋本部做出最后决定。参谋本部第二课的业务日志显示当天：「部长会议延期了。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当天中岛、石原、河边继续主张中止动员，最后参谋次长今井清一锤定音，宣布「推迟」动员。中岛铁藏是如此回忆当天氛围的：
与石原第一部长及第二课不扩大事变的想法相比，第二部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的想法就是，日本的敌人是苏联和中国。现在正是击破其中一个敌人——中国的最佳时机，所以一定要趁此机会击败它。他们判断，现在中国没有那么大的抵抗力量，只要拿下天津、北京，大体上就可以结束了；如果再拿下上海，今年12月中旬蒋介石就会倒台……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意见对立异常激烈 ，特别与中国有关的军部人士，把石原部长说成是国贼，颇有险恶的气氛……也有人说了「必须杀了石原」这样过激的话。但是在部长会议上，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第四部长下村定少将也大致同意石原少将的意见，总务部长中岛也表示赞同。
7月22日早上的部长会议也发生了争吵。石原莞尔与武藤章在第一部长的办公室激烈争吵，两人骂道：「要么你不干，要么我不干了」。最后这次部长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政府没有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决心，就推迟内地部队的出兵。」
扩大派一时气馁。田中新一不禁说：「这个第二次动员（动员内地三个师团），尽管陆军省也支持，但提出要求的本家——参谋本部却动摇了，这就麻烦了。」武藤章也为之沮丧，对海军的作战部长说：「我想事变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如果日本不进攻，他们（中央军）也不会进攻我们。」7月24日当天，作战班已经起草了『关于撤走华北增加兵力』的文书，这份文件也得到了参谋总长的批准。
然而事态又快速转变起来。由于和知鹰二 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持续闹事，桥本群想办法把他调回了东京；然而他到了东京，7月23日又趁着作报告的机会添油加醋，说什么「我们第一线官兵之所以指责军司令部软弱，为此杀气腾腾，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要将城内的六千名日本人作为自己的人质……现状是不扩大主义的错误已经墨守成规。」杉山元听了这个以后又动摇了，不禁说道：「虽说是不扩大主义，但按照贵官的报告，这不是太极端了吗……所谓不扩大，是为了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去忍受影响皇军威信的事情。」
与此同时，作为陆军省事务次官的梅津美治郎也「重视」一部分中央军已经抵达北平西北部的南口的「情报」，随即转为扩大论，鼓吹「不扩大只是梦而已……正式动员的机会就在眼前。」
不久，当地形势又急转直下。7月25日，当地日军引发的廊坊事件、7月26日广安门事件接连发生，于是石原莞尔在7月26日晚上也绝望了，他对田中新一说：「现在只能动员内地师团了。拖延会导致一切毁灭。」随后，石原也向中国驻屯军发去命令，要求「彻底地讨伐」中国军队，随后又通过参谋总长指示（临命第418号），向他们宣告：「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可以废除临命第400号（7月8日），根据所需行使武力。」随着翌日当地军队发动天津总攻，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27日当天早上，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协议过后，决定下令动员内地三个师团。在7月27日早上的紧急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也宣布了这件事。尽管外务大臣、拓务大臣依旧担心这会引发全面战争，但陆军大臣杉山元却强调不扩大方针并未改变，日军行使武力只是为了安定平津地方。但毕竟全面战争已经势在必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敦促重新考虑派遣陆军士兵到青岛、上海的事情。
当天，参谋本部的临时参谋总长命令64号、65号得到裕仁批准，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以及特科部队大约21万人开始被动员前往华北。
到此时，石原莞尔依然幻想着，「如果（战斗）能停止在华北的话还好」 。7月31日他进到宫中给裕仁侍讲时，他也强调：「在推进到保定一线之前，当务之急是通过外交交涉，获得收兵的机会。」然而，全面战争早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正如后面所说的一样，接下来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他的幻想。他当时才真的拼命地阻止战争继续事变，但早已为时已晚。石原所能做的，只剩下在派多少兵到上海的问题上讨价还价，试图将精锐留在国内以防苏联进攻。然而，随着上海的侵华日军陷入苦战之中，进一步增派兵力最终还是成了东京的共识，走投无路的石原莞尔在9月辞职。
8月18日当时，石原莞尔依然在对松井石根说：「希望研究如今之作战目的实现后，应用多少兵力、几个月时间能够攻占南京。……就我个人所见，若长期拖延，则整个形势将十分危险。」七七事变结束后，田中新一如此概括石原当时的想法：
「现在日中全面战争，陷入泥沼式长期战争的危险极为浓厚，但从对苏关系来看，目前只有十一个师团投入到对华正面战场，即使陆军省拼命组建本年度动员计划外的特设预备师团，也因为补给上的限制，无法超过对华十五个师团，以如此小的兵力，在中国战线的广大地区，与其民族战争和游击战略对抗，是难之又难，有可能重蹈西班牙战争中拿破仑的覆辙，必须严加戒心。本年度动员计划上战时兵力为三十个师团，但将其中十五个师团长期投入中国大陆，在全局关系上是不可取的，宜尽早从中国大陆撤兵，恢复国防本来面貌。不仅如此，从扩充生产力与国防产业的关系来看，今日日本的现状也完全没有经受长期战争的条件。多年来，统帅部要求整备国防国家，扩充生产力，但陆军大臣毫无热情。终于到了面对今天的事态的地步，真是遗憾至极。」
就在1937年年初，石原莞尔还在林铣十郎组阁时被列为内阁核心人物，差点就成立了由他主导的「关东军内阁」。但到了1937年秋季，石原已经因为他的论调而失去了他在东京的显赫位置。不仅如此，他的军国主义构想也完全破灭了。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一样，对于不扩大派与扩大派来说，这本来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不扩大派的联盟是，以石原莞尔为核心的参谋本部第二课-以柴山兼四郎为首的陆军省军务课（柴山不在就失控了）-近卫文麿-外务官僚。我们可以看到，不扩大派不仅并没有很好的圆滑合作，还有着大家都太过软弱的问题。与此相对，扩大派却成功团结了陆军内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7月末的最后时分，让大部分人从不扩大派或者中间派转向扩大派。
不扩大派人数已经比扩大派来的少，不扩大派的决心也不如扩大派的坚决，石原莞尔等人总是首鼠两端，抱着「必要时，还是要对华一击」的想法。与此相反，武藤章等人目标相当明确，他们要的是就是日本法西斯的全面侵华战争，最终也得愿以偿。
事实上，最能日本阻止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人反而是石原莞尔，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文官政府与议会政党无力如此，在七七事变的时分只能寄托于军部内斗来推迟战争爆发；与此同时，面对扩大派玩弄「独走扩大事变-制造既成事实-东京所有局内人追认」的老一套手法，就连军部最大的实力者也无法阻止他们玩弄自己最擅长的一套，足见当时的军部法西斯已经成熟到了一个地步，全面战争的爆发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海军：从不扩大派到扩大派（四）
日本传统上认为海军在侵华战争上，比起陆军要相对审慎。不过，实际上海军在七七事变上扮演的角色不甚光彩。进入8月以后，实际上是海军拖着陆军，一路奔向全方位侵华战争的结局。
比起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内斗中态度反复的陆军，海军的态度其实相当明显而且一以贯之，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条：
①事变很可能转化为中日全面战争，因此必须要开始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因为海军需要「保护」分布在全中国的日本侨民，所以比起希望将事变限定在华北的陆军扩大派，海军早就预料到七七事变很可能发展为华北、华中、华南的全方位战争；
②尽管海军希望事变不扩大，但海军更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与陆军决裂。比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确实在七七事变上有所抵制，但并不像『日德防共协定』强化时，反对得那么激烈；
③事变势必会波及到青岛、上海，陆军要准备派兵到那里。事实上，日本陆海军在1936年11月就有协定，规定「如果上海发生危险事态，就派出两个师团增援陆战队。如果在没有陆战队的青岛发生事变，则派出两个师，但如果只需要在青岛附近警备的话，则派出一个师。」其实讽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是陆军消极、海军积极。
用日本研究者（高田万龟子）的话来说，就是「省部共同下定决心，要让事变绝对不扩大的……但即便是下定决心不扩大，在现实的展望上……根据中国方面的动静和陆军的态度，海军担心事变有扩大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的陆军大尉今岡豊，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海军的想法是，在现实问题上，局部战争是不可能的。海军方面认为，不如从一开始就以所需兵力，对全中国所有需要的重点地区施以重击，迅速达成目的。」
根据『军令部战史』，七七事变以后第一时间，海军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海军中央鉴于当时中国方面的不稳局势，以及陆军对事变的态度，考虑到事变扩大的情况，根据以下军令部方针开始着手准备。
一、当前正在台湾方面进行海陆协同演习的第三舰队，应中止基本演习、返回原警备地。
二、海军要以防备此次事件波及全中国为宗旨筹，做好警备，并将重点放在青岛方面的警备上。行动上还要努力避免刺激中方。
三、为应对今后的事态，准备对华应急派兵待命兵力。
7月8日傍晚，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收到海军中央的命令，在晚上11:30停止了演习，下令第十战队与第五水雷战队回到固有战备地。他自己坐着出云号，在第二天早上9点离开高雄，前往上海。到达上海的长谷川也依然判断「情势不明」，11日凌晨就请求海军中央准备派遣航空队与陆战队，要部下的指挥官开始「秘密地研究撤侨」。
正如上述，7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积极发言，成功让内阁达成一致，搁置了杉山元的派兵建议。然而到了7月11日的那场内阁会议上，米内光政 也并未再做阻拦：
在五相会议上，米内考虑到各种形势，虽然没有表示同意出兵，但陆军大臣以5500名天津军士兵，以及平津地区我国侨民会全都被杀为由，强烈请求出兵，所以米内还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
而陆军大臣认为，仅凭出兵声明，就应该要保证（1）中国军队谢罪，（2）将来的保障……此时不应该一边进行和平谈判，一边行使兵力，关键在于促进和平谈判。海军大臣观察各种形势，担心陆军出兵会成为全面对华作战的动机，再三要求促进和平解决。
当然，米内光政此后依然在内阁会议坚持牵制陆军，试图阻止陆军向华北继续增援，比如7月18日的五相会议上，他就说「应该全部撤回，重新开始交涉」；除此以外，他也曾尝试越过外务大臣，直接与外务官僚的石射猪太郎合作。
除了米内以外，海军省内的主流意见总体来说，还是反对华北的中日冲突继续扩大的。『军令部战史』强调海军在在7月11日接到日军签订当地协定的消息后，主张：「于此应避免出师无名，应该在好不容易达成的当地解决条件之基础上，鼓励诚实地实行条约。」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在7月11日上奏时，说道：
「这次出兵华北，无论怎么想，都是不符合大义名分的……自古以来，没有名分的出兵结束时，还能全身而退的例子非常少，我完全无法预测这次出兵华北的前景，深感忧虑。 」
不过，海军内部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军令部以及在外舰队之中产生了扩大派的意见。长谷川清就在16日发了一份『对华作战计划内案』给海军中央，认定要打破中日关系现状，必须让中国的中枢政府投降，即「删除讨伐中国第二十九军的第一目的，将讨伐中国的第二目的改为作战的单一目的。」他主张为了侵略上海、南京而投入陆军五个师团，发动全体航空部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尽管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接受，之后长谷川统帅的第三舰队还在不断地强调危机将至，请求东京增派兵力。与此同时，负责青岛警备的第十舰队司令官也请求东京增派陆战队与航空兵，但海军省认为这「违反了不扩大的宗旨」，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当时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的保科善四郎意识到，情形已经很紧迫：
「陆军发动这次事变的真正意图是……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现在正是）国家灭亡之深渊…… 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海军与陆军以实力相争。（要）牵制陆军的霸道……」
然而，即便是在海军中央内部，认为比起不扩大，应该做好全面战争战备的想法也高涨起来。7月16日的『高松宫日记』记录道：「海军也盛行这样的说法：趁这个机会打中国一个耳光，然后迅速撤退。」7月19日，海军的横井忠雄大佐也说：「只要中央军不停止它的挑战态势，我们也将不得不与之一战。」翌日，横井也上书表示「内地派兵是迫不得已」，但米内光政依然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南京政府认为二十九军是自己的东西，又主张中央军北上是自卫上的迫不得已，在这种情况下出兵，不就等于挑战南京政府吗？」这次内阁会议最终还是决议「摆出样子，收效就复员」。
不过，对于海军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不扩大派压倒扩大派，而是他们一早就在为全面侵华战争做好准备。以华中、华南为地盘的海军不像陆军扩大派那么幼稚，认为战争可以局限在华北发生。他们深知，七七事变很快就会扩大为全面战争，也开始做好从不同范围猛攻中国的准备。
7月11日晚上，海军就下令进行大规模的准备措施，其规模足以与陆军的动员三个师团匹敌 ，包括①向青岛、上海增派四支特别陆战队和运输舰艇；②特设由渡洋轰炸用中型陆地攻击机（38架）和舰载机（80架）组成的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一部分预定在台北、周水子展开；③向华北增派第五战队，向华中、华南增派第八战队，等等。
海军考虑到所谓保护在华侨民的问题，也在7月11日缔结了陆海军协定。这份协定宣布「努力将作战地域限定在平津地区，对于华中、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在青岛、上海附近保护日本侨民。」与此同时，海军还成功地让不愿意派兵到华中与华南的陆军不情不愿地同意：为了保护青岛与上海，撤出其他地方的侨民，至少派出两个陆军师团到那里。随着海军进一步的锲而不舍地说服，陆军又同意派三个师团。
7月12日时，军令部又制作了『对华战争计划内案』，内容包括第二、第三舰队护卫船团、封锁海面，增强陆战队，母舰以及基地航空部队进行航空歼灭战，再让陆军派兵到上海。而且，海军要「确保上海及青岛为作战基地……对中国海军暂持严正中立态度，并警告其原地不动，如有违犯，将毫不犹豫地攻击之他们……作战行动以空袭部队一致突进为开始。」与此同时，军令部也开始逐渐下令让一部分舰队和航空队准备起来。日本学者森松俊夫就说：「海军先于陆军提出了全面作战的构想。」
或许正因如此，1937年7月末陆军开始侵略华北时，战斗也很快发展到了上海。对于海军来说，「山东及长江流域是对华发展经济的三大轴心」，上海的防御是「帝国不动的国策。」因此不管陆军怎么想，此时他们都要侵略上海。
军令部在8月6日就请求海军省，让内阁会议讨论一下派陆军到上海的事情，不过当时米内依然对船津工作有所期待，并没有接受军令部的要求——对于8月9日的大山中尉事件，他也倾向于「这只是一次意外」。与此同时，海军内部的扩大派也已经激昂到了一个地步，横井忠雄哀叹说，如果再不出兵，「帝国的国威国权会化为乌有」，11日伏见宫也亲自出马，试图说服米内光政。第二天米内正式接受军令部的要求，在12日晚上的四相会议提出，应当派遣两个陆军师团到上海。
在8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别说外务大臣与大藏大臣，陆军也并不愿意派兵，陆军大臣杉山元都表示要坚持不扩大方针，海军却以一个月前签订的陆海军协定为理由，强烈要求海军派兵。米内光政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得极其狂热，公然表示：「事变不扩大主义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日中问题转移到华中了……现在海军只要做必要的事情……不妨攻到南京一带如何？」 就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内阁正式决定为了「保护侨民」而出兵上海。
海军态度的突然转向甚至吓到了裕仁，他在14日米内上奏时，告诫说：「我充分信任海军以往的态度和做法」，并「告诫海相不要再为感情所动，要着眼于大局，以免发生错误。」
对于这种突然转向，受打击最大的依然是石原莞尔。他后来也坚定地认为，「把汉口的侨民撤退回国，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如果长江沿岸平安无事，海军就会没有面子。不妨说，此次出兵上海乃是海军把陆军拖下水而进行的。」对于出兵上海，参谋本部中的石原等人始终表现得很消极，12日参谋本部第三课起草的派兵要领递上去让裕仁批准时，他们还在四相会议后提出反对派兵上海。
石原当时甚至说：「如果上海有危险，就把侨民全部撤走。损失一两亿就让他们赔偿。总比打仗便宜。」正因如此，石原莞尔的态度终于使他在陆军内逐渐深陷泥潭，8月18日杉山元即对新任军事参议官的畑俊六暗示，要撤换石原。一个月以后，石原莞尔果然走人，离开了日本内地。
特辑：天皇裕仁
七七事变当时，裕仁依然坚持自己口上一套，实际一套的作风，口上坚持和平，实际上继续放任军部进入侵华战争之中。
根据木户幸一的记载，裕仁在6月30日就说：「华北的中央化，终究在时间问题上是必然的……不如抢先接受中方的要求如何？」根据他的侍从在1942年的记录，裕仁综合外务省与海军的情报，早已意识到侵华战争不好打。7月11日面见参谋总长闲院宫时，裕仁也问他，苏联在后面突袭日本的话，应该怎么办？但闲院宫只是说：「我想陆军会奋起的」，这让裕仁感到相当不满。
尽管裕仁貌似说了这么多，但他其实上并没有实际地做什么，还是勤勤恳恳地给每一份动员侵华日军前往中国的文件盖章。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裕仁也认定「这样的话，也没办法了」，主动同意派遣侵华军队到上海去。之后裕仁也在上海派遣军陷入苦战时，认为应当增援。
要形容裕仁表现的话，还是用东京审判中韦伯审判长的一番话，恐怕来的最贴切：
天皇只根据进言采取行动的说法与证据是相互矛盾的这是因为，他即使是根据证言采取行动，但那也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这并不限制他的责任。但无论如何，对于根据大臣的进言而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即使立宪君主也是不能被赦免的。
对于进行战争，天皇的批准乃是必要的。如果他不希望进行战争，他就会暂缓批准。他或许会被暗杀，但这不能成为对问题的回答。对于即使有危险也必须完成自己义务的一切统治者来说，他们都在冒着这个危险。任何统治者，只要他犯下了开始侵略战争的罪行，而对此又说什么是因为如不这样作就会危及生命，那么，就不能认为赦免是正当的主张。
「对于即使有危险也必须完成自己义务的一切统治者来说，他们都在冒着这个危险」，此言确实一语中的。
结语
只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不扩大派掌握主导权，或许历史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其实上，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没那么大。为了防共，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市场与资源，需要确保日本对华北五省的控制，这是日本统治阶级在一度程度上的共识，是石原莞尔也认可的道理，只是他为了他的大战略构想，没那么想动武而已。
另一方面，扩大派确实极度地轻蔑中国。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就认为，「即使想登陆也可以，如果直乘船至塘沽附近，这样就可去至北京、天津。」然而，其实包括不扩大派在内的整个陆军，都弥漫着这种极端蔑视中国的心理。时在作战班的西村敏雄就说：
「当时在参谋本部中，没有任何人希望发展为有如今天（昭和）十二、十三年这样的大规模作战。甚至也没有人惧怕和预想到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很多人为模糊不清的想象所支配，认为在尚未发展到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以前，如果达到一定限度，中国方面大概就会屈服。」
中国驻屯军的参谋长桥本群也说，战争「竟然延及上海方面，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即使说是全面战争，但日本军队只在华北派有相当兵力，认为不过是在军事上暂时占领之」。
就连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河边虎四郎，也如此谈论自己决定派兵华北的理由：
「谈判即使不能成功，但向当地派出三个师团或四个师团，予以一击，使之举手，则即可收兵，使华北遂我之心意。……即使时间略长，但若将部分兵力留驻华北，则大体自华北至内蒙皆能如我之所想，不致像飞来火星影响其他地方。」
正是在这种想法支配下，河边的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课）也发生了类似海军的豹变。当初即便是武藤章，他也主张对于中国「虽应敲打但并不想夺取南京。」然而，河边却认为「既然要干就必须夺取南京」，批评了扩大派因循敷衍的用兵。于是，作战指导课提出了自己的战争方案，构思了要同时动员15个师团作战期间约半年、战费55亿日元的大规模用兵计划。这还是石原直属的部下。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只要一旦在华北使用军事力量，把战争限于局部地区便是不可能的，对于必然发展为全面战争的战略性认识绝对是不足的。若问这一缺陷由何而来，那么只能是因为对于中国抗日民族主义的真正力量完全认识不足所致。」
之后松井石根几乎是违反命令，也要执意进攻南京时，东京的近卫内阁与军部也依然摆出一副半推半就的样子，虽然定下了约束，又无意让松井严守命令与任务。正如松井自己所说，「首相、外务大臣也并不一定反对（进攻南京）。」
乍一看，七七事变最终成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是一起偶然事件。但正如之前看到的那样，能有那么多的偶然，实际上恰恰说明它是一种必然，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如此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日甚一日的统治华北欲望，最终点燃了这场燃遍整个东亚、上亿人流血的战争。假如有一个七七事变并未变成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线，这场终将到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晚于1940年。
中日的命运，就这样在缄默中被决定了。
①作为对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时，立宪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一开始就透露要拒绝批准朝鲜军擅自出动、侵略东北的行为；对此陆军中央内部反弹激烈，别说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甚至连要不要发动政变都想好了，最后若槻内阁还是妥协了。
②以及南京默认伪满，接受日本将河北省北部设置为非武装地带，与日本缔结共同反贡协定；换取日本取消冀察政府、冀东伪政府，废除冀东特殊贸易。
③1936年6月，石原莞尔还在鼓吹：「苏联屈服的话……前去驱逐英国……吞并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纽西兰……准备与美国的大决战」。
参考文献：
『「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 汎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松浦正孝）
『盧溝橋事件の研究』（秦郁彦）
《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江口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