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处于一个由封建日本向资本主义国家快速过渡、最终过渡完成的阶段之中；「那些人」也的确能够代表资产阶级——至少战时日本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当然这种话大多数人都懂，所以其实真正在定性上的问题是：旧日本帝国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明治维新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战前·战中时代的统治阶级是谁？在1930年代日本步入法西斯主义体制的前夜，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即将被全面镇压之前，就日本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劳农派）还是半封建经济上的绝对主义专制国家（讲座派）而产生了激烈的论辩——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答主问题的一种变形：日本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吗？日本的掌权者是资产阶级吗？最终，他们在论战陷入泥潭的情况下遭到帝国政府的弹压，被迫在没有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早早收场。这场争论日本应该进行的是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劳农派）还是两阶段革命——民主主义革命而后社会主义革命（讲座派）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国家社会性质的问题，战前是「革命性质论战 」，战后则长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也一直对其很感兴趣。尽管曾经想过要在自己搜集完所有材料、认真整理出自己的见解之后再发表出来，但在整理的过程才深觉这项工作挑战性之大、难度之高，如其所需要的历史原材料之多、其所需要整理的理论概念之广，而不得不放弃目前将其完全结论和篇铺开的进一步努力。笔者也深知自己理论水平的比较低下与资料收集上的不充分，知道自己对这方面的问题意识与沉淀都未必正确，因而对回答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畏怖心。
然而在豸乎历来见到的各种暴论不得不让笔者感到无语，如旧日帝是没有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封建国家、旧日帝是半封建半帝国主义国家、旧日帝是军事贵族与官僚资本的专制国家、旧日帝是极端落后的神权国家等等，用尽各种言辞将日帝打成所谓的前现代国家，要么就是想尽办法将他们心中的当代塞里斯往昭和日本上面靠，靠到整个昭和日本的历史都扭曲变形了而兀自不知不觉；甚至还有说战时的日帝不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比这可笑的大抵只有现代日本到现在还是封建国家的论调了，真让人怀疑他们观察中的日本是不是通过一个哈哈镜结合内心欲望的双重投射而映射出来的光影。与此同时，一共过去传统上对日本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虽好，也未必能让人全然信服。更何况对日本现代史只谈寥寥几笔的历史教科书不能不说是在对近代日本的分析上逻辑未能自圆，而这一点让不少人对战前日本的认识充满了啼笑皆非的杂糅。
这里重申一次，由于严重受限的资料收集能力与笔者的理论不足问题，笔者在现阶段没有办法描绘出日本战前资本主义的详细轮廓，可能甚至也没有办法指出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是在这里，笔者依然想要通过岩本勋（虽然笔者不赞同他的分析论点）、田中彰等人的研究来简单介绍一下过去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上述问题苦心造诣的研究结论，以讲座派的历史理论为中心，为大家提供几种看待日本战前社会政治的视角。与此同时，笔者也想借此简单地在最后写下并附上自己过往以来对战前日本历史的基本历史理解框架，以写出一篇比较短小的文章，如果有错漏逻辑不通之处，望读者多多见谅。或许……将来会继续深入完善这套历史的框架呢（逃）。
因为本文较长，读者如果想通读全文，可以从第一节开始读；如果想了解战前的日共对他们那个时代是怎么想的，可以重点阅读第二节；如果想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讲座派）是怎么分析日本战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可以看第三节（在这一点上面，如果想有更完善的框架理解，推荐看@Anesidora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介绍）；如果想看笔者个人对日本战前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分析理解的话，可以直接跳到第四节。
一、维新革命的神话
「明治维新显然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广泛而彻底的社会革命。这绝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单纯的王政复古，而是为了使资本家和资本家化的地主立即上升到统治者地位的强有力的社会革命……」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编』，1926年
在介绍讲座派学者对日本近代史（即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的历史定义与阶段划分之前，我们可以先以比较小的篇幅，通过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问题为我们代入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构筑近代史框架时的困境：明治维新是革命吗？
幕末第一批登陆日本的美国人
这个问题点看起来奇怪，但其实却是一个困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久的问题。抛开具体政经分析不说，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过程，确实称得上是一种人们眼中的「革命」。对于亲身参与明治维新的下层民众来说，以旧社会秩序土崩瓦解与社会改革运动为主题的明治维新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革命」的体验，成为了他们此后反抗天皇制政权的革命原点。进入1950年代后的日本史学界在革新民族主义的理念指导下，也倾向于将明治维新放到全亚洲19世纪的维度下，认定明治维新是一场日本从半殖民地中挣脱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到1960年代以后，也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明治维新对日本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比法国大革命要来的小 。
然而，将明治维新准确地套入「革命」的框架中，是比想象中要难的。一方面就像松坂玲说的一样，至少是在战后的一段时间，梦想实现左翼革命的人并不是很想将革命这个字眼让给明治维新，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人们很难从五段革命论的角度去规定明治维新是不是「革命」，主张它是「封建革命」的人自然荒诞不经，似乎唯一适合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怎么套的进去。或许在今人看来争论明治维新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很无聊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来说，不管他们认为1933年的日本是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化蔚然大成的社会，他们都很难不追溯到明治维新，自然而然论及它到底为日本社会留下了什么遗产，以至于使日本进入其中的一种社会。主张明治维新后日本已经步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追溯回去时，主张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日本资产阶级革命 或其发端，将明治维新比作英国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其实，与他们站在对立面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大宗师野吕荣太郎也有类似的革命论认识，认定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见解至少至今在中国，依然是最热门的观点之一。
明治维新的初期战事
然而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却在论述明治维新历史时遇到了重重的困境，无法更进一步，实际地描绘幕末资产阶级如何在明治维新中推翻封建政府、建立自己政权的图景。劳农派、讲座派论战结束四十多年以后，当年讲座派的重镇小林良正回忆历史时，直接抨击劳农派在规定明治维新的历史性质时，根本缺乏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扎实政治经济分析：
「劳农派看到『讲座派』，就说他们轻视或无视『资产阶级的发展』，视其为眼中钉。但劳农派至少在他们自己对幕末的论述中，对于谈到资产阶级的发展是非常消极的，这只能说是一件奇妙的事。不过，劳农派对幕末的轻视，并不仅仅是向坂-劳农派的事情，毋宁说是传统的、祖传的。这是因为即使是堪称原始劳农派的山川均、猪俣津南雄，要问他们的明治维新论中是否有幕末阶段论分析的话，在我的记忆中，是不知道他们有过对幕末的论述的。……总之对于「社会主义协会」（即劳农派）来说，他们的资产阶级完全是突然在明治维新论里蹦出来的， 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然而劳农派在论明治维新的时候，是极其突然地以极其抽象的方式端出了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比如说『资产阶级本身』。我觉得将这样的东西放到具体的历史议论之中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
劳农派一边说『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一边又说什么因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幼弱』，所以将『主角』委托给了下层武士，而资产阶级自身到底发生了、干了什么是不清不楚的，完全是下落不明的状态。而且劳农派如果不想被人说是『下层武士革命论』的话，起码也解释几句下层武士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吧？如果（劳农派）只有这种水平的话，资产阶级史学都早就达到了。」
专精于经济分析的劳农派反而在论证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时表现出自己论据的异常空虚，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在证明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关上，是事实上失败了。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劳农派的失败看出，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性其实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后来也有学者如大内力指出，劳农派虽然主张明治维新到1930年代为止，日本社会已经基本上资本主义化了，他们却在为日本社会与政权的变迁阶段分段定性上表现得十分为难。
小林良正并意味深长地说：
「从大商人那里流入这些尊王志士手中的资金，绝对不能说是小数目。就是这些资金，客观上也从商人的腰包流入下级武士的手中的，而这些下级武士又打倒了幕府——即使如此，我们就能将其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吗？ ……在明治初年成立的新政府中担任高位的人除了少数公卿之外，都是有实力的下级武士，三井组、岛田组等商人，没有几个人是在里面的。这样一来，还能断言『明治维新是资产革命』吗？ 所以山川均也……借着『（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的字句，从这个问题上逃走了。至少我们如果把1867 ~ 1868年看作是最小限度的明治维新的话，就……绝对不能将它说是「资产阶级革命」。』
从单纯阶级论的角度来看，除了三井组、小野组这些向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资产阶级以外，明治维新还得到了一个经济上极其有力的阶级的支持——豪农商人阶层。他们可以说直接与浪士、乡士等下级武士阶层一起作为主力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并得到神官、医生、僧侣等知识阶层的协助支持。然而，残酷的事实是兼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方面某种特质的他们并不是一种什么幕末的日本资产阶级，他们与三井组、三菱组显然也无法取代武士阶层在这次革命中的主导性地位①。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们显然借助并吸取了幕末底层人民的「社会改革」呼声，将他们这种渴望社会变革的运动能量导入自己的倒幕夺权斗争之中。然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显然不是他们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代表，也在成立明治政府以后用军队镇压来残忍地回报了他们为倒幕运动而付出的努力。
1870年代血税一揆全国地图
战前劳农派与讲座派都有着这种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劳农派既然认定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认定日本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那为什么日本帝国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古色苍然的专制帝国，离资产阶级民主完全实现还这么遥远呢？为什么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反而好像在政坛上遭到了封建要素的压制呢？另一方面根据讲座派的理论，战前日本的政体属于是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绝对主义王政——然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十分强大的封建国家 ，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那么，明治维新以后诞生的天皇制国家——这个封建气息浓厚以至于常常让人觉得它是个封建国家的日本国家——的性质，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一点历来更是众说纷纭。芝原拓自认为它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就是在国家形态上有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国家权力。」藤井松一说：「近代天皇制通过『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它的性质转换。」藤原彰说：「尽管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在机构上依然延续了绝对君主制」。铃木正幸也认为，日本天皇制国家是「具有伪波拿巴主义国家姿态的资产阶级·地主联合专政」。然而曾经给中国工农教育日本历史的犬丸义一却说：「既然（日本）没有实现绝对主义国家机构的变革，就不能说完成了转化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过程。」②
对明治维新与天皇制的把握并不容易，而谈论到题主问题的时候，对其分析把握起来还要来的更加困难。不过，为了避免文章过度冗长，我们还是尽快在这里进入下一节的主题——日共及其学者的日本近代史论述吧。也正是在他们的论述中，日本社会到底更偏向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第一次如此强而有力地浮上水面，逗动了人们的心弦。
二、变幻自如的日共纲领——从联合专政论到天皇制绝对主义
革命运动为了确定自己的战略，必须从本质上规定当年日本国家与社会的本质。因此，阐明当年日本国家与社会在其出发点时的情况，就成了（人们）在决定革命运动战略时必须考察的一个课题。科学的明治维新研究就是这样在革命运动的要求下正式启航的，这里可以说是学问与政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下山三郎，1966年『明治维新研究史论』
日本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谁？主要打击对象是谁？无产阶级要团结谁来完成什么性质的革命？对于想要在日本掀起革命运动的人——比如日共来说，这是一个攸关重要的课题。而为了解开这个难题，就必须分析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都必须打倒的对象：天皇制国家 。
1910年代「大戦景気」
日共的第一个纲领『1922年纲领草案』就已经是规定了日本革命的性质——两阶段革命论 ，先用资产阶级革命铲除封建部分，再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资产阶级。
「日共既以所有国家的共同要求为基础，又要考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由于世界大战没有像影响其他国家那般影响日本，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至今仍带有前朝封建关系的痕迹。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半封建大地主手中，最大的地主是日本政府的元首天皇。…封建制度的残余，今天犹在国家的机构中占有优势，国家机关犹在工商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和大地主的集团手里。国家权力的半封建性质鲜明地体现在元老在宪法中所起的重要和领导作用上。在这种条件下，反对现存国家权力的势力，不仅来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来自所谓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他们也反对现存政府——的广大部分。……
因为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十分强大的无产阶级与革命农民出现的时候才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资产阶级的掌权也会成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曲。……（因此）日共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敌人，但也会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提出要颠覆天皇的政府与废除君主制，并必须去领导争取普选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党即使是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行进，也绝不允许自己在针对天皇政府的斗争中袖手旁观。
这份在分析上其实相当粗糙的党纲，是日本历史上康米主义者第一次尝试着对日本的社会状况做出全面性的分析，其意义不可不谓深远。尽管这份纲领的时效性相当短命，但它至少已经指出了三个后来讲座派学者一直坚持并不断深化论述的原则：带有封建性质的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日本国家政权的半封建性质，以及方法论的二阶段革命论。其后的党纲都将很大份额放在经济与历史的分析上，但这份党纲是侧重于第一次提出对日本国家政权——天皇制国家的阶级分析。当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主导这份党纲写作的，正是当时的日共第一理论家、后来的劳农派鼻祖山川均，因此这份纲领也受到了他的「原敬资产阶级内阁论」 很大影响。1921年4月日共暂定中执会成立时，山川均③与近藤荣藏写下了一篇『日共宣言』，其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们的历史认识：
「1867年的革命，是商业资本对封建制度的胜利。然而，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充分成熟，因此政治制度也无法顺应资本主义而进行改造。权力没有直接转移给资产阶级，而是来到了传统特权阶级下层的手中。这就是日本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共和制，而成立了极其复杂的官僚机构与专制的君主制的原因。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状态，当然也反映在了我国的政治形势上。这是因为『平民内阁』——这个只由大地主与大资本的党『政友会』之代表构成的政府，在国会、市町村、交易所、银行取得了垄断的地位，赢取了支配性的地位。日本资产阶级不再隐藏在君主主义的官僚制背后、不再寻求他们的保护，而自主地行动起来的时期终于到来了 。然而，从资产阶级公然登场的一瞬间开始，无产阶级也清晰无疑地理解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922年9月山川均起草的纲领草案，不但对君主制一言不提，更宣布：「作为第三康米主义国际支部的日本康米党，是非法的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通过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资本主义政权。」1924年2月在海参崴由佐野学等人起草的『1924年2月纲领草案』也说：
「日本资本主义在1868年革命以后，就在西洋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实现了快速的发展。比较晚才进入世界市场的日本资本主义想要来到现在这种高度发达的程度，就必须实行采用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与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日本资本主义是随着战争一同发展的。特别是近年的世界大战将日本推上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的丧钟也已经在日本响彻。日本慢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的泛滥、工人的叛乱、物价的高涨、海外市场的缩小，再加上人口的过剩、原材料的不足、重工业的不发达等其他重要的缺陷，根本地威胁到了日本资本主义。特别是1923年9月的大地震沉重地打击了日本资本主义。英美资本家已经开始要将日本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将日本看作资本输出对象的理想市场。另一方面，日本资产阶级通过集中资本、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又或者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企图回到以前的位置上。然而，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日本资产阶级的欲求，日本资本主义正在一步步加速走向最后的没落。……
日本的各种社会阶级明显是相互敌对的。这里虽然也可以看到一定的封建特质，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已经几乎完成了。资本家、地主是剥削阶级，官僚、军国主义者、贵族、政治家则围绕在他们周边。中产阶级的发展广及比较宽泛的范围。知识分子、工薪阶层、技术专家、中层官吏，是一个占据了无法在数量上忽视其比重的集团。工资劳动者、农民群众、被压迫部落民的三个集团构成了被剥削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相当明显。
山川均直到二十余年以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这种日本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夺权的观点。1946年1月，山川在『为了民主战线』中认定明治维新创造了名为「天皇制政治」的「官僚寡头政治的机构」，但依然强调日本政府是「天皇制下的资产阶级政府 」。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明白日本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劳农派）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欲望，从这一时期就已经凸显出来，只是依然在与莫斯科的妥协中采取了「两阶段革命论」的姿态（虽然这一时期莫斯科的认识也比较接近于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将自己的这种炽热欲望暂时隐藏在民主革命论之下。
1929年的山川均
在1922年7月建党的第一次日共历时两年多而始终没法整理出一份超越草案的充分性党纲，就这样在1923年的第一次帝国政府大镇压后，在1924年3月自己解散了自己。虽然1926年12月日共重新建党，但它建党时的基本方略「福本主义」却在1927年的莫斯科之行中被全面打倒。日共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份党纲『1927年纲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布哈林等人在莫斯科制定出来的。这份党纲尽管在两阶段革命论的定义上（当下应该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会进一步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与福本主义的重建宣言没有太大的差异，却沿着1922年纲领草案的基本道路，进一步在定义上将日本往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向推了一段不小的路程：
「1868年的革命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日本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作为封建要素的大地主、军阀、皇室手中。日本国家的封建特质不仅仅是往日前期的传统残余，更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极其便利的工具。日本资本主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工具。旧日本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化是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实现的。一方面，资产阶级在产业、商业、金融上的比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融合的过程，在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对工农运动的恐惧以及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等问题的刺激下，进行得极为迅速。」
日本资本主义「利用」国内封建关系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与快速发展的论点，后来显然被野吕荣太郎等讲座派学者所发扬光大。非但如此，这份党纲还极其正确地论述了当时天皇制国家实行阶级统治的样子：
「现代日本被资本家和大地主的集团所支配，这个集团的霸权属于资本家。日本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权力，并且已经广泛地利用具有封建属性和残余的全国机构来组织和保卫日本资本主义的剥削。」
如果将封建专制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定义距离比喻成一根坐标轴，那么1927年纲领已经将日本推到了距离资产阶级国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这或许是因为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与政党内阁诞生、普选法通过等1920年代日本政治形式上的「民主化」。正因如此，尽管1927年纲领依然保存了二阶段革命论的框架，也依然将「废除君主制」放在行动纲领的第六个口号上，但已经进一步模糊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距离，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显著的水平，这里的资产阶级革命会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即针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革命。」正是1927年纲领正式开拓了这种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快速转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表述。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团体也在1927年正式成立，作为反对康米党的康米主义者正式与日共决裂。1927年党纲自然也引起了他们与日共系学者的论战，双方各自以『劳农』、『马克思主义』两本杂志为根据地进行论辩。以山川均、猪俣津南雄为首的劳农派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而日共系学者则围绕着两段式革命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日本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集团之中。此次论战成为了1927～1931年「日本民主革命论战 」的前哨战，双方围绕着「如何评价明治维新的意义」、「如何分析日本农村状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评价日本的封建残余」等课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一直延续到1931年围绕着佃租本质的「封建论战」。长达四年的论战大大拓宽、加深了两派的思想弹药库，也让野吕荣太郎等日共系学者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日本资本主义理论、日本近代史体系。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的爆发与第三国际的左倾化，日共的第三部党纲——1931年4月纲领草案于焉诞生。这部纲领史无前例地规定明治维新为资产阶级革命，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日本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资产阶级， 日本革命就是颠覆资产阶级的革命。比起1927年纲领，这次的1931年纲领草案推进得更前，在「封建专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坐标轴上，几乎距离将日本放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定义点上，只差一步之遥。它是这么描述的：
「1868年的明治革命是被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壮大和『廉价』商品炮弹的袭击——『黑船来航』——所带来的。……毫无疑问，那是一场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封建势力在明治初年还作为强大的势力而存在，但在历史必然性的面前，它为了自己的存在不被彻底颠覆，不得不亲自开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道路。在后来的『藩阀』政府、『官僚政治』下，资产阶级壮大了它的经济势力，增加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同时封建势力也缩小了自己的政治优越性。但是地主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对工人、农民的镇压政策上，历来是一致的，而且在今天也是一致的。日本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地主的手中，而金融资本可以掌握霸权。」
因而，这份党纲被当时的劳农派学者认为是自己理论上的胜利——他们主张的，正是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当下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一段论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党纲也沿着1929年『给故国同志的信』将天皇与天皇制度分离开来的思路（这份信依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可以约束天皇的制度），第一次提出了「天皇制」这个词——虽然没有将其与一般君主制区分开来。我们将可以在1932年党纲中看到，这种思路的潜流逐渐壮大之际，为马克思主义者接下来打开了一片多大的海洋。
1931年的东京证券交易所
综上三份党纲，我们除了可以发现三份党纲都注意到日本国家、日本社会所含有的封建要素以外，就是可以认为他们都将日本的国家政权性质视作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或者封建阶层）的联合专政，区分只是到底谁在这种专政中占据主导权 ；每一次出台新的党纲，资产阶级在这种联合专政中的政治地位都在上升，乃至完全强调他们才在这种「联合政府」中占据霸权性、主导性的地位。
然而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送来的『1932年党纲』（同样诞生于莫斯科），却彻底颠覆了这种联合专政论的框架。1931～1932年日本在国外的军事冒险、帝国主义侵略，在国内法西斯主义分子抬头引发的血腥刺杀与政变阴谋，以及政党内阁时代的终结，不能不引起苏联的注意与警惕——尤其是伪满的建立。因此，这份纲领写道：
「由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强盗战争正在把人民群众投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危机中——这是自世界屠杀战争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日军）占领满洲、上海和中国等地的血腥事件，这些一般来说由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所策划的全体军事行动，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关系下，被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所最早进行的，有着广泛计划的军事入侵。这场已经开始的战争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反映了世界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空前尖锐。……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立志要对中国进行战争，是为了建立进攻苏维埃同盟的进军基地，粉碎在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为了把中国的庞大部分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自己的殖民地，为了建立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夺取原料资源，特别是军事工业和军需品的原料资源。另外，这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在亚洲大陆上的地位，为了日本称霸太平洋的新战争所需要的整顿武备，而利用了日本对军事势力的垄断。」
而且：
「被资产阶级-地主所主宰的日本担负起战争发动者的作用，这是完全符合日本帝国主义性质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因绝对主义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而进一步翻倍。在日本和俄罗斯帝国两国独占军事势力与广大领土，对中国及其他外国异民族拥有垄断性的特权的情况下，两国的近代金融资本一部分被其所补全，一部分被其所代替。」
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强烈的「军事封建」侵略性质一经在1931年显露出来，莫斯科就开始寻找其更本质的理由：最终，吸取了1931年西班牙革命教训的他们找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内部包含的浓厚封建性质——如封建地主制等关键要素，以及长期以来对日本的封建君主观，并成功将其与军部、枢密院、官僚这些体现了军事帝国封建主义性质的机构结合在一起，最终衍生为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论述。1932年党纲就是这样彻底推翻了过去1922、1927、1931年三次党纲所描绘出的「日本不断向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将日本的定义突然打回到更偏向封建制的那边，大大拉开了日本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距离，强调其政治体制封建专制的那一面。过去每一次日共党纲都提到并越来越强调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性，也被他们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浓厚封建性、前现代性描述所取代。日本从一个资本主义不断狂飙猛进、资产阶级地位水涨船高的欧美式国家，变成了一个不但在经济、社会与政权上带有强烈的半封建式支配关系，还无法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祛除这些关系的前现代化国家。
1934年的裕仁天皇
一方面，纲领指出「日本的垄断资本还在被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的浓雾所笼罩 ——日本帝国主义相对的经济弱点及其内部矛盾的异常尖锐，正在于此。日本国内封建制度的残余，对农民的半封建式剥削方法和几乎达到殖民地水平的压制工人力度，让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结合在一起，带来了城市和农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这份纲领也第一次在日本历史上真正提出了作为日本独特权力机制的「天皇制」：
「日本在1868年以后建立的绝对君主制，尽管在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仍然保持着无限的绝对权力，并不断地建立各种压迫工人阶级以及进行专制统治的官僚机构。
日本天皇制一方面主要立足于寄生（于社会）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又立足于迅速富裕起来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它与这些栋梁长期结成极其紧密的集团，很好而灵活地代表了两个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天皇制也保持了它自己相对庞大的作用以及它的绝对主义性质，而只不过被似是而非的立宪形式所轻轻粉饰而已。
作为国内政治翻动和一切封建残余的主要支柱的天皇制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现存专政的坚强脊梁。日本的首要革命任务就是粉碎这台机器。 」
这段文字从五个方向，影响深远地规定了天皇制的五个定义：（1）本质上是绝对君主制，只不过被似是而非的宪法体制所掩饰（这种「宪政粉饰论」也可以在恩格斯对德国的论述中找到）；（2）1868年诞生以来，日本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一直是天皇制国家；（3）天皇制代表了封建寄生地主阶级与贪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4）在机能上是「国内政治翻动和一切封建残余的主要支柱」，不断压迫工人阶级，维持「在国家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可以想到的一切野蛮的事物」；（5）带有各种机构，比如官僚机构与密布全国的日警网络。「正因天皇制，日本国内反动的polizei政治才得以维持下去。」
而且，之前政党内阁诞生、普选法通过、两党轮流执政的「宪政常道」等等资产阶级民主成立的表征，都只是幻象而已，本质上还是天皇制这台绝对君主制机器的伪装：
「就像日共阵营内过去曾提出过过分低估天皇制作用的主张那般，有人说的好像议会和政党内阁是独立于天皇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一样，把这些东西同天皇制对立起来——这是绝对错误的。1925年在民众运动的压力下，政府自上而下实行的男子选举权扩张政策，只不过意味着天皇制与地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政治妥协。这个政策的目标是要巩固剥削、压迫工农的天皇制-资产阶级-封建统治，并在强化议会主义幻想、不断欺瞒与腐化国民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新关系下，实现天皇制官僚与资产阶级更紧密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扩大选举权、创设政党内阁、强化国家权力的金融寡头制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天皇制绝对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天皇制绝对主义官僚的权利和权力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限制。
…………
党要揭露统治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欺骗性勾当。这种所谓勾当，就是利用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幽灵，美化现在的天皇制，向群众隐瞒日益增大的反动重压，维持并强化人们对天皇制正在消亡的幻想，把群众从当前的各种条件下，针对主要敌人——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的斗争中排除出来。」
必须重视天皇制，这是因为：
「这个机构（指天皇制）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与支柱，是在完全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军队。列宁把轻视绝对主义和天皇制称为召回主义者的谬误。列宁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将天皇制和绝对主义的意义归结为『所有阶级的直接统治』。」
除了日共的这份党纲以外，1932年的第三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会常任委员会会议上，库西宁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报告。毫无疑问，这份报告甚至较1932年纲领更为鲜明地体现了第三国际对日本的看法。库西宁报告开头便否定了认为天皇制不具有独立性及其独立机能的论调：
「天皇制的作用，就在于它有效地成为封建大地主、封建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执行机关这一点。为了执行这两个阶级的政策，需要有一个机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军事机构，而我们不能否定它有其一定的独自意义所在。」
其次，他也宣布了第三国际对明治维新的看法：
「日本资产阶级变革之初，当时在统治国家的封建体制之上的傀儡式天皇制，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被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近代体制所取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复活绝对主义天皇制！这才是在反抗不平等条约、反抗外国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中，最终实现日本国家统一的反动口号。」
库西宁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讲座派学者一样过度纠缠于绝对主义天皇制与封建制或者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很明智地指出绝对主义天皇制是在「资产阶级变革」的条件下产生的绝对主义政权，这是值得注意的。
奥托·库西宁（1881～1964年）
库西宁报告在日本权力体系构成三要素上与1932年党纲保持一致，依然是「天皇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垄断资本」。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这么论述天皇制绝对主义的「绝对主义」的：
「天皇制的特征是什么？首先，它是一个机构。一个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是现存剥削者阶级专政的强有力脊梁。这个国家机构依赖于那些（剥削）阶级，代表那些（剥削）阶级的利益，存在于同资产阶级和地主上层阶级的紧密联系之中。但是，同时它也发展着作为自己比较大的独自作用 ，而被表面上似是而非的议会主义形式所掩盖的绝对主义。这种作用对于谁是有着独立性呢？不会是对于剥削者阶级，而只是对这些阶级的一定上层集团，首先就是对议会有其独立性。」
这里的绝对主义定义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虽然不完全是人们一般讨论的那种，在「阶级均衡」状态下诞生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但是又相对于剥削阶级有着一定政治独立性的绝对主义公式，但这样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定义无疑依然是给予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莫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四年后的『给日本康米主义者的一封信』（1936年2月）中，第三国际虽然已经转向统一战线的立场，但依然可以从它的词句中看出1932年党纲的基本轮廓。这封重要文件在论述背景时，提到日本有很多封建残余：
「有着军事的、polizei的天皇制，也有着寄生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残留下来的封建制度甚至还保存在劳资关系之中，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的所有方面之中存在、延续……不仅仅是佃农，全体农民的利害关系都与地主的利害关系对立，小经营者的利害关系与想要将他们化作奴隶的大企业的利害关系对立，小商人的利害关系与巨大百货商场所有者的利害关系对立，劳动知识分子的利害关系与腐败官僚、高级官吏对立。而且工人阶级也在被当作大资本的奴隶。他们本已经毫无权利，苦于polizei的蛮横之举，如今又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军部，正受到更甚一层的无权与虐政所威胁……重要的不是尽可能地让斗争的形态及其要求激进起来，而是能够激起广泛的群众，将他们导入统一战线组织之中……」
与前几份日共纲领相比，『1932年纲领』④无疑是最能代表战前日共，影响力也最大的纲领文件，可以说真正确立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近代史观的地平线，奠定了以后几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帝国日本历史时的基本思想框架。这份党纲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前现代性，控诉这种封建性、军国主义性质与热衷侵略的强关联问题，版本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在这套框架中的政经地位。与此同时，1932年纲领不但第一次提出天皇制的概念，还第一次提出要重视天皇制这个相对独立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机构，为原本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二元专政框架加入了高踞其上的第三者 。天皇制国家的机构不但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还是那个政治上直接行使支配权力的集团，而资产阶级与封建阶层只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毋宁说反而是天皇制政府的两只脚而已。正是1932年纲领第一次确认天皇制权力相对于经济上的支配阶级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将打倒天皇制设为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
这种日本天皇制绝对主义观显然是沿着恩格斯对德意志帝国、列宁对俄罗斯帝国的绝对主义、波拿巴主义分析文路所进行的，乃至于也参照了马克思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分析。笔者个人认为，1932年党纲虽然第一次意识到天皇制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但没意识到天皇制的作用比起说在政治上发挥不如说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得到发挥，与此同时天皇的政治集团在国政运营上的实际影响力也没有实际描述的那么夸张，只不过起到了一个体系原点与最高层维系者的作用，天皇的政治集团不足以一言而决日本政局。不管如何，既然莫斯科已经发出大号令，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日本的分析骨架已经建立起来，往里面填补血肉的工作，则要学者来做。虽说如此，应不应该接受这套骨架、如何填补血肉的问题，注定会让本已分裂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激起抗辩的浪潮。
1941年的裕仁一家
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论战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1925～1926年间有「小帝国主义论战」、「科学的日本主义论战」，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之间的论战等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论战，让福本和夫这样的理论家一度成为日本左翼学界的圣人，也让野吕荣太郎、猪俣津南雄 等身经百战的理论家在这些战斗中一战出名，脱颖而出。
然而，这一次将引爆的论战比以往的还要大十倍百倍。1932年纲领一在日本落地，就如同水滴落到热油一样噼啪噼啪地飞溅起来，引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前所未有的大论战；又像是一道强大的冲击波，如同摩西分海一样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成两个彼此对立、彼此终日开火的阵营。就像上山春平所描述的一样，当时的学者们纷纷在论坛上七跌八起、百折不挠，深深地陷入到论战的泥潭之中。当然，这场论战的名字，就是本文在一开头提到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尽管这场论战本质上是劳农派与讲座派学者的论战，但为了将问题集中在如何解释战前日本社会定性问题这一点，下节将会集中地对讲座派学者，及受到讲座派学者影响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阐述。
三、讲座派的时代、讲座派的历史宇宙
「1945年以前的日本（统治）模式，是作为绝对主义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下，半封建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执政，天皇制是其执行机关，也是统治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平野义太郎，『国家的机构与民主的变革』，1974年6月，『新日本出版社』
第一批投身到日本资本主义论战的敌手，依然是日本当时最优秀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野吕荣太郎与猪俣津南雄。正如栉田民雄、大内兵卫等劳农派学者的论证着力点所在都来自于猪俣津南雄的核心观点——①日本资本主义中的封建性质本质上是随着时间会逐渐消除的封建残余、②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已经占决定主导性地位、③日本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矛盾一样，讲座派的历史宇宙也是野吕最先开辟：他们的历史基本原则是讲座派的开山鼻祖野吕荣太郎定下来的，讲座派历史理论的展开方向也几乎全都是野吕荣太郎第一个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意识、第一个在这些领域向下深掘的。野吕荣太郎也是讲座派得名的起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 （1932～1933年）的最核心人物之一。可以说假如我们想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分析日本战前历史的，就无法绕过野吕荣太郎这座讲座派的丰碑。
野吕荣太郎（1900～1934年）
尽管讲座派学者是在1932年党纲之后才因拥护、阐释、发展它的原则而组建的团体，但他们早在上文提到的「日本民主革命论战」中就逐渐发展出了自己1932年开始表达出来的理论。野吕在1927年就出版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更在1929年的『现代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中指出日本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基本性格；而服部之总 也在1928年就出版了『明治维新史』，率先提出明治维新不是黑船来航的偶然结果，不是下层武士革命，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通向绝对主义王政的变革。1931年围绕着地租到底是「过渡性」更强还是封建性更强的封建论战，则为讲座派的学者们进一步铺设了「日本农村」在自己资本主义论中的重要性与基本分析模型，逐渐将最后的拼图依次拼上。1931年几乎倒向劳农派的『1931年4月党纲草案』已经引起野吕荣太郎与山田盛太郎等人的私下怀疑，而通过他们这一时期对对日本资本主义的集体性研究工作，后来的讲座派实际在1932年党纲通过『赤旗』正式公布前夕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框架。
与其他的讲座派学者相比，野吕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可以熟练地将他的所学精彩绝伦地发挥出来。野吕荣太郎并不局限于抽象化地对日本资本主义进行一般性分析，而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原理为了在历史与现实的场地贯彻自己，将会通过在不同社会极富独特性的「特殊」来化作实体。山本义彦甚至说，大部分的人在无意识地在分析日本资本主义时，几乎都以抽象、一般的认识为前提，而进行个别化、特殊化的把握。而这，正是从野吕开始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当然难忘他在小帝国主义论战中，对高桥龟吉的批评：「（高桥龟吉）没有做到将一切事物作为对立物的统一，在发展的自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它们。因此高桥将一般公式『原封不动地』，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相对地』套不进去的一切事物都称作『特殊性』，一点也没有把握到特殊事物与一般事物之间会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野吕荣太郎用这种研究方法论，得出了他眼中的日本战前「特殊性」：即日本资本主义前现代的封建性格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独特关系——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如何活用了这种这种存在于日本社会上的前现代的、传统的支配关系（比如日本国家政府对工人运动一贯的压制政策），而这种强储蓄-急进性的后发国家资本主义机制又到底为何物。而且在野吕看来，在天皇制国家压制人民的装置中长大成人的日本资产阶级，本质上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反而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改革的敌人。
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住宅，1911年
除此以外，其中我们尤其值得铭记的，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明治维新历史结构与日本近代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三段论述。对于野吕来说，必须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帝国主义的一环来进行考察，「我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范畴，是一个国际政治过程。因此，我们在分析、阐明日本资本主义是否真的成熟到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候，总是要在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内在联系上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日本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有整体性的理解。」
在这样的思考模式下，他到达了如下这个时至今日依然应当保留与褒扬的结论：
「在经历了明治革命后的所谓官营模范工厂和保护、指导民间产业时期以后，从明治18、19年到甲午战争以后的时间段里，日本发生了迅速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如果将其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轻工业为核心的革命——的话，各种生产方式就是以甲午战争为转机迈出了广泛的、质的转变过程。日本产业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破坏了各列强均衡势力为契机实现了迅速发展，这应该被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而我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地，同时也是金融资本发展成熟的过程。」
而在明治维新上，野吕则提出了它的三个条件：
「第一——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分解，即开始从基于自己劳动的私有制变革为资本家私有制。
第二——封建等级制度的松弛，即封建各种对立斗争的尖锐化。
第三——与有产者文明的接触，即被迫强制性采用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而且，他眼中的明治维新是这样子的：
「明治维新是经反动的公家和同样在本质上无法摆脱封建意识的武家之间有意识的合作而得以实现的。……专制政治权力在温室里助长并促进了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从而使我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惊人的飞跃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专制的绝对主义势力完全资产阶级化了……」
「（明治维新）确实是旧封建生产关系支配性的全面展开，从而形成了资本家和『资本家』化的地主对旧封建的支配者确立统治权的开端，是划时代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他可以在认为「日本的绝对主义政权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同时，认定日本资本主义中的前现代性异常浓厚呢？这是因为，野吕描绘出了如何从日本农村社会的内侧深入回望1932年党纲的风景。野吕笔下的封建地主制 世界，后来直接成为讲座派在历史研究上最大的开拓地之一，而也是战前讲座派与劳农派两军猛烈交火的地方。当时在经济教条主义、经济还原论的指导下，讲座派与劳农派一时纷纷都将日本经济社会封建的那一面丢给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学者齐聚的乡村政经制度研究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最热门的战场之一。不管如何，对野吕来说，日本农业的问题是攸关重要的：
「明治以后，我国的农业经营仍然停留在小规模规模农业的程度上，只是日益走向集体化。 然而，上述那样（地所永代买卖禁制与限田法的解禁、地租修正等等）的封建制所有关系本身被（维新）革命所根本地颠覆了，被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所代替了。 这里有着我国农业的特殊性，隐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农业的特殊重要性。 这种特殊性在阻碍我国达到帝国主义阶段、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并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在野吕荣太郎看来，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矛盾就隐藏在日本农村与资本主义的特殊关系之中，日本资本主义的前现代性来源恰恰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性质」，这种资本主义之上只能建立起国家作为全国最大地主而君临农村的天皇制国家。这种性质在政治上体现为天皇制的物质基础来自于寄生地主制，在经济上体现为地主阶级针对佃农时强大而封建的「经济外强制」手段，表现为佃农所缴纳的超高额地租与实物缴纳制度，在生活上则体现为农村地主借用天皇制的权威以稳定自己对佃农的上下级支配关系——可以说，日本近代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继承了江户时期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农村生活关系与统治支配关系，让其保持了坚强的封建性。这种封建性的残存也投射在经济角度上，成为了日本农业经营的特殊性——封建的小规模农业。在历史的维度上，他也在明治维新以外，考察出来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力军是「资本家化」的地主，并指出这种地主同时也是封建阶级，试图通过分析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地主阶级分析来证明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这种地主阶级对佃农阶级的封建性支配关系，也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消灭：
「……这些被支配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下的封建剥削的条件，只不过是在资本家所有制关系的支配性影响下得到了修正，以至于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重要性而已，而实际上并没有被排除，反而在资本家剥削的一般性（阶级）重压下加重了。」
而这种日本资本主义下的日本地主阶级则带有着如下的性格：「虽说（明治）维新的变革排除了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关系、让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取而代之，但农业仍然在非资本主义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经营，地主代替封建领主，用年贡从佃农那里榨取全部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地租和利润的总和，但仍然必须依靠封建制的「经济外的强制」——即使是在自由契约的伪装下。现在的地主本质上是绝对主义专制的支柱。但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下，仍然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取得全部剩余价值，而且这些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取得的。他们所掌握的地租不过是一种资本利息税，这一点又使他们站在了（类似）产业资本家的立场上。」野吕之所以要将日本农村放在如此重要的分析位置上，自然是因为他跟1932年纲领一样重视农村革命的意义，想要从这里找到日本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并将其击破。
讲座派的最大敌手——劳农派的机关杂志
尽管野吕对日本农村阶级关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十分出色，他却犯下了一个同样对讲座派影响深远的错误。野吕荣太郎在将日本农村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天皇制政府三条线交汇处的突破口时，却将天皇制过分绝对化地还原到封建地主制上，不但没有准确把握地主制与天皇的关系，没有打破「天皇＝日本最大地主，因而地主制是天皇制基础」的庸俗认识，反而实际上取消了对日本天皇制更进一步的政治分析、社会分析，将其局限在「因为日本农村阶级经济关系有多么地封建」的课题上，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天皇制分析事实上造成了一种隔绝的壁垒。
野吕荣太郎还在这上面提出了「国家最高地主论」的观点，主张地租改正后的土地私有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地主只是它们在法律上的占有者，并论述道：「（明治）维新的土地变革，使封建的土地拥有权集中统一在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领土之内。与此同时，从事农耕的大部分传统土地占有者从各种封建限制中获得了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分割、买卖、抵押土地，或作为佃农出租占有的土地，因而他们在名义上成为独立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而且我们之所以敢于说它是『名义上的』，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免除封建的地租义务。」为了证明日本属于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他甚至不惜说，日本以地租形态出现的苛税的物质基础是「征兵制度下所谓全民皆兵的血税」「兵役也是对日本国家的一种劳动地租」。然而，这种牵强附会的态度恰恰暴露了，野吕试图将地主制与天皇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他理论中的最薄弱一环。
我们不可能忽视的一点是，野吕荣太郎主导『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带领全体讲座派构筑起自己理论阵地的最高潮，也正是「非常时康米党」因为特高间谍饭塚盈延告密而陷入崩溃的时代。在日共组织化为废墟的状态下，明明只是日共理论家一员的野吕荣太郎在时局的压力下，冒着日本政府镇压的狂风暴雨，居然在1933年～1934年间短暂担任了日共委员长 一职，带领日共全党为劳动人民而战斗，直到被捕后不久在狱中病死。野吕的治党水平并不高，但他为日共所做的英勇牺牲，却也让他在潜逃地下的东藏西躲、困穷交迫的状态中病入膏肓，终于没能完成进一步的论述，甚至连他想写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的那一卷都还没成稿，就在日本政府的监狱中撒手人寰。
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野吕衣钵的，是与野吕同一时代的讲座派大理论家山田盛太郎。 尽管不少人指出，他的认识其实更接近1931年党纲草案而不是1932年纲领，山田盛太郎还是扮演了一个更进一步深掘日本资本主义特殊性、拓深日本资本主义「型态」论的引路人角色。第一个为讲座派历史宇宙打出「日本帝国主义」历史模型的人，就是山田：
「日本金融资本的成立与确立，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即在日俄战争前后、尤其是在铁路国有（明治39年）中表现出来的，第一阶段开端形态下的金融资本成立过程；与在世界大战时期、尤其是军需工业动员法（大正7年）中表现出来的，第二阶段正式形态下的金融资本确立过程；及其军事的、半农奴制的金融资本（在半农奴制的军事的全体系统，以及巨大财阀压倒性作用下的垄断、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共生）的成立与确立的过程。以至于，一般性的危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展开的。」
这里将铁路国有与军需工业动员法作为两大节点、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成立重要时期的论调，对后来几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论述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06年铁路国有化前的日本铁道图
此外，山田盛太郎也以与野吕荣太郎略微不同的角度，将自己分析的矛头直戳日本农村的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他曾提出日本资本主义是「军事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义」——这一信条曾成为讲座派的古典理论之一，而其中这种半农奴制的描述，就是因为山田盛太郎提出：
「（明治）维新的变革，首先使大部分都零散的耕作农奴，在继承了——作为封建大土地领有制妥协性消解形式的半封建奴役条件——的高利贷资本寄生地主面前，转化为缴纳58％乃至51％～56％的高额佃租的半隶农耕作农民。」
在他看来，日本革命工农同盟的根据是半封建农业系统造成了农村的贫困，贫困提供了制丝女工与棉纺织业女工，从而也构成日本城市工人的贫困。
讲座派的三大早期理论家「三太郎」除了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以外，还有就是平野义太郎 。如果野吕最知名的成果在日本农村、山田最知名的成果在日本帝国主义论，平野最常被人铭记的，就是他率先沿着1932年党纲的天皇制论，长篇大论地论证了日本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成立与构造，为讲座派宇宙奠定了他们对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基本分析框架。平野将西欧的绝对主义作为理想模型，以法国的绝对主义为「纯粹古典的绝对主义支配状态」、普鲁士的绝对主义为「变形的古典形态」，将日本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列入「变形状态的最末端」。
平野义太郎（1897～1980年）
平野是如此解释日本天皇制国家的成立过程的：
「明治维新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变革，在社会过程上也不是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趁着国际资本主义强迫日本封建制度崩溃的契机，根据其自身内部的条件，迫使封建制度自我解体了，也因如此，明治维新虽然在自身内部包括了封建制度的妥协性消解，却也发展到了封建所有制全国性统一的地步。……
（明治维新后）这种资本制度的发展，只有在半隶农制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形成了作为全国范围内隶农制的继承者、也在此处作为它历史范畴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明治维新政府正是它的发端。」
在平野看来，日本的君主制绝对主义是这样确立的：德川幕府的封建幕藩体制在明治维新的政治海啸中崩溃，而在新生的天皇制政府之下，1870年代基于封建农业体制（隶农制）的封建地主制度在全国普及，于是天皇制绝对主义就此成立 ，并一直延续到1945年才崩溃。
然而平野继续野吕的努力，将地主制规定为「封建制度」，并将地主制与天皇制强而有力地联系到一起的尝试，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既然日本资本主义都已经进入了垄断资产阶级做主的帝国主义状态，日本国家权力的本质为何还是建立在隶农制封建君主制呢？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内含的矛盾性，平野在战后1970年代对自己的「天皇制＝封建君主制」做出了修正，实际上又回到了1927年纲领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论上，天皇制只不过是他们的执行机关而已。平野虽然通过这种新规定逃避了上述的矛盾，却依然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解答关键的两个问题：①那么，具有超越性绝对权力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到底是什么？②在这种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容器中，更具优势的一方到底是地主阶级（不管是不是半封建的）还是资产阶级？平野在这里的失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对后来战后人们的再次尝试产生了某种垫脚石的作用。
不管如何，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最终以一种悲惨的方式落下帷幕，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论战日益泥潭化，陷入无聊的教条主义大战之中，论战的场地变成了变成学究之间搏杀的不毛之地，论战的性质也离一开始的「日本革命论战」越来越远，日益脱离现实。事实上，就在论战进入高潮的一两年后，日共组织就已经在1935年3月陷入完全的崩溃之中，结束了自己战前的斗争史。日本资本主义论战中期以后虽然陆续出现了对日本战后经济学分析产生巨大影响的宇野弘藏（认为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扭转了原本的社会两极分化态势）、对丸山真男产生影响的大塚久雄（将讲座派理论与韦伯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从西欧市民社会的角度检视日本）等优秀学者，但依然没有扭转整场论战每况愈下的局面。随着讲座派学者在1936年的「康米教授事件」中尽数被捕、劳农派学者也在1937年的人民战线事件中身陷囹圄，日本资本主义论战最终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转向拥抱军国主义的方式迎来了自己可悲的终结点，平野义太郎甚至用自己讲座派时代的日本农村理论来赞美大东亚共荣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整个史学界态势一变，原本的统治者皇国史观迅速被扫入历史垃圾桶，而讲座派理论则苦尽甘来，迎来了自己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时代。日共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民主化改革的春天里一跃变成战前黑暗时代的殉道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人气，而讲座派理论也依靠着日共在知识分子中如同神灵一般的地位，建立了压倒性的正统地位。家永三郎就在1953年说：「今天没有以某种形式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历史学家，简直是屈指可数。 」然而，这样的大好局势仅仅在数年之间就走向崩坏，GHQ的反贡清洗运动与日共在「1950年问题」上的分裂、内斗、激进化，导致日共的影响力迅速缩小，石母田正跟随着日共武装革命步伐的「国民历史学」运动自然一同陷入崩溃之中，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研究会」也发生了激烈的内斗，学会的书记藤原彰等人被网野善彦突然开除，藤间生大根据日共的命令要求井上清提出自我批判书……到最后，甚至由于形势一变，藤间派又被日共全部开除党籍。
1952年『血之五一节』事件后，警戒森严的东京法庭
1955年日共在六全协上突然宣布抛弃武装革命路线，更形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内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苏共二十大则让许多人对苏联与追随苏联不动摇的日共彻底幻灭，决心不再做日共忠诚的追随者，也不再做讲座派的使徒。比如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伊藤隆当时在东大文学部在读，同样是日共的党员；但他因为日共在六全协上的转向而与伙伴一起来到代代木本部前进行抗议，继而又赞美匈牙利事件，终于让伊藤与日共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反思讲座派理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试图构筑能够代替讲座派的新史学理论。在1956年元旦的那一天，桑原武夫在『朝日新闻』上刊文发表了名为『明治再评价』的文章，高喊「为什么不明确承认（明治维新是）后发型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而这，也是人们开始走出讲座派理论，转而重写日本战前史的开端。特别是哲学家上山春平根据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一举提出了绝杀讲座派理论的关键要点：
「讲座派的人们以这种（32年纲领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为基准，主张明治维新不但没有废除寄生地主制，反而确立了它的基础，所以不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我在法国大革命共同研究（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过程，开始怀疑假如按照上面这个标准来测定的话，可能就连讲座派与大塚史学视作资产阶级革命典型的法国大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了……」
上山通过自己「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论」的特殊论点，对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震撼。1950年代通过井上清等人日益成为日共正统党史理论的战后讲座派理论，因为自己本身在史实考据论证上的不够科学、对日共现实利益的过分屈服，基本上对这种论调缺乏任何有力的反驳，甚至只能攻击上山，批判他这样说是不是有利于自民党、美国的统治阶级⑤。日共的绝对权威冰消瓦解以后，依附在日共指导部光环之下的正统讲座派理论，也失去了自己的魔力，渐渐无法再指挥人们了。
不管如何，一时依然没有彻底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日本战后新生代学者，就此在讲座派理论的废墟中开始收拾其中有用的残砖片瓦，在破坏后走向「重建」能够解释日本战前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对他们产生甚大影响的，就是服部理论——服部之总的历史理论。
在讲座派的三太郎以外，战前讲座派还有一名为讲座派宇宙开辟了日本明治维新史论与日本近代史分析框架的人物，他就是服部之总。⑥战前的服部是如此看待日本近代史的：
「（明治维新）是从幕府三百年的纯粹封建国家体制，向作为封建主义最后形态的绝对主义王政的转换……如果将明治四年以前导向绝对主义王政的政治改革，看作受到开港以前锁国封建日本孕育之各种矛盾的发展所准备，而随着开港以后的经济分解过程而逐渐遭到否定的政治过程的话，明治四年以后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看作是由开港准备的、由绝对主义王政不得已而助长的政治过程。广义上的明治维新是这一过程的双重投射，而这也就是研究明治所面临的所有困难之所在。……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发生了重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从上下两方面迅速推进，资本主义帝国经营在绝对君主制政府下得到进展。」
那为什么在日本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时，国家却依然是绝对主义王政呢？这是因为：「明治二十三年以后，在『表面上的立宪主义』之下，资产阶级与新地主趋于势力均衡，而一直高喊无产阶级及其利益的社会主义者运动，则遭受到了远超其必要程度的镇压力度，从而被资产阶级当作（巨大的）威胁来宣传。他们以此长久地维持了藩阀、军阀、官僚阀、贵族阀的政权，这不是一种了不起的波拿巴主义，又是什么呢？」读者显然能注意到这里服部理论的不可靠性：日本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哪里有庞大到让资产阶级不得不将直接的政治权力移交给一个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地步呢？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服部在战后也对自己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修正，让其基本论述更为精致。
1883年的警视厅
活的比较长又著述颇丰的服部之总对战后的讲座派历史宇宙产生了大工程师的作用。他不相信平野的「天皇制＝封建君主制」论，也不相信天皇制国家有着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一成不变的「模型」，而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服部在战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国家变质论」，即披着立宪表皮的「天皇制绝对主义」通过波拿巴主义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转变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他在1948年中如此说道：
「这场战争（二战）决不是封建国家所发动的那种封建的、绝对主义的战争。于是有一种议论说，绝对主义国家——作为封建国家最后形态的绝对主义国家，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之日，对此我怎么看都觉得奇怪。日本的绝对主义作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说是明治二十三年（即1890年）可能还太早，但在某个阶段上已经默默地转向成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必须这么看，所以我想和诸君一起研究一下（日本）转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时候的问题，然后也和诸君探讨一下这样转向而成的是不是典型的波拿巴主义。这样一来，对于像二二六、五一五这样的事件，也有人说那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我也想和诸位一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服部在战前1928年的『明治维新史』中曾经认为明治维新结束于1879年琉球处分，但在战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明治维新在和亲条约缔结、版籍奉还之时就已经结束，明治维新所创立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也就在这一刻开始走向自己的变质与终焉。在那以后，日本进行的实际上是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 论，正是服部第一个提出来的论述。
战后的服部之总也完善了自己对「表面立宪论」的论述，认定1890年就是「绝对主义宪政的完成」，并接受了劳农派学者对马忠行的批判（1890年的日本不可能有一个平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三方势力），继续深化了自己的波拿巴主义理论，并将其与列宁对日本的经典定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联系到了一起：
「从政友会创立以后，一直到大正初年……『明治维新史』将这一时期与俾斯麦式波拿巴主义时代相比定。……明治四年以来的正统绝对主义政府，就（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下），向着作为它近代化转型最初形态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政府，踏出了第一步。……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这就是20世纪的波拿巴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波拿巴主义……这样说来，岁在庚子——在1900年八月某夜，有一星忽坠而在日本化作『政友会』，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以后，我们也不要再用『波拿巴主义』这个十九世纪的古语来称呼它，而应该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诞生。」
就像是其他讲座派学者一样，服部理论处处透露出恩格斯与列宁的影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列宁对俄罗斯帝国与日本的定义，「表面立宪论」是恩格斯对德意志帝国下定义时发明的概念，而恩格斯、列宁将波拿巴主义君主制视为两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向资本主义君主制转型的换乘站的观点，显然也深深影响了服部之总对波拿巴主义的观点。
服部之总作为一个讲座派的内部批判者、内部修正者，显然反对将大日本帝国历史全部视作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观点。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战后日本左翼内部曾经发生影响深远的「志贺·神山论战」。当年，主张战前是「二重帝国主义」——又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又是「近代帝国主义」的神山茂夫，与主张日本只是「近代帝国主义」的志贺义雄发生了论战。神山根据1932年纲领，认定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基于封建绝对主义的，而不是基于由垄断资本支撑的法西斯主义的；而志贺则认为，战时日本的国家形态就是天皇制权力发挥了法西斯主义作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 。在神山与志贺之间，服部支持志贺，认为战前日本已经通过大正、昭和战前时代的宪政时期，从绝对主义脱离出来了。
志贺义雄（1901～1989年）
不管如何，服部理论对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于想要继承讲座派而又超越讲座派的人们来说，服部理论无疑起到了为他们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服部在战后开启的「国家变质论」，即日本从1873年开始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1890年开始明治国家从绝对主义变质为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开始从封建国家变成近代国家。在下文中，我们将会见到这一观点，在新讲座派的理论中如何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196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个历史学家挺身而出，用他独特的「明治22、23年绝对主义修正论」挑战了战前历史的框架，随即风靡一时，他就是原口清 。跟服部一样，他也认为「表面上是立宪形态」的日本绝对主义最终形态是在1890年得到完成的：日本传统的绝对主义政权在「庆应四年三月诞生，通过明治四年废藩置县与太政官制的完成而基本确立」。这种绝对主义体制在明治10年代走上了自我改良的道路，并最终在1890年完成了这种变革，将这种改良后的新绝对主义体制一直流传到1945年。这种新绝对主义体制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的：「虽然国家形态是立宪君主制的，也有与这种体制相呼应的政治内容，但国家权力的绝对主义本质得到了维持。」但是，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明治十四年的政变是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决定性的第一步。构成明治十四年政变的核心对立关系不仅在于萨长参议与佐佐木高行等宫廷派之间，更基本上在于明治政府与在野民权阵营之间，政府内部萨长参议与大隈一派的矛盾应该就在其中。如果将其看作国家政权形态之争的话，就是绝对主义有司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对立。前者在获胜的同时也开始一边维持它的本质，一边真正地走上『立宪制』的改良道路。没有这种改良的话，不管是前者的胜利、还是前者要维持其本质，都是不可能的。」
而且，日本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发生了变化：
「这（明治十四年政变后的日本国家）与通过明治维新而成立的绝对主义权力是不同的。这种统治体制是明治维新产生的国家权力，在明治十年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际环境的压力下，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而开始的自我改良的完成形态。支撑这一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柱不再是旧领主阶级和政商，而是在明治十年代后半期迅速成长起来的半封建寄生地主，以及在明治17—22年间政府的积极转让政策下，转换成为现代产业的主要支柱即旧政商、特权资产阶级。而国家政权则一直掌握在半封建专制官僚手中，这些半封建专制官僚既依托于上述的阶级，又具有高度的相对独立性。天皇也在明治十年代后半期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而华族和上层士族也将资金投入银行、产业和土地，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而做出了转变。但是，寄生地主、资本家并不是明治宪法体制一出现就固定下来成为日本的社会支柱。日清战争前的初期帝国议会中，与藩阀政府抗争的民党，其主要基础仍然是地方上的『名望家』，即寄生地主。」
原口清的史论进一步拓深了服部理论的半径，使其更加精细地与明治时代的历史结合到一起。不过原口理论作为再创造的第一波运动，很快就被1970年代涌上的第二波海浪打在沙滩上。
大约进入1960年代末、1970年代之时，20世纪最后一批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日本战前历史新理论的学者出现了，人们给他们的名字是「新讲座派」 。新讲座派自认是战前讲座派理论的批判性继承者，同时也主张对讲座派理论进行根本性的修正：他们的理论旗手是中村政则 ，他们中最大胆地转向资产阶级国家论的理论家是山崎隆三 ，此外继承了服部的衣钵而又致力于完善「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论」的是下山三郎 。这三人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新讲座派所开拓出来的历史小宇宙。新讲座派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拒绝平野义太郎等人以英法历史为世界基本模式，继而试图将日本套入这套模式的分析方法论。换言之，新讲座派试图抛开传统上分析时常见的欧洲国家经典例子，不将外国的例子作为典型个例而套进日本的分析结构中去。反之，他们会尝试发展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术语，将它们拉伸出新的适应场域，以使它们可以更好地套入日本的实际情况，得出更恰当的分析。与古典的讲座派相比，他们更注重如何分析战前的天皇制国家，而不是如何分析日本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
三人中最知名的，正是有「最后的讲座派」之称的中村政则，他曾经发表过『序论·近代天皇制国家论』等大作。作为新讲座派的大师，他野心勃勃地试图对过往的讲座派历史，包括但不限于野吕·猪俣论战、服部理论、平野义太郎、原口理论等进行全面性的总结，开拓天皇制国家论的新地平线。中村不支持服部的「由上而下资产阶级革命论」与波拿巴主义论，也不支持原口清的明治二十三年绝对修正论，而设定了自己的绝对主义阶段论：
「我们以明治十年为明治维新的结束期，将到此为止的日本政权，与明治十四年政变确定方向后转换出国家形态区别开，并将其规定为更接近『古典绝对主义』之物。……在规定近代天皇制的阶段性时，不是要将明治十年代当成『日本绝对主义』体制改良的开始，将明治23年当成『日本绝对主义』的『修正·确立』，而是要将明治十年代作为日本型绝对主义的形成过程（从『古典绝对主义』向日本式绝对主义开始过渡），将明治23年看作日本式绝对主义（绝对主义的天皇制）确立下来，并遭到再次整理、再次规定的年份。我这一观点的特征，是以两个观点为支撑的，即确定明治维新的终结点，与认定绝对主义天皇制通过日清、日俄两战确立的观点。」
在中村看来，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发生的变革其实是由「古典绝对主义」向「日本式绝对主义」的转变，二者的区别就在于：
「（古典绝对主义与日本式绝对主义）两者的不同点，当然是在于日本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而且由于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在欧洲只能作为过渡时期土地所有制而停留的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而异常地发达——不，甚至可以说是在长期内顽强地存在着。与古典绝对主义一概拒绝国民参与国政相比，明治宪法虽然是极为有限地，但也相应地引入了立宪主义，这种对君权的稍加限制是日本式绝对主义的另一个特征。」
然而，人们不禁可以对他的这套理论提出疑问：1868～1890年的日本，担当得起「古典绝对主义」的名字吗？难道这个时候，日本资产阶级就已经强大到需要一个日本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将其与日本的贵族阶层（华族？）或者地主阶级来进行平衡吗？我们不得不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帝国议会内景
中村政则等新讲座派的最得意的发明显然是将「国家类型」（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国家）与「国家形态」（绝对主义）分离开来 ⑦，避免出现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建国家机器这种尴尬的状态。在他看来，这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绝对主义论」的发展。根据他的认识，战前日本的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是这样的：
「确立时期的天皇制国家，在『国家类型』论的层面上，是资本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制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资本制国家，可以将其界定为具有特殊后发型国家结构的军事型半封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但在『国家形态』论的层面上，日本国家显然采取了绝对主义的国家形态。换句话说，确立期的天皇制国家可以被规定为拥有绝对主义国家机器的军事型半封建资本制国家。」
这里顺便也解释了为什么帝国日本侵略性强：
「近代天皇制国家因为采取了军事的、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所以不得不在内部蕴含着独自的深刻矛盾。绝对主义的天皇制为了『解决』这种内部矛盾，就需要不断地诉诸战争这种武力的手段……」
那么，为什么战前日本的国家形态是绝对主义呢？
「明治宪法明确贯彻了天皇主权而非国民主权的原理。而且这位天皇对自己以外的人既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也不用被追究责任，在国政的关键时刻拥有决定重要事项的绝对权力。并且在在各种天皇大权中，我们最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权和外交权归属于天皇。……在定性直接掌握这一绝对主义国家机器的权力本质为何，也只能将其定性为绝对主义权力。」
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与绝对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政党，作为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补充，努力增强天皇制统治的稳定程度，……天皇制政权不是地主资产阶级联合集团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集团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势力以政党（如政友会）为媒介而直接结合起来，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势力二者以直接掌握权力的天皇制官僚为媒介而结合在一起。」
热心的评论家们会不得不指出，中村在处理战前日本天皇制国家的关键问题上，并没有给出一份太好的答卷。他的绝对主义观，其实更接近于日本战前国家机器的绝对主义性质，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上更关注的国家政权上的绝对主义性质（或者说绝对主义政权的阶级性质）之间是似是而非的关系。
而且，中村其实并没有能回答日本战前天皇制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到底是谁的问题。中村政则既然都否定了日本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手里的这件事，那就必然只能导向一个结论，即国家政权本质上掌握在以天皇制官僚为首的封建势力手里。这样一来，中村理论又回到了讲座派的传统困境：一个有着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的封建国家——用中村的话来说，就是封建势力直接掌权的「资本制国家」 。中村理论实在并无什么极其突出的创新之意，只让人感觉他又退回了1932年党纲的水平。
另一方面，下山三郎则继承了服部理论的衣钵，在『明治维新研究史论』中试图彻底完善服部之总的「由上而下资产阶级革命论」，为此他总结了1927年纲领、1932年纲领与讲座派的理论，研究了过去学者对明治维新革命论的论述，检视了法国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这方面的观点。然而在他做了这么多以后，下山依然遗憾地发现，他无法从这一切中证明「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真实存在：
「作者没有发现可以体现自上而下式资产阶级革命之普遍规律的明确事态（特别是在统治形式的变化上）。总的来说，本书试图从普鲁士、俄国等地的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寻求解释日本自上而下之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趋势的理论前提，但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
然而，下山并没有放弃「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而试图从更新颖、更独特的角度来论述这场发生在日本的革命。「自上而下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就是会随着国家不同而发展出（各自）相当独特的道路，很难在其中发现普遍规律其本身，而我国走的又是特别独特的独自道路。一方面而言，我国是在19世纪末以后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是在与普鲁士、俄国等国显著不同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方面而言，我国先于自上而下式资产阶级革命的绝对主义结构本身就又是相当独特的。……总的来说，要弄清日本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趋势的话，想根据其他国家的路径进行类推是很困难的，必须以与日本近代具体的、独自的发展趋势紧密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研究。」下山三郎拒绝从西欧的经典模型出发对日本天皇制绝对主义进行政治、经济上的规定，恰恰也是新讲座派的最大特征之一。
1860年代纽约出版的世界国旗图
除此以外，下山还在意识到过去的讲座派学者已经完全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波拿巴主义、绝对主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等概念搞混的情况下，试图客服1928年服部之总规定「（阶级均衡的）例外国家论」以来，讲座派历史宇宙对这些理念的混淆与误读：
「在这里，作者关于例外国家——包括绝对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想整理一下它们到底是如何『例外』：
（a）经济上的统治阶级没有实行政治统治。
（b）由掌握统治机构的主要部分的一群之集团或者阀族进行直接的统治。因为在作为近代国家的波拿巴主义那里身份制度的要素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集团也不会因身份制度上的要素而形成（之所以简称为集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在绝对主义的情况下，往往还残留着身份制度的因素，因为这个阀族也往往是由身份因素而形成的（如在俄罗斯，在同一个王朝长期统治的情况下，阀族将采取被人们称为宫廷党的形式）。
（c）在绝对主义的情况下，阀族是以建立在封建或者半封建剥削关系之上、具有身份制度性质的阶层为基础的，而这样的阶层以阀族为媒介，间接地进行着政治统治。……」
在这样的整理之上，下山三郎直击痛点，指出了服部之总理论的根本矛盾所在：「（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会导致）天皇制的专制统治形式消灭……相反，如果承认天皇制的绝对主义专制统治形式的存在，日本就不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国家。」⑧下山的这一批判无疑彻底宣告了服部之总等人的失败，他们通过为整体分析框架打上「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等补丁来挽救讲座派理论危机的尝试，就这样被服部之总一笔打消，完全打回原形。下山三郎虽然没有能在明治维新或者日本战前史上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却很成功地指出了讲座派理论内部几乎无法挽救的根本性危机。换言之，他虽然在创造上失败了，但却在破坏上是成功的。
尽管中村政则与下山三郎都没有能给出一份很好的回答，新讲座派的山崎隆三还是缔造出了可能是自讲座派诞生以来最为高明、最为精妙的理论世界。作为新讲座派这个改革派理论家集团内部最大胆的改革家，山崎隆三无畏地打破了讲座派的传统，倒反天罡，将封建国家的定义彻底扭转成了资产阶级国家。
山崎隆三就像上山春平一样，相信着讲座派相对于劳农派的优越性。不过，他并不是因为觉得讲座派相对于劳农派更能把握到历史的全体性，而是相信讲座派有着「理论的革命性」⑨（「对于对象客观法则性的反映」），而这是劳农派没有的。他说道：「劳农派决定性的错误，就在于它们无视了这种国家机构统治形态的独立性，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天皇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看不到它们有什么区别，而只着眼于它们一般的阶级性质，而都将其看作资产阶级国家。」然而，讲座派犯了将天皇制分析过度聚焦于经济方面的错误，即陷入了经济主义、「经济终极决定论」的错误。用 山崎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将天皇制变革的标准直接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能否完成的经济主义理论。」他虽然明白战前讲座派受到日本国家机器的弹压，无法直接将分析的矛头对准天皇制国家，只能假托以经济论战的方式来探讨天皇制国家；然而，讲座派这种将经济批判作为基本批判观点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山崎回顾历史，认为「特别是在与猪俣的争论中，野吕把天皇制规定为绝对主义，把天皇制的阶级物质基础看作半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这种见解确实影响了『讲座派』。」结果讲座派「陷入了与『劳农派』的经济主义完全相反的『经济主义』」。
山崎一针见血地指出：
「（讲座派）对天皇制-绝对主义本身的国家论研究没有得到深入，而只是围绕作为其阶级基础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争论。『讲座派』通过主张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半）封建制度，来论证天皇制绝对主义。这样做不仅损害了天皇制理论的正常发展，而且由于遭到僵化的天皇制-绝对主义论限制，讲座派连对其（社会）基础结构（资本主义和地主制）本身的理解也发生了歪曲。」
山崎并认为，讲座派先验地将绝对主义国家等同于封建政权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在研究日本的绝对主义时，不能将重点放在日本符不符合法国、德国的绝对主义经典模型上，而应该从日本自身的政治经济情况来分析日本的战前绝对主义政权：
「天皇制问题的最大难题是，欧洲的绝对主义——无论是西欧、德国还是俄国，都是以封建土地所有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然而明治以后的日本是在天皇制资本主义得到了高度发展。暂且不论如何评价明治维新后不久的日本政权……，但比方说我们不能把1930年代的天皇制视为封建国家的话，谁都不会对这一点有异议。只要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即使把它看成半封建性质之物）是构成了天皇制的阶级基础，显然天皇制与欧洲封建国家的绝对主义在阶级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天皇制-绝对主义论中，其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之间存在着难以填平的裂缝，这就是至今产生种种议论的理由。想要回避这个难点的话，非但是寸步难行，其事态相反只会越来越混乱。」
在山崎看来，「天皇制是拥有绝对主义的、专制的国家机构的资产阶级国家（或者说资产阶级地主国家）」。在大胆承认日本战前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上，我们或许不得不对他的分析感到拍案叫绝。
正因如此，山崎在分离「国家形态」与「国家类型」上也是三人中最为成功的：
「天皇制首先在作为国家机器上，是绝对主义的。然而我认为，即便国家机器是绝对主义的，由此直接说这个国家是封建的绝对主义国家，这里有着一个（逻辑）的飞跃（虽然以西欧的标准来看，这不是飞跃，而是理所当然的归宿）。否定与压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专制地统治人民的国家，不一定非得是封建性质（即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性质）。
我认为，从资本主义的发达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事实来看，天皇制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地主的），但国家机器、统治形式是……绝对主义的、专制的。」
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拥有绝对主义国家形态的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似乎矛盾的概念。单手山崎认为：「然而，只要这是天皇制的事实，就必须让概念创造性地丰富起来。」
山崎不但主张日本战前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把讲座派的根子撅了，否定了日本地主制的半封建性，认为①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关系并不意味着地租是封建性的；②因为高额地租、实物缴纳地租就认为战前地租是封建性的，是缺乏根据的观点；③没有什么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外强制。
明治年代的日本农村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山崎理论实际上是对劳农派的完全屈服，他在讲座派-劳农派对立的最关键问题上，全部都倒向了劳农派。这毋宁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新讲座派阐述自己的理论阐述得最高明的人，居然本质上是一个「新劳农派」。这对于讲座派的理念来说本身就喻示着一个灰暗的收场，自服部之总等人以来对讲座派理论日复一日修正、改良、打补丁、重建工作，最后发展到新讲座派时，居然需要将讲座派的柱子换成劳农派的，才能整座讲座派理论的大厦似乎立得住脚。这似乎除了证明讲座派到最后还是输给了劳农派以外，也无法证明更多的东西了——尽管1970年代当时，早已不存在着什么劳农派学者在继续对战前天皇制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发声，也没有什么他们的后人在继续涉足于这一局域。讲座派终于败给了早已退场的敌人。
失败的不仅仅是讲座派，还是新讲座派。198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迎来宏大叙事退场、马克思主义全面退潮的时代以来，新讲座派学者纷纷加入到这种大潮之中，丢掉了日共1932年党纲以来对天皇制国家的种种分析……下山三郎公开表示绝对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缺乏有效性，中村政则与山崎隆三公然与讲座派理论诀别，曾经是新讲座派代表性评论家的铃木正幸进入21世纪以后就连天皇制三个字也抛掉了，换成了君主制。过去对天皇制国家构成、天皇制国家阶级本质的分析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开始更聚焦于天皇及其周边人士的本人言行。讲座派理论早已不再是日益修正的日共的官方基本理论，而战后积极参与到政治实践而不是理论实践中的劳农派也迎来了类似的结局：就在20世纪结束前不久，作为战后劳农派（即社会主义协会）政治实践最大载体的日本社会党解体，劳农派理论顿时也被理论完全破产的阴云所笼罩。
曾经纠缠多年的一对敌人，终于如同在舞蹈中紧紧抱在一起一样，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而告别了日本历史的理论舞台。
四、个人的猜想
那么，写了那么多以后，笔者个人对题主回答的答案是什么呢？当然，笔者将个人的构想放在这里，并不是认为自己的猜想有多么高明……
尽管可能很不完善，但笔者依然想通过这个机会，在这里简洁地记载下来，笔者个人（在得到朋友的指导与建议后），对日本战前历史的理解框架。
假如将时间限定在1860年代的话，明治维新的本质当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充其量只是日本历史上又一次历史周期律式的封建天下大乱而已——它在下级武士与统治集团非主流派联合起来造成宇内板荡这一点上，也是与前几次一样的。德川幕府的统治潜力已经到了极限，即使没有洋人黑船来航，它发政治秩序也已经渐渐无法维持了，当时已经是社会崩溃的前夜。只不过当时由于天保以来缓慢发生的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再加上这个时代特有的列强不平等条约、幕末开港等因素，一方面商品经济冲击了原有的社会阶级体系与封建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日本在帝国主义诞生的前夜被强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这种民族危机的烈火投入到幕末的统治意识形态之中、与其中天保时期以来的新兴思想元素一经结合，自然就使得一种带有浓厚复古主义性质的封建民族主义快速流行起来，而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又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量，让幕末维新附上了政治运动的强烈色彩。我们可以说，幕末的上层统治集团在一边应对国内外日益加深的危机，一边摸索新的政治体制；幕末的社会中层阶级（包括下层武士与豪农商人）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而幕末的下层民众则最为敏感地察觉到社会崩坏的气息，一边呼唤着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一边通过各种暴力起义来直接表达自己的这种期待。
下关战争
当然到最后是武士阶层之间的军事斗争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运动，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则为明治政府的诞生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但人们也不能忽视，假如没有这一时期各地人民爆发出来的革命能量进一步让幕府的秩序趋于最终崩溃，实行王政复古政变的倒幕派恐怕至少无法如此「轻易」地击败自己的对手，建立自己的新政权。维新志士是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帮助的——然后背叛了他们。正如井上清所说：「封建秩序到处开始瓦解。虽然如此，由于人民还没有自己的革命领导核心，所以无法实现全国性的联合。因而他们的革命力量不能不由倒幕派志士所掌握。而且，由于当时已进入了打倒封建体制的最上层、又是封建体制诸矛盾的焦点——幕府的历史阶段，因此，倒幕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掌握民心的。在这时期不管在哪个藩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追随倒幕派的势力。」
明治维新的军事斗争结束后，新生的明治政府于焉建立。然而在其内部，依然存在着两派的斗争：一派是封建领主阶级，他们的目标只是通过明治政府来重组领主所有制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明治政府还有另外一个过去是旧藩阀的武士、如今化身为维新官僚的集团——我们且把他们称为「天皇制官僚」。田中彰如此描述他们在明治国家初期的政治手段：「讨幕派出身的维新官僚和藩阀统治者将天皇的权威和公议舆论组合起来，演绎了国家统治的动态。他们一边是西南雄藩，另一边则是超越雄藩的朝臣。他们一方面是构筑天皇制官僚机构并以此推进行政的官僚，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的官僚。很明显，他们是政治家，是凌驾于官僚之上的政治统治者。他们表演了统治的动态，也将其肩负着这一切。他们将天皇置于其顶点以集中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以尊重公议舆论为幌子扩大权力基础。……近代天皇制就是通过这种『集中』和『扩大』，得以被创造和构建的。」
明治末年的东京银座
不管如何，两派斗争的结局是，得到了幕末新兴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支持的天皇制官僚获得了胜利，正如他们大力借助两个阶级的力量而完成了18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与军事斗争一样。天皇制官僚随即透过废藩置县、秩禄处分、地租改正的三大政策让过去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在严格意义上结束了日本的封建时代。武士阶层——或者封建领主阶层于是陷入崩溃之中，而随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在1870年代蔓延到日本全国，日本的地主阶级也才开始诞生出来。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天皇制官僚与藩阀政治家得以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主义政权。他们之所以可以建立起这种政权，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阶级拥有执政的力量，社会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都处于虚弱的状态之中：过去的封建领主阶层中，一部分武士转而展开了反对明治政府的斗争，一部分武士与旧大名阶层等华族则拥护明治政府，这个封建领主阶层不但分裂，还因为失去了自己过去的经济力量源泉而不断奔向最终灭亡的结局。日本的地主阶级不但新生、「幼弱」，而且也陷入了分裂的境地之中，尽管一部分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愿意成为明治政府的社会支柱，但也有一部分地主阶级实际上构成了这一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要求将自己抬升到政治统治集团的地位上来；而日本的资产阶级虽然没有分裂，也在与明治政府的紧密抱合关系中稳步地发展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孱弱的他们毕竟不可能直接掌握政权。就这样，官僚与藩阀政治家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于各社会阶级的绝对主义政权。正如德国的绝对主义政府一样，明治政府也致力于扫清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他们在1880年代的松方财政与经济紧缩政策大大刺激了日本近代产业资产阶级的诞生，同时也让过去日本农村的豪农商人阶层趋于没落，不得不转化为寄生地主阶级。就在1890年左右，日本的大地主阶级正式出现，寄生地主制正式确立，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正式确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的资产阶级也正式开始确立自己以至今日的地位。
明治时代的政治讽刺漫画
这种阶级均衡的例外状态毕竟不能持久，在国内外越发增大的各种压力下，明治国家长期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1884年的秩父农民暴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走入正轨不久的绝对主义政权就已经开始规划立宪、规划如何召开国会，试图推动自身的体制改良，以最终奠定日本国家政权的体制基本形式——天皇制宪政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国会与政党以外，他们所做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运用幕末以来民众对天皇的感情热潮，发明了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以天皇制为国家意识形态基本框架与社会基本模型、政治上的基本构造。他们之所以要发明天皇制来作为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的内在根本枢轴，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正如西川长夫在1992年指出的一样，明治的藩阀政治家要将天皇制作为日本自己的基督教，这可谓是从西欧移植民族国家体制时，通过发明传统的方式客服了其中最大的困难。当藩阀政治家环顾世界、试图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中确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时，自然会想到自己在维新时建立起的王政复古主义政府：于是，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就以这种双头身的奇异形式出现，它的一个头是日本式现代化下的文明开化，一个头则象征着日本民族国家的二千六百年历史。然而，这种天皇制本身也暗藏了明治绝对主义体制的危机。正如山口正之所说：
「随着天皇的神格化愈加发展，天皇的非人格化也在进行，越来越转化成为了一种『象征』。于是绝对主义机构丧失了这种作为人格权力的绝对君主。而绝对主义也就法西斯主义式的『现代化』了。」
不过，也正是这种越发象征化的天皇制在甲午战争后全面浸透到日本民间的权力构造与民众思想世界，让天皇制国家下的「天皇制社会」成为可能。
当然，1889年同时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以确立天皇制下的日本国家宪政体制，而又在1890年召开明治国会、实行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就可以说是他们这一阶段这种政治工作的最终完成。根据明治政府设定的众议院选举选举法，每年直接缴纳15日元以上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在产业资本主义尚非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明治国家财政极其依赖地税（约占94％），依靠缴纳所得税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仅占全体选民的3％，而绝大多数的选民都是那50万多人的富裕地主——相当于每个县选民也就一万人左右，选民占日本人民的比例极低。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前几届帝国议会全是「地主议会」，第一届到第六届国会中高达48％～61％的议员都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第一届贵族院中的高额纳税议员也有差不多一半人都出身于农业。陆奥宗光曾因此讽刺说，日本帝国的众议院议员是「议会里的三百个农民」。
第一届帝国议会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议会议事与政党民主的展开几乎完全围绕这群地主的利益展开，又已经渴望富国强兵的明治政府多次想要增加地税，他们主导的议会不断与明治的绝对主义政府发生冲突。然而时代也在转变，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渐渐踏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而日本的地主阶级（尤其是作为选民中坚的寄生地主阶级）也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在「地方改良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投资到全方位的地方实业之中，培养起了自己在地方雄厚的主宰性经济力量——或者说，他们以拥抱明治政府官僚权力的方式，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资产阶级化的高速公路。然而在领主制时代以来的传统农村生活关系与统治支配关系的影响下，这些不断资产阶级化的不在地主一时依然没有抛弃掉自己对在地乡村共同体的义务，反而因为他们经济力量的急升而得以担任起城市资本主义社会与农村半封建社会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动农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化，终于得以在各地复制黏贴地制造出一个个名望家秩序下的部落共同体，用封建的温情关系将自己属下的佃农等中下层农民组织进这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同时也成为了日本国家机器向下的最末端。这些名望家秩序下的小共同体，后来即成为立宪政友会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逐渐摆脱过去政商、特权高利贷商人影子的日本资产阶级也终于在国会开设后终于壮大到了可以积极地在政坛上表达自己意见、伸张自己利益的地步。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1905年铁路国有化，日本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1900年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建了立宪政友会；与此同时，原本的藩阀官僚也转而积极地寻求壮大如斯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政权社会基础，取消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这种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过去在阶级均衡情况下存在的绝对主义国家政权，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它终于在1898年宪政党内阁诞生以后逐渐在无声中走向了自身的消亡。1900年代的桂园时代，即已经是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通过政友会与藩阀官僚两个利益代理人直接掌控日本国家政权的时代。然而尽管绝对主义的国家政权已经消逝，日本的国家机器与基本政治体制都是在绝对主义国家政权时代形成的，因而它们已经被打上了绝对主义的烙印，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而归于灭亡。而过去明治绝对主义政府留下的封建性政治机关如今则挂靠在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下，继续生存。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依然愿意暂时沿用藩阀政府的形式，就像日本资产阶级后来灵活地使用天皇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大正时期轻视，昭和时期大大重提并全面加强天皇制国家的行为一样。
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
然而这种短暂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时代，也终究不能持久。随着上层地主阶级的高速资产阶级化，他们终究会脱离农村，取消自己与农村之间的在地性关系；另一方面，农村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也会取消地主-佃农封建关系的合理性，于是这种新兴的地主制在走向明治末期最盛期后不久，就开始陷入动摇与危机之中，不可逆转地踏上了通向没落的笔直大道。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在1890～1900年代的二十年快速发展，垄断资产阶级势力崛起，这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阶级体系随即在内部各大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多元化的情况下陷入内爆之中，正如坂野润治所说，明治国家上层构造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日本与日本人』在1912年说：
「我们对当今社会种种过于任性的行为感到惊讶。六千万人对于帝国财政的困难，是一点疑问也没有吗？……官吏们虽然熟知国家财政的不如意，却都在争着扩张自己属下的（公共）事业。现在陆军在强迫政府增加师团，海军要求政府增加新舰。银行业者要求政府偿还国债，实业界要求振兴实业，普通国民希望减轻租税，大多数国民的代表者（政友会）则根据各自地方的利害问题，或希望铺设铁路，或要求修建港湾与运河。大家都明知这是所谓无法商量的事，却还是各自争着要求做无法商量的事。这就是现在的状态。」
其实这种现象恰恰是统治阶级体系四分五裂的表现（我们也知道，这种统治阶级不能内部统一而是利益集团各自为主才是近代日本政治的常态）。在这种危机状态下，原本的藩阀政府形态也变得虚弱起来，在权力欲望上更加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随着其力量的进一步伸长，趁着日本式市民大众社会确立的机会，从这个市民大众社会中发动日本市民群众的力量，一举冲垮了藩阀政府，继而以原敬内阁为跳板，快速地走向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第一次护宪事件
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与1925年普选法的通过，终于让资产阶级拔得统治阶级体系的头筹，得以在两党制下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两党都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施政上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社会基础到底为何：以在乡资产阶级及其附属分子，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政友会由始到终都没有放弃过发动积极财政、大兴地方公共事业的核心想法；以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与部分市民阶层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民政党则始终坚持紧缩财政、控制物价的铁打不动方针政策。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晚熟性与急剧发展性⑩，它的市民阶层尚未分解完毕，社会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与都市中间阶层。坂野润治对1920年代中期的估计是，佃农在内的农民550万人、（呼唤紧缩财政与物价下跌的）都市中间阶层340万人、工人阶级310万人。1918年米骚动以后才正式诞生的日本现代工人阶级尚显得比较幼弱，导致两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并不需要特别地实行阶级和解政策，向工人阶级求援以压倒另外一方，而这也就使得两党的基本政策显得一点左翼色彩都罕有。正如海军将校藤井齐所说的一样，不但实行金解禁政策，还对日本工人大批失业的情况完全不加关心的民政党内阁就是一个「财阀掌权的政党政府」。
日本资产阶级毕竟不是实际通过武装暴力革命上来的，缺乏真正支撑起自己独立执政的统治技巧与社会实力，很快就由于政友会与民政党毫无原则的玩法，彻底搞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日本人民心中的名誉。再加上日本国家政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一言堂，统治阶级体系内其他虎视眈眈的统治集团分子，比如军部、枢密院等等集团，只等资产阶级单独政府一因为某场外交或经济上发生的危机，就冲上前去将这个政府打翻在地。1930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日本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的资产阶级被迫将单独政权吐出来，让日本政坛告别了匆匆的政党内阁时期，进入中间内阁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战前的日本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建立过全面的领导权。日本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这种无法制伏日本人民反抗、无法进一步提高剥削程度以弥补危机时期利润损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而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在其后便显露出如同秋叶一般的败落之景。
五一五事件后的首相官邸
然而，这也不失为允许资产阶级转劣为胜的一大转机。1932年犬养毅内阁被海军将校的数发子弹射倒以后，日本政坛时隔多年再次回到了没有一个阶级可以单独掌控钟炀集权国家政权的「阶级均衡」状态。日本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与中间阶层——小工厂主、建筑承包业者、零售商、小地主、学校教师、自耕农上层、村公所的职员与官吏、普通的下级官吏、僧侣、神官等人，面对这场社会风暴中自己阶级滑落的危机，在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波拿巴主义成分的指引下，发动了日本独有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这种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所内含的社会变革愿望所孕育出来的产物一方面在日本社会上依靠着尊皇爱国的全国性政治原则而狂奔疾走、快速发展，依靠小资产阶级对天皇制的迷信，描绘出了一个天皇制国家全面介入动荡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阶级调和世界；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天皇制下的法西斯主义也受到近代天皇制这种人造产物在发明时就定下的内在框架所牢牢限制，让他们的运动呈现出一种他力本愿、渴望社会上层的某个政治集团拯救他们的现象，而非显示出一种试图打倒日本国家政权的现象。而日本战前资产阶级国家一切线索所指向的中心——「天皇」与天皇制国家的坚强社会支柱「军部」，自然就成为了他们所渴望的对象。
这种他力本愿的运动最终伴随着1930年代日本国家钟炀政权的多次试行错误、运行不畅，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地将军部与天皇的政治集团最终推上了统治阶级体系的宝座，并随着战时体制的全面展开，建立起了宫中、军部、官僚三位一体的波拿巴主义专政。早已有意的军部自然趁着这个机会实践他们多年来的总力战夙愿，而沉浸在这种时流中的革新官僚也扮演起了国家革新运动执行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天皇本人与宫中的集团在元老退场、议会权能退潮的情况下，也利用天皇制体制下的独一无二的天赋，在战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成功占据了一大片元老制度与议会空出来的最高权力空间。而这种日本战时「波拿巴主义」的支持阶层当然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而它作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元素，它的政权也是在阶级均衡的状态下实现的。这种阶级均衡不但是它的运行先决条件，也是它所致力的目标。他们要确立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统制经济、阶级协调、社会改良、对外侵略的体制，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战时体制的推进，以日本国家为中心，对所有社会集团（包括工人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进行强制调和与吸纳。在上，战时政府要通过战时统治阶级体系的确立，重新凝聚起全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统一性；在下，他们要建立起阶级统合的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自然没有了过去太多的资产阶级自由，仿佛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中枢政府压倒了社会其他势力。
二二六事变中的山王ホテル
这套体制的最大赢家当然不会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社会改良政策与阶级调和政策，却在理想国里发现了自己的地狱：随着他们愿望的执行者在国外的战线开始崩坏，他们的天皇制神国也就逐步变成了物质短缺、道德沦丧的魔国。毫无疑问，这套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最大赢家与关键所在、真正的核心构成部分，正是资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服部之总曾经评价说，东条英机内阁是近卫内阁以来法西斯主义势力与金融垄断资本野合的最终形成体，但笔者认为不仅如此。这套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的至上使命就是为资产阶级的秩序与利益提供安全保障，即便是体制三巨头之一的革新官僚，一旦有冲出这个命令范围的迹象，他们就受到了「企画院事件」的惩罚。
另一方面，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也正是借助这种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实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方面，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强制性阶级调和国家之中，通过产业报国会，将躁动不安的工人阶级直接纳入资产阶级的组织与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正是在这套体制下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改革低工资低米价的佃作制度，全面压倒了地主阶级，一系列的革新农村政策让日本的地主制最终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下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资本主义与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也这种看似十分封建的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下逐渐走向消亡。这正是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全体主义方式组织了整个国家，对日本全国实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完全覆盖。
在东京举办演说大会的大政翼赞会
我们不禁可以说，战时法西斯主义体制正是日本资产阶级要通过自己在政治上暂时的退却，换取最终实现资产阶级单独专政的全部条件。这套法西斯主义体制本身就建立日本战时的特殊紧急状态之下，与一切的例外国家一样不会拥有太久的历史。假如日本真的在二战中战胜，我们显然可以预见到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在战后重出江湖，让大政翼赞会等翼赞体制解体的结局；事实上早在二战末期，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就已经在帝国议会很不安分地躁动起来。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事实上我们也见到了GHQ实行第二次「由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日本政坛这间房子打扫干净大部分遗留下来的封建政治、社会元素，为日本资产阶级开辟了完全掌握日本国家政权主导性的历史。
战前的天皇制国家就是这样，围绕着资产阶级国家这间斗室，在七十余年中见证了无数次阶级权力的交易、变更、崩溃与崛起。或许这一切，正验证了列宁在1911年所说的一句名言：「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
①曾经是明治社会主义运动家、后来转型大众历史学家的白柳秀湖在1934年刊行了『维新革命前夜物语』，提出了幕末三段革命论，也就是天保改革（他将其称为德川家主导的革命）、文久改革（他认为是上层武士主导的维新）与明治维新。白柳秀湖极力论述明治维新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声称自己的历史视角不只可以把长州藩的武士阶层还原到山城屋和助、藤田传三郎这些幕末商人身上，甚至还可以将旗本、御家人、新选组、彰义队等等「一切在维新战线中登场」中势力全部还原成幕末商人，顺便还论证了伊藤博文是幕末商人出身。「所谓各藩的下士阶级，是否应该编入社会上的阶层、亦或者是武士阶级呢？……作者想断言道，他们是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的一种中间阶级。如果说明治维新全是商人阶级的功勋，恐怕会有很多异议吧。那样的话，不叫商人阶级，叫中间阶级如何？这样的话还有意见吗？……无论是长藩、萨摩还是肥藩，在维新改革告一段落后，下士阶级以惊人的速度和敏锐的力量一齐开始向商人阶级转化。因为下士阶级在本质上是封建中间阶级的一种。从作者的发生学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由同一社会渊源而产生的封建中间阶级，一为都市阶级，二为地方阶级，地方阶级再进一步细分的话，他们要么是下士阶级，要么是名主，要么是富农。」
今人除了知道白柳这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本质上没有抓住明治维新的历史脉络以外，也知道白柳秀湖在写完这本『维新革命前夜物语』后不久就转向了，他开始翼赞皇国史观，乃至于与石原莞尔交谈甚欢，二战末期继续著书鼓吹决战到最后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论证的失败直接与整个左翼历史框架的垮掉有形无形地联系在了一起。
②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天皇制国家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结在三个问题的选择上：（A）：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变化规定了国家形态；还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变化与国家形态（绝对主义的、专制的天皇制）无关，承认国家形态在国家阶级性质面前有着相对的独立性？（B）：天皇制国家从确立到1945年8月15日，是绝对主义专制机构在原则上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延续；还是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C ）：在日本国家的阶级性质上，是承认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封建性质（导入日本资本主义型制论点），还是认定日本国际已经扫清了封建特质，纯化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
守屋典郎说：「天皇制绝对主义不仅是半封建的国家政权，也作为近代的帝国主义权力而存在。……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其意思就是……军事特征先行，半封建的体制构成了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而绝对主义则作为最新的帝国主义权力而出现……这在日本也是一样的。」在历史阶段上，后藤靖说：「原敬内阁以后的统治机构已经不是绝对主义，也不是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波拿巴主义，毋宁应该看作踏入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星埜惇提出说：「《官僚制（军部）→政府→议会》的转变，可以说是大正时期《议会→政府→官僚制》延长线上的《官僚制→政府→议会》。正因如此，对于充当国家权力一翼的资产阶级来说，（日本国家）才可以成为担当起他们国家机器的国家机关。」远山茂树则说：
「（中村政则）说：『明治三四十年代的国家不能看作绝对主义政权。但反过来说，要谈到欧洲意义上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就不得不说他们绝对主义成分太浓厚了。』、『我认为这是具有落后国家结构的早熟帝国主义权力。一言以蔽之，可以定性为军事的、半封建的天皇制』（日本历史座谈会·地主制）。这种规定的表达方式暂且不谈，在想要这么说的这一点上，我也是意见一致的。」
此外，天皇制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野坂参三1945年5月演讲引发出的「天皇-天皇制两大作用问题」：
「天皇有着两大作用。第一，我国的封建专制独裁机构（或者说天皇制）是以天皇为首长，以天皇为中心而构成的。庞大的政治独裁权在制度上掌握在天皇手中。第二，天皇作为『现人神』，在人民间扮演着半宗教的角色。这两种作用相互连结在一起，但也可以分离开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对第一种作用的态度和对第二种作用的态度。」
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曾经就天皇的这两种作用在197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一方以铃木正幸、山口正之为代表，认为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天皇与天皇制逐渐分化成了两种作用，天皇个人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可以说是「名目化」或者象征化了，由此天皇主权——即天皇制国体不变，才成为可能。铃木正幸提出，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在于帝国宪法的双重性，天皇主权的原理则在于一方面以天皇主权论为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实际上实行天皇机关说。这是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社会开始公然出现对天皇统治的否定，暴露出了天皇制的弱点，天皇制国家的公开权威性迎来了自己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开始不断夸示日本的国权——天皇主权，将天皇与天皇主权变成了政治正确。
另一方面，守屋典郎、藤原彰、远山茂树等人则认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天皇制、军事的半封建的资本主义都是战前不可或缺的要素，天皇制与天皇的两种作用是不可分割的。守屋批判铃木道：「铃木的这种主张不仅将资本主义与天皇制对立起来，还将资本主义制度等同于议会势力，而又等同于国民主权，以至于认为议会势力的发展就是要求（从天皇主权）变更为国民广泛的主权运用原则」，「这种议论的决定性谬误在于将议会主义与国民主权等同起来，将其视为与天皇制对立的东西。」藤原彰研究了战时的资料如『木户幸一日记』，认为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交战到投降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军部中枢的发言也敌不过天皇本人的意向，可见作为政治机构的天皇制，就是天皇名副其实地一言而决、一言九鼎。「进入二战以后，由于天皇制在机制上的分立性，拥有属于元老的统合力与领导力的人只能是天皇。这种变化是由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日本过渡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但在机构上依然延续了绝对君主制的矛盾产生的。」远山茂树也说：
「在战略上应该将这两种作用相互结合在一起来把握。……机构是掌握在天皇手中的。机构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并不是专制的政治机构＝天皇制，『半宗教的角色』＝天皇，两者俱备的才是天皇制。」
不管他们说的或对或错，至少他们在整理这段历史时的一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正如藤田勇所说，在国家与革命的关联上把握国家，是构筑国家论时最有力的保证：
「（一）社会的根本变革——扬弃国家本身，需要对全体社会的系统性认识，因而也需要在这种认识中对国家现象有全体性的认识。（二）这要求我们清晰无误地认识到革命的打击对象是国家权力的中枢部分。（三）为了接近革命，接近国家的灭亡，必须最大程度地、现实地认识到国家所有多样的、具体的现象形态。」
③山川均在1915～1916年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日本历史，最终写成了『大正维新观——从解剖国史来看』与『日本历史的唯物史观的观察』两篇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他看来，日本历史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度→氏族共产制度→大化改新下的农业资本主义确立（奈良时代）→作为农业资本主义归宿的封建制度确立（平安时代）→封建制度下商业资本主义的发达（镰仓、室町时代）→封建制度下商业资本主义的确立（江户时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完成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明治维新）」几个阶段。
山川认为江户时代是立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武士阶层与立足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商人阶层之间矛盾激化的时代，而这种前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通过明治维新打破了自己古老的外壳（武士阶层支配体制），遇到了自己本来的形态（藩阀政治）。他所想的「大正维新」，就是立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人们（政党政治家）从立足于商业资本主义（藩阀政治家）的手中夺过政治主导权的时候。在1916年的他看来，明治宪法所开设的国会宪政体制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贵族政治。
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井本三夫的说法，这份『1932年党纲』并没有过多地参考在苏日本人的想法，野坂参三与源五郎丸芳晴一开始是抱反对意见的，而正在远东劳动者大学就读的山本正美等人也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部党纲。片山潜虽然是第三国际的常任委员，却已经陷入各种苦境之中：和他一起起草『1927年党纲』的布哈林已经被赶出权力中枢，被他讽刺「无知」的斯大林则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政府，片山潜的秘书在1930年秋天被逮捕、送入集中营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从日本来到苏联的片山潜此女也被认为有间谍的嫌疑。在种种苦境之中，片山潜的胃溃疡恶化了，频繁地往返于病院与疗养地之间，虽然加入到『1932年党纲』的最终阶段审议之中，但却似乎没有发言，不久片山就在1933年因为病情恶化而去世了。很多人都指出，片山潜有着「在俄共与第三国际的内部斗争中采取随大流主义的软弱之处」。
甚至作为『1932年党纲』报告者的库西宁本人都没有守住『1932年党纲』的原则，他在同年12月末的第12届执行委员会总会上就重新宣称日本的支配性体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完全不再提『绝对主义』四个字，这之后苏联的日本研究也称明治维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将昭和的军国主义时期规定为金融资本主义主导时期，可谓是完全站在了劳农派的立场上。
⑤作为战后讲座派双璧的井上清与远山茂树是如此批判上山春平的：
「明治政权是绝对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府呢？总是讨论这样的东西是很无聊的，是讨论不出来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的。」（井上清）；
「这种非要判定（明治维新）是亦或者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可的问题本身，或许可以说已经偏离了现实所要求的问题意识。」（远山茂树）
尽管他们的这种批判态度是出于对日共的特殊意识，但后来人批判这种特殊意识超越史实性的弊害时，反倒也走入了让日本战前资本主义分析离「日本革命论战」这一性质越来越远的窘境，最后终于误入歧途、走入消亡。从这一点来看，井上与远山的批判是无意中击中了问题的要点。
⑥他在1920年代末刚开辟这片明治维新史的沃土时，目的有五点：第一，对认为明治维新是「各外国间的势力均衡」造成的「外部偶然现象」的观点进行批判，「正确地把握国内产生的各种矛盾，揭示明治维新与资本主义的国内必然性」；第二，批判「农民革命暴动、或者下层武士的变革运动带来了明治维新」的观点，提出「过渡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范畴」；第三，在农业问题上批判劳农派，「完全否定新地主与佃租的现代性」；第四，以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为基础，「以手工制造业论为基础，重构维新政治史」；第五，对讲座派进行内部批判。这里的第四点，其实引发了战前服部之总与土屋乔雄的「幕末制造业论战」。
⑦中村政则如此描述：
「即使在揭示国家历史阶级本质的〈国家类型〉论的层次上（将日本）归入资本制国家的范畴，也完全可以在〈国家形态〉论的层次上（认为日本）维持了绝对主义的本质。战前日本的天皇制政权正是这样，作为在〈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之间有着难以填平之沟壑的政权而存在。」
用铃木正幸的话来说，就是：
「在将国家分为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两个范畴而行论述的时候，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或者说本质，到底是哪一种理论层次的问题呢？这件事与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是表里一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将革命把握为包含广泛社会革命的广义概念，与将革命把握为只求国家形态变革的狭义概念，就不得不在规定的方法上产生差异。可以认为前者对应国家类型论的层次，后者对应国家形态论的层次。」
学者田口富久治则如此概括他们理论框架中的「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
「他们将『国家形态』＝『政治形态』＝『政体』，与『国家类型』＝『国体』区分开来。在他们的规定里，比起说『国家类型』是被展示国家历史阶级本质的『国家形态』包含在内的，不如说是组织具体国家各机关之国家机构的方法，作为各种国家制度之一的国家系统组织起来的样子，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组织＝机构＝制度的形态。……他们规定，（统治形态）作为『国家形态』的下位概念，是作为国家制度中一般最为重要的规制性制度与机关『政府』（government,Regieung），也就是位于国家权力之顶点的机关或执行部，是编组、执行『国家权力政治头部』的形态。」
而在新讲座派看来，国家类型就是「显示国家历史性阶级本质的概念」，包括了「古代奴隶制国家、中世纪封建国家、近代资本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国家的主要历史类型」。国家，特别是近代国家「不管阶级的力量关系如何，在面对被统治阶级时自不用说，在对于面对统治阶级时甚至也有着一定的独立性，毋宁说这才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
⑧用山崎隆三的话来说就是：
「即使（承认）国家机器、统治形式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论调）如果不以——作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上层建筑的绝对主义国家机器与其下层建筑之间相对独立，两者之间有可能乖离——这样的事情为前提的话，就将无法成立。」
而这句批判则更为精辟：
「如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只是这种国家机能的资产阶级化，还会进一步实现统治形态的变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的话，那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绝对主义统治机构的变革不仅仅是要依靠『由上而下的革命』，也要有由下而上的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实现……」
⑨新讲座派的思想基底还是很『1932年纲领』的——至少他们会推理出与其类似的根本结论。比如中村政则如此规定天皇制国家旧政权崩坏时出现的六个特征：①天皇制军队（战争机构）的解体，②丧失殖民地，③财阀解体，④农地改革，⑤制定新宪法，⑥天皇制意识形态机能丧失。因此，他认为天皇制专制机构的变革确实是「主要革命任务中的第一要义」。
⑩笔者认为也正是由于这种日本资本主义所内在的封建性与急剧发展性，再加上作为它上层构造的日本统治阶级体系长期四分五裂，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长期异常尖锐，这使得它不得不通过对外侵略来释放这种危机，这也就是大正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性的原因——我们可以想起「一手高举民主主义，一手高举帝国主义」的大正民主时期经典论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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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の日本近代史：政治的平等と社会的不平等』（坂野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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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派」理論の転回とアジア認識：平野義太郎の場合』（長岡新吉）
『講座派的問題設定の特徴と課題について——『国体論』に対する恒木健太郎氏の議論に寄せて——』（白井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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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における帝国主義経済構造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武田晴人）
『グローバリズムの時代と日本資本主義論争』 (三富紀敬教授退任記念号)（山本義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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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ボナバルティズム論から国民国家論——西川長夫の功績をめぐって——』（今西一）
『農民運動の歴史的背景～熊本県を中心に～』（内田敬介）
『「ブチ•帝国主義」論争について』（長岡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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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に抗する社会運動：第一次日共の思想と運動』（黒川伊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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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制について』（大藪龍介）
『近代天皇制国家論についての覚書（1）』（小松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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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絶対主義論」の誤り，「維新」の誤り』（井本三夫）
『無産政党と都市政策——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期地方財政の一断章——』（坂本忠次）
『町内会とNPO——転換期における地域社会集団の展開——』（築山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