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春琴（1891～1973年）。日本战前唯一一个非日本内地人出身的众议院议员，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朝鲜人众议员。严格来说，日本帝国从来没有给予过殖民地人民选出众议院议员的权利，而这位朴议员的选区在东京四区。
最大的韩奸、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日警的走狗与日本政治经济界的走狗、独立运动与赤色运动的敌人……各种各样的罪名笼罩在他的头上。
然而在1934年的帝国议会上，他也曾经如此：
朴春琴说：「我无意在这里与人多所结怨，但是整整466名议员当中，也就只有一个生于朝鲜的朴春琴而已。」然而正是因为身为「仅有的一人」，所以他更不能退让。 终于，他拿出了三一独立运动的例子，疾呼「两千万（朝鲜）人是不会沉默以对的」、「我们搞不好会见到内鲜之间，发生流血的惨剧也说不定」，结果遭到其他委员批评说：「你煽动得太过分了！」……
朴氏接着又说，倘若不需要朝鲜米和朝鲜志愿兵的话，「不要米也不要人，那么就连土地也可以不要，于是到最后朝鲜只有走向独立一途，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米的问题了！」可是现实是，「现在的日本不管就国防或是各方面而言，（让朝鲜独立）都是不可能的事」。朝鲜既不被「日本」接受，又不被允许离开「日本」，那么，「生于朝鲜的日本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我真的完全搞不懂！」
这位执着于在议会为朝鲜人说话的韩奸，到底走的是如何的人生道路呢？
一、同床异梦的同化民主论
大日本帝国治下的殖民地人民，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不是「日本人」？
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大日本帝国却一直无法回答。 对于东京来说，殖民地人民既是日本人，也不是日本人。无论是法律上、户籍上、教科书上，殖民地人民都是日本国民，有日本国籍。然而在制度上，他们却不享有日本内地人的一切权利，在东京的施政中属于完全的殖民地奴隶。他们不可以投票选出众议院议员（其实冲绳也是1919年才有），没有义务教育，也不会被征兵，其实也就是「不是日本人」。就拿朝鲜来说，日本内地与日本政府其实在这方面完全是精神分裂的，一边高唱「内鲜一体」、「以朝鲜人中心」，一边实行绝对的殖民地奴化政策。
因为这种含含糊糊的态度，甚至会发生这种诡异的现象：日本内地人来到日本的殖民地定居下来以后，他也没有了参政权。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桦太，90％以上的居民都是纯日本人，但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众议院选举。
这种诡谲的处境，注定会让殖民地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拥有两个极端的取向：一个是争取通过独立革命脱离日本，成立自己的国家；另一个则是幻想彻底同化成为真正「日本人」的一份子，摆脱「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日本与此同时也一并享有日本内地人所有的权利，与他们平起平坐。与台湾的「自治议会设立请愿运动」就刚好处在二者之间相比，朝鲜的运动极其两极化，一侧滑向全国大暴动，一侧滑向彻底变成日本人的路线。（当时一种到最后朝鲜与台湾都只有过傀儡性的自治议会，台湾选民不足当时人口1％，而朝鲜议会比台湾议会还拉胯。）而朴春琴，走的就是后一条路。
早在1922年，就有一些朝鲜人与民间右翼组织联合，提出一份以「在天皇陛下统治之下解放朝鲜人，给予朝鲜人自由，让他们治理朝鲜内政」为主旨的「朝鲜内政独立请愿书」，但请愿委员会却将其束之高阁，以后也再没有这样的请愿运动。主张内地延长主义的帝国议会无法容忍自治，而请愿书借着「天皇直接统治」来批判「总督政治的失败」，对此朝鲜总督府当然也不会接受。另一方面，要求在朝鲜实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请愿运动，持续了众议院的足足十八个会期。相比于台湾的请愿一次都没有被接受，众议院有九次接受请愿而将其打回，日本还是更重视朝鲜一点的。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请愿运动的领导人，名叫闵元植（1886～1921年）。
作为组建「国民协会」、提倡「新日本主义」的人，他与朝鲜李氏王朝有婚姻关系，是朝鲜高宗纯献贵皇妃的甥婿；在韩国作为日本保护国时，他曾得到伊藤博文等人的赏识，在傀儡政府里担任官员。日韩合并后，年仅33岁的他受到年轻郡主的拔擢，成为朝鲜社会的菁英。他在自己所写的「新日本主义」 论文里，他主张东亚各国当中唯一能对抗欧美的就只有日本，更举了日本提出「人种平等提案」的例子，论述说：「东洋人应该要一起抛弃小我，以帝国为中心齐心协力，为对抗白人而共同奋斗。」根据闵氏和国民协会的说法，日韩合并不是将韩国变成殖民地，而是基于大亚洲主义的大义而为的对等合并。「日本已非旧时的日本，而是包含了朝鲜土地及人民的新日本」；故此，「朝鲜是帝国的一个地区」，而非「殖民地」。
所谓日韩合并不是殖民地化、所谓日韩两国黄种人要联合起来对抗白人，这正是大日本帝国的官方说辞。然而，他们却从这里出发，得出了与日本官方截然不同的结论：正因为朝鲜不是殖民地，所以「我们对于现在这种造成内鲜区别的制度，实在无法感到满意」；他们提出抗议，疾呼「朝鲜人应当享有身为国民重要的权利，也就是参政权」。 如果朝鲜人是「日本人」，而非「殖民地」的话，那么就应该赋予他们作为「日本人」该有的权利才对，这就是所谓「新日本主义」的含义。
1921年闵元植前往东京第三次请愿时，被朝鲜独立运动的青年志士梁槿焕刺杀。但死了闵元植他的事业还有后人来继承，1928年，有一名朝鲜青年穿过严密的警戒，只为了直接向访问京都的昭和天皇当面陈诉。在这封请愿书当中，写着以下的字句：
天皇施政之下若还有民族歧视存在，则必构成东洋和平精神之障碍。
草民等两千万民族亦是陛下之臣民，愿为国家肝脑涂地，故俯首叩请以下事项，唯愿陛下明察：
一、朝鲜总督府废止之事。
二、与内地同等选举众议院议员之事。
三、将朝鲜人等同于内地人适用征兵制。
四、对在外朝鲜人给予内地人同样保护之事。
五、废止其他政治上差别待遇之事。
正如这封请愿书所示的一样，在民主自治化以外，要求朝鲜人也被征兵，也是这群「同化民主派」的重要诉求。被刺杀的闵元植也对此明确表示乐见其成，不过作为代价，应该让朝鲜人拥有参政权。
对于「保护在外朝鲜人」这点，则主要是指保护居住在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当时，在日本支配下难以为生的朝鲜人，有很多人流入内地赚钱糊口，或是前往间岛地区讨生活；但是，在间岛的朝鲜人实际上扮演了日本侵略的尖兵角色，因而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日本政府基于维持势力范围的理由，没有让这些朝鲜人脱离日本国籍，但是因为他们没什么利用价值，所以也未给予保护。到了1920年代后半，这些人的处境成了重大的问题。结果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一地区完全处于日军支配下，问题才总算得以解决。
不管如何，这群同化民主派的最大诉求还是让朝鲜人获得参政权，虽然直到大日本帝国崩溃之日，众议院也从来没有过朝鲜选区的议员。
与此相反，朝鲜人有另外一个民主的问题：既然朝鲜人在内地没有民主，那么来到内地打工的朝鲜人可不可以参与民主？
在国会审议共通法的时候，政府答辩认为，因为婚姻或者收养关系而移籍内地的「朝鲜人」，在法律上应视为「内地人」。但是，本籍依旧在朝鲜或台湾，亦即在法律上被视为「朝鲜人」或「台湾人」的人，他们若是住在内地，是否能够获得参政权呢？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用承担征兵义务却享有参政权的事态。
像这种可能性，其实在日韩合并当时就已经有人指出了。日韩合并时，美浓部达吉 在报纸上写道：「因为朝鲜人都成了日本人，所以假使有人移居内地的话，也应该和内地人一样享有参政权才对。」对于美浓部的这种法律解释，众议院议长——长谷场纯孝驳斥说是「极端误谬」。他主张说：「琉球人到现在都还没能行使参政权，北海道也是近年来才渐渐开始施行选举法；既然如此，那要赋予朝鲜人参政权，前途还甚为遥远。」不过，这位美浓部一样反对给予朝鲜人「日本人」的权利的，即使居住内地的朝鲜人享有参政权，「能当选议员的人毕竟很罕见，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上述那样的危险；不过或许像对归化人一样，用法律来限制他们，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当时的国籍法规定，归化的外国人不得担任国会议员或是陆海军将官，因此美浓部其实是在暗示应该朝这个方向修法。
日本政府方面在议会上正式发表解释，是在10多年后的事了。1921年，在议会审议台湾统治相关法案『法三号』的时候，有人提出质问道，这和赋予台湾参政权之间有何关连？这时候，作为政府委员答辩的法制局长官表示：「台湾人如果移居内地，并符合众议员选举法规定的要件，那么就应该拥有选举权。」不只如此，他还更进一步说：「我们都知道，朝鲜人有被登载在选举人名簿上，实施选举权的前例在。」
这次答辩中所提及的「住在内地的朝鲜人被登载在选举人名簿上」，指的是在前年亦即1920年3月时，被大阪府登录为选民的朝鲜人。当时大阪府就辖区内的「朝鲜、台湾、桦太人」是否应登录为选民，向中央政府发出照会。对此内务省地方局则是回复道：「虽然是朝鲜、台湾、桦太人，只要符合所有的资格要件，照理就该拥有选举权。」当时是限制选举，选民的条件是直接缴纳国税3万以上即可，但在大阪府符合这个条件的朝鲜人，也只有两个人而已。
为什么内务省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呢？其实早在三年前审议共通法之际，政府已经默认了将本籍迁移到内地的朝鲜人可以行使参政权，并且表示若是发生问题时，会再予以规制。即使内地的朝鲜人获得参政权，也和在朝鲜全域实施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截然不同，对于朝鲜总督府独立王国的既得权益不会产生威胁，因此总督府对这个问题也颇为宽容。
另一方面，就在大阪府发出照会的一个月前，闵元植才刚进行了参政权请愿，因此东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这时正值三一独立运动后不久，日本政府拼命地想缓和朝鲜人的民心。因此，若是仅给予两名朝鲜人参政权就能缓和朝鲜人情绪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划算的事。大多数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因为劳动条件相当严苛，纳税额普遍来说都很低，因此他们盘算着，即使给予许可，也应该不会出现太多选民才对。这就大概就是为什么，内务省要做出这样的答复。不过在这之后，所谓住在内地的朝鲜人拥有参政权这一情况，就变成日本方面主张「我们并非歧视朝鲜人，所以才不给他们参政权，只是朝鲜没有实施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而已」的托词了。
更重要的是，民意也不反对给予内地朝鲜人参政权。1924年1月，当时的综合杂志『太阳』就讨论声浪日益高涨的实施普选问题，进行了对各界有识之士的问卷调查，其中的选项之一就是「是否该赋予居住内地的朝鲜人参政权？」从政经界、教育界、学界、法界、到华族，从保守派到进步派，许多人纷纷做出了回答。结果调查出来的比例是赞成的有72%、反对16%，认为为期尚早的人则有12%，压倒性的人表示赞成 。而反对废除纳税资格限制的比例是20%，至于妇女参政权，在这份问卷中则甚至连提都没提。也就是说，有人即使反对普选，但出于内鲜融合和大亚洲主义的立场，亦赞成给予居住内地的朝鲜人参政权。从这当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部分舆论。
那么，日本政府是真心真的想将选举权给朝鲜人吗？非也。别说将选举权下放给内地朝鲜人了，日韩合并时，日本政府甚至连让朝鲜王族成为贵族院议员都不愿意，才给他们特设了一个『王族』的分类，而不是将他们列入「华族」之中。先前合并琉球的时候，琉球王家被编入普通的华族当中，结果冲绳在实行选举法以前，已经出现了出身王家的贵族院议员；由于有这一先例存在，所以日本政府对此深怀戒惧。尽管和一旦实施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便可预期会有百名以上朝鲜人议员涌进国会的状况相比，给予李朝王族一到两名贵族院议员，在政治上的冲击可说近乎于零，但东京还是有意避免一切朝鲜人议员的出现，可见东京的做贼心虚。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正是日本进行大正民主改革的时分，不久就要迎来法律修正、普选降临的时代了。同样是作为帝国公民的成年男子，那内地务工的朝鲜人有无选举权呢？而且，和有纳税资格限制的时候相比，朝鲜人选民数目在1920年代发生了飞跃性的增加。在内务省最初回应的1920年，当时住在内地的朝鲜人不过三万余人，较前一年也仅仅增长了两千人左右；但从1922年开始，每一年增加的人数都达到两万人，1925年已经超过了十三万人。面对这种现象，朝鲜总督府和内务省试图对朝鲜人坐船进入内地做出限制；但是，只要日本对朝鲜的掠夺以及朝鲜民众的贫困无底洞一日不消失，那么朝鲜人就会一日不停地为了谋生而来到内地务工，哪怕做一些内地没人愿意做的底层工作。
1925年3月众议院审议普通选举法之际，关于内地朝鲜人有没有投票权的热议迎来了最高潮。这时候言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给予没有征兵义务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参政权，这样是否合理？第二则是，是否要对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设下特别的参政权限制？在审议委员会当中，质问的火力集中在第二点上。这时候普通选举法的原案是，居住在一定地区6个月以上且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不问纳税额度多寡，都享有参政权。然而另一方面，按照当时政府的官方见解，台湾、朝鲜地区因為住民的政治能力和「民度」低落的缘故，所以不能实施选举法，必須要等到就学率提升、以及历经地方自治制度的政治训练之后，在遥远的未来才能给予参政权。
但是正如某议员的质问：「要是居住在朝鲜或台湾，就没有政治能力，但是一搬到内地，马上就有了政治能力；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令人费解。」在议员之间有意见认为，住在台湾、朝鲜的高额纳税者，其政治能力绝对比为了赚钱，只在内地待上六个月的劳工来得更高，所以应该干脆藉这个机会，在朝鲜和台湾实施众议院的限制性选举，要不然就是应该反过来、对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进行参政资格的限制才对。
当时的首相，正是后来以内地延长主义为由，反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以及朝鲜总督府朝鲜议会计划的若槻礼次郎。首先针对在朝鲜、台湾实施限制选举这点，他反复强调「必须经过地方自治训练」的官方见解来拒绝提议。另一方面，对于是否要对居住内地的朝鲜人设下参政权限制一案，他的回答则是：「由于认为朝鲜人和台湾人不管用么方式来到内地都能拥有选举权是不对的事情，所以设下法案来限制，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从长计议才行。」东京政治家的无耻再一次显露无疑，他们又不想给朝鲜人、台湾人众议院议员选举权，担心这样一来帝国国会三分之一都是殖民地议员，一方面又不敢直接在法律上禁止殖民地人民有投票权，害怕这样就直接将「一视同仁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画皮撕破了。
当时，众议院委员会屡屡打断场边速记，并进行秘密会议，可能是场内经历过了相当的讨论。最后，普通选举法并没有对朝鲜人和台湾人设下特殊规定，不过把朝鲜人、台湾人投票权的居住限制从6个月延长到1年。就在这种修正之下，普选终于过了关，大日本帝国进入了一人一票普选的时代——但是，不包括台湾人、朝鲜人、女性等等。
就这样，住在内地的朝鲜人选民，其人数一下就大幅增加。然而，对生活不安定的他们而言，这种居住限制的壁垒实在颇高。据新闻报导指出，1928年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估计超过24万人，但在同年实施的第一次普选当中，有投票权的人数不过是一万人出头 ——顺道一提，同一篇报导中说，台湾选民大约是三百多人，阿依努选民则有三千多人。到了1932年的時候，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有39万人，但有投票权的人还是只有3万5千左右。除此之外，因为手续困难等种种原因，使得即使具备选民资格，却未被登记在选举人名簿上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关于投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字。在还是限制选举时代的1924年，岸和田市议会在选举时曾经使用韩文进行投票，结果被内务省解释为无效选举。然而，使用罗马拼音投票就被认可，使用朝鲜文字却无效，这点引发了朝鲜人的反弹。 1926年，朝鲜的『东亚日报』就刊载了一篇名为『朝鲜文字的无效，是日本人气量狭小的范例』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们抗议说：「使用没有选举权的欧美人用的文字就被允许，而使用有选举权的朝鲜人用的朝鲜文字却被认定无效，这只能说是他们（日本人）的鼠肚鸡肠与偏见罢了。」之后，在居住内地朝鲜人的劳工团体——在日本朝鲜劳动总同盟，以及和它关系密切的劳动农民党的抗议之下，1930年2月，日本政府终于允许使用韩文进行投票。尽管如此，选票上书写的候选人的名字如果不用日文发音，还是判定为投票无效。比如说「朴」，如果拼成「Paku」就无效，但拼成「Boku」就有效。
虽然有这些那些的困难，不过伴随着居住在内地的朝鲜人口增加，朝鲜人选民人数也日增，不久终于出现了朝鲜候选人。先是1929年的堺市议会选举、大阪市议会选举、接着在1930年的横滨市议会选举，而后1931年的兵库县议会选举，各地都纷纷出现了朝鲜出身的候选人。虽然这些提倡「内鲜融合」的亲日派候选人最后都没有当选，不过内务省在1932年2月终于做出回应，同意仅限于朝鲜候选人，可以用朝鲜发音的韩文进行投票；而在次月举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第一位朝鲜人众议院议员便顺利产生。
大日本帝国面对内地朝鲜人的参政权，既没有胆量明言歧视，又没有实施完全平等选举的气魄，只好且战且走，慢慢放宽限制。然而就在这种偶然与漏洞的不断积累下，法律的间隙不断扩大，终于使第一个朝鲜人众议院议员，得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诞生。而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朴春琴。
二、痛骂总督府、呼唤「新国家」的韩奸
朴春琴者，1891年4月17日生于庆尚南道密阳市，本贯乃密阳朴氏，所以理论上2020年自杀的首尔市长朴元淳也是他的亲家。
在密阳汉文书塾、日语学校上学的朴春琴，1906年来到日本工作，做的是经典的朝鲜人底层劳动者工作，再加上土木劳动者中常见的「手配師」（不合法的日工职业介绍人），为土木建设公司斡旋。就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通过不动产业，发了一笔财，在日本扎下根来，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与此同时，朴春琴也致力于在内地朝鲜人的圈子里救助同胞、帮助他们提高社会地位，类似于移民圈子里的大佬。1920年他与李起东成立了一个朝鲜工人互助会——「相救会」。
「相救会」的活动得到了曾任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丸山鹤吉的支持，于是它在1921年就改组为朝鲜人亲日团体「相爱会」 ，朴春琴在其中担任副会长。这个机构正是朴春琴政治活动的开始。
相爱会主要的活动是为来到内地务工的朝鲜人介绍工作、仲介住所、设置夜间学校与诊所等等。当初它不过是一个「寄居在肮脏杂乱的民家当中，以此为工人的集体宿舍，并进行职业仲介与调解的小规模机构」，但在三一独立运动后，朝鲜总督府为了缓和民心，积极培养亲日团体；于是，相爱会得到了总督府的资助，得以在1929年建起钢筋水泥的相爱会馆，并发展为拥有各地分部的大组织。它还迎进了日本政经界的重要人物担任它的董事。翻开董事名簿，里面不仅有犬养毅和河野广中之类的民权政治家、头山满之类的大亚洲主义右翼分子、涩泽荣一之类的资本家、东京府知事和政府官员，就连后来的首相斋藤实也在内。 上文提到过的丸山鹤吉，更是之后支援朴春琴选举活动的重要人物。
据丸山的回忆录所述，关东大地震时，朴春琴在灾时的「朝鲜人大屠杀」当中，感觉到自己有危险，好不容易才抵达了相爱会本部避难；在那之后，他一边收容、保护朝鲜人，一边走访警视总监，提议道：「要解开对朝鲜人的误会，由朝鲜人努力进行公众服务是最好的了；因此，我想从现在起带领会员，每天进行尸体收殓、道路修建等工作，为大家奉献一点劳力。」虽然警视总监拒绝了他的提议，但朴春琴还是「从第二天开始，便率领一百多人的朝鲜人会员，一心一意地从事灾后清理。朴春琴这种拼命的行动极大程度缓和了（日本市民）对朝鲜人的仇视情绪，甚至还能听到感激的话语 ……警署和地检署也和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自此相爱会便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当然，这件「美谈」多少含有夸张的成分，不过朴春琴认定若由朝鲜人主动展现模范行动，应该可以有助于彼此融合，并在实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而且相爱会在这次事件中也跟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这之后，相爱会协助日警，陆陆续续取缔朝鲜人「非模范的活动」，也就是各种不正规的活动。因贫穷而盗窃的朝鲜人自不在话下，就连风纪不佳的糖果小贩，也要出于「提高朝鲜人的信用」，由「相爱会总动员，将其一扫而空」。因为相爱会总是会拜托警察出面帮劳动介绍工作，他们得以对朝鲜劳工进行管制，所以得到日本资本家深厚的信赖，斡旋工作的成功率相当高；但也因此，他们在劳资争议中，和工会是彻底地对立。除此之外，他们也在大正天皇驾崩时组织「大正天皇御大丧仪送团」，更在1928年以后，每年都参加「建国祭」。在相爱会主办的夜间学校里，除了韩语和算数以外，还加入「国语」和「修身」这两门日本本地的课程，甚至连丢垃圾的方式和日常生活伦理等容也是他们教育的内容。即使在追悼关东大地震中牺牲的朝鲜人时，他们也采用日本神道形式，设置了相爱神社来祭拜死难者。总而言之，他们在活动内容上彻底且忠实地展现了大日本帝国的支配性价值观。某纺织公司的人事课长曾经这样赞叹道：「若是一般劳资间，有相爱会这样的机构的话，那日本就不会有任何劳资纠纷了！」 当然，正因如此，相爱会也被朝鲜康米主义者嘲讽为「日本走狗」。在相爱会和康米主义者的争端中，双方都出现了相当大数目的死者，而这样的对立也使得相爱会和日警愈来愈靠拢了。
身为相爱会实质领导者的朴春琴，在1930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中，开始尝试参选众议院议员。那是第二次众议院普选，也是首次被政府认可能用韩文投票的选举；朴春琴一度传闻很有可能出马竞选，但最后因为资金不足等原因而放弃。这时期朴氏的思想，可以从他在这年11月自费出版的『我们的国家：新日本』这本小册子中有所窥见。
正如标题闸明的那样，这本书称呼的「新日本」，指的是「由新附的领土、新附的国民合并而成的大日本帝国」。朴春琴在其中倡言说，身为「日本人」的「我们朝鲜人，如此热爱大日本帝国，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这本书的内容除了表达对日本的拳拳爱国心之外，其实也包含了隐晦的批判。
朴春琴和总督府有密切联系，印象中一向被视为亲日派，但是他在这本书中对朝鲜总督府的评论却出乎意料地相当激烈。据他的说法，总督府引以为豪的朝鲜经济成长，其实只是日本资本侵入的结果：「穷人的数量没有减少，每年都有人饿死或冻死，实际上他们根本找不到可以特别讴歌新政的理由。」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他们只是为了让人学日语而竭尽全力，根本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 。」他对合并后的朝鲜统治，还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经常以武装的态度面对民众，夺去民众一切的自由，还对他们说：「你们是一群没有教养的人、不知道世界大势、经济能力低下、而且还很弱小；所以，我们要教育你们了解世界大势、提高你们的经济水准，使你们成为各方面堪称『有文化』的民众。为了打造你们的幸福生活，政府会竭尽所能地努力，所以你们只要凡事放弃自我，保持柔顺就好了。」民众非常了解，这不过是包装着伪善的压迫罢了，虽然不得已只好服从之，但内心却抱持着深刻的不满…….
他也对总督府的政策，有着如此的形容：「这绝对不是官员成天挂在嘴上的『朝鲜人本位』，而是更近似于欧洲人榨取殖民地的手法。」
事实上，他在这本书里最严厉指责的，除了殖民统治的惨状之外，就是日本政府的方针不明确。他说：「朝鲜的统治方针，自从合并以来历经20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定下来，让民众不知该往左还是往右好；就算是认真笃实、思想稳重的人，也没办法对明天的生活做好心理准备。」日本政府在「到底要实施同化政策好，还是将来要给予自治好」之间摇摆不定，简单说就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无主义，无方针；这样下去，只会让民众因为无所适从而痛苦罢了。」他又说：「政府自己都没办法实施明确的政策的话，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也会产生强烈动摇；国家不安、人民不幸，没有比这种现状更加恶劣的了。」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也是阐述着他自己的心情。
虽然有着这样的认识，可是朴春琴并没有主张朝鲜自治或独立。朴春琴认为朝鲜自治论不过是「受到某些研究什么殖民政策的似是而非学者的言论」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论者说要学习英国……可是事实是，英国移民者的实力赢过土著，这才是英国自治领统治成功的真相。」另一方面，朝鲜人自己「普遍也都知道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明知不可能，还喊着独立、独立，不过是不平不满高涨的结果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平不满呢？那是因为「政府对待朝鲜人与内地人有着明显的高下差別之分」。朝鲜人追求的不是独立或自治，而是作为「日本人」的平等。 正因如此，朴春琴提出：
「若是真爱朝鲜民族的话，就应该立刻遵奉合并诏书上所宣告的『一视同仁』圣意，赋予他们和日本民族同样的幸福；果真如此，那就必须要有把朝鲜两千万人民打造成日本民族的觉悟才行」。
可是，在如此论述的同时，朴春琴对于同化成他所谓的「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也讲得不太清楚。他断言说：「同化的目标如果是从生活样到风俗习惯全都同化成跟内地人一样，就连忠君爱国的诚意也马上变得跟内地人一模一样的话，这样的要求根本就是强人所难。」不只如此，他甚至还形容日本方面的同化论是「对内地人有利的场合，就摆出一副『内鲜一家』、『新附的同胞』之类的亲爱脸孔，但只要稍微对他们不利，就变成一副又踢又赶、怕对方碍了自己路的样子」 。总而言之，他在否定自治独立的同时，内心也深知同化乃是不现实的，而日本方面的同化论，只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诡辩罢了。
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倡同化成「日本人」呢？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虽然提倡彻底镇压朝鲜的康米主义与独立运动，但也无意中吐露了真正的心声：
……朝鲜的民众，随着「镇压」，第一次明白自己「所该走的路」。当该走的路途不定时，就会产生迷惑；在这时候若是明白自己不管喜欢不喜欢，都别无其他路可走的话，那就会放下，放下心情就会变得平静，这种状态就叫做民心安定 ……安定的话，就会产生想安居乐业的心境，这就是人性；从这里就会诞生出希望，光明也会跟着灿烂起来……
对自治不抱希望，对独立也看不见其可能，即使同化，或许也消除不了歧视和差异。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刻意否定自治和独立，从而达到「不管喜不喜欢，别无其他路可走的话，那就会放下，放下心情就会变得平静」的境地。其实最想要拥有这种心境的，或许就是朴春琴自己吧。
朴春琴极力批判殖民政策派的自治论，又提倡镇压独立运动，但对照一下他的逻辑，便可以发现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反驳自治论的时候说：「朝鲜民族绝对不可能满足于作为日本的自治领，一旦获得自治，就会立刻朝向独立的阶段迈进。」但与此同时，他攻击独立论的时候又说：「一般都知道独立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只如此，他在表达自己希望作为「日本人」获得平等的同时，面对殖民政策派的朝鲜议员团威胁论，又批判说：「『会有那种明明预见会酿成国家忧患，还在朝鲜实施选举法的愚蠢政府吗？』这样的论调，实在是可笑至极。」这本小册子虽然题名为『我们的国家：新日本』，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批判日本政府的无方针主义，以及对独立论和自治论的否定上；至于理应作为对照方案的「新日本」，则是完全欠缺具体性。大概他自己对此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愿景吧。从此书内容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打从心底相信「成为日本人」这个言不由衷的选择，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确信，才去否定其他的选项罢了。
朴春琴在这本书中也说：「正因身为『朝鲜人』之故，我担心自己万一因为无心的行为，引发不好的示范，从而累及全体朝鲜人，所以总是十分细心留意，时时不敢轻忽怠慢。」他深陷于典型的同化模范——少数民族——的泥淖当中。和日本女性结婚，已经被朝鲜康米主义者和独立派指责为卖国奴的朴，内心就算再怎么迷惑，从客观上来说也已经没有退路可走。正因如此，他才会决定踏出成为帝国众议院候选人的这一步，并且写下这本书。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
朴春琴断言，朝鲜没有独立和自治的可能性，因此不管再怎么困难，都只有同化为「日本人」、获得平等这一条路可走。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朝鲜人主张经由同化获得平等乃是不可能之事，因此即使再困难也必须独立。以当时那种封闭的环境，到底哪一方的选择才是明智，谁也说不准。而朴春琴就在这种迷惘与摇摆中，将自己赌在「成为日本人」的这一条路上。
三、朝鲜议员的孤独与燥郁
1932年1月，众议院解散，朴春琴以无党籍纯中立派的身分出马竞选。因为这是朝鲜人第一次在众议院选举中行使被选举权，所以警视厅还特地照会内务省他们可不可以参与竞选，最后内务省确认并没有违反法律。除了他之外，在大阪选区也有朝鲜候选人出现，一时蔚为话题。
朴春琴在这场选举中的口号是「内鲜融合」、「解决满蒙问题」。后者当然是指前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不过以朴春琴的情况来说，也包含了保护间岛朝鲜人的问题。朴春琴过去就曾与相爱会会员一同视察过当地，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宣称日本政府不保护身为「日本国民」的朝鲜人，乃是「同胞荣辱的大问题」。由于朴春琴的口号巧妙地结合了九一八事变后对外强硬的民间风潮，因此颇受当地居民的好评 。朴春琴出马参选的东京四区，是以本所、深川等劳工和小商店聚集点为中心的传统江户老街，因此这样的主张很容易打动群众，形成支持他的氛围。不只如此，他还得到了以丸山鹤吉为中心的智囊团，以及从相爱会时代就关系密切的政经界重量级人物站台演说——于是，当初因为没有政党背景，被视为不过是陪榜候选人的他，一跃而成为选战中的大黑马。从日本官员和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若是区区一个众议院议员的当选，就可以缓和朝鲜人的民心，还可以证明自己并没有民族歧视，那么这样的代价实在相当划算。
然而，朴春琴之所以突然出名，其背景並不只于此。相爱会当然也有投入这场选战，但是当地的朝鲜人选民也不过占了整体的1%而已，而且朝鲜人当中对于朴春琴抱持反感者也不在少数，因此光靠朝鲜选票是不可能当选的，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朴春琴自己也经营不动产产业，其收入相当可观，他拉拢了由地方小商店老板组织的「民众自治会」，通过他们大举贿选。不仅如此，朴春琴阵营还被指控违反选举法规，派遣人员离间破坏其他候选人阵营，甚至还闹到要对他的办公室和住家进行搜索。然而，这场选战却以跌破大家眼镜的方式收场——朴春琴在东京4区的十一位候选人当中名列第三，高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正因身为『朝鲜人』之故，我担心自己万一因为无心的行为，引发不好的示范，从而累及全体朝鲜人，所以总是十分细心留意，时时不敢轻忽怠慢。」曾经吐露如此心声的朴春琴，他在使用这种肮脏选举手段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实在很难断定。据说朴在这场选战中抛出去的钱，是他年收入的10倍之多。从同时出马角逐的大阪朝鲜候选人落选这点来看，以当时的状况，要是不贿选，他能当选的机率恐怕相当渺茫吧 。不过无论如何，日本史上第一位朝鲜众议院议员就这样诞生了。
1932年6月，41岁的朴春琴初次登上众议院殿堂。当时他做了这样的表述：
……我以生于朝鲜的日本人之身，站在帝国议会的议事堂上，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光荣，而是朝鮮两千万人民的光荣，故此，我要向各位致上最深厚的感激之意……虽然不管怎样，我都是生于朝鲜，不过我和日本人没有两样，只是遗憾的是，因为生在朝鲜，所以我的言语表达能力不是很流畅，故此还盼各位在聆听之际，能够多多包涵……
自称「生于朝鲜的日本人」朴春琴，用「不是很流畅」的日语在议会主张的内容，包括了给予朝鲜参政权和兵役义务、撤废内地与朝鲜间的渡航限制、以及促进满洲移民等。朴春琴的主张可说是从亲日朝鲜人的立场出发，要求作为「日本人」权利的典型。关于参政权与兵役，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从合并那一天起，就是帝国的臣民了；既是陛下亲爱的子民，那么要求国民权利自是理所当然。同样身为日本国民，当然应该履行兵役义务，同时也该给予参政权。」在谈到撤废渡航限制时，他也力主这样的逻辑：「明明同样是国内交通，却要对它进行限制，这是什么道理？」不只如此，他还扛出大亚洲主义的论点，强调日本与欧美之间的差异：「我们都是日本国民，绝对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因此，朝鲜绝对不是殖民地：「每次听到有人把朝鲜说成殖民地时，我们都会泪流满面、愤慨不已。」
正如上述，朴春琴的论调并没有太过突出的独特性；加上，他又是倚仗以总督府为首的日本势力支援而当选，所以在议会里也像他的书中一样，对于总督府统治的批判显得相当保留。不过，身为众议院议员的朴春琴和其他亲日派朝鲜人不同，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直接质问日本政府。换言之，尽管他没有独特的思想见解，但当他用大日本帝国官方见解的逻辑——内鲜一体、一视同仁所得出的结论，反过来质疑政府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面对朴春琴的质疑，政府方面的反应依旧含混不清。毕竟朴春琴所提出的一连串要求，在逻辑上完全符合政府的官方见解，但日本政府又绝对不会实行。
例如，朴春琴认为这是「陛下亲爱子民」该有的权利，于是为给予朝鲜人参政权的请愿进行斡旋；面对这点，日本政府方面起先表示：「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待遇上的歧视。」但最后的回答却是：「就根本而言，尽管政府对此并无异议，但若要现在实行，还有许多不适宜之处。」对于这种回应，朴则是强调日本在满洲问题等各方面，正在持续遭到国际孤立化：「假使日本不论何时都能处于优势那最好，但倘若有事之际，这两千万（朝鲜人）究竟会成为友军？还是敌军？这是我认为国家必须谨慎深思的问题。」被朴春琴气势压倒的政府，只好表示「我们赞成它的根本精神」，并让请愿在形式上得以过关，但最后还是将它束之高阁。不管怎么看朴春琴在议会的活动，结果都是像这个案子一样不断地面临这样的结果。面对朴春琴「内鲜融合」、「一视同仁」的主张。政府虽然并不直接予以否定，不过实际上都用「时期尚早」或是「我们会慎重进行调查研究」之类的胡话，将之束之高阁。
当他要求参政权、废除对朝鲜人来到内地的限制，政府就以朝鲜人上学率低下和两地经济差异过大为由，说这两件事「为时尚早」。当他要求文部大臣在朝鲜实施义务教育时，日本政府的回应是「朝鲜属于总督府管辖，和文部省无关」。当他质问大藏省说：「朝鲜经济不发达，是否跟货币不统一有关系？」大藏省却表示这个问题该去问拓务省。结果，当朴又跑去要求拓务省统一货币时，拓务省却说他们底下的朝鲜银行必须受到日银的监督，而日银反对货币统一。不只如此，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对他的答辩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们对您的意见深有同感」，再不然就是「我们在考量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歧视因素存在」。
而且朴春琴对兵役义务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虽然政府也有「日语还不够普及」这样的借口，但最大的理由是朝鲜人要是持有武器的话，可能「危及他们的忠诚心」。对此，朴春琴也反驳说：「有人说，要是对我们（朝鲜人）课以兵役义务的话，我们就会朝著自己人开枪，这种说法是绝对子虚乌有的事！」朴春琴后来降低了自己的要求标准，主张征兵制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可以采取就语言能力等各方面进行选拔的志愿制，在参政权上，也可以采取对内地殖民者有利的限制选举方式，但日本政府的反应依旧冷漠。
朴春琴就这样历经了两年毫无收获的议员生涯。不久后，他终于面临了自己在议会最大的风波，那就是内地限制朝鲜米输入的问题。
何谓限制朝鲜米输入？原来，在1918年日本因为米价暴涨之故，引发了俗称「米骚动」的民众暴动，于是日本政府为了确保稻米供给量，便在朝鲜推动「产米增殖计划」，强制朝鲜农民增产稻米。然而，在朴春琴当选时，不论朝鲜或是内地都是连年丰收，稻米供给过剩导致价格暴跌，再加上又适逢经济危机，使内地农村更是陷入深刻的经济困境当中。为此，在以东北地方为首的农村地区议员推动下，议会开始审议限制朝鲜、台湾稻米输入的法案。当然，若是限制输入的话，朝鲜和台湾农民的痛苦理应会更加深刻，可是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农产物价上涨则都市地区陷入混乱，下跌则导致农村凋敝，这种现象即使到了现代，也还是在第三世界地区反复不断上演。战后的日本是采用政府收购的粮食管制制度来渡过难关，但这时期的大日本帝国，一旦有不足的情况就从朝鲜和台湾供应，过剩的时候就进行输入限制，换言之就是以两地作为缓冲以进行调整。顺道一提，1920年代担任朝鲜总督，推动稻米增殖计划的斋藤实，这时候正好担任首相，支持限制输入法案。
这个问题正好与「一视同仁」的官方见解互为表里，象征了朝鲜对于大日本帝国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朴春琴从当选前开始，就一直把限制朝鲜米输入当成是歧视朝鲜的一个明显例子；在他当上议员之后，更加必须正面对抗这个政策。
面对这个法案，朴春琴一方面力陈朝鲜农民的经济苦境，一方面提出了彻底颠覆大日本帝国官方见解的反对意见。在1934年的预算委员会上，朴春琴针对朝鲜米输入问题，做出了以下的陈词：
正如各位所知，我认为朝鲜和台湾同样都是国内的一部分，而当地的人民也同样都是日本帝国的臣民。既然同样是国内，却要做出这样的差别待遇，我认为国家的对策绝对是错误的……对内地有利的时候就把「内鲜融合」挂在嘴上，稍微有点不利的时候，就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你了」，这不是把人视为蝼蚁吗？
数年来已经听腻冠冕堂皇回答的朴春琴，对日本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难道对北海道生产的米，你们也要限制输入吗？」 他一方面再三强调朝鲜是「日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做出批判：「既然早知今天会发生这种问题，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在朝鲜增产稻米呢？」、「要是日本的米不够的话，该么办？我相信到那时候，你们一定会慌慌张张地说，要把朝鲜和台湾的米运过来吧！」
作为无政党支持、纯中立派议员的朴春琴，能援引的材料就只有外国压力了。他说：「这样的国策给英美诸国看了，难道不会觉得『堂堂日本的国策居然如此小家子气』吗！」、「假使那边（欧美）到日本制品进行输入限制的话，日本会骚动到什麽地步呢？我想一定会举国一致，要求彻底和英国政府决一死战吧！」他一方面这样强调欧美的观感，另一方面又诉诸大亚洲主义的心倩：「假使（中国人）看到日本对朝鲜如此严苛，今后他们对于所谓的『日满亲善』，又会怎么看待呢！」然后他又力陈，若是实施输入限制的话，「会给人一种『日本这个国家净选对自己有利的话来说」的感觉；不只是朝鲜两千万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连台湾的四百万人也会如此看待的！ 」、「同样是国民却有着差别待遇，还还谈什么深植大和魂，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面到朴春琴的激昂，政府方面的答复还是一贯地冷淡。斋藤首相还是搬出老套的「一视同仁」门面话来搪塞；过去曾以新进议员之身、为台湾问题纠弹政府的永井柳太郎，也只是搬出日韩同祖论说「若是学者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应该也是朝鲜人的子孙」，对朝鲜人表示同情，但也仅止于此而已。前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当时担任农林大臣的后藤文夫则是答辩说，因为状况差异而在朝鲜与台湾实施和内地不同的政策，「却因为误解，使得明明没有差别待遇的事项，被马上联想成差别待遇，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换言之，政府对朝鲜和台湾根本没有歧视。
根据议会纪录，朴春琴在听到这些答辩的时候，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怒发冲冠。他不只直接对着后藤用一句「我没有误解」顶回去，面对永井的话语，他也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我老早就全懂了！」对于斋藤首相，他甚至批评说是「实在有够可悲的总理大臣」、「确定没有精神异常吗？」激动之余，他连朝鲜米以外的歧视问题也都一起抗辩下去，完全陷入暴怒的他，在委员长制止的时候，还一直开口说：「我还想再多讲一点，让我再多讲一点！ 」这样的场面可以说是再三发生。
朴春琴说：「我无意在这里与人多所结怨，但是整整466名议员当中，也就只有一个生于朝鲜的朴春琴而已。」然而正是因为身为「仅有的一人」，所以他更不能退让。终于，他拿出了三一独立运动的例子，疾呼「两千万（朝鲜）人是不会沉默以对的」、「我们搞不好会见到内鲜之间，发生流血的惨剧也说不定」，结果遭到其他委员批评说：「你煽动得太过分了！」他此时紧咬不放的斋藤与后藤等人，都曾在他选举时曾经帮忙站台演说；对他们来说，此刻的心情大概就像是被自己养的狗反咬了一口吧。
朴春琴接着又说，倘若不需要朝鲜米和朝鲜志愿兵的话，「不要米也不要人，那么就连土地也可以不要，于是到最后朝鲜只有走向独立一途，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米的问题了！」可是现实是，
「现在的日本不管就国防或是各方面而言，（让朝鲜独立）都是不可能的事」。朝鲜既不被「日本」接受，又不被允许离开「日本」，那么，「生于朝鲜的日本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我真的完全搞不懂！」
1935年2月6日，朴春琴在众议院院会上的演说，是他整个议会生涯当中的最高潮。已经被迄今为止政府的一连串垃圾答辩弄得火冒三丈的朴春琴，对总理府、拓务省、内务省、大藏省、陆军省、海军省、农林省、外务省等各部门，几乎是一一点名，一股脑地将他长久以来一贯主张的要求全都倾拽出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质询演说 。在这场演说中，他说：「请你们换个位子，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朝鲜人会有不满不平的情绪，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表面上说得好听，说什么没有歧视、说什么一视同仁，但一掀开表面，里面就是露骨的歧视……我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具有诚意的答复！」他这样步步进逼着。
然而，政府方面陆续做出的答复，依然还是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您的所言甚有道理，然而时机尚未成熟；制度上有差异，并不等于歧视；我们会郑重进行调查检讨；这并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听到这些话的朴春琴，再次质问道：「难道你们就只会说没有歧视、没有歧视而已吗？」、「所以说，我希望听到更有诚意的答复；表面上说没有歧视，私底下却潜藏着歧视，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我这不只是为了朝鲜说话，而是从整个大日本帝国的立场出发，才做出这种要求的！」他 继续紧咬不放，但最后因为超过质询时间，所以被硬生生打断了。
一个月以后，内阁由斋藤实内阁变成冈田启介内阁，而由前内阁继承下来的朝鲜米输入限制法案，也在委员会获得了通过。这时，朴春琴表明了彻底反对的意见，表决时更在休息室里硬是打断程序要求发言；他大喊着「我绝对反对到底，冈田内阁是个欺凌弱者的内阁！ 」但是他的抗议声却被委员长的「本案到此讨论结束」给淹没过去了。
即使跟朝鲜总督府以及政经界有着密切关系，但区区一个朝鲜人议员究竟能发出多少声音，这是早就可以预见的结果。不只如此，因为朴春琴在整个议会活动中，几乎都只站在朝鲜的立场发言，相形之下，为他的基本地盘——东京四区所做的发言，则可说是少得可怜；于是，在1936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由地方商店街租成的自治会推举自己的会长出马竞选，朴春琴因此失去了最有力的椿脚。还不只这样，或许是他在议会的发言激怒了很多人，于是来自政经界的支持也减少了，特别是和总督府有关的人士，更是连一个也没有为他在竞选中背书、支持。再加上这时候又正值内务省的选举肃正运动，对朴春琴的贿选战术也是一大打击，于是最后，他终于在这场选举中落选了。
四、「生于朝鲜的日本人」的灭亡
可是在他落选的第二年，亦即1937年，众议院再度解散改选；就在宣布解散的第二天，朴春琴马上宣布要再次出马角逐议席。在这场遇举中，朴春琴所提出的政见，除了和以往一样、根据大亚细亚主义而来的「踏足大陆、内鲜融合」之外，大概是为了针对地方选票，他也提出了「保护无产大众」、「平抑物价」的主张，然后再加上对既有政党的攻击。在迄今为止的议会活动中饱受政党政治家排挤的朴春琴，对于政党政治提出了不断的抨击。
没有组织票的他，就靠着这种对外强硬论，还有一贯的贿选战术来集结游离票。他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获得政经界的支持，取而代之的是找来女明星川岛芳子和文学家菊池宽等人站台，另外就是地方区议员的支持。就靠着这样的努力，在这次选举中，他以仅赢过后一名20票的些微差距，吊车尾地当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6年众议院选举、1937年众议院选举中，这个选区都诞生了社大党的议员，36年的得票第一名更是浅沼稻次郎。
朴春琴在第二任议员任期当中的主张，还是跟以前一样几乎没什么改变。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日本方面的反应了。
1937年8月，朴春琴再次为了让朝鲜人服兵役的请愿而进行斡旋，在这里他还是重复以往的主张，要求日本政府道「若是有问题的话，那么就算志愿役也可以」，但陆军对此的会发还是「为时尚早」。然而，随著侵华战争的激化，状况为之一变。随著战争的日益泥沼化，陷入兵源和粮食不足苦境的大日本帝国，在1938年由陆军率先引入了朝鲜人志愿役制度，同时也再度奖励朝鲜米的增产，为此朝鲜总督府也将「内鲜一体」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朴春琴虽然对采用志愿兵制度表示感谢之意，但是对于增产朝鲜米，还是抱怨说：「这未免太过自私自利了吧！」
可是，尽管随著战争的延长，朝鲜志愿兵投入战场的数目也持续增加，但是对于朴春琴的另一个要求，也就是废除朝鲜人渡海来日的限制、以及给予朝鲜人参政权，政府的态度还是依然故我。朴春琴在要求参政权之际，除了强调朝鲜人已经以士兵身分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之外，也力陈道：赋予朝鲜参政权不只是为了朝鲜人，同时也是为了内地殖民者。这到底是被视为亲日派的朴春琴的本质，还是他为了让自己的要求通过而采用的战术，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至少朴春琴并不单纯地只是总督府的傀儡而已。1938年，他在议会做了这样的发言:
我们总是认为，朝鲜的统治总体上是内地的延长……但有人说，如果朝鲜是内地延长的话，那么朝鲜总督府的权威就会遭到削弱：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思考，即使没有朝鲜总督府也无所谓，而彻底将内地延长过去的可能性……
考虑到朝鲜总督府王国与内地政治家争权夺利的状况，就可以知道这绝对不是总督府的傀儡会发表的言论。朴春琴早已察觉到总督府的真实想法是不愿意朝鲜被编入「日本行政体系」当中，以至于自己丧失对朝鲜的管辖权，所以才从大日本帝国的官方见解出发，去要求身为「日本人」的权利。
可是在对应日本政府的时候，朴春琴并没有像初任议员的时候那样表现出激烈的反应，反而呈现出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就在侵华战争趋于白热化之际，日本开始讨论该如何在中国树立傀儡政权；这时朴春琴就说：
「（我自己也是）对于那些胆敢反抗日本国体的大胆朝鲜狂徒，身先士卒讨伐的一人；当时，大家都利用朴春琴利用得很爽快。然而随着朝鲜逐渐和平，朴春琴这人就变成了碍事鬼，说他是暴力团，是啥都没用的装饰品，这样怎么可能养成亲日派呢！」
朴春琴极力想成为模范的「日本人」，率领著相爱会和朝鲜独立运动展开斗争。但是1930年代末期独立运动处于溃灭状态之际，日本政府又组成了官方内地朝鲜人团体「协和会」，可见相爱会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失去日本政府支持的相爱会于是日益失势，终于在1941年宣告解散。 朴春琴在讨论朝鲜米输入问题的时候曾经如是说：「对内地有利的时候就把『内鲜融合』挂在嘴上，稍微有点不利的时候，就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你了』」 ，如今这种待遇也落到了他自己身上。朴春琴期待彻底成为日本人就可以换取和内地日本人一样的待遇，但最后用完即弃的命运还是昭示着他作为朝鲜人的命运。
在选举上已经失去了日本支配者的支持，如今自己一手创建的相爱会也没了，甚至和总督府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对朴春琴来说，自己还能够以「日本人」的身分为人所接纳吗？这是他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阴霾。他虽然在议会里这样说:「有人问说，朝鲜人能不能成为日本人，中国人又能不能成为日本人？我的答案是绝对可以」 、「从那些喊著天皇陛下万岁死去的志愿兵身上可以看出半岛人也具备有大和民族的精魂」；但是在这之后，他又说：「以国家的威力，去称呼人为『清国奴』或者『朝鲜仔』，话都讲成这样了，谁还会想成为日本人呢？」 从这段发言中，可以感觉得出他内心的动摇。
就在这样的迷惘中，朴春琴依然有着一个和现实的日本有别、只属于他心中渴望相信的日本形象。尽管他在议会里屡屡主张：「比起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我朴春琴虽然生在朝鲜，反而对于皇室中心主义更加拥有一步不让的坚定信念」，但是当他在举例时，还是以天皇在日韩合并和三一独立运动时颁下的诏书和敕语为根据，把「我们深信，不管内地出生的日本人，或是朝鲜出生的日本人，在陛下的心中都是同样不变的」当成大前提来看待。朴春琴又在议会中这样陈述自己的经历：当他的孩子因为是朝鲜人而在学校被霸凌回家时，他出宫中下赐给议员的糕饼和香烟，放在自家的神坛上，「先敬拜表达感谢之意，再拿下来吃」、「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就是真正的日本人」。既然已经赌上一切成为「日本人」，那么就算遭遇到歧视，也只能把天皇当成他所追求的「虚像的日本」的象征予以美化。
同时，朴春琴也像大多数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一样，把这个幻想中的日本，看成和象征人种歧视的欧美相对照的存在。根据他在议会的发言，当他在朝鲜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到某个美国人以偷吃自己田里的苹果为由，将朝鲜小孩用绳子绑起来，丢在炎炎夏日下曝晒，最后还在他身上烙下「盗贼」两字的印记。那个时候，尽管他一开始以朝鲜人的身分提出抗议，但日本官方却担心会损及和欧美之间的关系，所以对此置之不理。朴春琴以此强调，日本统治朝鲜，绝不能和英国统治印度一样，因为日本是「大亚细亚的先驱者，非得和欧美诸国分庭抗礼不可」。
他所相信的「日本」，是应当跟「欧美」不同，对朝鲜人没有排斥、没有人种歧视和殖民地支配的存在。他说，「我认为在466名议员当中，至少应该要有10到20名朝鲜出生的日本人才对」,「我们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日本、世界的日本」；对 于那些反对给予朝鲜参政权的议员，他则是批驳说：「难道你们脑袋里想的，就只是一个狭小的日本吗？」不只如此，他还力陈说：「日本生的日本人也好，朝鲜生的日本人也好，根本没有什么差別，都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共生共存的国民啊！」 尽管他可能也非常清楚这只是一个梦想，但是他已经无法回头。
不过，在追求身为「日本人」的平等之余，朴春琴也隐晦地展现出自己身为朝鲜人扭曲的自尊心。他说：「说你们朝鲜如何、我们日本又如何，我多么希望这种话语能够早一日消失啊！ 」当他为政府方面的答辩怒气冲天的时候、还会做出这样的发言：「日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内地在这方面还要感恩朝鲜呢！」、「朝鲜的历史说起来，比内地还要古老」。他还说：「尽管我出生的地方是在朝鲜……但我认为自己比在这里出生的日本人更加优秀，所以请一定不要抱持偏见。 」就像前面所见的，过去他在自费出版的小册子中，对于那些称朝鲜人是「一群没有教养的人，而且还很弱小」的言辞，感到怒不可遏。这除了是身为朝鲜人的自尊心以外，也是毫无学历、凭借自身的力量一步步往上爬的朴春琴自己，所流露出的一种尊严意识。在他极力要求作为「日本人」的权利时从不曾缺席过的例子，就是朝鲜是帝国的一个地区，而不是「殖民地」。然而，对此他的理由却是：「我们不是殖民地……既不是因为日本强才并吞朝鲜，更不是因为朝鲜弱才遭人吞并。」在他的言语中，处处展现出「朝鲜并不弱」这种扭曲后的自负。
对朴春琴来说，抱着自己是「被征服者」的认知去追求同化，是一种颇伤尊严的行为。假使是经由侵略被征服的「殖民地」，那就必须采取抵抗运动才行；可是，既然同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那么为了守住自己的尊严，合并就绝不能变成「征服」或「殖民地化」，而是必须基于「东洋和平」的对等合并。在这种几经扭曲的思维当中，他身为朝鲜人的自尊心昭然若现。
但是对朴春琴来说，既然自己已经把一切都赌在成为「日本人」上，那么就要成为、让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无话可说的「日本人」才行。正如 前述，他曾经说过：「比起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我这生在朝鲜的朴春琴，反而对于皇室中心主义，更加有着一步不让的坚定信念。」在这段话中，包含着身为朝鲜人的他，不只有能力成为「日本人」，还能够做得比「（真正的）日本人」更好的意味；
1935年他在议会的演说中，对于「日本」和「日本人」，曾经有过以下的陈述：
身为日本人的我们，绝对不能失去日本精神；我，生于朝鲜的朴春琴更是浑身上下充满了日本精神。所谓的日本精神，就是而对强者挺身战斗；遇强不屈，济弱扶倾，這就是我心目中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然而，欺凌身为自己兄弟的人，还大言不惭说这是日本精神；这在我想来，是和日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故我恳请政府针对这问题；做出诚意的回应……
这段话正是朴春琴一生信念的写照，他将朝鲜人从被殖民的悲惨处境中解放的希望，全部赌在日本统治阶层甜言蜜语描绘出的理想主义日本帝国上，希望可以用这个理想的、政治正确的、谁也不敢反驳的日本为矛与盾，影响、改变现实中罪恶滔天的帝国日本，但最后只是用八年空虚的议会生涯，证明了日本统治者所说的甜言蜜语全是不带半点现实意义的胡言乱语，因而朴春琴进攻的矛与盾只能是纸糊的矛与盾，远远地在空气中攻击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也远远地在空气中回应他。
在朴春琴的第二届议员任期里，除了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朝鲜志愿兵制度获得实现以外，其他都在和第一届完全没有两样的情况下，就此画下了句号。然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1942年4月，众议院任满解散、举行大选，这次他再度出马竞选。但是，他在选举海报里只是一味地用朝鲜志愿兵战死的美谈来妆点自己，具体的政见也只有在朝鮮实行征兵制而已，因此地方上的选情相当低迷，就连上次支持他的区议员也都背弃了他。从该项征兵制在选举后不到10天，便由政府公开发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出他已经完全遭到了日本政府中枢的抛弃。在高喊内鲜一体的口号当中，他作为大政翼赞会的候选人受到政府推荐，但在当地山头林立的情况下，还是以显著的差距落选了。
其实经过1940年的创氏改名运动后，很多亲日派朝鲜人都率先改名为日本名字，但当时的朴春琴依然拒绝更改名字，继续以「朴春琴」三个字继续从事议会活动。或 许，这就是将一切赌在「生于朝鲜的日本人」这句话上的他，对于「祖国」最后的无言抵抗吧。
落选后，朴春琴渡海前往朝鲜，在当地建立「大和同盟」、「大义党」等亲日团体，但因为他给人亲日派巨头的印象太根深蒂固，所以日本战败之后，他在朝鲜也无法立足，只好带着家人逃亡日本。战后，他被在日朝鲜人联盟划定为「民族的叛徒」，大韩民国也以『反民族行为处置法』指名通缉他；他好不容易才免于被引渡回韩国，但是又被日本政府当成是「居住日本的朝鲜人」而剥夺国籍，亦即在法律登记上变成了「外国人」 。在这之后，他虽然曾经担任过一阵子的民间团体顾问，但是「民族叛徒」的恶名始终无法抹去，最后在1973年于东京逝世。今天他的坟墓位于家乡韩国密阳，旁边还有一座纪念碑，但韩国人正在发起拆除纪念碑的行动。
一生作为「出生在朝鲜的日本人」，要通过日本的「祖国」为朝鲜人争取权益，最后却被朝鲜的祖国追杀，被日本的祖国开除国籍，沦为没有「祖国」的无国籍公民，这不得不说是历史对他这个历史的失败者最大也最无情的讽刺。
参考文献：『〈日本人〉の境界 沖縄•アイヌ•朝鮮•台湾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小熊英二）
后记：或许不少人已经发现，此文即是『〈日本人〉の境界 沖縄•アイヌ•朝鮮•台湾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的第十四章的改写，事实确实如此，本文来自于作者对十四章的翻译与笔记，本来好像不该如此（x），但是作者前后两周有点过于繁忙，来不及做进一步的整理调查）加上十四章的内容确实很想让大家看到，还请大家见谅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