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3年时，北海道就被时人被视为日本社会党「最后的王国」、最后的「革新王国 」，今天它似乎又成为了日本左翼「最后的王国」。
之所以会这样，自然是两任社会党知事合共在北海道执政24年（1947～1959年、1983～1995年）的傲人战绩。虽然这个战绩比不上在「日共的牙城」 京都，革新首长蜷川虎三连续执政28年的奇迹，也比不上美浓部都政、黑田府政那么出名，但在日本地方政治万马齐喑、普遍陷入保守势力绝对控制的情况下，保守派候选人普遍是躺着也当选的无风选举。一个劳保议员当选数十年的保守王国随地皆是，左翼议员当选数十年的左翼王国却少之又少。而遥远的北海道竟然能让少有胜绩的社会党执政多年，甚至还一度涌现出了帯広、釧路、北見等十六个城市被革新派市长掌握的盛况，实在已经是十分难得了。特别是在革新自治体运动 已经结束，社会党党势低迷不止的1980年代，赤色知事居然还能横空出世，这也十足让人惊叹了。
北海道的风景是与本州迥然不同的。无边无际的广阔耕地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农家，筒炉和牛舍孤零零地分布在原野与牧草地上。北海道人的性格也很独特，他们一度有着日本最高的离婚率、最低的储蓄率。北海道的选举地缘也很奇特。在中选区制的年代，单单一个北海道5区，人口不过113万人，就比关东六县一都加起来还要大 。光一个城市，就有大阪府与香川县的四分之三那么大。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北海道可以成为「社会党王国」的理由。与此相反，北海道甚至还有很多不能成为「社会党王国」的劣势条件。
一、社会党的败选方程式
众所周知，进入1960年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党极其依赖左翼工会联盟「总评」来获取票源。除去大城市，1980年代初的社会党在各地区的基础票，基本就等于总评下属工会会员数量乘以二，除了这个工会铁盘以外，社会党很难开辟其他票源 ，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党在选举中连战连败。
北海道社会党的强大并不来自于它下属工会的强大。曾经兴盛一时的煤矿一个个关闭或者宣布缩小规模，煤矿工人工会也就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总评的御三家工会是「自治劳」、「国劳」、「日教组」 ，北海道的总评也是一样，而他们在1980年代初只有不到30万人，占到全体选民7.5％而已。这个比率比起全国其他地区已经算不错，但15％的比率依然不可能占到决定性的作用。北海道的产业开发一向是政府主导，工业发展得不算很好。北海道第一产业在1980年高达13.6％（全国平均为10.4％），而工厂中的工人数量则算不上多。北海道最多人在就业的产业前三名，依次是批发零售业、服务业、建设业，这三个产业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得到了倍增的。与此相比，农业人口下降了一半，矿业人口也下降了四分之一。
就拿特别具有象征性的北海道5区来说，在1980年代初的时间点上，除却还在钏路坚持斗争的太平洋煤矿工会 以外，已经没有了大型的总评下属工会。国劳、日教组、自治劳、全林野、全电通等工会，都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几个城市里。与在其他不少地方，民社党可以通过右翼工会联盟——「同盟」确保来自于民间大型企业之工会的选票不同，北海道5区可以成为「同盟」系工会支柱的，只有北海道电力与部分制纸业企业，因此民社党在北海道5区的得票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4％），只有它的一半（4.7％）而已。
在全国其他地区，社会党的党势也十分低迷。自民党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拥有一套自己的利益再分配政策，面向城市中产阶级，就通过连年减税来实现这一点；面向农村，就大力针对农村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 。自民党会在人口和税收较少的地区建设一大堆公共设施，比如道路、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体育设施等等，实行「偏重地方的政治」。 特别是自民党政府为了开发「里日本」地区，也就是日本海沿岸的府县，如田中角荣的故乡新潟县、竹下登的选区岛根县等地方，而花费了大量税收。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福利政策牌并不好打，及即使一再打出也效果不佳。社会党最大的神主牌，成了护宪、反战、反核、裁军与拥护民主主义 ，但这些理念显然无法吸引铁盘支持者以外的人给社会党投票。
与大城市相比，社会党在农村选区的不断溃退，是最能反映为何日本地方政治不断沦为「保守王国」，即自民党候选人连战连胜的地方的。1974～1985年的德岛曾经爆发了一场被称为「阿波战争 」的政争，即得到田中派支持的后藤田派 ，与三木派 不断攻击对方，在选举中争夺彼此的城池。德岛县的社会党势力也陷入分裂之中，有的更倾向三木派，有的则与后藤田派大力合作。比如在1979年德岛县知事 中，社会党就和公明党、民社党一起推荐了后藤田派的候选人三木申三，击败了三木派的原知事。 在强调政治道德、明明更亲近社会党与「护宪」的三木派，与金权丑闻傍身、但也以国家主导下的地方公共设施大开发工程著称的田中派之间，社会党选择了后者。这是为什么呢？三木派的县议员矢野茂文如此分析：
「社会党的县议会党团和县本部，为什么要与后藤田派相联合，恐怕也有支持阶层上的问题吧。过去支持社会党的贫苦农民，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靠建筑行业的日工过活。这样的阶层现在最期待（国家）导入公共事业。例如，据说社会党系的解放同盟会员等人，参议院选举投票给松本英一（解同中执——参议院全国区），众议院选举投票给后藤田。 与此相比，县评的工会成员的老板是日之丸（指政府），拥有着可以说些漂亮话的身份待遇。」
更能体现社会党这种进退两难困境的，则是田中角荣的选区——新潟3区 。新潟长期是一个很穷很冷的地方，连绵的大雪严重阻碍了新潟的开发，新潟人民的生活水平则长期低下。北鱼沼广濑村的原村长佐藤宏回忆说，当时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痛苦的体验：冬天因为下雪，孩子们不能上学，病人只能袖手旁观等死。如果冬天太长，以至于积雪到了六月还残留着，马上就会歉收，只能靠菜叶饭充饥，从夏天开始就不得不外出打工。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泻从战前开始就是日本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三宅正一 曾经在这里领导了三大佃农运动之一。因此在战后，社会党一度通过「日本农民组合」，在这里得到了极其强力的支持——1960年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在新潟3区的五个议席中拿下了三个。然而，当初农民运动的激情，还是比不过国家开发主义体制带来的利益诱惑。毕竟社会党不是执政党，并不能像执政党自民党议员一样，透过政府机关为地方选区带来立即可见的好处。
田中角荣在新潟3区有自己的粉丝后援会——越山会 。其会员人数号称九万五千人，约占该选区选民总数的18%，遍布各地的支部多达三百多个。市町村合并以前，越山会每个村落都有支部，越山会的得票能力在1980年众议院选举时约为14万票，约占新潟三区全体的30%。在某些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0%或80%。新潟三区选出的十八名县议员中有十三名是越山会员，新潟三区33名市町村长中有三十个都是是越山派的人。 越山会以建造业者为中坚，农村老农为基础，在全区扩展着势力。
越山会为何如此强大呢？或许越山会川西支部长松木明正的一番话可以解读，新潟底层农民为何纷纷投奔越山会：
「那是我当村议员、日农支部长时的事。我的夙愿是在长冈市和这里之间的信浓川上架起一座桥，为此不知做了多少运动。可是，无论怎么拜托社会党和俺的大将三宅正一代议士，都无济于事。后来，三宅先生让我去拜托田中先生，于是在昭和四十五年，田中先生来到这附近的料亭时，我和乡绅一起去面见了田中先生。当时，田中先生也不管我是社会党人，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三个月后就决定建桥了。俺决定从社会党转到越山会，也就是那后来的事。」
同样的故事到处都是。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农业环境也在急速地变化，但社会党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只谈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农民领袖三宅正一大谈「农魂悠久」（这是刻在三宅纪念碑上的话），痛斥「百姓放弃农业还是什么百姓」，但道路开发、地价上涨、工厂与新住宅区涌入的势头却无法阻挡。再加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多余的劳动力为了可以被派到附近的工厂或建设工地去做日工，就不得不接近能带来工作的越山会。就这样，农民曾经为了追求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聚集在日农旗帜之下，现在却像流水一样，向东京政治力量带来的公共工程和开发主义的恩惠倾斜过去。
田中在当地的粉丝遠藤道子说：「田中先生的政治是列岛改造。迄今为止，新潟一下雪就动弹不得，在所有方面，都与东京差距太大了。但是，通过田中先生的（列岛）改造论，（这种）差距消失了。大家都说（新泻县的）公共（建设）投资多，这只是以前（新泻）太落后的代价。但是，田中先生并不单单只是想把新潟搞好。大家觉得（田中先生）要让田中派遍及全国，让日本平等起来。 ……我无法忍受失去那种力量的状态。他是从今开始真正实行政治的人。世人都不理解先生的所作所为。」
随着田中角荣政治地位的提高，他在决定公共事业如何实行上拥有了全才的力量。每年秋天，在由田中的秘书主持「越山会核定」中就有象征性的体现。田中的秘书山田泰司负责访问选区，当场接受越山会会员关于选区内哪里要进行公共建设的请求。实际上，第二年的新潟公共建设方案就是在那里决定的，所以市町村长和地方土木事务所所长等也会半正式地出席会议。然后，新潟三区内由田中角荣调整并决定的公共建设计划，几乎都原封不动地由各级政府机关正式决定，并编入财政预算、成为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山会和田中事务所在就新潟三区发挥着「地下县厅」的作用，将国家的资金分给各市町村。
北魚沼広神村的社会党村议员磯部忠松说：
「结果，社会党对（经济高度增长时代）的农民的愿望——土地改良、道路、堤防等等农村基础建设毫无帮助，这样的实际感受导致农民离开了社会党。但是，即使没有力量，也可以就那样从现实的问题入手，逐一说明农民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与农民的心紧紧相连。但社会党也没有这么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党缺乏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农村政策。」
「不仅如此，社会党干部老化，党组织则弱化，为此社会党就会减少候选人的数量，谋求（选举的）安全。稻村隆一落选了，社会党就想把稻村的票分给三宅正一和小林进。但是，由于三个人的意识形态不同，其组织的序列也不同，所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三区过去的稻村票就四散了。这与候选人之间互相竞争，壮大力量的自民党是完全相反的。」
甚至还出现了社会党本部高呼打倒金权田中，社会党地方候选人则与田中本人勾结的情况。和町的社会党「革新」镇长得到了越山会的支持，新潟3区唯一的反越山会镇长——小出镇长，在町议会上却被社会党议员指责「卷入东京层面的政治斗争，忽视了町政」。新潟三区的社会党根据本部的指令，喊出了「反对金权」的口号，却没能制定出与田中主导的地区开发主义能相抗衡的愿景，结果与越山会毫无节操地联合起来。
长冈市长选举就是一例：
「小林（孝平）曾是社会党的参议院议员，在落选后作为社共统一候选人，参加了长冈市长选举。于是我也接受了选举后援会会长的职务，为他加油助威，但他当选后，在第二个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他为了开发长冈而接近田中（角荣），在借助他的力量时，也渐渐受到了他的束缚。特别是他和田中合作建设的长冈新城，是（态度改变的）决定性因素。革新统一（阵营）瓦解后，我从他第三次连任开始退出后援会，但曾经批判（其他市长）多次连任的他却连续四、五次当选市长，甚至在第五次连任时公然得到田中的支持。向他发起挑战的市议员虽然斋藤（博）是我的亲戚，却借助樱井新派和民社党、日共等弱小势力的松散同盟而取得了好成绩，一直追到只与小林相差八千票。但是，长冈市的社会党却推荐了依赖田中而支持的（小林）市长，所以当然对市民来说，社会党对金权的批判是难以理解的。」
只要越山会大力支持田中角荣，东京就会向新潟三区投入无限的公共投资。 对于生活在新潟三区这二十年的人来说，这是无可否认的真实事实。开通后的上越新干线纵贯新潟三区内部，有四处车站。关越、北陆高速公路相继建成，一两年内全线贯通。县道自不必说，就连村镇道也不断升级为国道，纷纷全面铺设起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开通了隧道，还开辟了通往町场的交通道路。河川治理事业也得到了推进，到处都在修建水坝，建造桥梁。这一切都是在田中角荣的呼吁下，在田中角荣对越山会会员陈情的特别关照下，才得以实现的。1962年，新潟县的公共事业费支出总额排在全国第5位，二十年来，新潟县的支出超过大阪、爱知、兵库等人口密集府县，继北海道、东京之后，跃居第三位。如果抛开因面积广大而与众不同的北海道不谈，新潟三区的公共投资人口比就是全国第一。新潟三区内的市町村支出较多，仅从道路整备的进展情况来看，这也是居住在新潟的人就立刻能从生活状态中感到的。
正如高畠通敏所说，这是家喻户晓的利益诱导型政治 的典型案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即使日本的国家财政有了盈余，也会由国会议员负责将它们引入，国家向地方投入的庞大公共事业费和各种补助金之中。国会议员从过去的地方老爷、名望型政治家，变成了在政府机关中也吃得开的政治家，与此同时，原高级官僚取代党人派议员成为保守政党内的主流，国会议员和政府机关逐渐勾结起来。地方政治被主张与国家直接联系的保守派首长所占据，选举变成了选票和利益交易的场所，甚至可以说变成了（选民）供物祈福的仪式 。毫无疑问，这种体制可以形成，正是因为日本的特殊央地关系：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自主权，东京因而可以通过财政补助金控制地方政治。
有着田中军团下属议员与自民党实力派人物的其他选区也差不多。比如在鹿儿岛3区当选的二阶堂进与山中贞则 就是模仿田中角荣，大力引入公共工程，实现贫穷落后鹿儿岛的现代化工程，以此换取选票的。他不仅开发建筑业，甚至直接动员建筑业工人来竞选：
「在这个选区花钱最多的应该是二阶堂派吧。二阶堂派的王牌是在建筑业方面。现在，所有的农民都是半个建造业的日工，在公共事业中工作，而在重要的郡里，从中央政府或县政府来的大型工程都委托给二阶堂的土建业者。这些建筑公司的日工们在选举时每天拿着工资进行竞选运动。 二阶堂是否直接出钱另当别论，但定论是他的选举资金和其他候选人有天壤之别。」
自民党的保守王国，在日本全国都按照这个范式铺开：选区的人民以一个乡土出身的实力派人物为他们的「盟主」，以铁一般的团结而闻名。这些地区的民众仍然强烈地残留着传统的「社会风俗」、「共同体」思想，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力学——通过把选票献给在东京政府有权力的人，就可以得到回报，获得社会资本，得以推进开发——的时候，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
保守阵营的这种统治结构，是在「1955年体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对保守政党以前的统治结构进行结构性变革而重新形成的。传统的保守统治结构，是地方名望家——老爷们和有权势的人，通过为当地人提供当地产业的工作，以及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构筑起来。 而中川一郎等新派议员就与这种结构对抗，和学校出身的官僚勾结在一起，从而获得政府机关的补助金，通过这些金钱来整修道路和港湾，改良水利和耕地，推进农业和渔业的近代化，由此得以强烈地吸引因土改而成为新自耕农的农民，以及在青年团下集结起来的年轻人。这群战后新民众肯定战后新宪法体制下的民主化与和平，追求私人幸福与利益，与鼓吹战前体制意识形态的老爷产生冲突。在这一点上，比起当时的正统保守派，农民与年轻人的心情更倾向于战败后的革新派。就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流的统治体制确立了下来。新兴的保守议员搁置修宪议题，通过吸收这些人，将他们与东京的官僚阶层直接联系起来，推进经济增长和现代主义社会改革，最终使其成为保守政治的新核心支持阶层。
北海道5区的中川一郎、千叶3区的滨田幸一等人，都是这群新兴保守议员的代表。几乎都是在战后初期以战后派青年的身份踏入政治世界的暴发户，与革新政党一起，高呼打破由战前老爷支配的保守政党体制和封建意识形态，并号召对其进行改革。比如战后以炮兵中尉身份复员的山中贞则，就成为了鹿儿岛县内青年团运动的领袖，而青年团运动的目标正是打破农村过去的封建威权结构，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与此同时，他又以山中隼人为化名向歌坛投稿，一时引起瞩目。不久他就从县议员选举开始，逐步步入核心政坛。一直在选举高呼「反权力、反金钱」的山中贞则走亲民路线，吸引了大批革新政党的支持者。正当不少人都以为他会加入社会党的时候，他却加入了日本自由党，又在自民党建立后投靠河野一郎，辗转最终成为了中曽根派的重镇。 后面所提到的中川一郎，一开始在选举中高呼的，也是反老爷、反精英、反道厅官僚；而佃农出身的他，最初的票源也不是北海道大学毕业的精英，而是十胜农学院毕业的同学。
他们所计划的，是符合战后大众化的「民主化」（确保大众的生活利益）和「近代化」（开发）。而且，这里也带上了这样的一种乡土主义、农村主义色彩：纠正明治以来偏重东京和都市的近代化过程，给地方和农民照入一束光。 随着他们所主导的、崭新的「被保护者和随从者的民主主义」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名望家统治，过去以佃农、底层劳动者、农村青年为主体的革新势力也被他们所分解、吸收，地方上的社会党式革新势力，其社会基础几乎完全局限在官公劳系（政府雇员）的劳动者身上 。自民党就这样从社会党手中夺走了工人与农民的支持基础。
那么，北海道社会党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二、激进农民，但不支持社会党
其实北海道农民并不一定会激进化。正当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时都拜倒在自民党议员带来的现代化开发主义体制之时，长期以「开发」为政治中心的北海道，理应更加支持自民党。农民在九州、本州、四国，都是自民党政治的强烈支持者。
其中一个典型就是，北海道5区曾经是中川一郎的「保守王国」 。他出生在帯広，以十胜地区为自己的地盘。从十胜农学院毕业后，他来到九州大学的农业土木科，随后成为大野伴睦的秘书，以此为跳板进入政界。就像田中角荣等人一样，他也致力于越过地方政府，直接从东京导入大量的公共资金，完成当地的现代化。他们都是出身于穷乡僻壤的人，却致力于打破官僚精英和老爷们构筑的统治集团的高墙，让百姓直接享受到来自东京的公共事业投资。只要看起来是这样，他们出发时的姿态就会是「革新」的，而且，一定会有他们的「执行力」带来的实际利益所迷惑，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者，转变为他们粉丝的工农群众。
中川一郎也走亲民（特别是亲农民）路线，他的秘书山田辰雄说：
「一郎在建设别海新酪农村、架设厚岸大桥、构筑钏路新港等方面上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在十胜地区以外，他在钏路也积累了大批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了渔民的支持。（中川一郎）致力于各地渔港的建设，此外也听取了（群众对）道路建设的详细请求，为酪农的牛奶外运道路铺设了路面，因此他很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中川在家乡以外的钏路和网走地区也获得了不少选票，其总得票比北海道五区的安全当选线八万票，多出了近一倍。结果，以网走为地盘的安田贵六，以钏路为地盘的北村义和等人都被中川硬生生挤了出去。
那么，北海道农民又为什么会转而支持社会党呢？
有一个地方上很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川一郎在1983年众议院选举前，在札幌公园酒店的10楼突然死去了，官方发表的死因是「自杀」。他的死因众说纷纭，不少人猜测他其实不是自杀，而是因为因为他作为党内非主流派太过耀眼，结果被「权力」杀掉了。不管如何，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来继承中川的保守王国，反而引发了激烈的选战。他的儿子中川昭一、秘书铃木宗男都宣告参选，中川派的道议员武部勤也强迫患病的铃木派议员安田贵六退位，由此参选，此外北村义和也宣布参选。结果就是保守票被分散得很严重，尽管中川昭一得到了全国第二高票（16万票），保守阵营的候选人却只有他和铃木宗男当选了，武部、安田、北村都落选了。结果就是社会党候选人渔翁得利，足足当选了三个议员，北海道5区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选出三个社会党议员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能依靠选区内40％的选票获得五分之三的议席，是因为他们巧妙的分票战术。广大的北海道五区，根据地理上的区分，分为三个人口几乎相同的地区：十胜（带广）地方、钏路·根室地方、网走（北见）地方。这三个地区分别是旱作地区；煤炭和渔业地区；稻作地区，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彼此的对抗意识也很强。社会党让三名候选人分别担任该地区的代表。在十胜地区和网走地区，社会党安排了两个农民代表作为候选人。新村源雄、岛田琢郎分别是当地农协的会长，也是北海道农民联盟的干部。钏路地区的候选人冈田利春则出身于太平洋煤矿工会。三人分别在各自的地区活动，出色地完成了竞选活动。
冈田利春议员如此说明自己在钏路的选举：
「结果，五区各有各地区的所谓门罗主义，社会党的议员就是靠门罗主义当选的。我则有公明党的青年部和妇女部的选票流入。另外，我通过呼吁渔业的安全作业，以及要求如今成为一大利权的鲑鱼、鳟鱼定置网问题进行民主化，也获得了保守渔民的选票。不过，门罗主义还是在农村性质较强的十胜和网走比较强。」
不过，这些显然都只是比较浅层的原因。
真正的答案就在于北海道农业性质与农民运动的特性。
首先，北海道农业人口没这么小，虽然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北海道也发生了激烈的农民转行现象，但从事与农协（农业协同组合）有关工作的人口依然很多。而众所周知，北海道的农业人口基本上都是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民，他们的平均耕作面积高达8.8公顷（日本平均为1.2公顷）。这个平均耕作面积，在以甜菜、土豆、豆类等旱作物为主的十胜平原达到18.6公顷，在以酪农为主的根钏平原甚至达到了33.7公顷。将土地与耕作机械等因素考虑在内，以此计算每家农户的平均保有财产的话，十胜地区43％的农户都是5000万円到1亿円，11％的农户甚至超过1亿円，而负债达1000万円以上的农户也接近半数。他们不是本州那样的小规模自营农民，不是小农，而是农场主、农业经营者。
这些大批量地生产单一农作物的北海道农民，其对经营农业的敏感性更强，很容易受到国内外市场动向与政府政策的影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战后的北海道农业受到了农业协同组合的很大影响。农协对于本州的农民来说，不过是提供贷款、组织农民集体购买产品的组织而已。但对于北海道的农民来说，农协甚至会扮演介入种植计划与运输农产品的角色，起到相当活跃的作用，这也为什么农协在北海道相当发达。 立花隆的『农协』就写道，农协在十胜地区的士幌町，为了不受市场影响地进行马铃薯的计划生产、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而建设了全亚洲第一的淀粉工厂。
曾经遍布日本各大城市的四叶印农协牛奶，也是他们为了对抗大资本的乳业公司而首先创办的。农协还以制糖企业为对手，建立了用甜菜制作砂糖的自家制糖工厂。一度成长为一兆日元企业的ホクレン，就是北海道农协联合会的流通机构。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农民今后对农协的期待程度，一度达到了76.5%（十胜、钏路地区约为80%）。
拥有这种特质的北海道农民，在战后北海道的政治中留下了独特的足迹。他们将农协的招牌——协同组合主义 推上了政治舞台，主张农民应该不受政治和大企业影响，实现自己的团结和自立。在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他们参与了日本协同党的建党，让北海道有七名协同党议员当选，使其成为了北海道内政治势力的第一名。此后日本协同党曾多次更换名称，到1961年被自民党、社会党两党分别吸收。但北海道的农民领袖即使所属政党不同，其作为农民代表的一体性仍然是根深蒂固。
北海道农民作为大型小生产者的特质，反而让他们的农民运动屹立不倒。最能代表北海道农民独立性的组织，就是「北海道农民联盟」。它的前身「北海道农村建设联盟」在1945年12月就已经建立，当时这个组织与正经的农会联盟「日本农民组合」比起来，明显是温和派、民族主义派的。到1961年，它改名「北海道农民联盟 」，从此一直在支持自民党与社会党的农民候选人之间摇摆不定。但不变的，是它与农协不即不离的关系，也是它的三个性质：批判自民党政府农业政策、志在保护农民生活、倾向革新阵营。
它的组织率也不低，根据道政调查会的调查，它到1980年代初，依然涵盖了全北海道40.6％的农民，在十胜地方、网走地方更超过50％。北海道农民是希望它帮农民做到以下的目标：提高农产品、养殖业产品的价格，抑制农产品与养殖业产品的进口，实现农协的民主化。足足有差不多70％的农民认可它应该扮演与农协不同的角色。这种农协之外别有组织的情况，也是日本全国独一份的。
在1967年的农民联盟二十周年纪念仪式上，代表常东农民组合的山口武秀说：
「北海道的农民组织以今天这样的形式，从容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这在本州的府县是无法想象的。北海道没有因为战前的运动家少，就被这种（农运不行的）固定观念所束缚。农民的自由结合之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而农民的政治意识也不断高涨，我认为这是北海道农民组织得以持续二十年的基础。」
北海道农民运动有多强大呢？根据中川一郎之弟中川義雄（北海道自民党政策審議委員長）的说法，强大到可以左右收多少税：
「（北海道）农民联盟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在农户和税务所之间起到了谈判的作用。因此，农民会按照干部的指示把票投给社会党。但是，哪有按谈判结果决定交多少税的地方呢 ？总的来说，北海道的农民被惯坏了。我哥哥（中川一郎）和我经常对农民说，还有进一步合理化经营、降低成本的余地。」
调查显示，农民对北海道农民联盟的期待排名第五的是税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北海道农民联盟也发挥着类似日共的民主商工会的作用。简而言之，与在土改告一段落后，随即终结的日本农民运动不同，北海道农民运动反而出现了一个逆潮流的高峰。
与士幌町相邻的中札内村，是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小村，但也与士幌町并列为农协集体经营的先进示范区。据说，这里每户农家的毛收入远远超过十胜地区平均的两千万日元，达到近三千万日元。中札内村的农协会长梶浦福督长期负责指导村里的农业。
按理来说，这样富裕的农村（富裕的小生产者）理应是自民党的铁盘。然而梶浦福督却在1982年言辞激烈地批判自民党的农业政策：
「由于自民党现在的政策，日本的农业正在日夜不停地缩小，不久就会灭亡。政府因为财界和企业的意愿，强行推进农产品自由化，并宣传只要继续减少面积、农民继续转行，实现有美国水平的大规模经营，日本就可以在国际上展开竞争。但是，企业运来的配方肥料价格比国际价格要来的高，而饲料也是从美国花高价购买的。谁都知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以后，即使有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进入日本，那也不是从美国来的。结果，日本的农业在政治上的考量，和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界的压力下逐渐崩溃。
而且，利权关系不清不楚的政治家们都聚集在一起了。政府大张旗鼓地为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提供补贴（以购买价格的50%），农民也受其影响，纷纷购买新型农业机械，但这只会提高农作物成本，而增加农民的负债。最终结果是，只有制造商及与其勾结的利权政治家从中得利。自民党引以为豪的别海町新酪农村，投入了九百五十亿的巨资，让九十四户酪农入村，但各家所负担的债务似乎永远也还不完了。
现在，农民需要的不是这样的补助金，而是团结起来，为真正合理的经营而发动脑筋，与政府和财界进行抵抗。中札内已经证明了，只要那样做，我们就能做下去。农民投社会党一票，并不是认为社会党有更好的农业政策，更不是相信社会党所谓的革新。但是农协中央干部们被政府笼络，转而支持保守政党，这真是岂有此理。农协组织应该找回自己的初衷，推进民主化。福田和中曾根一方面迎合了美国意愿，另一方面又说美国打造的战后教育制度不好，这大概是反省战前体制得不够吧。
战后日本之所以繁荣，不正是因为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吗？现在，北海道的农民需要的是彻底实现民主化，实现自立，为此社会党只要有必要，就会伸出援手。」
梶浦在1983年北海道知事选举中，是为横路孝弘助选的「道民联合」的代表。而横路孝弘就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连任12年。但这并不是因为横路是革新势力的象征，或者他是社会党议员。相反，这是因为梶浦基于横路这样的经历，认定他是更适合农民自立与民主化这一目标的候选人：横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抵抗住政府、自民党和财界的压力，在农产品市场自由化的浪潮中保护农民。
换言之，自民党政府的农业政策自然刺激北海道农民走向了激进化。
不用说，反对自民党政府的农业政策并不等于真心支持社会党。根据道政调查会在1981年的报告『如今的农民』，北海道农民对政党的支持，几乎与本州农民无异。自民党的农民支持率为53.4%，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而第二大党社会党的支持率不到四分之一，仅为12.5%。就连十胜、网走地区，其支持率也停留在14%左右。
担任北広島町社会党议员的小堀武信，感叹说：
「（北海道）农民联盟过去的干部，如北修二、河口阳一等人，也曾加入自民党。一开始农民代表一般是不管那么多政党与意识形态的，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贸易自由化的风潮开始兴起。在农民的危机意识高涨的情况下，社会党发表了『农民宪章』（1963年），反对依赖外国进口农产品，主张提高粮食的国内自给度，促进集体经营。从此，农民联盟的活动家就与社会党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而且，和共同体的人情羁绊关系很强的本州农村不同，北海道的农民是一个个地单独行动。他们成为社会党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以后，为了向农民代表投票，原本保守的农民选票也流向了社会党。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社会党是否制定了适应北海道农业现状、抓住农民人心的具体农业政策呢？对此我多少抱有疑问。自民党是明显面向富农的，他们主张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补贴实现农业经营近代化。与此相反，社会党只是在观念上阐述集体经营和粮食自给论，对于如何以中小规模的个别经营为基础，实现全村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集体化，却没有具体的建议。另外，社会党对城市的市民阶层说的话就不一样了。即使被人说，农民只是利用投向社会党员的选票，表示对政府的不满，并不是真的支持社会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选择支持横路的北海道农民联盟，与其说是认同社会党，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同了横路孝弘提出的一村一品运动，想要通过一村一品运动将「全村振兴」延续下去。
三、虚幻的「赤色道厅」
所有人都承认，北海道社会党首先是右倾的。本州的社会党左倾到激进程度在全世界社会党中名列前茅，还发生了左右派的激烈对抗，北海道的社会党却主打现实主义、左右包容一致。札幌地区工会的事務局长重野広志在接受高畠通敏访问时，说：
「北海道社会党的一大特点是，与本州相比富有灵活性。北海道虽然也有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的对立，但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本州那样严重的抗争和主导权之争。在选举中，候选人出身不论是左是右，全党都一致地支持他。
其中一个原因是北海道的性格，不适合那么麻烦的大陆式理论斗争。另外，北海道是政府主导产业的地方，所以没有一个产业可以足够大到，有那么产业的单一工会做支持，候选人就可以胜选。大家不互相合作就无法赢得选举。而且，自从田中道政以来，社会党在北海道并不是单纯的批判性政党，而是承担政权的现实政党。即使在大众的脑海中，北海道的社会党也不是单纯的批判性政党。」
「即使在知事选举中接连败选，党也一直在寻找着能够吸引党外群众的候选人，全力以赴地进行竞选。从来没有想着失败就失败了，暂且将某个道评干部立作候选人的想法。横路虽然是议员，但在路线上存在很多问题。但因为他是可以获胜的候选人，所以左派也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横路。」
毫无疑问，这种柔软的现实主义，也是横路可以胜选的重要因素。频频打出苏式社会主义道路牌的本州社会党，毕竟难以吸引都市选民。
其实在横路孝弘之前，还有一位社会党知事——他就是在1947年到1959年执政的田中敏文 。后来他曾在1979年宣称：
「我在政治上最大的努力，在于如何将社会民主主义、劳动阶级的利益，在北海道这一个地方自治体中、在北海道行政中体现出来。」
1947年第一次地方选举中，不过是一个道厅的係长的田中敏文，一举当选北海道知事（当时的名字叫北海道厅长官），年仅35岁，是全国都道府县最年轻的地方首长。考虑到社会党也是在这一年上台的，他的当选也没有那么突兀。
但是，这位田中敏文毕竟是一个社会党右派的技术官僚。 他之所以要标榜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他相信，必须通过培养「健全的中产阶级」，避免劳资对立激化，为此就需要「科学的」、「有计划的」行政。
田中敏文的出身是技术官僚，他也很强调「科学」政治的这一面。他也不反战，1943年时就公然吟咏「以出征之心守护绿色 护国之山」，之后也说：「我曾在战争中，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和同僚一起思考，日本的『科学技术振兴策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而，我认为从当时思考的东西中砍掉『为了赢下这场战争』的字句，到今天也还是适用的」。九州帝大农业部毕业的田中敏文，作为山林行政的技术官僚，一直主张科学主义的行政。
田中敏文还是一个主张「革新民族主义」 的人，反对苏联与康米主义，并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融入政治实践之中。在1979年的笔记中，田中敏文写道：「我也在号召住宅改革时，强调了乡土意识。……在（北方四岛）领土归还运动上，战后的北海道人民也展现出了强烈的舆论，从道民运动发展成了国民运动。这也是乡土感的体现，我也一直去助长它、推进它。」
1951年北海道知事选举前，田中敏文的支持核心——日本社会党北海道支部联合会（道连）制作了一份『在保守藩动与赤色间回答』的海报，宣布要在排斥「妨碍民主化的保守势力」的同时，「与侵略的康米主义坚决作斗争」。它的三大公约是：
1 坚决抨击那些为渔利而牺牲北海道的产业和北海道人民的生活的政治头目，努力实现以北海道人民为本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2 为了防止威胁北海道和平的赤色势力的侵略，保护产业和生活，充实劳动者的自卫力量，确保北海道的治安，我们继续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3 促进保证日本独立和安全的媾和，尽快实现先前与杜勒斯会谈所发表的归还齿舞群岛声明，进而促进千岛列岛回归，和（在苏）被扣留日本人的回国。
1951年10月日本社会党分裂前，田中敏文已经在努力抑制北海道道联——他们已经决议反对在旧金山条约中单独媾和与批准日美安保条约。而是否赞成单独媾和，正是社会党左右两派分裂的原因。
田中敏文本人也在1951年10月强调这样的选举公约：「我国当前最大的课题是如何防止极右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和极左赤色势力的侵略。 在地理环境上，北海道很容易成为左右两大势力的跳板。为了谋求北海道的产业开发和北海道人民生活的安定，排除来自内外的侵略和压力，我期待能推动民主自卫运动。」于是，田中知事上任伊始就推动「千岛返还恳请运动」的团体进行统一，更于1951年12月在东京直接向杜勒斯呼吁苏联将整个千岛列岛还给日本。在鸠山一郎访苏前，他也与社会党道议会会长荒哲夫一起到鸠山的箱根别墅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在他为1956年新年贺词而分条列出要点的草稿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字句「日本人对领土的思考方式，日本政治家的无信念如何呢」。田中在任期间一贯重视北方领土问题，一贯坚持敬爱皇室的传统民族主义。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频频在新年致辞中提及四岛的他，比不少保守阵营的政客还要强硬，是四岛回归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他虽然反对吉田茂，但也为此不惜与同样反吉田的「第二保守党系」保守右翼乃至旧军人等势力合流。当时日本保安厅的幕僚和旧军人出于意识上对康米主义的反感，感到苏联有可能入侵北海道，对此十分警惕与焦虑 。1952年8月保安厅第一幕僚监部第二部副部长浦野胜等人进行了北海道秘密调查，焦虑于北海道人民不像他们一样重视苏联入侵的可能性：
一般民众对保卫北海道缺乏热情。我们询问了沿海各地的町村的有力者，特别是町长、村长，但表示自己对国防漠不关心的町长、村长占了绝大多数。对于康米主义阵营的入侵问题，他们既一点也没有不安到精神衰弱，也没有旺盛的敌忾之心。沿岸地区每年每户的水产品收入平均四十万日元左右，几乎没有失业者。这次招募北海道警察预备队员的效果极差，于是道内各驻地部队的队员中，道内出身者与道外府县出身者的比例，某部队从以前的四比六大幅下降到差不多一比九。从这一事实来看，我想也能察觉到道内民心对国防的某种态度。……我们推测当地居民对国防的漠不关心和康米党势力的渗透，给了（秘密出入境者）很大的便利。……根本问题是，我们要提高国民的国防意识，改善国内设施的改善，由此驱逐康米党势力。……我国防卫军尚未完善，（苏联）如果实施这种作战，很可能会束缚到强大的美军。在这种情况下，康米军队入侵北海道的热情和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
他们甚至「不安到精神衰弱」到，考虑复活战时体制的保甲制度与邻组制度。然而，田中敏文却很亲近这种右翼的主张，他1951年2月在北海道林业部的「林政调查室」中雇佣了两名前陆海军军人（田中忠胜、久住忠男），让他们环游全道各地港湾。根据久住的回忆，这是因为田中知事在考察，北海道是否有可以作为海上自卫队基地的地方，而他也提出了保卫北海道的基本构想，甚至包括「最小也要配置四个师团」。
田中道政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地方与一个比较不出名的地方。比较不出名的地方，是他在美军占领期实际上亲近日银总裁一万田尚登主导的「日银復金体制」，也亲近GHQ-日银-经济安定本部的统制经济网路。比较出名的地方，就是他成功地抵制了保守阵营政治家广川弘禅的阴谋，阻止了他将北海道分割为好几个县，再设立一个「北海道省」的计划 。
田中敏文的行政之所以会结束，主要是因为它的乏力与丑闻。吉田茂为了抗衡「赤色道厅」而设立的「北海道开发厅」，作为国家开发主义体制的重要机关，成功地让自民党的东京政府掌握了北海道行政的主导权 。第二则是北海道的社会党议员都忙于利用地方执政权的地位来从中渔利，导致丑闻频发 。就这样，1959年田中敏文拒绝第四次参选北海道知事，社会党的执政就此终结。此后1959～1983年的24年间，北海道都由保守阵营的知事统领（町村金五、堂垣内尚弘 ），高级官僚出身的他，理所应当地进行着开发行政与保守道政。
田中道政虽然结束，北海道社会党的荣光没有结束。自民党作为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的产物，而北海道因为大地主与土地资本，传统上是民主党系的地盘；然而，自由党系的候选人也借助来自东京的开发资金，联合中枢反攻地方，这就导致北海道保守政界的两派一直相持不下。趁着两派内斗，革新阵营渔翁得利，乘着革新自治体运动的东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旬，革新阵营一度控制了16个城市。然而革新自治体因福利扩张的呼声而起，也因福利扩张的困境（财政枯竭）而衰败，当1970年代末革新自治体运动结束后，革新阵营针对地方政治，已经提不出新的愿景了。
然而仿佛奇迹一般，横路孝弘却代表社会党赢下了1983年北海道知事选举。其实，这并不奇怪。1980年代新兴的地方政治中，除了各地纷纷不分保守阵营、革新阵营，一起推戴保守派候选人作为知事以外，还兴起了一股比起「物的丰裕」更重视「心灵」的潮流（虽然很小），是一种标榜「文化行政」、「故乡行政」的「无党派·中道革新」政治。 比起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福利政治、和平反战，这种「革新」却更像是淡化自身保守、革新色彩，立场温和模糊的「清廉、勤政、爱乡土」。而横路孝弘与北海道社会党其实是乘着这一波非传统东风，才得以夺回道政的。
首先，我们应该确认的是，1983年这个时间点上的社会党其实有着一波回光返照的气势。1983年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是小胜；与此同时，社会党不仅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拿下了北海道知事的宝座，它推出的协会派候选人奥田八二 还险胜龟井光，赢下了福冈县知事 的位置。
跟福冈一样，保守阵营也推出了错误的候选人。福冈的龟井光深陷生活腐败丑闻，北海道的三上显一郎虽然是个能吏，却与前两任知事相比，明显显得更加平庸，而且性格上缺乏亲和力，也很难受人喜爱。曾任副知事的他，是前两任知事「官僚道政」的延续，强调自身可以作为「北海道与东京的通道」，而横路则是强调「北海道经济的自立自主」。三上显一郎得到了自民党、公明党、社会民主连合等党的支持，由此形成「保守·中道联合」。他还发动「道厅机器」，层层动员各町各村首长、四千多个道厅相关企业与团体大力拉票，建立了理论上牢不可破的选举防线。然而，他却无法吸引北海道人民。
与此相比，横路孝弘和他的父亲都是国会议员，长期保持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当时还不到40岁。作为东大法学系的毕业生，他的个人形象良好，个人魅力突出，因此可以得到工会会员以外的市民选票。最重要的是，革新阵营以「胜手联」（与横路自由联合的青年联合）为核心，为其提供资金，广泛发动市民，并积极让横路抢版面，使横路得到了众多摇摆选民的得票。横路阵营在全北海道成立了几十个「胜手联」，大力进行活动。「薄野胜手连」在一直被认为是保守阵营堡垒的札幌市薄野地区召开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学生胜手联」则公然对抗前来演讲的中曽根康弘，「胜手联」的组织甚至渗透进入了东京霞关的官僚之中。
不过，与奥田阵营标榜「革新VS保守」相比，横路阵营标榜「宁静的改革」。他们不仅自称「道民党」，大搞都市型选举，还努力压制自己的革新阵营色彩 。『朝日新闻』晚报评价说，横路的选战与「以知性派论客自居」的众议院议员时期不同，「彻底抛弃了『理性』，而诉诸道民的『情感』」。「他只是作为『道产子第四代』讲述了自己对北海道的想法，大声呐喊要让不断抛弃煤炭和大米的北海道自立起来，让开拓者精神复活起来。」『朝日新闻』认为，道内选民的不满，与横路呼吁「超越保革，集结政治力量，打破现状」的主张迅速产生了共鸣。
『读卖新闻』在1983年4月11日的早刊上已经判断横路肯定当选，但判定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父子两代议员的高知名度，和（横路阵营）建立了以往选举中看不到的战略，深入保守派、中间派选民。」横路一方面借用堂垣内知事提出的口号「道民党」，另一方面对于核电站的建设也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让人觉得「这还是以前的社会党国会议员吗」。另外，横路阵营在竞选运动上，以胜手联等组织为中心「摆脱了革新主导型选举」。『读卖新闻』分析说：「彻底的软性作战和横路的明星形象发挥了协同效果。」另外，道民意识的变化也是获胜的原因。考虑到北海道的不景气和农业等问题，『读卖新闻』总结道：「过去被称为革新王国的政治风土，为了寻求新的政治潮流，接受了横路所说的『安静的道政改革』」。
选举时横路确实不亲近工会。他对自治劳的干部说：「即使我当上了知事，也不要期待我们会那么好地合作」。横路也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并没有提出「夺回革新道政」的口号，反而提出了一个模糊的「新开拓时代」。
以革新阵营知事的身份，做着保守阵营知事也能做的事情——脱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公共设施大开发」，借助弘扬地方文化、保护地方环境，转向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的新发展策略，这正是横路当上知事以后要干的事情。
就任后，横路孝弘标榜着「安静的出航」，将上一任保守派知事的副知事和其他道庁幹部继续保留，着力延续保守阵营的道政。然后，横路下令不许社会党与工会人士接近道厅，以避免重蹈田中道政的覆辙。
对于横路来说，他的施政首先意味着延续保守道政的开发主义路线。他不仅继续以招商引资、开发产业为核心的行政，与东京的自民党政府保持沟通，还大胆地让道厅的官僚，和他的东大同学——来自于东京霞关的官僚，担任道政的主要策划者 。钏路革新市政的重点是取消招商引资的补助金，他却将吸引本州企业来北海道投资的补助金翻了四倍，达到2亿日元。为了振兴弱势的北海道工业，他主动来到欧洲为北海道作宣传，吸引企业设厂。横路还跟大资本家走得很近。他接受了土光敏夫的「将北海道打造成生物技术产业基地」建议，将生物技术推动经费纳入预算。横路迎合中曽根内阁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风潮，组织了类似国家层面的道行政改革审议会。他还一个个地邀请大企业和银行支行的高层，并积极与他们进行交流。在制定1984年度预算时，横路知事几乎完全接受了自民党提出的740项要求，这使自民党感到「无法与之争斗」。
上任没几年，横路就将自己保守化的趋势暴露无遗。社会党的原则是反战、和平、反自卫队、反核，他却背道而驰。他的一系列举动，最终引起了支持团体和市民的不满。
就任两个月后，横路在陆上自卫队第二师团的创立纪念日上，宣布自卫队「为我国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满足国民的期望」。1985年1月，他还在知事官邸与与三军司令官会晤，这是保守阵营的知事都未曾做过的事情。他的言论让自民党道议会防卫议员连盟的干事长感到非常激动，称这相当于投入了大量的预算来宣传国防工作。在1983年10月，横路面对道议会要求通过非核三原则决议时，否定了这个请求。他表示「在地方自治体决议国家已经决定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如此，他还批准了社会党和环保团体一直反对的日高人行横道建设工作和小樽运河填埋工作，理由是这两件事的行政程序已经结束了。最后，横路决定进行残疾人强烈反对的厚生省「精神卫生实况调查」。1985年夏天，他还与代表全斗煥总统前来日本的韩国政府官员和议员进行了会谈，并表示「我都离开了社会党了，会对客人保持情面的。」（社会党当时不承认韩国，要求承认朝鲜）。
横路将所有这些行动解释为「地方自治不需要意识形态」，并表示自己既不属于革新派也不属于保守派，而是道民党，要致力于满足道民的需求。 然而，这些行动违背了支持团体和市民对「革新」道政的期望，并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横路知事满足社会党和支持团体期望的，只有拒绝参拜護國神社，和在建设幌延町核废料设施上发表了一些反对的意见。
时任自民党政策審議委員長的中川义雄感到：
「总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感到焦躁不安。社会党的政审委员长熊谷道也自嘲说：『社会党辩解得越来越好了。』虽然我们极力要求知事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实际上，这（横路道政）与保守道政的做法几乎没有区别，因此我们无从攻击。 我们似乎在幌延问题上看到了（横路的）真心话，所以很想与之对决。……我认为，横路最终会以北海道政权的成功作为自己的特产，重新担任社会党委员长，所以不会放弃和我们的对决。但是，如果他和埼玉县的畑（和）知事其实没有区别的话，他也有可能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
原本作为社会党议员的畑和 ，就是在做上埼玉县知事后竭尽全力地中道化，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得到了自民党的推荐，在多次知事选举中无投票当选的。
重野広志（札幌地区労事務局長）也感叹说：
「横路道政的第一年，为了掩盖社会党在议会的少数地位，而让步了太多了。在自卫队问题上，与党的路线不同，横路是个自卫队肯定论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面对自卫队时，那个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横路知事最大的问题是，他始终无法摆脱别人对他的怀疑，即他是否与东大同届的精英官僚们一样，骨子里就是开发主义、精英主义的。这表现在他急于通过招商引资振兴北海道工业，又将北海道的自立自主简化为如何摆脱财政赤字的问题。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总是一个人做决定，以至于得到了『北海道共和国总统』的外号。
（横路都政）大体上是『安静的出航』，在所有事情上都避免与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这体现了横路作为政治家的资质。我认为重要的是确立革新的目标，经过艰苦的斗争，将革新的周边部分融入其中，以『一步步胜利』的方式勉强实现目标，但他只寻找能被保守（阵营）的主流派接受的道路。他在上任一年后获得65%的支持率，而这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但（这么高的支持率）并不是对实行革新政策的支持。在幌延的核电站废弃物设施问题上，横路终于显示出革新的姿态，这也是因为横路预期将会因此得到群众的支持。
一般来说，之所以在革新知事的领导下，执政党逐渐衰弱，是因为一直拥护为了维持权力而保守化，与以前别无两样的知事。 札幌地区工会在横路就任半年后决定不再成为「大政翼赞会」，以是是非非的态度严厉地对待（横路都政），也有这个意涵在内。」
重野広志在『北海道新闻』策划的横路道政就任一年评分簿上，针对横路的政治能力和领导能力，打下了最低的不及格分。重野并非社会党左派。相反，他在路线上属于江田派，从横路节雄议员开始就与横路一家关系密切。在横路节雄突然去世后，他也是那个引导孝弘成为继承者的人。但即便是这样的重野広志，也给出了不好的评价。
横路在选举上的胜利并不是社会党的胜利，投横路票的人，是在横路的选举口号中看到了自己的期待，才投票的。在「新开拓时代」和「北海道的自立」（的选举口号）中，有人梦想着通过超越保守道政的开发力度实现（北海道的）发展，也有人期待着建立起与保守道政完全不同的环境保护行政制度，由此实现质的转变。此外，农民也可能是期待着农业王国北海道的进一步发展。结果，社会党没能向横路都政提供，将这些（诉求）统一展开的具体政策体系。」
俗话说三岁看老，横路道政之后最出名的两个成绩，也是「一村一品运动」 的推行，与「世界·食之祭典」的举办。闹出自杀丑闻的「世界·食之祭典」就不说了，「一村一品运动」还是大分县的平松守彦知事先发起的（这位是典型保守阵营知事）。一言而蔽之，横路本质上就跟一个保守阵营的知事一样。
正因横路比起社会党知事，更像是保守阵营的知事，横路的胜利也无法与社会党的胜利等同起来。社会党并没有为横路提供一套「地方行政该怎么做」的动人理论，横路也在施政上尽力去掉自己的社会党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横路道政不是北海道社会党的中兴，而是北海道社会党末日的开始。
尾声：社会党王国的崩溃
横路道政并没有让北海道社会党再次强大起来。上文提到的北海道5区再也没有出现过三人同时当选的辉煌战绩 ，直到选举制度改革、5区遭到取消前，1986年、1990年、1993年的三次众议院选举，革新阵营只有一人当选，而1993年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前几次一直当选的冈田利春也落选了，导致北海道5区连一名社会党议员都没有。
曾经的北海道5区在选举制度改革中被拆分为北海道7区、北海道11区和北海道12区的一部分。今天的北海道12区位于北海道北部日高山脉的东部，某种意义上是最有旧北海道5区神韵的选区。但今天的它是武部勤和他儿子武部新的保守王国，左翼势力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北海道7区曾经可以是民主党的王国，但在2009年成为自民党在北海道唯一夺下的选区以后，就成了伊东良孝的天下。讽刺的是，完整保留中川家地盘的北海道11区，却成为了左翼势力在北海道的基地之一，多次让石川知裕、石川香织夫妻当选，2021年众议院选举中，石川香织代表立宪民主党以54.47％的比率胜选，中川昭一的女儿中川郁子只是比例复活而已。联想到中川一郎、中川昭一 一贯的自民党极右派立场，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北海道的煤矿因1985年的夕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等事件而规模迅速缩小，煤矿工会的势力也随之雪崩式溃灭。「国劳」因1987年国铁民营化而消失，而自治劳和北海道农民联盟的力量也减弱了。可以支持社会党的组织，纷纷都远去了。
1995年北海道知事选举前，横路孝弘宣布不再连任，在这场选举中当选的是社会党与新进党、公明党推荐的新人堀达也。自从堀达也在2003年引退以后，北海道知事就一直掌握在自民党的手中，再也没有被让出过，也未能出现左翼候选人险败于高橋はるみ与鈴木直道的情况——除了03年知事选举以外，他们在07、11、15、19、23年五届知事选举中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离开知事位置的横路孝弘没有再回到社会党，他加入了1996年诞生的民主党，并在其后长期率领民主党内部的原社会党系派阀。他给左翼势力留下的遗产，是小选区下的北海道1区，这是一个自从1993年以来，一直可以选出左翼政党候选人的选区。
今天的北海道12个众议院议席中，只有5个议席是立宪民主党的，其他5个是自民党，剩下一个是公明党的。2022年参议院选举改选的北海道3个议席中，自民党也拿下了两个。如今的北海道议会100人中，只有28人是左翼政党的（26人立宪民主党，2人日共），自民党党团多达54人。
如今的北海道知事是铃木直道 。作为一名自民党的政治天才与政治新星，他一直压着民主党系的政党打。经历过横路时代的老人没有支持社会党后身的民主党，反而是铃木道政的核心支持者之一。考虑到北海道大政翼赞铃木的格局已经形成，北海道无疑已经不再是左翼王国了。
参考文献：
『鈴木直道・北海道知事にリーダーシップはあるのか?』 （浅野一弘）
『一村一品運動の継続を可能にする要因』（向井加奈子, 藤倉良）
『戦後復興期の北海道開発と政党政治 ——田中道政の始動から保守合同まで——』（前田亮介）
『地方の王国』（高畠通敏）
『【寄稿】1983年知事選挙 : 福岡と北海道に関する新聞記事を通じた比較』（東原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