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本文无意大谈文章主题，而想简单介绍一下二战日本民众眼中，日本军国主义社会的一个侧面。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
如果就主题来谈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支不支持军国主义就像今人爱国不爱国一样，加上自家又确实有亲人正在前线（这就是为什么为士兵祈福）或者他们已经死掉了（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为他们的死赋予为天皇陛下而死这样的高大上意义——死亡战报一般都是「为了让后方家属为之动容」而写出定体文文学创作），所以哪怕一般人家在战场上死了几个孩子，也要在人前翼赞战争嘛……如果是你一向信赖的国家坚决要打仗，新闻也连夸早该开战了，身边的人也支持开战，那大部分人肯定也会陷入欢天喜地的庆祝中，并为祖国在前线的推进而欢呼雀跃。至于是不是从帝国主义战争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了才支持战争的，这个也不见得，毕竟战时资本家发大财，对此一般工农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一点下面也会再提。
言归正传，本文想要谈及的侧面，是别样的战时日本社会。如果只从战线上的日本观察战时日本，等于已经盲了一只眼了，这类的观察也是完全不可靠的。事实上，日本的战时体制对许多政治家、知识分子乃至底层人民来说，意味着思想上与生活上的变革：一方面，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协调主义被打倒，国内高举全体主义三面大旗，即公益主义（集体主义，或者说一视同仁主义）、国家主义、亚细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出现了平等化的倾向，经济生活则出现了计划经济化的倾向， 两化提高了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打倒白种人、解放全亚洲只是这种理念的一个侧面，而明确地要通过战争来收割他国权益的论调，甚至是不被日本当局所允许的。
这么说的话，或许就与国内所一般想象的法西斯主义社会、军国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说到底这才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社会之所在，它的内容从来不是全民昭和参谋化，欢天喜地高呼天皇万岁、一亿玉碎，而是一场巨大的右翼革新运动。
一、自由主义VS全体主义
为了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高度战时体制」与社会平等化、集体主义、反自由主义、经济计划化等政策的亲和力，在此想先引用一段笔者先前看到的二战时的英国的例子：
整个国家变成具有空前战斗力的“战争机器”。五年来，所有阶级、经济、职业的差异一扫而光。这个小岛前无古人地团结在一起。1940年5月，工党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下议院表示，政府“要全面掌控人员和财产。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社区，而是所有人，无论贫贱、无论男女、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于是有了战时社会主义国家，即战争国家，在这里私人利益让步于公众需求，国家计划仔细地管控消费和生产，所有英国人都要服兵役，要么进入军队及其服务机构，要么进入工业或农业。价格管控和进口补贴让穷人也能买得起东西。除了面包和土豆以外，所有食物都施行定量配给，以平衡严重的粮食短缺。贵族和伦敦的码头工人一样都只能买到通用的衣服和设施。国家还遏制了通货膨胀，以便把多余的资金投到战争中去。基本所得税50%，后来提高到97.5%，并对剩下的2.5%征收附加税。 为了在战时存活下去，发生了一场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每个人的生活标准都一样……
尽管这一段话说的很夸张，但日本发生的大体情况也跟这里各句分别描述的变化大差不差。压迫、阶级、政府愚蠢与欺瞒、官员贪污腐败、各集团的不和与斗争，乃至市民的享乐主义依然存在，但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与战时体制刚刚要全面铺开时，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上面那样的。
全体主义的理论
1938年创立的「国策研究会」作为当时的国家级智囊团，在1940年2月24日的报告中认为：真正的议会政策对立，是在战时经济体制上，到底采取「盈利经济主义」，还是「公益全体主义」 。支持「盈利经济主义」的，是既成政党（指政友会、民政党）。他们「拥护企业利润」，反对战时统制经济，想要在经济上保卫自由主义。对抗既成政党势力，主张「公益主义」的则是无产政党（社会大众党）。无产政党主张通过增加富人税、将战时经济利润收归国库，来做到各社会阶层平等地为战争而做出牺牲。为此，现在就必须确立国家主导的「全体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简而言之，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夕的议会，真正的议会政治对立轴，就是「自由主义」VS「全体主义」。从当时的常用话语来说，所谓的全体主义，就是日本国家对经济实行统制，并深度介入政治、社会各层面，以实现抑制「私益」谋求「公益」的社会；在政治上则拒绝腐败堕落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要求实现全体服务于全体的政治系统。
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也强调了「日本越来越不可能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同时「欧洲各国的走向难以看透」。就在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就在报告发出的前一个月，这份条约正式失效。依靠美国输入战略资源的日本因此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欧洲的国际秩序也在崩坏的同时，发生着巨大变革。以上两点就意味着日本走向「自立外交」的必然性。这也是「自由主义」VS「全体主义」在国际层面上的体现：自由主义支持国际协调主义，与世界各大国家保持协调一致、维护现政治经济秩序的和平与交流，支持国际联盟与军缩；「全体主义」则是「切断通向外面的桥梁，回到本丸」，讲求东亚的地域主义，拒绝依赖于欧美，实现经济自立，将重点放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上。日本在自由主义与全体主义之间，最终选择了全体主义。
这种作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全体主义」思想其来有自，早已发酵了一段时间。尽管全体主义更像是1930年代各方面多方向合力（这也是日本的特色）下，旨在从右翼角度改革内政外交的国家革新运动，已经渐入佳境之时，对现状的解释与发展，但全体主义还是在1930年代末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昭和研究会 ）提供的理论上的支撑。他们雄心勃勃，要通过「全体主义」的理念来解释国内与国际正在发生的变革，并要以「全体主义」为剑，为人类开辟下一个社会新纪元。
吉野作造的弟子蜡山政道 ，在1938年的夏天，踏上了由上海到北京的大陆之旅。在四五天的匆忙旅行中，蜡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身在前线」。「爱国进行曲和露营之歌的旋律，听起来也与在内地时不同」，蜡山意识到头脑中思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工作的问题……（是）一个大『战争』的一部分」。回国后，蜡山根据实地调查的见闻，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思考结果。蜡山开始认为，日本主体应该是「国民协同体」 ，国际上要通过日中合作形成「东亚协同体」。
根据蜡山的说法，「国民协同体」是「比『国家』更深一步……接近民族或国民，确保其意义或目的充实起来的新秩序」，同时也「将在概念上与『国家』对立的『经济』与『社会』包含在内」，是一种「立体的社会存在」。我们可以认为，蜡山构想的是将「国家」的概念相对化，让国家成为发挥多种作用的国民「共同体」。蜡山认为，他设想中的「国民共同体」正在现实中形成。因为在战时体制下，「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一起发挥着促进「国民共同体」形成的合理作用。
但是，形成这种「协同体」的合理作用仅仅停留在「扩充生产力」或「节约消费」、「抑制物价」等个别层面上。即使拼凑起来，也无法确立真正的「国民共同体」。蜡山说，这是因为「正因为这与日本民族在东亚及世界的国民使命相关联，所以它不能仅仅作为国内问题的企业和阶级问题，而必须被作为整体的民族问题来受到限制和结合」。那么，怎样才能确立「国民共同体」呢？蜡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既成的政治行政机关或团体，不能以『极权主义』的名义，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对国民进行强制。这将成为专制或独裁的别名。……不是要禁止议会或政党，而是重组国民组织」，以此形成「国民协同体」。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亚共同体」（＝国际新秩序构想）与「国民协同体」（＝国内新秩序构想）在其关系上更加紧密。昭和研究会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新明正道 指出。「作为东亚共同体的轴心而活跃的日本……首先必须在国内确立，立足于新原理的强有力组织。」对于新明正道来说，国民再组织化的目的在于克服「自由主义式的组织」。因为「自由主义」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国家和其他自由集团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垄断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
新明正道的目标是「整体的变革」。「国家必须进入社会，社会必须进入国家。政治必须进入经济，经济必须进入政治。」在新明看来，通过这种「整体且彻底的社会组织化」，对「自由主义」的国内体制进行「变革」，就可以推进日本的民主化。
尾崎秀实 也将「东亚共同体」论与「其他以称霸东亚的雄图为基础描绘的东亚民族大同团结计划方案」区别开来，从前者「东亚共同体」论中发现了「谦虚」的性质，并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之所以这么说，是尾崎认为因为「东亚共同体」论「意识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意义，转而认真地思考本国的再组织化」。
在尾崎看来，拥有这种「谦虚」和「认真」的人，是出征的士兵们。尾崎承认了他们的纯真，断言士兵们「并不是为了索要某种成果而流血的」。尾崎说：「这些人的期望，无疑是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支柱」。
归国士兵的怨恨
正像尾崎秀实所说的一样，这群出征的士兵在战场上得到了巨大的感悟，反过来刺激他们在国内建设全体主义新秩序。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华北战场上「大民会」 这个汉奸傀儡机构的设想，后来也成了「大政翼赞会」的原型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让中国人民安定下来而行使的怀柔政策，也启发了他们回到国内追寻新的社会改良政策。战场上是战时新体制，促使他们也想要将国内的旧体制，改造为战时新体制。
即便是日本战时的大后方，市民依然过着自己自得其乐的消费生活。银座依然繁华， 左边是柳树，右边是大楼，绅士、淑女在宽阔的柏油路上来来往往。大部分店铺都有橱窗，街上到处都是霓虹灯。非但如此，战争还让日本经济景气起来了。正如高桥龟吉所说，战争会「使得经济异常亢奋」。后来就任明治生命公司社长的山中宏，也感到经济的繁荣高点正在到来，「军需部门的繁荣弥补了和平部门的萧条，整体上经济继续呈上升趋势，与英美的不景气形成对照。……我想，今年这种倾向依然会进一步扩大地持续下去。……虽然军备扩张带来了不少影响，国际政治的对立也愈演愈烈，今年也可能因为扩军经济，而使各国的景气继续上升。」
大阪市民的总收入从1937年的3.753亿日元，上升到1940年的9.6503亿日元，他们将这些增加的收入用于休闲娱乐如旅游项目，而大众饮食店的营业额在一年间就增长32％。百货商店也十分火爆，新宿某百货商店自1937年的11月28日「岁末大卖」开始，每天都给全体店员发生意兴旺时的奖金。各百货商店盛况惊人，他们远远打破了前一年的最高销售记录， 店员休息室里贴满了「全员总动员」、「本日突破最高销售额」的告示。每家商店都有很多紧急招募而来的临时店员，有的甚至有850人。
被称为昭和喜剧之王的喜剧演员古川ロッパ则在日记中记录了市民消费生活的盛况。即使到了1940年5月，台下依然是场场爆满，客人数量丝毫未减。他自己也会在结束演出后，在帝国饭店和东京会馆品尝美食，在银座的酒吧『鲁邦』又或者是夜晚的神乐坂街道上流连忘返。
古川ロッパ有个剧作家好朋友叫中野实，他也是擅长创作幽默作品的编剧。战争爆发后不久，被征发到战场上入伍。1939年中野终于回国，古川立刻就去见他，却感觉两人之间已经隔了一道可悲的厚障壁，「中野就像回国的士兵一样，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他生气地说，日本女人太不懂战争了」，即使喝酒时，也是「完全像个归还兵一样」。古川ロッパ不断抱怨地说：「中野思想荒芜，完全成了个军人，真让人头疼……中野的想法越来越顽固，我都受不了了」。
古川在日记中写道。「我与中野在艺术、战争上激烈争论」。古川对中野的士兵式风格感到棘手。「中野实来了，昨天从南方坐飞机回来的。他看起来很吓人，没办法摆脱士兵的经历，这一点很麻烦。」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他也写道：「至今还是军人那副样子。总是说『我是陆军』之类的话。」古川和中野之间的裂痕越来越难以修复。
这是因为对比前线日本侵略军拼死作战，市民的日子显得有些太过滋润了。正因如此，从前线因各种原因回到日本内地的「归还兵」立刻感到了不适。
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内地社会的疏离。一位士兵在休假时访问了市内的书店。他说：「为了弄清她们（三名女校的学生）正在看的书，我把脸明显地转向她们，但是发生了我完全没想到的情况。她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摇了摇她的娃娃头，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瞪着我，接着另外两个也投来了同样的目光。 」这个士兵不得不谴责这种状况。「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反抗（我这样一个士兵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的轻蔑，从她说话的语气里更是流露出了贵夫人对待卑贱之人的态度」。他慨叹说。「士兵不是更会受到日本人的亲近、尊敬，甚至能受到敞开心扉的爱的吗……按理来说，不应该是谁都对士兵个人没有警戒之心，更不用说对军队没有丝毫轻蔑吗？」
战场上的侵略军也感到了一样的不满。甚至有日军士兵在诺门坎之战的绝望战斗中写下了诅咒城里人的话。
「忘记了惊奇的都市人，以知性的名义只知喝茶的都市人——大概对于我来说，即使与他们有缘，也跟他们没什么瓜葛了。但如果我活着回去，那就要用脚践踏他们。」
归国士兵的社会革新论
归还兵生还回国的喜悦很快被自己的违和感所取代，不得不感到自己成了大后方社会的障碍。有一个归还兵鼓吹说，军队生活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曾经是素未谋面的同志，只是拿着红色的召集令而聚集在一起，统合成一个整体而已，于是美好的生活就在我们中间生发出来。这里既没有自我，也没有黑市交易和赊账」，他感到自己是「过着太过美好生活的幸运儿」。然而，他在回国时就感到：「回到内地，进入社会后，恐怕会因为看到太多『丑陋的东西』而感到困扰吧。」
于是，他下定决心说：「我们亲身经历过战场和大后方。……我们正肩负着一大使命。我们的责任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他的归还兵也开始思索自己的使命，注意到「（内地）不幸的痛苦……反映在日本今天的学问、产业、经济，以及国民的日常生活中」。有人断言：「在战场上不可能有私利和欲望」，并批判了「以盈利为中心的产业」 。正因为在内地时，他会被公司的上司训斥「像你这种满身军队作风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才想「反抗日本内地和平主义的因循守旧」。他要反抗这种大后方的自由主义，这种「什么都要平等的西式观念」、「为了形式的形式主义」，结束这种「阻止国家以国家的力量完成圣战」的观念。在他看来，「杀人剑与活人剑是同一把剑」，战场上的士兵与回到大后方的士兵联合一致，在战争中获胜，就可以建设「与在露营与放哨时想起的故乡日本，相连为一体的广袤东亚」。
这些归还兵的共同想法是，要通过战争改革国内，而国内的改革又会创造新的「东亚」。这是一种对战争力学的期待——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过去的和平，而是建设新日本。士兵们把战场上的紧张气氛带到日本内地，决心要把日本改造成「即使洗得褪色了，也要清爽干净、不沾污垢的和服一样」的 日本。
此外，有些侵略军士兵在当地对「进入战场的资本家」感到「不满而反感」。 这些国策公司的「社员中有非常奢侈，极尽奢华的人，也对军人的劳苦不表敬意，十分傲慢之人。因此军人对资本家的蛮横非常反感」。
在愤慨的士兵中，有人将中国的「抗日、排日思想」归因于「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缺乏道义」 ，并认为这也是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的理论。虽然「从事变地返回日本的军人思想普遍稳健，军纪也普遍严明」，但有些返回日本的士兵们却持有反资本主义、强调道义性的想法。
抱着这样的想法的士兵们，在回国后会坚定军队必须平等化的意志。 例如，有人在给内地的信中写道：「回到内地后，必须设法改善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差别。」也有人抱怨说：「军官有高额薪水和战时加俸，生活奢侈，而士兵却拿着微薄的薪水。」要求平等化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具有不低的亲和力。在战场上的士兵中，甚至有人写信给社会大众党的党员，诉说战争的悲惨，「大谈反战」。
来自内地的信件，进一步加强了出征军人们的思想。收到来自内地的信件后，士兵们了解到国内「社会不均衡的状态」和「家庭的困难状况」。战时统制经济下，「和平产业」的失业增加，与此相对，「军需工业景气极好，资本家获得巨大利益，过着奢华的生活」。另外，军需工厂工人的工资上涨，休息日「很多人带着家人一起去温泉玩」。
有士兵担心内地困难情况，响应敞篷车的宣传战，主动投降，成为俘虏。在敞篷车巧妙的宣传战下，「军人的思想日益恶化」，日本当局承认「说『日本军队有大和魂，所以没问题』而放松警惕是最危险的」。
军队当局为了抑制侵略军士兵的思想「左倾化」，认为有必要「讨论如何努力消除导致军人思想恶化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适当实行对在内地出征军人家属、战死者遗属、伤残军人等的待遇、生活救助、失业救济、抑制物价上涨、物资配给等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等政策。其中不仅仅要改善出征军人的待遇，还涉及到经济社会体系的重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归还兵在1938年积极支持国家精神总动员运动 的开展。不过，他们并没有高声提倡精神运动。他们毋宁说是因为这种意念而也要参与进运动中来的：归来的士兵中，有人对「尽管战场上的牺牲惨重，国内特别是议会的状态依然我行我素」感到愤慨，主张「国家革新」。
回国的士兵们「从实际战斗的角度出发，对事变的关心和对时局的认识非常深刻和认真」。被「大后方国民的精神懒散」所冲击的归国士兵们开始要求纠正国内所有的不平等。城市与农村，「军需工业」与「和平产业」，「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地留守兵与出征兵，上级与部属，「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上层阶级与下层，都要平等起来 。于是，回国的士兵们推进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开展，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改变国内社会的构造。
事实上，这场精神总动员运动也并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口号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最重要据点在农村。农村「对事变的一切牺牲有忍耐的觉悟」，「如果农村牺牲太大，就可能导致战争不可持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其牺牲必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保持平衡」。从这一观点出发，政府也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作为农村经济更生运动来实行——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下，日本政府将1910年代末以来不断崛起的半佃农、中农组织起来，成功地重组了农村的社会秩序与阶层结构。国家试图保护作为这场运动主要推手的佃农。内务省警保局指示要支持合法的佃农争议。「对于因地主攻势而引起的争议，如地主要求上调租价等，应该相当积极地促使地主反省。」在这里，地主和佃农的立场发生了逆转。
希求革新的知识分子，与回到国内的日军士兵，就这样不谋而合地从一上一下两个角度，向着全体主义政治吹响了突击的号角。
二、转向左翼的欢喜
「如上所述，以雇佣和失业问题为中心来看，这个时期的民-军转换，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全面展开，而让1920年代几乎无法着手的『社会政策制度』成为可能的。其结果是，这给以下的领域：纠正社会贫富差距——社会的平等化和均质化；国家保证充分雇佣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增加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发言权；国家发挥自己控制社会和企业的作用；以及国民对战争受害的态度等等方面，带来了不可逆的质变。」
——雨宮昭一『戦時戦後体制論』
社民主义「变节的荣光」
战时体制展开所带来的「伪社会主义体制」，深深地吸引了日本的温和左翼。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土崩瓦解」，社会平等化，经济计划化，尽管这一切都是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服务，依 然深深地让他们着迷。吹嘘自己要取代过去帝国主义时代的大东亚新秩序，对他们来说也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其实在战时体制真正全面施行以前，他们已经转向这种天皇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了。
自温和左翼与日共分道扬镳以来，他们一手组织、发动工农进行斗争，企图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一手参与国会选举，试图在国会发表人民的声音。然而，战前的各种恶劣环境使他们即便拼尽全力，也只能组织工农中的极少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会、农会脆弱而微小，他们的运动也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逐渐失去气力。在另一边，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以其两党制挤死了新生左翼小党的政治空间。早在温和左翼政党组建时，国会的选举地盘已经被两党分食殆尽 。温和左翼无穷无尽的内乱、分裂与抗争，更加使得他们如同一盘散沙。等到他们合并起来，在1933年组建社会大众党时，他们的运动正沉浸在巨大的停滞与僵局中。
转向阶级调和的先声早在大萧条时就已经开始。当时日本最大的工会联盟「总同盟」发动产业协力运动 ，号召工人积极配合资本家，提高企业生产力，换取企业承认他们的团体交涉权、给予他们退休金，并收获了不小的成功。而为了打开生路，此时的社会大众党党首麻生久从军部统制派、民间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中看到了希望。麻生过滤掉他们主张里各种天皇至上、建立总力战国家的言辞后，隐隐地预感到他们推动的国家革新运动，将成为日本通过和平改革，实现社会平等化、经济统制化的可能。换言之，他似乎明白了，来自各个社会板块（国会、军部、民间、政府官僚等等）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多意图、多方向合力推动日本政府完成的政治社会革新，其成果将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某种意义在日本政治土壤中的真正落地。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哪怕要加入自己以往反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想让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而在日本得到实现。
接下来就是麻生久自1934年开始公然率领社会大众党乃至左翼的工会联盟、农会联盟，积极地拥抱「革新」论、与法西斯主义者合流）打出各种「现实」惠民政策、乃至于全面协力战时政府。他们想要抛弃反战、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则，换取翻动的日本国家扩张政府权力，进一步下沉社会，以实现作为现实成果的「两化」——社会平等化、经济计划化。
在1936年5月的通常国会上，麻生久呼吁日本政府实行肥料国营制、制作佃作法、保护耕作权。他「在劳动问题上，他呼吁政府对产业劳动者实行统制，确立以国家为中心的产业，并协助劳动者的产业，保障他们的生活。……他针对中小工商者的没落，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开辟出金融的道路，以挽救这一紧急状况。」与此同时，麻生久不仅以陆军统制派的「广义国防论」为盾牌，还要将「广义国防论」收作自己宣传社会革新的武器：
「在第二点国防问题上，我想向军部大臣问几个问题。陆军省曾出了一份题为『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上面说，国防仅仅有军备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国民生活的真正安定作为国防基础，就没有真正的国防。如果今天的经济组织有碍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就应该对塔进行改造，建立一个能够稳定国民生活的经济组织，我认为这就是它的结论。对于军部的广义国防论，我们完全表示赞同，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从其后的预算情况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部自身是否在践踏广义国防的精神呢？」
凭着将社民主义与日本的政治现实结合到一起，社会大众党获取了巨大的胜利，在1936年众议院选举中跃进到18个议席，进一步在1937年众议院选举翻倍到36个议席。可以预见，假如有着一个没有战争的时间线，社会大众党还可能进一步跃进到72个议席、144个议席。在1937年5月～6月举行的京都、神户、大阪、八幡市议会选举中，社会大众党都展示了惊人的势力，几乎追平了在都市选区相当强大的立宪民政党。在大阪市议会选举中，社会大众党成为了第二大党；在八幡市议会选举中，社会大众党的议席甚至与立宪民政党平起平坐。侵 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正是战前社会民主主义最辉煌的时刻，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将社会大众党的胜利当做是社民主义名副其实的胜利，如河合荣治郎就看到社会大众党的不少干部有着「法西斯」的思想，认为这是他们在选举中难以崛起所引发的「对自己政党无力的绝望」。然而通过这几次大胜，绝望为希望所取代，河合甚至看到了社会大众党从法西斯变成「社会党」的可能性。事实上，1939年的府县议员选举中，社会大众党虽然只在议席数上略增一席，但却比上次选举多得了八万五千票。在战争时期也得到如此多支持的社会大众党是「与现有政党相比，成绩良好，将来有发展的余地」。
带来希望的「举国一致」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社会大众党等转向左翼一边协力战争，一边借推动战时体制建设，更为强力地推进国家革新运动。他们也从战争的前线看到了日本国内体制改造的某种意味，比如，「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在1938年2月提出的建议书中，要求提高劳动者的地位。
「对华文化工作的基调，是要在支持、救济工农等一般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提高文化生活。但如果日本急于开发产业，而偏重资本的盈利，牺牲劳动大众的生活，则不得不说这是走错了日华亲善和合作的第一步。」
他们要求日本国内也采取在华的怀柔措施。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建立基本劳动政策」，其中包括劳动时间、工资制度、福利设施等在内。在农村方面，他们也要求政府「发放农作物种子」、「指导农事改良」，「普及初等教育」，整备医疗设施。
在战时体制下，每个人都协助了战争的进行，也凭靠着这种忠诚的名分，试图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工人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国民对国家都加强了自己的话语权。工人、农民和国民也都把实现自己的主张托付给不同的政党。
日本进入战时体制以后，日本政府呼吁全体国民「举国一致」支持侵华战争。这种「举国一致」的名分，成为了转向左翼进一步要求「社会平等化」的理由：第一，全体国民都要一视同仁地为战争付出同等艰苦牺牲，不允许工农全身心投入战斗，富人与资本家却悠哉悠哉地发大财、过着美好的生活；第二，为了工农可以更加专心地投入战斗、提高生产积极性，必须进行物质刺激，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换言之，转向左翼的工会之所以能对政府名正言顺地提出纠正不同产业之间的差距、实现收入平均化、提高劳动者整体地位的要求，正是因为有了战时「举国一致」的口号。
因而，这种伴随战争而来的「举国一致」的名分，使得转向左翼的工会能够提出如下要求。一是对出征士兵进行停职处理，使其在退伍后可以在同等条件下返回原单位；二是保障出征者家属的生活。劳动者们向「勇敢的企业主」和政府部门要求「让苦于生活的人们得以安于现状」。转向左翼不仅通过工会要求改善有关出征士兵的问题，还要求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例如，他们要求让中央和地方的劳动代表参加审议最低工资制度的政府审议委员会。战时政府生产力扩充政策，「对人力资源和国民体质保健都有重大影响」，因此他们要求采用两班倒制、12小时工作制，同时避免劳动时间减少导致工资下降。
在战时体制下，工人并没有沉浸在战争的景气中。由于战争景气的影响，「获得巨大利润、奖金与工资军需产业相关人」和「因此蒙受巨大牺牲、损失的和平产业相关人员」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转向左翼的工会要求制定具体的政策，以纠正贫富差距。例如，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希望导入工作份额的方式，要求政府将「和平产业」的失业劳动者强制分配到「军需产业」。另外，他们主张对「军需产业」人员新设「时局产业特别税」，或通过强制分配公债、实施强制储蓄令等措施，实现各阶层收入的平等化。
转向左翼不仅要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要求对等化、平准化，还希望在社会层面上贯彻这一主张。1938年7月，日本劳动组合会议向政府相关人员提交了一份邀请书，要求政府实施「白米禁止令」和「报纸杂志页数限制令」。 当时粮食情况并不是很吃紧。尽管如此，这份请求书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转向左翼要求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平等。该请求书认为，禁止白米的理由是，这是一个可以「全民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一概实行节约消费，并以此时常刺激他们加强对时局的认识，加深卧薪尝胆的意识，收获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成果」的好政策。 至于『报纸杂志页数限制令』的宗旨也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纸资源不足才要进行限制的，而是因为转向左翼认为过热的战争报道带来「竞逐报道页数之多，以庞大为荣的倾向」的现状，因而想要通过缩小页数来「反过来促使其钻研、提高其内容」。一言而蔽之，转向左翼要求政府根据战时工农的某种「生活实感」确立新的生活方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工会内部讨论的事情之一是「亚细亚劳动者的亲善合作」。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在1939年1月的特别委员会上决议：「向中国派遣劳动代表，调查其实际情况，建立贯穿于日满华的具体劳动政策，以共同应对新东亚建设」。他们提高劳动者地位的要求，没有停留在本国内，而也相应地扩大到东亚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个东亚地区还包括朝鲜半岛。昭和13年（1938年）5月，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全国大会，决议了『关于内鲜融合运动』的宣言：
「我国与朝鲜合并至今已经30多年，但内地人对半岛居民的歧视令人感到遗憾。我们在本大会的决议中，期待工厂内可以宣扬平等的精神和态度。」
与这群内地日本工人的动向相呼应，住在内地的朝鲜人的政治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这些人建立了社会大众党的地方支部，以确保发言权。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的调查，他们「除了一部分以外，都信赖帝国政府及皇军，大体上正在良好的倾向上行动」。要求平等化的内地朝鲜人政治活动，越来越变成合法、现实的运动。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转向左翼率领麾下工人农民对日本政府大表忠心的基础上。战时体制下的工人运动状况在「制止斗争的和平方针」的基础上转变为「避免无用的国内矛盾，向劳资协调、产业合作方向推进」。他们甚至认为政府禁止「立足于以往的阶级对立观」的五一节是理所当然的，可谓「进而通过劳资合作，为大后方的产业报国而迈进」的气运正在高涨。
「现在正是日本农业改革千载难逢的时机」
另一方面，转向左翼麾下的农会其进展甚至更为顺利。侵华战争的战争景气虽然让市民的日子滋润起来，但对农民来说，却直接导致了物价的高涨，使他们生活困难起来。因而，全国农民组合也在地方协议会上的发言称：「既然军需品工厂非常景气，物价上涨也会当然地随之而来的。」然而，也正由于战争，农民得以要求政府实施平时难以实施的政策。
1937年的「人民战线事件」中，日本最大的农会联盟——全国农民组合被捕者众多。然而，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战线事件更不是运动的挫折，而是重新确定运动方向的契机。事后，他们反省「以贫农解放运动为目标的阶级斗争，从过去的运动经验来看，是失败的，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转向「应该真正地在地主和佃农的协调下，向农村全盘更生和福利增进的方向前进」的路线。全国农民组合中央常任委员会在同月提出，自己会在抑制佃农争议的同时，积极支持政府具体化的农地调整法案和农业保险法案。从此，日本的左翼农民运动放弃了「以佃农为中心」与「反法西斯主义」的两大鲜明特点，转而走向「扩充大后方农业生产力」与「稳定农民生活」的方向，希求实现发动全体「劳动农民」（包括地主与富农、中农）的运动。
这里我们不妨再次详细地解读一下左翼农民运动的终焉。全农（全国农民协会） 一开始就是亲日共的农会，与中间派左翼运动（日劳系）的农会的大联盟，1930年代初极左派农会分子（旧劳动农民系等亲日共系）曾经从全农分裂而出，建立了「全农全国会议派」（全农全会派），其关西组织甚至一度参与了日共的重建。与他们对立的，是有着日劳系与劳农派的全农本部派——此时的日劳系已经跟着麻生久一起转向，控制了社会大众党的领导权。最终两派在1936年重新统一，他们握手言和的契机正是信奉「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劳农派农民活动家提出的方针。在劳农派的主导下，全农似乎一时可以兼顾反法西斯与支持社会大众党的任务。然而就在1937年人民战线事件中，劳农派被日本政府一扫而空，全农也被迫解散。
日劳系立刻跳出来，想要借将全农改组为「大日本农民组合」的机会，彻底制霸全农，让社大党控制原全农的全部农会。旧全农全会派当然不答应，他们宁可投奔东方会——一个更为纯粹的法西斯主义政党——麾下的「日农连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有稻村隆一 在搭桥牵线，他是老牌农民活动家，很早就在日农（日本农民组合）活动，也是曾经的日共党员。稻村在1927年「三一五大镇压」中入狱后，决心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坚信必须通过合法农民运动彻底扫除日共势力，后因加入「解党派」被日共开除。他在出狱后先是致力于扫清日共在全农新潟县连中的势力，其后积极参与合法无产政党的活动。满洲事变爆发后，稻村越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与橘孝三郎等右翼农本主义者联合起来，随后一路滑向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了1930年代右翼农民运动的先驱之一。
但除了他的人脉关系以外，还有着其他原因。正如永井和所说：
无论是什么原因，人民阵线事件表明左翼农民运动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存群众组织，不成为官僚镇压的目标，继续为群众日常生活利益而进行运动的话，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己积极地明确转向右翼，站在协助战争的立场上。既然如此，与其被社大党压制，还不如钻进右翼组织本身更安全，也更有利，这大概就是由全农转向日农联、东方会的农民活动家们共同的判断。根据这样的判断，他们实现了右倾的转变，用有马氏的话来说，就是把「与农民大众的生活实感密切相关的要求，和为了推进战争体制而扩大农业生产力的国家课题相结合的理论」，「把全农的阶级要求和将已经实现的东西转变为『国民性』要求，以此来保存以往的要求。」但是，如果将上述判断视为消极方面的话，那么这与他们在转向右翼的过程中寻求积极意义的想法反而是表里一体的。正如「现在正是日本农业改革千载难逢的时机」（ 野口传兵卫）这句话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战争时期当作消灭地主制的绝好机会，期待国家权力可以从上而下进行土地改革。旧全农集团的农民活动家在战争时期的活动，可以说是就是在这两种判断相交错的领域而成立的。
战时体制下的农民运动是自我抑制的。农会决定，将战争爆发前就开始开展的降低租佃费运动限制在出征士兵家属的范围内。在与佃农有关的诉讼上，如果是以出征士兵为当事人的诉讼，由于这样会对佃农不利，他们会停止对政府的陈情。此外，农会的要求从「租费全免、借款全免、电灯费全免」降低到「化肥无利息贷款」、「农具免费借用」、「公租公课全免」。面对地主时，不是由农会，而是由佃农个人提出「请求全免或减免」。
这种自我抑制当然要换取来政府的政策回报。转向左翼的农会联盟在昭和12年（1937年）10月的大会上，一方面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另一方面决定了一揽子农民对策，并向政府提出其要求。因为农民是有名分的。对于「作为兵粮之仓廪、强兵之母的后方农村」，政府「不像要采取防止农业生产力减退、消除农家生活不安定要素等应急对策」。他们要求确立「符合战时体制的综合、合理的农业生产计划」，同时呼吁实施实现该计划所需的各项措施。其各项政策具体包括：彻底改革税制、实施拨款制度、增加并维持自耕农农户、强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制定农业保险制度、国民健康保险法等73项要求。
战时体制下的农会成功地转入攻势。他们批判农林省官制的「农业报国运动」「有可能成为单纯的精神运动。」另外，他们也以协力战争为挡箭牌，反对对地主单方面有利的合作关系。「不去恰当地解决租佃关系而试图消除矛盾，并不可可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战时体制」。农会主张：「积极配合『农地调整法』的运用，使佃费合理化，致力于自农村开始永远消除纷扰之痕迹，这才是尽忠奉公之所在。」
似乎是为了报答农民自发的粮食增产，政府接连出台了农业对策立法措施。例如，根据1939年的『佃农统制令』，政府禁止地主提高佃农的租金。政府向佃农支付「生产奖金」，并进一步增加自耕农数量、加强了维持他们地位的力度，在这样的政策下，佃农购买耕作地变得容易起来了。
随着战争的扩大，农会运动甚至面临着之前提出的主要目标相继实现的新状况，似乎「正在被时代所淘汰」。农民运动因要求得到实现，反而陷入了目标失落感，甚至陷入了「焦躁的情绪」。
农民地位之所以相对提高，不仅来自于政府的政策，也来自社会大众党。例如，1938年的议会上，社会大众党的田原春次围绕兵役法修正案提出：「由于时局的关系，在营期间的延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农村遭受的打击很大。政府不想将士兵的津贴额度提高一倍吗？」佐竹晴记也就国民健康保险法案要求「消除没有医生的村庄」。对于农地调整法案，前川正一则更进一步，逼迫政府制定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佃农法。
社大党的政策自救
正如上文的国会议员发言所示，这一时期彻底从「阶级政党」变成「国民政党」的社会大众党之所以能够得到麾下工人、农民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有现实具体的政策。
社会大众党在农村方面，提出了以战时粮食增产为目的的「农业报国」 政策。不过，社会大众党并不是要通过牺牲农民来实现粮食增产。这是因为，要实现粮食增产，根本上就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然而，随着战争的扩大，作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男性，纷纷转职成为战场上的士兵或城市工厂的劳动者。剩下的都是妇女和老人，因而农业的生产效率会显著下降。为此社会大众党构想了几个对策，以提高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女性的生产效率。社会大众党提出了托儿所、或者是共同炊事、共同洗澡的制度，乃至于普及农村营养餐的目标。为了以女性劳动力填补失去的男性劳动力，社会大众党指示各地方支部对女性实施生活支援对策。
更重要的是，社会大众党呼吁有计划地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经营共同化，来实现粮食增产。对社会大众党来说，实现这种农业近代化的社会前提，就是降低高额的租佃费。根据社会大众党的调查，农业机械化、农业经营共同化有所发展的地区，都在战争爆发前的数年前因佃农斗争，降低了佃租的费用。因此，社会大众党以农业报国班为中心，对农村进行一元化的指导，积极开展活动。社会大众党就是这样以扩充战时农业生产力的名义，试图促进地主—佃农关系的解体的。
社会大众党在工人方面的基本方针则是「鉴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从加强国家总动员体制的角度出发，树立劳动方面的国策」。后来，社会大众党又将这一基本方针改为「公益优先原则」。 社会大众党从这一观点出发，一方面试图「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工人的工资、工作时间、工厂和矿山等一切事情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则试图「确立对劳动的保护和助长政策，培养人力资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大众党通过积极协助政府的产业报国运动，试图影响国家的产业劳动政策。
社会大众党向国家要求的政策是极其具体的。例如，在完善法律方面，社大党主张通过修改公司法「排除资本隶属」，设立「劳动法院」。另外，在制度设计上，社会大众党希望实现「劳动管理制度」、「劳动调整基金制」、「国民劳动保险制度」。
社会大众党还考虑到了不让政府主导改良政策实施的问题。为了「防止政府成为资本御用机关」，要同时「设置下意上达的机关」。社大党主张该机关要有中央、地方各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民间专家参加。
社大党之所以要向工农展示这些具体的政策来获得支持，是因为国家会在战时体制中下沉到社会中每一个角落，与工人发生直接而强力的关系，从而削弱了他们与社大党的关系，结果社会大众党的根基就会崩塌。社会大众党与国家展开了争夺工人的战斗，这使社会大众党产生了别样的危机感。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事情并没有转向左翼想的那么好。比如他们给予巨大期望的统制经济，事实上是相当有利于大资本的。正如高桥龟吉 说的一样：
1：通过国家控制原料，产业界得以从无法确保原料的不安中解放出来，原料价格的稳定缓解了成本高带来的经营压力。
2：战时对劳动力的控制缓解了劳动力方面的问题，降低了工人工资的高成本。
3：为了扩充生产力，现有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结果，拥有优秀设备的大企业，其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
然而，毕竟这场大战曾经有那么一瞬，让左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战时体制下连发的革新政策，是他们绽放的最后之花。统制经济、阶级协调，为他们展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私有财产制派生出的各种危害可以完全合法地通过国家本身来消除 。」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帝国主义争霸战争，而是「民族发展的战争、要求资本主义改革的战争」。
三、「战时社会主义」与「神之国」的末路
「现在的日本与康米主义，只隔着一层纸」。
这是1943年1月，青年山田风太郎正在食堂吃饭时，听到一名身穿晨礼服的绅士说的话。日本社会各领域的平等化，在同时代似乎看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化。社会下流阶层地位的上升，印证了这种虚幻的「社会主义」化。在「黑市」经济横行的情况下，「涨得最多的是工钱，木匠、鞋店等的工资都很惊人。像鞋子，去年春天是一百二三十元，最近是二百二三十元左右」，一年将近翻了一倍。根据其他的记录，「在木匠方面，战前一元六十钱的东西变成二十元」，出现了十倍以上的涨价。
下层人民地位的上升，与希求平均化的阴暗面情绪联系在一起。「哪个内务部长的家一着火，就会有大量的木炭和砂糖被运出来，引起人们的反感」。「山一证券老板的房子里放了很多汽油和砂糖，所以看到房子着火的人没有去救火。」像这样的流言蜚语在社会上蔓延开来。
山田风太郎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市民们看着东京白金台的宅邸因燃烧弹而燃烧起来，纷纷发出了同情的声音。「『可惜啊！』、『真想帮一帮他们啊』大家纷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之声。但是，大家只是袖手旁观，似乎眼见这种富家溃灭时，眼睛里闪烁着欢喜。」
山田在日记中写道，「就社会主义与日本民众的关系而言，在日本民众中，80%的人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50%的人可以说对此完全无知」 。从这个数字来看，日本民众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太大的憎恶。但是，因为被强烈灌输了国体观念，即使当政者允许，恐怕也不可能采用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我）对康米主义并没有好感。但是，我也想反抗有钱人。……不管怎么说，我对康米主义的态度没有好到憧憬康米主义那么夸张。也许这也是迄今为止的教育的潜在结果吧。」也就是说，底层人民并不把现状看作是日本的社会主义化。然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落到不少上流绅士眼中时，就是的的确确的「社会主义化」。日本政府在战时的调查也显示「工人们虽然信任军队，但对政府和官吏却毫无遗漏地怀有憎恨。」不满让他们期待日本的社会平等化，信任则让他们支持军部内阁抛出的革新政策。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翼赞政治体制也要求日本社会「社会主义」化。翼赞体制下的议会，审议『农地国家管理法』草案时，在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中，有白鸟敏夫和桥本欣五郎的名字。作为陆军激进派军官，桥本参与了几起政变未遂事件。后来他组建了国家主义团体，在1942年的翼赞选举中当选。因为议案中包括了这两位权威人士的名字，所以政府决定「慎重处理」。在翼政会议案审查会上，议员围绕法案进行了如下的问答。有人问：「这个法律出台的同时，佃作地会被强制征用吗？」答曰：「是的。」又有人提问说：「总之，现在成为焦点的是基于全面权力发动的农地改革思想，可以这么看吗？ 」答曰：「不能只把它看作是全面改革的思想。从国家的立场来看，为了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应该动用国家的权力。」
法案的提议方为了寻求支持，而纷纷发言。桥本说「痛感到这个法案的必要性」，极右翼的超国家主义者赤尾敏 也半威胁地说「请大家务必了解到，一旦法案不能上程，我已经做好了相当的心理准备」。显而易见，『农地国家管理法』的目的在于将农地国有化。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创设、扩大自耕农数量，减少佃农数量的政策。在上流阶层的绅士看来，这样的农村政策不是『社会主义』化又是什么呢？社会上流阶层对「社会主义」化抱有危机感，应该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佃农的跃升、地主的沦落
与此同时，日本国家的革新政策也进一步在城市与农村得到推进。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日本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面向农村的革新政策，农村的农民还是在日本政府沉重的征收粮食压力下过得很苦。
为了让农民上交想交也交不出来的粮食，官员「用警察的力量把所有人都抓走，说些『你们要考虑前线官兵有多辛苦』的话来威胁」，对此农民毅然决然地说：「在第一线奋斗的是我们的子弟，我们更了解前线将士的心情，希望官员们在工作时也能了解一下百姓的心情。」在战争中，出征的士兵和农民最为积极地配合了战争，士兵和农民的牺牲也最大，因此，对于官员的命令，农民的反对声音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在战时体制下，不少农民确实在进一步追求社会的「向下」平等化。
农民对自己生活的苦难抱有强烈的不满。「为什么只有百姓没办法吃上自己种的米、麦呢？如果社会全体都一样受苦就好了，但现在的做法是只来欺压我们，没意思。」
他们的不满因佃农斗争的频发而显现出来，佃农斗争仅在1943年3月一个月就有42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了的佃农争议中，其最终条件都对佃农有利。在佃农斗争中，由于佃农的「要求被贯彻为实际情况」，「过去的地主攻势逐渐主客转换为佃农攻势」。 在地主—佃农的关系中，佃农的地位得到了上升了。农民所处的战时社会环境本来就是极端的。但是，即便如此——或正因为如此，农民也逐渐掌握了他们的政治话语权。
因为佃农生活困难，其中也有人提出归还耕作地，其主要原因是「人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有人「出于功利打算的观念而这么做」。这些佃农之所以提出要归还耕地，是因为他们眼见对农产品价格与其他物价的不均衡、农产品利润与劳动工资的不均衡，对此感到不满，想通过归还耕作地来要挟降低佃作费。也有很多人「被军需工厂及日工的高工资所迷惑，逐渐厌恶专业务农，转而从事副业，将剩余劳力投入现金收入多的方面」。此外随着米价暴涨，农民收益颇多。
战时的繁荣让不少农村过上了相对快活的日子。『家之光』1940年1月号里提到：
「虽然关西遭受旱灾的农村很可怜，但全国的农山渔村都久违地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舒展愁眉。特别是养蚕繁盛的府县，自经济繁荣以来一直人气高涨。」
『家之光』的1941年12月号也引用了神奈川农村主妇的话，指「农村的债务少了很多，大家都很高兴。」
尽管如此，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农民与日益贫困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要健全得多，甚至还有闲钱去温泉旅行。在战时体制下的「全民饥饿时代」，农家经济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
一个普通佃农之家的战时经验是这样的：
「（昭和）十三年以后（经济）进入战时统制。米价年年上涨，到十三年是光一陷入绝望（昭和七年时？）时的两倍，到十五年是三倍，……然后到十七年完全进入战时统制，那时光一作为农村的基层指挥者忙碌起来。昭和十七年农业收入的构成为96%，其米价超过20日元，十五年以后进行耕地的交换分合，……十八年左右开始在此基础上开展自耕农创设运动，到昭和二十年都不需要进行农地改革，西山家就变成了不缴纳佃费的农家。」
也不仅仅佃农是这样。「社会身份、交际程度较低的下层人民」比佃农的收益还要高，「他们通过在工厂务工等手段收益颇多，现在依靠佃作来确保自己的粮食，又利用闲暇时间来打工是最划算的，这些下层人民月收入不低于一百日元。生活上可以与中产的土地所有者相媲美。」在佃农中也出现了平均化的倾向。社会平等化达到了「下层人民」可以「与中产的土地所有者匹敌」的程度。战争使「下层」农民的经济地位上升了。
与农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争前地位相对较高的地主、「中产者」、「乡间的代表性人物」，其经济、社会地位明显下降。 虽然在战争时期（或者正因为是战争时期），他们也参与邻组、部落会等「公共事业」。然而，这样的工作「闲得无聊」，再加上日本政府要「消化国债配额」，为此他们出资变多了，「捐赠等村内交际」的费用也增加了。而又加上减免佃费的打击，他们的「实情相当艰难」。
地位下降尤为明显的是地主。地主一直以来只征收佃农，「没有及时应对时局的活动」，只是「墨守陈规」。但是在战争时期，这种情况下，地主「理所当然地会被世人忌惮为反时局的存在」。于是，地主开始协助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当局增加自耕农数量。然而，内务省警保局以严厉的眼光看待地主的努力。觉得他们只是为了避免家境沦落、无法确保自己口粮才这么做，怀疑「难道这不就是他们明哲保身的一个办法而已吗」。地主的地位相对降低了，而佃农的地位相对上升了。地主—佃农关系走向解体。
这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在农村的政策也十分强力。1939年的佃租统制令（禁止提高佃租），与1940年的米谷管理规则（除了自家的口粮以外，米全部上交给生产组合），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然最大的一波冲击，乃是双重价格制：政府会直接从佃农那里购买粮食（生产者价格），再支付给地主一笔钱（地主米价格）。由于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不让地主米价格的涨幅超过生产者价格的涨幅，佃租实际上发生了剧烈的下降，从1941年的48.9％下降到1946年的13.2％。战争期间各种自耕农、半自耕农半佃农、佃农的数量都在增加，地主的数量却直线下跌。 到战争末期，近代乡村的地主制已经失能，地主制社会走向了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结构上更为现代化、更为垄断资本主义化的农村社会。
战争还帮助日本农民缩小了他们与市民之间的距离。由于1939年的旱灾，朝鲜粮食减产，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市民减少消费白米，将米与萝卜、大麦、南瓜混在一起吃。有农民投稿给『家之光』的1940年3月号，指农家早就在进行混食了，城市人早该忍忍了。还有农家将自己贫困的生活列举出来：每天都要喝粥，粥里面的米一般不洗，而且要混入洋芋和豆子；「每天能吃到米饭，但是菜是咸味噌汤和酱菜」、「最近是黄瓜茄子的收获期……从汤汁到蘸料，全都是黄瓜茄子」。他们借此发泄某种快感：市民的生活水平终于也下降到和我们一样低了。
随着战争进一步进行，日本政府全面推行物资分配统制的制度，此时（1944年3月）哪怕是东京，配给的副食品也为每人每三天三根葱、每五天一片鱼。陷入饥荒的市民反而倒过来羡慕农民就在粮食原产地那里（再加上乡下粮食管制没那么严格，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少城市青年甚至月薪族都愿意娶农家的姑娘。到这个时候，一直以来面对城里人时的农民自卑感，逆转为了面对城里人时的农民优越感。
战时的「劳动者音乐大会」
城市的变动虽然不像农村那么大，革新政策却也四面开花。
战时体制下的工人控诉道：「新体制下的强买强卖已经够多了。资本家景气很好，赚得盆满钵满，而我们工人却苦于当日的生活。抛开大道理来说，只要能纠正这一点，即使不讲新体制、日本精神之类的题目，我们也会努力工作。」对他们来说，「新体制」也好，「日本精神」也罢，都不过是「标题」而已。会扩大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差距的社会体制不是「新体制」——如果说扩大贫富差距的社会体制理念是「日本精神」，那么没有一个劳动者会愿意拥有「日本精神」。内务省警保局观察到，这种言行「逐渐向指导性意见乃至舆论的方向转变」。
城市工人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家以外的人。物价高和生活物资不足，原因在于是黑市交易和配给控制不完善，因此「有产阶级」应该是「容易得到物资」的。战时经济社会的颓废，使城市的劳动者和下层民众逐渐激进化起来。
国家也不能无视劳动者的不满。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940年设立的官制工人组织）在1942年9月制定了『经营负责人前线指挥运动纲要』，旨在让为了让资本家负上更重的担子。「前线指挥者是该工厂事业场的社长、董事等经营负责人。」经营层不可以继续坐在豪华的董事办公室里，而必须在生产现场与最基层的劳动者一起流汗。其内容很具体，「与劳动者同吃同住，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现场实情的认识」。 另一方面，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呼吁对保护劳动者的政策进行法制化，及早制定「国民勤劳法」。该法律案的内容，第一是工资制度，要求确立「以生活工资为基本的工资制度」，「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努力工作」，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扶助费、年金、退休金、健康保险等方面。第二，「确立劳动法庭制度」。这是一个审理违反『国民勤劳法』的案件的制度，其目的是「一并处理劳资争议、损害赔偿等问题的解决和调整」。第三，「教养训练及福利设施」。为了「让皇国劳动者尽善尽美」，「经营负责人应该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兼顾员工的教养训练和厚生设施等问题」。该法案之所以重视劳动者的「教养」，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文化的发展与技术、技能的提高密不可分，劳动者的国民教育是生产的根基」。
实际上，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为了对劳动者进行「教养」教育，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运动1943年，他们除了派遣「剧团、演剧队」452次、「特别剧团」53次之外，还举办电影巡回放映、「劳动者音乐大会」、画展等66次。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产业报国」。但是，这不仅仅是单纯地民众在在总动员体制下协力战争，事实上还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地位通过战争而相对接近了。
城市的平均化不仅体现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还使女性劳动者的地位不断提高。「女子最高最低工资=现行最高初薪太低了。要在厚生设施及其他方面采取有效的方法，使女性能够安心工作，这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最紧迫的是，我们要修正女性的初薪工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在男性劳动者从战场上回国之后，女性也会进入职场，获得与男性劳动者同等的劳动成果，为此就必须给予相应的待遇。改善女性工作待遇的要求非常具体。例如，作为福利设施，从「母子宿舍」、「哺育托儿所」开始，详细叙述到「理发室」、「盥洗室的镜子」等等。其背景是「保持女子特性」的观点。虽然这不能掩盖他们不把女性平等看待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些待遇改善政策得以部分地施行，使得在劳动者的职场环境中，男女平权又前进了一步。
劳动环境的平等化不仅在男女之间得到发展，在女性之间也是如此。国家把女工组织成女子挺身队。所谓女子挺身队，是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而成立的动员女性劳动者的组织。这支女子精神队的出勤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种倾向在「大城市良家的子女」中尤为明显。政府认为女子挺身队必须「豁出去」，「进军职场」。但实际上根据出身阶层的不同，情况也有所不同。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国家将考虑对女性也实施国民征用令。战争要求国家采取政策，对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一视同仁。
作为苏联间谍的尾崎秀实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后，在他的申诉书中，依然不忘国内的革新现状。在他看来，社会的平均化确实在推进。「政府实际上已经推进了社长征用制。」之后会「走向资本和企业（经营）的分离，并涉及国家任命公司董事」，这样资本的国有化=「社会主义」化就完成了。
抗拒理性的日本主义、道德沦丧的全体主义
然而，这毕竟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只是一场「拟似革命」罢了。这种战时社会主义，只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侧面，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面——政府对社会的强烈镇压、国外残忍的侵略政策也已经显现出来了。而且，它也会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而一起败落。
比战局更先崩坏的，是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全体主义的理念。进入1940年代初以后，全体主义理念越发陷入僵局，从1930年代末改造社会现实的热切理想，走进了一条空洞、虚无、难以理解、与现实脱节的离奇道路。
大政翼赞会成立、1941年日美开战前后，极右翼的日本主义运动来到了它的最高点。然而随着他们的政治要求不断被日本政府实现，他们自身反而陷入了政治失落感之中：「由于对美英宣战，对外运动的主要目标被解决，因此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运动方针……也有原定的演讲会遭到中止的」。蓑田胸喜 等法西斯主义者发起的「帝大整肃运动」，以他们狂热的举报运动，成功地让一堆唱反调的帝大教授丢掉了自己的工作。然而当目标告一段落之时，他的运动也失去了自己的目标。
曾经要求东条首相下定决心对美英开战的国家主义团体，在与美英开战后，随着「『吾事已成』的欢腾」，难以提出下一个目标。当 法西斯主义体制真的成为现实时，极右翼政治团体反而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下陷入了快速的衰退。非但如此，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还直接指挥国家暴力机关，逮捕国家主义团体的成员。自1920年代以来兴盛的民间极右翼，在战时体制下陷入了低谷。
日本法西斯主义开始走进了一条不说人话的道路。来到194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强调的「日本精神」、「皇道」、「全体归一于天皇」等理念，越来越向着抗拒理性、抗拒推理的模糊化、神秘化、宗教化方向发展。「八紘一宇」也是这样。1941年3月22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为了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召开了秘密会议。「严封保管」的速记内容公开，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996年。到底在讨论什么呢？在会上提问的是生田和平议员：「我想对近卫总理大臣提出以下数项问题。虽然日本国是神的国家，但看到首相的意向，这里有一处疑问」。
生田之所以问出这样的问题，很明显是想抓住政府答辩的言下之意，使其进退两难。例如，生田等人在『关于八纮一宇的质问主意书』中，就近卫内阁作为「国是」的「八纮一宇」的原理质问首相。政府的答辩书解释说，「八纮一宇 」是「神武天皇御奠都时下发诏书」一节中的一句话，与神武天皇「大御心的意思相同」。但这被生田认为是「陷入了巨大的错误」。因为神武天皇的诏书文字是「掩八纮而为宇」，与近年来的新词「八纮一宇」不同。文部大臣桥田邦彦不知该如何回答。桥田逃避地说：「我想了很久，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生田对近卫首相所解释的「八纮一宇」的意义深有体会。他抓住政府答辩书中「使之亲和而一体」的一节，追问道：「这是解释神意的语言，难道可以欠缺妥当性吗？」生田说：「我肇国的大精神是更崇高、更伟大的东西，它具有广阔无边的威力，如阳光般包罗万象，皆可沐浴于其惠。」在此，生田宣布神国=日本。「大日本神国国体的指导原理是履行神之道」。日本原本并不是神之国，而是神之国，这是追溯神武天皇的神话时才被发现的。
如何对待「八纮一宇」，京都学派也感到困惑。正如铃木成高坦率地说的那样，「八纮一宇还不是一种思想。虽然每个日本人都能含混地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但当被人问起时，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楚它是什么」。
在京都学派看来，「八纮一宇」存在着原理上的矛盾。事实上，神武天皇的神话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此「八纮一宇」并不能体现「日本的世界性」——京都学派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拥护「八纮一宇」的原理。京都学派将「八纮一宇」解释成亚洲各国都能理解的反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原理，进而得出结论是：「八纮一宇」的「万人万邦而得所」「不仅限于社会、国家，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宇宙」。
这样一来，「八纮一宇」概念的「具体内容」就无法搞明白了。大家都赞成「八纮一宇」。但谁也无法解释其中的内容。谁都不懂的「八纮一宇」成为了日本的新体制原理。据说，在另一次议会会议上，首相被问及「八纮一宇」时，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回答说：「这是神武天皇御创业的精神，将广大无边的仁慈垂于四海天下。」这是连首相都要看手册才能说明的理念。日本成了一说出「神」，就「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超逻辑性」国家。东条内阁就以这种「抽象的精神主义」来统治日本。
全体主义运动刚刚开始热烈地抨击「私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现状维持论」，要建立以国家统制为中心的新体制，实现「公益优先」、国家对全民一视同仁、各个割裂的社会阶层在国家的怀抱中融为一体的社会新体制。然而全体主义政治——大政翼赞会、产业报国会、町内会等——已经建立以后，在部分革新政策得到实现之余，剩下的却是巨大的空虚与背叛。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下跌；另一方面，本该满是仁义道德的全体主义日本，却充满了道德沦丧的现象。
通过对美开战以及在此之前的三国同盟关系，「割断桥梁、固守基地」的日本，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美依赖，确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圈。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这个自给自足圈的弱点立刻暴露出来。在将南洋纳入势力范围的同时，「为了将这些物资转化为对战争有用的产品，需要依靠船只运输，但由于作战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预计会遇到很多困难」。
国民的经济生活马上就紧张起来。以1934年、1935年为100时，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量指数在1942年为84，1943年为77，1944年急剧下降到67。东条内阁针对这种「事态」实行的是彻底的战时统制经济。
战时的国民生活被统制经济的网眼所覆盖。经济犯罪不断发生，数量逐年增加，就像从这张网中漏出来的一样。经济犯罪最多的地区是城市。由于「渴望物资的消费者、利欲熏心的奸商及中间人等人士的存在」，发生了巧妙的经济犯罪。「三岁小朋友都知道黑市」。这种「黑市的普遍化逐渐威胁到一般民众的最低生活水平，因此一般民众的情绪逐渐激化」。 问题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生活的紧张。「黑市」上「军用物资」不断增加，另外，负责统制事务的官员和统制团体的职员、町内会长、邻组长等原本在统制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频繁犯案，这些都是1942年的特征。
应该以身作则的军人、官僚、社会上层人士，在战时体制下应该保护公共利益。但实际上，他们不惜犯罪也要追求私人利益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战时体制下的社会，开始因为资源短缺而发生全方面的公共道德滑坡。政府权力极度扩张到社会的每一寸，而代表国家在末端行使权力的人肆意地作威作福。
正如小熊英二指出的一样，邻组、町内会这种组织成为政府向国民彻底灌输意志并动员他们的场所，同时也滋生出国民之间的相互监视和告密。于是，邻组长、町内会会长这些地方实力派因为告密和掌管粮食配给，拥有对地方居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更有甚者，公定配给的不足，导致掌权者「克扣」粮食，或因为亲友关系而暗中交易粮食。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讨好管理粮食的军人、官员、地方实力派。由于粮食和物资不足，治安恶化，盗窃案件增加。1944年2月，只有上流家庭子女才上得起的青山女子学院停用火炉加热便当，原因是便当经常被偷走。1944年开始的学童疏散使儿童也得面临这种窘况。粮食不足背景下的集体生活，使人性中的各种丑态显露无遗。集体疏散的儿童在住处编班，由高年级学生担任班长。这就意味着同一般社会里的邻组一样，班长手中握有对所在班成员生杀予夺的权力。柴田回忆道：「6年级班长的权限比老师还厉害，他们作威作福、蛮不讲理。」中国文学评论家竹内好在战后采访、收集原疏散儿童的体验时，发现「家里寄来的东西被老师克扣；倒卖配给的油；下榻的旅馆给教师和一般的客人提供白米饭，却给学生提供红薯或掺了杂粮的黑米饭」这类事例占据大半。
关于粮食的分配，疏散者同当地人也有过争吵，而且是手中握有粮食的当地农民占有优势。当时贫富差距较大，都市中产阶级原本极容易成为贫农忌妒和憎恶的对象。而疏散儿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村里。1946年1月，复员到静冈县农村的渡边清目睹了疏散儿童们高呼「吝啬的农民、愚笨的农民、鬼一样的农民」离村回家的样子。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录道：
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闹着玩儿。但是，当我看见孩子们因愤怒而僵硬的脸后惊呆了。孩子们对着田里的农民将手扩在嘴边认真地喊叫起来。……
……村子负责人也对疏散来的人很冷淡。不仅是大人，就连村里的小孩子，一旦发生什么就将疏散来的人作为“外人”，故意同他们打架，农作物被盗也大都归罪于疏散来的人。对孩子来说，在村子里的这一年，充满着饥饿、屈辱、忍耐。“鬼一样的农民”这句话就好像是从郁积起来的怨恨深处迸发出来的一样。
「神之国」日本，在受到美国的正式空袭之前，就已经变成了「道德的焦土」。
生活上的玉碎
随着日本进入战争末期，人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苦。城市也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早在1942年年3月的调查中，就有饭米不足的报告。对美开战后，剩余大米的消费和代用食品的急剧减少，来自产地的黑市交易与战争带来的不安心理引发了都市居民的不满。神奈川县某工厂在昭和16年11月的出勤率为90%，第二年2月下降到84%。因为工人都去买粮食了。在工厂里，「不考虑劳动的持久性而盲目前进，结果招致工人极度的疲劳……一时的感动反而招致了工人倦怠和厌恶职场。」男性工人从「效率保健等角度」考虑，希望实行八小时三班倒制。但实际上是12小时两班倒。靠精神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残酷现实的。甚至有工人在1944年说：
「一个月有三天是电休日，除此之外，除夕和元旦都没有休息。……为了达到目标，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8点，要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一点都没睡。」
为了在战争期间增产粮食，政府对佃农实施了阶段性减免租金的政策。佃农相对于地主，地位在相对提高。但是，随着战况的恶化，粮食供应的压力使农民没有享受上升感的闲暇。在农村，离开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专业农户越来越少，耕地返还、耕作粗放化等现象越来越明显。农民的不满指向了自身与城市劳动者的差距。「产业战士（工厂劳动者）有特别分配，百姓却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大米」。「城里有闲人们的粮食也得百姓出」。根据这样的状况，当局也判断道：「农民对城市人的反感和憎恶程度，和他们对政府一样高涨，使百姓们自暴自弃，产生了愚蠢的厌弃务农之观念」。原本对战争最为积极的农民，随着战局的恶化，他们对城市的怨恨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日本在外的战局迅速而大规模地陷入恶化。1942年4月，一名放学途中的中学生目击到一架「漆黑的巨大飞机」，从本乡方向低空飞向板桥方向。有行人大喊：「敌机来了！」少年有了「怪鸟翱翔」的感觉。这是杜立特中校率领十六架B25陆军双引擎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首次空袭。1943年5月，在阿图岛玉碎中，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这一事件成为国民预感到战败的重要契机。古川ロッパ在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阿图岛全军覆没后，人心已完全失控。」两天后，当局举行了山本长官的国葬。古川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一情景，他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做好了「全民玉碎」的觉悟。成功引导军队偷袭珍珠港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曾是全民英雄。山本的战死，对国民来说，是暗示着日本战败的冲击性事件。阿图岛玉碎和山本的战死，意味着日本国民不得不做好本土玉碎的觉悟。
战局的恶化也带来了国民经济生活全面贫困化的毁灭性后果。由于向下平均化达到了极限，底层已经感受不到了自己的相对地位在上升了。因为即使政府减免了农民的佃费，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由于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工农的收益，他们的客观地位最终还是会下降。
对于这种国民经济生活状况，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山田风太郎巧妙地用「国民掐自己的脖子，打自己的耳光」来形容。「运输工人推半小时的手推车收三十日元。运来的砂糖一贯卖一千日元。买糖的人还想用这种砂糖牟取暴利。用高价买入肥料的百姓，卖米的价格也高得离谱。用愚蠢的黑市价格采购材料的工厂，用愚蠢的黑市价格出售产品。这样一来，物价飞涨，货币价值下跌。自己苦闷、自己挣扎，国民自己也无能为力。」向下平均化的彻底实施并没有给下层人民带来解放感。全体国民都被推到了最底层的经济生活中去。
全体主义的皇国彻底破产了。山田风太郎愤怒地控诉说：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不仅是无力的，也是使日本陷入危机的原因。「啊，让日本陷入这种危机的，是那些顽固卑鄙的政治家、职业的精神主义者，想要以神祇、神风等荒唐无稽之物来战胜一切的疯狂信徒们」。有一天，山田风太郎突然在人群中听到有人大喊：「日本是神国……神的国家」。 虽然语言清晰，但那明显是一个「疯子」在叫喊。对山田风太郎来说，称日本为「神之国」，不过是「疯子」的所作所为。
日本人民对政府的怨恨，也终于发展到了军部身上。不少人觉得军部成为了上层特权阶级。「哼，吹着特许的警笛声，是高级车来了。前面一定有一颗星星，是陆军省吧！」。批评的对象甚至波及到了东条自己。国民的窃窃私语，变成了流言蜚语，到处流传开来。「东条大将盖新房、别墅之类的传言」。「东条盖了一幢七十万日元的别墅。小矶国昭用飞机从南京运中国料理来吃。」 东条他们并没有和下层人民一起打仗。在日本人民看来，他们属于值得诅咒的上流阶层。
与此同时，上层的旧体制势力精英，对东条内阁的批判也越发强烈。旧既有政党的出身者、支持国际协调外交的外交官、主导经济自由主义的财界人士等，他们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体制势力——旧体制势力。在东条内阁的领导下，在国内「社会主义」化的进程中，他们唯恐接下来就是战败后的「革命」。于是，旧体制势力结成了反东条的联盟。另一方面，东条也用尽了宪兵组织的情报网，仔细观察着不稳定的动向。这样一来，想通过政变推翻东条内阁就很困难了。除了东条主动辞职之外，没有实现政权交替的可能。于是，反东条联盟利用从支持东条转变为批判东条的国民舆论，试图逼迫东条下台。
翼赞议会对东条的批判也越来越强烈。「以前东条登台时，大家都会鼓掌欢迎，但这次东条庄重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却没有一个人鼓掌。」
这样的国内动向，动摇了内大臣木户幸一。近卫文麿对木户说：「最近殿下也知道东条失去人心的原因了」，木户回答说：「因为这是我说的吧。」木户坚定了打倒东条的意志。趁着国内社会反东条的气氛，木户想出了策略。东条想要通过内阁改造来渡过难关，而与木户等人气脉相通的阁僚却不答应辞职，导致东条内阁被迫下台。此时，已经是1944年7月了。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复活
随着全体主义的崩坏，1920年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复辟也愈演愈烈。在作家高见顺看来，1945年1月的银座「已经不是过去的银座了。昔日构成银座魅力的东西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是道路，肮脏的、有点脏的道路。」曾经因战争景气而沸腾，被士兵们指责为颓废消费社会象征的银座，在空袭中已成为旧日繁华的残骸。尽管如此，高见还是记录了别样的细节。「还是有很多年轻男女仰慕银座。……银座不会灭亡。」在满是瓦砾的街道上，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里聚集着年轻男女，「在像储物间一样肮脏的地方，他们就这样在短暂的时间里享受着青春。……半年前，看不到这样的风景。」在谁都预感到日本即将战败的情况下，人们反而开始追求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就 在咖啡馆的这一幕发生后的七个月，日本宣告战败投降。
日本战败对过去所属于政友会、民政党议会政治家来说是个好消息——特别是对于斋藤隆夫。斋藤隆夫在1940年的「反军演说」时希望日本更加率直地开展帝国主义战争，却被军部与大众视作反对军部的对象，革新势力纷纷指责他要歪曲「圣战」、「东亚新秩序」的意义，贬低圣战，最终斋藤遭到议会除名，政府「封杀了敌对意识形态」。不过，他又在1942年翼赞选举中回到议会。就在战败的第二天，斋藤隆夫在日记中写道：「时机已到」，他再次开始试图建立以宇垣一成为党首的新党。1945年11月16日，斋藤隆夫参与了日本进步党的创建，起首任总裁是原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回顾这一年时，斋藤隆夫的年末日记充满了希望。「战争结束后，政界的形势为之一变，我的活动之路也随之开启。我的地位和名声也会随之上升。」
因为战败，古川ロッパ和中野实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战败后的第二个月，古川的舞台上就像以前一样「观众们活力颇佳」，盛况空前。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观众中有美国大兵。
在古川看来，中野实「战时的异想天开正在脱落，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古川评价中野说：「他还没有摆脱战争时的情绪，有些僵硬，但好像正在慢慢恢复原状。」
几年后，两人在银座的大街上偶然相遇。银座的复兴正在迅速进行。中野约绿波去银座的几家店。「他一张能拿到两千日元左右的稿费，真是景气。据说有九个连载文章」。第二年，中野新建了自己的住所。他用各式各样的威士忌、色拉、奶酪来庆祝，又让受邀的杂志记者进行抽奖，抽到一等奖的杂志记者都忙得不亦乐乎，中野成了当红作家、编剧。中野邀请绿波一起去银座。两人已经回到了过去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时代。
二十年仿佛是一个循环，日本的人民生活恍然又回到了1920年代大正浪漫的节奏。但是，这一次变革所打开的未来，比全体主义要巨大十倍百倍。
参考文献：
『日中戦争 前線と銃後』（井上寿一）
『〈階級〉の日本近代史 政治的平等と社会的不平等』（坂野潤治）
『東方会の展開』（永井和）
『政友会と民政党──戦前の二大政党制に何を学ぶか』（井上寿一）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日本における「標準化」の史的考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 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 第217集）（山口隆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