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介绍一下大政翼赞会成立与衰退的简单经过。笔者不是很了解战时，希望能抛砖引玉一下～
应该说，大政翼赞会之所以能建立的最大功臣是议会政治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党人机关算尽的精明；而它之所以衰退，也是因为这份机关算尽的精明性。
19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化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一场以和平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右翼革新运动席卷了全国上下，上层机关几经内斗，在内政外交的「革新」中，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国家。既然要革新，那么自然要重塑政治社会结构、刷新体制，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上应运而生的。除了模仿德国、意大利以外，它也确实被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近卫文麿身边的）寄托了别样的理想，希望它可以打破过去腐朽分立的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创造统合整个社会生活、全体社会阶层的强大政治组织，实现上下融合一致、各集团融合一致的政治机制。有些知识分子甚至会隐隐地希望它可以推动日本进一步民主化。 当大政翼赞会刚刚诞生时，不少底层人民也对它寄予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希望。大政翼赞会诞生前，政友会革新派的一番话就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基本展望：
「真正强有力的政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有政党合在一起，联合各党各派的议员就能实现的。军人、实业家、官吏、学者，以及其他所有社会、阶级的俊秀，都在政策上必须意见一致，真心为君国着想，共同采取克己奉公的政治行动。」
然而这场新党运动有两个重大的难点，一个是明治宪法与天皇制不允许日本成立一党制国家，不允许出现这种名义上可能凌驾于天皇的组织；另一个则是政治舞台的大部分空间被议会政治家占领了，这些人怎么都不好处理。这群议会政治家的组织，就是当时日本政坛的两大政党：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
不过，两党的民主能力与执政水平已经饱受日本国民所怀疑。在1928～1932年四年政党内阁时期，除了贪污腐败丑闻以外，两党还沉迷于党利党略主义 ，只要能攻击对手、宣传自己，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可以，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两党政策立场高度相似，除了最基本的核心政策（财政紧缩主义-财政积极主义 ）以外，几乎缺乏任何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在野时宣传社会保障政策、社会进步政策，将自己伪装成工人、农民、女性的政党，上台后却将其彻底抛之脑后，只实行自己核心政策的情况屡屡发生。就连他们为数不多的共识——国际协调主义，也可以因为日本人民的对外强硬论高涨，而一瞬遭到抛弃。石桥湛山曾在1930年评价说，两党政策半斤八两，乏善可陈。大正民主之所以玩坏，议会政治家这种毫无规则感的玩法要负很大责任。
1930年12月开幕的临时国会，则见证了政党民主最混乱的一幕。政友会攻击民政党浜口首相的发言有可能让天皇负上责任，民政党则试图通过自己的多数席位压制政友会，两党议员随即在议会上演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乱斗。政友会甚至想将遇刺后住院的滨口雄幸拉到会场，使得滨口不得不在1931年3月拄着拐杖出席了议会。当时日本正因为民政党错误的金解禁政策陷入严重经济萧条之中，底层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议会却沉迷于两党互殴，使得议会民主在一般国民中的风评极低。时任众议院议员清濑一郎说：
经济不景气的寒风呼啸着，仿佛要把皮肤吹得裂开似的。失业者多达三十万，无家可归者多达二千人，对此议会没有考虑任何应急方案，各位国会议员沉溺于上述斗争之中。结果人民对议会的舆论极度恶劣。
他也感到：
「（日本的两党制）不过是为了争夺政权的甲、乙两组而已。……为了争斗，除了腕力之争和针对对方的恶劣行为之外，他们当然没有别的事可做。」
两党政治家的这种无耻，自然会使得「有识之士」呼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取代旧有的自由主义议会体制。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群两党政治家太过无耻，以至于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自由主义议会体制。两党著名的两次反抗军部行为，一次1937年1月的切腹演说 ，一次1940年反军演说，都与他们意图推翻现任内阁、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政局有关。即使是到了议会政治的最后时分（1937～1940年），他们依然不问信条，唯利是图，不在意自由主义的死活问题。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政友会、民政党明明心里面觉得这是「晴天霹雳 」，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却也加入了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大合唱之中。1937年6月诞生的第一次近卫内阁，意味着日本开始走向法西斯主义化的快车道，两党却对近卫内阁抛出的法案毫无抵抗之力。面对最为臭名昭著的『国家总动员法』时，政友会的中岛派因为中岛知久平身在内阁，希望通过支持内阁法案而强化自己虚拟执政党的地位，首先选择了支持这一法案；政友会鸠山派本来反对，但害怕这样会导致自己远离权力中心，也转为支持法案；民政党眼见如此，也转为支持法案，结果『国家总动员法』在1938年3月16日被全体议员一致通过。 近卫内阁的狂飙一下子推进了国家革新的运动，使其走到更遥远的地方。革新气氛既已正浓，重塑政治体制也迟早会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就蕴含了未来新党运动的先声。
这一时期政友会内部为了争夺总裁的宝座，鸠山派、中岛派进行了炽烈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政友会在1939年4月分裂为正统派（久原派）与中岛派（革新派）。一开始中岛派回避总裁公选，最终却同意参加选举，而一开始热情的鸠山派却在看到局势可能对自己不利后转为回避选举，结果占据了总部的中岛派最终抛开鸠山派，自己进行总裁选举，政友会随即一分为二。与此同时，民政党内部也陷入了民政党执行部与永井派等的纷争。
这一时期近卫文麿身边的不少人为了让革新运动取得政局的主导权，希望组建以近卫文麿为中心的新党，建立近卫新党。新明正道、尾崎秀实等革新派知识分子也出于上面所说的理由，纷纷鼓吹建立强力新党，重塑政治体制。充满投机精神的政友会中岛派随即响应号召，表示赞同建立新党，但近卫新党运动却随着1939年1月近卫内阁的倒台而流产了。历经平沼内阁以后，斋藤隆夫等人计划打倒阿部内阁，复辟新党内阁，但他们的计划却随着米内内阁的诞生而流产了。斋藤隆夫随后愤怒地发表反军演说，对此民政党与政友会正统派纷纷鼓掌，社会大众党与政友会革新派却发出了嘘声。然而斋藤隆夫最终还是遭到议会除名，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欧洲连战连胜的「国际新秩序」也即将成局，由此在水面下酝酿已久的新党运动终于进入快车道。各党内部通过跨政党合作，建立强有力战时体制的呼声越来越强，各党的党内分裂越发严重。
最积极参与新党运动的是社会大众党。斋藤演说问题后，政党的分解作用在不断发展。对此，社会大众党的三轮寿壮给予了肯定评价：「随着历史的必然，应该崩溃的东西正在崩溃。」继社会大众党之后，政友会的久原派 也加入了新党运动。政友会正统派虽然来源于鸠山派，却因为其领袖是一贯主张一国一党的久原房之助，也转向支持建立新党。
新党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由谁担任新党党首。为了加速运动，需要一个得到国民支持的魅力领袖——对此，参与者们又想到了近卫文麿。近卫并没有失去对政权的欲望。近卫心中暗想，不能再重复像第一次政权时一样的新党运动的失败。然而，近卫判断，仅仅是现有政党势力重组后的新党，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发挥政治领导能力。而且，他也对建立强有力的新党持消极态度。因为一国一党制这种法西斯主义体制，有违反明治宪法的危险。近卫无意通过修改宪法来创立新党。政界大量人士支持近卫出任新党党首，近卫自己却对新党运动越来越消极。结果，新党运动陷入了「一种低谷状态」 。
根据以上的国内情况，尾崎秀实在1940年6月18日对今后的政局作了这样的预测。「实际问题是，先从上面夺取政权的工作取得成功（成功率在障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是百分之百。其时期最迟也会在下月末之前实现），然后再进行新党建立」。果然就在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但即使在「依靠近卫个人建立内阁」之后，新党也没有成立。
就在同年的6月24日，近卫发表了「想为新体制的确立献出微薄之力」的声明。这既是他的参选宣言，也是要表明他将展开与新党运动不同的新体制运动。也就是说，近卫实际上否定了新党运动，不把政党组织视为新体制的中轴。然而，政党还是争相恐后、唯恐错过时机地涌入了新体制运动之中。
社会大众党是最先解散党派，并以参与新体制运动为目标的。对社会大众党来说，解党并不意味着自我否定或失败。因为社会大众党试图通过新体制运动「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在1940年7月6日的解散大会上，龟井贯一郎最后的报告中没有一丝悲壮。龟井对解党后加入新体制运动的期待是这样的。通过新体制运动，建立代替以往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全体主义世界观。拥有这种世界观的领导人会以国民组织为支撑，与国民直接联系起来，确立新的国内体制。那就是「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劳动者的上下一心新政治体制」。龟井之所以能这样断言，是因为他确信，就像报告开头提到的欧洲形势一样，正在确立的国际新体制应该会促使各国寻求新的国内体制。此时的欧洲，由于德国闪电战的成功，主要国家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手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全体主义新体制似乎取代了英法的自由主义旧体制。
社会大众党是出于理想而解散自己的。然而，其他政党的解散毋宁说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大家都坐上了新体制的火车，再不随大流，只会坐以待毙，还不如尽快加入运动，在新的政党中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各政党在短时间内相继解体，1940年7月16日政友会正统派解散，同月30日政友会革新派解散。民政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愚蠢，「这不知道是去哪里的火车，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呢？」，试图通过新政纲实现「自我革新」，维持目前政党的立场。在民政党的新政纲案中，他们似乎顺应时代潮流，删除了「议会中心主义」，增加了「发扬国体精华」的项目。然而这样也无济于事，相继有议员脱离民政党，仅7月25日就有40人离开民政党。无奈的町田忠治集团只好也加入了新体制的大潮。于是，坚持到最后的民政党也于1940年8月15日解散。日本七十年来第一次陷入了无政党状态。
民政党的众议院议员北昤莫吉在党机关杂志七月号上预言了无政党状态的结局。「即使现有政党都解散了，实现大联合，建立了强有力的新党，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为了追赶一国一党的德国、意大利的脚步，制定政党法，禁止政府的反对党，这就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近卫公是不会赞成的」。 北昤看透了近卫的心思。这样一来，「别说是纳粹、法西斯的代用品，就连国共合作的再生品也没有了吧。近卫公想要将商界、学界等各团体的代表结合在一起，也不无道理」。北昤准确地预言道：「现有政党的不自觉将导致政党消失，近卫公一党的缺乏热情和责任将导致新党短命而终」。
大政翼赞会是在所有政党解散后产生的。但假如是一国一党，这就意味着要违反分权体制的明治宪法，建立一个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政党，这又是近卫自己所否定的。这样一来，新成立的政党甚至不能是一个政党，而只能是一个结社。北昤的预言是准确无误的，它只能沦为旧政党势力的杂居地。近卫最重要的智囊矢部贞治就曾在当时向他进言：
「我在轻井泽时反复叮嘱过近卫公，我说只要他有干劲就好，他说我不喜欢当政党的总裁，我说那就再请一个总裁来创立新党，他说没有那种人。那么，如果无视宪法论而实行一国一党制，那就麻烦了。在此基础之上，除了大政翼赞会以外别无他法。我强调说，现在的方式也绝对没有错误，只希望你能让他们转变，把奇怪的家伙赶出去，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实践方针。」
然而，近卫没有成功。他既没有可能在帝国宪法的框架下建立一党制国家，也不可能将新党变成自己推进国家革新的一言堂。
等所有政党解散后，近卫文麿终于在1940年8月28日成立了新体制筹备会，这一会议到9月17日为止召开了六次会议。尽管这六次会议讨论了新体制的政纲、名字与宣言，但却只决定了新党的名字就闭幕了。1940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
近卫口上说，「本运动的纲领，尽为大政翼赞的臣道实践。除此之外，其实纲领和宣言应该说都是不需要的，我认为国民谁都只是日夜在各自的场合奉公之诚而已。」正如日本学者所说：这里所说的「大政翼赞的臣道实践」，对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国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说「每个国民都日夜在各自的场合奉公」，也许就能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特意宣布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呢？因为既然否定了一国一党体制，就只能这么说。一旦提出纲领或宣言，就会成为政党，而一国一党体制是违反宪法的。
就这样，大政翼赞会在成立之初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没有纲领、宣言与理念的大政翼赞会，只能成为各政党人士的简单野合，无法担当起新体制中枢的作用，也无法成为社会再整合的中心。毫无政治向心力的大政翼赞会，根本无法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主体作用。当一切已经尘埃落尽，事实只是政友会、民政党的议会政治家为了延续政治生命、保持影响力，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场所转移到了大政翼赞会里面而已。政党内阁失败以来，近卫等革新派人士通过建立强力新党来重组政治与社会、塑造新体制的尝试，到此完全失败。
在这场新体制的涡旋中笑到最后的是旧政党势力的议会政治家，他们赢下了这场斗争，还在翼赞会政治中复活了自己的权势。翼赞会刚刚成立没多久，他们要求改组翼赞会，更改大政翼赞会的名字，彻底地缩小革新派的基地——事务局，改变以总务以核心的翼赞会运营方式，将总务等位置让给议会政治家…… 愤慨于这种改组方案的中野正刚，离开了大政翼赞会的领导层。中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政翼赞会甫一成立就偏离了原本设想的现状：
在议会上，国务大臣的言论明确表明，大政翼赞会的高度政治性将会遭到削减，变成专门负责上意下达的政府辅助机构。一开始时大政翼赞会的创立计划，是以近卫公在野时的腹稿为主要内容的。（大政翼赞会）为了积极解决国难，以结成同志性团体为目标而出发的。然而，中途接到组阁大命的近卫公，作为首相不得不站在现有势力的均衡上，在最谨慎的心态下，统领了所谓军
民一致的大政翼赞会。其结果是，大政翼赞会不得不在认识、倾向不同的成员之间，以最大公约数找出一致的主张，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堕入公武合体的机会主义，丧失其政治威力，最终被以一部分议会势力为先锋的维持现状派的反攻所乘虚而入。
老奸巨猾的议会政治家通过自己的传统手段，扩大了自己在翼赞会中的势力。他们首先利用自己多年来掌握的议会运营妙招，在自己被挤入翼赞会议会局的不利情况下，成功地掌控了议会局。党人随后使用意识形态批判，指责、攻击翼赞会：翼赞会致力于推进日本的「社会主义」化。议会以外的机关成为国民参与政治的机关是违反宪法的……这种对翼赞会的批判，正因为是近卫文麿最担心的事，让他感到非常痛心。
反对翼赞会的议会政治家中尤其活跃的乃是鸠山集团与尾崎行雄等人。鸠山早在1940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就指控「近卫时代的政府施政都是基于康米国际的纲领的。这真的很可怖。我深感牺牲自身而奉公的时候已经到来 」，并指责大政翼赞会紊乱宪法章文、蹂躏宪法精神。从行动上来说，他则与尾崎行雄合作，提出了这样的书面质询书：
「政府设立了大政翼赞会……将其称为与政府表里一体的机关，给它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有人说恰如外在于法律规范之物……在帝国中存在的所有团体机关，都在宪法上、法律上或者勅令上受到一定的规制、有着一定的根据。……我想现在的大政翼赞会既不是政府，又不是公司，更不是政治结社，简直像是漂浮在国家组织之外的非国民的存在……希望大政翼赞会能立刻解散……（即使退一步来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帝国议会是正统的嫡子，所谓的大政翼赞会是庶子，……就 今天的实情而言，所谓的大政翼赞会有干预、指导、左右帝国议会之嫌，……近卫首相对于两者的嫡庶公私之别，虽然极为明确，但也未必无患吗？」
近卫面对这种指责手足无措。贵族院的岩田宙造质询说：「想要在实质上给国家带来大变革的大运动，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为单纯的民间事实行为进行，我认为从我们的常识来说是不允许的。我们确信，目前正在实行的宪法政治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实行统治的机关，也就是实行政治的权限和行使方法都要根据宪法的规定来执行，这是宪法政治的根本原则。宪法不承认的统治机关和政治运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大政翼赞会根本不基于任何法令。而且，以彻底颠覆国民组织为目标而成立的大组织，却在与宪法和法令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被允许成立，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近卫辩解道：「在法律上的翼赞之外，臣民自己一心奉公，归一于大御心，掀起所谓实现臣道实践的运动，建立作为这个运动推进核心体的大政翼赞会，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对此，岩田回答说：「大政翼赞会的活动实际上是强有力的政治性活动。而政策局、企画局等，根据临时中央合作会议上政策、企画局局长的说明，也绝非单纯的传达机关，那里正在认真地研究政策，制定计划，协助政府的政策研究。从现在的组织、机构来说，我认为（大政翼赞会）的政治力、政治性当然是附带性的」。于是，近卫也不得不回答说：
我始终认为政府是主，翼赞会是从。制定政策的人是政府，翼赞会是协助政策的顺从者。 实际上，在翼赞会成立的当时，也有人觉得应该跟与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将强大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制定一个政策，引导政府前进。但是，我从一开始就与这种想法背道而驰。……
在旧政党势力之手，得到最有效利用的乃是预算审议权。在议会权限受限的明治宪法体制下，预算审议权一开始就是议会发表自我主张的有力政治武器。党人政治家在大政翼赞会中也巧妙地使用了这一惯用手段，强烈反对翼赞会补助金预算案。结果，政府不得不将补助金的预算从3500万日元大幅削减至800万日元，最终只通过了遭到削减的补助金预算案。有趣的是，对这个法案一直反对到最后的议员大多在议会决议开除斋藤隆夫时，选择了缺席或者反对票。近卫的身边人有马赖宁 （也是大政翼赞会的重要干部）看到议员如此不愿为大政翼赞会提供经费时，不仅抱怨说：「预算案被否决的话，运动还怎么搞下去？议员们都疯了吗？」
议员们在预算案上，依然指责大政翼赞会赤化、违宪：「在世界上有着动不动就做出不敬发言的人，有着大谈可以修改宪法的人。这种不得了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感到必须修改宪法，根据（帝国宪法中的）「朕与朕之继承统治之子孙执提议权」，我不认为我们臣民应该谈论修改宪法，然而有些人还是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话，考虑到我国之国体，我感到很遗憾（鼓掌）……」甚至是：
如果仔细观察大政翼赞会的机构，就会发现它既有模仿『德国』的『纳粹』机构的地方，也有模仿康米『俄国』机构的地方，给人一种混血儿式的感觉……（大政翼赞会）让人觉得，像是有一个政府之外的政府，而（大政翼赞会）是对这个政府之外的政府拥有指令权的机构。这是一看（翼赞会的）全部条文，主张，就可以就明白的东西……
面对议会政治家来自多方向的进攻，近卫甚至试图自暴自弃地将翼赞会丢给他们自己来运营。跟近卫走得很近的矢部贞治在日记中谈到：「总理在大政翼赞会的法律问题上碰到了问题，特别是在经费问题上落入下风。所以总理才想让前田米藏成立新党并让他担任其总裁。前田当然不成问题，但据说他也对成立议会新党相当顽固。」也就是说，陷入绝境的近卫文麿甚至试图把大政翼赞会托付给前田米藏 这样的老牌民政党政治家。
大政翼赞会形同虚设。在大政翼赞会的第一次中央协力会议（1941年6月16日）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悲观意见。「在讨论议会的翼赞运动及改组问题时，总觉得翼赞运动的力量和热度在后退。翼赞会不是线香、烟花，连这条不灭的大道都有人要加以愚弄，实在令人极度遗憾 」。为什么大政翼赞会正在退潮呢？另一位委员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局辜负了国民热情的信赖」。他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要对不立足于我国国体、我国日本精神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言行左顾右盼呢？」
近卫文麿开始逃离大政翼赞会的战线。他首先着手于改组内阁——1940年12月，近卫在议会召开之前，聘请平沼骐一郎为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则换成陆军皇道派的柳川平助。矢部很失望。「这样看来，近卫要退兵，和皇道派众徒要抬头了吧……像现在这样筋疲力尽固然让人头疼，但……人们实在是太忧郁了」。在矢部看来，这样一来，何止是国内体制「革新」，说得好是「维持现状」，说得不好，就是「复古」了。近卫朝着与矢部期待相反的方向进行了内阁改组。
接下来，近卫对翼赞会进行改组。1941年4月，翼赞会的副总裁由柳川担任，事务总长由「亲英美派」的石渡庄太郎担任，进行了人事变动。另外，为了便于改组，他决定让局长以下的全体职员提交辞呈。在改组的那一天，有马赖宁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的心情是哭都哭不出来。只有在见到后藤隆之助（组织部长）时，才不可思议地哭了出来。……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心酸。」直到第二年3月30日时，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虽然心情平静下来了，但总觉得还有燃烧的余烬。晚上虽然睡着了，但疲劳还没有完全消除。」
矢部对近卫的改组工作感到愤慨。「翼赞会的职员全都提交了辞呈，抛弃了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投身于此的人真可怜……正因为是这样的做法，才没有人愿意为近卫而死。」在 这篇日记的记述之后，矢部还写道：「这样一来，不管我和近卫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都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作为绝对的秘密，这是非常明智的。」矢部一直以来将近卫文麿作为国内「革新」的政治领导人而对他抱有期待，如今也抛弃了他。正如有马赖宁说的一样，「翼赞会没有精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化，却官僚化了」，变成了专门辅助政府行政的无用机关。
在底层搞大政翼赞会运动的人士，也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变化。大塚忠实回忆说：
我当时只是个小角色，不知道中枢的事，不过……终于要将组织穿针引线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做着推进员、募款员的工作。他们让我们在每个县招募2000名优秀人才，当时我们每个县都有一个推进员负责。我当时负责奈良县，去了四个月左右。出发的时候，去东京会馆的人都很轻松，当时说的确实是要「创立新党」。
其主旨就是「虽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阻碍，但我们一定会帮你们善后。去募捐吧！」而且，运动资金也相当充裕——以当时的金钱来是这样的。于是去奈良县的时候，我走遍了那里三分之二的村镇，然后把青年召集起来，晚上开座谈会，继而把更多的人召集起来，每天都搞些阅兵般的事情。当时县里有个振兴科，是联络这些人的机构，一开始他们非常配合。随着接近尾声，总部开始动摇起来，发生了变化。不久有马先生终于辞职了，此时之前一直配合我们的振兴课课长们和知事商量后，对我们施加了莫名其妙的压力。其中一个例子是，当时负责和歌山的是海后胜男，他就是后来日教组的讲师团成员。海后胜男召集和歌山的年轻人，最后决定「去攻打县厅吧」。……当时的警察部长……把海后抓了起来。 在当时成立的近畿班中，我负责奈良县的事务。我在民政党工作过，和政府有一些关系，所以必须去处理这件事。
于是……一位前辈和我一起去带走海后君，跟他说「不要进行煽动活动了。中央也来了指令。」今松先生跟警察部长斡旋，请他吃了顿饭，海后才被释放。
大政翼赞会的失败，在1942年翼赞选举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1942年春天时，近卫内阁已经换成了东条内阁。东条内阁考虑到初战的胜利，决定在此时进行众议院的战时选举，但以政府管控的新形式进行，这就是「翼赞选举」 ——政府让各界代表组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举与众议院总人数相同的466名候选人，他们就是推荐候选人。然而，没有得到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也参选了。
选战自4月4日开始。即使政府大规模地干涉选举，对推荐候选人的大力支援、把非推荐候选人打成「谋反者」，在事前预测中，城市选区的旧政友会、旧民政党的非推荐候选人依然相当善战。
例如在东京府第一区，当局官房主事的调查认为：「如果大政翼赞会的性质和政府对选举方针的明确度都有所欠缺的话，在对选举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依靠标准的今天，面对选举的现实时，作为自然现象，就必然会产生对既有阵营（既旧议会政治家）进行相当程度的投票的结果。」至于东京府第三区，根据同样的调查，全面支持翼赞体制的选民只有三成左右。东京府第六区也是如此。「对于大政翼赞会，鉴于翼赞会过去的消极态度，对其活动的期待很小。」 翼赞体制政治协议会的大室政右也对此感到，这是国民对军部「理所当然」的反感。
议会政治家们也加强了反攻的态势，旧政友会的安藤正纯甚至在议会上呼吁，解散翼赞体制政治协议会，让人民来推举候选人。在选举的现场，不少非推荐候选人也相当强力。1942年4月17日鸠山一郎进行选举演说时——他的主题是拥护宪法、拥护自由主义，当时有530人前来聆听，场面十分热烈。另一方面，尾崎行雄甚至在选举演说中说，昭和天皇「可能」比起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有不足的地方，结果被当局以不敬罪的罪名起诉，但最终在1944年得到了无罪审判。
1942年4月30日大选举行。其结果显示，推荐候选人有381人当选，约占全部议席的80%。从政府和内务部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果并不理想。推荐候选人的得票率只有66%，尽管当局努力拥立新人为候选人，但整体来看现任候选人的当选率只有85%。虽然非推荐候选人的当选人数约占两成，但旧政友会、民政党的现任议员们接连以选区第一名的成绩连任议员。其中也包括了1940年遭到除名的斋藤隆夫 ，他在这次选举中高票回到议会。
大选后，东条英机成立了新的「唯一合法政治团体」——翼赞政治会 ，其纲领是集合全国政治力量、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然而，议会政治家们依然没有被形形色色的组织所控制，反过来又掌握了翼赞政治会。东条内阁之所以倒台，与翼赞政治会的不欢迎态度，有着很强的联系。
简而言之，1940-1945年的翼赞政治，是其促进者、建设者与日本政府的失败，但却是议会政治家的胜利，他们一经日本战败，就又欢欣雀跃地复活起来，要雄心勃勃地继续干出大事业。
而「大政翼赞会」，就是如上所述，这样的一个失败的野合体制。
参考文献：
『政友会と民政党──戦前の二大政党制に何を学ぶか』（井上寿一）（中公新書）
『日中戦争 前線と銃後』（井上寿一）
『近衛新体制 大政翼賛会への道』（伊藤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