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7日，一艘载运二千名日本人的船只从苏联远东纳霍德卡出发，驶抵濒临日本海的京都府港口城市舞鹤。在遣返者支持团体的鼓吹下，家人、当地学生与民众全聚集到码头。他们挥舞旗帜，等待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与同胞到来。
这些丈夫、父亲、儿子与同胞，正是日本战败投降后，苏联 人以每千人为一个单位送上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充当服劳役的日本战俘 。苏联将大约57万5000人——其中45万人是军事人员，12万5000人是平民——运往劳改营，其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但最远也来到西边的哈萨克乃至莫斯科近郊。战后的前两年，遭苏联囚禁的这些人被彻底剥削，他们担任伐木工人、农人与一般劳动者的工作。所有的叙述显示他们日子过得很苦，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他们被迫在极寒冷的地方生活与工作，几乎没有东西吃，也鲜少获得医疗。苏联卫兵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只在意他们能不能工作。不过苏联民众，尤其在1946年，过的日子与工作的状况和他们一样艰苦，几乎没有食物、暖气或衣服，他们与日本人一样受苦。到了1947年或1948年，苏联发现自己通过这批日本战俘有机会影响日本政治。他们开始灌输日本拘留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计划释放他们，让他们重返日本社会。
由于在生存边缘载浮载沉，有些人相对容易屈服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操弄。而为了维持秩序，这些拘留者在劳改营里依然保留了日本帝国陆军的军事位阶。这表示在军队里属于低阶层且经常受到虐待的士兵，在劳改营里也依然是低阶层且经常受到虐待的犯人。苏联人找上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向他们解说，天皇——他们为他奋战而且受苦——仍统治着日本，未受惩罚（确实如此），而日本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们的安危（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苏联人让这些人在劳改营里拥有特权与权力。劳改营里唯一的阅读刊物是苏联发行的日文报纸《日本新闻》，里面充满苏联的宣传。这些人急欲找东西阅读，因此十分认真地阅读这些报纸。此外，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返乡，公开表明自己信奉康米主义显然是必要的。
苏联自拘留第一年就开始释放一些人，并且在1946年、1947年与1948年的夏天让数万人平安返国。不过从1949年开始，他们就获得了自己所期待的结果。
1949年春与夏初，报章杂志报导厚生省计划欢迎这些返国者，除了在船上提供家乡菜，在他们停留舞鹤期间也会向他们献花与提供娱乐活动。然而，当这群男人终于被苏联人释放抵达舞鹤时，热情欢迎他们的计划却被泼了冷水。在码头上，他们臂挽着臂，进行「敌前上陆」（在敌人面前登陆），「天皇的土地」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甚至没有和自己的母亲打招呼就唱起《国际歌》，跳着集体农场舞蹈，然后大声嚷着要加入日共。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在舞鹤当地采访，他描述这群人「已经彻底被灌输了康米主义学说，还亲口表示要宣誓加入日共，目标是将日本苏维埃化。」
停留舞鹤的四天期间，这群人总是集体行动，而且向吃惊的遣返官员提出一连串要求——这些官员还以为这些人会对自己能够返乡心存感激。在四年囚禁期间，苏联人不断说服他们相信，如果日本政府派船来或对于他们的福祉表达出一丁点的关心，那么苏联人就愿意放人。这些人准备在国内发动革命，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背叛而且遗忘了他们。
随着冷战加剧，GHQ开始大力打击国内的赤色势力，导致日本社会与赤色遣返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1949年8月1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政令，赋予遣返官员额外权限，拘留者从舞鹤返乡这段旅程都要接受管理。政令规定，返国者必须遵照地方引扬援护局官员的指示，并且抵达时，只允许他们与指定的家族成员见面，以限制他们与日共及其他政治团体进行互动。冲突持续到1949年秋天，某个致力援助遣返者的学生团体成员提到与返国者不愉快的接触。这群学生在火车上迎接返国者返乡，并且发放调查表协助他们联络家乡的亲人。但这些人将学生团团围住，以从苏联劳改营学到的人民公审的方式质问他们，要他们老实说出是为谁工作。当学生坚称自己是援助组织，在政治上完全中立时，这些拘留者回道，「中立就是我们的敌人。」 1949年夏秋，无论是法律文件还是新闻报导，都将这群人粘贴了「引扬者」的标签，并且将他们描述成任性、可能带有康米主义倾向、需要特别法加以管治的人。在日本社会眼中，他们简直成了被外来意识形态污染的非日本人。
以上的内容来自于『当帝国回到家：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一书。虽然这本书对苏联的描述当然不能尽信，但这一幕却如实地传达了日本的视野，描绘出了「赤色遣返者」回到家后，他们映入日本社会眼帘的模样。苏联的教育与日本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而难以逾越的分歧断裂，一道厚障壁。一方的思想升华，对另一方面来说只是可怖的洗脑术；一方的思想转变，对「普通日本人」来说，只意味着他们从己方变成了面目模糊的他者。日本社会执拗地攻击并试图吸纳这团令她不安的人群，社会上拒绝给他们工作，政府则对自己进行管制与审核。他们1949年夏天的登陆，仿佛是1956年夏天日本战犯回到舞鹤港的某种预演。
而「中归联 」，正是这群日本战犯回国后的自组织。就像是1949年「赤色遣返者」 一样，他们回国后被日本社会的重重误解与不信任所包围，在这种深深包裹的束缚中展开自己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他们比「赤色遣返者」走的更远，在出版、访华、宣传的斗争中，伴随着分裂、抗争、转向的烈焰，最终让「中归联」一度成功地动摇、突破了那道日本社会对外来者的厚障壁，写下了「后抚顺、后太原」的人生。
一、抚顺、太原、舞鹤：『中归联』
1950年7月21日凌晨三点，一辆原本属于满铁，如今满载日本战犯的列车在抚顺站停下了。日本战犯在两旁持枪士兵的包围下，借着深夜时分避开义愤填膺的老百姓，徒步走过2.5里地，穿着两旁屋顶上架着机关枪的民居，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就是……「抚顺的奇迹」的起点。
日本战犯在第二天就骚动起来，理由只是牢房规则的最后写着「抚顺日本战犯管制处」的字样。他们无法接受自己被作为战犯对待，「我们是迫于命令，没办法才这么做的」；「难道师长和参谋不才是战犯吗？」；「如果我们是战犯，那么来到桃花石的所有日本人不都是战犯吗？」甚至有人不愿看到战犯的字样，就把牢房规则从墙上撕了下来。
另一方面，桃花石的管理人员一开始也无法好好对待这群犯下深重罪孽的日本士兵与军官。面对不愿吃高粱饭的日本人，负责战犯伙食的炊事员们说：「木桶里有草，驴就不会死。吃不吃随你的便。」有时他们连米都不洗就丢进锅里，蔬菜也不洗就剁了。有的看守员不好好洗饭桶，甚至把饭桶盛好放在各个监室的入口，故意踢开饭桶，大声吼道：「快吃饭！」
改变这一切的，是来自汗八里的宽大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事实上大部分也只不过是按照国际惯例提供的战犯待遇而已）、细致入微的罪证查找工作、无微不至的认罪忏悔工作、穿透在每一处的思想改造工作。争议不小的宽大政策与一个不杀政策，确实让成功换来了日本战犯集体转向，落泪忏悔自己的罪行。事实上，并不仅仅是深情厚意的待遇，才让他们转向认罪——例如美国占领军压迫日本人民，也成功地让他们身同体受被侵略的痛苦。这种优厚的待遇，只是提供了一个条件，让他们不由卷入认罪、忏悔、流泪的热情狂潮之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在对日本战犯反复展开访谈的基础上，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指出：感情压抑、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扭曲的人性一旦再度觉醒，对自己罪行的忏悔也就水到渠成了。
1956年得知「宽大处理」时，参与了阎锡山日军工作的相乐圭二不禁说：「我后悔之前的认罪态度不好。我犯了双重的罪行，也许会受到严惩。但是，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还来得及。我想在审判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并发自心底地谢罪。」在他们遭到免诉释放的当天，在严肃的气氛中，战犯们都感动得放声大哭，整个礼堂被哭声所覆盖。他们热烈地举手要求发言，「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次拿起武器与桃花石作战」、「我也那样做」、「我也是」的喊声响彻全场。
即使是要受到起诉与判刑处罚的日本战犯，也表示拥护决定。第五十九师师长藤田茂 说：
听到丸谷（忠三）和宫崎（敏夫）流着泪讲述自己的罪行时，我感到自己的认罪态度还不及他们。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分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处罚。我不但要认罪，而且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也说：
「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之一，在桃花石犯下了人类所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希望桃花石人民对我进行正义的审判，追究我一切罪恶的责任，对我处以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人不要再走我走过的路，同时为了打击侵略者、维护和平，希望给我一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机会。」
这两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如果要问这段改造的成果如何的话，不得不说还是不错的，日本战犯在回国后，只有极少数人公然翻案不认账。即使是到回国时依然认罪态度一般、缺乏加害者意识的金子安次，当时也意识到起码应该写笔供给中国政府一个交代，日后桃花石政府可以以此向日本政府索要大量战争赔偿，也算是对桃花石方面人道主义待遇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金子安次 回国后在战争证言中提到了80次以上的性暴力犯罪，而在笔供中，他只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四次。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资料中推测出，汗八里改造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中日关系破冰的桥梁之一，促使中日之间的中日友好运动与人民外交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后来日本社会神经过敏地猜测得那样——是要将他们训练成康米主义者。据说，汗八里的ネコ曾经说过：
「战犯长期关着也没什么用。也不能一直这么关下去。要是猪的话还能吃，战犯是人也不能吃。教育嘛，搞一段时间就行了。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把他们教育成康米主义的领导者，放回日本推翻政权。日本的军队教育搞得彻底，纪律严明，所以即便有外面的教育，他们也不会轻易理解和接受的。放他们回去算了。」
不管如何，本文重点并不是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如何使得日本战犯恢复了人性，所以对他们1950～1956年经历的叙述也到此为止了。本文真正的重点，将从下面开始。
1956年7月3日，以国友俊太郎 为团长的第一批共335名日本战犯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日本——他们乘坐「兴安丸」号抵达舞鹤港，身桃花石提供的人民服，头戴人民帽，背起大号毛毯，整齐地下船。
港口聚集了众多媒体人士、遣返援护局职员以及各个政党的代表。另外，战犯们的家属和亲属，以及各都道府县派遣的负责援护撤退的职员等人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在码头上，到处都是令人感动的久别重逢。
入住舞鹤遣返者宿舍的战犯回国者们在个人资料申报书中填写了各自的履历、从军经历、回国后的定居地点等资料。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原军人，所以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程序正式复员或解除召集状态，正式回到日本民间。
然而，来自日本政府与社会的四面包围网早已展开。他们已经无法作为一个正常的「归乡者」，踏上祖国的土地了。
日本战犯登陆后，撤退援护局给来到遣返者宿舍的他们发放了旧日本的备品— —崭新的军服和军靴、长衫、裤裙、毛毯、军足、又旧又硬的「化石般的肥皂」。战犯们说：「这是军服吧？」。工作人员一边说：「不是军服，是工作服」，一边又说「你们不想穿啊……」这一幕很好地体现了日本政府的冷淡态度。
看到战犯们坚决的认罪态度，记者大多为之震撼。『每日新闻』特派记者表示：「不仅是旧军人，就连医生、官员、公司职员、护士和病人在内的全体战犯也众口一词第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后悔和控诉。」并指他们认真地忏悔道「被定为战犯是应该的」的一幕，「传达了异样的紧迫感」。另外，『朝日新闻』也报道说：「接触到这次回国的释放战犯时，我们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就像殉教者一样，强烈地坦白自己的罪行。」
早在他们回国之前，日本社会尤其是大众媒体一直紧绷着恐共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弦。 在坐船回来的路上，陪同古海忠之一起归国的他儿子为敞篷车说了一句好话，就遭到旁边的记者惊叹说：「古海先生，你也被洗脑了吗？」战犯回国以后，大众媒体铺天盖地地攻击他们是「洗脑组」、「总忏悔组」。他们本来就已经背负起了「战犯」这个在日本社会上不光彩的名词，又被贴上了「从敞篷车那里回来的人」的标签，被视作是信奉康米主义的赤色分子，遭到广泛歧视。回国的战犯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异己者，回国后长期遭到周边人们的孤立，以及こうあんけいさつ的监视与接触，一直被这个赤色分子的标签所折磨。
此外，1953年3月以后根据『汗八里协定』而回国的人们，要被日本政府以『未归国者调查』的名义，强行筛选出『良好资料持有者』，并逼着他们帮日本政府调查『敞篷车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志情报等各种各样的资料。从一开始，他们的回国就浸透着中日政府的深刻政治考量。
他们回国后不久，岩波书店的月刊『世界』（1956年10月号）就刊登了一篇题为『被讨厌的「释放战犯」』的无署名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没有比这次回国的释放战犯在条件上更差的人了吧。……一提到战犯，就会想他们一定是做了什么特别的坏事，这是人之常情。」作者继续说道：「更不应该的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监禁生活很长，所以受到了所谓的『洗脑』。」最年轻的战犯也已经三十多岁，因此「愿意雇用年纪太大、经验少的战犯的经营者并不多」。他断言道：「因为他们监禁生活长达十年以上，病人很多」，很难回归社会。
不过，他们也不是束手就擒地来到岸上的。这批335名回国战犯，在兴安丸上、遣返者宿舍中召开大会，决定了自己今后的政治斗争方针，这一方针也被称为「舞鹤方针」 ，即是：
一、后半生要与走错的前半生诀别，将战犯管理所生活中体验到的人道主义对待和桃花石的和平政策传达给日本国民，为实现日中友好而齐心协力。
二、让政府给所有战犯回国者支付「战犯回国者特别津贴」（为他们建立暂时的生活基础），以补偿他们在11年的拘留期间所遭受的经济、肉体与精神上的损失。
三、除已具有退休金资格的人（旧日军军人、军属）外，对于其他战犯回国者，也应承认他们具有与军人同等的资格。
四、尽快恢复太原相关人员的军人身份。
五、要求尽快并最大限度地适用实施其他现行法律规定的保护、医疗、融资、住房、应急生活物资援助等事项。
根据「舞鹤方针」，日本战犯们在1956年7月4日向撤退援护局局长田边繁雄提出了两项「特别要求」（支付特别战犯回国津贴与退休金）和六项「一般要求」(保证就业、支付生活费与伤病津贴、支付医疗费、统一支付回国津贴、支付回国旅费等、实行对住房和生活必需品等进行保障、实行三年免费诊疗）。尽管他们每人在舞鹤当地已经得到了「特别归还津贴」1万元，但1956年第三批来到舞鹤的日本战犯依然主张自己「不是单纯的遣返者」，要求再增发1万元，不然就不坐上返乡的火车。最终厚生省妥协了，给第一批、第二批回国的日本战犯又多发了1万元。
这里的第四项方针，指的就是「太原组 」：他们在二战结束后没有跟着其他日军以及日本侨民一起离开中国大陆、回到日本，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部分野心家与阎锡山的交易与阎锡山的胁迫）而留在了山西，作为「特务团」而为他而作战，结果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留在了太原进行思想改造与认罪。因为他们在第一军司令部的安排下，为掩人耳目而已经在当地「现场退伍」，故而他们留在山西并作战表面上依然是「以自愿为原则」的。换言之，他们在形式上已经离开日军，是以个人为身份参加阎锡山的军队，自己却不一定知道这种形式上的安排（当然也有参与并赞同这场勾结阴谋的人），而是在日军的建制下转移了过去。阎锡山与第一军参谋部可以以此为借口掩盖事实，日本政府也可以顺利成章地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拒绝补给他们在残留、拘留时期的养老金，也不按公伤标准，给他们死伤补偿。为了这笔钱，太原组确认自己是作为日军的一员而受害的就很重要了。
桃花石读者或许会发现，「舞鹤方针」的第一项与后面四项似乎有些矛盾，并不是一份纯粹的日中友好运动方针，尤其是其中将自己定位为「需要受到日本政府的受害者」的意味更加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不快。然而，『世界』的那份文章所言非虚，他们获释归国时，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已三十过半，多年的军队、监狱生涯使其严重脱离社会，许多人没能顺利找到工作。有的虽然谋得一份差事，却终因有过一段「赤色桃花石」经历而遭到解雇或被迫离职。对于他们来说，为了在日本国内活下去，以这样的身份定义来争取政府赔偿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以「被害者」的一员加入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共同体，也是顺理成章的尝试。这种和平主义共同体的经典论述如下：战争是恐怖的，许多日本人承受了这场悲剧的苦难；然而自从战争结束后，日本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一个「和平的文化国家」。现在有必要记录历史与纪念战争的牺牲者，教育日本下一代避免战争再度发生。
然而，忏悔加害者身份的理想主义方针，与自居受害者的经济主义方针，毕竟存在着不可掩盖的沟壑。我们下文可以看到，这两种方针路线的斗争正是『中归联』分裂的根本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先交代『中归联』的成立。
日本战犯们在1956年陆续回国后，为了开辟自己的后半生，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透过国会与政府来实现「舞鹤方针」，这个组织就是「中归联」的前身「桃花石战犯归还者联络会」。他们每人上交一千元作为活动资金，将一切的任务都托付给各批次回国团的代表，就此四散日本全国，回到他们的户籍所在地。
在第一批回国的人中，除了东京出身的团长国友俊太郎以外，五十岚基久（第五十九师团伍长）和小羽根健治（蒙古政府来源县公署参事官、太原组）等无家可归的人都住进了品川站附近的撤退者住宅「常磐寮」。
事实上，在日本战犯回国前，学习委员会的干部们已经在抚顺决定，回国后将成立「中国战犯归还者联络会（暂称）」。于是，他们立刻准备迎接第二、第三批次回国的人，并开始研究具体的组织方案。小山一郎（第59师团军曹、第二批回国团副团长）、富永正三（第39师团中尉）、矢崎新二（第59师团伍长）、高桥哲郎（第59师团上等兵）、稻叶绩（第1军少尉）等人，都参与到了常盘寮的准备活动。从山口来到东京的三轮敬一（第39师团少尉、第3批回国团团长）等人也加入其中。这些人，就是为「中归联」历史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人们。
这群「准备事务局」中的「东京代表」们，一边克服着回归日本社会的极端困难，一边开始投身于各种运动。1956年10月14日，「桃花石战犯归还者联络会（暂称）」在东京的千代田公会堂举办了早上、晚上各一次的「中国战犯回国纪念文化公演」。这场公演的后援团体包括经典民间三团体（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与此同时，刚刚回国不久就四散各方的抚顺「文化工作队」成员，纷纷拿着战犯管理所赠送的熟悉乐器，再次聚集在一起进行表演。
以东京与地方的会员交流以此为契机变得频繁起来，总部与支部、支部与会员之间形成了组织。11月，他们将暂称中的「战犯」二字去掉，暂定名称为「桃花石归还者联络会」，还 为了正式成立该组织，选定了临时常任理事会和地方支部长及联络负责人。
1957年2月24日，这一切组织活动的中心——国友俊太郎被选为临时常任理事会理事长兼事务局长。另外，临时常任理事会的副理事长由小山一郎、三轮敬一、小羽根健治、五十岚基久四人担任，理事则由高桥哲郎和田村贞直（第59师团中尉）等六人担任。以此为契机，事务局也从常磐寮转移到涩谷区千粗谷的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联合会的事务所，此时国友和五十岚成为了新组织的专职职员。
虽说如此，并不是所有日本战犯都将「反战和平、日中友好」当作「后半生」的使命。有人认为新组织只是单纯的「同窗会、联谊团体」，也有人认为新组织是「争取经济需求的组织」，不过也有人认为组织是要实现「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运动的组织。 1957年1月30日，油印的机关刊物『前进、前进』发行了自己的创刊号。当时，括假释的武部六藏在内，免诉释放后回国的战犯有118人，但新组织对他们的组织率只有五成多，其中交会费的人很少超过五成。但是，在「全体战犯回归者都是会员」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新组织正式成立。
1957年9月22日，「桃花石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在东京新宿举办第一届全国大会，宣告自身正式成立 。大会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名代表，还有日中友好协会、桃花石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桃花石红十字会欢迎委员会等组织的代表出席。
在这次全国大会上，代表们以总部报告为基础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归联的性质和目的、事业内容和活动方针、人事和组织问题、财政等等。其中他们讨论得最为激烈的，主要是作为「长期课题」的推进补偿要求运动和作为「当前紧急问题」的实现会员自力更生这两个课题到底哪一个更优先。
关于「长期课题」，大会强调由于中归联的力量有限，很有必要其他团体合作，并特别确认「中归联」与要与全国性组织「日中友好协会」步调一致。另一方面，在「当前紧急问题」上，中归联决议要有组织地建立会员间的互助制度，又根据这一决议，他们策划成立「中联金库」和「中联销售部」。后来，中归联又成立了向会员提供小额贷款的「中联互助会」和制造并出口精密小型齿轮的「万有兴产」。
这次全国大会还决定了正式的组织人事安排。大家认为，会长应该从「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前高官、将军中选出」，但是前高官和将军此时都还在抚顺战犯监狱中，因此会长暂时空缺。副会长由抚顺的「认罪模范」宫崎弘和有马虎雄（伪满铁路警护军警护学校校长、少将）担任。国友俊太郎则继续兼任事务局长与理事长。
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的藤田茂，本来应该服刑到1963年，但就在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的1957年9月，他的刑期遭到大幅缩短而被允许回国。于是，藤田茂在1960年10月22日的第二次中归联全国大会上被一致推举为首任会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作为第五十九师团长的藤田茂虽然在刚刚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与鹿毛繁太等人一起闹事，抗议桃花石拘留他们违反国际法云云，却在改造后成为了悔罪态度最好的高级军官之一，在回到日本后终身不渝地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反战和平运动。
此外，大会将会费定为每月50円。此外由于中归联的一大特色是其会员遍布全国，为了活动能便利地展开起来，中归联不是由全国性的理事会组织来商议、决定日常活动，而是在东京设立了常任理事会，体制以总部为中心开展活动。
新成立的中归联囊括了所有回国的日本战犯。尽管在第一届全国大会上，中归联的前景依然覆盖在紧急经济斗争的灰暗之下，但他们很快就向日本社会发射了第一发、第二发、第三发认罪忏悔的炮弹，震撼了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
二、从『三光』事件到反日本政府斗争
1956年10月，一本三一书房出版的书籍在日本社会引发轰动。1957年3月10日，这本书由光文社出版后，不到20天就卖光了初版的5万本，两个月就卖出了20万本。这本赤裸裸地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的残忍行为的书籍，在其出版后立刻搅动了社会各界舆论，使其分裂到赞同、反对两侧。出版这本书的光文社，甚至被右翼打来电话发出威胁、提出抗议和进行骚扰。
这本书正是，中归联成员写就的合计四篇战犯坦白手记之成——『三光 』。其中文章包括田神惠龙（伪吉林省丰满警察署特务主任执行警尉）的『数珠与手枪』、黑田一（伪华北交通忻县警务股员）的『警保主任』、野上今朝雄（第五十九师团军曹）的『我参加了毒瓦斯攻击』以及高屋三郎（第一军中尉）的『祭品』。『三光』在后记中，强调了他们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感受到的「桃花石人民的诚意」。
1957年进一步出版的『三光——坦白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又收录了来自抚顺的十五名日本战犯的手记。他们在抚顺时作为认罪学习的一种方式，撰写了『创作活动手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以文艺作品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罪行的具体事实。『三光』刊登了一部分，例如吉房虎雄的『特移——细菌实验』、鹈野晋太郎的『暗杀』、沟口嘉夫的『一个检察官的坦白』等。书名里的三光指的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书里也收录了「歩兵大隊長本田義夫少佐」（其实是第63師団大隊長小田二郎少佐）在河南省濮阳县进行三光作战的记录。当然，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么多的战犯手记出版，自然少不了中方积极配合光文社出版局长神吉晴夫的请求，将589本手记作为吴学文的私人物品偷偷运到日本。
不管如何，这本『三光』引发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中归联成功地打响了第一炮。1957年4月，甚至有数名右翼团体人士携带凶器进入光文社，强行要求与神吉晴夫会面。 除此之外，自称「在乡军人会」会员的原宪兵曹长宫崎清隆，以及战后成为国会议员的辻政信等人，也批评内容过于「低俗趣味」，试图阻止这本书再版。日本社会强烈指责『三光』的内容是因为战犯们被洗脑了，导致光文社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对出版『三光』的态度。
尽管日本社会对『三光』的批判日益强烈，但中归连从一开始就积极协助『三光』的出版工作，比如争取手记的作者同意刊登入内。然而，他们眼见光文社似乎没有继续加印的意图，不得不在1957年5月6日派出国友与五十岚前往光文社，与神吉晴夫进行交涉。据说，神吉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我们没有绝版『三光』的打算。我们打算暂时停止印刷，观察情况后再考虑今后的方针。至于理由的话，第一根据我多年的销售经验，虽然这类书籍当下正在畅销，但现在也正是暂时放缓一下的时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可能会招致亏损。第二，某个右翼团体和著名评论家等人都反对这本书的出版。我们作为出版社，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从敦促领导人反省的角度出发，才特意着手出版了这本书。我认为到今天为止的发行量已经大体达到了这个目的。如果再不顾反对意见继续增印，估计会在国内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因此想暂时停止增印……。
结果，光文社决定暂不加印『三光』。中归联认为，『三光』的出版包含着『反战和平』的愿望，本身就是要通过会员自身的体验，向日本国民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桃花石的罪恶，因此在出版上不遗余力地协助光文社。 但是，中归联总部决定尊重神吉的意见，今后以独立的立场继续出版战犯手记。于是1957年7月，倾向左翼的新读书社出版了增补版的『三光』，其中追加了铃木启久的『无人地带』。然而就在出版前夕，光文社突然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由于侵犯编辑著作权，『三光』这个书名应该被禁止使用。经过双方交涉，他们最终决定将书名改为『侵略——日本战犯在桃花石的坦白』，于次年1958年7月7日重新出版。至于光文社的『三光』也没有绝版，到1963年2月为止再版了21次。
『三光』这本书为刚刚成立的中归联指明了自己前进的道路。他们由此确信，公开自己的罪行、控诉自己的罪恶，能够有效地给社会带来冲击，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日中友好团体的、独特的『反战和平』运动手段 。这种在抚顺时代进行认罪、忏悔、思想改造的经历，成为了他们回国后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原点。他们带有强烈加害者意识的认罪改造思想，是被害者意识占主流的和平主义运动中比较独特的。
中归联打出『三光』的第一炮以后，继续推进自己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运动。二战期间因为日本劳动力不足，大量桃花石人被掳到日本做奴工，他们在死后也没有得到好好安葬，不少几乎处于曝尸荒野的状态。鉴于此，为他们收集遗骨、进行慰灵祭的『桃花石人俘虜殉難者遺骨送還運動』就成了1950年代重要的日中友好运动。尽管这项运动由在日朝鲜人和在日华侨发动，但考虑到当年中归联不少成员（特别是抚顺组中的第59师团出身者）就曾在「治安扫荡作战」中强制绑架桃花石俘虏、投降的士兵、农民、工人，经「华北劳工协会」中转到日本做奴工，中归联也积极地参与到这次运动中来。特别是国友俊太郎也成为了「桃花石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的干部，并在1957年5月作为第七次遗骨捧持团的成员再度来到桃花石，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副所长金源再次会面。他在多方面展开活动，对『人民中国』（金大川等人协助了『三光』的出版工作）表示感谢，也解释了『三光』停止再版的经过。此外，这次中国之行也因为李德全的请求，成为了中归联参与「桃花石红十字会再邀请运动」的契机——中归联为此开展了实打实的署名运动、募捐运动。
尽管中归联有着会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不利条件，它依然奋尽全力地投入到日中友好运动中去。1958年「刘连仁事件 」发生时，中归联北海道支部的大河原孝一（原59师团伍长）等人积极参与救助刘连仁的运动，呼吁全国的中归联成员寄出「激励信和慰问品」。东京总部也与日中友好协会、华侨总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桃花石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一起开展对刘连仁的保护工作。他们一方面对刘连仁进行人身保护，一边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他们不想将刘连仁交给日本政府，计划召开「慰问与激励刘连仁之会」，要让刘连仁来到东京。1958年2月26日刘连仁来到东京以后，上述的五个团体和总评、炭劳、妇团联联名向时任首相岸信介提出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当年强行带走刘连仁的事实、帮助刘连仁直到他回国、补偿他在身体与精神上的损害。
然而自民党政府的表态还是一如既往的暧昧，不愿直接承认战时政府犯下的罪孽。1958年4月3日五个团体与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见面时，爱知居然说「政府内部也有人主张刘氏是通过与华北劳工协会签约而来到日本的」，不承认强制绑架的事实，也不想让刘连仁问题发酵为自民党政府的政治责任问题，只想尽快把他送回桃花石。五个团体一直与外务省等政府机关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一直逃避责任，最终只在5月8日由爱知揆一聊胜于无地寄给刘连仁一封慰劳信与一笔钱。愤怒的刘连仁拒绝接受这种敷衍的对待，1958年4月10日乘坐白山丸回到中国。
刘连仁事件让中归联认识到，日本政府根本不愿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与「长崎国旗事件 」，中日两国关系再度转冷，中日交流几乎全面断绝，遗骨送还运动也因此遭遇打击——他们没法再将劳工的遗骨送回中国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开始越发加强了自己对抗日本政府的力度，争取从各方面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尽管红十字会比较消极，中归联还是跟其他团体联合起来，一同致力于拟定桃花石人被掳受害者的名册。1959年2月，中归联召开扩大常任理事会，决定举全组织之力参与到「在全国各地调查殉难烈士的活动」之中；同年7月19日，中归联与其他十七个团体组建了「桃花石人殉难者名册共同制作委员会」。
1959、1960年正好是安保斗争爆发之年，1960年2月『桃花石人殉难者名册（第一篇）』完成时，安保斗争已经渐入高潮。因此他们对岸信介内阁的追究责任运动也越发激化；另一方面，由于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本身就参与指定了「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的方针，日本政府也害怕桃花石殉难者问题激化以后，桃花石政府对岸信介的批判力度会进一步升级，以至于发展成要求日本赔偿。1960年3月12日五个民间团体向岸信介提出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自己也制定一份殉难者名册，并亲手将它交给桃花石政府。1960年4月26日，他们又在东京的文京区公会堂举办了大规模的「桃花石俘虏殉难者国民大慰灵祭」，大有将这一问题发展为群众运动之势。成为会长的藤田茂赶忙从青森来东京，在会场代表中归联述悼词。藤田茂作为原第五十九师团的总长官，表示日华友好条约与日美新安保条约就是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强烈批判了封锁桃花石的岸信介内阁，强调只有中日建交才能报答桃花石殉难者的牺牲。
然而，就是这样的藤田茂，却被其他的日中友好团体拒之门外。1961年1月名册共同制作委员会进一步完成并公布『桃花石人殉难者遗骨送还情况』时，这场运动似乎要再度高涨起来。于是同年3月参与者就组建了名册传达使节团，其中由所属于真宗大谷派的参议院议员大谷莹润担任团长。中归联也想让会长藤田茂参加进去，理由是①他作为中归联会长，是在各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②他是为数不少全力致力于和平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旧日军高级军人；③他就是殉难者尤多的山东省一带，其强征事件的当地负责人。
然而，3月27日的使节团员考察会议上，有人提出藤田应该被排除在外，其理由是他作为战犯被桃花石政府处罚了，不适合作为团员。闹了一通以后，大谷团长最终决定不让藤田进入使节团。中归联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召开常任理事会后决议脱离了使节团。会员中有人提出悲观意见说:「即使再怎么努力，也会被当作『前科者』，没法进入『人民』的行列。」
据事务局长赤津益造说，这背后其实是日共在捣鬼。这是因为日共将中归联的「认罪」思想，与战后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论」联系到一起，认为这是将所有日本人都视为「加害者」的思想。日共主张「人民是受害者」，「统治阶级才是战争的责任人」，为此中归联的「认罪」思想就不能被接受。
结果到最后，藤田也没能参加中国之行。但此后中归连继续对各地遗骨进行调查收集工作，通过活动贯彻了自己的信念。在1963年11月纪念送还遗骸事业十周年的中国殉难烈士大慰灵祭召开了，为了再次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参加大会，共有235名会员募集了共计30万日元的捐款。
成立不过六年的中归联尽管成功地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与路线，却无法摆脱覆盖在这条路线上的阴影——藤田茂被排除在外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日本主流社会，还是日共都不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依然是孤立无援的社会孤岛。另一方面，中归联领导层鲜明的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路线，对于这个本质上不亚于「战犯回国者联谊会」的组织来说有点太沉重、太勇猛了。战犯受到认罪改造的革命性经历，与战犯们不得不重新融入反贡日本社会的保守性需要，如同一道平行线一样，隐藏在中归联的路线方针中，「舞鹤方针」就是最好的体现。因此，外部的敌视尚未瓦解，内部的危机将又涌动起来。中归联的真正危机，发源于它的内部。
三、中归联的危机——认罪意识的退潮与两条路线的大决裂
尽管当初回国时，所有人都已经认罪，大部分人也都能够真心实意地传达悔恨之意，但保守的日本社会氛围直接给这种态度贴上「被洗脑」、「思想赤化」、「不正常」的标签。抚顺、太原时因认罪而痛哭流涕的时光，与回国后因认罪经历而遭到的歧视，对他们而言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将自己当初的态度坚持到最后了。他们中只有很少人得到了家庭的支持，更多人则要面临亲戚的不理解，毕竟这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压力与麻烦。此外，不少人也因为参与中归联的日中友好运动而遭到解雇，无法回到正常生活之中。刺耳、憔悴、不快乐、引发混乱，为了康米主义抛弃家庭与国家，成了他们在日本社会的代名词。
正如中国学者所说的一样，1957年「中归联」成立时，成员包含了全部获释归国人员，但后来真正参加组织活动的不到一半。也许是迫于各种压力，相当一部分人从此隐姓埋名；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活动；还有人忙于组建家庭、经营生活，直到退休后，经济和精力上有了余力，才开始投身「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另外有一些人由于住所比较偏远，虽然参与活动，但与组织联系得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坚决的认罪意识敌不过各方面的阻力，开始逐渐退潮。其典型就比如说，当年在抚顺的「认罪模范」宫崎弘。 1954年4月他在管理所战犯全体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详细坦白了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犯下的一件件罪行，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国友俊太郎描述说：
「说着说着，宫崎的脸色变得苍白，声音变成了尖叫，流下了眼泪和汗水。听的人也兴奋起来，这已经不是『奉命犯下的罪行』，而是一头陶醉在残忍行为中的野兽。但另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经的样子。宫崎最后说道。「我曾经是披着人皮的鬼，现在在此向桃花石人民真诚地道歉。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这给日本战犯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当时台下的不少人就喊着「是啊」、「同感」，有人甚至哭了。这件事成了促进战犯大规模转向认罪的重要契机。然而，这位宫崎弘在回国后，几乎在中归联的运动中销声匿迹。
曾任伪满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 率先转向认罪，曾给周围的战犯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刺激他们也跟着认罪忏悔。1956年7月，他在抚顺对妻儿说：
「你们回到日本后，也要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安心地等着我回来。在这里，我每天都像在桃花石留学一样学习。」
然而，他回国后逐渐转向，一日日故态复萌起来，甚至还加入到了岸信介、星野直树等人借修史之名，大肆鼓吹、洗白伪满的大合唱之中。1967年，他在『满洲国之梦不灭』中说：
「当时我们日本青年，为了在满洲建设一个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了满洲国。并为国家的建设倾注了心力。……民族协和的理想，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光辉灿烂。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一理想，就不会有世界的永久和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满洲建国的理想将永远存在。……」
他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道：
「虽然我认为这种做法（不给桃花石人吃大米）是正确的，但还是遭到了他人的批评。他们指责说，（伪满洲国）只将大米配给给日本人，却不让我们满系吃大米，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一般也不吃大米。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在部分成员认罪意识退潮之际，中归联领导层却将炽热的认罪意识转化为了日益高涨的反政府斗争，这自然会引发二者之间的乖离。1960年10月在新宿召开的中归联二大，规定自身作为运动组织，要为了巩固组织，将组织内部的「协助体制者」排除在外。为此，大会决议开除饭守重任 。
饭守本是伪满新京高等法院审判官，是最高裁判所长官田中耕太郎的弟弟当时担任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员。1960年安保斗争爆发时，他负责审理哈格蒂事件。 6月10日，在艾森豪威尔访日之前，总统秘书哈格蒂先行来到日本。倡导反美斗争的日共动员全学联反主流派发动游行活动，被包围的哈格蒂最终是靠乘坐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才狼狈逃出。因此，当时示威队被控违反暴力行为等取缔法和非法监禁罪。
饭守以维持法庭秩序为由，竟然拘留被告的律师多达20天之久。另一方面，他又声称自己在抚顺的认罪改造是：「……那篇手记是我的作文，如果中归联是纯粹的联谊团体，我很乐意参加，但只要是中日友好、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运动，我就不愿参与其中。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法官，而是因为这与我的思想不相容。」
饭守后来又历任鹿儿岛地方法院院长和京都产业大学法学部教授。他评价自己是『极右』与『保守藩动』的法律界人士， 坚持鼓吹各种反贡言论如「我认为康米主义国有国营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是违反自然法、反人道主义的」。1964年7月10日，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佐佐木更三访华时，neko暗讽饭守说，回国的战犯中「只有一个人反华」。
这就是为什么中归联开除了他。然而，中归联更大的危机不是来自于认罪意识的低落，还是来自于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少战犯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与住处，回国后无处安身。战犯们即使想找到工作，也会被雇主以在桃花石被「洗脑」为由而拒绝雇用他们。遭到歧视和监视的他们，在日本社会是孤立无援的。在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以「自己在桃花石与苏联期间受到了精神身体上的伤害」为由，向日本政府索要经济赔偿就是十分必要的行为。
尽管索偿运动才是大部分会员最关心的运动，但领导层却坚持将日中友好运动作为重中之重。19 60年安保斗争虽以人民的失败告终，却进一步刺激了中归联对日中友好运动与重新建交运动的执念。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不再像以往一样以经济需求为第一目的，而要通过和平、友好团体的合作，将活动的重点放在积极的社会活动上。在1960年中归联二大上，中归联一大的重点「日中和睦」、「相互援助」、「要求补偿」被排除在章程的「目的」之外。另外，新增加的章程第二条规定：「我会旨在加强对二战中参加侵华战争或在此受到宽恕的人道反省，并在国民中推广此反省，为和平与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各种经济主义需求被降格为「具体业务活动」之一，而不再成为组织目的。此外，他们还确认道：中归联的特殊性在于「只由战犯回国者组成」，其「团结斗争的基础在于反省侵略战争中的罪恶行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成为开展独立活动的力量。
中归联二大以后，其组织活动日益向政治运动倾斜。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作为斗争前提的组织向心力，又不得不将大部分活动都聚焦在实现会员的经济需求上。
1962年11月，中归联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再大会上，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解决「经济要求（从日本政府获得补偿等）」更优先，还是和「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更优先？
特别是中归联的中国地区组织（以广岛支部为核心），强调会员「关心的中心」——赔偿要求运动，这一只有中归联才能进行的「独自」斗争，对于阻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很重要的。他们激烈地批评道：正因为中归联没有将其作为中心，会员的组织率和会费缴费率才会下降，会员的凝聚力才会减弱。
最终，第三次全国大会一方面决定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运动为目的，另一方面将补偿要求运动作为对日本政府追究战争责任的斗争手段。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上作为「具体事业活动」的索偿运动、解决退休金支付问题等「经济要求」运动被命名为「对政府斗争」，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之一。1964年10月的中归联四大再次确认了重视索偿运动的方针，在常任委员会中设立了「补偿要求问题特别委员会」，准备认真地开展这一方面的斗争。
然而，认罪意识的低落化又在此时体现出来。为了制作好这份「补偿金要求请愿书」，就需要会员们写一份「长期拘留理由书」。在要不要在理由书中详细记载战犯们侵华罪行的问题上，中归联内部两派的意见尤为两极化。1965年1月补偿问题要求委员会提出了提出了要求详细记载罪行的「理由书」格式。好不容易重新回到日本社会的许多会员，对于再次公开自己的罪行感到极其犹豫不决。
结果，赔偿要求问题特别委员会最终认定「揭露罪行」性质的「理由书」存在问题，将记载有关罪行改为「侵略行为的概况」，方针上讲求「对（战犯们）忠实执行上司的命令追究责任」。这也是因为他们不愿大篇幅地描述自己的罪行，结果给日本政府借口说，这明显都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与我无关。为此，他们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旧日军全体特别是上级的命令，又或者只描述自己不违反战时国际法的罪行。
这样一来事实上中归联就默认了，大多数会员可以尽量不记述，他们在抚顺、太原认罪时所承认的「虐杀、拷问、强奸」这些战争罪行。不管如何，对于一直以来通过揭露罪行斗争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中归联来说，这份理由书无疑表现出了他们认罪意识的低落化。
经济主义路线占上风的结果，就是理想主义路线再次反扑。中归联的创立者国友俊太郎，对此感到强烈不满，试图拨乱反正，回到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的轨道上来。
1966年3月中归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时，讨论转移到今后如何推进赔偿要求活动的问题。国友提出：「是否应该以访华代表团学到的成果为基础，对中归联过去的活动进行全面检查？」这里的访华代表团，就是在1964年所有战犯都回到日本的前提下，藤田茂率领的十人团，在1965年9月到10月间以建立新的关系为目标访华。代表团在多次会见郭沫若、廖承志等人，还周游桃花石各地，与广大桃花石人民进行了交流。
国友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桃花石之行，却主张根据这次交流经验，对中归联的活动进行全面检查。他主张大会对五个课题进行讨论，即①可以从访华团的报告中学到什么；②中归联会员的自觉性是什么；③过去的缺点是什么；④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⑤补偿要求运动是不是错误的。国友特别将重点放在了⑤上：
第一，正如上期会报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要端正中归联的立场，中归联必须提出现实的方针，一步步地实现全体会员「反对侵略战争，日中友好」的迫切愿望。第二，为了实际贯彻中归联的基本路线，我呼吁各会员重新讨论一直以来成为焦点问题的赔偿要求运动。因此，以上两点将成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大会的主要议题。
……把要求赔偿运动单纯地与实现中归联目的之运动直接联系起来，又与反政府斗争结合起来，在另一方面而言就等于说「责任在政府，我们是牺牲者」，这与「认罪精神」不是有着根本的对立吗？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有两面性，面对桃花石人民是加害者，面对日本政府是被牺牲者。」这种加害者=受害者的思想是正确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只有不把自己犯下的罪行推给命令、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将罪行作为自己本人的责任来承担，反省自己遭到欺骗而犯下了劳动人民绝对不应做出的罪行，才有可能做到认罪吗？
围绕着国友的提案，全国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就连休息日也在一直讨论这个问题。由于争议不断，赔偿要求问题特别委员会感到困惑，表示：「无法进行工作，只能开门停业。」最 终人们在赔偿要求问题上都没能达成统一意见，全国委员会就闭幕了。中归联活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成员之间开始产生了裂痕。
全国各地的会员纷纷起来对抗国友提案。广岛的水田秀（原第三十九师团军曹）说：「我反对国友君以及同情者否定对政府的斗争、歪曲认罪论、破坏组织、使运动陷入停滞，请求全国的同伴公开讨论。」他还说：
国友君，你是要对着在桃花石发生了伟大转变的同伴说：我们应该完全无视制度和教育的责任、帝国主义者的法律和命令的责任吗？我是犯了罪，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就能得到宽恕吗？我们作为战犯受到长期管制，在此期间遭受了经济、肉体、精神上的巨大损失，为此让帝国主义者承担责任又有什么错呢？
另外，九州的中归联组织也表示：「索偿要求纯粹是对11年拘留的经济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苏联组等其他拘留组是一样的。……这与日军的俘虏因为是军人，而可以将被拘留时间合算到在退休金里去，是没有任何区别之分的。……我们不应该把补偿问题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来处理，而应该以其他形式进行。」此外，近畿地区和北海道地区的中归联也出现了对国友的批评。
面对地方组织来势汹汹的反对意见，总部常任理事会于1966年9月27日在机关杂志『前进前进』上发表了总部的统一意见，重新向会员们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其最大的争论点当然是赔偿要求运动到底是单纯的经济要求活动，还是一场政治斗争，能否将其作为国民运动来推行。
然而，总部的统一意见是：「索偿要求的本质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头头和他的走狗』之间的斗争，这个问题没有从人民立场上进行考虑。」并指责索偿要求「单纯是勒索性要求」。 针对部分人认定以赔偿要求运动是对抗日本政府的手段，这份意见说：「如果要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和军国主义政策并将其诉诸国民的话，应该与和平、民主团体以及日中友好运动合作，参加实际上的社会活动。」而且，意见斩钉截铁地认为，比起「提高赔偿金额的要求」，提高「会员的觉悟」更为重要。索偿运动只是追求中归联的利益，很难将其与人民的利益、国民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中归联组织将索偿要求和追求政府责任清清楚楚地分开来，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归联」。
这份不容辩驳的总部意见稿，无疑激化了内部的两条路线对立。正当此时，1966年桃花石爆发的Rev却进一步为这种紧张气氛火上浇油。这场rev导致日共与敞篷车关系决裂，日共立刻从大力推动日中友好运动转向残酷打击日中友好运动。日 共下令各级所属机关抵制中日友好青年交流记录片『团结就是力量』和电影『东方红』的上映，禁止订阅和推广日文版的『汗八里周报』、『人民桃花石』、『桃花石画报』等。日共攻击桃花石「煽动武装斗争」，大谈neko「得了脑梗塞」，一心阻碍日中友好运动。
1966年9月26日，感到中日友好运动即将分裂的总评领袖岩井章、大谷莹润、演员千田是也、宫崎世民、伊藤武雄（来自日中友好协会）等32名知名人士发表了题为『值此国内外危机之际，呼吁中日友好』的声明。其中说道：「最近在我们的运动内部，出现了以各种借口极力阻碍友好交流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无异于取悦美日反栋势力，为他们的反华政策推波助澜」，强烈批判了「日共系」的破坏工作。于是中日友好协会也在10月5日响应这份紧急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日本佐藤政府、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其各种新旧追随者严重威胁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就此日中友好运动正式分裂为坚持与革命桃花石保持友好关系的一侧，与坚持与革命桃花石为敌的日共一侧。
1966年10月9日，中归联召开第三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代替原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继续讨论赔偿要求问题。但是经过两天的讨论，代表们最终还是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在时限结束前对上述的总部统一意见进行了表决，结果以37票反对、7票赞成、2票弃权，否决了统一意见。大会委托常任委员会根据以往的方针，尽快解决赔偿要求问题。
两派之间的对立已经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藤田茂会长在扩大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宣布辞职。他说：「中归联现在快要分裂成两派了，如果这种分裂发生，中归联就有灭亡的危险。 」，并提议大会审议自己的解任问题。尽管大会要求他留任，最终藤田茂也撤回了辞意，但中归联内部的对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中归联分裂的事件不期而至。1966年10月，为庆祝桃花石17周年国庆，日中友好协会派代表团前往祝贺，并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同年10月25日，日中友好协会为决定是否承认『中日联合声明』召开了全国常任理事会，会上日共派干部一致反对。就在第二天，赞成『日中联合声明』的理事们组成了新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作为日中友好运动核心的日中友好协会就此分裂了。
日本战犯回国后大多通过日中友好协会进行活动，也有人加入了日共，所以日中友好协会的分裂注定对中归联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就在1966年11月1日，国友俊太郎、冢越正男（第五十九师团兵长）、三尾丰（大连宪兵队警务班长宪兵准尉）在赔偿问题特别委员会上提议，中归联一定要表明自己对『日中联合声明』的支持。
翌年1967年2月11日，中归联常任委员会召开。当时虽有34名常任委员，出席者不过半数。席间，藤田会长与十名常任委员，即冢越正男、小林荣治（第59师团伍长）、三尾丰、高木则吉（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曹团长）、佐藤峰男（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原职员）、小川政夫（第91师团中尉）、榎本忠与（第59师团伍长）、儿玉华子（河本大作秘书）、月崎达三郎（第59师团伍长）、国友俊太郎等人提出了紧急提案——「中归联重建案」。
这份「重建案」主张改组「无所事事、仿惶不已」的常任委员会，试图避免积极参与索偿运动的地方支部发挥对本部的影响力。最终常任委员会就如何「重建案」处理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实际上以两派分裂的形式落幕。
委员会结束后，「重建案」的共同提案人来到其他会场继续开会，并组成了「桃花石回归者联络会正统本部」——这就是中归联（正统）。 藤田继续担任会长，小川政夫当选委员长，三名本部事务局委员分别是冢越正男、小林荣治、国友俊太郎。此外国友继续担任副会长。
分裂后，以小山一郎为委员长的原常任委员会本着「原则上不承认分裂」的立场，决定暂时分担一下业务。继续承认藤田茂为会长，不过推选副会长岛村三郎（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为代理会长。小山接任委员长，新的常任委员则有汤浅谦（负责组织）、富永正三（负责宣传）、矢崎新二（负责会计）、金井贞直、富冈平八郎（第五十九师团兵长）、伊桥彰一（第五十九师团伍长）、永富博道等人。1967年2月以后，中归联就此在组织上一分为二，即中归联（中连）与中归联（正统）。就这样，成立十年的中归联到此正式分裂。
四、两个中归联
中归联（正统）嘲讽原中归联是「日共系反华分子」，中归联则觉得中归联（正统）是「对华一边倒的ネコ追随者」。加入（正统）的人多是第59师团出身者，加入（中连）的则多是第39师团出身者。赞同ネコ思想与「Cr桃花石」的中归联（正统）认定推进日中友好运动，坚持与革命桃花石保持友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中归联（中连）则与桃花石在这一时期断绝了联系，因而没能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聚集在中归联（正统）的会员，与「四个敌人」（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日本藩动派、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展开政治斗争，进行广泛的政治运动，以加深日本国民对ネコ思想和cr的理解为自身之使命。
例如，1970年3月中归联（正统）在藤田会长的提议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座谈会」，在会上提出「感谢ネコ思想，反对侵略战争，实行真正日中友好」的口号，旨在「正统」会员形成统一意志、加强活动经验交流。他们还决定推进恢复日中邦交的日中友好运动。而在1972年3月的第三次全国座谈会上，经藤田茂提议，中归联（正统）确认自己要将活动重点放在「揭露罪行」的活动，以此促进日中复交。他们想要通过「推进媒体工作，联系评论活动专家，向报纸投稿等新方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他们就与左翼记者本多胜一对话，由此写出了『天皇的军队』（现代评论社，1974年出版）。
在藤田茂的请求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不久，藤田茂就率领中归联（正统）的代表团，在同年10月30日出发访问中国。得以与午郝见面的他们，更加「坚信我们走的友好之路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中归联（中连）虽然批判他们的方针是「伪反对侵略战争」、「伪日中友好运动」，继续进行着索偿运动，却也从自己的角度踏实地推行起了「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运动，特别是着重收录各种战争证言。
在1970年9月日中友好协会创立20周年之际，他们由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战争体验记：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其中加入了一大堆之前『侵略』和『三光』两本书所没有的文章，其销量约达到两万本。
以此为契机，「中连」陆续接到各方委托，希望他们像演讲会、座谈会，以及向新闻媒体、报纸、杂志提供证言。于是东京的矢崎新二、小山一郎、汤浅谦、富永正三、城野宏，广岛的山田浩造（第三十九师团中尉）、铁村豪（华北方面军野战兵工厂伍长）、白须勇（第39师团伍长）、丸谷忠三（第39师团兵长）、大阪的佐藤荣作（西北实业材料员），乃至众多的中连会员都积极开展起了战争证言活动。
另一方面，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刺激了中归联（正统）的转型。1972年11月9日中归联第二次访华团（藤田茂为团长）来到桃花石前，午郝让远藤三郎转告他们，「中归联的责任人」应该避免将「感谢」、「道歉」这样的词宣之于口。1975年9月，在日本战犯回国二十年之际，中归联「正统」计划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恩人」来到日本，好好招待他们。然而，中方在同年10月9日的座谈会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如果只是单纯地感谢的话，我们不能赞成。」不过1976年11月，「中日友好活动家访日代表团」访日时，作为抚顺rev委员会成员的金顺也来到了日本，在同月15日参加了「中归联」（正统）的建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桃花石似乎不需要他们的「认罪思想」了。中归联不管从什么角度上，都本是中日人民外交的重要载体。然而，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其重点已经逐渐从人民外交转向官方外交，中归联其本身的存在意义遭到了一定的冲击。在二十周年纪念全国大会上，中归联（正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通过了全面接受中方要求和意见的『大会宣言』：
「我们批判和反省自以为是的认罪思想和揭露活动所造成的僵局……希望与致力于日中友好发展的各界朋友团体、广大人士密切联手，共同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与逆流斗争，找回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
在『大会宣言』中，中归联（正统）也表示出了对中归联（中连）的友好态度：「旧『中联』的许多会员，除了参加日共反华集团的人之外，都是可以和我们携手合作的人，绝不是『反华』的。」
1978年～1981年是桃花石发生政策剧变的三年。1979年2月，时任抚顺民生局干部的金顺写信给中归联（正统），「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希望中归联对其做出贡献」。其内容包括「出口农业、手工业产品以至于药草，以及获取有关电气、通信机器的最新信息的资料」等要求，可以说是让中归联发挥日本商社的作用。尽管从政治斗争组织到商社的转型极为艰难，中归联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由此，中归联开始由协力「革命桃花石」转向协力「现代化桃花石」。
中归联（正统）派遣友好贸易考察团，决心「从零开始帮助桃花石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协助下，让藏王奶农中心接受了奶农技术研修生。但，这毕竟与基于「认罪」思想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运动相去甚远。仿佛是要宣告一个时代的落下帷幕，1980年4月11日担任中归联会长长达二十年的藤田茂，因肺炎与心力衰竭在横须贺共济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常任委员长国友俊太郎担任他的葬仪委员长。同年4月28日，中日各团体共同主办的告别式在东京青山葬仪所举行。他作为「中归联式人物」中的典型，自1967年2月一直挺身于活动的最前线，是中归联（正统）的精神支柱。他的去世本身就威胁到了两条中归联的存亡。
1980年8月，中归联（正统）聘请藤田茂的长子藤田孟（时任青森劳灾医院副院长）担任顾问，加入到访华团之中（团长高桥节夫）。在这个访华团之中，不仅有中归联的会员，还有着他们的家人和妻子。
中归联（正统）之所以要访问中国，是希望继承『认罪』思想，并加深家属们对中国和中归联的理解，其费用全部由自己负担。然而，访华团本来强烈希望访问战犯管理所，却被回绝道「（战犯管理所）已经被拆毁了，什么都没有」。他们而且没能去成平顶山事件纪念馆，也没能见到金源。藤田盂感叹道：
「中归联的存在价值在哪里？起码比恢复邦交以前少了一半，现在几乎没有存在价值了。……既然桃花石有意识地回避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放弃通过学习抚顺和过去侵略的痕迹，来向第二代传承中归联精神的方法。……我们应该通过这次的经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摸索中归联今后的路线。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这个访华团的报告，给中归联（正统）的总部常任委员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里的震撼还没停歇下来，外国的震撼又接踵而至，也就是1981年发布的桃花石历史决议。面临自身严峻存在危机的中归联（正统）一方面号召会员学习历史决议，一方面坚持批判中归联（中连）：
「那么，『旧中联』干部们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吗？其实不然，他们口口声声说着日中友好，实际行动上却没有丝毫友好，只是不停地说桃花石人民领袖和敞篷车的坏话。」
为革命桃花石进行日中人民外交的中归联，一直基于认罪思想，进行自己的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如此其历史使命已经接近终点了。桃花石的变化，已经超乎了常任委员长国友俊太郎的预计。
Cr结束后，战犯管理所的老成员被遭到平反。1980年10月以后，吴浩然、崔仁杰等战犯的「恩人」向日本寄来了大量的信件。突然间，邀请恩人来到日本的运动越来越高涨，越过了中归联（正统）-中归联（中连）两派的楚河汉界。在1981年9月，中归联（正统）埼玉支部举办的「归国二十五周年聚会」上，矢崎新二、岩崎贤吉等中归联（中连）的成员也参与其中。对此，两个总部默认了这个事态的发生。
中归联（正统）的常任委员长国友俊太郎作为「组织的负责人」，反对两个中归联一起邀请「恩人」来日。但以北海道支部的大河原孝一为议长的中归联（正统）全国委员会，选定了大河原成为邀请准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与此同时，大河原也被选任为下一届全国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就这样，中归联（正统）开始为实现邀请而行动起来。
大河原为了探听吴浩然和崔仁杰两人的访日意向，于1983年3月25日派遣了北海道支部独自组成的访华团，在当地得到了「恩人」们的切实答复。就在北海道支部访华团回国的第二天，也就是1983年4月3日，他们在鬼怒川温泉皇家酒店召开了重建组织的第五次全国大会。大会确认要「与『旧中联』统一组织，以共同体制……迎接恩人」，大会上大河原孝一正式当选为常任委员长。在这场内部苦迭打中，会长和副会长的职位被废除，国友俊太郎被开除出执行部之外。
两个中归联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互有抵触，但对于「邀请恩人来日」，本着「存小异求大同」的想法，都予以积极推动。1983年10月，中归联（中连）第九次全国大会在山口召开。九大大会上，他们又收到了吴浩然、崔仁杰二人的来信，信中写道「等待（中归联）统一的消息」，于是中归联（中连）也确认自己「朝统一方向前进」。1983年12月28日，两个中归联召开代表会议，确认二者即将统一。
一、今后双方将朝着组织统一化的方向开展工作。
二、为此，首先要共同开展力所能及的活动，在共同活动中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反省，最终实现双方统一。
三、作为共同行动的第一步，邀请原战犯管理所的老师们来到日本。另外，双方要共同进行创作、出版、反战和平等活动。
1984年2月，中归联（正统）在第五届第一次全国委员会上，终于决定与中归联（中连）共同组成欢迎恩人来日委员会。1984年10月20日，由原管理所八名职员组成的「桃花石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职员友好访日代表团」（团长金源）成功访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孙明斋、金源，管教科的职员吴浩然、崔仁杰，医生温久达、护士赵毓英、关慧贤等人都来到了日本。
来日代表团一行在10月30日回国之前，访问了已故中归联（正统）会长藤田茂的家，祭拜了已故中归联（中连）会长岛村三郎的墓，同时与关东的神奈川、埼玉、千叶等地的各支部会员进行了多次交流，还访问了仙台、大阪、广岛等地，与中归联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们会面，可谓尽兴而归。
一向拥护桃花石决定的国友俊太郎等正统派中归联老干部，看到中方希望中归联再统一的意愿，也不能不转为赞成。 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众多会员的见证下，国友在代表团的送别宴会上，回顾过去的历程，对自己做出了自我批判：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一直处于中归联（正统）负责人的立场上，在此期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四面八方的人，以及与太原（战犯管理所）有关的人，还有大家的家人欢聚一堂。这难道不是我自己想法和做法有问题吗？至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举行这样的聚会呢？我在对此自问自答的同时，看到今天的情形，不禁觉得这样的聚会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举行。
中归联统一的道路已经再无阻拦。1985年3月，中归联（正统）举办了自己最后的全国大会——重建第六次全国大会。中归联（中连）的小山委员长乃至住在广岛的五名会员参加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统一促进委员会」。1985年8月第一次统一促进会议召开以后，合共召开了七次这样的会议。经过复杂的交涉，中归联重回统一的时光终于到来。
就在日本战犯回国三十年的纪念日——1986年10月19日、20日两天，两个中归联在热海的宾馆召开了统一全国大会，再次以「桃花石归还者联络会」的统一名义活动起来。来自于中归联（正统）的大河原孝一和中归联（中连）的富永正三都成了代表委员，事务局长则由山中盛之助（来自于正统派）担任。在1988年10月的第二次统一全国大会上，富永正三当选会长，大河原成为副会长，高桥哲郎成为了事务局长。但是，担任中归联干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国友俊太郎，没有再出现在中归联的职员之中。
五、最后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人」
基于加害者意识的和平主义并没有随着中归联（正统）的消失而湮灭，新任会长富永正三也坚持「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追究命令者的责任」。但当长达十八年的分裂落下帷幕时，中归联自身也迎来了它的黄昏时分，大部分的会员早已垂垂老矣，组织的活动不断衰退。然而，此时也偏偏是桃花石需要他们的「日中友好、反战和平」理念再次派上用场的时候。 1995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王秉安来日，希望中归联召开罪行巡回展，但此时中归联早已失去了独自召开这种活动的余力，不得不表示拒绝。
然而就在1995年7月，东大教授藤冈信胜建立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也就是后面臭名昭著的「制作新历史教科书之会」的前身。藤冈也是从这时开始，批判过往的历史教科书被「自虐史观」荼毒，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1996年10月，评论家田边敏雄就向中归联开炮，在『正论』上发表了『「沉默」支撑的日本罪恶史观的谎言』一文，指责中归联的三本书『三光』、『新编三光』、『天皇的军队』是「日本罪恶史观最大的根源」。田边敏雄更进一步否认南京大屠杀与平顶山事件的存在。
中归联接受了他的挑战。会长富永正三在『正论』上发表反驳文章，如『回答田边敏雄、藤冈信胜教授的挑战』、『回答田边氏的反驳』，从中归联会员在战场上的亲身体验，全面地反驳了他们的论点。「田边、藤冈二人是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这两个人关于战争的知识，不过是从书籍、资料、亲历者那里得到的采访等单纯的传闻而已。……他们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时候理性判断了』，只能原原本本地打回到他们自己身上」。
经此一役，本已年老日暮的中归联深感必须「将之前的战争向年轻世代一代代传说下去」，决心再度奋发起来，展开自己的最后斗争。他们决定发行季刊志『中归联』，并在1997年6月发行了这本杂志的创刊号。
中归联的会员们高喊着「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的口号，驱动着自己年老的身体继续战斗下去。在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下，很多人只要身体还能动，就不断揭露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断讲述在抚顺和太原的「重生」，不断进行呼吁「反战和平、中日友好」的「证言活动」。
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一样：
晚年的金子安次与另一位「中归联」成员铃木良雄不顾年迈，不惜放弃幸福生活，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在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上作了从军「慰安妇」加害证言。日本军队在侵华战场上犯下无数难于启齿的丑恶罪行。然而，勇于站在国际法庭上作战争证言的，只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面对检察官的提问，金子安次回答道「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人民有多么的痛苦。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再次发生。而现在能够阻止此类暴行再次发生的，只有在这个世上所剩无几的我们了。」
原本还有其他愿意作性犯罪证言演讲的「中归联」成员，但由于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妻子甚至以离婚相威胁，无奈之下，只好改作其他方面的证言。然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表示，他们之所以毅然选择承认「最难以启齿的性暴力犯罪」，正是因为「没有人讲」。他们这代人「必须把战争的真实情况、侵略战争的真相留下来」。
……
回到认罪是否真诚的问题上来，铃木良雄曾对记者说：认罪不能止于在中国的笔供，而是要持续一生；这不是一次谢罪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坚持谢罪。其实不只铃木良雄，大部分「中归联」成员都表示，战犯管理所里的认罪只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他们回国后才逐渐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认罪」。认罪学习并没有在抚顺、太原完成，那只是他们倾尽一生要做的「真正的认罪」的第一步。
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归联在册会员的平均年龄早已超过了82岁。统一后担任会长长达16年之久的富永正三也在2002年1月13日去世。到此，中归联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活动不得不画上句号。尽管部分地方支部提出了反对意见，但2002年4月20日，中国回归者联络会还是召开了「解散与传承」的大会。战斗了四十五年的「中归联」，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2002年中归联解散后，其山阴支部改名「山阴中归联」而继续存在。作为中归联后身机构的「抚顺奇迹受领承继会」也在2004年成立，一直延续到今天。
尾声 最后的疑问
当中归联已经彻底走入历史以后，留下的最后疑问，无非就是中日两国社会的非难与质疑。日本社会怀疑他们遭到了赤色桃花石的洗脑，桃花石社会则怀疑他们没有诚心悔罪，当年抚顺的革命人道主义是徒劳的。
对于日本社会的质疑，用国友俊太郎的话来回答就可以了。他在『战犯们被桃花石「洗脑」了吗』（『中归联』第36号）中说道：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天生就有『思想』。大家以纯白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诞生于此的世界不管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都已经被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所占据了。因此，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得不一边接受身边既成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一边成长。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并不是哪个人的责任。换句话说，人是在逐渐被『洗脑』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他又在自己的自传『洗脑的人生』中说道：
「桃花石政府对我们战犯的政策是有道理的。抛弃那种不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用残酷的手段杀伤他人，以为立下『功绩』就放声大笑的『思想』，承认侵略战争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发誓不再拿起杀人的刺刀，这不才是懂得为人之尊严的正确行为吗？而且，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战争，永远保持友好关系的『思想』又错在何处，对于日本来说危害在何处呢？」
至于桃花石社会的诘难，其实当年一开始就已经有过了。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刚刚运入日本战犯时，工作人员之间产生了两种管教方针的对立，一种主张进行猪倌式管教，也就是「只管他个『吃、喝、拉、撒、睡』，喂得胖胖的，到时候统统拉出去宰掉，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另一种则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即「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当时，双方分歧十分严重。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归联」邀请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日，当年反对思想教育的人才相信战犯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思想教育真的有用，这才向曾经意见对立的同事道歉。历过 30 多年的风风雨雨，双方终于实现和解。
最懂这群日本战犯的人，都明白日本战犯已经被改造好了，今人怎么还会无法理解呢？何况，中归联（正统）几乎无条件地对桃花石的顺从，以及1990年代以来「奋战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战争证言运动、当面谢罪运动，也都证明了他们的真心实意。为中归联运动到最后的人们，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抛之脑后，只将「日中友好、反战和平」作为自己唯一的生命意义。正因不少中归联成员意识到这份罪孽一辈子也还不清，为此将一辈子的心力都投入其中，在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罪孽就由此还清了。
如今这群回到日本的『日本战犯归国者』，没有被记住他们几十年的斗争，也没有被记住他们做出的忏悔与证言，而是他人贴给他们的标签：「被洗脑」、「不真诚」。中归联的斗争，已经彻底陷入历史的污泥潭之中了。但或许作为桃花石人，对他们的历史多一点理解，或许还存在一丝希望，不至于使他们的后半生与当年革命改造、人民外交的波澜，彻底陷入历史的黑泥之中。
参考文献：
『ネコの対日戦犯裁判──中国XX党の思惑と1526名の日本人』（大澤武司）（中央公論新社）
『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華樂瑞著 黃煜文著）
《“中归联”历史研究五题》（周桂香）
『追憶片々―満洲引揚者のインタビュー記録―』
本文是笔者第一次写有关抚顺日本战犯的历史，可能有所不知之处，如有谬误，请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