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治维新时期的大规模起义，那当然就不得不提「新政反对一揆」、「部落解放令反对一揆」， 以至于1884年著名的「秩父事件」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农民实际生活的世界」中，可以感到的就是明治新政府颁布的新政不少都是加重他们负担的，而封建时代对他们有利的惯例反而被打破了。这 种利益的受损，再加上农民对社会环境急速变化的不安 ，自然就会将人们激动的情感转化为一场要求「回到过去」，或者是呼唤「改良现状」的民众暴动。这里之所以用暴动，是因为一揆比起中国人更熟悉的「农民起义」，其模式更接近「民众暴动」。
一、新政反对一揆
明治政府的「新政」，对普通农民的压迫是多重的。税负的加重自不用提，1873年的「地租改正」 （并按照大米的收获量缴纳一定比例的实物→按照地价缴纳一定的金额）本身就是对农民不利的政策，加上新政实行后农家收入与市场粮价挂钩，农民的生活水平于是就更不稳定起来了。明治政府「全民教育」的义务教育制度，首先给农民的感觉就是，这项制度要夺走可以帮他们干农活的孩子，减少家里的劳动力；不仅如此，学校制度所新增的学费，还增大了农家的财政压力。这些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首先就决定了农民对现状是不满的。征兵制、地租改正、建立学校，允许屠宰牛类、短发、废除贱民……一系列似乎没有什么好处的新政，正切切实实地冲击着农民的日常世界。
幕末以来的历次一揆与「不也挺好吗」运动，也流露出了日本人民希望打破社会上弥漫的不安、呼唤改革社会的心情。然而，明治政府不但没有回应他们的希求，反而还在摧毁他们「理所当然」的日常世界。除了各种新政以外，还有规范生活的条例：而明治政府的改革深入民间生活细节，比如禁止在街上不盖盖子就搬运粪尿、禁止在街上大声说话，只为了将日本人民改造成西方人眼中的文明人。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外国人第一次直接来到自己的身边，讲着听不懂的语言，做着奇异的行为，这也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比如，后面将提到的「美作一揆」，起因之一就是工部省雇佣了一些外国人来到当地考察矿山，但当地人民见到外国人狂饮啤酒与葡萄酒，以及官员身着官服四处调查时，不觉心生怀疑与恐惧。
这种情况自然使一种巨大的不安与恐慌在日本人民之间的弥漫，各种骇人听闻的超自然流言开始通过行走各地的行商，在各县蔓延开来。比 如在高知县，就有流言说患者如果去了西式医院，就会被放到铁架子上，不知不觉地被抽光身体里的油膏，就这样笑着死去。至于户籍调查，就是要为了将普通百姓卖给外国人的；一旦被征兵，就会变成「军务司」的虫子，被外国人吃掉……其他地区也有传言说，西洋人取小儿的活血熬药，将孕妇的鲜血绞进药中服用，将处女的血涂在电线上。在这些谣言中，最恐怖的对象就是「异人」，也就是外国人。在各种流言中，外国人是没有人性的残忍物种，是「充满恶意、无法捉摸的巨大力量」。当然，「异人」会侵袭到体内，危及国家的性与生殖，导致亡国灭种的传言也一再出现。
不过，触发这种虚空大恐慌的，还是实实在在的明治政府新政政策。1872年的「征兵告谕」在说明每个国民都必须承担兵役时，用了「血税」 一词，正是这个词引爆了人们的不安，让人们认为被征兵以后，就会被外国人取血。这样的流言就像火星一样，一经落在因利益受损而躁动不安的各地人民身上，就会引发燎原大火（暴动）。
面对这个郁燥不安、离奇可怖的新世界，农民自然把责任都归咎于明治政府这些乱七八糟的新政，希望取消他们恢复到之前的世界。1871～1877年间，各地的农民反对废藩置县、反对学制、反对地租改正、反对征兵制、反对贱民解放令，纷纷掀起名为「新政反对一揆」的暴动，捣 毁学校，要求旧藩主回来。比如，参与美作一揆的东北条郡32村，他们提出的诉求正是「免除五年贡米」、「恢复到断发令之前」、「废除征兵制」、「禁止屠宰牛类」、「秽多地位恢复到之前」、「政治上回到旧幕府」。
正如藤野裕子所说：
新政反对一揆的大多是要求恢复旧体制，与要求从既有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改革一揆」（世直し一揆）似乎正好相反。但是，正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解放愿望，当他们意识到新政府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反而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世界时，他们才会表现出痉挛般的拒绝。对（社会改革一揆中）乌托邦式改造社会的期待急转直下，变成了超自然的不安和恐惧。
我们可以从著名的名东县一揆，来观察新政反对一揆的范式。1873年6月26日傍晚时分，一位女性带着两个孩子走在路上。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走了过来，抢走了两个孩子。很多听到骚动的村民拿着竹枪出来，制服了这个女人，要当场杀了她。当时，户长和逻卒试图制止，但人们不但不听劝告，还袭击户长并将其打伤，在户长家放了火。于是突发的暴动遂发展成蔓延七郡的一揆。根据官府的报告，在这次一揆的过程中，约有130个村落发生纵火事件，约200家户长及村吏的住宅、四十八所小学、63处告示场、7处逻卒屯所（派出所的前身）、203户平民住宅遭到焚烧。为此，政府从28日出动了两个小队半的军队，开枪镇压了这次的一揆运动。政府方死亡二人，民众一方则死亡五人，因参加起义而被处罚的约有一万七千人。
二、「贱民废止令反对一揆」
然而，「新政反对一揆」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类型，那就是「贱民废止令反对一揆 」。今人可能很难想象的是，一个似乎很「进步」的政策也导致了民众暴动的爆发，那就是1871年取消贱民制度的『贱民废止令』。1871～1877年间，因反对废除贱民制度而爆发的暴动多达24起，遍布今天的兵庫、広島、岡山、愛媛、高知、宮崎、大分、福岡、香川、京都、熊本等地，基本上以关西地区、西日本地区为中心。事实上，明治政府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废除贱民（被歧视部落的成员）的身份，来取消传统上对部落民宅地的免税制度，从而为地租改正做好准备 ，也为建立统一的国民国家铺好基础。然而，这次改革还是极大地冲击了普通日本人民。
这是因为，在江户时代，虽然贱民通过卖皮革、担任警备员等等，与普通百姓的接触增加了，但他们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等级制度依然是沟壑分明的。除了耳熟能详的贱民不能穿艳丽的衣服以外，就以秽多为例，秽多与身边的村民之间有三种权力模式，但都是被他们所支配的：
第一种是秽多有自己的村落。但这种情况下，周边普通百姓村落的村官一般会兼任秽多村的村官，导致秽多村在事实上没有政治地位；
第二种是百姓的村落（本村）与秽多的村落（枝村）形成本村-枝村的关系 。枝村对全村事务没有什么发言权，秽多们不仅在年贡分配到户、使用入会地（村落的共有地）等方面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还被排除在村里的人际交往和祭礼等等之外。江户时代，百姓可以通过「诉愿」向领主阶层提出异议，但「诉愿」是通过村官进行的，因此受本村村官支配的枝村很难向藩内申诉支配的不当性；
第三种是秽多连枝村都没有，就是村民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基本上不会有村民的一切权利。
秽多内部也有等级，他们更像是「社会之外的社会」。然而，贱民废除令却打破了百姓社会与贱民社会之间的区隔，让两个社会一下子合并在了一起。江户末期就已经行动起来试图争取平等待遇（如1857年涩染一揆）的秽多，对『贱民废除令』反应迅速，立刻开始向百姓社会展示自己拥有与百姓一样的权利。 各地的部落民不但试图进入到澡堂和梳发店这些他们一直被禁止进入的场所，拒绝处理死牛马负责警备的任务，还提出了入会地均摊等等诉求，这一切都让普通百姓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贱民的「傲慢」、「无礼」忽然增大。比如有长野县的部落民进入了以前不被允许进入的澡堂和开祭典时表演狂言的地方，部落民的年轻人开始跳手舞，引起了村民的反感，结果被要求写道歉信。
更严重的是，对本村来说，贱民废除令动摇了他们通过支配枝村获取的经济利益 。这是因为秽多的枝村被排除在全村的决策之外，所以一直以来，本村在年贡如何分配和入会地怎么利用等等问题上，都设计成对自己有利、对枝村不利的制度。然而，这一切都将随着贱民废除令的颁布而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村民在贱民废除令发布后，对被歧视部落的人们第一时间争取平权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就在贱民废除令颁布后，旧百姓村掀起了针对被歧视部落的「拒卖运动」 ，要断绝与被歧视部落之间的买卖关系，切断经济上的往来，以此试图迫使被歧视部落维持原有的权力关系。
归根到底，这些歧视贱民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一般百姓广泛性歧视贱民的意识之上的。江户时期的百姓意识中，本来就包括了对贱民的歧视意识。贱民废止令颁布以后，人们对「异人」的恐惧与不安，转化为了对部落民竟然可以与自己平等的恐惧与不安，体现出一种要彻底排除异己他者的意识。像贞永寺爆发一揆前，村民就在恐怖贱民废止令会导致「人种断绝」，自己遭到「异人」统治，作为农家宝贝的牛类都被他们吃光。「异人」带来的威胁感、自己无法维持生计的不安、人种断绝的恐惧，使得他们激烈地行动起来，要透过「一揆」，通过残酷的暴力，来将贱民压制回他们本来的地位上。某种意义上，促使百姓行动起来的，正是他们的危机感与被害者意识。
最初爆发贱民废除令反对一揆的，是1871年发生的播磨间、但马间地方（现兵库县）的播但一揆 。此外，1873年发生在美作地方（今冈山县）的美作一揆 和福冈县一带的筑前竹枪一揆 ，因参与人数之众多、对被歧视部落的暴行之严重而闻名。筑前竹枪一揆的参与者多达六万四千人，被歧视部落至少有1534户人家被纵火。此外，他们还打砸了县厅、区长、正副户长家的房屋、告示场和町村榜示桩、小学、卖米谷的商家，乃至于「异人馆」（洋房），破坏了从县厅到博多的玻璃灯、蒸汽船的机器、181根电线杆等等。讽刺的是，不少爆发贱民废除令反对一揆的地方，都是部落民力量较为强大、人数众多、他们专属的皮革产业稳定，部落民甚至还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的地方。这正是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规律：自从幕末末期商品经济发展以来，秽多之间也出现了通过生产、制造皮革而富起来的人，他们自然会争取村内的部落民平权，贱民社会的经济力量越大，反抗力度也就越大。
这里可以重点分析的，是发生在1873年5月26日～6月1日的「美作一揆」，当时一揆势力涌向县厅所在的津山，沿途破坏了正副户长的住宅、学校、告示场等，起码有263户房屋被纵火。被歧视部落方面死亡人数达到18人，因参加起义而受到处罚的人数达到27000人。
美作一揆的爆发原因，依然是民间对新政的强烈反感与流言的瞬间触发。一揆爆发的北条县对小学令、地租改正令、贱民废除令等处于「惊异而神经过敏」的状态。就在这时，工部省雇用的外国人戈德弗雷一行来县视察各地矿山，引发了人们上述的怀疑。除此以外，他们也对看到不再是贱民的「新平民」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而感到不满。当时，美作一揆的爆发地贞永寺村流传着这样的传闻：「最近有穿白大褂的人在各地徘徊，诱拐小孩，卖给外国人。如果发现穿白大褂的人，就要用警钟或竹法螺等工具通知全村。」爆发美作一揆的前夜，民众对「异人」的不安和恐惧高涨已经高涨到了一个境界。
就在5月26日那一天，贞永寺村有老妇人冲进邻居家说：「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可疑人物。」邻居听了，以为是有人拐卖小孩了，吹着竹螺，敲着警钟，通知了全村。村子里约有六百人出来搜索穿白大褂的人。有人说，他可能藏在户长家里面，于是他们侵入户长家，毁坏了户长的家产。正当贞永寺村的人们袭击户长家时，有人提出「附近被歧视部落的人最近态度傲慢，应该趁此机会惩罚他们」，于是他们开始转为袭击被歧视部落的居民。一揆军兵分几路，向县厅所在的津山进发。他们一边动员沿途的村庄（不少都是强迫民众参加一揆，这正是江户时代以来的一揆模式），一边增加自己的声势。一路上他们破坏了小学和户长家，又袭击了被歧视的部落。到第二天参与一揆的民众依然势头不减，约有2000人袭击了津山的小学和县政府。
对此，美作地方的三十多名士族进行了镇压，但一揆势力反而更加壮大，开始用竹枪袭击士族。士族三百人在县厅进行防御。无法和平镇压的县厅最终向一揆军开枪，导致十二人死伤。日本近代史研究者茂木阳一将美作一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笔保卯太郎等百姓总代表层、村官层构成发动一揆的主体，率领百姓向县厅提出「强诉」，并在此过程中袭击正副户长、小学、被歧视部落。第二阶段是民众将攻击目标从县厅转移到全县，由各村的个派出领导人对一揆进行指导。此时被歧视部落、小学、县吏、户长阶层成为了民众袭击的核心对象。
美作一揆扩散到北条县全境时，许多被歧视部落的房屋遭到烧毁。在最惨重的东北条郡被歧视部落，一揆军闯入应战的部落民之中，毫不留情地用竹枪将其刺死，并投掷石块将六人杀害。接着，他们又被歧视部落内放火，烧毁了一百多户人家。据说一揆军还把稻草捆在女性的背上，点火烧死了她们。 被歧视部落的人们逃进山林后，参与一揆的民众将他们一直重重包围到天亮，一发现就抓住他们。对于表示顺服的人，民众就在头发上做上记号后释放，否则就用投石或标枪打死，然后扔进河里。一家人逃到山中，被一揆军发现，又被人从上面扔大石，又被标枪刺中喉咙。母女五人都被杀，一家唯一逃出来的男人在树上上吊自杀。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屠杀确实源自百姓对贱民平权化的不满。我们可以从参与袭击的被告陈述中看出这一点，「自明治维新后，贱民称号被废除以来，被差别部落民众的傲慢，较以前更加可恨」、「被差别部落的人，在贱民称号被废除后，忘记了以前的身份，变得无礼 」等等。事实上，参与一揆的民众在逼近被歧视部落时，会要求他们写下这样的一份道歉声明书：
我们以前是被称为「秽多」，本村有规定我们和平民大人有着特别的区别。今后要像以前一样遵守礼让，谨慎行事。本村自不必说，就连在其他村子里时，在室内都要脱鞋，在路上相遇时，也要像以前一样拿着鞋子以示礼让。我们为之前的误会道歉。请原谅我们。
又或者立起「一如既往地作为秽多，服从村人的指示」的牌子的话，这个被歧视部落的村民就可以免于被一揆军放火和屠杀。然而，有不少部落宁可与一揆军作战、遭到一揆军放火与屠杀，也要保卫自己在「贱民废止令」以后的平等地位，殉难者就是在这些村落里出现的。
然而，不管是新政反对一揆，还是贱民废止令反对一揆，都没能让明治政府撤回新政。参与这些一揆的民众，迎来的只是明治政府的残酷镇压。在明治政府的镇压中，「即决处分」 十分普遍，也就是不由各县法官裁决，而是将审判全权委托给地方官（县知事等官员），迅速在当地行刑。不仅仅是在现场抵抗官兵的民众，就连被捕的民众，也有可能遭到当场执行死刑的裁决。以往江户时期民众和平请愿，领主也不进行暴力镇压、回应他们诉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秩父事件
私立银行和贷款公司，过去一直以来压迫贫民到了极点，对此进行报复的方式，（应是）建筑物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人们在瞬间被斩首，尸体被悬挂在城市的街头示众，尸体被丢弃在原野上供鸟兽觅食，只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令人愉悦的场景，我们才会产生重建的意愿。
——须长涟造
以上的这段话，是武相困民党领导人须长涟造 的悲愤之词。武相困民党之所以闻名，就是因为须长涟造等人顽强地要求和县令、县吏交涉，减免债务利息、以50年还清所有债务。他们没有像秩父事件中的农民一样采用暴动的方式，而始终以和平、温和的方式进行交涉与请愿。然而，即使是面对着这群身着蓑笠、不携带武器而集体游行前往县厅请愿的农民，日警也以「凶徒聚众罪」的罪名，大规模地逮捕了他们。
那么，是怎样的激烈愤恨，才会让坚持和平手段的须长涟造，也喊出这样的话来呢？
答案正是：负债农民 对高利贷者 与政府的愤恨。「秩父事件」的武装暴动，正是这种强烈的愤怒与仇恨，冲破表面压抑，赤裸裸地来到现实中的结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情感，就没有这起日本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武装暴动——可以说，也是日本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武装起义。
那是1884年11月1日的夜晚。秩父困民党兵分两路，前往饱受高利贷之苦的小鹿野镇，在那里闯入政府机关、烧毁公证簿，要将高利贷一笔勾销。然后，他们渡过荒川河来到了大宫乡（现在的秩父市）。超过1万名农民聚集在大宫，袭击了警署与法院，到这一天结束前，他们已经控制了秩父郡。到11月2日，他们在荒川河畔与宪兵队发生激烈战斗并击退了他们，顿时气势大增。一时之间「从负债中解放出来」的秩父农民随即指向了政治斗争的新方向，为了社会改革，不惜与国家权力进行对决。在秩父郡政府设立的困民党总部，也因此开始被称为「革命总部」。秩父困民党的领导人所谋甚大。据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袭击高崎市的陆军火焰制造所，让东京出动军队，借此时机在东京也发动暴动，从而颠覆明治政府。
用更历史书一些的语言来说，就是：1884年11月，被称为「困民党」、「贫民党」的秩父地区农民发动起义，提出了四十年分期还款、学校停课三年、减税等诉求。他们焚烧高利贷证书，袭击了郡役所、法院、警察署。
秩父暴动的结局到底如何，这里暂不揭晓答案。那么，「秩父困民党」到底是什么呢？「秩父事件」又是缘何而起呢？
为了1877年西南战争的胜利，日本政府付出了4200万円之多的巨额，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增发不兑换纸币来完成的。如此之多的资金流入市场，导致1870年代末日本出现了激烈的通货膨胀，物价飙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时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通过紧缩财政，以及烟酒增税、新设酱油税、点心税等等一系列回收了市面上多余的纸币，史称「松方紧缩」。 增税与财政紧缩双管齐下的政策，导致经济萧条、米价暴跌，不少农家为此遭遇了很大的打击。交不上税而遭到强制处分的农民多达36万人，因此被强行拍卖的土地多达47000步。
松方紧缩中受害最大的还是养蚕产业发达的地区。日本在幕末开港后生丝出口增加，像秩父地区就将经营的重点转移到养蚕、缫丝业上，由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养蚕、缫丝业而言，生丝的价格以月为单位上下波动，所以即使生丝价格下跌，一般也是暂时性。另外，由于这一行业收益性高，农民从高利贷者（个人、还有银行公司、生产公司等）处获得高利率的借款后，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来偿还贷款。
然而，正因这次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由政策造成的，蚕茧价格也出现了与平时不同的大幅度变动。雪上加霜的是，受欧洲大萧条影响，1882年，里昂生丝贸易所的生丝价格暴跌，结果1882年至1883年期间，日本国内的生丝价格也大幅下跌。结果，不仅仅是贫农，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大部分农民都在还债和纳税上陷入了困境。随着农作物价格持续下跌，许多本就不富裕的农业地区陷入困境。
秩父事件的主角——埼玉县秩父地区 自古盛行蚕业，最发达的农家副业也是养蚕和缫丝，比同期其他地区更偏重于生丝生活，且与信州（长野县）等其他蚕业地区相比，与法国市场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受到丝价暴跌的影响更严重，1882年以后陷入严重萧条状态。由于许多蚕业农民依靠每年的生丝销售来借钱，以此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及生活用品，生丝市场的暴跌使得农民更为贫困，而且因为农民必须必须支付银行和高利货的利息，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了。秩父地区的农民之所以不惜使用暴力也要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种极端贫困导致自己交不上税、还不上债，以至于自己的财产被政府毫不留情地没收，结果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正是这种小地主、小生产者也大量破产 的极端处境，迫使他们走上了暴动之路。
即便如此，在以前的时候，这些负债累累的农民一般也不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封建时代，有着一些「温情脉脉」的保留性制度 。如果农民以土地为担保来借款，即使他们无法偿还借款而导致自己的土地被转到贷款人（比如地主）名下，只要能还清借款（哪怕是已经超过期限），该土地也会回到贷款人手中。
除此之外，秩父地区还有一种由村里处理破产农民债务的惯例。村里有权威的农民可以帮他们将债务一笔勾销，作为代价，被抵押的土地就归这个有权威的农民所有。在北相模地区，当负债者无法偿还豪农的借款时，如果他们除了最低限度的衣食住行之外，变卖家产的钱还是抵不上本金和利息的话，债务就会被一笔勾销。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债权人即使无法收回本金，也只能答应减免债务。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村落共同体批评为贪得无厌。这种惯例的根源在于，社会上规定富人和统治者有责任保障农村共同体成员的生活。就像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持百姓生活一样，富人也认为追求财富到负债者无法维持共同体生活是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随着明治维新，一切都变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取代了这些温情脉脉的规矩。 其中给负债农民带来最大打击的，就是因为「现代化改革」而引入的破产整理制度。从1872年开始，日本开始实行一项新制度：如果无法偿还贷款而引发诉讼的时候，就要强制拍卖抵押物，以回收借款。因为这是国家权力执行的制度，因而没有宽限可言；此外，担保出去的土地还可能流入所有者与耕作者之外的第三方，这一切都是完全崭新的。
此外，如果纳不上税的话，还会遭到「个人破产」的处分，土地等个人财产会被国家扣押并拍卖。「松方紧缩」导致被执行「个人破产」的人剧增，从1881年的约7800件攀升到1884年的约27000件。因为负债农民的全部财产都被公权力没收，而且在通货紧缩下土地价格又下跌了，即使强制拍卖也会出现本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不一定是当地的富人，而是私立银行、金融机构等现代化企业，如果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就会被法院执行处分。这些企业丝毫不考虑到如何维持人们的生计，结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农户急剧增加。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富人和统治者不应该实行的无情无义的审判开始蔓延开来。
正因如此，这段时间里负债农民骚动 频频发生，而且大多集中在关东地区周边的养蚕地带。所谓负债农民骚动，就是无法还债的农民集中起来，涌向债权人或者户长的住宅前面，提出延迟偿还贷款等等请求。1883～1885年间，日本全国各地爆发了60多起负债农民骚动，其中70％都与秩父事件爆发在同一年，即1884年。然而，事实上负债农民骚动很少演变为暴乱，大部分的骚动都在日警的劝说下和平解散了。其中发展为武装暴动的，只有群马事件与秩父事件。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有这两起事件与「自由民权运动」有关。负债农民骚动，就是这样发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正当中的。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秩父事件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自由民权运动」的最高潮。
1873年，因政变而下野的板垣退助等人发起了要求建立立宪政体的全国性运动，许多政治结社为此诞生。尽管士族一直对明治政府心怀不满，但西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能通过武力发动政变来改变权力分配，而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分配方式。于是，他们开始集中精力进行言论政治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西南战争之后，演讲大会等言论运动变得特别活跃起来。
自由民权运动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参与者不仅向政府呼吁开设国会的必要性，还通过发行报纸、举办演讲会等言论活动，广泛向民众呼吁自由民权的重要性，扩大他们的支持基础。
自由民权家最初发行政论报纸，倡导民权论。但报纸上的反政府言论很快就变得极其激进，导致明治政府在1875年制定了『新闻纸条例』与诽谤律，禁止在报纸上批评明治政府。很多报纸的编辑负责人因此被处以罚款或被判监禁，结果自由民权运动的报刊阵地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根据稻田雅洋的研究，1875年8月到12月，报刊被处罚的案件有14起，而1876年一年就多达90起。
发觉通过报刊进行政治宣传已经不再可能以后，自由民权家又转向通过演说大会来宣传自己的理念。不管是在城市的歌舞伎座和寄席，还是在农村的寺庙、神社等地，都可以看到召开演讲大会，向人们宣传开设国会必要性的民权活动家。
这种演讲会事实上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空间。当台上的民权活动家指责明治政府时，听众们就会兴奋地喝彩。在场的日警一旦发出『注意！』、『停止』等警告时，听众的情绪就会高涨起来，把茶壶等手边的各种东西都抛向空中。台下的听众们享受着政谈演讲会对政府的批判，就像观看一场惩恶扬善的戏剧一样。听众又向民权活动家发出各种的喝彩声，台上台下相互呼应。
眼见演说会盛行起来，明治政府又在1880年制定了『集会条例』，规定演讲会必须事先向政府申报，并加强了对演讲大会管制。到1882年明治政府又对其进行修改，将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学术演讲会。演说会的阵地也被明治政府夺了过去。
于是，民权活动家又转向新的运动方式，比如召开「民权运动会 」。简而言之，就是民权活动家在寺院、神社的院内或者广场上进行拔河、夺玉、击剑等表演，最后号召聚集在那里的观众加入自己的民权政党，如自由党、改进党。
例如，在栃木县的运动会中，主办运动会的自由党员说，如果自由党掌权，「要削减租税，使之达到……安宁的地位……各位今天应该下定决心，听从我的劝告，养足气力，以待他日之变。其结果肯定会带来幸福。」 他还号召群众加入自由党。
也就是说，虽然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们，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但他们也会积极向广大群众呼吁自己的理念，更用「减税」、「幸福生活」等言辞来吸引他们。这些言论事实上是在刺激日本农民群众传统上自幕末以来的乌托邦幻想。 比起国会开设、国会选举的诉求，这种朦胧的、模糊的期待——打破现在的社会制度，创造安乐幸福世界——的期待，才是将贫苦农民与自由民权运动关联到一起的重要因素。
而秩父事件的主角——秩父困民党，其核心成员正是自由党员。不过，正如自由民权运动家召开大会时，是以他一人站在如海的群众中间一样，绝大多数参与秩父暴动的人都不是自由党员，而是负债累累的农民。然而，与负债农民之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秩父困民党领导人中的位置之少。在十个主要职务中（总理、副总理、两个会计长、大宫乡小队长、参谋长、甲大队长与副队长、乙大队长及副队长），只有柴冈熊吉是单纯的负债农民出身。同为农民出身的，还有兼营当铺的农民副总理加藤织平。
担任总理的田代荣助 是侠客型富农名望家，属于真·乡里大善人（后面详细叙述）；担任会计长的井上传藏与宫井津胜，一个是商人，一个是神社的神职人员；担任参谋长、后来在暴动设立「革命总部」的菊池贯平是律师；担任甲大队长的新井周三郎也是小学老师，副大队长大野苗吉是「中坚农家」出身的剑客，乙大队长饭塚森藏是小学校长，副大队长落合寅市也是中农出身。换言之，从负债农民联合起来到发动暴动之间，负债农民退到了后面，而站在前方的是更有名望的人。
那么，负债农民的暴动，为什么会卷入全村的所有社会阶层呢？负债农民又为何会承认富农、律师等人对自己的领导权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发现幕末以来普通百姓通过村中上层人物来表达自身诉求的「一揆传统」，也可以透视到自由民权运动内部的阶级构造。我们到此可以停下来，检视一个关键的问题：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导阶层，到底是社会中的哪一个阶层？向贫农鼓与呼的自由民权活动家，其出身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主导自由民权运动的，正是不断没落的士族与正在崛起的豪农（地主、富农） 。正是得到了豪农的支持，自由民权运动才能有如此之大的规模，自由民权运动才会有这样的激进度。根据坂野润治的推算，明治初期佃农、半佃农半自耕农人数共360万，自耕农与地主合计180万人，上层自耕农与寄生地主共88万人。此外，士族约40万人。就是这40万士族、90万豪农，支撑起了整个自由民权运动 。士族之所以发起，是为了向明治政府争权；豪农之所以加入，是因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大目标之一就是减轻明治政府为了富国强兵而连年增加的税负（政费节减·民力修养 ），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正如植木枝盛在1891年所说的一样：
「诸位应该就是一直以来喋喋不休地说要休养民力的人。应该就是高呼必须从穷困中拯救农民的人。而现在，（你们）想要身为帝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减轻地租的问题。如此一来，你们虽能减轻地租，但却会独享其利，不将其及之于佃农，你们之所以曾呼吁休养民力，嘟囔贫民受苦，不过是想藉此借口来谋求减轻地租，以此谋取私利罢了。面对着这样的辱骂，到底你们还想用什么话来辩解呢？」
士族提供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顶层领导人，豪农则是自由民权运动在全国的支柱。但不管是士族还是豪农，都是理解并认同自由民权的理念的。
豪农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选举制度的设定。用地税来判断是否有权投票的制度，自然会使得地方议会与国会成为「地主议会」 。其次，近代日本农村特有的「乡村共同体」制度也使得地主、富农与佃农、贫农之间的沟壑并没有中国那么大。相反，地主与自耕农中不时就会涌现出一些代表全村农民意志的名望家，他们用德富苏峰的话来说，就是「田舍绅士」。 在德富苏峰看来，他们是「村里的总理大臣」 ，村内的事务都由他们指挥过问，他们广阔的前庭是「村里的公园」，他们的宅邸是「村里的俱乐部」。德富苏峰进一步说：
「试想一下，今日在政治上占有势力的人是什么阶级的话，恐怕不能不是这个阶级的人。今天在地方上做县议员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有人调查他们的话，就一定会知道他们大多就是这位田舍绅士的伙伴。也就是说，议决一个县内经济的权力，现在已经落入这位田舍绅士的手中。再来考虑一郡一村之内吧。凡于一郡一村之内，在产业、土木、卫生、学校等方面最为尽力的，又是谁呢？（注：指田舍绅士）……由一村及一郡，由一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国。若以他们在开设县会之今日所具有的势力来推测，则他们在开设国会之日所具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这些「田舍绅士」们，正是豪农名望家的主要来源地。而自由民权运动在各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这群豪农名望家。他们向上与东京的自由民权政党总部相对接，乡下则与自己乡间的老农相对接。秩父暴动的领导人田代荣助就是一个典型的豪农名望家： 出身乡里名门、持家富裕、在乡间具有很高名望。正如他供述的那样，「在其他人要借贷，（或者）对某种事实进行仲裁」等场合，他就是负责解决纠纷的中间人。不仅如此，他还会扶助穷人与流浪者。作为一个有侠客风格的人，他说：「我生来就喜欢挫强扶弱，只要有贫穷的人来投奔我，我就会让他附籍」，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也会照顾他们的生活——据说田代两百多个追随者。这就是为什么，负债农民有困难时，就会想到拥戴他作为自己的运动领导人。此外，上日野村（今藤冈市）的名望家——小柏八郎治也参与到了秩父事件之中，他是群马县一方的核心人物。据说，他计划着袭击高崎市的监狱，放出犯人，让犯人跟着自己涌向群马县政府请愿。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因为地方名望家有义务代表身边老农的愿望。
自由民权运动就是这样与负债农民运动相遇的，二者在地方名望家上双向奔赴了。 作为自由党党员、自由民权活动家的名望家，与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的负债贫农，就是这样在秩父困民党中混杂在一起的。负债农民为什么会参加暴动的激进行动，是很显然的。柴冈熊吉被捕后供述说：
最近物价下跌，秩父的人们因为高利贷变得非常贫困。看到高利贷者牟取暴利，残酷地进行讨债，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于是宁可舍弃性命，也要与田代荣助等人合谋发动暴动，拯救穷困的民众。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实现了这个的愿望，打倒高利贷者，拯救贫民，受到最大的处罚也在所不辞。我们所在的秩父郡是埼玉县最不便利的地方，如果高利贷者继续以暴利来折磨民众的话，就必须想办法制定好对策。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成为暴徒的。
那么，自由民权运动家为什么会参与暴动呢？事实上，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镇压是十分严苛的，自由民权活动家经常被判入狱，而狱中的环境又以恶劣艰苦而闻名。1881～1883年间，明治政府陆续炮制了秋田事件、福岛事件、高田事件 ，以民权激进派要推翻政府为由，强行镇压当地的自由民权派运动。这种镇压自然会导致自由民权运动的进一步激进化。
另一方面，松方紧缩的实行导致米价暴跌。之前几年飞到天上去的米价支撑起了豪农的经济力量，他们才又生出政治力量来支撑自由民权运动。然而，随米价飙升而高涨的运动，又随米价的下降而低沉了。『邮便报知新闻』1884年10月28日的社论这样写道：「二、三年前，因自己的家业丰裕，能将力量与金钱用于公益事业，所以基于每个人的志向，有的去兴办学校以育英才，有的发行报纸以传播思想，有的集会结社等。他们都以十分旺盛的精力去从事这些事业。然而在今天，情况已经大大不如往昔。这完全不是由于意志消沉了，而是迫于自家的生计，心身无暇他顾，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去办公共事业。」府县会反对政府的风潮也消退了。
另一方面，正如『日本政治史』所说：「从1884年春开始，由群马、秩父、武相发展到中山道沿路的农民不稳动向开始扩大。这也是经济萧条和米价下降的余波。因田赋过重而穷困和卖掉土地的地主以及自耕农增加，但也出现了利用这个机会聚集土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而成为人们怨恨的目标。佃租的土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重，1878年为28.9%，1883年为35.5%，1887年增加到39.5%；而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则从1883到1888五年间，由 38.7%减少到33.3%。农村社会的这种结构变化，使作为自由党的社会基础的豪农商人层陷入决堤灭顶之灾，从他们当中产生出了困民党和借钱党。赌徒、地、草寇、流匪、讼棍、被登记为外地人而暂住在农村的流浪者，对农村的骚动发生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场合还受自由党的领导而拥护自由党员。自由党对由此而急进化的地方党员，完全失去了控制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自由民权活动家开始激进化，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暴政政府，才能开设真正完善完美的国会。与他们强烈的政治诉求相比，真正参与暴动的大部分农民如前所述，并不知道国会民主是什么，只将自由党、暴动与传统上的乌托邦愿望联系在一起。
当时的神官田中千弥说起义计划是：「上东京，与板垣公合兵，追讨官省官吏，变暴政为良政，实现自由世界，人民安居乐业。」这里提到的「板垣公」即板垣退助根本没有造反的意图，甚至还在1884年因为自由党的地方党员激进化而下定决心解散了自由党。然而，秩父地方的农民对东京的自由党总部正在发生什么，当然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板垣公」和「自由」是一扫眼前生活的苦难，带来「安乐」的存在。
也有暴动参与者如久保田鹫五郎供述说：「听说自由党的人不用儿子当兵，所以商量过是否要儿子加入自由党。」参与暴动的农民不知道自由党内的权力斗争，也不知道自由党部分要人与明治政府的私下交易，甚至也搞不清楚人权自由理念到底是什么。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党政治纲领是「废除学校，减免租税，为此将实行多人暴动，以破坏县厅、郡役所及警署为目标，贷款党烧毁户长和乡公所的公证薄与借款证书，让欠款一笔勾销」。
农民是这样理解自由党的：他们会像救世主一样，废除征兵制度和学校，减轻租税，免除债务。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松泽裕作将此称为只要参加就能获得解放的「参与=解放型」幻想。 活在靠自己的力量什么都做不了的痛苦的现实世界里，就会产生想要一举从那里解放出来、来到乌托邦世界的强烈冲动。在这种愿望和冲动的驱使下，人们参加了起义。这种愿望，可说是与幕末的「社会改革一揆」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讲解秩父困民党了。如上所述，「松方紧缩」导致秩父地区的农民大量破产，陷入高利贷的统治之中。1883年末，同郡上吉田村的中农落合寅市、高岸善吉等代表负债的农民，向郡公所再三请愿，但遭拒绝。1884年2月，在自由民权运动左派领导人大井宪太郎的鼓动下，落合寅市、高岸善吉、坂本宗作三人成立秩父困民党。面对落入极端困苦之中的农民，困民党积极行动起来，加强了对贫苦农民的组织工作。从1884年8月开始，三人就多次邀请田代荣助参与困民党。
进入9月以后，秩父困民党也迎来了它的「总理」——田代荣助。1884年9月7日，秩父困民党制定了四条纲领：
①因为接受高利贷而倾家荡产，苦于生计的人很多。因此，困民党要求高利贷者将债务冻结10年，分期40年偿还。
②为使平民可以不交学费，要求县政府停课三年。
③困民党要求内务省减轻杂税。
④困民党要逼迫村吏减轻村费。
进入1884年以后，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越发焦灼。自由民权运动陷入低潮期之际，自由党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越发激烈，1883年下半年的时候，各地激进派就加强了自己的联合。1884年初，不少青年党员在应否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上与党干部对立，结果1884年2月，约有30名青年党员占据党本部宁静馆两天，使党干部狼狈不堪。紧接着1884年5月，又有激进的自由党基层党员与负债农民合流，在群马县妙义山发动武装暴动，史称群马事件 。1884年9月，茨城县加波山16名自由民权运动家带着爆弹举兵与日警发生冲突，发动了旨在「打倒专制政府」的武装起义，史称「加波山事件」 。
另一方面，1884年9月末，秩父地区28个村的代表请求大宫的日警高利贷者进行劝导，到10月初，困民党开始与债权人进行个别交涉。但他们再三交涉、再三努力之下，要求依然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债权人诉诸法律手段，要求公法权力偿还债务。就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秩父困民党终于决定举兵反抗政府，发动武装暴动。 就在秩父事件的前两天——1884年10月29日，板垣退助独断专行地在大阪召开会议，不顾反对的电报像雪花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强行解散了自由党。 自由党史中说，「据说当时丹波人法贵发到大阪后，反对解散自由党，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板垣向他晓之以理说，你不了解时势，请你现在到各地准备闹事者之处打听一下内部消息。法贵发按照板垣所言，首先来到大井宪太郎处，他发现大井的部下正忙于准备举事。名古屋和静冈等地的同志也在准备起事，情况十分险恶。于是，据说法贵发大有所悟，完全放弃原先的意见，主张赶快解散党。」
与此同时，秩父困民党的领导人田代荣助也是犹豫再三，才下定了发动暴动的决心。田代荣助本人之所以曾多次主张将武装起义延期，正是因为他明白，武装起义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与国家权力对决是基本上没有胜算可言的。他被人逼问道：『贫民不仅在埼玉县，在任何一个县都是如此，请立即表示同意（暴动），尽力拯救贫民吧！』的时候，回复说：『诸君若有弃命拯救万民的精神，请速速为之尽力。』田代在事前，已经用尽各种手段，试图避免武装起义发生。
然而，田代荣助没有像板垣退助一样，在关键的时刻选择退缩。相反，他决定为了武装起义，组建一只可靠的起义队伍。与新政反对一揆不同的是，田代荣助以军队为模型打造了一只起义组织，总理、副总理、大队长、小队长、参谋长等等一应俱全。
在发动武装起义之际，秩父困民党制定了五条军规：
第一条 私窃金元者斩
第二条 侵犯女色者斩
第三条 设宴者斩
第四条 因私下遗恨而纵火或作恶者斩
第五条 违反指挥官命令，私自行事者斩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秩父暴动爆发了。就在起义前夜的10月31日，下吉田村已经发生了打砸高利贷的事件，暴动的人销毁了地券证书。到11月1日早上，二十名日警被派去镇压，困民党成员开枪杀害一名日警后将其斩首。 据说，藏匿日警的农民也被斩首了。日警也开始杀伤困党员，农民与国家权力正式开始展开了暴力对抗。就在这天傍晚，人们在下吉田村的神社集结，在田代的领导下，结成了武装起义的组织。
之后，困民党大军向大宫乡进发，相继袭击了警署、法院、郡厅，放火焚烧高利贷。他们确实军纪严明，绝不袭击一般的商家与豪农，即使是需要向他们「借用」军事资金的时候，也会写好欠条。困民党成员就对大宫乡一家叫『矢尾』的店说：
「这次为了重建社会，进行政治改革，聚集了很多民众，我想请你的店铺为我们提供食物。因为你的店不会做比如放高利贷那种不正当的事，所以我保证绝对不会进行破坏与烧杀等的行为。
另外，我们虽然烧毁了三岛的高利贷者的宅邸，但邻居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所以请您放心。
因为是这样，所以请您的店铺放心，像往常一样做生意。」
据说，当时秩父困民党的成员用起了「自由自治元年」的年号，也有成员事后供认最终目标是「打倒天皇」。这是日本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明目张胆地挑战天皇制的武装暴动。
困民党在11月2日的战斗中虽然胜利了，却在11月4日陷入了苦战。明治政府通过电报等新型信息工具，早早地就得知了叛乱的爆发——他们严阵以待，把这作为一场真正的大战（就像西南战争时那样）来对待。11月4日，装备最新型武器的东京镇台正规兵抵达。因而在数次激战之中，困民党方面出现了大量死伤者。另一方面，在激战之间困民党本部也陷入极度混乱，战况也在错综复杂中开始崩溃。结果，以田代荣助为首的干部纷纷脱离了战斗的队伍——田代荣助眼见新井周三郎被斩杀的那一幕后，就脱离了战线，放弃了指挥困民党。大本营崩溃 后，困民党在最为激烈的金屋之战中战败，被迫放弃进军平原地区，转而越过官府防备薄弱的十国岭，企图转战上州及信州佐久地区。大概是因为那些地区也有很多负债的农民，困民党想要在那里东山再起吧。
11月5日，以菊池贯平为新总理的困民党共150人从秩父出发，过了十国峰的时候有300人，到了南佐久郡大日向村又增加到400人。据说在这里，困民党也展开了对高利贷者的武装斗争。然而到11月8日，困民党的部队又被高崎镇台兵追上，二者在现在的长野县小海町一带展开激战。困民党寡不敌众，最终败走，到11月9日，困民党终于在八岳山麓的野边山一带被全员歼灭。随着参与者四散各方，秩父困民党就在这里迎来了最后的结局。
秩父事件结束后，因参加武装起义而受到处罚的超过了四千人。在埼玉县被逮捕的人中，被判重罪的大约有三百人。田代荣助、高岸善吉、坂本宗作等七人被判处死刑，他们于1885年，在熊谷监狱被一同执行绞刑。田代荣助从山中逃走后，因宿疾等的原因最终下山，结果在熟人家里留宿时被那家打下手的女仆人告发，在11月15日凌晨熟睡之际，被闯入家中的日警逮捕。菊池贯平1886年12月才被逮捕，在狱中等待死刑时因为明治宪法颁布的政府大赦，侥幸逃过一劫，1905年出狱。核心人物之一井上传藏的逃亡时间长达35年。他虽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死刑，但还是逃到了北海道，此后一直用假名生活，直到临死前，才向家人透露了秩父事件。柴冈熊吉病死狱中，死前被日警拷打时，曾经被用刀砍开背部，往上面浇下滚烫的铅汁。因为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虽然我也害怕，但因为是要对抗天皇，所以你也来帮忙吧！ 」而闻名青史的大野苗吉，则有着主事者中最浪漫的结局：据说他手上拿着白刃，面对手持村田枪的宪兵队，高喊着「前进！前进！」直直地向他们猛冲过去，就这样消失在了战阵之中。
秩父事件是1884年的最后一起农民骚动，是日本战前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也是近代日本的几乎最后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尽管井上幸治将秩父事件评价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最高潮， 但秩父事件以后，农民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更加没有出现过公然反抗天皇制的运动。
秩父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明治初期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农民骚乱：新政反对一揆、地租改正反对一揆、部落解放令反对一揆、加波山事件……的最高潮，也是这个时代迎来终末的号角。下一次农民联合起来对抗政府权力，就要等到40年以后，在社会主义者领导下的「农民组合」 运动了。
参考文献：
『明治政府の圧政に立ち上がった民衆たち【秩父事件】を歴史系ライターが解説』
『民衆暴力──一揆・暴動・虐殺の日本近代』（藤野裕子）（中央公論新社）
『〈階級〉の日本近代史 政治的平等と社会的不平等』（坂野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