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正确，用它分析了满洲经济实态和满洲国经济政策……（但）没有把它交给大众，没打算用它进行宣传煽动……（也）没想推翻政府的政策，使满洲国崩溃……」
——野野村一雄
「你完全没有反省！」
——宪兵队
以上，正是1941年满铁调查部事件爆发，「满铁马克思主义」 在宪兵队大逮捕下土崩瓦解时的一幕。
野野村一雄的话原是被审讯时的自我辩护，却无意间透露出了「满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一种完全脱节于左翼政治实践、却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论」 。热爱这种分析方法论，而出于谋生计等原因来到满铁调查部为帝国日本做智囊团的人，就是「满铁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半个（？）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就是「满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这当然是因为满铁调查部中的很多人都是日本知识分子，也大概出于日本当时国内外的「三个潮流」合流：①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热；②伪满理想主义 的脉流；③日本1930年代左翼与革新派（法西斯派）的大合流。
下面，本文将围绕着这几个因素，试对满铁马克思主义做一分析。满铁调查部并非一直以「调查部」的名字的存在，而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组织机构变迁与调整，但下文以「满铁调查部」，对满铁的调查机关一概称之。
一、满铁调查部——帝国殖民的知识工厂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于1906年11月。正如它不仅仅是一个为帝国日本搭理满洲（中国东北）铁路的特别公司，还是一个聚集了经济、医疗、娱乐等功能的「小小的王国」一样，它的本质是帝国日本经营大陆殖民权益的国家机关之一，是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最前线。帝国日本总是把「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帛 」挂在嘴边，将东北视作「明治大帝的遗产」，仿佛要心安理得地将东北作为自己主权延伸之下的一部分，大谈经略满蒙，大谈如何「开发」别国的领土。尽管就连伊藤博文都在1906年就指出这种行为的荒谬性，「开拓资源丰富的荒野」这种典型想象，还是作为一种满洲热潮，久久地笼罩在日本国内而不去。
而满铁调查部自然也不仅仅是满铁这家公司的调查机关，还是为帝国日本搜集消息、分析形势与出谋划策的智囊团与专家集团，有时甚至还起到特务机关的作用。满铁的第一个合同社员田口羊三就曾经说：「调查部本来是满铁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部门。可以说，名义上虽属于满铁，但并不是满铁的。它 竟如此脱离了满铁的规章制度而工作，好象享有治外法权似的。不过我们满铁人从思想上，硬是支持它的这种特殊存在。」他的这种夸张的言辞，恰恰透露出了满铁调查部有多特殊。1938年满铁调查部的人员（具岛兼三郎）对帝国的外交政策有怀疑时，竟然可以直接坐飞机来回各地，试图说服军部改变国家大政方针。至于满铁调查部各种配合侵略意味浓重的中国民间社会调查，就更加不用提了。除此以外，满铁调查部员组成的『满铁经济调查会』，还直接参与到了伪满的经济制度设计之中，提出「融合日满经济」、「将坚固的日本经济势力移入满洲」等方针，为日本随后实行的殖民主义统制经济提供了一份蓝图。
俄国革命、帝国大学与满铁社风
满铁调查部与马克思主义的缘分不可不谓很深。调查部虽然创立于1907年4月，却在第一任、第二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与中村是公相继去职后，就陷入低迷之中。失去其最得力支持者——后藤新平以后，满铁调查部从部降级为课，还成为了满铁裁员的对象。让满铁调查部起死回生的，正是北方天地的1917年10月革命 。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很关心俄国革命，其后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大大了刺激了满铁研究苏联、研究北满（东北北部）的需要。对于帝国日本来说，满洲就是反贡的第一线。乘着这波日本急需了解新生苏联的热潮，满铁调查部一跃而起，大量搜集资料、消息与出版书籍，几乎变成了日本研究苏联的中枢，而又逐步成为真正享誉国内的调查机关。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正是研究苏联的名人宫崎正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满铁调查部内部即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俄国革命观，即俄国革命是俄国的特殊现象，原因是俄国急速而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在缺乏中产阶层的情况下，工人与资本家直接发生了极端的斗争。这种认定俄国式革命来自于俄罗斯资本主义特殊性的观点，此后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支配着调查部。
这个满铁调查部的崛起时代，恰好遇到了日本一战后的1920年萧条。为了这份高薪、待遇优厚的工作，不少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纷纷渡洋过海，来到满铁调查部，其中就包括了右翼的大物·大川周明 与日共的领导人佐野学 。当时的大川周明以酗酒而知名（他甚至还打人与调用公权进行报复），而佐野学则是不剪报也不写报告的懒汉。毋寧說，正是因为满铁调查部内部这种自由散漫、放任自流的气氛，才让两人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满铁草创时，内部的风气就不像其他大公司一样上下分明：
「总裁和各理事都是实行杂居制，总裁和各理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社员也可以自由地进入食堂吃饭，这种空气渗透到公司内部，调查员也会因这种自然、新兴、清新的感动而兴奋，就像字面意思一样拼了命地工作。但在员工们活跃的舞台上，却充斥着大战后的颓败和未开化地区的荒凉。」
满铁调查部不但工资高、经费极其充裕，内部的风气也十分自由，以至于上司公然声言调查报告一年只写五页也可以，这种独特的工作环境魅力，正是吸引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源源不断前来的原因所在。这种对日本社员自由、开放、丰厚，反过来也让他们爱上满铁的作风，正是满铁这个殖民机构的一大特点。当然，他们这种优厚自由的生活，正是建立在满铁对中国人员工与东北人民的残酷压榨之上的。满铁几十年搜集的各种资源之繁多，以至于战后那位具岛兼三郎回国来到九州大学图书馆时，感叹说：「仿佛是从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突然被撵到一个家庭手工业作坊里来一样」 。或许，满铁调查部正是一个用「工业化方式」，源源不断地为日本帝国生产所需知识的工厂机构。
言归正传。当时（1920s、1930s）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日本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氛围是十分炽热的，即使不认同康米主义运动，多少也会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年轻时必得的「热病」 。另一方面，事实上，或许这种『资本论』流行而『国家与革命』被禁止翻译出版的情况，才促使了大量的日本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将革命问题纳入视野，却有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的视野。这种割裂的半桶水马克思主义，或许也是把握战前日本知识阶层的一个关键点。后来满铁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大上派」，就大多就是这种大学毕业后直接来到满洲，成为满铁优秀社员的人。与他们本来就是半桶水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更有不少人是被迫割掉思想中火红的那一半。1939年松冈洋右成立大调查部以后，随着人员扩招，更有不少曾经是日共党员与同情者的「转向者」来到满铁调查部就职。这种背景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分析办法会在满铁调查部内部大行其道的原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聚的调查机关，即使是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做调查，拥有一套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思想工具也是必不可缺的。 因此这里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其实也不足为奇。1930s的满铁调查部，就这样正式地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了一起。
满铁调查部的「三大调查」：战败与暴动
对于满铁马克思主义，下文再仔细介绍，这里先介绍他们最著名的几个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大放光彩的时期，正是一组谬论组成的：这个时期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才最多的时候，也是日本最需要满铁调查部的时候——大东亚战争的时期。他们最著名的报告，自然是「满铁三大报告」之首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 这份用一年时间完成，多达97万字，厚达约2400页（如果一页是500字）的报告，从各个角度的深入分析，最终很有前瞻性地得到了目前的侵华战争必将失败，或者至少也无法收获日本理想结局的结论。这份1939年5月开始撰写的报告，其结论得到了不少陆海军军人的好评，但他们都相信侵华战争必须以南进论来解决；另一方面，不少坚信日军常胜不败的人对这份报告的态度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军部干部安排他们坐飞机到中国、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报告，在这种流动报告会中最活跃的正是中西功与具岛兼三郎。另一方面，也有参谋听完报告以后握紧军刀对他们说：「我和你们意见不同」。本来就反对轴心国三国同盟的具岛兼三郎，也回忆说他和中西功一起来到陆军总参谋部竭力主张「政治解决」（指诱降重庆政府），说的唇焦舌燥以后，却依然有一个青年参谋首先举手提问说：「总之，轰炸什么地方好呢？希望指出要害地区」。两人在归途上，说起这个问题，一致觉得「日本算完蛋了」。
从马克思主义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关键的只是他们以专家智囊团的身份，把这句不能说的话挑明了。当然这份报告之所以能得到「战前最出色报告」的评价，自然也少不了满铁调查部从上海抗日书店买入的各种敞篷车干部演说集与相关文献，并集中起来进行分析。作为双面间谍而存在的中西功、尾崎秀实 ，也提供了直接来自于延安与莫斯科的情报，这种广泛的情报来源也就进一步支撑起了这份报告的丰富性与科学性。
第二份大报告，则是1940年7月决定开始调查、1941年2月写成的「日满中通货膨胀调查」。 这份调查报告的课题正是研究日本帝国版图内部的通货膨胀，从而为解决战时体制的经济问题建言献策。这份报告的结果措辞虽然十分含蓄，却依然建议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计划经济性的战时经济政策，与压制寄生的、高利贷的经济活动。稍稍延长一下他们的结论，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必须改良的结论。参与了这次调查的老部员渡边雄二后来因为满铁调查部事件遭到连坐而入狱，但他也回忆道，这份报告在写成时，已经考虑到一种特异的可能性，即进入1940年夏天以后，日本经济可能会由于激增的通货膨胀而破产，届时甚至会发生民众暴动。 这次调查的中心人物，正是战后的日共议员川崎巳三郎。
进入1941年以后，第三次大调查也随之出现，那就是「战时经济调查」，这次调查旨在对日本重工业、榨取占领区资源、应对通货膨胀等战时经济课题做一个全面的调查。1941年8月满铁调查部在大连召开会议，宣布调查作业正式开始。然而因为作业过程在理论上、资料上的限制都很大，调查活动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他们得出「战争需要在两年半以内结束」的结论后不久，满铁调查部事件就爆发了，调查部随之陷入瓦解的境地。
前两次大调查的报告结论，是明白无疑地质疑日本是否还能将战争继续下去。这种违反军部的意愿的非国民行为，自然为他们招来了其后的大镇压（满铁调查部事件）。满铁调查部作为帝国日本的一大专家智囊团，他们所做的工作既是学术性的（进行经济社会研究），也是政治性的（为日本帝国建言献策）。他们对经济社会的研究热情不可不谓很高，而其建言献策的话语在日本上层机关中的影响力也不可不谓很大。另一方面，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做成的调查报告，其收尾部分的结论与建议也因此必然带有左翼元素。这种左翼元素不一定能将帝国日本引向社会主义（假如全面听取的话），却切切实实地为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满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匀质的主体，有的人试图坚守调查领域不越雷池一步，也有的人有意地试图将满铁调查部作为自己左翼政治实践的舞台，乃至于有的人走出了调查部的办公室，来到了伪满的原野上试图开展社会改良运动。下一段就旨在介绍，这种满铁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野与暗流。
二、大上派与外来派——三种流向的融合斗争
这里为读者先介绍一下，满铁马克思主义者分成两派，第一派是大上末广派，也就是大上派 ，因为他们讲究理论，而不少人身在「满铁经济调查会」之中，而又为『满洲评论』、『满洲经济年报』撰稿，他们又有「理论派」、「经调派」、「满评派」、「年报派」之称，下文称他们为大上派，包括野间清、佐藤大四郎、小泉吉雄 等人。第二派则以铃木小兵卫 等人为代表，比大上派晚那么几年来到满铁，他们大多是转向前科者，作为「嘱托」被中途录用，又身在资料课，所以有「前历派」、「外来派」、「资料课派」之称，下文称他们为外来派 ，包括石堂清伦、山口辰六郎等人。大上派大多在1930年代初来到满铁，而外来派大多在1930年代末来到满铁，两派在思想、经历、政治观点上均存在一定分歧。要想理解两派的存在与差异，就要从「三种流向」来把握他们，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知识分子间马克思主义的热流」、「伪满理想主义的暗流」、「左翼与法西斯主义的合流」。
「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清浊并流的热潮
不少曾经身在满铁调查部的人物，都在战后声名鹊起，成为日本政界与学术界的繁星，他们包括左翼学者石堂清伦 、日共的参议院议员细川嘉六 与中西功、德田球一的亲信伊藤律 、赫赫有名的康米国际间谍尾崎秀实、社会党领袖伊藤好道 （甚至还有歌手东海林太郎 ）。战后满铁调查部一度被称为「左翼文化人的乐园」，虽然这样多少有点夸大，但1930年代的满铁调查部，其内部的马克思主义氛围确实相当浓厚。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编的『在满日本人的康米主义运动』一书中，宪兵方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国内小心翼翼的左翼分子们，他们说在满铁调查部里就象到了『左翼的花园』一样欢天喜地。」 1942年4月调查部部员山崎辞职回国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当时他们在上海「南京楼」举办了欢送会，席间越喝越醉，最后居然唱起了『国际歌』 来。
这种满铁内部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氛围，首先要归功于它自由开放的资料搜集环境。在日本国内被禁止出版的『资本论』，就大摇大摆地放在满铁调查部里面，满铁调查部社员还经常就『资本论』举行读书会与研究会。『马恩全集』、『列宁著作』、『日共1927年纲领』，这些在日本国内哪怕收藏都是危险行为的书，却就放在满铁调查部的图书馆之中。调 查部中的确曾一时呈现出「左翼全盛时代」。熊谷康昭和八年拓大汉语科毕业后，到北京大使馆工作，后经伊藤武雄的介绍进了调查部。他回忆说：
「到调查部后，深感理论派阵容的严整主宰着调查部。自己觉得：『在这里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成不了大事的』」。
满铁方面对抱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大量进入调查部，并非毫不在意。只是因为调查机关日益扩大，拥有调查才能的人才又不少人都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才会出现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大批涌入殖民机关中的奇特现象。在河上清之后，自大正九年「东大新人会」的伊藤武雄与嘉冶隆一等进入满铁开始，受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大学毕业生就陆续多起来了。根据丸尾毅的回忆，在调查部坂口总务课长经管的「职员履历表」中已经放进了铅印的「黑名单」。当时的人事局长是人见友三郎。此人作为头号「反贡分子」，他每逢从坂口手中接到有前科的履历表时，就扳起严峻的面孔说：『啊，又来啦！』他会怒气冲冲地，砰地一声盖上章子。这也是满铁调查部内部较为自由的气氛所致，不少人都说「左派也好，有些胡作非为的也好，都一包在内，这是满铁的空气」 ，浜正雄也说，内地与满洲之间，有着「思想上的时差」。
考虑到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知识阶层中有多火热，这并不奇怪。比如国内少有人知的是，作家太宰治 也有过一段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历程。他1929～1932年因为参加左翼人士会合，「至少被拘留过四次」。太宰治高中时就订阅了日共的刊物『战旗』，怀揣着对自己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批判而日益左倾，1930年进入东大后将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批判为「反云力教师」，并在图书馆顶部抛下传单。这一时期的太宰治不仅给校外的侄子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一度参与了日共旗下的工会联盟『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的地下活动 ，直到1932年才转向离开左翼运动。
正如不少高中学生在被捕后的手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想今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度日的话，在常识上也不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常识」来的。不少人通过某种契机，很快「开始考虑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解开自己所有的疑问。」许多年轻的知识阶层对此不惜赞美之词，「最吸引人的是它的逻辑的透彻，以及它的理论结构极具哲学性。特别是其方法论，作为迄今为止哲学的最高综合水平而令人钦佩。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在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上，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尽管也有很多学生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情况结合到一起，如：「社会的事象——在桥下的隧道里遮风避雨的可怜的人们和在帝国饭店吊灯的光辉下香槟酒的人们的对立，使我奔向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有不少学生只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却与社会主义运动保持距离，对康米主义社会心存怀疑：
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考虑到了实践物质社会的存在，以及它在经济学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分析，我不能不承认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真理。但是，我对理想中的无剥削社会与康米主义运动抱有疑问。
又或者是：
因为其变革的理论过于偏狭，尽管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绩，却应该根据宗教思想和道德的观念来对它加以修正。
这种巨大而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热潮，首先就是满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第一个原因。思 想分析与革命实践的分离，其源头已在于此——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手法。大上派大多就是这样的人们，他们作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抱着这种半桶水的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进入了满铁调查部。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将这群人称作「知马」，嘲讽他们只是置身于安全地方，言辞上有点过激的「纸上谈兵」而 已。虽然有点过激，但这番话倒是点出了满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剥离了社会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无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论。在满铁调查部，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而存在。后来石堂清伦、野野村一雄等人质疑这种「满铁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出于缺乏革命运动之实践的这一点。反过来说，正是这种剥掉了最核心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才能像橡皮泥一样，顺应使用者的意图而被揉来揉去。
大上末广的半殖半封论
大上派的领军人物大上末广 ，1903年出生在石川县。在「讲座派」与「劳农派」日本资本主义性质大论战的高潮中，他成为了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国家主义法西斯学者作田庄一的学生。带着『中国经济研究』的课题，他在1931年来到中国留学，第二年经京大的前辈介绍，又成为了满铁调查部的成员，1933年正式成为满铁社员。在大上出生的村庄中，有着一个阅读河上肇著作的人，大上深受此人影响，以至于一在村头路上遇到行人，就向他们宣传唯物史观 ，逼得村里的人一看见大上就偷偷地岔开走另外一条路。即便是大上进入满铁调查部以后，他也在积极地宣传讲座派的理论。
就是这样的大上，自己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擅长借用讲座派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满洲的经济结构罢了。 大上派崭露头角，正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经石原莞尔与宫崎正义的关系，满铁内部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负责为「满洲国」这个「新诞生的国家」设计各方面的政策框架。满铁内部的不少人本来就与关东军的法西斯将校关系匪浅，满铁经济调查会正是满铁调查部与关东军生下的私生子，同时也是关东军的「经济参谋本部」。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满铁经济调查会」相继炮制了移民政策、劳动统制政策、统制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移民政策，并进行了几次资源调查，为东北在经济、社会上的殖民地化出了不少力。这正是满铁调查部直接而深入地与制定伪满大政方针相结合起来的第一个重要节点。满铁调查部员从未受到如此的重视，对此他们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社会调查，都需要一套经济分析的手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上末广派的理论应运而生，并一炮而红。原本的宫崎正义等人影响力下降，而大上派则一跃而起，直到1940年以前，一直控制了满铁调查部社会分析的理论主导权，这个突破口正是经济调查会编辑的『满洲经济年报』。
当时大上末广一派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研究近代东北社会的结构与性质。 大上末广正是在30岁的时候，执笔了1933年12月的『满洲经济年报』的开篇论文，从而一跃成为满铁调查部内部的头号秀才，他在这篇名为『满洲经济的历史性考察』的文章中，分析了东北地区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崩坏、东北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并认为清朝以来的东北经济长期处于殖民地的阶段。他论述道，奉系军阀扼杀了东北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而被纳入世界经济之中的东北经济，又夺走了农民的副业，促进了土地的细分化与社会的贫困化，导致农民日益变成流窜的匪贼。在1934、1935年的『满洲经济年报』中，大上也将伪满经济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34年的『满洲经济年报』完全按照大上理论来编辑，1935年的『满洲经济年报』则展现了大上派的最高水平与成果。
为什么大上派的这种理论会如此盛行呢？这是因为：
根据野间清的看法，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大正末期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旧制高中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易于接受大上的理论。
但是，大上本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借用『讲座派』的『理论』来分析一下满洲的经济结构，而受到军方及知识界的欢迎罢了。谁都想要人们把自己看作是在为推动满洲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工作。因此，大上所谓「具有半封建结构的满洲将（在伪满的开发统治下）被现代化」的说法，是道出了在满洲工作的日本人们的心声。
所以，可别以为大上派是同情东北人民透过游击队斗争来摆脱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大上派相信日本企业的「进入满洲」，也就是对东北的经济殖民，给东北经济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而伪满的经济政策是可以让东北人民过得更好的。就像1935年大上末广与中西功的「满洲经济论战」中，中西功所指出的一样，大上派的分析「把所谓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考察中抽掉了」。在1936年爆发的「中国统一化论战」（又称「中国资本主义论战」）中，大上末广又重弹自己在东北经济分析中老调，认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要素在强化，而且外国资本也需要中国社会维持半封建结构。大上派认为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道路是必然的，且「否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中国社会范畴规定为半封建半封建社会，认为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是加强殖民地化的表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不难看出，这一观点其实就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不少佐派以蒋介石政府是英美殖民地政府为由，将日本侵略中国正当化为「泛亚解放」的先声。中西功当时就将大上派的观点看做日本军部与右翼思想的「亚流」。
大上派的学术观点，实则是与他们的政治野心紧密相切的。1935年「满洲经济论战」时，大上就曾宣称中西功「在真正的满洲国农业政策制定上没有任何用处……至少我如果不是考虑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大发展，是不能从事满洲农业研究的」，大上派作为经济调查会内部的主流派，相信自己进入伪满政府修正「国策」，可以让东北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另一方面也积极地试图为伪满制定进一步的农村政策与社会政策。换言之，大上派有意无意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这个伪满「国家级」智囊团的地位，介入到殖民政策指定中，试图透过这个新生的殖民政府，实现东北的社会改良 。大上的政治观点是很明确的，1937年大上在『东大新闻』上发表了『论作田庄一』。文中谈到：『回忆作田先生的事业，不禁感慨万分。自己虽然持有阶级史观，但仍然是国家在阶级之前』 ，可见他的成色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里隐约看出第二道流向的暗涌。事实上，大上末广来到满铁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接触一位著名的日本报人，同时也是伪满理想主义者——橘朴 。大上派的主要宣传阵地，正是橘朴一手主办的杂志『满洲评论』，而大上派的重要人物佐藤大四郎，也曾担任『满洲评论』的责任编辑。这份从1931年8月一路发行到1945年7月的杂志，实际上让大上派与橘朴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伪满的历史角度上，我们或许应该将大上派看作伪满理想主义三大流派——橘朴派的末流。
创造新天地——虚妄的伪满理想主义
伪满理想主义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群日本人幻想着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土地上，在伪满洲国的土地上，仿佛对白纸重涂重画一样，创造出一个「王道」的理想主义国度，将中国东北当成他们改造日本的代餐，想让「满洲」成为日本改造的先驱之地。这群人是理想主义者，却也更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是极右派中 稍微较有理想精神、改良精神的一群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刚刚沦丧不久的时候，后来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理论，也就是「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就来自于他们与于静远、于冲汉、阮振铎等汉奸的「创造」。正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得伪满理想主义迅速的膨胀起来。
伪满理想主义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流派，分别是笠木良明的「大雄峰会」 系、山口重次与小泽开作等人的「满洲青年联盟」系 ，与橘朴派。巧合的是，前两个都是满铁社员为主力，在20年代末组成的法西斯组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时，大雄峰会系与满洲青年联盟系的日本人就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特别是大雄峰会系相当积极地参与到了「自治指导部」的运动之中，向各地的「自治会」、「维持会」派出成员，幻想实现以日本人为指导中心的王道民众自治社会，鼓吹「消除天下一切苛政、误解、迷惘与纠纷，以期建立极乐之邦。贪官污吏不得容其身，民心之背离，反感或猜疑固不可有。全体居民，不论其为何国人士，皆应焕发其内心之大慈悲，重信义、互敬互爱以完成此划时代之伟业。」。当时在铁岭，甚至发生了派往当地的两个自治指导部员制定出所谓「铁岭仙法」，宣布「铁岭县地区内的财产，是应该属于居住在该地区的满洲人所有」，并把几个日本人发行的货币全部没收，集中在广场上焚毁，又更进一步把这几个发行货币兼任治安维持委员会的日本人统统驱逐出境的事情。别看他们好像这么革新进步，事实上这个自治指导部不过是关东军在武装占领东北后，意在统辖关东军占领区辽宁各市县伪政权的机构罢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导师笠木良明倒也不讳于透露这种自治的本质：
「如果满洲有发达的真正自治的话，为什么民众会在邪恶政治家的桎梏下过着自暴自弃的生活呢？为什么会被土匪、政匪、商匪、学匪等的跳梁压迫着他们的自由呢？所谓自治的发达，不就是隐藏着他们恶意的毒牙，维持一点物质存在的精心筹措吗？政治上乃至于精神上、道德上没有根底的自治（与真正的自治），真假相差万里。在这里，即使是年轻人，也有十二分的余地让有道义、有勇气的日本人发挥作用。」
他们的所谓自治，不过是想要借着关东军侵略与镇压的东风，来实现自己披着温情面纱的帝国主义政治罢了。而他们所谓实践自治理想、表现亲民爱民的舞台——「自治指导部」，事实上也只不过是完全起到了关东军一开始设计它的目的，即串联各地汉奸来伪造、控制民意，为建立伪满而制造条件。大雄峰会系这群泛亚主义王道传教士，虽然因为笠木良明与和知鹰二等人的暗箱人事操作得以进入伪满「政府」，却很快就与更加赤裸裸、更加冷酷无情的殖民主义者——关东军发生了碰撞，他们只一心想着将伪满变成关东军的「兵营国家」乃至于「奥斯维辛国家」 ，甚至连改良的面纱都不要。大雄峰会先是企图用「资政院」和日本殖民的伪满核心机关——「國務院」争夺地方行政权而落败，只争取到成立了「资政局」，其后又公然与「國務院」展开对决，召集了地方各县的自治指导员前来「新京」成立「县参事会」。其后，他们因为「王道不需要六法全书」与急于建立殖民主义法律体系伪满中枢与「法制局」发生激烈冲突，又因为他们的「自治」论与主张中央集权的「國務院民政局」发生冲突，最终引起其他日本殖民者的高度不满。1932年6月伪满政府借他们在五一五事件后窝藏主谋橘孝三郎的问题，一举解散了资政局，逼笠木等人离开满洲，大雄峰会系就此败落。此事又被称为伪满的「六月政变」。
很早就提出民族协和的满洲青年联盟，因为在初期的猎官运动中落败而实际上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于1932年11月解散。其头目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与石原莞尔合流（山口重次在九一八事变初期就通过成功安抚沈海铁路的工人恢复工作而与石原结识），试图建立满洲协和党来实现他们所谓非资本主义非康米主义的王道社会，不过协和党很快就变成了被伪满政府豢养的协和会。1932年8月军部中枢为了抑制关东军的独立倾向而将石原莞尔等人调回国内以后，山口、小泽等人彻底失势，1934年山口重次等人被从官僚体系中调出，坂谷希一等日本本土官僚则进入了协和会，进一步加强了协和会的专制机能，此后协和会更加配合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宣传，势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伪满傀儡政权成为共同统治伪满洲国的两大支柱，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工具。1934年后满洲青年联盟系也四散各方。尽管后来的山口重次，幻想什么1932年8月是伪满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提出日本的方针「从援助独立变成属国化，从民族协和主义变成权益主义」，从扶助伪满变成了将伪满殖民地化，但其实石原莞尔本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在他寄给矶谷廉介的信中，他早已大谈：
要掌握三千万大众，使『满洲国』成为理想的乐土，真正实现日满协和、日中亲善，只有这样，我日本民族才能作为东亚的王者，与白人进行最后的决战……
还主张：
1、不论我们得到民众支持的前景如何，若有中国要人的阻挠，则断然将其作为领土。
2、假如难以得到中国民众支持的时候，我们要么承认自己能力不足，离开满蒙，要么就通过镇压榨取他们。
山口、小泽将希望寄托在石原身上，只从这一点也可以足见他们的成色如何了。
而这里的主角满铁马克思主义-大上派，则是第三条伪满理想主义脉络——橘朴的传人。橘朴本是日俄战争后来到中国长居的日本报人，近代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官僚制与中国农村有很深的研究，在日本国内被评价为满洲的长谷川如是闲，就连鲁迅也感叹道他比自己还懂中国。橘朴长期在『辽东新报』、『京津日日新闻』等上发表报刊，其初期政治立场上偏向左翼自由主义，保持着一种在华日本人中尤为可贵的品质：试图在近代日本千篇一律的贱视、敌视中国的媒体气氛中，保持自己清醒中立的立场，不时站在中国立场上说话。比如1925年五卅事件时，日本国内普遍将此次事件视为「第二次拳匪事件」（对义和团运动的蔑称），而橘朴却能要求日本人自己好好反思，并说：「过去所犯过错比中国人要大的多的日本人，现在应该断然羞愧于这种过错，有着猛然改变自己对华态度的义务」。他还要求日本人不要再把中国当成自己追求权益的地方，应该将中国人看作与自己对等的民族，追求对等主义。
作为一名身在东北的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时，他还保持着自己的这种态度，批判「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然而，就在他发表批判军部的文章『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之前，他经小山贞如介绍，在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会见了石原莞尔与板垣徵四郎。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从此以后橘朴也被卷入了伪满理想主义的潮流之中，成为了伪满「建国理论」的旗手。后来橘朴回忆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给我的方向转变提供了一个机会」，并将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称之为「自己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不难想到，橘朴是从关东军「建立新国家」、「打倒奉系军阀」，似乎要开辟一片新的广袤政治空间之中，看到了某种政治实践的希望，并被这种政治的诱惑迷倒了。
对资本主义与康米主义都感到失望的橘朴，眼见关东军的态度似乎是反资本、反政党的，而又在日本国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于是，他「触动了国民这种异常紧张的心弦时，当然多少会有些感慨」，于是将石原等军官团「当成可以一起到达某处的可靠同行者，期待着这一新势力」，开始为确立伪满的指导理论而呕心沥血。或许，橘朴虽自任为自由主义者，却对资本主义在经济体制上的矛盾抱有深深的怀疑，而关东军要实践的「统制经济」，给他看到了某种希望；或许，一直在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中寻找转圜余地的橘朴，也漠漠地从关东军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似乎他们可以打倒中国军阀，开辟东北地区的下一步变革之路。橘朴希望「作为解放亚洲的基础，将东北四省作为版图成立一个独立国家，日本对其不仅会给予绝对的信任，归还一切既得权益，还进而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与此同时，我期待这可以间接地改造祖国，从人民群众从资本家政党的独裁和压榨中解放出来，并想要诱导这样的一种势头——建设得以真正成为亚洲解放源动力的理想国家。」当橘朴被关东军和在满日本人展开的「赌上性命，在我眼前蓦然向前」的建国运动所吸引，试图从中找到解决自己思想苦衷的契机时，他其实也放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中日对等主义。正如日本学者来说，对橘朴来说，这是一场宛如死亡跳跃般的赌博。
于是，橘朴开始鼓吹：
「（9月18日）爆炸的结果,使位于东北政治机构最上层的张家（张作霖）势力化为乌有。失去雁首的军阀机构纷纷崩溃，长久以来一直在乡绅及地主压迫之下的农村社会,终于从政治及经济的重压下得到了解放。……同时，面临这一革命时机，东北民众迅速选中的政治题目有：（1）永久防止再次出现军阀统治的机会；（2）与中国本部的循环性动乱绝缘；（3）为此,必须堵塞国民党势力的侵入；（4）也必须堵塞正从中国中部不断北上的红色农民军运动的侵入；（5）为了完全实现这等复杂繁多的目的，应实行绝对的保境安民。换言之，就是以原东北四省为版图来建设新的独立国家。」
此后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本书致力于为日本侵略东北行径提供「理论依据」。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这年年底，他又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鼓吹「满洲王道国家的使命，是对王道民族敲响生命的警钟，进而必须成为王道革命的源泉，一方面从唯物资本主义的压榨，另一方面从康米主义的破坏中解放世界人类，并赋予大同生命。」。1932年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也出任了该会的理事。
对于这一时期的橘朴来说，他主张保障国民完全自治，并建立由各种自治组织层层组成的「分权式自治国家」的「满洲国」，认定只有建立分权的自治国家，才能实现王道国家。认为中国人自治潜力非常的橘朴，对「自治指导部」这个侵略机构给予了错位的期望，他觉得大同之世，即王道乌托邦社会的形成主体就是自治指导部领导层，而伪满也应该以自治指导部为核心完成各级机关的「建国」。在他看来，自治指导部作为创造王道国家这种特殊国家内容的推进机关，「其使命的范围虽然仅仅局限于县自治团体的完成，但随着扩大到国家自治，将会达到王道政治的完成。」这个王道社会，第一是「一切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第二是社会开发财富而不私有财富，第三是人民为社会付出其劳力。他还觉得：「满洲王道国家的建设，未必只是为了满洲人民的乐土，也不是单纯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命线，更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表演场，而必须肩负起这样的使命——现在即将面临太平洋旋涡的世界人类生存战。因此，满洲必须作为确保我们亚洲王道社会自身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势力——王道联邦的母体。」
橘朴盲信伪满洲国可以为中国东北的人民带来农民自治王道民主主义社会，并在1935年回顾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也受到了否定自由主义母胎资本主义志向的强烈支配。从而，当时的我并非是自信地安住在自由主义中。从资本主义末期的小市民常有的怀疑逡巡的心境，暂时逃避到自由主义，在那里探求自身应该选择的新路线。东拓楼上的感慨，实际上正如这样给了我对脆弱的自身立场的反省机会。全面地回顾这种反省当然不是本论文的目的。我这种反省的结果，是和自由主义和资本家民主主义诀别，重新为了劳动者民主主义——满洲建国，特别提出农民民主主义，对鼓吹培养它感到最深的趣味。」
然而，即便是橘朴也不得不看到，伪满理想主义者正在1932年、1933年快速地败退，将位置让给更加残酷暴虐的殖民主义者，一个关东军-日本官僚组成的地狱「国家」正在建立起来。 本来是伪满理想主义者与殖民现实主义者相互利用，但殖民现实主义剥下了伪满理想主义的宣传作用并留存己用后，就一脚把他们踢开了。橘朴在1934年3月表示，他从1932年夏天以来，没有听到伪满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好消息。他依然想要建设「贫农主导的王道社会」，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展望更加暗淡了。
在他一手主导的『满洲评论』上，有伪满理想主义者（池上定八）如此哀叹：
「王道主义的理论家、实践家开始从政治战线上总退却。……重要而又明确的是，王道主义并没有在现实的原野上得到实验，而是已经被放入试管中、填满了防腐剂，只剩下了它的宣传功能，还在粉饰着世界资本主义博览会满洲馆的橱窗。王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死因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然而，橘朴主导的『满洲评论』，依然可以凭借着他在伪满洲国内部的关系与地位，而成为伪满理想主义者的一块「净土」。在这种伪满理想主义陷入冰天雪地的情况下，还剩下满铁马克思主义一根独苗延续了下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满铁马克思主义的大上派，将本来左右并存的『满洲评论』，逐渐变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核心阵地， 以至于后来被关东宪兵队认为「满铁调查员及散在于政府和其他机关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形成为撰稿者的主体力量，因而在普及左翼影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大上派也在思想上饱受橘朴的农民自治论与农本主义论影响。大上派试图通过满铁调查部这个「伪满国家级」的智囊团，改良伪满的农业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政治野心无疑就源自于此。
此外，其实还有一道在日本国内，而不在东北的流向，那就是1930年代，日本左翼与（革新派）法西斯派的大合流，典型例子就是社会大众党。在日本的时人看来，日本当时并不是某个打正「法西斯主义」旗号的集团突然上台开始了自己的法西斯政治。与此相反，他们所见的是在社会各方的合力下，官僚、内阁、政党、民众、军部等各方势力，都越来越被卷入名为「革新」的大潮之中。军部对战时体制、国防国家的追求；底层人民与左翼对社会改良、民众生活改善的希望；亚细亚主义者对日本雄飞、拯救亚洲的渴望；议会政治家对打破无能政党政治、建立新政治的希望，都日益融合在一起，被凝缩到「革新」这个巨大的涡旋里面。在革新面前，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反而成了被抨击的「保守」对象。这股旨在革新内政外交的巨大潮流，打破了昭和初期笼罩在社会上空的「漠然的不安」，完全席卷了日本政治，最终为日本带来了国家全面统制社会的法西斯体制，与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左翼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大合流。事实上在日本国内，也有真·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向，希望动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加入这股革新大潮之中的，比如风早八十二、大河内一男， 他们也在苦心塑造「生产力理论」、「战时社会政策论」，致力于从经济社会学角度论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对振兴战时经济、加强国防国家生产力的必然性。这样看来，大上派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日本国内左翼「转向派」在伪满的特殊变体。
大上派的伪满农业社会改良论：永年计划与滨江路线
大上派积极参加伪满洲国的政策制定。他们的第一次政治实践冲锋，就是1935年汤岗子会议，伪满洲国高层制定「永年计划 」（长期经济计划）时。就像星野直树回忆的一样：
一到旅馆，这些人就坐在大厅里开始商量，我也马上参加了。最近，东京的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方面，就满洲的产业开发问题，提出要综合迄今为止的计划，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于是，我明白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关东军、『满洲国』、满铁一起制定国策。
这次汤岗子会议既然旨在制定伪满的军需扩张与产业扩张经济计划，当然离不开上文说的「满铁经济调查会」。其中计划审议的小委员会委员长虽然是押川一郎，也还有其他委员，但在完成作业上出力最大的还是大上末广。这份计划的起草制定当然是关东军的意旨，但是经调会起草的方案基本方针却与关东军的政策大相径庭。在汤岗子会议上，关东军继续推行1933年3月1日由伪满洲国政府发表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所宣示的方针，从『国防第一主义』出发，在经济上把『资源的战时动员』即掠夺军需资源作为主要目标，以工矿业为重点，实行『相当程度的适地适业主义』，为此对资本的进入实行严格统制。与此相反，经调会的方案则从「满洲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社会经济的封建性及其固定性出发，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实行所谓「综合开发」，希望通过市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克服农业危机，实现日本的对满政策，防止农民的「赤化」。满铁经济调查会之所以敢于起草这种农本主义计划，原 因还是在于关东军内部石原莞尔等人的支持，但当时石原已经被调回国内，即使满铁调查机关的人士据理力争，这份提案还是没能通过，后来1937年伪满的五年计划还是另起的。
不过，大上派最终还是勉强如愿以偿地，在1937年得到了所谓「农事合作社」的 建立。在大上派看来，当时的中国东北是农业地带，其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如果不控制农民，伪满治安就不可能稳定。当时的中国东北地区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统治，普通农民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统治者象征是粮栈，也就是经营大豆的粮商，大多兼任金融业者，而通过提供春耕资金来支配耕种农民。
对此，他们认为伪满「政府」可以通过农事合作社完全掌握农业流通机构，并让农事合作社作为政府的统制机关，一方面组织满洲农民，发挥战时增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救济了受粮栈支配的农民。他们的这条道路走到最后，就是所谓的「滨江路线」，佐藤大四郎就离开了大连的满铁办公室，来到伪满「滨江省」试图开展农民合作社运动，这一点下面将再提。事实上，大上派寄予众望的「农事合作社」，包括伪满「政府」之前就推行的「金融合作社」，以及从1940年开始推广的「兴农合作社」 ，这三个「农民合作社」，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金融合作社实际上只不过是伪满殖民统治政权与地主富农相结合的意在垄断农村金融的组织，正如伪满财政部的头目所表白的那样，金融合作社是「所谓国家机关的别动队。」而兴农合作社则与农村的行政机关、协和会一起成为日本国策服务的三位一体制，即共同对农民进行高压统治、疯狂掠夺农业资源的体制。后来臭名昭著的「粮谷出荷」正是通过兴农合作社完成的，它由最初经营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协同体，发展为农产品的统制机构，最后成为农产品掠夺机构。广大农民称它为「坑农活作孽」、「坑农活抓社 」，可见它在农产品掠夺中的罪恶行径。
伪满「政府」之所以乐此不彼地搞这些农民合作社，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与农村秩序的“常态”，便于其维持殖民统治秩序；二是妄图把合作社建成既是为其农业掠夺政策服务的“经济的经营体”，又是作为它们灌输奴化思想、愚民政策的“意识共同体”；三是通过这一运动，驱使广大农民从“自发地执行国家当前的各种重要国策”，到对“国策之自动俸仕及协力”，即为“国策”服务和卖命。」大上派心中所想的农民合作社，与伪满「政府」所设想的农民合作社，本身就是同床异梦的。这种致命的偏差，到后来将在1942年给大上派带来沉重的打击。
大上派有时也会通过社会调研报告来干预伪满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大调查部于1939年设立以后，满铁调查部开始更加活跃与直接地参与到伪满「国策」制定的过程之中。正如在汤岗子会议上的一样，大上派的根本目的依然跟关东军是一致的。也就是加强伪满洲国，为军国主义服务，只不过他们也懂得反过来利用这个最终目的来为自己的改良政策辩护。这里举一例以示大上派的这种操作：满铁调查部进行上述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时，所属于大上派的下条英男 ，1940年在「统一计划联络会议」上论述伪满的战时经济破坏农村社会云云，他特别痛斥了粮栈的行业：
「问题在于当地资本的买办性。据说，三井、三菱控制着大约有五百家粮栈。他们从当地资本家那里买粮，而当地资本家又从他们那里买杂货。粮栈把按公价购入的粮食以高价出售，获取特殊利润。这样，买办和日本垄断资本就发了大财。他们麋集在花柳界，一挥霍就是二亿数千万元之多。因此，有必要重新编制生产计划，以确保农民和劳工的生活必需品。
总之，必须调整与日本的物资交流关系。说到劳工，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少得可怜，这势必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需要提高工资。当然这会增加铁和煤的价格。满洲化学等企业的工人流动率达百分之二百，这就造成生产率下降。『满洲煤炭公司』平均每人的出煤率也在下降。因此，要想解决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的矛盾，那就必须保证农民和劳工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到『满洲经济年报』的最后一期，也就是1941年号，其中不但收录了下条英男的『满洲农产品价格公定制的研究』、石田精一的『北满雇农的性质』、守随一的『当地资本与筹集资金』、吉植悟的『战时体制下满洲工人的状况』等「新京调查室」的报告文章，还继续向伪满「政府」建言献策，希望他们可以实行大上派所希望的政策：
「要使农民的生活必需品摆脱粮栈（地方商业资本）和日本厂商勾结对商品进出渠道的控制，要设法直接把生活必需品送到农民的手中……满洲重工业不应只为军需服务，如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则劳动力和农产品都将会绰绰有余。农民生活安定，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满洲重工业也将获得稳定的、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大上派的「秀才」里面，终于也有人不满于仅仅停留在大连的办公室，以建言献策的方式希求对方采纳自己的主张，还希望亲自来到伪满的基层进行自己的政治实践。他就是——佐藤大四郎。
佐藤大四郎出生在东京浅草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里，他在「第一高等学校」（一高，战前大名鼎鼎的全国性名牌高中，帝国大学学生的主要养成地之一）时，就已经加入了日共的青年组织「康米青年同盟」（1930年），1932年2月又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惨被「第一高等学校」开除。1936年出狱后，他来到满洲，开始在『满洲评论』担任编辑的工作。
但1937年1月，他辞去了在满洲评论社的职务，决心前往了北满（东北北部），打破「三位一体」的阶层统治，改善当地农民生活。他从大连来到滨江省绥化县调查，于同年3月下旬起草了『绥化县农村协同组合方针大纲』，在伪滨江省公署财务科长大冢让三郎的支持下开始设立农村协同组合——这无疑是与日本当时国内的农村革新运动相呼应的。经佐藤发动的「农村协同组合」，不久又根据1937年6月伪满「政府」颁布的「农事合作社设立要纲」，而在同年九月改编为农事合作社。在他为自己选择的实践地点——伪滨江省绥化县里，他聚集了一批认同自己主张的日本人，一起大搞农民合作社运动。这批日本人以佐藤大四郎、大冢让三郎、津久井信也、樱井五郎等人为中心，其中甚至有频频将左翼言辞挂在嘴边，向往苏联集体农场、国家农场的人。
那么，佐藤大四郎等人开创的「绥化型北满农村合作社运动」 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合作社的基层组织，从行政区划分离出来，以自然屯为基础；让屯的全体劳动农民参加，积极为贫雇农提供信贷，使其自力更生；合作社要在粮栈经营的交易所之外开辟流通渠道；推行供销合作、生产利用等各项事业。他们独特的主张在绥化县乃至于滨江省推广开来，得到了「滨江路线 」的名字。不少人事实上将他们所推行的农事合作社运动，看作以贫农主义和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即以实现劳动农民更生为目标， 这给不少日本理想青年以很大的希望。他们的理想，大概可以用在满日本作家青木实的长篇小说『北边』表达出来：
在县农事合作社工作的主人公秀岛，是离开左翼运动，来到满洲的青年。对张学良政权的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山子屯地主王秀忠，对秀岛等人推行的合作社运动表示理解，并给予协助。另一方面，经营粮栈福裕号的柳河堡子地主刘玉东，将合作社运动视为眼中钉。刘玉东散布王秀忠叛变为匪贼的谣言，结果讨伐队攻击了山子屯。秀岛勇敢地赶到王秀忠身边，消除了双方因误解而产生的对立。青木实以这样的情节为纵轴，描写了邀请秀岛来到满洲的本间健一在诏安匪徒的过程中壮烈牺牲的故事，以及主人公跟在日本料亭工作的女招待之间的恋爱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即使是在这部小说中，看似希望无穷的农事合作社运动，其阴影也早已无可遮掩地流露了出来。主人公秀岛强烈主张金融合作社主办的，以土地为担保针对地主和富裕阶层的金融政策，并不能解决农村的矛盾。只有建立实行合作社，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贫农提供不需要担保人的信用贷款才能救济农村。这里实际上隐晦地提及了伪满『经济部』的金融合作社，和『产业部』农事合作社之间根深蒂固的对立。佐藤等人的运动被伪满「产业部」认为过于激进，1937年，当时任产业部次长的岸信介甚至训示农事合作社要与地主粮栈妥协，并试图将农事合作社并入金融合作社，逐渐开始致力于压制合作社运动。
佐藤大四郎等人对这些措施感到愤怒，向产业部进行强烈抗议。双方对立加深，最终导致1939年10月佐藤被调到「新京」的兴农中央会资料部办事，被强行撵出了农民合作社的运动现场。伪满「政府」开始试图将合作社运动纳入政府机构之中。
最致命的是，关东军与宪兵队也早就发现了大上派身上的「痴肥元素」，并对此深感不满。大上派并非不能吸引关东军内部的不少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满洲的经济社会结构所做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问题之所在，因而被那些喜欢革新计划的军人们，视为极有魅力的文章。大上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因为是以山田盛太郎的「讲座派」理论为指导，即从阶级关系阐述剩余价值的原理。这一提法不可否认会给军人们一种新鲜之感。
然而，关东军绝不容忍大上派的社会改良运动越搞越大，以至于对阶级关系造成改变，构成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哪怕一丁点威胁。在满铁经济调查会时期，满铁调查部员参与制定「满洲开发五年计划」时，小泉吉雄就提议说，「说是开发农业，可是在满洲连个『村』行政单位都没有。让我们首先从调查贫农开始，但不是用意识形态去引导他们，而是用现实问题去笼络他们。」关东军政治班长辻政信大尉对比却怒斥说：「他搞的纯粹是康米党的那一套」，并大喊大叫地说：「这种报告只能让村公所去看！」辻政信的态度并不稀奇，可以说是关东军将校们的一般形象。
此外，在制订「满洲开发五年计划」时，当时经济调查会的平井铁男曾主张大农制，以便向工业社会提供劳动力，为此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关东军参谋部作战课既强烈反对说「不准触动土地问题！」 显然，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构成伪满洲国中枢的地主、富农势力的土崩瓦解。于是经济调查会放弃了改革土地制度的主张，后退到建立「合作社」，并把它纳入了产业计划里。这个方法论的延伸，就是佐藤大四郎搞农民合作社的滨江路线，但辻政信等人也指责说：「这是康米党搞的名堂」。
至于佐藤大四郎的滨江路线就更不用说了。1937年伪满制定农事合作社法以后，大量日本国内的转向分子（被逮捕后宣布放弃赤色思想的人）涌入伪满特别是北满，关东宪兵队乃至于认为伪滨江省、伪北安省的农事合作社运动都被这些人控制了，这不能不让关东军与宪兵队紧张起来。宪兵队很早就已经对佐藤等人的农民合作社进行秘密调查，虎视眈眈地准备发难。
当时满铁调查部内，也有不少转向者，石堂清伦就是其中之一。被逮捕的经验，让转向者对这种「左翼」运动的危险性有着相当敏锐的触觉。石堂清伦就在读了大上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后，对此感到很危险。面对佐藤的滨江路线，石堂说：「那种运动危险啊！」，而大上却回答说：「不要紧」。大上说：
「排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关系，使农业生产者的实际收入有所增加，则能刺激农业生产积极性。结果必然有助于粮食的生产。这样，日本政府和军方就都不得不支持这种作法。」
石堂反驳说。
「真能如此吗？但是，从满洲榨取利润的军阀，则认为这样做会断绝他们的经济源泉，他们会说农民的合作是社会主义，到头来倒霉的不是军阀，就是你们。」
不幸的是，石堂的预言是精准无误的，大上派的投机主义「殖民地左翼实践」，最终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也为整个满铁调查部带来了灭顶之灾。
「前」康米主义者——外来派与「大连意识形态」
正如上文所述的一样，石堂清伦等外来派，大多是曾经参与日共运动而被捕的人。那么，他们是怎么进入满铁调查部的呢？
故事要从松冈洋右说起。松冈洋右 作为亲政友会的外交家，与中国东北的缘分不浅，曾经被吉田茂嘲讽为，应该将满铁附属地和松冈洋右一起归还给中国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1935年松冈被任命为满铁总裁，他在任内并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反而还比较失败，留给满铁的「最后一份礼物」，就是满铁大调查部。大调查部因而又有松冈培养出来的「满铁最后之花」的别名。1939年4月，满铁产业部改称调查部，将东亚经济调查局、新京支社调查室、上海事务所等满铁分散的调查机关全部涵盖起来，变为一个统一的大型调查机关，它就是「大调查部」 。
大规模的机关扩张，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新职员入职。从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满铁调查部一下子多了614人，这是满铁调查机关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员增幅。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调查部课题，自然就急需社会研究方面的人才，这样一来，不少转向者，也就是「前康米主义者」，就经他们在帝国大学时的同学介绍，进入了满铁。1938～1940年进入满铁调查部的人中，只有三个人没有康米前科。然而，满铁调查部的首脑层认定只要推荐者可靠，采用这些康米前科者也无所谓。于是乎，出狱后急需养家糊口的转向者，大量涌入了满铁调查部。
借用伊藤武雄的观察，这些人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由于日本国内镇压日益加剧，运动被破坏，无处藏身而来这里者；
第二、曾被polizei多次检举，虽然写过转向声明，但并未得到polizei的信任，结果仍被作为「危险分子」驱逐到满洲者；
第三、由于与运动有牵连，在国内无法供职，经人介绍进入满铁者。
但不管属于哪种类型，在伊藤看来「都有共同之点，即他们有着研究的才能」。他们因为大多被配置到「资料课」，得到了「资料课派 」的名字。
既然是货真价实的、被逮捕过的前康米主义者，他们自然就会与大上派这些半桶水马克思主义者发生摩擦。尽管进入大调查部以后，他们都是给资历更老的大上派打下手的，但他们还是无法遮掩自己与大上派的不同。大上派积极地参与到伪满「国策」制定之中，谨慎的他们主张应该认真搞好基础研究，参与政策制定是危险的。大上派主张东北的工人与农民缺乏社会变革力量，他们应该进入「伪满政府」，改善满洲社会，外来派则主张工人农民才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大上派认定侵华战争是日本与欧美争夺中国市场的战争，外来派则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抗日势力的战争 ，与康米国际的见解保持一致。在这种多重的分歧下，两派很快就不断地产生摩擦与对抗。成为外来派的核心人物的，是在大调查部成立以前就已经来到伪满，也已经与大上末广展开过论战的铃木小兵卫 。不过，铃木小兵卫正因为觉得参与国策调查是危险的，他试图终止「中国抗战力调查」无果后愤而离职，1940年7月转入协和会，离开了满铁调查部。
这位铃木小兵卫本为满铁调查员，1935年12月任总务部资料课（1936年10月改为产业部资料室资料班）嘱托，从事『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经济年报』的编辑业务，1938年6月又转为新京支社业务课任第二系主任，1939年1月兼任伪满协和会本部企画局嘱托，同年10月转回调查部第二调查室任构成班主任，1940年6月辞去满铁工作，同年7月任协和会中央本部企画局第三课长，直到被捕为止。关东军说他「其间主要担当企画及调查业务，并努力确保农业结构改革领导者的地位。」铃木是左翼前科者，1934年曾受惩役，但保释出狱后仍参与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著有『满洲农业结构』一书，并被关东军可疑地指为「巧妙地利用满铁嘱托和协和会职员的地位进行各种活动。」铃木小兵卫，正是后来通向满铁调查部事件的一块重要的铺路石。
在外来派看来，「没有变革的理论就象没有芥末的醋拌生鱼片一样。然而，如果加上它，那军方一定会很快地注意到这芥末了。 」在康米主义运动失败的苦闷中来到满铁调查部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明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运动与实践本身密不可分的，就像河上肇狱中转向时说的一样：「仅仅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康米主义者的。」 然而，迫于生活所需，他们还是来到了满铁调查部，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来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像所属于大上派的松冈瑞雄提出的「主客观一致论」那样，说什么通过调查固然可能发现对象的客观规律，但如何使之与主观（自己的内在哲学）一致起来，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这种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也可赋予它是「做为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是敏锐地感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国策」，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石堂清伦与横川次郎在1941年2月提出，应该改革满铁体制，把当时调查部分为第一班（一般经济）、第二班（社会、法制、文化）、第三班（军队、人事）、第四班（军事地志、地下资源调查）的体制，改为只保留第一班和第二班的体制。从调查部的性质来说，这就是「把国策调查分出去」，并把「苏联调查以及资源调查交给政府」。但这项建议却「被认为是中途进入公司的非正统分子提出的一种偏见」而遭到拒绝。不过即便是这样，外来派也没能拒绝这一时期满铁调查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调查情报工作。
不过，外来派大概想不到，关东军不能容忍的，并不只是左翼政治实践，还有左翼思想本身。时人将他们的认识称作，与关东军、日本官僚共同体的「新京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连意识形态」，而显然，这种「大连意识形态」 必不可能长久。伪满洲国本来就不可能有着一片马克思主义者的净土，它的毁灭已经近在眼前了。
三、满铁调查部事件——「爆破关东军总部」的真相
「9月21日上午6点，五名宪兵突然来到了我家。……实际上，是两名便衣按响我家的门铃，以礼貌的口吻说：『有件事想请教您，请您到宪兵队来。』妻子说：『可以允许他先吃早饭吗……』，他就说『队里会准备，请您马上过来』。我们决定先喝杯茶，在饭桌上沉默寡言地和妻子交谈。宪兵并没有来到这里，孩子们都睡眼惺忪的，只有一岁的女儿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我。我穿着夏天的便装，和平时一样坐上宪兵的车，没有戴手铐，和我同行的有两个宪兵，剩下三个人留在了我的家里。这三个人闯入家中，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把我的藏书全部装上卡车带走了。」
——『回想：满铁调查部』（劲草书房）
这是野野村一雄 ，对1942年『九二一大逮捕』的回忆。而『九二一大逮捕 』，正是「满铁调查部事件」的最高潮。
不过，「满铁调查部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今人在回看这次事件时，或许应该将它视作1940～1942年，日本特务机关意在大破「国内赤色阴谋集团」而炮制大案的最后一环而已。换言之，「满铁调查部事件」只是这一时期法西斯恐怖事件的一环。这次反赤大案，分别由六次事件构成，也就是1940年～1941年的「合作社事件」 、1940年11月「企画院事件」 、1941年10月的「佐尔格事件」 （尾崎秀实康米国际谍报团的覆灭）、1942年6月「敞篷车谍报团事件 」（中西功等人被捕），乃至于1942年9月的「横滨事件」 与「满铁调查部事件」。
从北满合作社到泊町料亭
六次事件中最先事发的，其实是「合作社事件」。宪兵队自1940年7月开始行动，逮捕了在协和会中枢总部任职的平贺贞夫，原因是他参与了重建日共的秘密组织。平贺供述（可能是因为严刑拷打），很多左翼前科者正在滨江省的农事合作社开展康米主义运动。得到这份证词的宪兵队终于有了名正言顺地除掉佐藤大四郎等人的农民合作社的理由，他们在1940年12月组成了针对这件事的「特别工作班」，开始大力进行搜查，最终得出了结论：不少人正在利用农事合作社与协和会从事康米主义。关东宪兵队认为，以「中农、贫农为中心」的「北满合作社运动」，表面上是为了「国策」，实际是在从事康米主义运动 。而且，关东宪兵队还发现，协和会内也存在以铃木小兵卫为首的「左翼」人员，他们既从「理论上业务上」帮助「北满型合作社运动」，同时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协和会运动。
1941年7月，北平兴农合作社联合会的情野义秀因为恐惧自己公款消费的事情东窗事发，而逃到了别处。得知这件事的宪兵队在十月抓捕了他，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针对滨江合作社的大抓捕。1941年11月4日，关东宪兵队在伪满各地逮捕了五十余名合作社运动相关人员，史称「合作社事件」。他 们在逮捕的同时，搜查了被捕者的住宅，没收了他们的左翼文献。除了滨江合作社的人们以外，从满铁调查部转到协和会的铃木小兵卫，乃至于满铁调查部成员花房森、佐藤晴生据说因为「理论上有所共鸣」，也被关东军逮捕。
起初，关东宪兵队还不习惯搜查如此大量的左翼运动者，因此还要对他们紧急进行特训。另外，考虑到使用拷问等残酷的调查方式，很有可能招致他们的反抗，因此据说宪兵队采取了「唤起国民的良心，促使其主动认罪」的方针，第一次在审讯中将以往一问一答式的审问方式改为手记。在合作社事件中总结出的这一系列调查方法，在随后的满铁调查部事件中也被沿用了下来。合作社事件最终判决情野义秀、岩间义人等五人意图颠覆伪满，被判无期徒刑；对于「滨江路线」相关人员，佐藤大四郎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一共五人被判有罪。因为逮捕决定是在1941年10月28日做出的，此事也被称为「一二八工作」 。
显然，关东宪兵队已经在逐步逼近他们眼中的「以在满日系左翼前科者为中心的康米主义运动 」了。「一二八工作」正是后来「满铁调查部事件」的发端，其突破口就在于事件中被捕的铃木小兵卫、佐藤晴生等人，这一点下面再提。
就在「合作社事件」的几乎同一时期，日本国内也发生了「赤化阴谋渗透事件」，也就是1940年～1941年的「企画院事件」 。
所谓「企画院」，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企画厅与资源院合体所形成的「战时经济总司令部」，1937年开始担负起分配、动员全国物资的核心作用，目的是通过制定全年日本的总需求量和供给量，实现军民之间合理的资材分配，来谋求战争经济的顺利运行。可想而知，这样的机构自然成为了日本国内「革新官僚」的乐园，致力于加强社会干预与实验新政策的他们纷纷涌入企画院，包括毛里英於菟等人。除此以外，满铁调查部的小泉吉雄、关东军参谋秋永月三、伪满高级经济官僚美浓部洋次也参与其中。
当时日本「革新」的一大潮流，就是主张为了赢得战争，为了提高国家生产力，必须修正资本主义，而企画院的革新官僚就站在这个潮流的最尖端之一，他们主张「资本与经营」的分离 。其代表论客就是近卫的智囊笠信太郎，他在1939年著有『日本经济的重组』一书，大胆地提倡国家要对公司利润进行控制，实现经营与资本的分离。而且，为了实现战争这个国家的最高目的，不得不采取控制企业利润和专家运营企业等修正资本主义的非常手段。考虑到利润是企业家的「圣地」，他们被视作「赤色分子」也不足为奇。1940年11月，企画院拟定的『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被资本家抨击为『赤化思想的产物』。在这种企画院与资本家的抗争之中，经敌视革新的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下令，1941年1月至4月，企划院调查官正木千冬、佐多忠隆、稻叶秀三、和田博雄、胜间田清一等人被逮捕，以「治安维持法」起诉。这就是所谓的「企画院事件」。
事实上，这一事件只是「企画院事件」后一部分的「高等官集团事件」而已，在1939～1940年间，更有以芝宽为首的「判任官集团」牵涉到重建日共的运动（京滨集团）之中，当局将此视为「在官厅内部发动的人民阵线运动」，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高等官集团事件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这件事最讽刺的其实是和田博雄、胜间田清一、佐多忠隆等人在战后真的成了「赤色分子」，认同了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做上了社会党的议员，和田、胜间田更成为了社会党的领袖。
不过，对帝国日本而言震撼性最大的，还是尾崎秀实与中西功的左翼谍报团事件，两起间谍大案的主要从事者均有满铁调查部员，也都有一些满铁调查部员牵涉其中。对于佐尔格、尾崎秀实系统的「康米国际谍报团」而言，尽管他们手段高明，但还是因为1939年在组织上遭到突破，被特高一路摸藤抓瓜，终于在1941年10月遭到一网打尽。在为这个谍报团提供情报的18名人员中，除了尾崎秀实以外，还有4名满铁人员，他们是：满铁东京支社事务员高桥心、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员宫西义雄、满铁奉天站员海江田久孝、满铁奉天铁道总局员后藤宪章。
在「康米国际谍报团」遭到破获之后，中西功为首的「敞篷车谍报团」依然在无畏地进行着谍报工作，成功研判出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将发动南进的侵略战争的重要消息。他们最终在1942年6月遭到特高一网打尽，中西功就是作为满铁调查部员来到杭州进行调查情报活动时，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高逮捕的。牵涉入内的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津金常知、新庄宪光，也都是满铁调查部的成员。
一系列国内外的「赤色渗透阴谋」相继在1940年爆发开来，不得不使得帝国日本的首脑层恐慌起来，他们开始急切地寻找下一个赤色分子大案的突破口，执着地想要发动法西斯主义大清洗，揪出幕后的大鱼。这种痉挛般的不安，在日本国内外演变为了1942年9月的一对双胞胎，分别是日本国内的「横滨事件」与伪满的「满铁调查部事件」。 所谓「横滨事件」，即是这样的展开：『改造』杂志于同年8、9月合刊号刊载细川嘉六论文『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被大本营报导部指责为宣传共产主义，细川被捕，但因证据不足，对其知友逐一进行速捕，并根据一张在富山县下新川郡泊町的料亭旅馆拍摄的大合照，将改造社、中央公论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朝日新闻社等数十名编辑人员逮捕，并强行指责他们从事重建日共的活动。至日本战败投降前，他们全部处于拘禁状态，一直未经审判。结果如此狱死四人，其他人员包括细川嘉六都是在战后才获释。
以上，就是「满铁调查部事件」的大背景。在多起「赤色渗透事件」均与满铁调查部有关的情况下，关东军与宪兵队自然也会联想到：满铁调查部内部是不是也蕴藏着一个还没被挖出来的康米主义集团呢？
「日满华同时革命」
而「满铁调查部」的直接背景，当然还是「合作社事件」了。关东军早就怀疑「合作社事件」中蕴藏着一个反伪满「政府」的集团。正是「合作社事件」中被捕的铃木小兵卫、田中武夫（时在满洲评论社）、深谷进（时在兴农合作社）、花房森（ 时在满铁调查部第三调查室），直接打开了通向「满铁调查部事件」的大门。他们似乎被宪兵队威胁说：「你们好好交待，可能给判无期徒刑，否则，要判处死刑！」于是，全体被告最后就象发了疯一般信口开河地大谈「满铁调查部内康米党嫌疑分子名单」；为获得减刑，还胡说了什么「日满华同时革命的计划」，「驻巴黎和纽约的满铁办事处都是和康米国际接头的机关」 等等。
石堂清伦在『我的异端昭和史』中，似乎将他们开口大谈满铁赤化计划的原因表明了出来：
「铃木（小兵卫）、佐藤（晴生）、深谷进和花房森对以前同事的论文和报告书进行了彻底的鉴定和评定，把一切都当作是在为了康米主义而活动。他们因此早早地获得了自由……」
因这种出卖同事以获得自由的方法，或许就是他们大肆拖同事下水的原因。特别是1941年12月30日在日本被捕的铃木小兵卫，更是相当卖力地为宪兵队制作了一份事无巨细的『满铁赤化手记』。他不仅以『左翼系统的现状』为题，花了50多页从大连本社调查部起，逐机关地指名道姓，写出各机关和各个「左翼」人士的思想活动状况；还用相当篇幅，对「调查部左翼的分类及其特质」做了供述，并相应做出了包含近90人的系统别图表。铃木小兵卫作为「外来派」的领袖，不仅在这份手记里也不忘批判大上派的理论错误，还极其详细地指明大上派是如何利用伪满「国策」，将自己的主张偷梁换柱加入其中的，可见其高度的派系斗争意识。
～铃木小兵卫所制的左翼全图～
～铃木小兵卫所制的左翼全图～
此外，田中武夫也以『对满铁调查部左翼势力的历史、社会考察』为题，写了一篇一百一十六页的长篇「论文」，内容包括「经调派」（大上派）形成的经过、人际关系、铃木等「外来派」的登场和两派的矛盾、所谓在满日裔康米主义者的形成等等，详细地记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这为无疑宪兵队撰写『在满日裔共产主义运动』这份文件提供了有利的材料。深谷进也在手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农事合作社运动的关系、「滨江路线」的普及过程，以及与铃木小兵卫、佐藤大四郎的交流。另外，被捕的佐藤晴生在「手记」中写的满铁调查部内「大上派与铃木派对立」等情况，当然也成了宪兵队的重要资料。关东宪兵队声称：铃木的供述指出满铁调查部左翼分子为大上末广等60余人；同案其他人与铃木的供述基本相同，并又追加指出30余名「左翼分子」；而且在侦察过程中，满铁「左翼」嫌疑者的论文等，都是铃木小兵卫和佐藤晴生等在押者帮助进行审查的。因为这份功绩，田中、深谷等人很快就被释放了。
他们供述的「日满华同时革命」等革命计划是假，辛苦写出的「左翼分子名单」——其实也就是满铁马克思主义名单，却是实实在在，不能再真的。 他们的一切供述仿佛都符合宪兵队的怀疑，即满铁调查部正在利用国策调查与制定，进行「康米主义运动」。早就虎视眈眈的关东宪兵队，一抓住这块「香饵」作为证据，就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满铁调查部。
九二一大逮捕与宪兵队的失败
1942年9月17日，关东宪兵队发布『关东宪兵队命令』，决定从9月21日起全面实施搜捕。就在21日清晨，宪兵队一齐行动，大肆逮捕满铁调查部职员共32人。 他们有的是正要离家去上班在前门房穿鞋的时候，有的是正在外地做调查期间，有的是正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有的正在和熟睡着的孩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都横遭逮捕。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包括大上末广、吉植悟、小泉吉雄、稻叶四郎、渡边雄二、堀江邑一、具岛兼三郎等 人。感到巨大威胁的满铁自己提交了「内部左翼人士清单」，宪兵队遂以此为契机，在1943年7月17日发动了第二次大逮捕，使石堂清伦、伊藤武雄等12人被捕。
关东宪兵队虽然从1936年起就开始实施主要以敞篷车为对象的思想对策，但是他们承认，像满铁调查部事件这样日本人集团性思想大案，实属首次。就像被捕者之一野野村一雄在被审讯中所感受到的，日本宪兵「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行动之间有什么区别等起码的知识都不知道。」 或许，这也正是他们固执地要把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坐实为行动上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其原因所在。他们的意图与认识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继佐尔格集团之后，又抓出一个作为康米国际下线的赤色分子集团。我们可以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加藤泊治郎在关于九二一逮捕的第一次通报中看出这一点（1942年9月23日）：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被逮捕者的康米主义运动是利用合法场面的文化运动。但随着调查的进展，预计将存在结成的组织或其他非合法运动。且在上述90余名嫌疑者中有与所谓佐尔格事件连坐的以已被逮捕的尾崎秀实为首的6名，对照这一实情，也估计与该事件有关联。」
总而言之，他们认为「满铁调查部的大部分人员在利用合法身份伪装自己的情况下，在各种政府委员会和『满洲评论』、『满洲经济年报』中策划『自上而下的革命』」。 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在1944年编成的『在满日裔康米主义运动』中看出，从关东宪兵队的事后视角来看，事情似乎就是满洲的日本康米主义者深入到合作社、满铁调查部等合法机关，出版『满洲评论』、『满洲经济年报』、『满铁调查月报』等各种合法出版物，以及通过支援『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满中通货膨胀调查』等国策调查活动，从内部展开颠覆国家的运动，宪兵队察觉后将其逮捕入狱。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基本观点，剩下的就是如何坐实满铁马克思主义者的「罪证」了。
正如中国学者所说，关东宪兵队的宪兵们不具备同几十名所谓「思想犯」面对面地审理案件的能力。所以，必须采取特殊一套审讯、调查和使之认罪的办法。在着手逮捕时，关东宪兵队就决定：拘留时「原则上一人一房，严防自杀、通牒、逃走等」；「慎重处理，在身心两方面都不要使之痛苦」。审讯的方针也明确规定「绝对禁止拷问、诱供」。但实际上，用刑拷打的情况虽未发生，可是斥责、威胁、利诱的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他们所采取的令案犯长时间、反复写手记并辅以审讯的办法，实际上是变相诱供和逼迫认罪。关东宪兵队声称：「思想犯与一般犯罪不同，通常需要长时间思想反省。」他们采取了独特的调查方法，这就是：「就讯问事项使之供述，然后使之做出手记」，有的甚至「前后做了七八次手记才逐渐与供述内容一致」。被捕者不但接受了宪兵的侦讯，还被要求将交友关系和至今为止的活动记录写成手记。直到得到宪兵队的认可，手记都会被命令反复修改。而且，宪兵队与检察厅达成协议：手记可代替正式审讯记录。被捕者之一石堂清伦就说，「三一五事件时，直截了当就某一事实进行审讯，而且为迫使作供，竹刀木棒交加。此次没有暴力，但长时间监禁，以图使身心消耗，最终会做出当局所希望的陈述，只是手段不同而已。为了保全身体没有办法，相当灰心，考虑如何应付。」另外，在被逮捕者互相隔离的情况下，宪兵队用互相揭发的办法，离间关系，制造混乱，结果大都思想灰颓，认错认罪。 同为被捕者的石川正义对此回忆说，「如果不与持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朋友断绝关系，就绝对不可能完全转变思想」，因此他们被要求「对朋友的思想进行分析与描述」。
然而即便他们如此苦心地寻找证据甚至通过诱供来制造满铁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康米主义，并为贡献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而从事各种活动」的证据，最终也还是没法找到满铁马克思主义者要发动革命或者是康米国际下线的证据，因而不得不暂缓立案。虽然也有像稻叶四郎、小泉吉雄这样积极供认的（被捕者中最不配合的是大上末广与石堂清伦），关东宪兵队尤其很难让被捕者承认自己在从事革命运动，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么做。关东宪兵队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自己苦心积虑的工作的失败：
「（对思想犯的审讯）都必须捕捉这样的时机实施正式的审讯，即能反省信奉马克思主义，过去的行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即使不能直率承认以上两项，但对所怀的思想发生动摇之时。但是，看出这种时机很不容易。于是经常留意他们的动静，努力捕捉好时机，但是正式审讯开始后，仍主张国策调查而不相让者意外之多，遗憾之至。」
这也是因为「当初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作为借口的人也遭到逮捕」了。据说当初中西敏宪理事把北条秀一从「华北开发班」召回，北条回公司后任参事兼总务课长。满铁总务课长是最好探听消息的。他立即飞往东京去拜访宪兵司令部总务部长长伴（后任大阪宪兵司令），一见面就说「你们一定有调查局的黑名单，给我看一看好吗？」在天长节的朝贺式结束后，北条在总务部长的办公室里看到了黑名单，共一百二十四人，第八十四人是北条秀一。北条说：「全明白了，可是这全是无辜的人。希望你们再不要抓人了。」长伴当时点了头，但事后却完全相反。
最后，多数被捕者都获释了。据说审判官、检察官在审理案件时感到非常棘手，因为证据全是荒诞无稽之谈。像石堂清伦，就是因为藏书中一段在他看来与社会主义完全无关的记述而起诉的。
于是，在1942年末的关于「九二一」事件的第二次通报中，关东宪兵队不得不低调声称：「必须说，此次事件的大部分责任实际在于，满铁调查部首脑者容许左翼理论和左翼调查方法，但在满铁之外，利用左翼分子者也较多，且使其担任调查的倾向也较明显」。同时还说，他们关于铃木小兵卫的审讯调查已告一段落，拟最近送案处理。这表明：满铁调查部事件作为思想事件处理，至此已成为定局。满铁调查部事件结束前，关东宪兵队就不得不自己切断了这件事与「佐尔格事件」、「合作社事件」、「企画院事件」等的联系，他们制造惊天大案的图谋落空了。
虚幻的「核心体」
但为了不致使这两场大逮捕变得虎头蛇尾起来，到最后，关东宪兵队还是努力地按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法，强行将他们定为非合法运动和伪装合法运动两种罪行处理，前者是团体结成罪，后者则是所谓宣传罪。对于大上派，基本按前者处理；对于外来派，基本按后者处理。
首先，他们确实通过强迫被捕者写出他们想得到的手记的方式，给满铁马克思主义者戴上了通共的帽子。比如在小泉吉雄的手记中，他就供述1941年9月尾崎秀实来到伪满时，指示他「成立同志的组织」，并建立「这个社内组织与康米国际的联系」。鉴于1941年7月关东军举行的大演习作战，尾崎秀实还指示他在伪满与苏联交战而陷入混乱时，爆破关东军总部云云 。根据小泉吉雄的说法，这是因为他被审讯得神经错乱，以至于胡乱说出来的。小泉吉雄还供述他作为入党的证据，从尾崎秀实那里收到了苏联的金币，又将金币埋入租的房子里面。宪兵队到他家一顿乱搜，最后一无所得。
另外一个他们致力于打开的突破口就是渡边雄二。与小泉同为大上派的渡边雄二、稻叶七郎等人，则被宪兵队安排了供述出成立所谓秘密革命组织的任务。根据渡边雄二的陈述，1940年代中期，随着东亚通货膨胀的发展，他们预计经济即将崩溃，于是根据满铁的委托尾崎秀实指示，组成满铁调查部内的左翼组织，以应对这一情况。渡边接到指示，以野间清、松冈瑞雄、石田七郎、三轮武为核心成员，稻叶四郎、村越司为参与者。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在1940年3月在大连总公司召开业务主任会议，又在大连大和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组成了秘密组织「核心体」。
稻叶的手记中也说，渡边认为，近年来满铁调查部的理论水平下降，地盘之争日趋激烈，有分裂的危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必要谋求「理论战线的统一」和「同志意识的提高」，首先要建立「核心体」。对此，他表示「完全赞成」，于是开始为了「促进革命形势的到来」而开始结成「核心体」。这样一来，关东军就坐实了他们结成革命组织「核心体」，不但通过杂志、报纸、国策立案活动，秘密开展康米主义运动，还给他们安上了「核心体」要在日苏战争时，破坏伪满通信运输设施，爆破关东军总部的罪名。不过， 诚恳地说，这个「核心体」或许的确存在，但只是渡边等人为了「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参与国策制定」而建立的小团体罢了，与所谓的秘密革命组织无关。关东宪兵队所确认的「核心体」成员先后发生几次变动，也可以看出宪兵队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抓到什么确凿的证据。
转向、判刑、终焉——
不管如何，被捕者都在手记的最后，写下了自己痛悔过往错误，如今放弃左翼思想，重新洗心革面做人的「转向」宣言。
石田精一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左翼运动，被抓捕后「转向」，1938年进入满铁从事调查活动，在满铁调查部事件中再次被捕。作为外来派的一员，石田认为「合理主义理论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其思考方法的极致，并以此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轴而行动。但他在被捕后，也写下了这样的转向感言：
「要判断大东亚战争，就必须理解领先于人类理性的事实——日本精神，只要立足于合理主义，就不可能理解日本精神，因此，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合理主义判断接二连三地破产也不足为奇。……日本精神不是通过学问而学来的，而是日本人作为日本人，只要端正自己的心态，自然就能体会到的性质。因此，日本人以外的人都很难体会到日本精神，与此同时，只要是日本人，谁都能体会到日本精神是什么。因此，试图用合理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精神的根源——我之国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里所谓只有日本人才有的「日本精神」，即夫妻兄弟和睦相处，父子信赖，为人要尽义理知人情，并且为国家效劳云云。放弃理性主义，拥抱已经进化到超理性、排斥理性与理论的天皇制国家主义，这也是太平洋战争时期「转向者」的一个特色。威望不低的日共老党员古在由重也在这一时期写下了意思类似的转向声明书。所有被捕者手记都在宪兵的诱导下，被迫记入了相关的内容，可见这种狂热的日本精神论也是末期转向的一个经典模式。
在两次大逮捕共44名被捕者中，铃江言一等四人被释放，其余四十人遭到起诉，他们于1945年5月迎来了判决。然而在1944年1月到3月间，大上末广、发智善次郎、佐藤晴生、西雅雄、守随一等五人就死于狱中，大部分都是由于监狱内的不卫生和营养不良而死于斑疹伤寒。 佐藤大四郎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伊藤武雄、花房森等十五人获得保释，其余二十人接受了判决。其中受到了最高刑罚的，是参与了所谓「核心体」成立的渡边雄二和松冈瑞雄，他们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被判刑的所有人最后均全部因缓刑而获释。到此，这件「自始至终，似无具体罪证」，只是「对可能产生的预期事实进行处罚」的案件终于结束了。据说在满铁调查部事件后，宪兵队还试图从合作社事件与调查部事件的被捕者中选拔人才，成立「秘密侦探组织」，以调查在满日本人的动向，其领袖就是铃木小兵卫，组内还包括田中武夫、野间清等人。石堂清伦也多次被大连宪兵队要求加入这个密探小组，但他坚持拒绝，导致被惩罚性地征发入伍。
在「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后，满铁调查部本身也垮掉了，陷入了几近灭亡的境地。 1943年5月，满铁调查部萎缩成调查课，也从大连搬到了「新京」。在1945年9月30日满铁解散前，满铁调查部事实上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机能。
满铁马克思主义者被判刑时，距离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伪满洲国崩溃解体已经不足三个月了。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历史几乎就是伪满洲国的整段历史，只比伪满洲国的寿命短三个月而已。
尾声：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伪满洲国的历史是多层的，但首先是东北人民的一部血泪史。正当大上末广等人在温暖舒适的满铁大连办公室在高谈阔论时，「新京」的日本官僚在志得意满地大谈中国人不配吃白米饭，无数农民在被开拓团移民强行夺去他们的土地，无数平民的房屋在被付之一炬，无数工人在被征发后枪杀，他们的无数具尸体正倒在细雨之中，年轻的抗联战士正死不瞑目地躺在地上，伪龙江省的无数户农民之家被抢走了一切，正赤身裸体地生活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之中……更不用说万人坑与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了。即使是被王道乐土理念洗脑的日本青年津久井信也，也在看到日本人不顾东北农民痛哭流涕、跪下哀求，依然要以一文不值的价格强行收购他们的土地时，不禁感到了自己的罪恶感。当他看到很多中国劳工因为伪满强行征发的工程而死时，进一步「超越了罪的意识，预想到了未来的惩罚」。
在这一点上，满铁马克思主义者是同罪的。即使是日本学者，也评价道他们的批评从来没有超过出协力伪满「国策」的限度，只是一种「理性客观合理」的态度罢了。而他们的这种「理性客观合理」的研究可以平稳地开展下去，无疑要靠东北人民的层层血泪来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和待遇，他们的调查研究反过来也为前线的日本帝国主义输送了思想的弹药，无形中让它更为强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满铁马克思主义者呢？
或许，这个任务应该交给曾经就是他们之一的石堂清伦来回答。战后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思想研究家的石堂清伦，当时在满铁调查部、大连图书馆等地工作过。面对这个问题，他一针见血地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满铁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自问过，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机构中最小限度的任务是什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国家主义框架内的孤立性自我运动。我不相信（满铁马克思主义）有挖的出来并可以记录在历史上的『积极』的东西。」
当时负责「调查北方方面」的调查部第三调查室，根据关东军的研究，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制作了假设关东军占领远东地区时的施政计划。这群负责设想占领远东地区后该怎么办的满铁调查部员，因为会定期地来到「新京」，因此又被称为「新京会」。石堂清伦是这么评价他们乃至于整个满铁马克思主义者的：
「根据形势的不同，在『新京会』和『康米党』中都可以有一席之地，这也许就是『满铁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广泛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在（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有用的时候，不管思想和经历如何，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只要没用了或碍事了，就可以立即处理掉。——说起『马克思主义者』潜入军队（指关东军）好像很威风，但其主动权在军队。我们也应该铭记经调（满铁经济调查会）的理论能力并不高。……满铁调查部人员完全脱离了中国大众。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对在留日本人都没有丝毫影响力。」
我们不应该忘记河上肇1933年在狱中宣布转向，放弃从事康米主义运动时的痛苦。他在转向声明中宣布，自己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但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运动。然而他也很心知肚明，做了这种事情的他，就是「从阶级斗争中撤退出来，作为一个残废的士兵，企图苟且偷生」。「只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康米主义者的」，他已经自己放弃了康米主义者的身份：
「主动放弃康米主义者的资格，就是康米主义者的自杀。作为康米主义者，这是不被允许的，但为了再次获得自由，我现在敢于犯之，因而我现在俯首候罪于同志诸君。……以此文为葬身之悼词。」
满铁马克思主义者早在进入满铁以前，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作为今人的我们，理应应该明白「只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康米主义者的」这句话的分量。无论是作为「半桶水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上派，还是作为「前·康米主义者」的外来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满铁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満鉄調査部』（小林英夫）
『キメラ 満州国の肖像』（山室建一）
『日共の研究（二）』（立花隆）
《评满铁调查部》（解学诗）
『满铁调查部内幕』（草柳大藏）
『戦時期日本社会政策論の一考察－大河内一男・海野幸徳・沼佐隆次－』（杉田菜穂）
『在満作家青木實——「満人もの」、そして戦後——』（岡田英樹）
『日中戦争による「満洲国」農業政策の転換』（陳祥）
『有毒的聖杯——滿洲國「民族協和」的實踐及其困境』（林志宏）
『石堂清倫——人と業績』（木村英亮）
《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
『《满洲评论》创刊前后——时事与文学的初衷』（祝力新，尚侠）
《橘朴的“满洲新国家”自治构想》（郭冬梅）
《橘朴的“满洲国”“农民自治”论》（郭冬梅，杨盼）
《橘朴与伪满“建国”理论的出笼》（张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