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的大家，想必都对德田球一这么多的优点有相当的了解了。
但是，本文在这里想写的，却是德田生涯不为人知另一面：变色龙、性格傲慢、夸大其词、被康米国际打入别册……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德田球一在国内外都是日本革命运动中最出名的人物，也经常在各种架空与历史游戏中出现。
或许不少人知道，日共在当今的党史历史体系里（代代木宇宙）里，对德田的评价可谓相当负面。但笔者无意与他们的修正主义史学观点同调，也不想将德田描述成那种刻板的革命家，而是想透过简单地回顾一下1921~1945年的德田球一版「战前史」，将真实的、作为人的德田球一，其形象、其性格，更全面地展现给塞里斯网民。
一、莫斯科、海参崴与信口开河
德田球一第一次与日共发生关系时，他还只是一个26岁的年轻律师。当时，康米国际召集各国代表前去海参崴参与『远东民族大会』，而日本方面派出了七个人参与大会。
七个人出发时，其中五个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德田球一是唯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之一。之所以选中了德田偷渡出国（是的，七个人都是偷渡）去参与大会，是因为德田有着一种「死在途中也不怕」的精神。当时去参加大会的日本人除了这七位，还有美共日本人部派出的代表团（片山潜带头），后来成为社会党左派领袖的铃木茂三郎 也在其中。
康米国际当时就想着，将这次远东民族大会的机会变成向日本输出革命力量的契机。为此，斯大林特意来到日本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向他们讲解康米主义 。等到大会结束时，五个无政府主义者中有四个人都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还有两个人干脆就不回日本了，就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留学了。德田球一 更与斯大林，成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然而，日本代表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可谓胡说八道、信口开河。他们声称日本已经有了康米党①，日共组织构成中有40%是工人，他们不但在主要城市制造党部，还从事非法活动等等。这位报告人（高濑清）后来如此坦白：
「既然俄国要求派日本康米党代表来，那就当日本已经有了康米党吧，我和德田球一商量后做出了那样的发言。」
是的，德田球一串联高濑清，当着各国代表的面，明目张胆地撒谎。这种信口开河、夸大其词，并不只是德田球一的毛病，事实上也是战前日共领导人的普遍问题， 他们在向莫斯科的康米国际报告时，酷爱夸大其词（有时只是为了人头多点，就可以多从康米国际那里拿钱，比如渡边政之辅1928年的报告），很大程度上导致康米国际对日本的判断一再出错。事实上，不说到那么远，就在此前1921年7月的康米国际三大上，所属于美共日本人部的吉原太郎竟然声称日共已经成立，还伪造了日共的革命致辞、一大堆不存在的日本革命工会的收据，就是为了可以利用这个虚拟的日共拿钱。
1922年7月日共建党后，被派到莫斯科报告的荒畑寒村，遇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在自己的『寒村自传』中如此写道：
（大正）十二年春，*我到莫斯科与片山（潜）先生见面，谈到说日本党员有数百人时，片山先生十分困惑地说，前一年听信了德田球一的话，已经向康米国际报告了数千人，事到如今不能再更正了。*想来，德田等人也许是在虚张声势说，日本已经存在着明确的康米主义集团，莫斯科的指令一下，就会立即进行正式的建党活动。
其实，这里的数百人也是乱说。第一次日共——这里说第一次日共，是因为后面还有1926年第二次建党后诞生的日共——到1924年3月自行解散为止，不过才100多个党员。
不过，这并不影响德田球一在日共建党（1922年7月15日）时，就成为七个central委员中的一人。
二、总路线的变色龙
东京大地震与日共的解散
1923年日共二大（石神井大会）结束才三个月，日共领导人就几乎都惨遭日本政府一网打尽，史称「第一次康米党事件」，其原因是党的重要文件落到了政府间谍手中。
大逮捕后又是三个月，关东大地震发生。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朝鲜人与社会主义者要发起暴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恐慌的气氛下，当局趁机大批杀害社会主义者。
为了让读者理解当时的气氛，我们可以引用林房雄的一段回忆：
然后是九月一日，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方报纸的所有版面，如果今天还留着那份报纸的话，上面被铺天盖地的报道填满了，它让读者感到无比震惊，更让人喷饭。
「帝都瞬间化为废墟。」
「富士山没入大海。」
「据说是社会主义者的朝鲜人大部队正在与军队交战。」
「江东方面发生巷战，当局没有镇压成功的希望。」
「皇太子殿下下落不明。」
令我震惊的不是日本首都的全灭，也不是富士山的塌陷。而是东京发生了巷战，即革命。同志们拿起武器，筑起路障，举起红旗，与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战斗着。不仅仅是朝鲜人吧。东京的全体劳动者和被压迫民众都参加了革命军。部分革命军不顾军队和警察的抵抗，侵入皇宫，因此遭到了袭击。皇太子可能失踪了。
我觉得自己落伍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正当我在乡下小镇无聊的启蒙运动上耗费徒劳的劳力时，革命爆发了。如果把进京的日子提前一点，赶得上就好了。不过是差那么一两天，我就成为了革命的落伍者和阶级的叛徒。
当然，这些都完全是假的，别说武装暴动与巷战，就连工人抗议都全然没有。
但是，这并不影响日本政府打着防止暴动的名义虐杀社会主义者。当时警视厅官房主事正力松太郎向辖区内各警署发出通牒，要求「切实掌握社会主义者的行踪，监视其动向」。社会主义者们以保护的名义陆续被收监，在各处受到拷问。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大杉荣与爱人伊藤静枝遭到了杀害。龟户警署虐杀了九个日共的工会活动家，他们先是被脱掉衣服，然后被砍头。
当时「第一次康米党事件」的被告都在市谷刑务所，他们一定很恐惧。因为当时宪兵队刚刚杀害了大杉荣，就来市谷刑务所要人，尽管刑务所没有将他们交出来，但当时他们确实有跟大杉荣一样，全员都遭到杀害的可能。
以关东大地震为契机，第一次日共的被告们一改以往对当局保持沉默的态度，开始在公开法庭上陆续陈述。他们说是要「在法庭上进行宣传」为借口，事实上却是对日本政府原原本本地坦白自己革命运动经历。如果是在中国的话，这绝对属于叛变。他们当时的律师布施辰治不禁遗憾地说：
「（被告人们）之后的陈述让政府官员知道了革命运动的内容，并让他们重新检讨了（针对革命者）立法工作，对此我表示由衷的遗憾。」
遗憾的是，德田球一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已经知道德田后来在第二次大审判时，将1925年的日共重建方针交代了出来。战前日共确实有不少人在狱中牢底坐穿也拒绝转向——也就是公开声明放弃康米主义运动甚至其思想，德田球一也正是因这一点而获得了远远超过他战前活动时的盛大名誉，得以一跃成为战后的日共最高领导人。然而，这些「不转向」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也在被捕后，就向政府坦白了自己的活动经历以及党的各种机密，导致党的活动在日本政府面前几乎毫无秘密可言。战前被捕后不仅不转向，还不发一辞的，只有宫本宣治 。像所谓不转向的市川正一 ，正是因为供出了康米国际的暗号解读方式，才导致佐野学在上海被捕。
日共的领导人们不但招供，还主张解散日共。其急先锋当然是提供解散理由的山川均，但德田球一也不反对解散日共，不仅是他不反对，野坂参三，市川正一等人也不反对解散日共。唯一反对解散的日共领导人，只有身在莫斯科的荒畑寒村。根据荒畑寒村的回忆，市川正一甚至因为终于可以从党员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用德语高呼万岁。
主张日共解散的山川均、堺利彦等人后来组建了劳农派，再也没有回到日共——即使康米国际方面有意邀请他们回去，他们也坚守自己的协同战线党论而拒绝回到日共。但德田球一等人，在康米国际的命令下回去了。我们看不到德田球一之前随大流主张解散日共，现在又跟随康米国际参与重建日共，其渊源在哪里，只知道他确实参与了。
上海开始的日共重建工作
1924年3月日共擅自解散后（其实未经康米国际批准是不得解散的），日共三次派代表到上海申请国际方面同意日共解散，但康米国际都坚决不同意，甚至还有一次的代表——北原龙雄，拿着康米国际的巨额经费就跑了。康米国际感到无奈，将日共所有剩下的领导人叫到上海，在那里「一锤定音」，让他们重建日共，这就是「上海一月会议」。尽管德田明明之前主张解散日共，现在的他却成为了日共重建局中的central委员之一。这里是德田入党以来的第一次变色，以后还会有很多次变色。
1925年末，康米国际指示日本派个人来商量一下日本问题，于是德田球一去了莫斯科。康米国际的日本委员会听了德田的报告，要求他们在一年以内扩大康米主义者集团（日共解散后的临时性组织），制造工厂党部，让工人加入日共，最重要的是重建日共，重建以后再来报告。
德田回国以后就召开了康米主义者集团的扩大局会议，但不幸的是他不久再次入狱。就在他入狱期间，1926年12月4日，日共在五色温泉重新建党，这就是「第二次日共」的源流。五色温泉大会 ，也就是日共三大，是战前日共的最后一次党大会，从此要到1945年的接近20年以后，日共才得以重新召开党大会——只因尽管日共领导人都很想再开一次大会，但日共只要一大到可以召开大会的规模，特高就会发动大规模搜捕。
1927年初德田终于出狱，但此时日共早已建党完成。对此德田球一不是欣喜，而是愤怒至极，原因是他们在自己入狱期间擅自召开党大会。德田球一十分自豪，上海会议以来领导重建工作的人是自己，可以从莫斯科那里亲自收到重建日共指令的人也是自己。然而在他看来的一群毛头小子，却撇开他自己重建了日共，对此他怒不可遏，对新日共领导层采取了高压的态度。
一向是直肠子的日共工人领袖渡边政之辅受不了他的这种态度，怒吼道「你还当我们是群孩子吗」，与德田当场就厮打在一起， 最终是佐野文夫让出了central委员长的位置，场面才平息下来。
至于说到，新建的日共领导层为什么要找刚出狱的德田球一与市川正一，那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将重建大会的报告——福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报告书——交给他们看，得到他们的承认与理解。
福本主义的旋风
那么，什么是福本主义 呢？
山川均是第一次日共最大的理论家，因而号召「到群众中去」的「山川主义」长期主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然而，「山川主义」也为解散日共，提供了反对先锋队、要求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而打破这种一统天下状况的，正是「福本主义」和它的创造者，福本和夫。
福本和夫是山口高商学院的教授，1925年崭露头角时，不过30岁。1924年才回国的他，没多久就发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论文，震惊了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一跃成为飒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超新星。
前面提到的林房雄，当时正好在马克思主义重要杂志『马克思主义』中工作，他是这样描述，第一次看到福本和夫论文时的感觉的：
读了之后，我大吃一惊。将近一百页的原稿有两份，几乎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人的引文。原稿像是先把引文抄在原稿纸上，再在期间不断加入自己的文章，如此写成的。
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博学多识的论文。引用的文章都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的重要章节。堺利彦、山川均、猪俣津南雄、佐野学、佐野文夫、青野季吉，都没有引用过（这些章节）。这些新鲜的内容，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的不学无术。——至少作为学生理论家的我是这么想的。
福本和夫的论文从那以后每月都继续发表。并且，逐渐引起了轰动。（我们）一开始以为是研究论文，到第三次才知道其实是政治论文。虽然全是引文，却直接对以山川均为首的旧领导人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批判。
不久，福本和夫的论锋也指向了我。（他写道）「林房雄的理论也不过是恶俗主义的折中主义理论」，只用了两三行就把（我的理论）驳倒了。震惊之下，我试着这篇论文从头再读一遍，但不管读多少遍，（都感到）对方太博学了，我简直就像迷失在八幡渡的竹林里一样，完全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反击。我完全丧失了作为理论家的自信。
我打算再学习一遍，试着啃了马克思的原著、列宁、布哈林（的书），以及像是福本的原本的卢卡奇和柯尔施（的书），但以我的德语水平，根本无从入手。福本似乎不仅德语，就连俄语和法语都能自由阅读，即使我不停地跑十年也赶不上他的水平——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了。
福本和夫一出手，就将山川主义打落神坛。尽管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福本只要是笔锋所至，此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大小理论家：山川均、堺利彦、河上肇、河野密、志賀義雄、青野季吉等等，无一人有招架之力，全部被福本驳倒了 。河上肇当时的『资本论略解』是学生必读的，但也被福本驳的体无完肤，使得河上都不得不重新写了一次。就连被称为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理论家第一人的志贺义雄，也迅速拜倒在福本主义之下：「对动摇中的学生出身者，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刊登在杂志『马克思主义』和『太阳』上的松村彻也的论文。大家很快就知道这是志贺义雄的化名，当大家知道就连志贺也是福本主义时，追随潮流的人相当之多。」
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水平普遍比较低。志贺义雄指出过：「central委员级别的人，读的书只有『康米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而且只限于精通英语和德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基层党员中，有很多人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顶多读过『康米党宣言』。主要是看机关报和『马克思主义』等合法杂志上的论文。」当时有日语翻译的，除了『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以外，几乎是完全为零，『国家与革命』是绝对的禁书，『怎么办』的日语译本虽然在1926年诞生，但却充满了各种「xx」与「全文削除」，让人读不明白。这种情况下，钻研马克思主义就对个人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福本和夫从马赛坐船回国时，带了几万本藏书与草稿回国。他们遇上外语熟练又熟读几乎所有马列著作的福本和夫，自然是不堪一击。结果，「福本主义」迅速在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不可一世。
尽管福本和夫的文章是出了名的难懂，当时的学生还是拼了命地去理解他。荒畑寒村甚至描述了一件今人看来十分荒诞的事情：
「平田检察官说，一名大学生党员因无法理解福本主义的论点而烦恼不已，最终发疯了。
『这个传闻我也听说了，难道不是编出来讽刺福本君晦涩难懂的小说吗？』
对于我怀疑的问题，检察官非常认真地解释道。
『不，因为他是我调查过的被告，所以这件事是真的。那个青年无法理解福本的论点，以为是自己脑子不好，所以很烦闷。嘛，因为是所谓的内心迷茫，所以疯病很快就会痊愈的吧。』」
就连学生都是这样，对于工人来说更加是理解不能了。工人出身的锅山贞亲回忆说，当时他对福本主义不明觉厉，虽然感觉好像以工人运动的经验来看有点奇怪，但以自己的水平又没法去批判。
九津见房子更回忆说：
「大阪的印刷工人说『只进行理论斗争的话，是没办法守护我们的权益的，请不要这样做』。福本主义说『要将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斗争到底』，说到『为什么要斗争到底』的话，那就是理论斗争。我（当时）在工会事务所，因为（福本主义）很难理解，所以大家都渐渐不来了。福本主义的研究会结束后，（大家）都头疼了。」
但是，知识分子都把福本当神一样看待。因为入党面试是由福本负责，后来成为社会党议员的田中稔男如此回忆当时接受面试的自己：
「东大的学生们也认为福本的书就像圣经一样。因为可以直接见到福本，所以当时我（仿佛）是蜷缩在了房间的一角里，十分局促不安。」
当时还是女子大学学生的寺尾とし，则如此描述时人对福本和夫的顶礼膜拜：
「东京女子大学的一个小组对我们说，『福本和夫是日本的马克思』，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福本和夫被奉为神明。东 京女子大学的小组有时会去福本的住处，有一次我们也被邀请去福本那里，但只有西村一个人去了。
西村回来后，一脸不悦。然后，她一吐为快地告诉我了以下内容：
福本当时住在本乡的菊富士宾馆，过着豪华的生活，来找他的人，都是在他房间外面的走廊上坐下，说声『请容我进去』，然后静静地拉开纸拉门进去，行最恭敬的礼，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 话的内容因为很难，加上气氛令西村很恼火，所以她已经不大记得了，但（她记得）福本坐在气派的桌子前的缎子还是什么的垫子上，穿着一套大岛䌷的衣服，摆出一副落落大方的心情。去过（福本那里）的人都搞得好像是面对尊贵的人一样，西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气氛，不想再去了。西村和我怀着放不下的心情，和周围的人们一起，被卷入福本主义的巨浪之中。」
当时的本乡菊富士宾馆是文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福本隔壁就是作家广津和郎的工作室。广津连日目睹福本如此受欢迎，对朋友宇野浩二说：「日共这么受女性欢迎，我也加入吧。」
日共重建之时，完全染上了福本主义的色彩，是名副其实的福本主义清一色，重建大会的方针与宣言基本都是福本和夫亲手写的。这个「第二次日共」的指导部，所有人都盲信福本和夫，渡边政之辅就觉得「有了福本，布哈林又算什么」 ，布哈林当时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被福本批判为「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日共对福本主义信心满满。
德田球一当然也不例外，他更直呼福本和夫是「日本的列宁」。
然而，对这种福本主义狂热唱起反调的，是康米国际的驻日代表杨松。杨松敏锐地察觉到了福本主义的问题。
与主张当下必须深入群众的山川主义相比，福本主义主张，当下应该先通过理论斗争，让真正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周围的人中分离出来，再结合到一起，这就是「分离结合论」。与主张自己与群众教学相长的山川主义相比，福本主义是完全的知识分子主导型，主张必须将革命意识注入工人阶级之中。在福本主义影响下组建的日共党组织，往每一个党部都派出了知识分子，党支部的活动也以学习福本主义思想为主。
大谈理论斗争的福本主义尽管更适合知识分子，但其鼓吹「分离」，却有着宗派主义与脱离群众的危险，有让左翼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深入群众的危险，这一点被杨松看的很明白。然而，就连杨松也无法驳倒福本和夫。1926年12月重建大会召开前，杨松试图让日共领导人修改大会上的福本主义方针，但却被他们自信地拒绝了——这是日共战前史上，唯一一次抗拒康米国际，非但如此，他们还要跟杨松终止交涉，今后不再交涉。他们甚至兵分几路，试图派出代表让康米国际也接受福本主义观点，但都失败了。
杨松虽然无法驳倒，但他却知道有一个人一定可以驳倒福本，那就是布哈林。锅山贞亲回忆说：
「杨森对在福本主义下进行党的重建准备工作感到不满，但理论不行，无法反驳福本。于是，他觉得布哈林一定能打败福本，就命令工人运动出身的我去莫斯科报告。
我在全党大会的两个月前，也就是10月底离开了日本。听到我的报告后，布哈林勃然大怒，命令包括山川均在内的尽可能多的领导人集中到莫斯科。」
与此同时，收到杨松不断发来的电报的莫斯科也行动起来，说服了正在莫斯科留学的日共成员起来反对福本主义。
袴田里見是这样回忆当时场景的：
「所以，一九二七年春天，在莫斯科指导部的相马一郎、高桥贞树（他是水平社出身，虽然年轻，但据说是理论家，回来后就背叛了党），还有我，三个人作为中心，试图让日本学生都反对福本主义。（当时）日本党的机关报全部由福本控制。于是，（大家）以这三个人的名义给福本领导的党领导层写了一封秘密信件，信中彻底批判了福本，认为他是一个不了解左翼运动实际情况的、自以为是的左翼机会主义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来历不明的毛头小子福本和夫……』据说当时的领导层读到这封信后，愤怒得当场把信点火烧掉了。」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惊变莫斯科——德田的变色
日共领导层察觉到杨松其积极的反福本主义动向，决定提前大举前往莫斯科。去的人里面包括了日共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当时他们出发以后，从1927年2月前去，到12月回国，全程只有市川正一一个人来留守日共指导部，党员不过十人。
福本和夫等人是自信满满地来到莫斯科的。然而，福本和夫引以为豪的理论水平，却在布哈林面前不值一提，被他打的落花流水：
「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锅山贞亲、中尾胜男等人除了日语以外，其他的语言都不行。福本虽然会德语，但一涉及政治讨论，就变成日语和洋泾浜。最后，高桥贞树作为俄语翻译加入了会议，这虽然说是会议，但完全没有讨论。
一开始，福本用德语和日语的杂烩，非常得意地报告了『日本的革命状况……』什么的。然而，实际上，其他代表之间关于福本主义的讨论都已经结束了，大家都不由得嗤嗤地笑了起来。
布哈林一边听福本的报告，一边不时地嗯嗯。报告结束后，布哈林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会议）就结束了。福本被驳的体无完肤，根本无法反驳。」
渡边正之辅是比较先到莫斯科的，也是最忠心的福本主义信徒之一。他坚决相信福本和夫比布哈林伟大的多，康米国际方面对他足足进行了一个月的说服工作，才让他承认自己是错的。
福本和夫与德田球一比起渡边政之辅，要晚到莫斯科不少，福本方面是他因为别的政治事件被捕了，德田球一则说来离奇：他是在京都袛园的茶屋里被捕的。所谓茶屋，就是坐落在花街里，可以召唤艺伎一起取乐（乃至一起睡觉）并吃饭喝酒的地方，是风俗业的一种。德田球一因为感到待遇不好，就大闹茶屋，结果在那里被捕了。
德田与福本完全不知道莫斯科此前发生了什么，所以来到莫斯科时，相当趾高气扬。袴田里見当时记得德田是这样对待他的：
「德球那个时候还没有看透福本主义的本质，一下车就骂我说：『你们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跟前都学了些什么？真是胡闹！』（袴田里见『与党同行』）「他以很多同志都知道的那种口腔调大声斥责我，我伸出手来，他却连握都不握。」
特别是对留学生的中心人物高桥贞树，德田威胁道，要「按违反纪律处理」。
但是，德田、福本威风八面不过一天。第二天大家去共产国际，得知共产国际完全一致反福本主义后，大家的态度都突然变了。特别是德田的态度骤变。德田以代表团首席的名义召集大家。
「福本的理论有错，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但是，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把问题带到莫斯科来，所以我故意摆出支持福本的架势，骗过福本，把他带到这里来。福本应该被关进莫斯科的监狱。」
他如此说道，并揪住福本的衣襟。
但是，德田的这句话谁也不相信。因为众所周知，德田把福本称为「日本的列宁」。他的这句话不仅不被相信，反而惹起大家勃然大怒。其他人为了克服福本主义，都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只有德田靠机会主义地改变了态度来解决问题。据说，当时的佐野文夫是这样的：
「一听到福本下台的消息，他就脸色惨白，一言不发，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默默地跟在大家身后。在此期间，他难以抑制心中的苦闷，偷偷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心情。据说那上面写着，他受到了苏联权力威逼的威胁。」
特别是最为这个问题烦恼的渡边政之辅，正因为从以前开始就对德田有对立情绪，当时听到德田球一这句话后，他一怒之下，对德田大打出手。
总之，以德田的这次发言为契机，人们攻击的锋芒转向了德田，纷纷追究其领导失职，最终德田被迫辞去central委员长一职。
德田球一在莫斯科遭遇了来自众人的大批判，但格外雪上加霜的打击，还是来自于本身就对他怨恨在心的杨松。水野成夫回忆说：
「接着，杨森在席间指出，德田之前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报告完全是乱编胡说，当面辱骂他是『国际性的骗子』。（杨森）指出，德田先前入俄和在日期间，为了从共产国际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取革命资金，提出了夸大党的势力的虚假报告，将当时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党员人数写成三千人。德田上次（即将）入俄时，把收到的旅费花在与艺妓玩乐上，却谎称失窃，两次收取费用（共产国际发的旅费）。我想，这是杨森在日本三年的时间里，对这些事情进行了调查，而对德田隐藏在人性中的另一面产生了不信任——他要将其倾吐一空。」
莫斯科随即改组了日共的领导层，德田球一当然没分。德田球一不但未能担任什么干部的职位，还被莫斯科特意指示日共新领导人，不能让德田球一担任重要职位 。回国以后的德田球一，专门「解放運動犠牲者救援会」工作，负责帮被逮捕入狱的活动家送入物品、进行辩护与照顾他们的家人。
参选众议院议员
日共领导人回国以后，随即按照康米国际的指示，将自己的存在，在大众面前公开，积极地活动起来，深入大众的生活——如果他们的势力真的有他们向莫斯科汇报的那么大还好，但1927年末的日共只有100人左右。日共以牺牲自己秘密性为代价，换取在公众场合如此活跃地进行宣传活动与入党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自杀战术」，渡边政之辅回国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他们既然说下了大话，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们采取的主要举动，首先就是几乎明面化地参与1928年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肆派发有日共签名的政治传单。他们派出的候选人虽然名义上是劳动农民党（日共马甲政党）的候选人，但实际上就是日共党组织亲自出动来为他们助选，这些候选人也不讳言自己跟日共之间的关系：
「在候选人上，共产党也表示支持当时还是合法政党的劳动农民党的公推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演说会上会说些：
『今天有日共的传单散布开来，说要支持我。日共虽然没有在日本公开地出现，但却是真正的工人农民的阶级政党，日共对我的应援，我认为就是得到了百万人的支持。』
像这样的话，就在同席polizei大声喊出『警告！』、『停止！』的间隙里，巧妙地进行了党的宣传。」
日共虽然以为自己可以做到「将存在与政策在大众面前公开，却做到组织的保密」，想要做到「所以，你们知道日本有康米党，他们的政策是什么，他们要做什么，这些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无论这么找，都不知道谁是党员。所以即使官府拼命寻找日共，也始终抓不到日共。」但事实上，日本政府与特高早就盯上了日共，一直在透过间谍与党员的供述来收集有关日共的消息，一点点勾勒出日共的轮廓。日共如此活跃，更是给焦躁起来的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可以充分收集日共「违法」的证据，以及各个党员、各个领导人身在何处的消息。这样，一场大逮捕就正在酝酿之中。
日共明白做上候选人是危险的事情，所以只会派一些在党内没那么重要的人出来参选——比如德田球一。早就被当局盯上的他，就被派到福冈1区 参选。德田球一虽然参选，但一开始并不在公众场合出现，只是让日共成员大发传单。
然而当选举即将到来时，德田球一却来到了选区。特高不是从别的地方得知这个消息的，而是从日共的合法报刊『无产者新闻』那里得知的。
得知这个消息后，警视厅特高课长缬缬结弥十分高兴，向福冈县厅发去电报，命令追查德田的行踪并继续跟踪。选举结束后，德田在福冈的党员大本营闲晃了四五天，才踏上回京的路。因为从门司港乘联络船可能会被特高发现，所以他们是乘坐党员介绍的渔船到下关。到了下关以后，德田松了一口气，进理发店理了发，刮掉了胡子。然而他刚一走出理发店，就被三名polizei包围逮捕。直到被逮捕的那一刻，德田都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跟踪了。 从那一天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德田在狱中度过了十八年的岁月。
德田球一被捕，只是「三一五事件」中的一滴水珠。掌握到了足够消息的特高与polizei一起倾巢而出，坐上卡车，前往全国各地的日共据点，将日共的成员与同情者尽数收入囊中，他们仅仅是3月15日就逮捕了1500多人，到年中则逮捕了3400人——大逮捕前，日共成员不过三百多人。这只是战前日共，在组织上遭遇的第一次灭顶之灾。
狱中变色之两大纲领
德田球一入狱以后始终拒绝转向，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不过，恰恰是入狱以后的这段经历，才赋予了他在战后的莫大殊荣，让他可以成为日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同一时期的其他日共干部没有被捕，或者至少没有转向，事实上指导部的位置，是根本轮不到德田来干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德田是被康米国际打入别册了。三一五事件后不久逃到国外的野坂参三，也正是依靠他在国外的活动，才从此前的一个普通干部，变成了战后日共的大物。
1932年10月29日的日共第一次审判，也可以从中看出德田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高低。当时的判刑，是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市川正一、锅山贞亲无期徒刑、高桥贞树、国领五一郎有期徒刑十五年，砂间一良、德田球一、中尾胜男、志贺义雄、福本和夫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尽管德田已经入狱，日共的消息还是不断从狱外传来，特别是日共在纲领方针上的新变化，其实也需要得到这群狱内干部的认可。狱内、狱外的联络，一直通过将纸条藏入送进狱内的衣服、书、食物的方式而持续着。 佐野、锅山、市川等狱内干部，即使已经深陷狱中，也在狱中的日共成员里，具有一定的权威领导立场。 关于修改纲领这样的问题，狱外的领导人也无法无视狱中干部的意向。
1931年当时，风间丈吉等人带着头脑里背下来的记忆，从俄国回到了日本，将在莫斯科拟定的『31年政治草案』 写了出来。风间等人不仅要负责重建已经被摧毁的日共，还需要让狱内外党员认可这份莫斯科而来的党纲草案。
与此前日共的纲领——『1927年纲领』相比，这部纲领更不看重封建势力（贵族、军阀、天皇等）在日本国家权力中的地位，更认可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也不是像『1927年纲领』那 样，认为日本革命是向社会主义革命急速转变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认为日本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当这份康米国际新制订的提纲草案被送到狱内的时候，狱中干部普遍受不了里面『更正1927年纲领错误……』的字样，表示联名反对：
「如果说因为布哈林直接参与了这个命题的制定，所以应该予以否定的话，这是完全无视康米国际权威与国际组织的小资产阶级学究论。这是在1926年以前充分的资料基础上形成的，是过去斗争经验和当时力量的最高表现，斯大林同志也出席了这个委员会。这种国际最高机关承认的决议，事后是不可能说它是谬误或需要改变的，康米国际从来没有犯过一次谬误。把康米国际的最高决定说成是错误，这是非常反康米国际的，是一种小型的、非政治的、非组织的见解。」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莫斯科的新解释、新决定，毕竟「康米国际不可能犯错」 ，他们努力说服自己，新纲领的更改是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1928年当时还是资产阶级与地主共治天下，1931年就已经是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了，就像佐野学说的一样：「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四五年来，发生了两个重要的根本性变化：第一，金融资本的霸权增强，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总而言之，垄断资本主义在最近四、五年来，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
然而，形势在转瞬间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感受到自身被日帝威胁的莫斯科开始重新检讨日本问题，最终帮日共写成了『1932年纲领』 。这份提纲与『31年政治纲领草案』大异其趣，认定「君主制是国内政治翻动与一切封建制度残渣的主要支柱」、「存在于日本的绝对主义支配，是对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劳动者的专政形态，在其压抑的一点上绝不劣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日本本质上是封建势力主导的绝对主义国家，因此，「打倒君主制」也就成了日共最重要的任务，日本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
在战前日共的两个模式，也就是「认定日本为资产阶级国家-当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与「认定日本为封建专制国家-当下发动民主主义革命」之间，『31年纲领草案』是前一个极端，『32年纲领』是后一个极端。当然，两个纲领都是在莫斯科制定的，所以这种突然的强压转变，毫无疑问让日共的狱中干部感到了惊愕与尴尬。
福本和夫如此回忆，他们态度的乾坤大挪移：
「狱内法庭委员全部赞成（1931年纲领草案），佐野学君做了结论性的最后陈述。市正君（市川正一）等人在预审调查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最后我陷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反对的困境，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拒绝修改观点，最终是以承认我独自一人作为少数意见而保留意见的形式解决了问题。虽说是同意我保留少数意见，但志贺君等人的口吻中明显含有这样的嘲笑之意：现在看来，你是要被康米国际狠狠地教训一顿了。受到这样的嘲笑，我反而认为这是光荣的孤立。
那是哪一天，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1932年盛夏的事。来到公审庭一看，用铅笔一条条写下的纸片不停地被传来传去。这是记录了1932年纲领大概内容的东西。
很明显，这份纲领和我一样，采取了绝对君主制论和急速转化的两段革命论。一鼓作气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被完全否定了。
国领伍一郎站起来，『啊』了一声，向我伸出了手。接下来，从锅山贞亲开始……很多人都对着我笑。这位国领虽然是重建大会的参加者，但在公审中对我总是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我觉得他是个势利眼的人。
就在这时，另一张纸片被送来了，这是佐野学君写下的：我们必须对此负责。1932年纲领必须得到支持。上面写着大概如此的意思。我们这几个人究竟指的是谁，到底该如何负责任，我想这才是值得一看的。因为当时应该看不到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志贺义雄说能不能再给我看看，目不转睛地看着第一张纸片。那张惨白的脸，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与此相反，德田君却装出一副早已把革命论忘得一干二净的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比。暑休结束后，一审宣判，佐野、锅山、高桥、三田村、中尾等人相继发表转向声明，那则是在一审宣判后不久。」
德田球一再次展现出了他惊人的随大流才能，只要这个「大流」一发生转变，他就可以毫无思想困扰地一下子完成转向。就像是他之前同意日共解散，随即又变成同意日共重建，之前拥护『27年纲领』，随即又拥护否定『27年纲领』的『31年纲领草案』，于是即又拥护否定『31年4月纲领草案』的『32年纲领』……
三、「美军万岁」与琉球民族的先驱
德田球一在狱中拒绝转向，足足待了18年之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身在府中刑务所的德田球一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苦捱再三，等到了日本帝国的灭亡。
志贺义雄是这样回忆当时的：
「战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官员们似乎也已经没有气力管理我们了，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我们）都可以自由地观看和收听。因此（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比一般人更平静，更能客观地判断形势，等待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德田球一作为日共「府中组」——同在府中刑务所被关押的成员——的核心，在日本战败后获得了社会上极大的殊荣。美国人都佩服他们，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的报告称，麦克阿瑟1948年3月与凯南谈话时，曾称赞德田球一及野坂参三为“有能力的家伙”，“他们是康米主义者真的很遗憾”。
战后不久，为迎接从狱中获释的非转向干部德田球一等人，在大阪召开了迎接他们的人民欢迎大会。冲浦和光在『激荡的大学·战后的证言』第6回（『朝日杂志』昭和44年11月9日号）中这样记载当时的异样景象：
「不一会儿，德田球一、黑木重德等几个非转向组的人依次举手走了出来。当他们所有人都走到讲台上时，全场都哭了起来。那是抽泣。这时，大约有十个人跑到讲台下面跪下。既有着『我们活到了今天』的声音，也有『对不起背叛了你』的声音，那是转向者吧。我们不知道该给它赋予怎样的意义。 总而言之，我从情感上理解到，在那场黑暗战争的漫长山谷中，有某种巨大的东西存在。」
战前是非法政党的日共，在这个新时代里终于合法化，日共四大在1945年12月召开，德田球一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日共的书记长。
德田与志贺，在知道自己即将被释放的1945年10月4日夜里，拟定了『告人民书』的出狱声明书。就在声明书里，德田等人规定释放他们的美军是「解放军」。非但如此，德田球一还在出狱时，向着美军总部所在地——有乐町的第一生命大厦，高呼三声『解放军万岁』。对于这个著名的「解放军规定」， 志贺义雄是如此回忆的：
『告人民书』是德田执笔的，在要决定释放政治犯的第二天，他就把原稿给我看了。其中，有一句表述，后来成为了问题，那就是『盟军就是解放军』。
我说：『这个删掉比较好。』他回答说：『不，盟军中也包括苏联军队。为了不让美军随意行动，还是这样写比较好。而且，盟军今后将推进日本的民主化。』
当然，美军后来还是镇压日共了，但那就是后话了。
德田球一是冲绳县出身，也有着强烈的琉球人意识（甚至不一定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曾担任「冲绳人联盟」的顾问。而战后日共，也曾经与德田球一一样，主张过「琉球独立」。
当时的日共五大，向琉球人联盟的大会发出了以下的祝贺消息：
「对于冲绳人联盟今天召开大会，作为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几个世纪以来被日本封建统治所奴役，明治以后饱受日本天皇制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冲绳人诸君，在这次民主主义革命的世界性发展中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获得独立和自由。对诸位来说，这是莫大的喜悦吧。迄今为止，日本的天皇主义者在国内主张天皇与国民有家族血缘关系，在国外则主张朝鲜人与日本同属一系，（鼓吹）亚洲民族与日本民族同属亚洲人，僭称日本天皇为亚洲领袖。自称来了。对于冲绳人诸君，他们也把大家是同一民族的事实强加给了诸君。我想各位已经看清了这个奸计的帝国主义本质。……即使在古代，冲绳人与日本人是出自同一祖先，但在近世以后的历史上，日本明确地支配着冲绳。也就是说，冲绳人是作为少数民族受到压迫的民族。各位的解放只有通过世界革命的成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如果是日本革命真的成功，那琉球可能就会成为琉球自治区了吧。
德田是否说得上是「日本的neko」呢？那显然算不上。事实上，日共的领袖们，其水平普遍比敞篷车的领袖们水平要低，日本的革命运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neko式的人物。
不过，毕竟是时势造英雄，或者在某一个时间线里，德田球一也成为了日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袖了呢？
①这句话半真半假，日本代表团出发前，近藤荣藏的「晓民康米党」已经成立，但这是一个很短命、很小的组织，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都不愿意参与——原因是近藤荣藏带来的康米国际资金已经被盯上了。晓民康米党成立没多久，就在1921年11月军人大演习时，他们在军人宿舍散布反战反军传单，结果被早就盯上他们的日本政府一举逮捕，这个「晓民康米党」于是就灭亡了。
今天，大家所公认的日共创党时间是1922年7月，日共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这里所说的，正是山川均等人创建的「第一次日共」。换言之，在远东民族大会举行的时间点，日共根本就不存在。
参考文献：
『日共の100年』（佐藤優）（朝日新聞出版）
『日共の研究（一）』（立花隆）
『日共の研究（二）』（立花隆）
『真説 日本左翼史 戦後左派の源流 1945─1960』（池上 彰／佐藤 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