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有过土地改革与乡村抗英战争。
以下来自『边界危城』52~55页：
新安縣大部份內陸地區向來貧瘠，直到公元973年左右宋朝時期，鄧氏先民在西北地區（今錦田地區）定居。十二世紀來自南宋的侯氏和彭氏，十四世紀元末的廖氏和十四世紀明初的文氏陸續遷入，他們是廣東原有宗族的分支，講粵語，亦被稱為「五大宗族」。約在十九世紀，來自更北邊的客家人湧入縣中並建立自己的村莊。「五大宗族」，尤其是鄧氏，在該地區擁有大權，通常被稱為新安的本地人。
十七世紀，這些從宋明年代已經在西北地區定居的五大宗族為表對朝廷之志，紛紛參與抵抗滿族入侵的起義。他們與其他沿海華南宗族一樣，在1660到1680年間與位於台灣的最後一個明朝政權秘密營商。清政府為了切斷台灣政權的補給線，強行將這些大氏族遷往內陸以減少沿海地區的人口。由於新安縣靠近大海，人口皆被疏散。1683年台灣淪陷後，清政府批准宗族遷回新安，他們亦成為清朝的忠實臣民。
鄧氏佔據了今天香江西北平原最肥沃的土地。侯氏和廖氏在北部地區定居，土地亦相對肥沃。在經常被洪水淹沒的上水邊緣地區耕作的彭氏則算是最清貧。氏族不僅擁有他們村莊周圍的土地，像新界東部、香江島、甚至連離島等可耕地,都是在鄧氏定居香江時以敕令授予。
相比之下，其他氏族擁有的土地通常離他們的核心聚居地較近。繼五大氏族之後的客家人只能在水源不足的山丘和貧瘠土地上建立村莊、而他們的農田往往由大氏族，尤其是鄧氏所有，客家人則以部份收成作為地租。
由鄧氏組織的武裝收租隊在豐收的月份周遊全縣。到達佃戶的村莊後，他們通常停留幾個星期，逐家逐戶收地租，而村民則有義務在他們逗留期間提供豐盛的飯菜。久而久之，許多客家村民組織了地方聯盟或「約」。以對抗收租隊的欺凌。為驅逐收租隊的血腥抗租運動不時爆發。在林村等一些客家村落的廟宇中至今仍供奉著這些烈士。鄧氏和其他大宗族也在他們所控制的集鎮裡壓榨農民，要求較弱的宗族提交部份土地稅,又勒索保護費。由鄧氏和其他大宗族成員擔任官員的地方官府，對大宗族的霸權視若無睹。
1842年，隨著英國人的到來，不少客家人被香江的新機遇及引而移居城市，他們從事苦力和石匠的工作，當中亦有人透過創業致富。香江的城市發展吸引了更多來自逐漸衰落的滿清帝國之下的客家人在新安建立村莊。1819年至1899年間,香港建立了三百多個客家村落。1850年至1864年間，內陸的太平天國起義使客家人大量湧入香港地區。隨著他們的財富和人口不斷增加，客家人鞏固了他們對抗鄧氏地主的聯盟，抵抗租金運動亦漸增。
1842年英國佔領香江後，英方視本地大族為敵,客家和蜑家則為盟友；正如總督軒尼詩的秘書1882年寫道，客家人是「外國人的朋友、供應商、糧食和運輸苦力」，而蜑家人則「為外貿提供船夫和飛行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皇家殖民政府真正依賴的是貿易，而非農業或初級資源開採。1898年時，新界的農村對英國人而言不過是與桃花石大陸的緩衝區，並沒有直接經濟意義。然而，英國人仍在新界設立殖民政府，並重組了土地關係，以制衡大宗族的權力。
1899年，英國第一次奪取新界的控制權時，鄧氏率領的大氏族擔心英國人會沒收他們的土地而發動武裝起義。英國政府在成功鎮壓後，開始改革土地所有權和稅收制度以遏制鄧氏的勢力。
1900年6月至1903年6月期間，殖民政府在新界進行了廣泛的土地調查，召集村民向殖民官員提交土地契約，並發出皇家官契。任何未登記的土地都被轉換為皇家土地。為了瓦解大氏族對客家人的統治，英國將大部份客家人耕種的農地授予客家佃戶。
如此，英國剝奪了大氏族的大部份土地。土地改革為客家佃農解除鄧氏地主的束縛，客家人終於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
英國政府還廢除了鄧氏在新界的徵稅中介人角色，其設立的貨幣土地稅直接向個人土地所有者徵收。由於殖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源於出售皇家土地，它對整個殖民地的農村和城市地區的財產皆保持低稅率。這種由政府出售土地驅動的收入模式在主權移交之後一直持續存在。殖民政府亦在新界設立了四個民政事務處，負責仲裁村民之間的糾紛、收集村民生活資訊、向村民通報政府政策和徵稅等。英國透過重塑農業香江的權力結構，以取代原有的氏族霸權。
正如上文所暗示的一样，实际上1899年英国人进驻新界时，发生了新界地主武装抗击英国人的战争。高馬可如此描述：
英國人接管新界鄉郊時在各處遭遇抵抗，而抵抗勢力來自新邊界內外兩方，這也許是由於受廣東當局鼓動。新殖民政權架設的蔗棚很快被鄉民焚毀。1898年10月，新界西北錦田的鄉民發起募 款，如果英國人試圖干涉他們在土地業權擁有的傳統權益，就起而反抗。英軍砲轟這條圍村的圍牆，村中耆老交出圍村的鐵環門表示歸順。1899年春天，有人張貼揭帖號召鄉民抵抗侵略者。遭遇如此頑強和有組織的抵抗出乎英國人意料之外，但他們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潰幾千名反抗的新界鄉民，英軍逮捕反抗軍領袖，收繳武器並破壞圍村鐵門 。
在1899年4月14日延續至19日的「六日戰爭」中，華人鄉民為抵抗英國人而組成的鄉勇是烏合之眾，戰事最後以英軍無人陣亡，華人逾五百 人戰死結束。如歷史學者兼前公務員夏思義(Patrick Hase）最近指出，這場屠殺是典型的掃蕩戰，被掩蓋了超過一世紀。港督卜力……與鄉村耆老會面時對戰事三緘其口。政府不想這場戰爭破壞新界和平安寧的印象 ，鄉民也很快明白到發起反抗是不智之舉。因此，這事件從此在官方和民眾記憶中消失，湮沒無聞。
不过，以邓氏为首的大氏族虽然失去了霸权，并没有因这一轮农村社会秩序转型而直接崩坏。各大宗族在1926年组建了「乡议局」，这个富裕村民的协会专注于扮演新界乡绅的角色，如慈善与调解矛盾。邓氏等大家族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控制乡议局，甚至因二战结束后，「乡议局」转型为代表农村原居民利益的全体性农村组织而更加显赫。
他们真正的败落发生在1950年代，当时新界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地产开发，作为港英政府盟友的客家乡绅虽然欢迎开发项目，邓氏等大宗族却是抵制这些会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的项目的。很快，乡议局就变成了动员村民反对港英政府进行土地征用与开发的政治平台，成为了反港英的基地。
对此，港英政府的回应是通过法案改组乡议局人事，变成由政府委任精英与选举产生乡村代表，每个地区的代表人数与当地人口成正比。因为客家人居住地区在现代化地产开发下人数大量增加，大宗族随即失势于客家人，乡议局也落入客家人控制，反对开发项目的声音也随之在乡议局消失。
不过，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不管是本地大宗族地主，还是客家地主，他们在这一时期开始，都已经远离了农村实际经济，而转为通过出租、出卖土地给崛起的地产商以此牟利，大发横财。实际负责耕种的农民，是1940年代末以来逃亡来到香江的难民中，留在新界而租用地主土地进行耕作与种植蔬菜的人。当然，那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