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国宪法』确立以来，日本的象征天皇制 （实际君主立宪制）似乎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至于似乎天皇也不再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话题一样——除了坚持废除天皇制的日共 以外（不过他们也在进入21世纪以后实际逐步放弃了这个主张）。然而，社会主义者们对天皇制的微妙态度依然可以隐隐约约地体现出来。
1989年1月昭和天皇去世时，各党态度之间出现了鲜明的不同：
「被邀请参加大丧仪式的国会议员中，日共全体缺席。社会党原则上不参加葬场殿（天皇停灵的宫殿）的仪式 。公明党以对大丧仪式的『待机』认识而入座，消极地出席。民社党、自民党积极出席。……在葬场殿参加陵所之仪的政党领袖只有永末英一（民社党委员长）一人。 」
在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上，除了日共以外的各党派都出席了。但是在大尝祭上，只有民社党出席了。
随着1950年代开始，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而进入现代市民国家的阶段后，「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空气在社会上越来越淡薄，到了80年代已经趋近于无。即便是如此，日共与民社党的议员依然在国会里围绕着天皇打嘴炮，拥护天皇的民社党议员发问「为什么要对皇室征收遗产税 」，反对天皇的日共议员则质问「年号法制化又是什么」、「天皇的战争责任呢？」
当我们要追究这些态度的问题时，就要回到天皇问题不是无足挂齿的政治问题，而是超乎寻常的政治问题的年代——战前（从明治维新到日本投降）。
一、幸德秋水
虽然从来都不缺乏反对天皇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战前，支持天皇制的社会主义者却是大部分 。在明治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第一波热潮时，就有木下尚江 这样批判天皇制、支持共和政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支持天皇制的社会主义者还是占多数。这一点乍看很矛盾，因为不仅在现代人看来，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社会主义与天皇制也是矛盾的。下文将举出幸德秋水为例，以窥见社会主义者对天皇制与国体论（天皇神国理论 ）的心理。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因为被政府指控要刺杀天皇而卷入大逆事件冤狱的幸德秋水 ，最早的成名作却是一篇热爱天皇的雄文。
1897年1月明治天皇的义母英照皇太后去世时，幸德秋水虽然已经经历过自由民权运动的洗礼，与恩师进步思想家中江兆民的教导，依然还是一名『中央新闻』的小记者——当时的他，还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英照皇太后下葬时，幸德秋水就在大森站奉送大葬的火车。他根据这种经历写出的『大森站奉送记』 ，使他一举成名，并得到了报社社长的赏识，被超级提拔为论说记者。以下是作者对『大森站奉送记』节选的渣翻：
「昨天接送英照皇太后陛下梓宫的大森车站的样子，是我忠爱的士民们心语所不及的敬弔奉送的诚意。……
突然，凌晨两点四十五分，一阵远雷袭来，万众目光齐飞，只见火车头前插着印有丧章的国旗。四千万赤子号天哭地，情望之泪难干，英照皇太后陛下踏上不归之旅，是那奉载着玉之梓宫的列车。……
就在车站前，我刚想停下脚步不久，忽然（列车）辚辚辘辘地向西而去，我抬眼踮足也无法瞻慕御迹，那支无情的队伍，带着万石斛的怨恨而去，只留下了一道黑烟， 与几分之余韵啊。」
正如幸德秋水表妹的回忆一样，此时的幸德秋水还是一个纯良的「日本的」青年 ，这篇文章浸透了他作为天皇臣民由衷的哀悼之情。就像一个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生来就带上了天皇制的思想枷锁。
1900年，他又在『万朝报』上祝贺时为皇太子的大正成婚：
「伏闻皇太子殿下，于今兹五月十日告庙授绥，此处举行共牢合卺的大典，神人为之共庆，山河为之光耀，瑞气葱茏罩春宫，祥云叆叇绕玉阙，臣等诚欢诚喜，顿首顿首。……
臣某何等幸福，得生遇圣代，仰而奉拜圣事，欢欣雀跃 而不自任于感恩之至，谨布微哀。」
就在大正成婚时，当时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 和朋友守田文治却借题发挥，守田抱怨封建婚姻，山川则嘲笑基督徒炫耀自己对皇室的忠诚，结果两人都被日本政府以不敬罪 的名义惩治。对此，幸德秋水当时竟然撰文说：
「近时有四个青年，不知是入了什么天魔的魅惑吧，翻弄狂暴不敬 的文字而遭到了有关部门的拘引，吾人一想到有着作出这样狂暴不敬之文字的人民，或三人或四人存在我于同胞之中，实则不堪痛心之至。
相应地，大略我国王化无有如今日者，国民忠良之心炽热无有如今日者，然则以至出现彼狂暴不敬之青年四人，吾人殆未能看出其理由，窃以为尧舜之时也有恶人，彼等不敬汉亦此类乎。 」
奇妙的是，山川均与幸德秋水，不过几年以后就成为了平民社 的同志。
那么，幸德炽烈的民主主义信仰 是如何与对天皇的爱共存的呢？这也可以从以下的一篇文章，幸德1901年写成的文章见诸：
**「如夫以所谓民主主义为共和政治之专有物，信其与立宪政治势不两立者，是乃极大之谬误也。尧舜实为民主主义者，禹汤文武实为民主主义者也，而古来其君主最为完全、最为热心地执持、代表而实行之，实则又莫如我日本者。我万世一系之宝祚冠绝宇内，盛盛无穷而荣之所以，岂乃偶然也哉？
然则，若果不将其命名为民主主义，即命名为忠君主义可也，命名为爱国主义可也。……以万机民意为主的五条御誓文、木户公所谓与民偕居、与民共守之御趣旨、御精神，炳乎可与日月争光，是乃我之国是也、国体也。背弃之、忌惮之的人，实可断言为陛下之罪人也、列祖列宗之罪人也」。
作为一个相信天皇下的日本政治精神是「完全之民主主义」 的人，幸德当然认为天皇制与民主不矛盾。天皇制与国体论对各种思想流派的惊人兼容力，可见一斑。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幸德秋水炽热的爱天皇之心。不过，从1898年开始，在村井知至、片山潜 等社会主义者的劝诱下，以及他本人对自由党的失望下，幸德秋水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标志就是1901年4月19日在『万朝报』上发表的『我乃社会主义者也』。从此，幸德秋水加入了高唱着民主、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 等人类普通价值的明治社会主义者的队伍。
那么，他有没有因为被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就改变自己对天皇的信仰呢？回答是没有的。日俄战争时幸德秋水虽然坚决反战 ，却认为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金融资本家，天皇及其势力是无辜的 。
这一时期（1902年到1905年）的幸德思索社会主义时，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天皇制国体并不矛盾。比如他在1902年11月『六合杂志』里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国体』就提出：
「上个月在某个聚会上，讲论社会主义的概要时，一座之中发起的第一疑问是：社会主义者能不与我国国体矛盾吗？想来像是否定社会主义者人都是在这一点上抱有疑问。不是，是现在公然地有着大谈社会主义有害于国体的人。……社会主义之物，真的是他们所谓、与国体即二千五百年之皇统得以存在之事，相矛盾冲突的吗？……我必须断然地回答，不。 ……社会主义就像维新的革命打破了武斗的阶层一样，要打破富人的阶层，要让社会全体人民，在经济上、社会上得到平等的地位与权利……我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是反而才与国体相矛盾的吗？」
换言之，幸德秋水在尝试将自己头脑里的社会主义与国体论调和起来，做一个热爱天皇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幸德秋水看来，社会主义只是要改革经济的方面，与天皇制国体无关。比如木下尚江批判穗积八束的国体论时，他就指责木下：
「你啊，社会主义不就是经济组织的改革吗？与国体、政体是无关的。因为有着像你这样的人，『社会主义』才会被人误解。非常的令人烦恼」。
但是，这也不影响他批判现状，这一时期的他就指责藩阀政治家与官僚阻碍上下贯通，影响他心目中的天皇制——王化施行，人民忠爱之心炽烈，皇室直接亲近人民、成为全体人民的代表者，这种状态的出现。1901年12月田中正造 出于环保斗争的需要，直接拦车上诉天皇时，田中的上诉文就由幸德秋水帮忙撰写。从幸德就这件事写出的文章来看，他依然爱戴着他的睦仁皇上：
「夫皇德如天无所不覆，如地无所不载，如雨露无所不滋润。而臣民敬爱奉戴皇室，犹如赤子之于慈母，如果在此间画出鸿沟，让臣民不能直接向天皇陛下请愿，实则离间君臣也、壅塞圣听也、阻碍民意之上达也，不甚于不臣之事。
田中之直诉，于臣民之义上又有何点悖逆之迹，既已尽其道、尽其理、尽其义了，一条也不能上达，在悲痛之余，竟依圣驾而欲闻斯民之愿，岂非臣民之至情也？吾人毋宁想要斥责将田中置于这种境地的政府与议会的傲慢，呜呼，让至仁至慈之陛下苦恼， 又是谁之责任呢？」
尽管幸德秋水要求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要求实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革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心中对天皇制的坚信依然稳稳当当地运行着，与进步思想达成了奇妙的平衡：不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影响天皇制国体，反而天皇制国体（比如君主爱民亲民的部分）还有益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1903年，幸德秋水还在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中的附录「社会主义与国体」中强调：
「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谋求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打倒对社会有害的阶级制度，使全体人民得到平等的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与我国国体有什么矛盾呢？打倒有害的阶级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发明的，很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事实上，维新革命时就曾经宣布四民平等，这难道不就是打倒有害的阶级吗？那次打倒阶级，难道不是非但不与我国国体相矛盾，反而完全与之吻合吗？」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震撼了幸德秋水，让他改变了原本对暴力斗争的负面见解，认为暴力斗争不失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选择。随后天皇制政府对平民社（明治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机构）及其机关报『平民新闻』接二连三的打压，禁止结社、禁止发行、禁止聚会、判处监禁……又让幸德秋水幻灭，原来日本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自由的文明国家。特别是从1905年2月末开始，幸德秋水就因为审判而被关进了巢鸭监狱，坐了五个月大牢。
这一切在天皇名义下进行的镇压，让幸德秋水对天皇制产生了怀疑。出狱后，幸德寄给外国友人的书信里终于提到，「想要从没有天皇毒手的外国开始，自由自在地评论以天皇为首的其政治组织及经济制度」， 可见此时的幸德已经由热爱天皇一转为敌视天皇。
幸德秋水到了美国以后，更是发生了思想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急速转变。原本在入狱前，跟明治社会主义者主流一样，相信可以通过议会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幸德秋水，一变为主张直接行动与暴力革命。1906年3月他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就表明：
革命来了，革命初来，革命从俄国到欧洲，从欧洲到世界，如猛火之燎而蔓延，如积水之堤而泛滥，现在的世界是革命的世界，现在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乃时代之儿也，非为革命党不可。
说日本乃神州之也，冠绝宇内之也，能言其卓然超然于世界大势、时代潮流之外乎、可免于革命之狂风巨浪乎，（能言）日本之社会组织如此般坚固乎？
内阁，选举，政党，大学，文艺，宗教，咄咄何物也！劳动者的革命，世界革命的怒涛狂澜，遮掩整个宇宙的时候，它们到底又是什么呢，它们在革命前果真有半毛钱的价值吗？颜色青白的学者文士们理应媚神跪富，而我要投身于可以与劳动者相拥在一起的革命的猛火中。
当然，这里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模式的暴力革命，而指的是通过工人的直接暴力行动达成革命。幸德秋水还在美国带头组建了一个「社会革命党」 。既然要革命，天皇制就不得不除了。
幸德秋水坐船从旧金山回到日本时，对同行的冈繁树说：「为了在日本掀起革命，必须打倒天皇制。冈君，你回到日本后志愿去做貴族院的卫士，伺机接近天皇吧！ 」幸德要冈繁树伺机接近天皇干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就这样，幸德秋水终于摆脱了原生环境带给他的思想束缚，转变成了一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压越发严厉，最终为了歼灭社会主义者而炮制了「大逆事件 」，将幸德秋水等十二名烈士处死。这件事也成了明治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幸德曾经仰慕的明治天皇也正是在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前，特别叮嘱要严厉取缔社会主义运动 ，也正是因此，日本政府对赤旗事件的镇压力度比上一次的屋上演讲事件大了十倍。天皇制中貌似仁慈的天皇终于露出了他的獠牙。
二、安部矶雄
像幸德秋水这样的人——不管说的是竭诚拥护天皇的人，还是说的是反对天皇制的人，在明治社会主义者的群体中，都是少数。真正的大部分人，只是消极地承认天皇制。 不过，明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还是要比大正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幸运一点的。
从1887年到1897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体论 逐渐确立下来。1890年『教育敕语』 颁布以来，又经过明治三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家族国家论 」的宣传热潮，历经长时期的天皇制国体论教育，原本只是统治阶层观念的『国体』被普及到全体国民心目中。1890年、1891年两年，被称为「御真影」的天皇与皇后的照片，与被称为「お敕语」的教育敕语的誊写本，先后从小学开始，开始被分配到各个学校。这两份天皇制的象征，被安置在学校的「奉安殿」中，每逢国家祝日与大祭日就要让学生见到。从1890年代后期开始，每逢仪式，就要校长拜读『教育敕语』，全员为天皇与皇后大呼万岁，并歌颂赞美天皇制的歌曲。更不用说，国定教科书中满满的忠君爱国、忠孝一体 等内容了。
大正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样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教育，自然教导出了一批以热爱敬仰天皇为思想底色的臣子 们。这一点即使对于大正民主运动时期，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点燃热情的理想青年们也一样——在新人会时期的赤松克麿， 在要求普选的游行结束之际，就在皇居前广场大呼『天皇陛下万岁』！后来研究赤松的专家也认为，在赤松的一生中，他的思想虽然多变，但植根心中的天皇信念却是不变的。这些人还社会主义者中还不少，比如积极参与工农运动，却有着「天皇粉丝」之称的贺川丰彦、 曾经喊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却每天早上遥拜皇居的浅沼稻次郎等 人。
既然有着抵制天皇制的社会主义者，也有着消极承认天皇制的社会主义，那就必然有着积极承认天皇制、试图将天皇制和社会主义调和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前面已经把幸德秋水的尝试说明了一次，这里还是举出一名跨越了明治、大正与昭和三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物——安部矶雄 的尝试，以作例证。
作为一名长期相信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安部在1904年的论文中提出，「期待社会主义不是口头上的忠君人士，而是作为行动上的忠君人士」。他虽然在1912年遭遇了「大逆事件」的冲击，还是在演说中强调，自己对抱有「爱民精神」、「慈悲深厚」的天皇的敬爱。他又于1916年的『日本精神与社会主义』中提出，天皇制国体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没有不同之处。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专注于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国体问题无关。特别是他在强调，说过「民富即朕富也 」的仁德天皇的爱民精神、与儒教民本主义的君主观的时候，其观点竟然意外地与幸德秋水类似。在道德价值上，安部也在1934年就说过:「总之，我的愿望在于通过人类（兼）爱的信念，实现忠君爱国之事」。
1930年代初期，安部矶雄更提出「产业奉还论 」的理论，试图利用天皇制的论理实现社会主义。比如他在『产业奉还与昭和维新』一文中就提出：
在国家陷入了非常之困境的情况下，为了救济而采用非常手段实际上是不得不为之的。在我国历史上，实行过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这样划时代的大改革，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流血革命，而毋宁是在和平之中进行的根本的刷新 。现在以我国为首，世界各国烦恼于前所未有的不景气，虽然已经经过了苦痛的三年，但也还没有明确地听到适合的救济对策。简单地说，因为现在的不景气是不合理之资本主义带来的结果，所以从讴歌资本主义的一方中不可能听到值得聆听的意见。唯一的不景气对策是社会主义，这是谁都可以轻易想到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僵局，是植根在它自由竞争主义的基因中的。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指望于社会主义所谓的国家统制。如果国家可以将所有的产业都置于自己手上经营，完全地进行需求与供求的调节的话，像生产过剩这样愚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从而因为国家可以将物价稳定下来，像现在这样的物价下跌就是不可能的。即使万一由于天候的情况，生产了比平时更多的农产品，因为政府不允许其他竞争者存在，必定得以维持其价格。如果这样的经济组织将像现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进化到国家统制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实现。
然而为了将一切产业都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国家必须先将所有的产业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如果是将其收买的话，国家不外乎当然地要通过发行公债来实行。然而如果国家发行莫大的公债的话，就必须对此每年支付巨额的利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是赞成社会主义原理的人，一遇到这个收买问题，也会多少产生疑虑。这不仅仅是在我国，想来在欧美各国不也是一样的吗？然而我们日本人因为幸运地有着良好的先例，将其供于参考的话，就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都在小时候被汉学先生教导过这样的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卒土之滨莫非王臣。要说明其意思的话，就是以下那样：在广袤天空之下的土地都属于天皇陛下，没有一寸不是陛下的土地的。在广袤地域里居住的人们都属于天皇陛下，没有一个不是天皇陛下的臣子的 。虽然这当然是中国书籍中的词句，但是古来国民对天皇陛下的想法就在这句话中体现。明治维新比较和平地进行，也不外乎是这种精神的外露。
而他的解决方法就是：
「效仿实行过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的我祖先之实践，让资本家与地主将其大产业、土地、银行等重要生产机关奉还给天皇陛下，从而树立基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统制经济制度，断然实行国民生活的国家保障制度。」
「金钱势力的大名们所占领的水电事业、制糖事业、矿山事业、造船事业、制铁事业、运输事业、植树造林事业、渔业等自不用说，还有银行业、保险事业、百货商店事业等，都要奉还给国家管理。无须赘言，土地是最先应该奉还的。 」
一言而蔽之，就是打着效仿明治维新的名头，名义上要求资本家与地主将产业「奉还」给无所不有的天皇，实际上以天皇制的政治正确，劝说他们将产业无偿地交给国家来经营，借此实现国家统制经济，遂而一举实现社会主义日本。
考虑到安部矶雄是社会民众党的领军人物，他的这一番话影响力，在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不可不谓很大。
对于日本的不少社会主义者来说，既然已经身处这个天皇神国，注定不可能回避天皇制，不如早日考虑如何将社会主义与天皇制结合起来，甚至利用天皇制的理论结构实现社会主义，借此实现社会主义的「本土化」。这是一条选择了合法斗争的社会主义者或多或少必走的路。但是有些人像赤松克麿就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以至于从社会民主主义一转国家社会主义，再一转天皇主义，一路滚向极右。
三、日共与天皇制
如果说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会提出这样的理论，那么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乃至于与天皇制势不两立的康米主义者呢？1922年7月日共建党后不久提出的纲领，虽然使他们成为了日本近代史以来第一个提出废除君主制的团 体，但他们都一致默认，要极其谨慎地使用这个词，以防止给党员带来不必要的生命安全危险。1923年6月第一次康米党事件爆发，日共主要党员大多被捕，他们在战栗中才发现他们讨论君主制的部分并没有暴露（如果暴露出来，很可能会像幸德一样，被以大逆罪的罪名处死）。等到他们出狱时，已经不敢再讨论天皇制问题，不久日共就在1924年3月宣布解散。要等到1926年12月，日共的党机关与党组织才重新恢复。
但是，由莫斯科决定的日共『1932年提纲』， 却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皇制』 这个反体制色彩很强的概念（此前日共对天皇制的认识以君主制为主），并且明确提出打倒天皇制是日共的第一要务。一直到1945年战败前，『天皇制』这种提法都会被认为是对皇室「不敬」的表现。
而后来1930年代，佐野学、锅山贞亲 等日共大员在狱中宣布「转向」时，也把天皇制把握作为他们转向的最重要部分之一——从激烈反对天皇制，到激烈拥护天皇制。佐野、锅山的『转向声明书』就强调：
日共将日本君主制与俄国帝制等量齐观，而欲进行反君主制斗争，实属大错。日本的君主制，表现着民族的统一。我们应据实把握大众对君主制所抱的自然感情。
三田村四郎也在转向中表示：
我检讨国家论的旨趣，现实斗争的经验，并展望将来的结果，认为废除君主制的口号，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都属谬误，而且有害无益。 日共甚至令工会组织『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也揭出废除君主制的纲领，企图把日本变为反君主国体。这种情形，是忠实履行『1932年提纲』的结果，也是第三国际的破产快要来临的结果。
曾经做过日共委员长的田中清玄 更表示：
「我坐了长时间的牢，出狱后在三岛的龙泽寺参禅的结果，所得的结论，是归一于『天皇』，无左无右，亦无中庸的绝对虚无。若有否认天皇制者，我不惜与之一战。」
佐野、锅山、三田村、田中等人的转向的确就是屈服于天皇制政府的淫威，做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叛徒，叛变投敌了。然而，不可遮盖的一点依然是，即便日共意识到日本的天皇制与外国的君主制有所不同，并明确提出要打倒天皇制，他们依然没能动员起来一般人民打倒天皇制。反而他们因为这个口号，让帝国政府大大增加了弹压日共及极左翼组织的力度。正如国内学者所说：
「战前的日共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只把握住了天皇制作为权力机构的一面，而没有对其社会性和宗教性的方面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对民众中国体意识根深蒂固的事实没有警觉，从而过高估计了民众对天皇制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对『天皇制』认识的偏差与局限性，是他们最终没能建立起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打倒天皇制」这个对于一般日本人民来说的极端口号，非经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说明是难以理解的。换言之，这个口号的提出，悲剧地只是让日共更加孤立于人民，并最终遭到了政府的围剿。日共转向派为了克服这种孤立，就一路滚到了坚决拥护天皇制的一边，这又是一重悲剧了。
相比于承认乃至支持天皇制的选择，选择了反对天皇制的社会主义者，也总是走着最艰苦的道路。上文提到的木下尚江因为母亲去世，1906年开始逐渐远离了社会主义运动。而日共先知先觉的「打倒天皇制」口号，也得不到一般人民的共鸣，最终如晨露消失在1930年代阴风怒号的荒野之上。
四、战后的真面目
「如何调节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和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重大使命。」
——水谷长三郎，社会党建立前夜
如果说，日本社会主义者在战前，可以用他们惧于天皇制政府的淫威与暴力打压、文字狱政策而不敢对「神圣」的天皇多加批判来解释的话，那么，当1945年日本投降，原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土崩瓦解，他们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以后，社会主义者又会怎么看待天皇制呢？
日本战败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战败以后，日本社会被从多年的压抑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各种批判的自由思想一下子喷涌而出，人们开始谈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话题。由于日本战败以后，指挥人们反对英美鬼畜的最高领袖天皇，不但没有引咎自杀，还摇身一变加入了与美军合作的行列之中，民间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了对最高权威——天皇的强烈不信任与怀疑情绪 。而且，当时「天皇制」一词甚至被作为战时强迫人们成为隶属、消灭主体性的象征而被广泛使用。1946年「饭米获得人民大会」中，甚至有日共党员打出了直球嘲讽攻击裕仁的标语：「为什么我们不管怎么劳动也必须挨饿呢？天皇裕仁啊，回答吧！；裕仁 诏书 曰 国体被护持了 朕也吃饱喝足了 尔等人民 就饿死吧 御名玉玺」 ，而为他辩护的律师也直指天皇制是「亡国的」。虽然如此，大部分人对于要不要废除天皇制，还是犹豫不决的。
在这种战前的天皇制国体迅速崩溃的状态下，社会主义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和国体论的陈词滥调保持一致。而且，随着新宪法开始制定并进入讨论，「天皇」将在未来的国家中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已经成了（1945年11月建立了日本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们应该讨论而且不得不讨论的问题。
关于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天皇制问题的微妙看法，我们可以先从1946年初提出的社会党宪法草案，来加以检视。
尽管日本左翼中有着像高野岩三郎这 样主张日本废除天皇制、实行总统制，创立「日本共和国」的人物，社会党的这份宪法草案依然更接近于当时「宪法恳谈会」提出的「君民同治主义」的论调：
（二）主权与统治权
（1）「主权在于国家（包括天皇在内的国民共同体）」
（2）「将统治权分割，主要部分归议会，一部分归天皇（大幅限制天皇大权），保留天皇制」
（三）天皇统治权的内容
（1）内阁总理大臣根据两院议长的推荐，由天皇任命。但天皇没有否决权。
（2）条约的签订属于议会的职能，由天皇签署。但是天皇没有否决权。
（3）天皇在礼仪上对外国代表国家。
（4）天皇没有政治上的责任。
（5）皇位继承、摄政设置由议会议决。
这种「主权在国」与保留天皇制的说法，跟作为保守政党的自由党的想法一模一样。但是，社会党偏偏又在天皇的实际权力的部分，将其限制到一般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程度。也就是说，日本社会主义者选择了在日共与保守政党间折中，而不是跟随着社会上的激进意见。
而就在宪法草案发布的同时，党的机关报『社会新报』也如此解说：
「……虽说如此，在这之前、在大选前，现在应当立即建立人民共和政府，以何种之方式轻易地实现政权转移——这样的说法，我们是不赞成的。事态并没有那么简单朴素。……
本要纲的重点是以下四点：
（一）将和平国家的本质定义为国民协同体，主权在作为这个协同体的国家。
（二）在政权转移上，为了不让国家秩序混乱，要特加注意，有必要发动天皇大权，即不只是仪式性的发动，而是考虑到使国民心情平静的政治意义，以保留天皇制。……」
讽刺的是，在社会党1946年2月22日决定、发表宪法草案前，GHQ早在2月13日就将自己的宪法草案递交给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也在22日决定接受这份草案。而这份GHQ制定的宪法草案——也就是今天『日本国宪法』的原型，较社会党的宪法草案，要进步得多，比 如里面明确规定「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国」。片山哲虽然回忆自己看到这部宪法时，为币原内阁竟然被强加上一部这么先进的宪法而吓了一跳，实际上更可能是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们都为这部宪法的进步性而吓了一跳。不得不说，在天皇制下被拘束了太久的他们，已经不知道先进为何物了。
1974年社会党出版的党史『日本社会党三十年』中，也对此直球批判说：「现在看来，其『社会主义经济』与『保留天皇制』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也可以说展示了当时的社会党干部（今天民社党的建党者们）的精神结构。而且1946年1月，总司令部甚至考虑到了『日本国民决定不应该维持皇帝制度的场合』来研究宪法问题，由此看来，只能说当时的常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流的思想水准与情势判断诚然（十分）低 下。」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面对天皇制问题更是显露出一副众生态、众生相的样子。山崎宏记载了当时党内的状况：
「在大会（建党大会）上，讨论最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党名问题之外，就是天皇制的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强烈提出要否认天皇制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8月15日正午的重大发表到无条件投降签字，再到后来出乎意料地平静的战败收场，从现实来看，再从根深蒂固地留在国民心底的国民情绪考虑，也为了社会党今后的发展，大部分同志就倾向于应该以某种形式承认天皇制的心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多大波澜，社会党就承认了（认为）应该承认天皇制的西尾末广等人的说明。」
安东仁兵卫的『日本社会党（上）』中，则更详细的描述了当时日本社会党党内的意见分歧：
「就像追究战争责任的情况一样，党内也有废除天皇制、实行共和制的主张。 在常任执行委员会上，铃木（茂三郎）、加藤（勘十）、黑田（寿男）、松本（治一郎）等人也采取了这一立场，顾问高野（岩三郎）等人发表了宪法研究会方案，主张实行总统制，天皇『受国民委任，专司国家礼仪』，即位『需要议会的赞助』。至少这个高野私人提案应该算是社会党的宪法提案。但是，以极力主张维护国体的顾问贺川（丰彦）为首，右派干部们主张保留天皇制，毫不让步。… …『主权在国』、『统治权分而治之，主要部分归议会，一部分归天皇，保留天皇制』（社会党宪法草案），连主权在民的原理都没有主张，只停留在即使在资产阶级法学理论中也已经成为时代遗物的国家法人说上，暴露了（社会党宪法草案比）政府（宪法）草案还要低下的丑态。」
具体而言，战前左翼运动的右派代表人物西尾末广 ，如此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
「在那里（建党大会）最有争议的是天皇制的问题。我在当时强烈地主张，比起理论，为了国民感情和党的发展，应该承认天皇制。如前所述，我现在切身地感受到，诏令才使战争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结束。另外，我对于天皇在混乱时期存在的意义，也深信不疑。」
这就是老保右翼的丑态。比起他们，左翼运动的左派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尽管有着荒畑寒村 这样敢说敢做的人物直言：
「即使是社会党和日共，也没有说要废除天皇制或实现共和制，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根本无法想象民主主义的基础和日本的天皇制同时存在。天皇已经不是日本的君主，而是象征了，既然如此，就必须通过国民投票来衡量国民的赞成和反对。到时候，『啊，就是裕仁』候选人一定要进行选举演说！这是一定要做的哦。
荒畑也清楚无疑地感觉到：
「在日本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废除天皇制的共和主义革命的迹象。更别说社会主义革命了，可以说在应当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的心里，也没有任何准备。」
至于在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之中，他们的元老——山川均 谨慎地提议通过公投来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后来声名大噪的向坂逸郎 虽然批判道：「所谓『主权在国』，把天皇也包括在『国民的概念里，这不过是伪装民主主义态度的统治阶级的迷彩罢了。」，但也主张宫廷存在与否与民意是否可以决定政治无关，关键还是在于国民代表可以掌握一切权力。
至于战前合法左翼工会运动的领袖加藤勘十 ，面对天皇制时的意见就更加令人大跌眼镜了：
「即使当时（指战时）政府的政策是以天皇的名义实施的，如果变成天皇要一一承担责任的话，他作为元首的权威就会消失。一切应以追究副署之大臣的责任为限。」
「虽然关于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状态，就交给考古学家讨论了，由于这些漂流、渡来的各种人种与本土土著的人种间，经由斗争、混血、混合而一体化，渐渐地在日本领土上作为一个民族而生活，以至于产生了民族共同的意识、感情、利害。或是为了自我防卫，或是为了自我主张，需要一个统括并代表这些的人。天皇就是这样诞生的。因此，换句话说，天皇是历史的生成体。」
「我认为，如果能避免民族感情的分裂，明确而严密地在宪法条款中作出规定，以阻止少数亲信的专横，天皇制则有优于总统制之处。在这种意义上，我是在与现行宪法观念完全不同的观念下主张天皇制存在的一个人。」
属于劳农派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成为社会党委员长的铃木茂三郎 ，则如此回忆：
「这个不好讨论，所以基本不怎么讨论，但天皇制有个问题。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确实是列宁说过的话来的，（但）并没有证据。……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野坂（参三）也在，碰巧英共的代表来到莫斯科，对卧病在床的列宁说:『英共对英国的君主制采取怎样的方针好呢？』对此，列宁问：『推进康米主义运动，君主制会有妨碍吗？』英共代表回答说:『不，没有什么妨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不妨碍你就别管我』。」
显然，这是铃木假借这段小故事，表明自己的观点：既然天皇制对社会主义运动不构成影响，就不要理会它了。
当现在的人们回头看来，意识到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真实态度时，就会明白在战前『大逆罪』与『治安维持法』 的时代里，对天皇制钳口不谈或者赞不绝口的社会主义者的真心话了。他们大多在某些价值上些许认可天皇制，或者至少认为天皇制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处理的首恶。就是说，他们消极地承认了天皇制的存在。
五、天皇制国体与社会主义者
总而言之，战前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根据他们对天皇制的态度，大致分成三种人：
第一种人否定天皇制，却被淹没在天皇制国体下的群众之中，无力反抗天皇制 。日共就是这些人们的代表；
第二种人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政府动用残酷的暴力压制与高明的文化统制维护天皇制的现状下，消极地默认天皇制。 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其实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种人积极地支持天皇制，并且试图将社会主义导入天皇制 。但是国体论作为一种旨在为现行政治体制赋予正当性基础的辩护学说，其对天皇制的官方理论的解释权与判断标准在政府手中，故而他们永远只是国体论的异端，而纷纷陷入失败的处境中。赤松克麿等人都属于这一种。
谈论了那么多「国体论」与「天皇制国体」，现在是时候是解释这些词汇的意思了。
「国体论」 是一套复杂而模糊的日本战前统治意识形态。其一般包括与强调以下内容：天皇万世一系的独一无二性、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国内伦理化的统治关系（家族国家论，忠孝一致、家族制度）、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差序格局、日本国民的美好封建道德传统（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义勇奉公）等等。国体论既有着政治、法律的一面，也有着思想的、社会的一面，以及历史的、伦理的、感情的层面，会把日本的国体看作涵盖了法律、政治体制、君民伦理、风俗习惯、社会构造、国民性在内的日本民族的复合体，使得国体成为一个无法科学化与价值中立的概念，也成为近代日本的一个专有名词，而绝对不只是几句「忠君爱国」这样的陈词滥调可以概括的。天皇制的体系既是现实中的天皇制政府，又是意识形态上的国体论。
其内容如「家族国家论」，可以用下面文部省国定教科书中的原文来说明：
「予敬爱父母，乃出于人情之自然，忠孝大义由此至情而发。……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为一大家族，皇室为我等宗家。我等国民以子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乃是忠孝一致。」
「家族制度是我国的基础。个人对家的观念的厚薄，关系到人民对国家观念的厚薄，爱家之心即是爱国之心，孝亲之心即是忠君之心的基础，此为我国之特征。」
在国体论中，国民对天皇的服从根本不是什么国家赋予的义务，而应该是作为「日本国民」对天皇自然而然、不可遏制生发出来的强烈感情。①
国体论作为战前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凌驾于政治、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等一切领域之上，成为不可置疑的绝对价值，带有宗教般的魔咒力量。故而，国体论在日本近代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切学说与思想都以不违反国体为存在的依据。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权力的高压迫害，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国体」在根本上是日本近代国家、近代国民认同与近代民族的凝结核，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紧密抱合。因为帝国政府长期的国家教育与文化统制，也因为其本质上是建立在日本的家族制度与村落共同体秩序上的（对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国体」不仅仅是体制一方单方面的论述或者是单纯的洗脑工具、统治阶级的权谋，还有着庞大的民众基础 ，是下至社会底层也认同并使用的概念。
可以说，其伦理与感情的层面，通过诉诸人情关系，已经是渗透进入了民众的生活共同体与心情体系之中，贯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思维中。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天皇与国家就是一体的、一致的，他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天皇的日本 。而丸山真男也曾经回忆，二战时他出征战场，他的母亲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一边痛苦地想念自己的儿子，一边又对自己说这样是不对的，是不忠的，然而依然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悲伤情绪。在人即将去世之际，在完全出于亲情的真情流露中，竟然也出现了对天皇效忠的词句，可见天皇制国体的渗透之深。而社会主义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出来的。
当然，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主要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因为天皇制政府的强权统制，他们每当流露出哪怕一点不满，都会遭到严厉的压制——以及招来社会上的一片谴责与非难之声。在日本的近代，对于一个思想或者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恐怖不是被指责违法，而是被指责「反国体」。一旦被贴上「被国体」标签的话，担当这个罪名的人立刻变成「非国民」，不再是国民共同体的一部分了，他的思想也顿失立足之地，仿佛被钉上了火刑架一样。幸德秋水1902年就说过：
「『危害国体』这句话实在可怕的很。不管是人也吧，主义也吧，理论也吧，一旦被天下多数人扣上『危害国体』这顶帽子，那么，这个人、这个主义、这个理论，简直等于完全被扼杀了，至少也是暂时抬不起头来。」
帝国政府固然会挥动国体论的大棒打压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要回击时，也只能站在国体论的立场进行辩论，不然甚至连辩论的资格都没有。学会与国体论共存，甚至如何利用国体论，就是他们生活在主流社会的代价。
但是，利用国体论来为社会主义辩护，这既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反过来也是用社会主义对国体论的回护。正如晚年的竹内好所说的一样，「抵抗与屈服」只是「一层玻璃纸」的关系。
这种危险的共栖关系，其实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尴尬处境：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来为社会主义辩护，何尝又不会变成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利用呢？在这种模糊的灰色空间里，谁又知道这种社会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纠缠下，说话者的实意如何呢？直到大盖揭开的那一天，才会把这些问题的谜底揭穿。
①这一点在佐野学、锅山贞亲转向时也有体现，如案件的检察官森山就对此表明：
「被告等已恢复了日本人的意识，这是转向的最重要之点。古今东西，国家兴亡相继，独日本皇统连绵，国体优秀，无与伦比。在日本人看来，固属当然，但以日共党员而能有鉴于此，诚堪注目。」
参考文献：
《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庄娜）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幸徳秋水の天皇観』（辻野功）
『戦後“革新派”の皇室観』（梅澤昇平）
『王冠を戴く“社会主義”——世界の潮流と昭和期日本の“社会主義者”の皇室観——』［梅澤昇平］
『教科書の戦後史』（徳武敏夫）
《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森正藏）
「平和思想の暗転：十五年戦争期の安部磯雄」（出原政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