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国情下，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将使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合理结合成为必然，为了达到目的，除促成这个必然外，别无他途。」
——麻生久，1934年
作为日本左翼运动第二个高潮期（1918-1940年）的代表性人物，麻生久 这个名字或许今天声名不显，当时却在左翼运动中赫赫有名。作为中间派左翼运动的领导人，他最终将左翼运动的光焰，导入了法西斯主义的浊流之中，为日本工农群众沉没于军国主义的泥潭中出了一份力。正像他的自传体小说『在浊流中游泳 』的书名一样，他在日本战前政治的浊流的愈游愈远，终于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全世界独一份地、不是让左翼运动与法西斯主义舍命相击，而是为虎作伥，让左翼运动的赤流汇入法西斯主义的浊流中。
要了解他的「罪恶的一生」，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1938年3月3日早上，社会大众党的委员长安部矶雄 在江户川的公寓家中，听到有人敲门。当他开门时，迎接的却是两个人用手杖如雨点一样暴打下来。造成安部头部受伤的这两名刺客随后逃走，不久后被缉拿归案。这件事史称「安部矶雄袭击事件」 。而这两名刺客，正是来自作为不良团体的愚连队。他们之所以要「对社会大众党党首安部矶雄……加以天诛，促其猛加反省，完全舍弃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出于下列对社大党的认识：
「社大党虽然是意识形态型的新兴政党，但原本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转向，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法西斯化的政党，所以直接或间接暗中调查这些首脑们的想法的话，在意识形态方面，说是要活用二十年来的主张。因此，现在当然依然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想法。只是，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内心都在考虑（如何）以配合国策的路线，搭革新运动的便车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目前党的理念基本上都是全体主义。他们大概认为这并不是支配的。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一直在鼓吹的国内革新，如今已经是全民的舆论。政府也会根据舆论制定施政方针，而我们（社大党）也会顺应国策。而且，（国策）无论如何也不能是现有政党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社大党）的政策。」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社大党只不过是伪装转向，假意翼赞，实际上还是想着要赤化帝国。指使他们袭击安部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警视总监、曾经害死过小林多喜二的安部源基 。
其实，当天他们不只袭击了安部矶雄，还打算袭击麻生久。但是，当他们随后来到麻生久的家时，几个警察却已经在附近巡逻。加上麻生久的家并不是什么大宅邸，只是普通人的住宅，他们找不到突破点，只能无功而返。
逃过一劫的麻生久，是否想到了9年前在东京旅馆命丧刺客之刃的山本宣治，或者7年前死于军部将校之手的犬养毅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麻生久已经下定决心，要将余生投入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革新事业 中来。
一、恰同学少年
1891年5月24日，麻生久出生在大分县玖珠郡饭田村的地主 家中。麻生久从小就是刺头，在大分中学上到四年级时，发起了校长排斥运动 ，带头罢课，结果作为带头的人遭到了无期休学处分。随后他进入了在当时含金量极高的旧制第三高等学校（简称三高，在京都）。上到三高三年级时，麻生又牵涉到了因为刑警踏入学校而引发的宪政拥护运动中，对校长问责，最终逼得校长道歉 。可见，麻生从小就是学生运动领袖的料子。其实当时这种在学校闹事的事迹并不罕见，后来做上日共委员长的佐野学 更厉害，在白杵中学搞校长排斥运动时，竟然将山羊头挂在祖传的日本刀上，扬言要让校长的头也这样，结果被人退学……
言归正传。麻生在三高读书，是1910年到1913年。早在1911年1月——也就麻生19岁时，他就与三高中的棚桥小虎、山名义鹤 、松永义雄、岸井寿郎等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纵横会』。『纵横会』虽然没有特定的目的，只是自由讨论意见与人生观的团体，但里面的学生可以说个个都对现状不满，心想着如何追求理想、打破现状。这个『纵横会』，后来也成了麻生久最早的人脉宅基地，后来麻生与山名、棚桥、岸井等人升入同一所大学——东大时，他们就成了麻生最早的一批同志。
升上东京帝国大学 法学部后的麻生久，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百里挑一的帝国大学大学生身份。麻生虽然升入到了一所保守官僚创立来就是要为统治集团寻找接班人的大学，但他并没有那种急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出人头地的心理。相反，他如此回忆自己的东大时代：
「考试！分数！优秀学生！实业界！官员！学问在哪里呢？人又在哪里呢？大学是官员与实业家的伙计的养成所。大学是沙漠。没有一片绿洲的沙漠」。
在大学的校园里，过往以成为资本家或者官员代理人为无上光荣的「出身立世主义 」正在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对社会越来越多的关心。在象牙塔外，事情也悄悄也转变了起来。
在社会形势上，1908年赤旗事件 、1910年大逆事件 等一系列日本政府对左翼分子的残酷株连冤狱事件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打击，转入「冬之时代 」。明治时期诞生的社会主义者基本停止了运动，只从事理论与文笔工作。1914年片山潜绝望地离开祖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日本，就是冬之时代的最好注脚。
然而，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就在社会主义运动转入冬之时代的同时，以友爱会的组建与兴起为发端，工人运动却率先从寒冬中觉醒起来。1900年臭名昭著、有「工会死刑法」之称的『治安警察法』17条 颁行以来，日本工会运动就陷入绝境之中。然而随着一战以来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了突飞猛进的繁荣时期，居住在城市中的工人数量快速增加，物价迅速上涨，劳动强度加大，在千里之外俄国革命也加以刺激，工人挣脱资产阶级强加于他们锁链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1916年到1918年间实际工资不断下跌，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运动快速增加，劳资纠纷数量激增 ，而卷入劳资纠纷的人越来越多，工会也从1911年的40个翻了两倍多，增长到1918年的107个。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氛围下，工人阶级已经觉醒， 原有的社会主义者反而远远地被抛在了开始行动的民众后面。
另一边，从1890年代开始，左翼思想就永远是躁动不安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潮流之选。升入东大后的麻生久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他与棚桥小虎、山名义鹤两人被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所深深感动，受到里面所描写的俄国民粹派 「到人民中去」运动很大影响。三个人开始经常讨论俄罗斯，继而越来越确信于社会主义与劳动者的解放运动。就在麻生毕业前的1917年3月，俄罗斯爆发了革命，这无疑让他们愈发兴奋。在大正民主运动的思想旗手吉野作造博士的介绍下，麻生这时就已经试过与日本最大的工会——友爱会的会长铃木文治 会面。但是，麻生决定在投身实际运动之前，先了解社会实际；又因为他自傲于文学才能，想要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不久他就在『东京日日新闻』 编辑局局长城户元亮的介绍下，成为了『东京日日新闻』政治部一名光荣的记者。
1917年末开始，麻生开始每周三就开思想沙龙，和山名、岸井等人谈天论地，议论革命与天下的事变。因为每周三召开，这个以麻生为中心的思想团体因而得名——『水曜会』 。召开的地点，自然就是早早成家的麻生久的家中。
走下根津神社前的坡道，越过当时的「市電通り」，就是麻生久的家，一栋平平无奇的二层小屋。就是从这种屋子的二楼里，流出了许许多多周围居民听不懂的声音与话语，比如「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康米主义」等等。加入这场每周三举办的思想沙龙的人，除了麻生久、山名义鹤、棚桥小虎等人，还有后来在日共领导革命运动的佐野学与野坂参三 （1915年在庆应大学毕业）。他们谈天说地，从议会主义、普选、无政府主义，说到日本的革命与工团主义——当时，麻生久一度还颇为倾心于通过罢工直接革命的工团主义 ，这个自从幸德秋水 1905年转向信仰后，一度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圈子里盛极一时、几乎无人不信的主义。
当时，在『水曜会』的成员中，又有「麻生是站在讲坛上大吼的类型、棚桥是一条直线地行动的人、山名是有着深厚教养与进行广泛学习的同时，饮酒微笑的人，岸井是干将的类型」之说。而野坂参三 ，当时则沉迷于学习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的社会主义。
这段时间，麻生久则在『东京日日新闻』上，从1918年1月12日开始连续七次刊文，文章就名为『从彼得到列宁』。在文中，他如此抒发自己对俄罗斯革命的看法：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最适合俄罗斯的国民性的，因此是绝不会倒下的。克伦斯基等人的革命毕竟是西欧化的革命，不符合俄罗斯的国民性。…… 俄罗斯的革命不能满足于西欧化的克伦斯基，行向作为真实的俄罗斯人而是神秘的现实主义者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极其自然的。单从布尔什维克革命深深根植于俄罗斯的国民性来看，是绝不会倒下的。而且，这场革命的性质，就在于其笔直地朝向着人类下一个时代应该前进的方向啊。」
1918年，在青岛出兵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景气达到了顶点。然而不久之后，在西伯利亚出兵政策、米价暴涨、生活困难等因素的搅合下，当年一月，以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渔民的井边会议为发端，席卷日本全国的米骚动 猝然爆发。米骚动当然也在东京爆发，当骚动的群众聚集在日比谷，随后涌向银座、冲入上野带来一片破坏时，『水曜会』的麻生、山名、野坂等人也走在群众的抗议队伍之中。 群众运动的时代、不对，是群众的大时代、激荡的大时代，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从明治就开始不断参与深度参与政治、激荡天下人民的政治舆论并起到动员群众作用的报界，也在1918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白虹贯日事件。 因为『大阪朝日新闻』在报道中使用了「白虹贯日」一语，早已虎视眈眈的日本政府趁机发动文字狱，给『大阪朝日新闻』带来沉痛的打击。这件事情，后来也成为了日本报界从敢言批判到不敢言的转折点。
然而，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吉野作造 愤慨于当年十月浪人会袭击『大阪朝日新闻』报社的事件，在『中央公论』上刊文『反对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压迫』，结果也成了——作为右翼暴力团体的浪人会（内田良平带头）攻击的目标。1918年11月16日，他们直接来到吉野作造的研究室，要求其好好「解释」这篇文章。还好当他们与吉野会谈时，学生高喊着「拥护吉野」 的口号，包围了会场，浪人会顿时就不敢在学校里面动武了。于是，他们转而与吉野约定，在南明俱乐部开展公开辩论会。11月24日，这场南明俱乐部的大决战正式举行。结果自不用说——面对只会大吼国粹主义的浪人会，有条有理地申明民本主义的吉野作造取得了理论上全面的胜利，与来自蜂拥而至的群众的压倒性支持 。在台上的吉野作造，在最后嘲讽道：
「那么喜欢国粹的诸君，为何要身着西装呢？」
台下随之响起如雷般的掌声。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吉野拜托的麻生久不仅疏通了『东京日日新闻』与吉野作造之间的关系，演说会当天一直站在吉野的身边，还动员了帝国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生们都多得从会场里面溢出到会场外了。
吉野对浪人会的论战取得大胜利以后，麻生开始考虑去组建一个组织与右翼团体相抗衡。于是，还是在他积极的穿针引线下，一个团结了日本当时进步文化人的团体——『黎明会 』堂堂诞生。里面不仅仅有着吉野作造、大山郁夫、福田德三、新渡户稻赞、森户辰男、五来欣造等人，还有着与谢野晶子。一天，时年四十岁的与谢野晶子与赤松克麿 一起造访了位于东京根津的麻生家。与谢野递出了一份短歌，以申明自己想要加入黎明会的心思：
「今日没有名为与世界战斗的罪恶
只有着因贫穷而起的忧思」
在大学校园的内部，一个比『黎明会』更加知名的组织即将诞生——那就是，『新人会』 。吉野作造对浪人会干净利落的胜利，彻底点燃了东京大学校园里满怀着革命主义与人道主义 激情的大学生们。1918年12月，作为东大法科学生与绿会辩论部成员的赤松克麿、宫崎竜介、 石渡春雄与吉野作造合作，成立了『新人会』，麻生领导的『水曜会』随即合流加入。1919年1月30日，『新人会』成员合聚晚餐会，以高昂的气焰高唱赤松作成的会歌以后，就一头扎入了普选运动等社会运动中。『新人会』的纲领如此宣言：
「一、吾徒协调作为世界文化之大势的人类解放之新气运，为之促进而努力。
一、吾徒跟随今日日本正当之改造运动。
抱着无垢之良心与透明之理智的青年们，怎么也无法默认人类生活的现状了。因而，（他们）被难以遏止的革新的热情所驱动而奋起。我们不为一切事物所囚。我们只想相信真理，以理想为目标而迈进。」
同年2月24日，在此前于11日的普选要求大示威运动中加入新人会的渡边政之辅（ 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工人）等人的协助下，『新人会』龟户分会成立。为此，『新人会』本部派出了麻生等八人参加，他们在现场对着30多名工人，满怀激情地进行演讲。麻生后来在『黎明』中回忆了这一幕：
「对于不知道世俗、也还不知道社会，在年轻的心境、也在他们看过的几本书的知识上，轻易地就幻想起他们的革命与新社会的建设的他们来说，在龟户的一角组建起一个组织，不外乎正是他们的天下已经近在眼前的证据。……学生们从自己读过的书中得来的概念，裹上非常亢奋的外壳，投向工人们。…… 听着这些的工人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和在讲坛大叫的学生一样正确地理解到了什么，……却也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资本家的岂有此理。……他们抱着凯旋将军般的心理，踏上了归程」。
『新人会』随后创立机关杂志『德谟克拉西』。在其上刊登的『主张』（麻生久 执笔）与『发刊词』（署名观风子），无疑最好地体现了新人会的观点。『主张』如此陈述他们对社会的认识：
「战场因死尸而繁荣，监狱因贫穷者的犯罪而繁荣，大宅邸因贪婪无穷的资本家的财富而繁荣，贫民窟则充满了无知、疾病与恶臭 。大地被权力、奴隶、反抗、饥饿与不安所遮蔽，是争夺与杀戮之海。……资本家通过战争，为了不失去其夺取的财富，将无食之工人的头刎掉」。
『发刊词』则强调：
「在这黎明之际，谁能担当起现代日本的改造呢？现在处于指导国民的地位的特权阶级如何呢？知识阶层如何呢？官僚、军阀、政党、资本家、大学教授——他们过去现在的作为已经最为雄辩地证明了，他们毫无资格。……我们已经对支配阶级绝望了… …作为改造主动者的只能是有着纯真之良心、聪明之理智、热烈之气魄的青年自身……他们所期待的，就在于想要通过力量与信仰，灭绝妨碍爱与和平的世界的物质的生存竞争，将人类从争夺物质的现状中解放出来。 在于除去使人类相互之关系权力化、让人类的精神卑劣化、残酷化的现在之生活组织，创造真正平等之组织。在于灭绝有些人积蓄无穷无尽的物质而垄断财富，有些人匮乏于日常的饮食，在无知与穷困中迎来生命的终点般的生活组织，提出谁都可以过上堂堂正正的人类生活的组 织」。
对于像麻生久这样新人会成员来说，就像后世学者曾经指出的一样，这一时期的新人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但却满怀着人类解放、改造社会的乌托邦信念与激情；就他们的认识来说，可以说整体立场上是基督教信仰（精神解放）与社会主义（经济解放）的融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麻生本人反对基督教。这一时期，麻生久的早期信仰基本已经固定成型：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懂不少理论但也不是很多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但也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满怀激情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实践者。
当学生们的这种乌托邦热情与日本大地上处处可见的贫穷、不公平与悲惨相遇时，一种奇妙的情感就迸发了：身穿制服的学生们公开宣称他们在工人中「发现了新的恋人」 。麻生久则撰文『青年知识阶层的一个使命』，表明「青年知识分子」的使命应当是：
「在必须开始与垄断了现在政治上、物质上权力的权力者和资本家的战斗的同时，必须向工人阶级宣传……促进其合理的觉醒。……促进处于两个极端的两个阶级的合理的觉醒，将不合理而不安的社会合理化，使其向理想社会发展……过去的知识分子正是政治的权力阶级、资本家阶级本身，或者是体面的奴隶」。
要揭露现有道德、经济与法律的虚伪，为工人阶级而奋斗……这就是麻生久的想法。
麻生的好伙伴棚桥小虎也说过：
「公务员、满铁、八幡制铁所曾是毕业生的理想。我不会去那里，（而要）做起一个工会运动，将我们的想法深深植入劳动阶级中，因此认为必须改革日本」。
对于一个像麻生久一样的帝大毕业生来说，选择投身工农运动而不是像理所应当的一样谋个舒服的差事，是种巨大的牺牲。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与做大官或者发财的生涯，转而面临三天两头被日警抓进派出所或者监狱的命运。事实上，麻生久后来1930年代巡回全国做演讲时，也常常指出当他在东大是高年级学生时，县的警察首脑只是一个一年级新生，或者县的首脑读书时分数比他差 。而考虑到罢工一爆发，官方或者警察就常常雇佣恶棍或者极右翼来对工人和左翼进行暴力袭击，或者直接逮捕左翼指挥者， 工运指导者这份危险的职业就显然比不上在帝国政府里做官僚了。
但是，麻生久撰文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是时候跟上群众的行动，加入群众的节奏了。1919年，时年28岁的他断然离开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社，继棚桥小虎后尘，进入了「友爱会」 。就在那一年的八月大会上，「友爱会」改名「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
二、麻生久的中庸之道
对于投入工人运动的名牌大学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理想很好，现实却很残酷。像麻生久、棚桥小虎这种第一批进入工运的大学生，日本工人迎头就是一个「知识阶层排斥运动」 ，排斥这些一向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下凡来「指导」他们。而当时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松冈驹吉 不仅明白这批缺乏对工人认知的知识分子难以得到工人的信任，还担心这批出于同情、侠气、好奇而试图努力帮助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在见到的工人的「无知无学」后大失所望，又投向资产阶级的一边。
根据麻生久自己在『一九一七年前后』一文中的回忆，他初入友爱会时的待遇是这样的：
「我进入友爱会本部是大正八年六月，我进入的时候，我被视作『过激派』，被看做要破坏友爱会的人，大阪等地甚至说：这个家伙要是来了，就把他杀了」。
对于这一点，麻生久还在给棚桥小虎的信中大谈：
「只是毫无方针地讨好工人，是违反真理的 。不能有工团主义的倾向。对于无知者，我们还是必须要以真理来战斗。」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做起了工运指导者这份危险的工作。1919年11月，他与棚桥奔走于指导九州日立矿山、木足尾矿山的劳资纷争，同年12月2日他们在争议交涉始末报告演说会上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即因为妨碍公务被捕 ，遭到服刑关押。
与此同时，日本的工人运动才刚刚拉开序幕。1912年诞生的友爱会，最初只是一个以劳资调和为宗旨的温和福利互助性组织。但这个由基督教徒创立的福利组织，却在一战末爆发的工潮中快速扩大规模、走向战斗化，最终在1920年更名为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总同盟）， 成为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会联合会，致力于与资本家做斗争。与此同时，大杉荣鼓吹的革命工团主义则在工运中盛极一时，并随着1923年的大杉荣之死而陷入衰落之中。1923年东京大震灾后，以后藤新平 为首的日本政府官员也开始逐渐转变其态度，明白了堵不如疏，不再对左翼采取彻底封杀的态度，而开始有选择性地对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过一段动荡的阶段，日本工人运动正逐渐走出萌芽期。另一边，佃农的运动 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随着工运日益壮大，麻生久的工运事业也日益走上正轨。1919年八月大会时，麻生久巧妙地将各种意见组合到一起，提供了各种被大大提出的政策要求：确立最低工资制度、每天八小时工作、星期日休息、废除童工、确立防止失业的对策、确保工人住宅、实行普选……1920年5月1日，以友爱会为中心的十五个工会，又举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五一节游行，有着五千名工人的队列走上街头庆祝五一节。对于这种盛况，麻生如此记载：
「五一节来了！一年一度的祝祭日五一节来了 ！其喜悦、其希望，……是只有额头上大汗淋漓的人、被虐待的人才知道的一年一度的祝祭日」。
就在同年十月，日本全国的矿山工人团结在一起，成立了全日本矿夫总联合会 。不满三十岁的麻生，则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袖——本部理事。
参与工运、农运的日本知识分子一般在上山下乡时，会选定一个地方作为自己运动的基地。麻生，则选择了足尾铜矿 。在第一代主人古河市兵卫在时，足尾铜矿就因为污染公害问题而臭名遐迩；然而，古河市兵卫倒是为煤矿工人提供了不错的劳动条件。就是这个足尾铜矿，因为古河市兵卫去世后接班人霍霍工人，在1907年就爆发了工人的足尾暴动 ，出动军队才镇压下来。
如今，还是这个足尾铜矿，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进入1920年以后，一度景气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与倒退之中，对此足尾铜矿的经营者悍然选择裁员。对此，足尾的矿工再次选择了罢工暴动。麻生久与棚桥小虎 迅速赶到现场，一边指挥继续罢工，一边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经营方协商如何结束事态。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以资本家的败北与工人一方的胜利告终。麻生久依靠这场罢工，从此在枥木县的足尾铜矿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工农运动的发展虽然好像一日不停，其外表下的裂隙却越来越大，渐渐地要把整场运动撕裂开来。1922年日共成立后不久，其大思想家山川均 提出『方向转换论』后，「到大众中去」 成为了社会主义者的一致目标；随着革命工团主义的垮台，工人运动的指导者们也开始摒弃过往那种只有少数先锋的英雄主义行动，却只有蹩脚的暴力斗争、没有合法斗争，也没法通过通过具体的办法吸纳大众的思路。他们探索与追求的是，如何以现实的视角、扎实的步伐，一步步在大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
然而从1924年的总同盟十三大开始，两个阵营开始在工人运动中浮现出来：一方是总同盟内身居高位的铃木文治、西尾末广、松冈驹吉 等人，他们主张为了现实舍弃掉高调的革命理论，踏踏实实做好稳健的社会改良与工人组织工作；一方是锅山贞亲、渡边政之辅 等青年工人（二人均是第一次日共的党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做好群众工作的方面，议会与改良是有必要的，但应当保持的革命战斗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于是，作为日共派的左派，与身为工会劳保的右派， 其两派就开始争拗起来，抗争起来。早在十三大当时，麻生久就撰文表示，不能放弃立足现实的行动，也不能因为改良的运动而就忘记了革命的精神，可以说颇有些两不相与的意味。
1924年4月开始，随着在关东工会的问题上，左右翼的激烈攻防战爆发，总同盟内的左派与右派也开始楚河汉界般地割裂开来。当1925年总同盟大会上，右翼领导人强行要求左翼独立的「关东劳动组合评议会」解散后，左翼工会领导人当即做出反击，成功争取到25个工会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许是恐惧于左派势力之大，占据了总同盟中央的右派没多久就断然做出了决定：宁可对左翼工会彻底清零，也绝不与左派在任何组织中共存！他们拒绝了一切调解，疯狂地要封杀、打压左派。
1925年5月初，在右派的独断独行下，他们将一切支持左派组织「革新同盟」的工会，强行开除出总同盟。支持左派的工会随即在5月24日成立「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评议会」得到了32个工会，而「总同盟」只有25个。日本工人运动自此分割为两个水火不容的左右阵营：康米主义与社民主义。 在这场可怕的动乱中，根据与麻生久同在「矿夫总联合」的加藤勘十 回忆，他们由始到终都是坚决反对总同盟右派一意孤行开除左派的分裂行动，到最后甚至考虑脱离总同盟，只是因为被人挽留，才不得已留在了总同盟，这个日本无产运动右派的大本营。
另一方面，随着工会、农会在日本全国内的急速蔓延，以及1925年男子普选制的实现①，建立一个左翼政党——或者叫「无产政党」的任务，也日益提到了日程上。在「日本农民组合」（ 简称日农）与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研究会」 的筹备下，日本的第一个左翼政党——「农民劳动党」即将诞生。然而，由于在建党过程中「评议会」与「总同盟」的激烈斗争，在农民劳动党诞生的那天，总同盟宣布他们将不再参与新党。被派去代表总同盟宣告这个事实的人，正是麻生久。
尽管如此，由于已经做好了一切筹备工作，农民劳动党 还是在1925年12月1日成立了。然而，这个由浅沼稻次郎担任党首的新党，仅仅在成立大会结束后半个小时，就以通共为由，被政府勒令解散。麻生久后来在『无产政党是什么』中如此回忆：
「历经几多波澜、蒙受几多疮疾，在几多的难关以后，无论如何才完成建党的农民劳动党，在建党后就蒙受了政府辛辣的弹压，遭遇了解散的命运」。
连续亲眼两次见证左翼运动被左右两派撕裂，而无力阻止的麻生久，此时在想什么呢？答案不久就揭晓了。
尽管如此，面对迫在眉睫的普选，「日本农民组合」还是率先行动起来，再一次呼吁工会、农会团结起来，迅速建立无产政党。于是，以排斥左派组织和康米主义者为条件，日农、总同盟等七个立场为右派或者中间派的工会与农会，在1926年3月5日建立劳动农民党 。然而，因为左派的渗透，日农很快左倾，康米主义者遂通过日农设立的地方支部大量流入劳动农民党。以总同盟为核心的右派根本无法忍受自己又跟康米同处一个组织，于是在1926年10月悍然决定脱离劳动农民党，开始自己建党。麻生久等人尽管做了联合日农右派等很多的努力，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总同盟大会决议退出劳动农民党——这种绝望的处境让他极度不满。只留下日农在党内的劳动农民党遂通过门户开放决议，结果劳动农民党遂淹没在日本康米的大海中，到1926年12月一大时，已经变成了日共的形状，变成了日共的合法机关。
正当右派自鸣得意地准备自己建党时，突然一声晴天霹雳，让右派干部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1926年11月23日，麻生久和他的伙伴们脱离总同盟，宣布要自己建党了！他们当天发布的『日本劳农党创立趣意书』中申明：
「去年夏天我们的无产政党组织运动筹划起来，所谓的左右两派在口上叫着大众的无产阶级的必要的同时，却丝毫不顾大众，只是埋头于观念的斗争，或是只想着劫持还没建立的政党，或是狂奔于破坏之。这不是背叛全体无产阶级的热望、蹂躏他们利益的痴感的行为又是什么呢？他们果真是真正是左翼吗？不是，他们只是毒害无产阶级运动的小儿科左翼。看吧！他们的轻举妄动，不是丧失了作为全体无产大众的希望、作为单一政党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们果真是真正纯真的现实派吗？不是。他们也只是小儿科右翼。看吧！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依赖于名士，不是拘泥于现实主义的美名、贻害于阶级的正道又是什么呢？现 在无产大众真正地应当以纯真真实之意志奋起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排斥其私党的、私欲的、小儿科的运动，真正地严守阶级的立场，并把握日本社会的现实的、坚实纯真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失掉了，腐败、萎缩的绝望状态长久地笼罩着我们的运动。
我们现在要聚集志同道合的同志，在这里明确无产阶级运动正道的形式，想要真正地组织无产阶级。……现在我们要以身向浑浊之无产阶级运动投向树立正道的炸弹。时机来到了！想要确立无产阶级运动正道的同志前来协力吧！」
不久以后，他们的日本劳农党 就在1926年12月9日成立，此前支持麻生久等人的工会被总同盟开除，这些工会转而成立「日本劳动组合同盟」——这就是总同盟第二次分裂。1926年12月5日，右派的社会民众党也宣告成立。再加上1926年10月日农分裂后成立的日本农民党，日本一下子出现了劳动农民党、社会民众党、 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四个全国性的左翼政党，至于工会、农会更是碎一地，不禁令世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虽然总同盟的干部们，对于麻生久搞突然袭击、联合起一伙人脱离自己而成立新党是感到大出意外的②，但是双方分手的征兆早在之前就已经浮现。
作为日本大学生投身社会运动、发起左翼运动的先驱与代表，麻生久本身就代表了工人运动内的一种势力——知识分子出身的工运领导者 。而麻生久好交朋友、重视个人情感纽带关系 的性格，又让他能够通过各种因缘巧合，把这些投身左翼的小知识分子通过私人关系紧密地凝聚为一个集团 。随着更左、更激进的知识分子已经选择了日共，这个小集团里大多是像麻生久一样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左翼分子，他们在大学中被马克思主义影响，却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世界观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在方法论上却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 ——比如他们拒绝暴力革命，拒绝支持「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康米党，而以现实主义为第一。他们忙于实际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什么理论家；他们同样反贡，却不能忍受占据总同盟上层的右派干部， 他们那种浓厚的工联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 气息。而且他们也察觉到，总同盟内依然有一群工人群众不能满足于这种保守的氛围。就是这样的一批人，组成了日本劳农党——我们后来叫他们「日劳系 」。包括了河野密、浅沼稻次郎、河上丈太郎 等人的他们就是日本无产运动的中间派。
麻生久自己，就与总同盟本部的松冈驹吉 有矛盾：领导着一个老是没法交会费的矿夫总联合，他不可避免地要与总同盟内掌管财政大权的松冈产生矛盾。而且，麻生久等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却要在总同盟内被一群工人出身的右派干部如西尾末广、松冈驹吉领导，这已经构成了他们的不满。更让麻生久等人难以忍受的是，这批右派干部控制着总同盟后一意孤行、横冲直撞，为了保存自己右派的纯洁性而不断悍然从各种组织中分裂，造成工农运动不断割裂。 而且，这一点也令很多工农运动的参与者感到不满。就像芳贺绥所说的一样，麻生久和他的伙伴们：
「却说到三宅（正一）与日劳（系）的人们，不能忘记的一事，是他们的胸中燃烧的热烈壮大的浪漫主义。日劳系不是理论家的聚集，而是真感情之人的聚集……与思想的异分子明确地划开一线，把心合上的社会民众党系、其向心的性格所相对照的是，日劳系有着为了打破现状想要向八方敞开心灵、一起携手的离心的性格。」
纵使被七年来的现实磨平了棱角，麻生久的心中依然燃烧着改造事实的热念。他已经不能再忍受被人领导、继续随波逐流了：他要独树一帜，扬帆起航，与大家携起手来，共创无产阶级运动的正道！他要高扬中间派左翼的旗帜。
麻生久的日本劳农党，在左派的劳动农民党与右派的社会民众党两峰立场对峙间，漂移不定地左右漂泊了两年 后，就在田中义一内阁下迎来了1928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男子普选。麻生久来到栃木一区参选，回到自己战斗过的地方——足尾铜山，向那里的工人们高声呐喊自己的选举口号：
「一、保障耕种者的土地！
一、让有钱人出税金！
一、保障劳动者的生活！
一、打破既成政党！」
危机感顿起的铜山公司决定立刻行动起来，阻止麻生久当选。他们不仅一个个地警告工人不许投给麻生久，不许在矿内贴海报，还在麻生召开演说会时派人监视，防止工人参加。最终开票，麻生久只得到了5810票，仅差一步就成功当选 。
1930年2月，面对在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下进行的众议院选举，麻生久又来到了足尾铜山参选。这次，他要与铜山公司正面对决。他大喊：「是麻生胜利，还是古河（经营方）胜利 ？」然而，他的对手的立宪政友会的老牌资产阶级政客森恪。森大概是感觉到麻生的威胁，拼命地出下三滥手段，干扰麻生的竞选。最终，麻生虽然得到了10806票，却是又只差一步就可以当选。
时间来到1932年2月，在犬养毅的立宪政友会内阁下，面对又一次众议院选举，麻生选择转换跑道，来到东京5区 参选。很遗憾，麻生又落选了。祸不单行，在这次大选中，因为麻生久与加藤勘十两人一起在东京5区参选，两人相互分割票源，双双落选，从此加藤勘十 就与日劳系渐行渐远。不久以后，他进一步左倾，成为了合法左翼工会运动的领袖，而不再是中间派了。
在选举政治的一边，麻生和日劳系也以他们的性格，积极地寻找可以共同合作的人们。1928年12月20日，经过一番私下协调，以日本劳农党、九州民宪党、平野力三的日本农民党、劳农派的无产大众党为核心，七个左翼政党合并，成立了日本大众党 。然而，建党才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清党事件，麻生久被揭露出不但从时任首相田中义一那里收了一千日元 （平野力三也收了），还从法西斯主义者高畠素之那里收了三千日元，甚至从他口口声声要对抗的古河矿业那里收了五万日元。 这件事情演变成为日本大众党内部的一场内斗风暴，最终日本农民党系与无产大众党系的成员被紧紧团结在麻生久周边的日劳系扫地出门，日本大众党变成了日劳系独自的政党。
这里只列出古河矿业一例。福田德三揭发，1928年9月古河矿业公司准备在幸之湖（栃木县中禅寺湖，明治天皇命名）设立发电站时，麻生久等人组织了反对运动，反对理由之一竟然是这样对天皇不敬。然而9月20日麻生、田所惠明、河野密三人就对他透露出要以5万日元为代价出卖反对运动这件事，到10月麻生久连续多次拜访公司方的佐佐木敏纲，不久之后麻生久就停止了反对运动。
麻生久到底有没有收钱，到底实际情况如何，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麻生确实十分缺乏党的活动经费，这一点在日本劳农党时期已经如此。而且，麻生不但的确与田中义一与古河矿业公司私下有着一点不明不白的关系，还直接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与高畠有交往。麻生与高畠的不正金钱关系事件，史称「锦旗事件」 ，而麻生在撰写关于这件事的『自述』时竟然也承认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令今人看起来不寒而栗的一些想法：
「像日本一样特殊的国家中，立即开展革命运动的话，先与在天皇之下结集的封建势力联合，打倒资产阶级」。
这些想法，很难令人不想起高畠素之的日本特色国家社会主义 思想。高畠素之后来也的确承认，他认为无产政党中麻生久这样的人是有希望的。是高畠从这个时候，就在麻生的心中播下了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吗？我们依然不得而知。但是，对于一个像麻生一样不讲求马主义理论而又喜欢广招同志的人来说，或许他也真的觉得与高畠交游，只不过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当年那个满怀热情地走出大学校园的青年麻生久当然还在，只是已经在浑浊的政治泥潭里越陷越深了。
日劳系独自的政党在纷纷扰扰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几乎只有中道主义的立场 ③，显然不足以长久地维持下去。1930年7月，日本大众党再度与从社民中分裂出的全国民众党以及「无产政党战线统一全国协议会」合并，成为全国大众党 。作为一个左中合流（作为左派的劳农派，与日劳系等中间派）的政党，同年十二月全国大众党又和新劳农党 以及社会民众党内部的合党派，成立了全国劳农大众党 。
眼看着全国性无产政党只剩下全国劳农大众党与社会民众党两家，一个突然的事变却扰乱了事态的发展。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 变爆发，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随之进入高潮（毕竟对于部分军部将校来说，国家革新与夺取满洲应当是互为表里的双重事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强大诱惑力下，无产政党队伍中的赤松克麿、大矢省三、松谷与二郎 等人纷纷掉队，转向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指导了1917年八幡制铁所大罢工，以「停止熔铁炉之火」 而闻名的浅原健三， 更是投靠到石原莞尔 门下，参与谋划了后来林铣十郎内阁的诞生。在这些大名字之下，是更多的地方领袖及其支持者，由社会主义而投入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 。这一切就像日本治安当局当时观察的一样：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显著地刺激了国民的爱国心，其影响也波及到工人农民组织，有放弃国际社会主义而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团体逐渐增多的倾向。社会民众党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思，据说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一部分人也有同感。」
至于麻生久？他早就跟法西斯主义者搭上线了。
三、转向
1930年1月，滨口雄幸 的立宪民政党内阁按照选举公约，断然实行了金解禁 政策。不幸的是，正在此时华尔街爆发的金融海啸终于到达了太平洋的彼岸——日本。因为金解禁政策，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日元迅速升值，以生丝为首的日本输出产业遭遇了超级严重的打击。大萧条席卷了日本，尤其是给本来就苦苦挣扎的农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大难之前，必有妖孽。1930年9月，以反对伦敦裁军条约为发端，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陆军省调查班班长坂田义朗、田中清大佐等人在陆军内成立了樱会 。作为一个以陆军大学毕业生为组织对象，「以国家革新为终极目标，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的组织，桥本欣五郎接连策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 两次政变阴谋。但是当樱会抱着救国的热念四处寻找同志时，他们就盯上了，同样是批判势力、还拥有大众势力的无产政党。在暗室之中，这群主张法西斯主义的军部将官与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无产政党干部反复暗中交谈，其结果就如田中清的手记所说：
「樱会的激进派想要获得军部以外的同志，与社会民众党、（全国）大众党的干部屡屡会合，交换意见。结果是他们无产党明白了军部少壮将校的一般意向，认识到军部绝不是资本家的爪牙……」。
麻生不仅和樱会搭上线了，还跟龟井贯一郎 搭上线了——日后在社会大众党中，龟井会成为他法西斯化的积极助手。
田中清的手记，还记录了一个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关于三月事件的惊天阴谋：无产政党（主要是全国大众党）动员大约1万人，以此募集敢死队而参与其中，劳动法案提上议程的那一天，无产政党大联合，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内阁弹劾大会，向议会四面八方地发动游行。军队假意保护议会，实则包围议会，随后让一位中将进入议会，逼迫内阁总辞职。这样，他们心目中的革新（法西斯）政府——宇垣一成内阁就诞生了。对此，麻生久如此回复樱会：
「大川博士总是抱着梦想而不具备现实性。都说只要天皇陛下站在前面，国民就会团结一致，但是在今上陛下的妃子殿下问题上，国民并也没有特别涌现（运动出来）。现在让他们在民间闹事，趁机搞革命，这样只会被国民包围。我绝对反对政变。」
因为宇垣一成突然变卦，三月事件随即流产。不久以后，十月事件也在无形中流产，桥本欣五郎的军事革命理想就这样幻灭了。
但是，在水面之下，四面蔓延起来的法西斯思想的根结，却开始深深地突入到无产政党之中。在社会民众党的『日本经济改造方案』（1930年），以及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方针书解释的确立统一』 （1932年），都隐隐地说明着这样一个事实：法西斯百花迎风开放以后，束棒思想的种子，已经落入了无产运动的肌体，开始暗暗地生长起来。
麻生久也不例外，1932年3月，他在『改造』上刊文表示：
「依照坊间所流传的，据说此势力抨击资产阶级政党，也在抨击XXXXXX的点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据说对满蒙的问题，也是排斥像从来一样XXXXXXXX财阀经营，是宁可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XX新国家的。……
此势力以是几何确乎的科学的信念，倾向XX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属于不明之事。如果此势力如同所流传的一样，真正是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大概就不能说以此势力为目标是反动的了。」
这里麻生所描述的，就是日本的法西斯运动。
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在自家命丧军部将校枪口后，时任全国劳农大众党书记长、与麻生久同属日劳系的三轮寿壮 又声明：
「五月十五日的下层军人的恐怖行动的要因之一，在于榨取与颓废的财阀资本主义、收买选举与渎职贪污事件的金权政治。
对于这一我国的现状，虽与恐怖分子（注：指袭击首相的军人）一样抱有难以忍耐的愤懑，由于我们一切的政策都要保有大众性，其变革的方法与彼等不同，然而对于在懦弱盖世之时，抗击时流的这种革命的气魄与牺牲的精神，（我们）认为是壮行。」
从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如果要说是「转向」的话，以麻生久为首的日劳系，其实早在1930年开始，就已经在不声不响地转向自己的信仰了。虽然口上还在喊着粉碎法西斯，其实心理上已经日益倒向法西斯运动了。
写到这里，终于可以解释一下，麻生久大概为什么要转向。虽然麻生久从来没有解释过自己转向离开社会主义的原因，我们依然可以推测一下。
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工人运动极难发展的地方，不仅因为其极其严苛的法律制度，也因为各种客观条件。不但稳定的工业人口依然很少，而且工人们与农村的关系很深 。这一方面意味着可以支撑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势力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意味着工人依然受到农村的封建秩序约束。 就算不是出身农村，在天皇制国家中，主张上下阶层应该如家庭成员亲爱有序的家庭社会论 依然笼罩着整个社会——而这种封建心理只会在大企业中形成一种准军事的管理办法，并鼓励工人阶级的服从 ，而严重阻碍任何正常的劳资交涉。而且，由于广泛实行长子继承制，来城里务工的工人一般是农家二子或三子，他们心理的家本来就不在城市。失业时，他们可以选择回家而不是参与工会运动。在这种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散落在农村的情况下，工人工资与劳动条件一直十分恶劣，工会也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因而十分虚弱，容易被破坏。 另外，由于工人阶级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法长久保持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寻求永久地依附于一个企业。
更糟糕的是，日本轻重工业发展不均衡，棉纺织业工人多，而作为钢铁与机器制造业工人的产业工人比较少。 不仅如此，多数工厂规模过小， 1935年在雇佣人数少于等于五人的工厂中工作的人，是在雇佣人数大于五人的工厂中做工的人的1.5倍之多。最后，日本战前工人阶级的一个特点是女工数量非常多， 直到1937年男工才超越女工。这些女工被父亲包给工厂，替她们签订工作两三年的合约，工作结束后即回家结婚。而且她们工作时居住在宿舍，受到严格的家长管理制约束。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诞生出一个战斗性工会——或者说哪怕是一个工会，是难之又难。
更不用说，日本战前从来没有过一部工会法或者农会法，以至于工会与农会从来没有被法律承认过，只是在灰色空间游走了。
在悲惨的农村，农民要么 比较富裕，很保守、很忠君爱国，他们根本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 ；要么是佃农， 他们希望激烈地挣开自己身上的锁链，不顾一切地希望尽早获得土地解放，会寄希望于极左与极右势力。 因而，在一个激进势力不断遭到帝国政府毁灭，而无产政党不断向右、向温和派腾挪的状态中，无产政党们就更难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或许因为如此，战前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合格的工人中从未超过7.9％ ，实际人数则从来没有超过420859人（1936年）。 假如以选票来衡量左翼政党的成就的话，左翼得票在1928、1930年都只有5％，1932年更跌到2.9％；左翼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在1928年都只有可怜的1.7％，到了1930、1932④年更只有1.1％，完全是不入流的边缘政党。在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的夹击下，左翼政党几无立锥之地。不管他们之间如何地分裂或对抗，无产政党的领导人们，由始到终都是跟一小群先锋而组织化的工农打交道。
日本政府的左翼压制政策日甚一日，法西斯运动的猖狂气焰日甚一日。另一边，工农运动日益消沉混乱，选举得票不进反退，左翼政党个个萎靡不振，苦苦挣扎的运动日益边缘化。明明经济大萧条后阶级斗争激化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却被一种消沉萎靡、似乎即将走向末日的绝望状态笼罩着 。明明自己的党已经打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却还是无法阻止军国主义化，反而让自己处于日益危险的境地。
抱着开拓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立即着手暴力革命的信念的麻生久，看到这一切，不可能不为之紧张得焦虑起来。以麻生久为中心的日劳系，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半吊子马克思主义，在无产政党的实际行动上却坚持合法主义、反贡主义的方针，有时甚至右到可以说是机会主义。同时他们又在交往上来者不拒，不管是左是右，只要是反体制者都可以接受 ，这一点对于麻生久、田所辉明等人来说特别显然。把前后矛盾的二者串联起来的，就是他们作为投身左翼的小知识分子，那种改造社会的浪漫主义 。因此，只要是可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或者说改造社会的运动），无论怎么样都可以 。这就是他们作为中间派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哪怕身为右派的社会民众党系（社民系）都不是这样的，他们反而扎扎实实搞好工联主义与议会改良主义的念头很强烈，不会去大胆地尝试不同的路线了。
因而，1930年代初的麻生久，虽然还有些犹豫不决，却已经在高畠素之、军部将校等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上，见到了改造社会的热望与希望。法西斯主义者不但似乎也反对资本家与地主，也支持管制资本主义经济，还站在了忠君爱国、保卫皇国的政治正确上，行 动起来比尴尬的社会主义者要光荣得多，而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帝国政府面前小心翼翼地遮掩这种危险的思想。
那么，社会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抛弃过去那种寄希望去组织起日本的工农大众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积蓄革命势力或者议会选举大跃进的方针；转而考虑一下效法法西斯主义者，打着爱护皇国的旗帜，积极地推动政府实现改良政策呢？ 或者说，至少去联合法西斯主义者……而且说到底，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并不自称法西斯……
1973年，同属日劳系的三宅正一曾经写了一本『激动期的日本社会运动史』。里面，他提到麻生久说过：
「反对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的话，我们大概都要被杀。虽然被杀的事情，已经是有觉悟了，但是，不是要只是采取笨拙的战术无所事事地被杀掉，而是想要以可以被理解的做法，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而死去」。**
对此，三宅评价说：
「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正是贯穿麻生生涯始终的政治目标，为此对于麻生来说，柔软的现实主义才正是必要的」。
有「傻瓜久」外号的麻生久，以他文人政治家的直觉，选择了转向。
四、社大党航行靠麻生
1932年7月24日，社会民众党与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社会大众党 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芝公园协调会馆举办。自从六年前劳动农民党一分为四、无产运动的政治家们开始交横纵连以来，全国统一的无产政党终于再一次诞生在日本的大地上。长期担任社会民众党党首的安部矶雄 成为新党的委员长，麻生久则担任新党的书记长。但在之后，麻生久将会证明他才是社会大众党的掌舵人。
社会大众党如此宣明自己的建党宣言：
「我党为了拥护工人、农民、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为战」。
同时由于无产政党运动内，依然有着坚决抵制法西斯入侵的左派（如劳农派）的存在，『合并宣言』也采取了坚决的反法西斯立场，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加强反法西斯阵线」。社大党还宣言要「推翻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阶级合作」与「议会主义」。社会大众党一开始还在其政策纲领中坚持限制军备，直到迫于警方压力而被迫删去军备相关的条文为止。但是，这样的词句掩盖不住的，是党内越来越强的右转狂澜。
社会大众党建党不久，就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空想地希望伪满洲国实现「彻底的民族自治」与社会主义化。 1932年10月的『国际政策要纲』中，又强调要与第二、第三国际保持距离，有自己的立场。1933年日本脱离国际联盟以后，社大党更是提倡以「与邻国民众的提携」为基础的「国民外交」。社大党不但似乎认为，在日本的满蒙权益问题上，只要日本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日本对满蒙的态度，中国民众一定可以正确地理解之」， 还主张要有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其要是独立于第二、第三国际的。第二、第三国际，只是各国外交的派出机构而已，日本不应该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非但如此，这段时间里，社会大众党更试图论证日本政府应当推行进步与社会主义政策来与塞里斯康米党争夺民心，阻止大陆赤化。
社大党机关报『社会大众新闻』更直接扬言：
「第一，我们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一样，是以打倒资本主义为必须的前提条件的。第二，要支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印度、菲律宾、印度支那、中国的民族独立。第三，要打倒远东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及其封建军阀。……正是要为了向这理想而前进一步，我们才要向资本家政府，提出缔结日苏同盟与废弃欧美追随外交的要求 」。
支持日本政府打倒远东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军阀？要求废弃「欧美追随外交」（指与欧美协调一致瓜分世界帝国主义秩序），可是正牌法西斯的口号。
在国内政策方面，1933年社会大众党态度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反无产政党之惯例，开始拐弯抹角地支持政府的「军需通货膨胀」 政策，支持日本政府扩大军事订货、用于军事开支的赤字财政以及大规模向国外倾销货物。不但如此，1933年7月社会大众党本部制作的『转换期经济政策 』，竟然公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各阶级调和的、国家法团主义的「国民经济会议」， 以及一个亚细亚主义色彩浓厚的「东洋经济会议」。 大谈起要实现「今日之正义」的社会大众党，在1933年12月的二大上更严肃地试图拉拢广大中产阶层与小资产阶级势力（尽管他们法西斯化日益严重）入党。就连日劳系过去自己喜欢鼓吹的废除枢密院 ，也已经从社会大众党的文件中消失的无踪无影。
尽管铃木茂三郎 等劳农派试图阻止这一切，但势单力薄的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在社会局势之湍流急速变化的时代，陷入茫然的党员们任由麻生久转换方向。社大党正在调头，转向亚细亚主义与国家改良主义的道路（ 尽管这些社会主义者过去曾意识到让反动的日帝国家来执行「改良」的危险性）。不用说，这一切都离不开麻生久书记长的掌舵。
在此时的日本，短命的政党政治之花已然凋零殆尽，新开放的是名为中间内阁 的怪花。犬养毅内阁，也变成了斋藤实 内阁，不久再于1934年秋天变为冈田启介 内阁。就在1934年10月1日，一本由陆军省新闻班发行的小册子——『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 横空出世，震动了整个政界。这本小册子开门见山地说：
「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 就接受考验的个人而言、就竞争的国家而言，均是各自生命的形成发展、文化创造的动机与刺激。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人与人相克、国与国相食，毫不留情的凶兵乃至暴殄。这个意味的战争是伴随着霸道、野望必然的归结，是确信 在万物中承认生命，参与其无限的生长化育，参与其发展向上乃天赐之使命的我民族、我国家断然不取之处」。
这部小册子不但声张「……需要综合统制国家的全部活力，必须一元化地将精神、物质潜力用于国防，并将其最大化」，还强调一元化的统制经济需要「摆脱利己的个人主义经济观念，建立基于道义的全体经济观念」 。更加震撼人心的是，陆军小册子中提出：
「考虑到只有国民的一部分人享有经济上的利益特别是不劳而获的所得，国民的大部分人尝其涂炭之苦，延而生出阶级的对立这样的事实，在一般国策上自然是从国防上的观点不能遗漏的问题」。
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当时在陆军占上风的统制派写成的。根据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池田良久回忆，统制派的「统制」二字就来源于统制经济。根据他的回忆，统制派是主张通过贤人政治，实行统制经济来挽救经济的疲惫，并充实国防、普及教育、实现社会政策等，以实现国家革新的。这本小册子本身也是在这样的一种看法下写出的：当前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经济活动「被个人利益与随心所欲所放纵，与国家、国民的整体利益相违背」，「自由竞争恐将招致阶级对立」、「财富不均使国民生活不安」、「现行机构毫无统制，没有展开国防所需要的措施和政策 」。因此，要「排除个人主义，强调国家观念，防止事业，振兴社会政策，为此实现统制经济」。 这里说一句，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其实当时已经身在社会大众党的龟井贯一郎也参与了这本小册子的编写。
这本小册子引发政界大动荡，立宪民政党发表声明表示：「由陆军向国民发表关于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指导性意见，实在遗憾万千，唯有哑然而已。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里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立宪政友会也发文表示反对。在帝国议会上，议员群起而攻之，对时任陆军大臣的林铣十郎 展开了密集的抗议。当时除了『朝日新闻』以外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份小册子，引来巨大的反响，后来发表反军演说的斋藤隆夫 激烈抨击这本小册子，后来卷入天皇机关说事件的美浓部达吉 也加以批判。
在政界的一片骂声之中，麻生久 却为之大声鼓掌，坚决拥护这本陆军小册子。1934年10月28日的『社会大众新闻』社论，由麻生久亲自执笔：
这次军部表现的改革态度，不是像“五·一五事件”当时那样由军队的一部分人和所谓的爱国团体的一部分人合谋搞的阴谋的、非合理的恋度，而是完全具有合法性的态度。再者，这次军部表现的改革态度，不是像上次那样脱离民众的独裁态度，而是先将军部的政策公诸天下，以促使民众结成改革的攻治势力，并通过援助这种势力来贯彻目的的民主态度。上次的改革意见是不科学的，虽然也同样反对资本主义，但其根据只是立足于单纯的道义的和精神的批判而已，而今天的改革意见，则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发展，认真地改革资本主义的机制，使其成为社会国家的机制，这一点是这个小册子的最重要点，所以资本主义的各种势力受到这本小册子的严重打击。自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五·一五事件以来，尽管我们与当时的法西斯反动势力地继续斗争，但从日本的国情来观察，从日本军队的本质来推断，确信不可能出现法西斯独裁。 当时我们确估，日本的军队，按其本质，不久就会发展到这个小册子里所含有的那种思想境界，而且，我们的预见不会错。这本小册子已明确指出，使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民众陷入疾苦的军事预算，决不能确保国防安全，再者，这本小册子也明确承认，我们一直稀里胡涂豁出性命坚决反对的那种牺牲整个无产阶级而将成果攫为已有的资本主义战争，决不能真正地发展民族。在日本的国情下，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将使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合理结合成为必然，为了达到目的，除促成这个必然外，别无他途。而且，这个小册子也公然开辟了这条途径。只因穿军装就害怕人家，是自由主义时代的错误认识。假如穿西装的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么资产阶级政党、财阀就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了。各位党员应该正视这条被开辟的道路，以这本小册子为中介召开研究会，勇敢地向在乡军人会、青年团、产业工会阵营发展，并按照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努力扩大和加强反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壮大和加强党。不能勇敢地冲向这条必然开辟的道路者，就是社会改革运动的落伍者。
麻生久无疑在这本小册子中，看到了与陆军这个社会上的庞然大物结盟，从而走捷径，实现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之革命的美好可能性 。为此，他不惜大胆地在全党党员、全社会面前，显露出他对这本小册子近乎拍马屁的热切赞美之情。
麻生久似乎长久以来，就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可以打破自己运动僵局的契机。为了社会改造，他已经寻找了高畠素之、樱会等「志同道合」的人，想要和他们携起手来，如今他终于等到了最大的潜在战略伙伴——军部。这就是麻生久的「连军工作」。『麻生久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武藤章、池田良久、片仓衷 等军人开始出入了」。与鼓吹国家革新、国家社会主义、昭和维新的人们携起手来，按照大家的共同目标，一起反对资本家，一起管束资本主义，一起实现社会改造，结成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大联盟……
军部小册子事件 是一个转折点。从那天起，社会大众党正式法西斯化了。从那天起，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麻生久也正式消失了，出现的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主义信徒的麻生久。
1935年1月，麻生久在社会大众党大会上宣言：
「现在理论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进入了实现政策的时代……党不会始终逗留在教条的理论中，而不得不向政策的实现而迈进」 。
五、暴走的麻生久
1935年8月10日，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 被劈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这件事又因其刺杀者的名字，被命名为相泽事件 。刺杀的理由不少，其中一条就是永田与社会主义者的交往，比如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人。永田一死，麻生、龟井的不少筹划遂归于泡灭。但是，他们反而加快了自己利用社会大众党实现国家革新事业的步伐。就在当年九月、十月的县议员选举中，由于社会大众党得当的选举安排，其得到了32个地方议员席位。
1936年2月众议院选举前，麻生久以悲壮的面色连日在党本部中布置选举工作。时隔四年，在冈田启介内阁，1936年2月20日成为了新一轮大选的日子。尽管麻生久自己的选区在东京5区，他自己却很少来到那里，而是一天到晚奔走于其他候选人的选区，用尽全力为他们摇旗呐喊。
命运的20日终于来到，随着投票与开票的进展，候选人当选的喜报一个个传入党本部，遂使得社大党本部高唱万岁——众议院解散前，社会大众党只有5个议席，如今一下子跃进到18个议席。 社会大众党一共得到接近52万张票，使得其议席翻了三倍还多。同时，别有六名包括黑田寿男 在内的左翼人士当选议员，使得议会内一下子出现了24名左翼议员。 在这24人中，有12人是其选区的最高得票者。加藤勘十也当选了，与麻生久一道在东京5区当选——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成为众议院议员。选举时紧张万分的麻生久终于笑逐颜开⑤。
然而，仅仅在六天之后，就爆发了二二六事件 。在鹅毛大雪之夜，皇道派军官一齐发动兵变，内大臣斋藤实与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遂血溅他们之手，时任首相的冈田启介也只是捡回一条命。在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一片狼狈失措中，尽管皇道派相信天皇制国体可以实现昭和维新，昭和天皇却对他们愤怒万分。最终这场闹剧般的二二六兵变遭到镇压，首谋者被处以死刑。
在事变后，广田弘毅内阁诞生。在第六十九届帝国国会上，戴着眼镜、留着八字胡的麻生久，代表社会大众党登坛演说：
「我相信国家革新的枢纽，就在于在对资本主义机构大动斧钺、断然实行国内改革、通过强行实行昭和维新打破政治的旧弊的同时，使国民生活稳定下来，给予大众明日的希望」。
断然进行昭和维新与国内改革，不也是命丧刑场的皇道派将校，在二二六时的豪言壮语吗？或许是因为这样，不像其他议员，麻生久在这一届国会上既没有批判军部的行为，也没有批判皇道派将校。
反而是在这一届国会上，作为民政党议员的斋藤隆夫勇敢地抨击昭和维新的观念 ：
「歌颂国家改造，却不知国家改造为何物；歌颂昭和维新，却不解昭和维新为何物」。
他还尖锐地指责道：
「苟为立宪政治家，当以国民为背景，堂堂正正地站在民众面前，为国家作光明正大的政治上之争。作为立宪政治家，图谋不轨的阴谋是不允许的。甚至与政治圈外的军部一角勾结，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是政治家的耻辱和堕落，也是一种卑怯不堪的行为。」
坐在议席上的麻生久，知道斋藤抨击的对象中也有他吗？可能知道。但他一定不在意。对于他来说，想必只要可以实现社会改造，联合谁都可以，以什么形式都可以，不管是叫「昭和维新」、「国家革新」还是「社会主义」。从政策与主张上看，准确地说，现在，他的社会大众党，正在往过去的社会主义中溶入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要素（尽管他从来不承认法西斯化了），让自己的旗帜不仅显得更时髦、更爱国、更民族、更皇国，也让自己更可以一心一意地站在这些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上，奋力促使政府实行社会改良。
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可以说一般包含了四个要素：天皇制传统、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亚细亚主义、阶级调和主义（社会改良政策）。 这就代表着，社会大众党可以利用前二者为旗帜，通过亚细亚主义实现他们中的国际主义、通过阶级调和主义实现社会改良。这就是社会大众党利用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手法。
1937年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内阁成立。但是没过多久，在军事预算终于通过后，林内阁就猝然宣布内阁众议院解散，史称「吃霸王餐解散」 。这对于社会大众党来说是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麻生久也承认了这一点。面对即将来到的众议院选举，麻生大胆地在多个都市选区内拥立了超过一个党的候选人。在自己的东京5区里，他选择了新人会的后辈三轮寿壮跟自己一起参选。在大阪4区，西尾末广与川村保太郎一起参选；在兵库1区，则是永江一夫与河上丈太郎。
社会大众党的口号非常简单，就是社会民众党著名的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贡主义、反法西斯主义。1937年4月30日——也就是投开票的那一天，见证了社会大众党令人震撼的跃进。社会大众党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收获了37个议席，其中19人都是在自己的选区内最高票当选。 与其相比，两大党的立宪政友会只是维持了上一次的175个议席，立宪民政党则失去了17个议席。麻生久如此在『改造』的1937年6月号上概括这次选举的胜利：
「显而易见地，资本主义已经渐渐不能像过往那样保证国民生活了，以至于社会革新的必要性正在被痛切地要求着」。
同时，麻生久还意气风发地直言：
「我国的革新，是必须以议会为中心，通过议会也就是议会政治的办法实行的。因此，今日政治上最大的当务之急就必须是议会的革新。必须要让议会本身能够忠实地反映国民大众的生活与希望」；
「宪政常道论、政党内阁论在像今天这样的反动时代，即使一眼看上去的确是进步的、激进的，在实际的政治上已经变成了最为反动的主张……」
尽管在大选前，加藤勘十与劳农派另立日本无产党， 试图保持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的纯洁性，然而他们在大选中，只有作为党首的加藤勘十当选了。报刊上对社会大众党的大胜议论纷纷，人们猜测着那些手工业工人、白领工人群众以及佃农、小农场主是出于怎么样的心理投给了这个法西斯化的社会大众党。 是因为社会大众党已经不再是所谓反国家、反民族的政党了吗？不管如何，这一切在麻生久看来，只会是他选择之路线正确性的完美论证。
1937年6月，在林铣十郎内阁倒台后，在社会与陆海军的一片鼓掌声中新登上舞台的，正是近卫文麿。 他是继西园寺公望以来，第二个出身公家的首相。这位在京都学习过的老牌贵族院议员，曾经在大正末年，因在地方城市演说时主张参谋本部应当被废除而 轰动一时。在日本国民中期待值不低的他，似乎一时之间为政界注入了一种清新活泼的气氛，与什么难关都可以被突破的强心剂。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37年7月9日，近卫文麿将各党代表招到首相官邸，进行了情势报告，宣布政府将实行事变不扩大方针。从首相官邸出来的、社会大众党委员长安部矶雄如此回答记者团：
「我党表明了应当积极参加举国一致之事 」。
社大党的机关报『社会大众新闻』火力全开，连日发表支持侵略事变的社论。
这是7月28日的：
「此次北支事变（指七七事变）迫在眉睫，政府要求全国国民举国一致。在国家兴亡的非常时期，能否突破这个难关，引导民族走向胜利和发展，关键就在于全国国民能否始终保持举国一致。
那么，突破这一非常时期，引导民族走向胜利的必要条件——举国一致究竟如何实现呢?
第一，国民对非常时期性质的认识和积极认同。
第二，让全体国民可以平等地负担非常时期之牺牲之劳苦的立场。
第三，为了发挥国防力量的最大能力，要有完整的生产组织。」
这是8月20日的：
「我们不能把今日事变中国民的牺牲弃之如在泥土。必须要充分发挥这些宝贵的牺牲。这次的军事行动将打倒中国的抗日政策。然而，中国抗日政权崩溃后，中国民众失去统一而陷入混乱，如果对其置之不理，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受到赤色康米势力的领导」。
这是10月31日的：
「我党认为，本次日支事变是讨伐中国对日本民族履行建设东洋永远和平的民族使命之破坏行动的圣战， （因此）虽然在事变爆发的同时，参与举国一致体制，在不久前的第71届特别议会和第72届临时议会上与以往态度不同，对政府提出的预算案和各种法律案都给予了赞助，希望让战争的进行得不留遗憾，但当然应该抨击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战败主义的主张，更应该抨击堕入支持政府政策的消极态度，在政府的政策不足之处，应以我党的政策加以补充，建立反映勤劳大众总体意见的、真正的举国一致体制 ，鞭策政府突破这千岁稀有的国难。」
在近卫文麿开始使用「圣战」一词，让这个词成为日本长达八年总力战下的「魔力词汇」前，社会大众党就率先使用了「圣战」一词来描述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对于麻生久与社会大众党来说，确实有值得赞颂这次侵略战争是圣战的理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正时进入了战时体制 ，社会大众党再也没有了对政府政策说三道四、保持独立批判立场的自由。但是，在一名法西斯主义者——近卫文麿 的领导下，战时体制全面展开，这也意味着日本大规模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与法西斯主义政策（二者常常相互补足）的开始，比如近卫内阁实行的『国家总动员法』（ 国家大规模管制资本主义经济）与『电力国家管理法案』（ 电力体系的国有化）等。这些日益加强统制经济与国有化 的政策，就让社大党看到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影子。
前文所提到的社会大众党利用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的手法，在这里依然适用。但如果说在1937年前，社大党是往社会主义中加入法西斯主义，那么今后他们将往法西斯主义中加入社会主义— —在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下，见缝插针地向政府建言献策，以让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政策中导入社会主义的要素，以促进国内外的改良。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军部也希望导入一些改良政策，以让前线的士兵、工厂中的劳动者不那么羸弱。不仅如此，战时体制有太多地方诱惑着社会大众党：政府强力介入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要求资本家为全国利益而服务生产；取消奢侈待遇，大家的待遇均一化；不分工人、资本家、农民、地主，全体社会阶级不论高低地一起为国家服务 （举国一致）……总之，在战时体制下，日本政府开始对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大加改造。在麻生久等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崩坏已经近在眼前了。 这将是在国外打倒欧美资本主义，在国内打倒日本资本主义的圣战。
1937年11月15日，从早上开始，东京的芝公园协调会馆就陆续涌入社会大众党的党员与支持者。社会大众党第六回代表大会， 即将华丽盛大地展开。『社会大众新闻』如此表现社大党的昂扬意志：
军国秋色正浓，举国燃起殉忠精神之时，相信我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召开，将具有重大意义。我等也将一新为国效力之精神，外酬皇军将兵之武勋，内应广大国民之期许。
大会议长安部矶雄点名了说明议案者。站起来的，是有「迟钝哲」之称的片山哲。 片山哲慢悠悠地读出了社会大众党的新纲领：
(一)我党基于国体的本义，谋图日本国民的进步发达，从而预期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党代表勤劳大众(劳动人民)，改革资本主义，从而预期产业的计划化与国民生活的安定 。
片山更加说明，表明新纲领是将从来之主张具体化的飞跃发展。议长安部矶雄遂发问：「党代表诸君，有异议吗？」，结果是全场的一致赞同。
最后登上讲坛的，是河上丈太郎 。他对全党党员发出号召：
「诸君，不要忘记了。党的将来还没有开辟出平坦的道路。大会的结束，就是斗争的开始。」
从党代表的坐席后面，顿时传来临席警官的大声警告：「发言者，注意你的话语！」
河上像是警官不存在一样，继续大声叫道：
「如果在以真实为目标前进的我等之上，有灾难降临的话，就一起并枕而死吧！诸君，我希望你们更加勇敢地斗争！」
大会遂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大会就要结束时，从二楼的一般党员坐席区中，却传来了高声喊叫：
「新纲领是中央干部的法西斯化。这是要分裂党啊！」
「以由天而降的方式决定重大问题，绝对难以服众！」
「希望书记长亲口说明！」
那天基本就没说过话的麻生久， 登上了讲坛。
「现在回答发问者的问题。我想首先强调的是，我党的阶级运动始终与民族和国家同在。在1937年以前的阶段，党的力量还很薄弱，扩大党势是第一要务。现在不同了。必须正视国家。」
二楼的声音更大了：
「现在是沦落成资产阶级的了！」
「是被想要获得政权的欲望，迷的失魂落魄了吗？」
麻生却宛然一笑：
「你们希望我党永远是批判党、反对党吗？希望我党成为只会辩论的会场之花吗？我党绝对不会满足你们的期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社会大众党是为了执政而跃进的。是有着通过我党来建设下一个时代的抱负的。政党不是思想团体，也不是批判家的集会。」
这场大会以后，社会大众党身上最后的一点的社会主义色彩也随之淡去，只留下一个披着法西斯主义袈裟的政党。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麻生久如此坦然地回答侵华战争的意义：「日中战争，不是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同志之争」，而是日本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战争。蒋介石政府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傀儡，因此必须打倒蒋介石政府，「日本必须为了自己，也为了东亚民族而与蒋政权战斗」 。
笑看政友会与民政党在近卫内阁不断发射的法西斯主义政策面前狼狈不堪，自己却如鱼得水的麻生久，又在『现代战争的意义』中如此宣告：
「我社会大众党在今日，之所以站在近卫内阁的执政党立场，不是作为一个近卫内阁的执政党，而是不外乎是成为了时代的执政党。」
然而，就是这个宣言自己成为了「时代的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不久却公开宣言要毁灭自己了。
1938年6月18日，『社会大众新闻』上刊登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在长期战体制下，为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大飞跃，我们的国民需要新的结实和团结。现在，我国必须废除国内所有的对立、派系、矛盾，真正实现全国国民的强大的举国一致。我们期待着这个以举国一致为目标，以全民组织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一大革新的政党出现， 以此为己任而努力。
社会大众党要推动真正的国民革新政党实现，为此不惜必然地要结束自己的历史——解散自己，来让自己人合流进入新政党。
麻生久之所以那么寄希望于这个新政党，正是因为当时政界表面下波澜暗涌的「近卫新党运动」 。早在1938年4月时，麻生与龟井贯一郎就来到近卫家里，希望近卫文麿成立以他为中心的新党。这场志在重组政界，成立近卫新党之运动的参与者也不止麻生、龟井，还有曾经在『二六新报』上反对日俄开战而被一度称为俄国间谍的秋山定辅 、政友会的前田米藏 、民政党的樱内幸雄 等人，他们暗中会和、在秘密中推进新党的布置。
受到近卫文麿拜托的麻生久，一度设计出了一个「大日本党」 。这个党将会像纳粹党一样，是日本全国的唯一政党，一个基于蜡山政道提出之东亚共同体理论的全民党 。大日本党，还是一个采取总裁独裁制的先锋政党 。麻生久的心思不言而喻，他要通过这个成为全国权力核心之新政党的机构，在近卫文麿的影响力下，排除国内盘根错节之集团的干扰，带着自己人断然实行社会改革。
当时的近卫新党方案，还有「大日本皇民会」、「皇国日本党」。然而，当一切好像就要水到渠成时，近卫突然转变了想法，宣布中断新党的组建。 「因为只能创造与从来之政党无异之物，所以停止吧」。麻生的雄心壮志，一瞬间又化作齑粉了。
近卫文麿早早就决定了，要在1939年辞职。辞职的理由名义上是国内外政策开展不顺，实际上还是新党运动的失败。在大晦日那一天的傍晚，他破天荒地与秘书官与艺伎一起逛银座。这个震撼日本国民的行为，为高人气的他又招来了不少粉丝。但是，近卫一辞职，麻生久的大计又遥遥无期了。此时的麻生久还不知道，他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进入1939年以后，麻生久也因自己心脏虚弱，回到了老家大分疗养。麻生一直等到1940年新年，才回到东京。当他拖着病躯回到东京时，他明白自己已经活不久了——他患上了心脏瓣膜症 。余日无多的麻生，只能咬紧牙关，拼着自己最后的一段生命，在最终完成法西斯化的通途上冲刺。
1940年1月的某天，矢次一夫来到麻生久家中，与他长谈。尽管矢次一夫苦口婆心地劝说麻生久不要太信赖近卫文麿，麻生久依然自信满满，相信近卫与自己是肝胆相照的。此时的麻生久，已经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革新的希望，寄托在了近卫内阁上。
一个月后，在第七十五届国会上，立宪民政党的议员斋藤隆夫发表了著名的反军演说 。尽管斋藤隆夫实际上在主张采取更现实的帝国主义争霸态度，扯下什么「实现东洋永久之和平」的遮羞布，但是他的言辞依然激怒了军部的一部分人，被视为「亵渎了圣战的意义」。『社会大众新闻』2月28日的社论，可以说代表了麻生久等人的意见：
「斋藤隆夫在议会重开的第二天发表的提问演说，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对时局的低调认识。战争中出现斋藤这样的人犯，恰好暴露了以既有政党为中心的人认识时局的真心话。有些论者以议会内言论自由的理由为斋藤氏辩护，这不能不说是灭却了战时议会的意义。」
受到军部施压，议会内要求开除斋藤隆夫的声音大涨，「激论沸腾」。斋藤本人也知道，社会大众党发表了反对他的声明。就在1940年3月6日傍晚，帝国议会投票决定是否开除斋藤隆夫——当天，296票赞同开除斋藤，144人弃权或缺席，还有七票反对开除斋藤。
支持开除斋藤的296票中自然有着社会大众党的24票。然而，社会大众党还有十名议员大胆地违反党的决定，选择弃权或者缺席——他们就是原来的社会民众党系成员如安部矶雄、西尾末广 等人，与松本治一郎、冨吉栄二、水谷长三郎。
这种意外的抗议，源于社会大众党内的派阀抗争。作为当初合并进入社会大众党的两大党之一，社会民众党系（简称社民系）在党内势力并不小。只是，当麻生久和他的日劳系驾驭着社会大众党向法西斯化的方向狂奔时，他们基本甘居其后，默默但坚定地支持这种法西斯化 ⑥。但是，随着时间一长，日劳系与社民系在1939年再度爆发了纷争——就在于是否与东方会 合并的问题上。虽然两党合并的计划最终流产，两派的梁子却结下了。
对于社民系来说，法西斯化是一种权宜的手段 ，一种可以让自己披着法西斯外衣继续社会改良的方法；然而对于以麻生久为首的日劳系来说，他们真正从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实现公平正义的可能，以自己内在的社会主义思路接受了这种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 。两派这种潜在态度的不同，最终使得他们在斋藤除名问题上分道扬镳。就在十人拒绝赞同开除斋藤后不久，麻生久等日劳系成员强硬地主张开除他们，最终对他们发出了离党劝告。
于是，十名议员离开了社会大众党。社会大众党实际上分裂了，日劳系却彻底获得了主导权。在4月27日的本部会议上，麻生久成为了社会大众党的新任委员长。但在这一刻，这个委员长的头衔对他来说已经可有可无了：因为，他即将解散社大党。
同在1940年4月，麻生久又跟近卫文麿搭上线了，这一次是和龟井贯一郎、秋山清一起商议促进中日秘密停战，实现蒋介石政府与汪伪政府合体的事情。⑦虽然这个被称为桐工作的日帝阴谋最终失败，但是麻生还是成功锁定了自己的目标：继续推动近卫新党运动的实现。
1940年6月14日，麻生久来到荻外庄，卧在近卫夫人铺好的地板上，与近卫文麿长谈，劝进他早日奋起推进新党成立，「近卫先生，您必须扛起全部责任，抱着拯救日本还是扼杀日本的决心，和军队一起全力以赴地进行对话。我自己也下定了重大决心。」近卫文麿的身边，已经出现了早日爆破既成政党，实现一大澎湃之国民运动的呼声。
要最终完成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近卫新体制运动 之风，已经吹彻东京内外。大政翼赞会 的步伐声也越来越近，1940年6月28日，社会大众党如此宣言：
「日本的革新将以国民之党成立为开端，这一点谁都毋庸置疑。我们早已期待新体制，欣然宣布应当参加，但又坚决率先解散我党」。
三年前的近卫新党运动，以大政翼赞运动的方式复活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需要这样一个可以统合全体国民的政党。在政界的水面下，要建立这个大一统政党的地下涡流越来越强大。不管是什么政党，一同百川归流地归于统一的团体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作为社会大众党来说，假如不论同不同意，都要最终汇入大政翼赞会的话，不如摆出积极的态度，早早地解散自己，以让自己人可以在新团体的建立中获得更高的话语权——这大概就是麻生的想法。因此，社会大众党也积极地参与到了策划新党、重组政界的暗中交易之中。
1940年7月6日，社会大众党毅然解散，结束它不到八年的生命。在解散仪式上，日劳系的三宅正一高呼：
「今天社会大众党虽然解散了，我们不是漠然地解散了党而等待崭新的体制，崭新的政治体制要改革资本主义、面向举国一致体制，这必须成为其根本……今天世界正在不断实现崭新的重组运动，为了与之对应，首先有着重组国内的必要……社会大众党必须来做日本的重组运动，然而那不（只）是社大党与其他革新派取得政权，而必须是建成立足于日本独特的国体的、日本模式的举国的新政治体制，那是改革资本主义的新体制，那也正是国民运动的目标。为此拖着尚未觉醒的人们，引向贯穿外交、内政、都市、农村的革新之线，就是我们的任务 。因而从今天开始，要和与我们同心的人们一起，将我们的特长打入政治」。
1940年7月21日，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新体制运动开始正式实行。『麻生久传』透露了麻生此时的意志：要完全地统领社会大众党，在举国新党内部，与一切之政治势力，完成最终的决战 。
麻生久要做的，正是要完成他三年前未竟的事业。他要在这个日本的全国唯一政党、唯一之执政党、唯一之国民组织内部抢占先机，在党的机构内，与一起进入党内的政友会、民政党等政客势力与保守势力开展大决战，最终完成压制他们、将大政翼赞会左翼化，最后实现反资本主义与国内社会大革新的任务。或许因此，他在解散社会大众党时，向身边的人们透露说：
「你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只能做出常识的见解。现在是革命的前夜啊！」
然而，他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大政翼赞会了。
1940年9月6日，麻生久突然猝死，享年五十岁。
龟井贯一郎在他的手记中如此记载：
「九月，麻生逝去。
麻生离去了，我国改宪革命的事业，已然挫折了。」
1924年，麻生久在『黎明』中这样说：
「日本改变了！而且它大概还会继续改变下去。并且，是必须改变。因为，人类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正在进化下去。
日本啊！我爱的日本啊！你绝不畏惧地、勇敢地完成那应该完成的进化吧！那不也是你最好的生活方式吗？」
正是怀抱着这样的热情与信念，麻生久才投身进入了社会主义运动。
他死后，大政翼赞会在1940年10月成立。与麻生的盼望背道而驰，包括原社大党分子的革新派，在大政翼赞会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仿佛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意义一样——直到1945年8月15日降临。
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在「忠勇奉仕」等伟光正的口号下，在日本社会中蔓延着的是腐败、饥饿、痛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仇视。到大战结束时，日本失去了310万人，无数工农被送上战场而充当了侵略者的利刃，并死在遥远的战场上。在日本以外，是更多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化作人间炼狱的国家。
为了「实践」与「做实事」，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做多远？麻生久走得太远，以至于甚至使得自己丧失了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赤裸裸地在实践的美名下，为军国主义统治者服务。他宁可继续在这套罪盈满贯的体制下继续「实践」下去，也不抽身出来冷眼旁观，这不是毒害人民，又是什么呢？
麻生久一死，日本战前左翼运动也最终烬灭。幸好，火种还在，捱过战间期的寒冬，它终将随着民主化的狂风，燃遍「丰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
①得益于貴族院的强烈要求，选民必须要在当地保有户口一年才能参加选举，导致许多户口依然在农村的城市工人与市民无法投票。
②加藤勘十的记录指出建党前夕，麻生久认为总同盟建立的政党就是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同时麻生久也对总同盟最后非得闹到脱离劳动农民党不可这件事感到非常厌恶，不愿意又被总同盟的「某某君」一起拉到他们的党里面。他认为评议会那些家伙很无聊，而总同盟那些也是被困住了，不如自己建党。『麻生久传』也为麻生久的建党行为辩白，指厌恶派阀的麻生为了独自建党这件事苦恼了很久。
③日劳系的中道主义立场很有意思。比如第二国际在日本，因为日共与劳动农民党这些革命派的抨击而声名狼藉；相比社会民众党拥护第二国际，日劳系则温和地批评第二国际，同时直到1930年代前都避免抨击第三国际。
④1932年众议院选举中无产政党的惨败，或许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广泛蔓延的贫穷，导致无产政党无法从他们的支持者身上获得足够的竞选经费，无法开展竞选活动；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人民的注意力日趋由困苦的国内转向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军方订货的迅速增加产生了一种略微的繁荣，不少人希望保持这种繁荣，就把在要不要支持伪满的命题上陷入大混乱的无产政党抛开到一边了。
而且，无产政党的选举失败可以很大程度归因于政府的弹压。候选人每次竞选演说必有警官到场，负责警告或者打断候选人的过激演说，并逮捕坚持发表激进言论的候选人。选举运动的工作人员常常被以宣布暴力的罪名被捕，有时甚至候选人来到地方竞选总部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因为全部被警察逮捕了。警察还经常将其他县的演说者直接驱逐出县，仿佛县是独立的一样。
⑤虽然这次选举的大胜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军部势力增长，人民实际工资降低，且政府压迫日深，他们需要一个反体制政党。
⑥这里只举出两个事例：
1932年西尾末广代表日本参与国际劳工组织大会时，以白种人占有地球太多土地为由，无耻地为日本的九一八事变辩护；
1937年10月铃木文治出访美国，将侵华战争称为圣战，并在美国人面前为日本的战争辩护，说要在这场圣战中战斗到底，阻止反日运动扩大，根除远东不安定的根基。
⑦社会大众党在1939、1940年全力支持汪伪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承认汪伪政府是拥有全部主权的独立政府——尽管日本政府在此时依然寄希望于说服重庆屈服于自己，所以直到1940年11月才承认汪伪政府。
参考文献：
『戦前政治家の暴走——誤った判断が招いた戦争への道』（篠原昌人）
「『新人会(前期)』の活動と思想」（佐佐木敏二）
「<研究ノート>『労働農民党』結党・分裂と労働組合の動向 : 労働農民党・日本労農党・社会民衆党の三派鼎立」（土穴文人）
「社会民主主義と軍部・ファシズム : 『満州事変』を中心として」（増島宏）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介）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陶景廉）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堀幸雄）
『黎明』（麻生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