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个人的感觉：
随着一战结束后，工人运动的复苏与农民运动的兴起，日本左翼运动也迎来了第二个高潮。为了谋求这种运动的组织化与升华，围绕着有多少改良主义化（有多少马主义化）、有多少亲贡（有多少反贡）等命题，无产政党相继诞生。这一时期的无产政党，不管是最左的新劳农党，还是最右的日本农民党，其实都是群众运动型社会主义政党 ——换句话说，作为群众运动的载体，代表工农大众之斗争，争取社会主义进步的政党。能够反映这一点的，就是一个工会与农会可以没有无产政党而存在，一个无产政党却必须依托于某个工会或农会作为其支持底盘而存在。
进入19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运动日益猖獗的威胁，以及无产政党左派随着日共的一同败落，无产政党右派——社会民众党 ，与无产政党中间派主导的政党——全国劳农大众党， 在1932年合二为一，成为了社会大众党 ，分裂了十余年的日本的无产政党到此终于统一。
然而，运动的背景比起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日本政府弹压的增强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群众运动愈发低落，而公然主张社会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群众运动型社会主义政党，已经走到了尽头。时任社会大众党书记长的麻生久等一批无产政党领导人不甘于坐而待毙，决定做出自己的革新。同时，由于帝国政府为左翼设下的极其严苛的发展环境，经过十年的摸爬滚打，不管是什么样的路线，无产政党依然只能将日本无产阶级中的极少一部分人纳入组织，在经济危机下自己的势力也是一筹莫展，这让他们不得不焦虑起来。
面对法西斯主义理论对无产政党阵营的入侵，麻生久等人选择公然接受之 ——这也是部分因为，麻生久等人很多人与法西斯主义者有私交，以及在人物谱系上，法西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关系不浅。麻生久等人从四个角度为这个法西斯化的举动辩白：
第一，无产政党势单力薄，有必要结成全社会的反资本主义阵线，因此需要与法西斯主义者结 盟（当然，他们只承认要与军部将校、革新派结盟）。这一点甚至在社大党建党前已经显露，比如1930年12月的全国大众党二大上，河野密也把「社会主义」规定为「作为反对资本家、地主的势力的广泛之意味」。同时，他们也致力于“与法西斯”争夺日本中产阶层，为此有意识地迎合中产阶层，比如社大党就提出『昭和九年一般工作协力方针书』：
「反资本主义化的……中间国民层作为其自身的要求，在经济上是……反映那般消费者的地位的『国家经济统制』，在政治上是表现那般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的、超阶级的国民权力的确立，也就是……将议会政治替代为独裁政治」。
第二，随着群众运动消退，有必要以 主流保守意识为外衣，见缝插针地向帝国政府提出改良工农大众现状、推动经济国有化与统制经济化的「左翼」政策要求 ，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激进的主张。这种寻求帝国政府由上而下地推行社会主义的想法、将谋求无疑也就是一种国家改良主义的思想。这又是与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旋律政策：统制经济、阶级调和相契合的（当然还有日本主义这一方面，不过这里不提及），因而这个其实就是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党法西斯化的最大接合点：以迎合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意识形态之话语的方式，不断提出国家改良主义的政策提议。具体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情况可以看下文：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在批判日本的时候总会用到「打倒法西斯」这样的口号?
第三，他们孜孜不倦地将亚细亚主义包装成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将日本对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设想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进步外交政策 。比如社民系觉得华北自治运动是农民的自治运动。 当初田所辉明也提出过，要以所谓日本的反资本主义势力为核心力量，建设一个意在打倒日英美资本主义乃至各国民族资本与封建军阀的远东国际，日本之于远东国际要如苏联之于第三国际。他们以后甚至提出过为了与敞篷车竞争，要在中国建设法西斯主义制度，以有利于当地人民生活的构想……
第四，都法西斯化了，还如何合法地进行反战反帝运动呢？所以，1932年众议院选举时，龟井贯一郎与西尾末广表示拥护九一八事变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党内部的两个主流流派——日劳系与社民系 ，其实都是社大党法西斯化的动力来源，只不过日劳系在先，社民系在后罢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抵抗：只是他们被麻生久开除了，或者自己脱离了社大党。也可以说，这一时期（1933-1937年），是社大党不断将法西斯主义注入社会主义，使得自身转变为天皇制国体下的革新政党的过程。经过一番转型的努力，社会大众党得到的最大回报，就是1936年、1937年众议院选举中的跃进——1937年，社大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社大党的问题，其实只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挥之不去却又影响甚深的命题的缩影：是理论，还是实践？面对帝国政府与天皇制国家这个可畏而凶恶的专制敌人，社会主义者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到多低，才能在它的眼皮底子下公然进行运动与实践 ？到底要如何地调试自己的理论，才能让左翼主张与在天皇制国家活动这个事实统一起来？①毕竟，帝国政府绝不允许革命的理论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得到实践。左翼人士即使信奉马克思主义，也绝不可以说自己就是要破坏这个天皇制国体。为了继续运动与实践，是否宁可要专心于改良，割舍掉自己思想中的激进部分（从阶级论到革命论），乃至于为了迎合这个混沌的大众市场的口味，不惜往社会主义里面调和进入老保思想与翼赞思想的内容？还是要坚守自己理论的初心，为此不惜在收效甚微的地下秘密活动，与拘留所和监狱里——被帝国政府强制与大众运动相隔离？
1918年到1937年间，不知道有多少社会主义者，被实践的魔鬼所诱惑，倒向了不择手段、不问理论但求改良的右派。在另一边，到最后，哪怕只是想要抓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这样词汇的合法左翼工会，也被帝国政府歼灭了，随着坚持理论初心的左派相继被帝国政府消灭，社大党也无非只是实践第一的右派一条路走到黑的结果罢了。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死后发表的文章，就道破了这一点：
「虽然日本的无产政党也不例外地是外国的老一套，看板与口吻就是照例的反国家主义，但试图叩问着他们的真情试试看的话——至少也是叩问他们中不断深入现实的运动的家伙的真情的话，无论是谁应该都会痛感到，无论如何不是国家主义的话就无法维持这件事」。
而且笔者个人认为，造成社大党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原因。在帝国政府的虎视眈眈下，无产政党想要合法地活动，就无法在党纲以及行动上提出任何革命性的口号与意见，比如「打倒资本家地主政府」、「建设工农政府」、「解放朝鲜与带碗殖民地」等等，而只能提出一些「推动体制实现彻底的改良」、「粉碎反动势力」等 含混不清的口号。在这种长期压抑的环境下，对于进行合法左翼活动的人们，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了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革命的概念就被自我阉割掉了。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才对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政府摆出反资本主义的面具（其实也就是法西斯化）时，无法理解其真实的险恶意图。
言归正传。随着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正式进入战时体制，社大党顿时失去了自主回旋的余地。因而，社大党再次调整自我定位，转变为无条件迎合帝国政府的法西斯政策与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并趁机试图往政策中加入更具「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 。或者说，他们致力于透过战时体制化的改革，抓住机会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与改造。
这是因为，战时体制的不少方面看起来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幻影：取消奢侈待遇，全民生活标准均一化；国家要求改变自由资本主义，强力介入经济生产与分配，要求生产流通领域的经营者不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谋取私利，而是基于国家全体公益的立场行动（工人与资本家平等地为国家而服务）；随着大后方的劳动力的短缺化，似乎有必要给予议价权更高的工人更好的待遇以让他们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不分工人、资本家、农民、地主，全体社会阶级不论高低地一起为国家服务（举国一致）……战时体制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革新社会体制的良机 。其实英国的工党领导人甚至也从二战的战时体制看到了这样的幻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政府直接统制大米收购、肥料生产销售实现政府管理等左翼主张，都在战时统制经济中得到了实现。
通过这样那样的尝试与努力，社会大众党似乎收获了一些帝国政府的改良。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更甘做近卫文麿小跟班，想要趁机借「国民再组织运动」 夺权（虽然随着近卫新党运动一起失败了）。在国外，日本1939年在中国大举煽动反英运动时，社会大众党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派出大员们大加演讲。但是，随着1940年纳粹主义影响下的新体制运动的展开，社会大众党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被和其他国会政党一道，融化进入大政翼赞会中。
尽管麻生久等人直到此时，已经做梦到梦想着要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彻底改造日本社会的政经结构，然而，这终究只能是他们的春秋大梦——因为体制上方的统治阶级是要借助法西斯来维护旧体制，而不是彻底改造之。随着大政翼赞会中革新派的失势，社大党的左翼法西斯主义也随之化作齑粉。老鼠上桌终究是失败了，最高权力的门扉从未为社会大众党开放过。
所以回到问题的开始：如何评价社会大众党？如果它还是那个坚持社会主义信条的政党，它应该早在1937年前，就已经在帝国政府下镇压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今天它的名气也不会那么大。它之所以获得今天的恶名，就在于其想方设法地依附于法西斯主义运动，从而试图浑水摸鱼做出一些「有利于国内外人民生活改善」的事情。没有19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化，就绝对没有依存于法西斯化的社会大众党。
社会大众党的政策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作为一个标榜自己主张「根据东洋社会的历史与事实，反康米主义也反资本主义的、创造的社会主义 」的政党，他们提出过组建「东洋经济会议」，也就是中国、满洲等亚洲各国以及苏联的政府、资本家、工人、农民代表构成的职能代表大会。他们还认为，要从「阶级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内含于我之国体的、无阶级的全体社会」。
回到1933年，事情对于社会大众党的掌舵者们，似乎已经十分鲜明无疑了：在他们面前所展开的，是一片暗淡无光的前途，社会主义之船注定要在深海里沉没。当他们决定依附于法西斯主义的巨轮而求生，试图继续做一些有益于自己理想的运动时，就已经变成了自己往日最谴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
笔者到这里，是想为社大党说好话吗？不是这样的。1945年12月众议院争论战争责任问题时，有人发言说：「我国发生战争，在生死存亡之际，没有比袖手旁观的人更冷酷无情」，笔者的意见却与之相反：在军国主义战争面前，哪怕试着什么都不做、躲到深山里去，也比在军国主义体制内部苟延残喘、浑水摸鱼，要有情义的多。社会大众党为虎作伥，协助统治阶级将工农推向侵略战场，其罪难赦。从这一点来说，将社会大众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很有现实意义与警醒意义的：左翼不能对资产阶级政府有任何多余的幻想，且资产阶级政府也可以有它的「左翼时刻」，哪怕是它的法西斯时刻。
①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困局，虽然不激进才可以生存，但是不激进又不能很好地领导大众运动。就像河野密指责社会民众党（简称社民党）的一样：
「对于社民党，不管是观其纲领、政策，还是看其到建党的经过、构成的成员，都是以最稳健的、谁能也接受的政党为目标的。作为无产政党中最早扬帆起航的情况的存在方式，这确实是一种思想方式。然而离开一般劳动大众思想的方向太远了。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尖锐的理论中被养育，经反动政治之试炼而被培养的、日本的无产大众来说，这份旗帜有点太上流了，太知识分子了。」